引用本文： 朱曉艷, 易凡莉, 謝軼. 2010 年－2021 年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透析與非透析慢性腎臟病患者臨床感染及病原菌耐藥特點分析. 華西醫學, 2022, 37(8): 1170-1175. doi: 10.7507/1002-0179.202201089 復制
隨著生活質量的改善，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的發病率、患病率明顯增加，隨之慢性腎臟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的患病率、死亡率亦高速增加。據估計，CKD 全球患病率高達 10%[1]。依據美國 2002 腎臟病預后質量倡議（Kidney Disease Outcome Quality Initiative，K/DOQI）發布的臨床指南，CKD 可根據腎小球濾過率分為 1～5 期[2]。當疾病進展到 CKD 4～5 期時患者需要進行腎臟替代療法，如血液透析、腹膜透析。CKD 患者由于腎臟功能降低，加之長期營養不良、合并貧血、長期使用免疫抑制劑等原因致使免疫功能低下，極易并發感染。感染已成為 CKD 患者的主要并發癥，也是導致該類患者死亡的第二大原因[3]。不少研究重點關注導管相關性血流感染（catheter-rela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CRBSI）以及腹膜透析相關性腹膜炎（peritoneal dialysis-related peritonitis，PDAP）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藥性分析，僅少數報道涉及呼吸、泌尿等系統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藥性分析[4-5]。分析 CKD 患者病原菌分布及耐藥情況，對經驗救治 CKD 患者感染具有臨床價值。本研究對四川大學華西醫院 12 年間具有病原學證據的 CKD 透析及非透析患者進行病原菌及其耐藥情況分析，旨在為臨床經驗性診治 CKD 患者的感染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 2010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診斷為“慢性腎臟疾病”且有病原學證據的患者。納入標準：① 符合 K/DOQI 關于 CKD 的診斷標準[2]；② 有病原學證據。排除標準：① 重復患者；② 重復送檢標本；③ 因本研究歷時較長，缺乏血培養報陽時間節點、血培養瓶報陽數量及其他感染相關實驗室檢測指標，無法確定凝固酶陰性葡萄球菌（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us，CNS）為感染菌還是污染菌，故剔除 CNS 陽性送檢樣本。
1.2 研究方法
通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實驗醫學科信息系統收集符合納入標準的患者臨床資料，回顧性分析患者發生感染時的人口學資料和病原學信息。患者人口學資料包括性別、年齡、CKD 分期、是否進行透析以及透析方式；病原學信息包括菌種名稱、標本類型、耐藥情況等。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3 軟件和 WHONET 5.6 軟件進行分析。全體患者年齡呈正態分布，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但分組后兩組年齡呈非正態分布，采用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Mann-Whitney U 檢驗；計數資料采用例數和/或百分比表示，組間構成比或率的比較采用χ2 檢驗或 Fisher 確切概率法，構成比的多重比較采用 Z 檢驗（Bonferroni 法校正 P 值）。雙側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患者一般資料
