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林露, 張菊, 李剛, 李俊, 張月薪, 李華, 晏娟, 彭家兵, 張戈. 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聯合 PDCA 循環在重癥監護病房多重耐藥菌院內感染防控中的應用. 華西醫學, 2022, 37(3): 363-368. doi: 10.7507/1002-0179.202201062 復制
多重耐藥菌是指對臨床使用的 3 類或 3 類以上抗菌藥物同時呈現耐藥的細菌[1]。重癥監護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內患者具有長期使用抗菌藥物、免疫力低下、有創操作多等特點,容易發生多重耐藥菌感染[2]。同時多重耐藥菌可以通過接觸傳播,造成多重耐藥菌的院內傳播。多重耐藥菌患者常常需要使用一種或聯合使用多種高級抗菌藥物進行治療,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因此預防和控制 ICU 院內多重耐藥菌的感染,已成為目前國際及國內醫療領域關注的焦點。ICU 院內多重耐藥菌感染具有復雜性及難治性特點,常規護理不能達到對其防控的目的。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failure mode and effect analysis,FMEA)是一種前瞻性管理模式,最早應用于太空研究計劃,近年來逐步應用于醫院感染管理中[3-5]。FMEA 通過前瞻性尋找事件最薄弱環節,提前進行干預,降低風險發生可能性,使隱形風險顯著量化,促成風險管理標準化,從而達到質量持續改進目的。PDCA 循環管理模式將質量管理分為 4 個步驟,包括計劃(plan,P)、執行(do,D)、檢查(check,C)、處理(act,A),最終形成解決實際問題的閉環式管理模式[6]。本研究將 FMEA 及 PDCA 循環管理模式結合起來,應用于 ICU 多重耐藥菌感染的院內防控,為 ICU 多重耐藥菌院內感染的防控提供一種新的可行性流程化管理模式。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回顧性研究。選擇成都市龍泉驛區第一人民醫院 ICU 為研究地點。2020 年 1 月成都市龍泉驛區第一人民醫院開始將 FMEA 聯合 PDCA 循環管理模式應用于 ICU 多重耐藥菌的管理中。將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入住成都市龍泉驛區第一人民醫院 ICU 的 1800 例患者作為干預前組,2020 年 1 月-2021 年 6 月 1808 例患者作為干預后組。由 ICU 醫生根據《醫院感染診斷標準(試行)》[7]判斷檢出的多重耐藥菌為院內感染、社區感染、定植或污染,并通過系統上報醫院感染管理科。由醫院感染管理科專業人員進行質量控制及審核。本研究通過成都市龍泉驛區第一人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倫理批件編號:AF-LZ-202202)。
1.2 風險評估
1.2.1 組建團隊進行風險點識別
組建由醫院感染管理科專職人員及 ICU 感染防控管理小組成員組成的風險評估小組。風險評估小組共 10 名成員,根據《多重耐藥菌醫院感染預防與控制中國專家共識》[1]中多重耐藥菌防控過程中的風險點結合醫院實際工作,通過頭腦風暴法討論確定 ICU 院內多重耐藥菌發生的潛在風險點,根據潛在風險點及參考文獻[8]制作院內多重耐藥菌感染失效調查表。
1.2.2 風險分析
由風險評估小組對 ICU 內所有醫護人員進行培訓,使 ICU 內所有醫護人員了解 FMEA 及評估方法,ICU 內所有醫護人員填寫失效調查表,對表中風險發生后造成的嚴重度(severity,S)、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即發生度(occurrence,O)]、風險發生前被檢測出來的機會[即易偵測性(detectability,D)]分別進行風險系數評分。嚴重度(S)和發生度(O)分為低風險(風險系數為 1)、較低風險(風險系數為 2)、中風險(風險系數為 3)、較高風險(風險系數為 4)、高風險(風險系數為 5),易偵測性(D)分為非常容易發現(風險系數為 1)、容易發現(風險系數為 2)、不易發現(風險系數為 3)、較難發現(風險系數為 4)、難發現(風險系數為 5)。
