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楊文娟, 魏垠昊, 唐卓蕓, 劉嵐劍, 楊先榮, 李靖, 陶傳敏. 攀枝花市中心醫院 2010 年-2019 年新報告 HIV/AIDS 患者的流行病學特征分析. 華西醫學, 2022, 37(2): 248-254. doi: 10.7507/1002-0179.202104097 復制
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簡稱艾滋病,是由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所引起的一種嚴重的傳染性疾病,是全球重大公共衛生問題之一[1]。截至 2020 年 10 月底,我國現存 HIV/AIDS 患者 104.5 萬例,當年新增 HIV 感染者 11.2 萬例[2]。HIV 在我國整體呈低流行態勢,但在西南地區流行率相對較高,達到 14.4%[3]。攀枝花市地處中國西南川滇結合部,鄰近的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涼山州)和云南省均是我國 HIV 感染流行程度較高地區[4-5]。攀枝花市中心醫院是跨區域發展的綜合型醫院,業務輻射四川省涼山州和云南省麗江市、楚雄彝族自治州等地[6],其新報告的 HIV/AIDS 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攀枝花市及周邊地區的 HIV/AIDS 流行特點和發展趨勢。因此,本研究對攀枝花市中心醫院 2010 年-2019 年新報告 HIV/AIDS 的臨床流行病學特征和變化趨勢進行分析,旨在為制定有效的 HIV/AIDS 防控策略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回顧性納入 2010 年-2019 年在攀枝花市中心醫院接受 HIV 感染初篩檢測的患者中,初篩結果有反應性,并送攀枝花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確證實驗室確證陽性者,排除已診斷或重復送檢等有歷史數據者。本研究已通過攀枝花市中心醫院倫理委員會倫理審查(審批號:20190022)。
1.2 研究內容
通過艾滋病綜合防治數據信息系統及攀枝花市中心醫院信息系統,收集患者性別、年齡、民族、婚姻狀況、現住址、文化程度、職業和傳播途徑等信息。
1.3 統計學方法
用 Microsoft Excel 2016 軟件錄入與整理數據,SPSS 24.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用頻數和構成比對患者的一般人口學特征、傳播途徑等計數資料進行統計描述。不同年份研究對象病例特征構成差異比較采用 χ2 檢驗(理論頻數<5 時采用 Fisher 確切概率法),有統計學意義時進一步采用 Bonferroni 法進行多重比較;有序資料組間等級的比較采用 Kruskal-Wallis 秩和檢驗;構成比隨年份變化的趨勢分析采用 χ2 趨勢檢驗。雙側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2010 年-2019 年新報告 HIV/AIDS 確證陽性情況
剔除已確證或重復報告病例,攀枝花市中心醫院 2010 年-2019 年接受 HIV 篩查的患者共 551545 例,10 年累計新報告 HIV/AIDS 患者 1091 例,確證陽性率為 0.20%。2010 年-2017 年確診陽性例數、確證陽性率逐年遞增,2018 年后有所下降,見圖1。

2.2 新報告 HIV/AIDS 患者人口學特征
2.2.1 性別分布
新報告 HIV/AIDS 患者中,男 808 例(74.06%),女 283 例(25.94%),男女比例為 2.86∶1。男女比例在不同年份間分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0.789,P=0.290)。見表1。

2.2.2 年齡分布
新報告 HIV/AIDS 以 31 歲以上人群為主,其中 31~45 歲年齡組占比最高(31.16%),其次是≥61 歲年齡組(26.76%),見表2。不同年份間年齡分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266)。

2.2.3 婚姻狀況分布
婚姻狀況以已婚為主(58.02%),見表3。不同年份間婚姻狀況分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23.657,P=0.167)。

2.2.4 文化程度分布
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學歷人群為主(83.68%),見表4。不同年份間文化程度的分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25.104,P=0.003),表現為小學以下學歷(χ2 趨勢=10.927,P=0.001)和小學學歷(χ2 趨勢=5.471,P=0.019)占比呈增長趨勢,初中學歷占比呈下降趨勢(χ2 趨勢=21.074,P<0.001)。