剔除 CNS 陽性 184 例，最終納入 1387 例 CKD 患者。1387 例患者中，男 719 例，女 668 例；年齡 7～115 歲，平均（58.65±18.11）歲；CKD 患者標本來源以痰液 501 例（36.12%）、尿液 325 例（23.43%）、透析液（腹水）257 例（18.53%）（透析患者檢測樣本為透析液，非透析患者檢測樣本為腹水）、血液 169 例（12.18%）為主。根據是否進行透析治療分為透析組 527 例與非透析組 860 例。透析組與非透析組比較，男性構成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48.58% vs. 53.84%，P>0.05），透析組老年患者比例明顯較高（65.28% vs. 38.37%，P<0.001）、CKD 分期更晚（P<0.001）；透析組送檢樣本以血液及透析液為主，非透析組送檢樣本以痰液及尿液為主，兩組送檢標本類型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見表1。
表1
透析組與非透析組臨床資料比較
2.2 送檢標本病原菌分布
2.2.1 血流感染病原菌分布
CKD 患者血液樣本共檢出病原菌 169 株，其中革蘭陽性菌 98 株，占 57.99%；革蘭陰性菌 68 株，占 40.24%；假絲酵母菌屬 3 株，占 1.78%。革蘭陽性菌以金黃色葡萄球菌為主，透析組 51 株（37.50%），非透析組 15 株（45.45%）。引起血流感染的主要致病菌有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埃希菌、腸球菌屬、銅綠假單胞菌、肺炎克雷伯菌、鮑曼不動桿菌等。本研究血液來源主要病原菌分布如表2 所示，兩組血液來源病原菌分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表2
透析組與非透析組血液標本來源病原菌構成對比
2.2.2 腹膜炎病原菌分布
除去 CNS，導致腹膜炎的致病革蘭陽性菌主要為金黃色葡萄球菌及腸球菌屬，革蘭陰性菌以大腸埃希菌為主。透析液（腹水）標本來源的主要病原菌分布見表3，兩組分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透析患者透析液檢測出金黃色葡萄球菌 78 株（33.62%）、大腸埃希菌 50 株（21.55%），明顯多于非透析患者（16.00%、8.00%）。透析組中真菌性腹膜炎 14 例，占 6.03%。
表3
透析組與非透析組透析液（腹水）標本來源病原菌構成對比
2.2.3 尿路感染病原菌分布
尿液標本病原菌為 CKD 合并尿路感染表征。引起尿路感染的革蘭陽性菌以屎腸球菌與糞腸球菌為主，革蘭陰性菌以大腸埃希菌為主，兩組尿液來源病原菌分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透析組與非透析組尿液標本來源病原菌構成對比
2.2.4 呼吸道感染病原菌分布
CKD 患者痰液標本檢出病原菌呈多樣性，與患者免疫力降低及呼吸道定植菌多樣性相關。因無法確定病原菌是否來自下呼吸道，故痰液標本病原菌分布表僅列出常見下呼吸道致病菌，見表5。兩組痰液來源病原菌的分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表5
透析組與非透析組痰液標本來源病原菌構成對比
2.3 檢出病原菌耐藥情況
2.3.1 主要致病革蘭陽性菌耐藥情況
金黃色葡萄球菌及屎腸球菌對青霉素 G 耐藥率均>90%。金黃色葡萄球菌甲氧西林耐藥菌株（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檢出率為 28.78%，對萬古霉素、利奈唑胺均敏感。檢出的腸球菌以糞腸球菌及屎腸球菌為主，糞腸球菌和屎腸球菌對高濃度慶大霉素、利奈唑胺、萬古霉素的耐藥率分別為 6.67% 和 6.67%、3.57% 和 0%、3.33% 和 1.67%。糞腸球菌對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復方磺胺甲噁唑的耐藥率均明顯低于屎腸球菌，而對達福普汀及四環素的耐藥率均明顯高于屎腸球菌。詳見表6。
表6
主要致病革蘭陽性菌對常用抗菌藥物耐藥率
2.3.2 主要致病革蘭陰性菌耐藥情況
共檢出產超廣譜 β-內酰胺酶腸桿菌 107 株，其中大腸埃希菌 77 株，肺炎克雷伯菌 25 株，產酸克雷伯菌 3 株，陰溝腸桿菌、奇異變形桿菌各 1 株。主要致病革蘭陰性菌對青霉素類（氨芐西林）、第 1 代頭孢菌素類（頭孢唑林）、第 3 代頭孢菌素類（頭孢曲松）耐藥率較高，對 β-內酰胺酶抑制劑復方制劑（阿莫西林/克拉維酸等）、第 4 代頭孢菌素類（頭孢吡肟）等抗菌藥物耐藥率較低。見表7。
表7
主要致病革蘭陰性菌對常用抗菌藥物耐藥率