1.3 風險評價
根據優先風險指數(risk priority number,RPN)計算公式 RPN=S×O×D,計算 RPN 平均值及總值[9-14],RPN 最高分為 125 分,最低分為 1 分,RPN 值越高代表風險發生可能性越大,風險帶來的嚴重度越高,風險發生前被檢測出來的可能性越低。求出總 RPN 值和平均 RPN 值。RPN 值越高的風險點越應該引起重視,應該首先得到解決。
1.4 風險控制
共統計 30 個風險因素,根據“二八法則”選擇 RPN 均值排名前 20% 的風險因素進行重點改進[15],本研究篩選出 6 個高風險點,分析風險點存在的內在真因,根據真因進行風險控制。采用 PDCA 循環管理策略,即 P(計劃):根據篩選出來的 6 個高風險點,計劃具體應對風險點可行措施,預測計劃實施后效果;D(實施):醫院感染管理科及 ICU 所有工作人員每月召開 1 次醫院感染總結會,總結該月多重耐藥菌感染情況,針對具體措施落實情況、落實效果進行評價,分析防控方案及應對措施的不足,加強多重耐藥菌防控措施的具體落實工作;C(檢查):護理小組長、醫院感染管理科人員及科室負責人不定期對 ICU 多重耐藥菌感染防控工作進行檢查,每月通報 1 次,檢查內容還包括上次防控改善措施是否改善了多重耐藥菌的感染及醫護對多重耐藥菌及改善措施的知曉度;A(處理):對上月出現的問題提出整改措施,商議改善點,應用于下一輪防控方案,盡量避免相同問題出現,改進感染防控措施。記錄干預治療前后高風險點失效情況。
1.5 醫護滿意度評價
自 2019 年起,成都市龍泉驛區第一人民醫院重癥醫學科每年年終進行 1 次醫護滿意度評價,包括醫院感染及其他方面。本研究選取其中針對多重耐藥菌院內防控的醫護滿意度評價進行分析,以 2019 年底的評價結果作為干預前組的醫護滿意度,以 2020 年底的評價結果作為干預后組的醫護滿意度。該評價采用填寫調查表形式,對所有正式醫護人員(不包括實習生、進修及輪轉人員)針對多重耐藥菌院內防控進行醫護滿意度評價,調查表分為 10 分,10 分表示十分滿意,1 分表示最不滿意,6 分以上表示基本滿意。
1.6 統計學方法
運用 SPSS 19.0 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單樣本 Kolmogorov-Smirnov 法進行正態性檢驗,均符合正態分布,采用均數±標準差描述;計數資料采用頻數和/或百分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雙側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FMEA 失效模型調查評估表結果
本次研究共發放問卷 40 份,回收問卷 40 份,回收率 100%。本次選擇 RPN 排名前 6 位的高風險點分別為多重耐藥隔離措施單一、床單元消毒不到位、不合理使用抗菌藥物、新入人員感染防控意識薄弱、病原菌送檢意識薄弱、消毒不及時。針對以上 6 個高風險點進行真因分析并提出具體改進措施。見表1。

2.2 多重耐藥菌院內感染情況
干預前組院內多重耐藥感染發生率為 2.72%,干預后組發生率為 1.71%,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224,P=0.040)。其中鮑曼不動桿菌、大腸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金黃色葡萄球菌、銅綠假單胞菌感染發生率兩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2.3 高風險事件失效情況
2.3.1 多重耐藥菌床位及周邊環境采樣合格情況
干預前組多重耐藥菌床位及周圍環境消毒后共進行 8 次抽查,在共計 21 處地點進行采樣培養,其中 4 處培養出多重耐藥菌,17 處檢查合格,合格率為 81.0%;干預后組多重耐藥菌床位周圍環境消毒后共進行 20 次抽查,在共計 41 處地點進行采樣培養,其中 6 處培養出多重耐藥菌,35 處合格,合格率為 85.4%。干預前后組環境消毒合格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07,P=0.935)。
2.3.2 抗菌藥物使用情況