2.2.5 職業分布
HIV/AIDS 患者職業分布廣泛,前 3 位分別為農民 506 例(46.38%)、離退人員 150 例(13.75%)、家務及待業 116 例(10.63%),見表5。不同年份間的職業分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表現為民工占比在不同年份間分布不同,但未見趨勢性變化(χ2 趨勢=0.527,P=0.468)。

2.2.6 民族分布
新報告 HIV/AIDS 患者有 9 個不同民族,包括漢族、彝族、傣族、白族、回族、傈僳族、蒙古族、瑤族、藏族。以漢族最多(79.84%),少數民族以彝族為主(18.52%),見表6。不同年份間民族分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8),表現為漢族占比呈下降趨勢(χ2 趨勢=5.094,P=0.024),彝族占比呈上升趨勢(χ2 趨勢=8.131,P=0.004)。

2.3 新報告 HIV/AIDS 患者地區分布
對新報告 HIV/AIDS 患者的現住址進行統計,其中非本市患者 549 例(50.32%)。不同年份間地區分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40),表現為涼山州患者占比在 10 年間呈上升趨勢(χ2 趨勢=13.608,P<0.001)。見表7。

不同民族患者的地區分布中,漢族患者主要來自攀枝花市(56.95%),彝族患者主要來自涼山州(58.42%),傣族患者主要來自云南省(66.67%),其他少數民族患者主要來自涼山州(50.00%)。見表8。

2.4 新報告 HIV/AIDS 患者傳播途徑特點
2.4.1 傳播途徑分布
新報告 HIV/AIDS 患者的傳播途徑主要為異性傳播(90.93%),其次為注射毒品傳播(4.49%),見表9。不同年份間傳播途徑分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表現為異性傳播占比呈逐年上升趨勢(χ2 趨勢=22.137,P<0.001),注射毒品傳播占比呈逐年下降趨勢(χ2 趨勢=11.758,P=0.001)。

2.4.2 不同傳播途徑的性別構成
男性和女性均以異性傳播為主要傳播途徑,808 例男性中 727 例(89.98%)經異性傳播,41 例(5.07%)經注射毒品傳播,18 例(2.23%)經同性傳播,8 例(0.99%)可能具有異性和注射毒品 2 種傳播途徑,母嬰傳播及輸血/血制品傳播各 1 例(0.12%),另有 12 例(1.49%)傳播途徑不詳。283 例女性中 265 例(93.64%)經異性傳播,8 例(2.83%)經注射毒品傳播,2 例(0.71%)可能具有異性和注射毒品 2 種傳播途徑,另有 8 例(2.83%)傳播途徑不詳,無同性傳播、母嬰傳播及輸血/血制品傳播病例。男性與女性的傳播途徑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20)。
2.4.3 不同年齡段的傳播途徑特征
HIV/AIDS 患者不同年齡段間傳播途徑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01),表現為經異性傳播途徑占比隨年齡呈上升趨勢(χ2 趨勢=49.359,P<0.001),注射毒品傳播主要發生在 31~45 歲年齡組(65.31%),同性傳播則主要發生在 15~30 歲年齡組(72.22%)。見表10。

2.4.4 漢族與彝族的傳播途徑特征比較
新報告 HIV/AIDS 患者中,漢族和彝族均以異性傳播為主,漢族經異性傳播占比(92.88%)高于彝族(82.18%),通過注射毒品傳播占比(2.53%)低于彝族(12.87%),見表11。兩個民族的傳播途徑構成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