3 討論
隨著 CKD 發病率與患病率增高，CKD 已成為全球公共衛生問題之一。據估計，CKD 1～5 期全球患病率為 13.4%，3～5 期患病率為 10.6%[6]。
本研究中兩組病原學送檢標本類型有差異，透析組以血液（25.81%）、透析液（44.02%）為主，非透析組以痰液（49.88%）、尿液（35.47%）為主。提示透析患者并發感染的主要誘因是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所致血流感染或腹膜感染，均與導管介入操作有關。目前針對發生 CRBSI 危險因素的研究較多，但未形成一致的結論。國外文獻報道，CRBSI 發生率為 5%～10%[7]，國內有研究報道 CRBSI 發生率為 15.77%[8]。本研究因未納入病原學陰性的 CKD 患者，無法計算 CKD 患者的 CRBSI 發生率。既往研究顯示引起血流感染的主要致病菌為金黃色葡萄球菌、CNS 及大腸埃希菌[9-10]。國內多個文獻報道，金黃色葡萄球菌占血流感染的 3%～30% [9-11]。本研究血液樣本中，金黃色葡萄球菌占透析組樣本的 37.50%（51/136），占非透析組的 45.45%（15/33），均為引起血流感染的主要致病菌。推測透析患者在進行透析操作時未嚴格無菌操作，人體體表定植菌隨插管等操作進入導管內，并遷移入血從而引起感染。腸桿菌科是常見的血流感染致病菌，易引發免疫力低下患者的血流感染、腹腔感染等。本研究引發血流感染的腸桿菌科主要為大腸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與國內多數研究[12-14]結果一致。
本研究中引起 PDAP 的病原菌以金黃色葡萄球菌為主，與國內外大部分研究[15-16]結果一致。此外，本研究腹膜透析患者真菌性腹膜炎占 6.03%，符合相關研究 1%～12%[17-18]。真菌性腹膜炎是腹膜透析治療中少量但危害嚴重的并發癥。有研究指出透析管表面可形成病原菌生物被膜，而這亦是導致腹膜炎反復發作或難以治療的原因之一[12]。反復發作的腹膜炎可引起腹膜纖維化及粘連，導致腹膜過濾功能下降，乃至腹膜透析治療失敗。腹膜炎是腹膜透析技術失敗和轉為血液透析的主要原因[19]。
CKD 患者易并發尿路感染主要與機體免疫力下降、腎臟排泄及代謝紊亂、尿量減少造成尿流動力學改變，致病菌易于停留繁殖等因素有關。文獻指出，我國正常人群尿路感染的發病率為 0.91%，而 CKD 合并尿路感染的發病率為 16%～45%[20]。本研究中透析組與非透析組尿液標本的占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3.80% vs. 35.47%，P<0.001），由于非透析患者擁有一定的腎功能，因此尿液檢測作為首選檢測。兩組尿液標本的病原菌均以大腸埃希菌為主，與國內多數研究結論一致[20-21]，考慮為腸道正常菌群移位導致的內源性感染。
藥物敏感性試驗方面，MRSA 檢出率為 28.78%，與中國細菌耐藥監測網的細菌耐藥監測報告數據 31.4%[22]相近。金黃色葡萄球菌對萬古霉素及利奈唑胺敏感，2016 年國際腹膜透析協會更新了腹膜炎防治措施，指出對于 MRSA 感染率較高的中心，建議首選萬古霉素進行治療[19]。本研究中金黃色葡萄球菌對復方磺胺甲噁唑耐藥率為 19.71%，略高于相關研究（15.5%）[22]，可能是由于我院對透析患者存在不合理用藥，造成金黃色葡萄球菌對該藥的耐藥率增大。因此臨床醫師應避免在一段時期內對某一感染性疾病集中使用同一類抗菌藥物。臨床工作中醫師應結合藥物敏感性試驗結果及基礎疾病情況，采用聯合用藥降低耐藥菌株的產生。
本研究大腸埃希菌與肺炎克雷伯菌對常見抗菌藥物耐藥率與中國細菌耐藥監測網的細菌耐藥監測報告數據結果[22]相近。有研究表明，我國不同地區不同醫療機構不同人群分離的碳青霉烯類耐藥菌株的耐藥率有較大差別[23]。因此在臨床工作中應加強碳青霉烯類抗菌藥物合理用藥及醫院感染防控工作。同時臨床微生物工作者應熟知新型抗菌藥物的特殊性（如替加環素體外藥物敏感性試驗結果易受多種因素的影響）[24]，為臨床醫師提供準確的抗菌藥物治療信息。