干預前組共 1689 例使用抗菌藥物,其中治療用藥 1440 例,特殊級別抗菌藥物使用 48 例,抗菌藥物使用率為 93.83%,特殊級抗菌藥物使用率為 2.67%;干預后組共 1704 例使用抗菌藥物,其中治療用藥 1393 例,特殊級抗菌藥物使用 57 例,抗菌藥物使用率為 94.24%,特殊級抗菌藥物使用率為 3.15%。兩組抗菌藥物使用率及特殊級抗菌藥物使用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χ2=0.276,P=0.599;χ2=0.754,P=0.385)。
2.3.3 病原菌送檢情況
干預前組病原菌送檢率為 56.67%(1020/1800),干預后組病原菌送檢率為 61.23%(1107/1808),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7.755,P=0.005)。
2.4 醫護滿意度
干預前組及干預后組各發放問卷 40 份,各回收問卷 40 份。干預前組醫護滿意度為 75.0%(30/40),干預后組醫護滿意度為 95.0%(38/40),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6.275,P=0.012)。
3 討論
隨著抗菌藥物使用的增長,病原菌逐漸呈現出多重耐藥的特性。醫院內多重耐藥菌的傳播源包括生物性和非生物性傳播源[1]。多重耐藥菌感染患者及攜帶者是主要的生物性傳播源。被多重耐藥菌污染的醫療器械、環境等構成非生物性傳播源。其中接觸傳播是多重耐藥菌醫院內傳播的重要途徑[1]。而 ICU 患者由于病情危重、高齡、免疫功能低下等特點,具有多重耐藥菌感染的高危因素。因此,ICU 常常是院內多重耐藥菌感染的聚集地。如何降低 ICU 院內多重耐藥菌感染率是目前研究的熱點及難點問題。
FMEA 模型是一種常用的風險評估方法,2011 年我國頒布《三級綜合醫院評審標準實施細則(2011 版)》要求對感染較高風險的科室與感染控制情況進行風險評估,并制訂針對性的控制措施,可見風險管理日益引起人們重視[15]。目前有研究表明 FMEA 能有效減少醫院內呼吸機相關性肺炎、導管相關性血流感染及導管相關性尿路感染,但 FMEA 應用于多重耐藥菌感染預防的報道較少[9, 16-17]。PDCA 循環質量管理于 1954 年提出,目前已經廣泛應用于臨床工作中[6-14]。有研究表明 PDCA 循環管理模式能有效降低院內感染的發生率[16-22]。本研究創新性地將 FMEA 及 PDCA 管理模式聯合起來解決 ICU 院內多重耐藥菌感染問題,首先利用 FMEA 尋找多重耐藥菌院內感染最高級別風險因素以及最需要優先解決的問題,從而為后續控制措施的實施尋找靶點,利用科學的管理工具,用最少的成本最高限度地完成院內多重耐藥菌的防控。PDCA 循環管理模式利用閉環式管理的觀念,將未解決的問題帶入下一循環,體現了持續質量改進的理念。
本研究利用 FMEA 篩選出多重耐藥隔離措施單一、床單元消毒不到位、不合理使用抗菌藥物、新入人員感染防控意識薄弱、病原菌送檢意識薄弱為高風險點,通過建立玻璃隔斷、使用一次性隔離衣等措施,減少了通過接觸傳播發生多重耐藥菌院內感染的概率。本研究顯示,干預后組院內多重耐藥菌感染發生率低于干預前組,醫生及護士滿意度高于干預前組。干預后,多重耐藥菌床位及周邊環境消毒檢測頻次有所增加,合格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雖然干預前后抗菌藥物使用率及特殊級抗菌藥物使用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這可能也與科室床位擴張,收治病種更加復雜,患者病情更加危重有關。以上表明 FMEA 聯合 PDCA 循環質量管理對多重耐藥菌院內感染防控有一定的效果。多重耐藥菌的防控涉及多個環節,本研究從臨床實際出發,運用風險管理工具,篩選出實際工作中高風險點事件,制定出切實服務于臨床的改進措施,值得推廣。
本研究亦具有一定局限性。FMEA 對參與團隊要求較高,專家頭腦風暴可能對提出的問題有一定疏漏,具有主觀性,同時如果評估人員不理解評估表的填寫,將影響整個評估結果。同時病原菌送檢率也會影響多重耐藥菌檢出率,病原菌送檢率低會降低多重耐藥菌院內感染發現率,但本研究干預后組病原菌送檢率提高后,多重耐藥菌院內感染發生率仍有降低,表明了干預措施的有效性。最后,研究僅局限在我院我科進行,人員及區域限制導致樣本量小,尋找的高風險點僅適用于本院本科室,后期可能需要更多的研究單位參與其中,減少選擇偏倚。