3 討論
攀枝花市中心醫院 HIV/AIDS 患者例數及陽性率在 2010 年-2017 年呈上升趨勢,2018 年后有所下降。前期上升趨勢與全國[4, 7]一致,地區內 HIV 感染基數大,感染者逐步表現出相關癥狀前往就醫并得到篩查和確證,實驗室技術發展等因素是病例數及陽性率升高的原因[7]。2018 年后 HIV 確證陽性率下降,與四川省的相關研究[8]相似。擴大 HIV 檢測的策略[9]、高效抗逆轉錄病毒治療及母嬰傳播阻斷等醫療技術的進步[10],可能是 HIV 陽性率下降的原因。本研究近半數病例來自涼山州等周邊地區,超過一半的彝族患者來自涼山州,彝族、來自涼山州患者的占比在 2018 年后有所下降。涼山州 HIV 感染總數遠高于攀枝花市[5, 11],近年來分級診療制度使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在 HIV 篩查工作中發揮的作用加大,深度貧困地區醫療保險扶貧政策落實及基本醫療服務的供給日趨平衡,致使涼山州患者異地就醫有所減少,均是影響綜合醫院 HIV 陽性率、患者民族及地區構成發生變化的因素。
1091 例患者集中在 31 歲以上人群,其中 31~45 歲年齡組因處于性活躍期等原因,占比最高,≥61 歲年齡組居第 2 位。研究數據顯示,老年 HIV/AIDS 病例所占比例超過 20%,成為重點關注人群[12]。王麗艷等[13]研究顯示,老年感染者以異性傳播為主(占 88.0%),其中 83.9% 自述有非婚異性性接觸史,占比的增加是該年齡段高危性行為和既往感染晚期發病共同作用的結果,應積極采取防控措施遏制老年人群 HIV/AIDS 蔓延的勢頭。
本研究在婚姻狀況、職業、民族等方面的結果與其他研究[8, 14-17]相似,均以已婚、農民、漢族為主要人群。文化程度以低學歷為主,小學及以下學歷患者占比呈升高趨勢,與部分研究存在差異[8, 16]。當地 HIV 感染的防治工作需要重視相應群體的宣傳教育和普遍篩查。
彝族是攀枝花市及周邊城市人口的主要構成,涼山州彝族人口占 45.3%[18]。本研究從民族分布、地區分布、傳播途徑 3 個方面分析了彝族患者的流行病學特征,結果顯示,彝族患者占比在少數民族中最高,新報告彝族患者有 58.42% 來自涼山州,其傳播途徑與漢族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漢族患者經異性傳播占比高于彝族患者,彝族患者經注射毒品傳播途徑占比高于漢族患者。吉克春農等[19]分析了 2011 年-2016 年四川省涼山州彝族社區人群艾滋病哨點監測數據,顯示 HIV 感染率高且注射吸毒是其重要的傳播途徑之一。劉倫皓等[5]研究顯示涼山州 HIV 確證陽性患者中彝族占 90.01%,多數有吸毒史。因此,攀枝花市及周邊地區 HIV/AIDS 防治工作須結合不同民族患者的流行病學特征開展。
本研究中,新報告 HIV/AIDS 患者的傳播途徑以異性傳播為主(90.93%),占比在 10 年期間呈上升趨勢;注射毒品傳播居第 2 位(4.49%),占比高于國內其他地區調查結果[14-17],但顯著低于涼山州水平[5, 20]。卿烈靜[20]研究顯示西昌市 54.0% 的 HIV/AIDS 患者經注射毒品感染,可見注射毒品是該地區 HIV 傳播的重要途徑。攀枝花市中心醫院 HIV/AIDS 患者有 32.45% 來自涼山州,可能是注射毒品傳播的占比較其他研究高的原因。近 10 年,注射毒品傳播占比呈下降趨勢,可能與禁毒工作及對吸毒人群防控工作的有效開展有關。同性傳播近年來成為了 HIV 傳播的重要途徑之一,本研究中,同性傳播占 1.65%,低于其他地區的研究結果[4, 8, 21-22],可能與攀枝花及周邊地區男男性行為者占比較少有關。
