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文總結了中醫藥在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應對中發揮的突出優勢和顯著作用，分析了當前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并圍繞提高中醫藥科學認同、加強中醫藥體系建設、加大對中西醫并重保障力度等方面，為健全疫情防控中西醫協作機制，有效提升中醫藥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能力，提出了 10 項政策建議。
引用本文： 姚建紅, 范玉改, 劉智勇, 曾智. 在完善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中充分發揮中醫藥作用的思考和建議. 華西醫學, 2021, 36(6): 731-735. doi: 10.7507/1002-0179.202103109 復制
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以下簡稱“新冠肺炎”）的應急處置中，中醫藥在疫病預防、醫療救治以及疾病康復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其應對疫病的寶貴經驗也得到了充分發掘和弘揚。同時，此次疫情也不同程度地暴露出中醫藥公共衛生應急體系不夠健全，中西醫協同融合工作機制不夠完善，中醫藥應急救治能力不足等短板弱項，亟待在下一步健全完善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中加以解決。本文系統梳理了中醫藥參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優勢和作用，分析將中醫藥納入應急管理體系的問題和挑戰，為建立中西醫融合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提供政策建議。
1 中醫藥在疫情應對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1 中醫藥在以往疫情應對中的作用
中醫藥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用于應對傳染病威脅的“重要武器”。從西漢到清末的 2 100 年間，據不完全統計，中國發生了超過 320 次大型瘟疫，中醫先賢們在這一過程中創造出六經辨證、衛氣營血辨證和三焦辨證等許多理論和經方驗方，凝聚了中華民族應對傳染病疫情的深邃智慧和實踐經驗[1]。
在 21 世紀初暴發的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疫情防控中，由中國中醫研究院牽頭的課題組篩選出了 8 種對治療 SARS 有一定作用的中成藥，并結合針灸、保健炙等中醫療法，應用到患者的救治中；經北京和廣東的防治實踐證明，中醫藥對防治 SARS 具有減輕癥狀、早期干預可阻斷病情進一步發展、縮短病程、促進炎癥吸收、減少后遺癥、糾正不良反應、降低病死率等多重作用[2]。
2009 年 3 月，甲型 H1N1 流感暴發于墨西哥，后迅速席卷全球，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組織專家對墨西哥和美國等國外感染甲型 H1N1 流感疫情情況及相關信息進行了收集和分析，結合中醫藥長期發展中積累的豐富的流感防治經驗和對國外感染甲型 H1N1 流感的認識，制定了人感染甲型 H1N1 流感中醫防治方案[3]，在西藥療效不足及部分地區西藥供應不足的情況下對疫情防治作出了貢獻。一項對全國中醫藥參與治療的 406 例甲型 H1N1 流感連續病例的回顧性研究指出，單純以清肺解毒為主的中醫藥治療是對于輕癥病例的一種有效和安全的方法；對于重癥病例，中藥與磷酸奧司他韋合用的應用具有潛在價值[4]。同時，中醫藥在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等傳染病防治和 2008 年汶川地震等突發公共事件醫療救治中都發揮了獨特作用[5]。
1.2 中醫藥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中醫藥全面介入和全程深度參與防控和救治，是我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顯著特色和亮點。在認真總結疫病治療經驗的基礎上，我國充分發揮中醫藥治未病、多靶點干預、辨證施治的獨特優勢，首次開展大范圍有組織的早期干預，首次中西醫全程聯合查房巡診，首次在重型、危重型患者救治中深度介入，并不斷完善中西醫結合的臨床治療方案[6]，突出成效主要表現在“一升二降三參與”。
1.2.1 提升患者治愈率