綜上，感染是 CKD 患者主要并發癥之一，也是導致其死亡的重要誘因。從病原菌分布情況，透析患者比非透析患者更易引起表皮定植菌的 CRBSI 與 PDAP。既往研究表明，透析患者的感染與導管留置時間、無菌操作觀念以及患者自身情況等因素密切相關[25-26]。因此應預防透析患者導管通路感染，提高患者生存率，措施包括嚴格執行無菌操作、定期對留置導管部位消毒換藥、預防性使用抗菌藥物軟膏，加強患者的宣教等[27]。同時血液透析中心醫務人員更應注重無菌操作、手部衛生，且做好環境消殺，避免院內交叉感染，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隨著生活質量的改善，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的發病率、患病率明顯增加，隨之慢性腎臟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的患病率、死亡率亦高速增加。據估計，CKD 全球患病率高達 10%[1]。依據美國 2002 腎臟病預后質量倡議（Kidney Disease Outcome Quality Initiative，K/DOQI）發布的臨床指南，CKD 可根據腎小球濾過率分為 1～5 期[2]。當疾病進展到 CKD 4～5 期時患者需要進行腎臟替代療法，如血液透析、腹膜透析。CKD 患者由于腎臟功能降低，加之長期營養不良、合并貧血、長期使用免疫抑制劑等原因致使免疫功能低下，極易并發感染。感染已成為 CKD 患者的主要并發癥，也是導致該類患者死亡的第二大原因[3]。不少研究重點關注導管相關性血流感染（catheter-rela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CRBSI）以及腹膜透析相關性腹膜炎（peritoneal dialysis-related peritonitis，PDAP）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藥性分析，僅少數報道涉及呼吸、泌尿等系統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藥性分析[4-5]。分析 CKD 患者病原菌分布及耐藥情況，對經驗救治 CKD 患者感染具有臨床價值。本研究對四川大學華西醫院 12 年間具有病原學證據的 CKD 透析及非透析患者進行病原菌及其耐藥情況分析，旨在為臨床經驗性診治 CKD 患者的感染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 2010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診斷為“慢性腎臟疾病”且有病原學證據的患者。納入標準：① 符合 K/DOQI 關于 CKD 的診斷標準[2]；② 有病原學證據。排除標準：① 重復患者；② 重復送檢標本；③ 因本研究歷時較長，缺乏血培養報陽時間節點、血培養瓶報陽數量及其他感染相關實驗室檢測指標，無法確定凝固酶陰性葡萄球菌（coagulase-negative Staphylococcus，CNS）為感染菌還是污染菌，故剔除 CNS 陽性送檢樣本。
1.2 研究方法
通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實驗醫學科信息系統收集符合納入標準的患者臨床資料，回顧性分析患者發生感染時的人口學資料和病原學信息。患者人口學資料包括性別、年齡、CKD 分期、是否進行透析以及透析方式；病原學信息包括菌種名稱、標本類型、耐藥情況等。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3 軟件和 WHONET 5.6 軟件進行分析。全體患者年齡呈正態分布，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但分組后兩組年齡呈非正態分布，采用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Mann-Whitney U 檢驗；計數資料采用例數和/或百分比表示，組間構成比或率的比較采用χ2 檢驗或 Fisher 確切概率法，構成比的多重比較采用 Z 檢驗（Bonferroni 法校正 P 值）。雙側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患者一般資料