綜上所述,FMEA 聯合 PDCA 管理模式可為 ICU 多重耐藥菌院內防控提供一種新思路,值得臨床推廣。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多重耐藥菌是指對臨床使用的 3 類或 3 類以上抗菌藥物同時呈現耐藥的細菌[1]。重癥監護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內患者具有長期使用抗菌藥物、免疫力低下、有創操作多等特點,容易發生多重耐藥菌感染[2]。同時多重耐藥菌可以通過接觸傳播,造成多重耐藥菌的院內傳播。多重耐藥菌患者常常需要使用一種或聯合使用多種高級抗菌藥物進行治療,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因此預防和控制 ICU 院內多重耐藥菌的感染,已成為目前國際及國內醫療領域關注的焦點。ICU 院內多重耐藥菌感染具有復雜性及難治性特點,常規護理不能達到對其防控的目的。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failure mode and effect analysis,FMEA)是一種前瞻性管理模式,最早應用于太空研究計劃,近年來逐步應用于醫院感染管理中[3-5]。FMEA 通過前瞻性尋找事件最薄弱環節,提前進行干預,降低風險發生可能性,使隱形風險顯著量化,促成風險管理標準化,從而達到質量持續改進目的。PDCA 循環管理模式將質量管理分為 4 個步驟,包括計劃(plan,P)、執行(do,D)、檢查(check,C)、處理(act,A),最終形成解決實際問題的閉環式管理模式[6]。本研究將 FMEA 及 PDCA 循環管理模式結合起來,應用于 ICU 多重耐藥菌感染的院內防控,為 ICU 多重耐藥菌院內感染的防控提供一種新的可行性流程化管理模式。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回顧性研究。選擇成都市龍泉驛區第一人民醫院 ICU 為研究地點。2020 年 1 月成都市龍泉驛區第一人民醫院開始將 FMEA 聯合 PDCA 循環管理模式應用于 ICU 多重耐藥菌的管理中。將 2018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入住成都市龍泉驛區第一人民醫院 ICU 的 1800 例患者作為干預前組,2020 年 1 月-2021 年 6 月 1808 例患者作為干預后組。由 ICU 醫生根據《醫院感染診斷標準(試行)》[7]判斷檢出的多重耐藥菌為院內感染、社區感染、定植或污染,并通過系統上報醫院感染管理科。由醫院感染管理科專業人員進行質量控制及審核。本研究通過成都市龍泉驛區第一人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倫理批件編號:AF-LZ-202202)。
1.2 風險評估
1.2.1 組建團隊進行風險點識別
組建由醫院感染管理科專職人員及 ICU 感染防控管理小組成員組成的風險評估小組。風險評估小組共 10 名成員,根據《多重耐藥菌醫院感染預防與控制中國專家共識》[1]中多重耐藥菌防控過程中的風險點結合醫院實際工作,通過頭腦風暴法討論確定 ICU 院內多重耐藥菌發生的潛在風險點,根據潛在風險點及參考文獻[8]制作院內多重耐藥菌感染失效調查表。
1.2.2 風險分析
由風險評估小組對 ICU 內所有醫護人員進行培訓,使 ICU 內所有醫護人員了解 FMEA 及評估方法,ICU 內所有醫護人員填寫失效調查表,對表中風險發生后造成的嚴重度(severity,S)、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即發生度(occurrence,O)]、風險發生前被檢測出來的機會[即易偵測性(detectability,D)]分別進行風險系數評分。嚴重度(S)和發生度(O)分為低風險(風險系數為 1)、較低風險(風險系數為 2)、中風險(風險系數為 3)、較高風險(風險系數為 4)、高風險(風險系數為 5),易偵測性(D)分為非常容易發現(風險系數為 1)、容易發現(風險系數為 2)、不易發現(風險系數為 3)、較難發現(風險系數為 4)、難發現(風險系數為 5)。
1.3 風險評價