全國各地的臨床研究顯示，中醫藥治療新冠肺炎總有效率較高，對于新冠肺炎輕、普通、重癥均有良好的療效，能夠有效緩解癥狀，縮短病程，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實現已病早治[7]。
1.2.2 降低感染率
全國各地因地制宜發布了中藥預防方，很多地區對高危人群進行中藥預防，有助于降低感染率，實現未病先防。尤其在武漢，社區中藥防控策略產生了明顯的防治效果，阻止了疫情蔓延，有效緩解了病情發展和醫療資源緊張的壓力。
1.2.3 降低輕型和普通型患者的重癥轉化率
武漢 16 家方艙醫院收治的均為輕癥和普通型患者。據統計，2020 年 2 月 5 日—22 日，各方艙累計收治 10 610 人，重癥轉送定點醫院 763 人，轉重比例為 7.2%[7]。其中，唯一由中醫醫療團隊整建制接管的江夏方艙醫院，共收治 564 例患者，無一例轉為重癥[7]。中醫藥在降低重癥轉化率方面取得重大成效，實現既病防變。
1.2.4 深度參與湖北省和武漢市醫療救治工作
此次疫情中，4 900 余名中醫藥醫務人員奔赴湖北抗疫一線，包括 3 名院士和一大批專家，約占援鄂醫護人員總數的 13%，為全國 90% 以上的新冠肺炎病患提供了中醫藥服務[7]。尤其是對于武漢市的重癥患者，中醫專家對每個患者辨證論治，一人一方，得到患者的高度認可[7]。
1.2.5 深度參與中西醫并重的診療方案
從國家第 3 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8]開始，各版診療方案均提出并不斷優化中醫治療方案，推動中醫藥深度介入診療全過程。全國確診病例中醫藥參與救治的比例達 92%，湖北省確診病例中醫藥使用率和總有效率超過 90%[9]。以“三方三藥”（清肺排毒湯、化濕敗毒方、宣肺敗毒方、金花清感顆粒、連花清瘟膠囊、血必凈注射液）為代表的中醫藥方案，為降低病亡率和提高治愈率等方面發揮了獨特優勢，作出了重要貢獻[10]。
1.2.6 深度參與國際合作與交流
在沒有特效藥和疫苗的情況下，我國以中醫藥為特色、中西醫結合救治患者的系統方案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中醫藥防治的經驗為全世界的疫情防控提供了中國“中醫經驗”和“中醫智慧”。江西成立了以中醫為主的新冠肺炎援外醫療隊。連花清瘟膠囊和金花清感顆粒被中國抗疫專家帶到意大利和伊拉克等國家，根據湖北省提供的藥方生產的“新冠肺炎湖北預防方顆粒”出口意大利、荷蘭等國，當地證實確有療效[11]。2020 年 4 月 7 日，包括粵抗一號、流感（新冠）預防方等中醫藥產品在內的一批救援物資于廣東出發支援伊朗和智利[12]。此外，多個國家還從中國進口了中藥預防方。
2 充分發揮中醫藥作用面臨的主要問題和挑戰
當前，我國中醫藥發展水平與中醫藥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還不相適應，與建立新型現代化中醫藥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還不相適應，與人民群眾對中醫藥的需求還不相適應。
2.1 中醫藥在疫情防控和救治中的科學研究和作用認知不足
雖然中醫藥的全球認知度在不斷提升，但行業內外仍存在對中醫藥的質疑。國內中文期刊中采用高質量隨機對照試驗系統評價方法的中醫藥的臨床研究相對較少。在此次新冠肺炎防治中，中醫藥的突出療效，總體以案例和專家經驗居多，而對采用中西醫結合的重癥、危重癥患者治療方法而言，難以單純評價中醫藥發揮的作用，尚需采用等級更高的證據，用世界公認的方式對中醫藥治療新冠肺炎的臨床療效和安全性等加以評價[13]。
2.2 中醫藥傳染病醫療救治服務體系不夠健全
中醫藥快速參與國家公共衛生應急響應的機制還需健全，應對傳染病防控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中醫藥服務體系和科研體系亟待完善[9]。中醫藥疫病防治臨床網絡尚不健全，中醫傳染病防控的臨床研究基地及實驗、數據支撐平臺建設不足。各級中醫醫院傳染病科和傳染病醫院的中醫科建設不足，難以提供及時有效的疫情應急救治服務。在中醫藥應急救治學科建設、中醫藥應急人才培養方面的投入不足，西醫臨床醫師和公共衛生執業醫師接受的中醫藥教育和培訓不足，使中醫藥應急人才隊伍整體力量薄弱，中醫藥防病的能力與意識難以滿足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需求[14]。
2.3 保障中醫藥在公共衛生事件中發揮作用的機制不健全
一些地方的中醫藥管理體系不健全，應急指揮系統中具有中醫藥背景和豐富應急指揮經驗的人員較少，應急專家系統尚未能很好地建立中醫與西醫在疾病預防、診斷、治療、病毒研究等方面的有效深度交流機制。依法推動中醫藥發展的理念和制度還有待強化，各級政府落實推動中醫藥參與公共衛生應急的職責還需進一步壓緊壓實[15]。此外，各地中醫藥應急物資儲備數量、質量參差不齊，中醫藥應急物資儲備機制及管理辦法不夠明確。
3 思考與建議