剔除 CNS 陽性 184 例，最終納入 1387 例 CKD 患者。1387 例患者中，男 719 例，女 668 例；年齡 7～115 歲，平均（58.65±18.11）歲；CKD 患者標本來源以痰液 501 例（36.12%）、尿液 325 例（23.43%）、透析液（腹水）257 例（18.53%）（透析患者檢測樣本為透析液，非透析患者檢測樣本為腹水）、血液 169 例（12.18%）為主。根據是否進行透析治療分為透析組 527 例與非透析組 860 例。透析組與非透析組比較，男性構成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48.58% vs. 53.84%，P>0.05），透析組老年患者比例明顯較高（65.28% vs. 38.37%，P<0.001）、CKD 分期更晚（P<0.001）；透析組送檢樣本以血液及透析液為主，非透析組送檢樣本以痰液及尿液為主，兩組送檢標本類型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見表1。
表1
透析組與非透析組臨床資料比較
2.2 送檢標本病原菌分布
2.2.1 血流感染病原菌分布
CKD 患者血液樣本共檢出病原菌 169 株，其中革蘭陽性菌 98 株，占 57.99%；革蘭陰性菌 68 株，占 40.24%；假絲酵母菌屬 3 株，占 1.78%。革蘭陽性菌以金黃色葡萄球菌為主，透析組 51 株（37.50%），非透析組 15 株（45.45%）。引起血流感染的主要致病菌有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埃希菌、腸球菌屬、銅綠假單胞菌、肺炎克雷伯菌、鮑曼不動桿菌等。本研究血液來源主要病原菌分布如表2 所示，兩組血液來源病原菌分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表2
透析組與非透析組血液標本來源病原菌構成對比
2.2.2 腹膜炎病原菌分布
除去 CNS，導致腹膜炎的致病革蘭陽性菌主要為金黃色葡萄球菌及腸球菌屬，革蘭陰性菌以大腸埃希菌為主。透析液（腹水）標本來源的主要病原菌分布見表3，兩組分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透析患者透析液檢測出金黃色葡萄球菌 78 株（33.62%）、大腸埃希菌 50 株（21.55%），明顯多于非透析患者（16.00%、8.00%）。透析組中真菌性腹膜炎 14 例，占 6.03%。
表3
透析組與非透析組透析液（腹水）標本來源病原菌構成對比
2.2.3 尿路感染病原菌分布
尿液標本病原菌為 CKD 合并尿路感染表征。引起尿路感染的革蘭陽性菌以屎腸球菌與糞腸球菌為主，革蘭陰性菌以大腸埃希菌為主，兩組尿液來源病原菌分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透析組與非透析組尿液標本來源病原菌構成對比
2.2.4 呼吸道感染病原菌分布
CKD 患者痰液標本檢出病原菌呈多樣性，與患者免疫力降低及呼吸道定植菌多樣性相關。因無法確定病原菌是否來自下呼吸道，故痰液標本病原菌分布表僅列出常見下呼吸道致病菌，見表5。兩組痰液來源病原菌的分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表5
透析組與非透析組痰液標本來源病原菌構成對比
2.3 檢出病原菌耐藥情況
2.3.1 主要致病革蘭陽性菌耐藥情況
金黃色葡萄球菌及屎腸球菌對青霉素 G 耐藥率均>90%。金黃色葡萄球菌甲氧西林耐藥菌株（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MRSA）檢出率為 28.78%，對萬古霉素、利奈唑胺均敏感。檢出的腸球菌以糞腸球菌及屎腸球菌為主，糞腸球菌和屎腸球菌對高濃度慶大霉素、利奈唑胺、萬古霉素的耐藥率分別為 6.67% 和 6.67%、3.57% 和 0%、3.33% 和 1.67%。糞腸球菌對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復方磺胺甲噁唑的耐藥率均明顯低于屎腸球菌，而對達福普汀及四環素的耐藥率均明顯高于屎腸球菌。詳見表6。
表6
主要致病革蘭陽性菌對常用抗菌藥物耐藥率
2.3.2 主要致病革蘭陰性菌耐藥情況
共檢出產超廣譜 β-內酰胺酶腸桿菌 107 株，其中大腸埃希菌 77 株，肺炎克雷伯菌 25 株，產酸克雷伯菌 3 株，陰溝腸桿菌、奇異變形桿菌各 1 株。主要致病革蘭陰性菌對青霉素類（氨芐西林）、第 1 代頭孢菌素類（頭孢唑林）、第 3 代頭孢菌素類（頭孢曲松）耐藥率較高，對 β-內酰胺酶抑制劑復方制劑（阿莫西林/克拉維酸等）、第 4 代頭孢菌素類（頭孢吡肟）等抗菌藥物耐藥率較低。見表7。
表7
主要致病革蘭陰性菌對常用抗菌藥物耐藥率
3 討論
隨著 CKD 發病率與患病率增高，CKD 已成為全球公共衛生問題之一。據估計，CKD 1～5 期全球患病率為 13.4%，3～5 期患病率為 10.6%[6]。