根據優先風險指數(risk priority number,RPN)計算公式 RPN=S×O×D,計算 RPN 平均值及總值[9-14],RPN 最高分為 125 分,最低分為 1 分,RPN 值越高代表風險發生可能性越大,風險帶來的嚴重度越高,風險發生前被檢測出來的可能性越低。求出總 RPN 值和平均 RPN 值。RPN 值越高的風險點越應該引起重視,應該首先得到解決。
1.4 風險控制
共統計 30 個風險因素,根據“二八法則”選擇 RPN 均值排名前 20% 的風險因素進行重點改進[15],本研究篩選出 6 個高風險點,分析風險點存在的內在真因,根據真因進行風險控制。采用 PDCA 循環管理策略,即 P(計劃):根據篩選出來的 6 個高風險點,計劃具體應對風險點可行措施,預測計劃實施后效果;D(實施):醫院感染管理科及 ICU 所有工作人員每月召開 1 次醫院感染總結會,總結該月多重耐藥菌感染情況,針對具體措施落實情況、落實效果進行評價,分析防控方案及應對措施的不足,加強多重耐藥菌防控措施的具體落實工作;C(檢查):護理小組長、醫院感染管理科人員及科室負責人不定期對 ICU 多重耐藥菌感染防控工作進行檢查,每月通報 1 次,檢查內容還包括上次防控改善措施是否改善了多重耐藥菌的感染及醫護對多重耐藥菌及改善措施的知曉度;A(處理):對上月出現的問題提出整改措施,商議改善點,應用于下一輪防控方案,盡量避免相同問題出現,改進感染防控措施。記錄干預治療前后高風險點失效情況。
1.5 醫護滿意度評價
自 2019 年起,成都市龍泉驛區第一人民醫院重癥醫學科每年年終進行 1 次醫護滿意度評價,包括醫院感染及其他方面。本研究選取其中針對多重耐藥菌院內防控的醫護滿意度評價進行分析,以 2019 年底的評價結果作為干預前組的醫護滿意度,以 2020 年底的評價結果作為干預后組的醫護滿意度。該評價采用填寫調查表形式,對所有正式醫護人員(不包括實習生、進修及輪轉人員)針對多重耐藥菌院內防控進行醫護滿意度評價,調查表分為 10 分,10 分表示十分滿意,1 分表示最不滿意,6 分以上表示基本滿意。
1.6 統計學方法
運用 SPSS 19.0 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單樣本 Kolmogorov-Smirnov 法進行正態性檢驗,均符合正態分布,采用均數±標準差描述;計數資料采用頻數和/或百分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雙側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FMEA 失效模型調查評估表結果
本次研究共發放問卷 40 份,回收問卷 40 份,回收率 100%。本次選擇 RPN 排名前 6 位的高風險點分別為多重耐藥隔離措施單一、床單元消毒不到位、不合理使用抗菌藥物、新入人員感染防控意識薄弱、病原菌送檢意識薄弱、消毒不及時。針對以上 6 個高風險點進行真因分析并提出具體改進措施。見表1。

2.2 多重耐藥菌院內感染情況
干預前組院內多重耐藥感染發生率為 2.72%,干預后組發生率為 1.71%,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224,P=0.040)。其中鮑曼不動桿菌、大腸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金黃色葡萄球菌、銅綠假單胞菌感染發生率兩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2.3 高風險事件失效情況
2.3.1 多重耐藥菌床位及周邊環境采樣合格情況
干預前組多重耐藥菌床位及周圍環境消毒后共進行 8 次抽查,在共計 21 處地點進行采樣培養,其中 4 處培養出多重耐藥菌,17 處檢查合格,合格率為 81.0%;干預后組多重耐藥菌床位周圍環境消毒后共進行 20 次抽查,在共計 41 處地點進行采樣培養,其中 6 處培養出多重耐藥菌,35 處合格,合格率為 85.4%。干預前后組環境消毒合格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07,P=0.935)。
2.3.2 抗菌藥物使用情況
干預前組共 1689 例使用抗菌藥物,其中治療用藥 1440 例,特殊級別抗菌藥物使用 48 例,抗菌藥物使用率為 93.83%,特殊級抗菌藥物使用率為 2.67%;干預后組共 1704 例使用抗菌藥物,其中治療用藥 1393 例,特殊級抗菌藥物使用 57 例,抗菌藥物使用率為 94.24%,特殊級抗菌藥物使用率為 3.15%。兩組抗菌藥物使用率及特殊級抗菌藥物使用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χ2=0.276,P=0.599;χ2=0.754,P=0.385)。