按照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健全完善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和傳承創新發展中醫藥的重要指示精神，我們應當認真思考和規劃中醫藥在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抓住有利時機，充分發揮中醫藥特色優勢，強化中西醫在傳染病防治和應急管理中的協同作用，以建立新型現代化中醫藥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為目標，以能力建設為重點，以法制建設為保障，以體制建設為基礎，以機制建設為支撐，加強中醫與西醫在認知、體系、管理、技術等方面的融合。
3.1 提升國內外及社會各界對中醫藥的科學認同
鼓勵通過循證醫學方法開展中醫藥臨床研究和評價，系統分析有關數據，總結中醫藥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發展的監測、預判方法，開展基于臨床實踐的對照研究和系統評估，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取得更高級別的循證依據[16]。建立中西醫結合的防控傳染病的激勵機制，鼓勵中醫與西醫臨床工作人員在傳染病防控的科研與臨床實踐中深度合作。堅持文化自信，講好中醫抗疫故事，向全社會科學宣傳中醫藥療效。
3.2 加強基層中醫藥公共衛生服務網絡建設
推動中醫藥與公共衛生系統融合，確保公共衛生體系中納入中醫藥服務內容。推進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吸納中醫類人才，在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或者鄉鎮衛生院防保科設置專兼職中醫類人才，給予政策支持，提升中醫藥傳染病防治能力。同時建立健全疾病預防控制機構與中醫醫院管理和技術人員轉崗、輪換與交流機制。此外，全面提升基層全科醫生的中醫藥理論水平和實踐能力。
3.3 提升中醫藥參與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的能力
建立健全中央、省、市、縣各級中醫藥參與公共衛生應急管理的網絡。在國家層面建立重大疫情中西醫協同響應與干預平臺，依托高水平中醫醫療和科研機構建設國家中醫疫病防治基地，建立一批緊急醫學救援基地，提升基于中醫藥實踐經驗和認識規律的疫病監測、研判、決策和處置能力。在省級以下的公共衛生應急體系中，發揮中醫醫院、中西醫結合醫院的特色優勢，加強和綜合醫院、傳染病專科醫院的協調聯動，加大中醫醫院感染科、可轉換傳染病區、可轉換重癥監護室等建設力度，建立健全中醫藥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防控、醫療救治、疫后康復網絡。同時，加大中醫藥傳染病、重癥等學科人才培養力度，創新改革醫學和公共衛生人才培養模式，提升綜合運用中醫藥技術手段應對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能力[1]。
3.4 提升國家應急管理體系建設中中西醫并重的法治保障能力
運用法治思維和方式將中醫藥融入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12]，深入實施中醫藥法，修訂《傳染病防治法》《突發公共衛生應急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進一步明確中醫藥在疾病預防控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細化中西醫協同開展疾病防控的具體要求，將中醫藥參與新冠肺炎的相關政策和經驗以法律制度固化，提高法律規范的剛性約束[15]。健全重大疫情應急響應機制，制定中西醫融合的應急工作預案，推動落實中西醫協同協作工作機制，明確有關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指揮人員和專家組成員應具有中醫藥專業背景，技術方案等均應有中醫藥相關內容，落細落實中西醫結合、中西藥并用救治要求，確保中醫藥在第一時間參與并全程參與疾病防控和應急處置。
3.5 提升中西醫協同醫療救治服務體系的科技保障能力
全力打造一批中醫藥傳染病科研基地，依托國家級中醫藥大學或中醫藥研究機構建立國家疫病研究中心，重點開展中醫疫病理論創新、臨床診療方案優化以及中醫新藥研發等系統研究，形成中醫藥疫病治療指南數據庫。通過系列培訓、業務指導和實踐演練等方式，推動研究成果不斷服務臨床決策。根據需要和可能，在中醫藥系統內建設 P3 級實驗室，為中醫疫病防控提供科研數據。通過設立財政專項和開展績效考核等，推動一批中醫醫院迅速發展成為重大傳染病緊急救治基地。在傳染病相關國家醫學中心、區域醫療中心建設過程中，積極推廣使用中醫藥診治技術。同時提高現有中醫醫療機構以及綜合醫院中醫科傳染病防控能力，加強各級中醫醫療機構傳染病相關專科建設，綜合醫院傳染病科需要增加中醫類專業人員，建立綜合醫院與中醫醫院的轉診、會診和定期交流機制。