綜上,攀枝花市中心醫院 2010 年-2019 年新報告 HIV/AIDS 患者具有少數民族占比高和以異性傳播為主等特點,當地綜合醫院可據此進行 HIV 防治工作的補充和完善。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簡稱艾滋病,是由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所引起的一種嚴重的傳染性疾病,是全球重大公共衛生問題之一[1]。截至 2020 年 10 月底,我國現存 HIV/AIDS 患者 104.5 萬例,當年新增 HIV 感染者 11.2 萬例[2]。HIV 在我國整體呈低流行態勢,但在西南地區流行率相對較高,達到 14.4%[3]。攀枝花市地處中國西南川滇結合部,鄰近的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涼山州)和云南省均是我國 HIV 感染流行程度較高地區[4-5]。攀枝花市中心醫院是跨區域發展的綜合型醫院,業務輻射四川省涼山州和云南省麗江市、楚雄彝族自治州等地[6],其新報告的 HIV/AIDS 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攀枝花市及周邊地區的 HIV/AIDS 流行特點和發展趨勢。因此,本研究對攀枝花市中心醫院 2010 年-2019 年新報告 HIV/AIDS 的臨床流行病學特征和變化趨勢進行分析,旨在為制定有效的 HIV/AIDS 防控策略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回顧性納入 2010 年-2019 年在攀枝花市中心醫院接受 HIV 感染初篩檢測的患者中,初篩結果有反應性,并送攀枝花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確證實驗室確證陽性者,排除已診斷或重復送檢等有歷史數據者。本研究已通過攀枝花市中心醫院倫理委員會倫理審查(審批號:20190022)。
1.2 研究內容
通過艾滋病綜合防治數據信息系統及攀枝花市中心醫院信息系統,收集患者性別、年齡、民族、婚姻狀況、現住址、文化程度、職業和傳播途徑等信息。
1.3 統計學方法
用 Microsoft Excel 2016 軟件錄入與整理數據,SPSS 24.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用頻數和構成比對患者的一般人口學特征、傳播途徑等計數資料進行統計描述。不同年份研究對象病例特征構成差異比較采用 χ2 檢驗(理論頻數<5 時采用 Fisher 確切概率法),有統計學意義時進一步采用 Bonferroni 法進行多重比較;有序資料組間等級的比較采用 Kruskal-Wallis 秩和檢驗;構成比隨年份變化的趨勢分析采用 χ2 趨勢檢驗。雙側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2010 年-2019 年新報告 HIV/AIDS 確證陽性情況
剔除已確證或重復報告病例,攀枝花市中心醫院 2010 年-2019 年接受 HIV 篩查的患者共 551545 例,10 年累計新報告 HIV/AIDS 患者 1091 例,確證陽性率為 0.20%。2010 年-2017 年確診陽性例數、確證陽性率逐年遞增,2018 年后有所下降,見圖1。