2.3.3 病原菌送檢情況
干預前組病原菌送檢率為 56.67%(1020/1800),干預后組病原菌送檢率為 61.23%(1107/1808),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7.755,P=0.005)。
2.4 醫護滿意度
干預前組及干預后組各發放問卷 40 份,各回收問卷 40 份。干預前組醫護滿意度為 75.0%(30/40),干預后組醫護滿意度為 95.0%(38/40),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6.275,P=0.012)。
3 討論
隨著抗菌藥物使用的增長,病原菌逐漸呈現出多重耐藥的特性。醫院內多重耐藥菌的傳播源包括生物性和非生物性傳播源[1]。多重耐藥菌感染患者及攜帶者是主要的生物性傳播源。被多重耐藥菌污染的醫療器械、環境等構成非生物性傳播源。其中接觸傳播是多重耐藥菌醫院內傳播的重要途徑[1]。而 ICU 患者由于病情危重、高齡、免疫功能低下等特點,具有多重耐藥菌感染的高危因素。因此,ICU 常常是院內多重耐藥菌感染的聚集地。如何降低 ICU 院內多重耐藥菌感染率是目前研究的熱點及難點問題。
FMEA 模型是一種常用的風險評估方法,2011 年我國頒布《三級綜合醫院評審標準實施細則(2011 版)》要求對感染較高風險的科室與感染控制情況進行風險評估,并制訂針對性的控制措施,可見風險管理日益引起人們重視[15]。目前有研究表明 FMEA 能有效減少醫院內呼吸機相關性肺炎、導管相關性血流感染及導管相關性尿路感染,但 FMEA 應用于多重耐藥菌感染預防的報道較少[9, 16-17]。PDCA 循環質量管理于 1954 年提出,目前已經廣泛應用于臨床工作中[6-14]。有研究表明 PDCA 循環管理模式能有效降低院內感染的發生率[16-22]。本研究創新性地將 FMEA 及 PDCA 管理模式聯合起來解決 ICU 院內多重耐藥菌感染問題,首先利用 FMEA 尋找多重耐藥菌院內感染最高級別風險因素以及最需要優先解決的問題,從而為后續控制措施的實施尋找靶點,利用科學的管理工具,用最少的成本最高限度地完成院內多重耐藥菌的防控。PDCA 循環管理模式利用閉環式管理的觀念,將未解決的問題帶入下一循環,體現了持續質量改進的理念。
本研究利用 FMEA 篩選出多重耐藥隔離措施單一、床單元消毒不到位、不合理使用抗菌藥物、新入人員感染防控意識薄弱、病原菌送檢意識薄弱為高風險點,通過建立玻璃隔斷、使用一次性隔離衣等措施,減少了通過接觸傳播發生多重耐藥菌院內感染的概率。本研究顯示,干預后組院內多重耐藥菌感染發生率低于干預前組,醫生及護士滿意度高于干預前組。干預后,多重耐藥菌床位及周邊環境消毒檢測頻次有所增加,合格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雖然干預前后抗菌藥物使用率及特殊級抗菌藥物使用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這可能也與科室床位擴張,收治病種更加復雜,患者病情更加危重有關。以上表明 FMEA 聯合 PDCA 循環質量管理對多重耐藥菌院內感染防控有一定的效果。多重耐藥菌的防控涉及多個環節,本研究從臨床實際出發,運用風險管理工具,篩選出實際工作中高風險點事件,制定出切實服務于臨床的改進措施,值得推廣。
本研究亦具有一定局限性。FMEA 對參與團隊要求較高,專家頭腦風暴可能對提出的問題有一定疏漏,具有主觀性,同時如果評估人員不理解評估表的填寫,將影響整個評估結果。同時病原菌送檢率也會影響多重耐藥菌檢出率,病原菌送檢率低會降低多重耐藥菌院內感染發現率,但本研究干預后組病原菌送檢率提高后,多重耐藥菌院內感染發生率仍有降低,表明了干預措施的有效性。最后,研究僅局限在我院我科進行,人員及區域限制導致樣本量小,尋找的高風險點僅適用于本院本科室,后期可能需要更多的研究單位參與其中,減少選擇偏倚。
綜上所述,FMEA 聯合 PDCA 管理模式可為 ICU 多重耐藥菌院內防控提供一種新思路,值得臨床推廣。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