3.6 加大中醫公共衛生與應急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力度
加大傳染病、急救、重癥等相關中醫類學科建設力度，在中醫類院校開設中醫急救專業、中醫重癥專業與中醫疫病治療專業，開展相關本科、碩士與博士學歷教育。增加臨床教學投入，加強中醫藥學生傳染病學培養和臨床重癥救治方面的專業培養。同時促進中醫醫院、中西醫結合醫院急救學科建設，持續提升中醫醫院、中西醫結合醫院的急救水平，著力打造具有豐富中醫理論的高水平中醫急救隊伍、中醫疫病治療隊伍與中醫重癥醫學隊伍。
3.7 完善符合中醫特點的醫保支付政策
從促進中醫藥的傳承和使用出發，遵循中醫藥固有規律，突出中醫醫務人員的技術勞務價值，以醫保支付方式改革為突破口，深入研究從供需雙側激勵中醫藥服務提供與使用的政策。在健全重大疾病醫療保險和救助制度過程中，應充分考慮中醫藥治療技術的特點，從中醫藥優勢特色突出、臨床療效確切、治療風險可控、臨床路徑明晰的病種入手，推進中醫藥醫保支付方式改革，不斷完善相關制度。
3.8 發揮中醫藥在國際疫情應對中的重要作用
充分發揮海外中醫中心的樞紐作用，有效分享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加強國際合作，爭取以中醫藥的實效獲取國外政府及行業組織的支持認可，在法律制度、醫療體系上取得突破。加強中醫藥疫病國際學術研究，用臨床研究成果推動國際主流醫學界認可中醫藥治療感染性疾病的作用。同時結合海外中醫中心發展需求和現實情況，研究海外中醫中心準入機制和建設標準，參照國家漢辦孔子學院專項經費模式，給予中心一定的經費使用自主權，定期評價考核，放大海外中醫中心品牌效應。建立中醫藥國際發展聯盟，推進中醫藥國際化進程。
3.9 建立完善國家中藥應急儲備機制
制定并完善中醫藥應急物資法律法規，完善中醫藥應急物資管理體系，明確中醫藥應急物資儲備管理辦法。進一步完善國家中醫藥應急儲備體系及供應管理，建立國家儲備庫，加大中藥材倉庫的標準化、規模化建設，加強中醫藥專業檢測和管理人才的培育。建立中醫藥應急物資現代化配送體系，完善物資分配系統[17]。
3.10 全面推進中醫和西醫的交流合作與融合
開展疾病治療療效標準的學術交流，推動增進共識，發揮中西醫結合優勢。推動各級醫療衛生機構特別是基層提供中醫藥服務，鼓勵中醫醫院牽頭建設城市醫聯體和縣域醫共體，促進中西醫體系融合。在衛生健康事業發展規劃和深化醫改規劃中，統籌好中西醫發展和改革工作，優化相關資源結構和布局，促進中西醫管理融合。同時深入實施重大疑難疾病中西醫臨床協作試點，整合資源，優勢互補，提高重大疑難病、急危重癥臨床療效，促進技術融合。
4 小結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西醫結合、中西藥并用，是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點，也是中醫藥傳承精華、守正創新的生動實踐”[18]。我們要充分認識中醫藥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貢獻，認真總結中醫藥防治新冠肺炎經驗做法，著力在完善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中充分發揮中醫藥作用，推動中醫藥和西醫藥相互補充、協調發展，促進新時代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
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以下簡稱“新冠肺炎”）的應急處置中，中醫藥在疫病預防、醫療救治以及疾病康復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其應對疫病的寶貴經驗也得到了充分發掘和弘揚。同時，此次疫情也不同程度地暴露出中醫藥公共衛生應急體系不夠健全，中西醫協同融合工作機制不夠完善，中醫藥應急救治能力不足等短板弱項，亟待在下一步健全完善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中加以解決。本文系統梳理了中醫藥參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優勢和作用，分析將中醫藥納入應急管理體系的問題和挑戰，為建立中西醫融合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提供政策建議。
1 中醫藥在疫情應對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1 中醫藥在以往疫情應對中的作用