2.2 新報告 HIV/AIDS 患者人口學特征
2.2.1 性別分布
新報告 HIV/AIDS 患者中,男 808 例(74.06%),女 283 例(25.94%),男女比例為 2.86∶1。男女比例在不同年份間分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0.789,P=0.290)。見表1。

2.2.2 年齡分布
新報告 HIV/AIDS 以 31 歲以上人群為主,其中 31~45 歲年齡組占比最高(31.16%),其次是≥61 歲年齡組(26.76%),見表2。不同年份間年齡分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266)。

2.2.3 婚姻狀況分布
婚姻狀況以已婚為主(58.02%),見表3。不同年份間婚姻狀況分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23.657,P=0.167)。

2.2.4 文化程度分布
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學歷人群為主(83.68%),見表4。不同年份間文化程度的分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25.104,P=0.003),表現為小學以下學歷(χ2 趨勢=10.927,P=0.001)和小學學歷(χ2 趨勢=5.471,P=0.019)占比呈增長趨勢,初中學歷占比呈下降趨勢(χ2 趨勢=21.074,P<0.001)。

2.2.5 職業分布
HIV/AIDS 患者職業分布廣泛,前 3 位分別為農民 506 例(46.38%)、離退人員 150 例(13.75%)、家務及待業 116 例(10.63%),見表5。不同年份間的職業分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表現為民工占比在不同年份間分布不同,但未見趨勢性變化(χ2 趨勢=0.527,P=0.468)。

2.2.6 民族分布
新報告 HIV/AIDS 患者有 9 個不同民族,包括漢族、彝族、傣族、白族、回族、傈僳族、蒙古族、瑤族、藏族。以漢族最多(79.84%),少數民族以彝族為主(18.52%),見表6。不同年份間民族分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8),表現為漢族占比呈下降趨勢(χ2 趨勢=5.094,P=0.024),彝族占比呈上升趨勢(χ2 趨勢=8.131,P=0.004)。

2.3 新報告 HIV/AIDS 患者地區分布
對新報告 HIV/AIDS 患者的現住址進行統計,其中非本市患者 549 例(50.32%)。不同年份間地區分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40),表現為涼山州患者占比在 10 年間呈上升趨勢(χ2 趨勢=13.608,P<0.001)。見表7。

不同民族患者的地區分布中,漢族患者主要來自攀枝花市(56.95%),彝族患者主要來自涼山州(58.42%),傣族患者主要來自云南省(66.67%),其他少數民族患者主要來自涼山州(50.00%)。見表8。

2.4 新報告 HIV/AIDS 患者傳播途徑特點
2.4.1 傳播途徑分布
新報告 HIV/AIDS 患者的傳播途徑主要為異性傳播(90.93%),其次為注射毒品傳播(4.49%),見表9。不同年份間傳播途徑分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表現為異性傳播占比呈逐年上升趨勢(χ2 趨勢=22.137,P<0.001),注射毒品傳播占比呈逐年下降趨勢(χ2 趨勢=11.758,P=0.001)。

2.4.2 不同傳播途徑的性別構成
男性和女性均以異性傳播為主要傳播途徑,808 例男性中 727 例(89.98%)經異性傳播,41 例(5.07%)經注射毒品傳播,18 例(2.23%)經同性傳播,8 例(0.99%)可能具有異性和注射毒品 2 種傳播途徑,母嬰傳播及輸血/血制品傳播各 1 例(0.12%),另有 12 例(1.49%)傳播途徑不詳。283 例女性中 265 例(93.64%)經異性傳播,8 例(2.83%)經注射毒品傳播,2 例(0.71%)可能具有異性和注射毒品 2 種傳播途徑,另有 8 例(2.83%)傳播途徑不詳,無同性傳播、母嬰傳播及輸血/血制品傳播病例。男性與女性的傳播途徑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20)。
2.4.3 不同年齡段的傳播途徑特征
HIV/AIDS 患者不同年齡段間傳播途徑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01),表現為經異性傳播途徑占比隨年齡呈上升趨勢(χ2 趨勢=49.359,P<0.001),注射毒品傳播主要發生在 31~45 歲年齡組(65.31%),同性傳播則主要發生在 15~30 歲年齡組(72.22%)。見表10。

2.4.4 漢族與彝族的傳播途徑特征比較
新報告 HIV/AIDS 患者中,漢族和彝族均以異性傳播為主,漢族經異性傳播占比(92.88%)高于彝族(82.18%),通過注射毒品傳播占比(2.53%)低于彝族(12.87%),見表11。兩個民族的傳播途徑構成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