本研究中兩組病原學送檢標本類型有差異，透析組以血液（25.81%）、透析液（44.02%）為主，非透析組以痰液（49.88%）、尿液（35.47%）為主。提示透析患者并發感染的主要誘因是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所致血流感染或腹膜感染，均與導管介入操作有關。目前針對發生 CRBSI 危險因素的研究較多，但未形成一致的結論。國外文獻報道，CRBSI 發生率為 5%～10%[7]，國內有研究報道 CRBSI 發生率為 15.77%[8]。本研究因未納入病原學陰性的 CKD 患者，無法計算 CKD 患者的 CRBSI 發生率。既往研究顯示引起血流感染的主要致病菌為金黃色葡萄球菌、CNS 及大腸埃希菌[9-10]。國內多個文獻報道，金黃色葡萄球菌占血流感染的 3%～30% [9-11]。本研究血液樣本中，金黃色葡萄球菌占透析組樣本的 37.50%（51/136），占非透析組的 45.45%（15/33），均為引起血流感染的主要致病菌。推測透析患者在進行透析操作時未嚴格無菌操作，人體體表定植菌隨插管等操作進入導管內，并遷移入血從而引起感染。腸桿菌科是常見的血流感染致病菌，易引發免疫力低下患者的血流感染、腹腔感染等。本研究引發血流感染的腸桿菌科主要為大腸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與國內多數研究[12-14]結果一致。
本研究中引起 PDAP 的病原菌以金黃色葡萄球菌為主，與國內外大部分研究[15-16]結果一致。此外，本研究腹膜透析患者真菌性腹膜炎占 6.03%，符合相關研究 1%～12%[17-18]。真菌性腹膜炎是腹膜透析治療中少量但危害嚴重的并發癥。有研究指出透析管表面可形成病原菌生物被膜，而這亦是導致腹膜炎反復發作或難以治療的原因之一[12]。反復發作的腹膜炎可引起腹膜纖維化及粘連，導致腹膜過濾功能下降，乃至腹膜透析治療失敗。腹膜炎是腹膜透析技術失敗和轉為血液透析的主要原因[19]。
CKD 患者易并發尿路感染主要與機體免疫力下降、腎臟排泄及代謝紊亂、尿量減少造成尿流動力學改變，致病菌易于停留繁殖等因素有關。文獻指出，我國正常人群尿路感染的發病率為 0.91%，而 CKD 合并尿路感染的發病率為 16%～45%[20]。本研究中透析組與非透析組尿液標本的占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3.80% vs. 35.47%，P<0.001），由于非透析患者擁有一定的腎功能，因此尿液檢測作為首選檢測。兩組尿液標本的病原菌均以大腸埃希菌為主，與國內多數研究結論一致[20-21]，考慮為腸道正常菌群移位導致的內源性感染。
藥物敏感性試驗方面，MRSA 檢出率為 28.78%，與中國細菌耐藥監測網的細菌耐藥監測報告數據 31.4%[22]相近。金黃色葡萄球菌對萬古霉素及利奈唑胺敏感，2016 年國際腹膜透析協會更新了腹膜炎防治措施，指出對于 MRSA 感染率較高的中心，建議首選萬古霉素進行治療[19]。本研究中金黃色葡萄球菌對復方磺胺甲噁唑耐藥率為 19.71%，略高于相關研究（15.5%）[22]，可能是由于我院對透析患者存在不合理用藥，造成金黃色葡萄球菌對該藥的耐藥率增大。因此臨床醫師應避免在一段時期內對某一感染性疾病集中使用同一類抗菌藥物。臨床工作中醫師應結合藥物敏感性試驗結果及基礎疾病情況，采用聯合用藥降低耐藥菌株的產生。
本研究大腸埃希菌與肺炎克雷伯菌對常見抗菌藥物耐藥率與中國細菌耐藥監測網的細菌耐藥監測報告數據結果[22]相近。有研究表明，我國不同地區不同醫療機構不同人群分離的碳青霉烯類耐藥菌株的耐藥率有較大差別[23]。因此在臨床工作中應加強碳青霉烯類抗菌藥物合理用藥及醫院感染防控工作。同時臨床微生物工作者應熟知新型抗菌藥物的特殊性（如替加環素體外藥物敏感性試驗結果易受多種因素的影響）[24]，為臨床醫師提供準確的抗菌藥物治療信息。
綜上，感染是 CKD 患者主要并發癥之一，也是導致其死亡的重要誘因。從病原菌分布情況，透析患者比非透析患者更易引起表皮定植菌的 CRBSI 與 PDAP。既往研究表明，透析患者的感染與導管留置時間、無菌操作觀念以及患者自身情況等因素密切相關[25-26]。因此應預防透析患者導管通路感染，提高患者生存率，措施包括嚴格執行無菌操作、定期對留置導管部位消毒換藥、預防性使用抗菌藥物軟膏，加強患者的宣教等[27]。同時血液透析中心醫務人員更應注重無菌操作、手部衛生，且做好環境消殺，避免院內交叉感染，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