3 討論
攀枝花市中心醫院 HIV/AIDS 患者例數及陽性率在 2010 年-2017 年呈上升趨勢,2018 年后有所下降。前期上升趨勢與全國[4, 7]一致,地區內 HIV 感染基數大,感染者逐步表現出相關癥狀前往就醫并得到篩查和確證,實驗室技術發展等因素是病例數及陽性率升高的原因[7]。2018 年后 HIV 確證陽性率下降,與四川省的相關研究[8]相似。擴大 HIV 檢測的策略[9]、高效抗逆轉錄病毒治療及母嬰傳播阻斷等醫療技術的進步[10],可能是 HIV 陽性率下降的原因。本研究近半數病例來自涼山州等周邊地區,超過一半的彝族患者來自涼山州,彝族、來自涼山州患者的占比在 2018 年后有所下降。涼山州 HIV 感染總數遠高于攀枝花市[5, 11],近年來分級診療制度使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在 HIV 篩查工作中發揮的作用加大,深度貧困地區醫療保險扶貧政策落實及基本醫療服務的供給日趨平衡,致使涼山州患者異地就醫有所減少,均是影響綜合醫院 HIV 陽性率、患者民族及地區構成發生變化的因素。
1091 例患者集中在 31 歲以上人群,其中 31~45 歲年齡組因處于性活躍期等原因,占比最高,≥61 歲年齡組居第 2 位。研究數據顯示,老年 HIV/AIDS 病例所占比例超過 20%,成為重點關注人群[12]。王麗艷等[13]研究顯示,老年感染者以異性傳播為主(占 88.0%),其中 83.9% 自述有非婚異性性接觸史,占比的增加是該年齡段高危性行為和既往感染晚期發病共同作用的結果,應積極采取防控措施遏制老年人群 HIV/AIDS 蔓延的勢頭。
本研究在婚姻狀況、職業、民族等方面的結果與其他研究[8, 14-17]相似,均以已婚、農民、漢族為主要人群。文化程度以低學歷為主,小學及以下學歷患者占比呈升高趨勢,與部分研究存在差異[8, 16]。當地 HIV 感染的防治工作需要重視相應群體的宣傳教育和普遍篩查。
彝族是攀枝花市及周邊城市人口的主要構成,涼山州彝族人口占 45.3%[18]。本研究從民族分布、地區分布、傳播途徑 3 個方面分析了彝族患者的流行病學特征,結果顯示,彝族患者占比在少數民族中最高,新報告彝族患者有 58.42% 來自涼山州,其傳播途徑與漢族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漢族患者經異性傳播占比高于彝族患者,彝族患者經注射毒品傳播途徑占比高于漢族患者。吉克春農等[19]分析了 2011 年-2016 年四川省涼山州彝族社區人群艾滋病哨點監測數據,顯示 HIV 感染率高且注射吸毒是其重要的傳播途徑之一。劉倫皓等[5]研究顯示涼山州 HIV 確證陽性患者中彝族占 90.01%,多數有吸毒史。因此,攀枝花市及周邊地區 HIV/AIDS 防治工作須結合不同民族患者的流行病學特征開展。
本研究中,新報告 HIV/AIDS 患者的傳播途徑以異性傳播為主(90.93%),占比在 10 年期間呈上升趨勢;注射毒品傳播居第 2 位(4.49%),占比高于國內其他地區調查結果[14-17],但顯著低于涼山州水平[5, 20]。卿烈靜[20]研究顯示西昌市 54.0% 的 HIV/AIDS 患者經注射毒品感染,可見注射毒品是該地區 HIV 傳播的重要途徑。攀枝花市中心醫院 HIV/AIDS 患者有 32.45% 來自涼山州,可能是注射毒品傳播的占比較其他研究高的原因。近 10 年,注射毒品傳播占比呈下降趨勢,可能與禁毒工作及對吸毒人群防控工作的有效開展有關。同性傳播近年來成為了 HIV 傳播的重要途徑之一,本研究中,同性傳播占 1.65%,低于其他地區的研究結果[4, 8, 21-22],可能與攀枝花及周邊地區男男性行為者占比較少有關。
綜上,攀枝花市中心醫院 2010 年-2019 年新報告 HIV/AIDS 患者具有少數民族占比高和以異性傳播為主等特點,當地綜合醫院可據此進行 HIV 防治工作的補充和完善。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