中醫藥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用于應對傳染病威脅的“重要武器”。從西漢到清末的 2 100 年間，據不完全統計，中國發生了超過 320 次大型瘟疫，中醫先賢們在這一過程中創造出六經辨證、衛氣營血辨證和三焦辨證等許多理論和經方驗方，凝聚了中華民族應對傳染病疫情的深邃智慧和實踐經驗[1]。
在 21 世紀初暴發的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疫情防控中，由中國中醫研究院牽頭的課題組篩選出了 8 種對治療 SARS 有一定作用的中成藥，并結合針灸、保健炙等中醫療法，應用到患者的救治中；經北京和廣東的防治實踐證明，中醫藥對防治 SARS 具有減輕癥狀、早期干預可阻斷病情進一步發展、縮短病程、促進炎癥吸收、減少后遺癥、糾正不良反應、降低病死率等多重作用[2]。
2009 年 3 月，甲型 H1N1 流感暴發于墨西哥，后迅速席卷全球，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組織專家對墨西哥和美國等國外感染甲型 H1N1 流感疫情情況及相關信息進行了收集和分析，結合中醫藥長期發展中積累的豐富的流感防治經驗和對國外感染甲型 H1N1 流感的認識，制定了人感染甲型 H1N1 流感中醫防治方案[3]，在西藥療效不足及部分地區西藥供應不足的情況下對疫情防治作出了貢獻。一項對全國中醫藥參與治療的 406 例甲型 H1N1 流感連續病例的回顧性研究指出，單純以清肺解毒為主的中醫藥治療是對于輕癥病例的一種有效和安全的方法；對于重癥病例，中藥與磷酸奧司他韋合用的應用具有潛在價值[4]。同時，中醫藥在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等傳染病防治和 2008 年汶川地震等突發公共事件醫療救治中都發揮了獨特作用[5]。
1.2 中醫藥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中醫藥全面介入和全程深度參與防控和救治，是我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顯著特色和亮點。在認真總結疫病治療經驗的基礎上，我國充分發揮中醫藥治未病、多靶點干預、辨證施治的獨特優勢，首次開展大范圍有組織的早期干預，首次中西醫全程聯合查房巡診，首次在重型、危重型患者救治中深度介入，并不斷完善中西醫結合的臨床治療方案[6]，突出成效主要表現在“一升二降三參與”。
1.2.1 提升患者治愈率
全國各地的臨床研究顯示，中醫藥治療新冠肺炎總有效率較高，對于新冠肺炎輕、普通、重癥均有良好的療效，能夠有效緩解癥狀，縮短病程，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實現已病早治[7]。
1.2.2 降低感染率
全國各地因地制宜發布了中藥預防方，很多地區對高危人群進行中藥預防，有助于降低感染率，實現未病先防。尤其在武漢，社區中藥防控策略產生了明顯的防治效果，阻止了疫情蔓延，有效緩解了病情發展和醫療資源緊張的壓力。
1.2.3 降低輕型和普通型患者的重癥轉化率
武漢 16 家方艙醫院收治的均為輕癥和普通型患者。據統計，2020 年 2 月 5 日—22 日，各方艙累計收治 10 610 人，重癥轉送定點醫院 763 人，轉重比例為 7.2%[7]。其中，唯一由中醫醫療團隊整建制接管的江夏方艙醫院，共收治 564 例患者，無一例轉為重癥[7]。中醫藥在降低重癥轉化率方面取得重大成效，實現既病防變。
1.2.4 深度參與湖北省和武漢市醫療救治工作
此次疫情中，4 900 余名中醫藥醫務人員奔赴湖北抗疫一線，包括 3 名院士和一大批專家，約占援鄂醫護人員總數的 13%，為全國 90% 以上的新冠肺炎病患提供了中醫藥服務[7]。尤其是對于武漢市的重癥患者，中醫專家對每個患者辨證論治，一人一方，得到患者的高度認可[7]。
1.2.5 深度參與中西醫并重的診療方案
從國家第 3 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8]開始，各版診療方案均提出并不斷優化中醫治療方案，推動中醫藥深度介入診療全過程。全國確診病例中醫藥參與救治的比例達 92%，湖北省確診病例中醫藥使用率和總有效率超過 90%[9]。以“三方三藥”（清肺排毒湯、化濕敗毒方、宣肺敗毒方、金花清感顆粒、連花清瘟膠囊、血必凈注射液）為代表的中醫藥方案，為降低病亡率和提高治愈率等方面發揮了獨特優勢，作出了重要貢獻[10]。
1.2.6 深度參與國際合作與交流
在沒有特效藥和疫苗的情況下，我國以中醫藥為特色、中西醫結合救治患者的系統方案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中醫藥防治的經驗為全世界的疫情防控提供了中國“中醫經驗”和“中醫智慧”。江西成立了以中醫為主的新冠肺炎援外醫療隊。連花清瘟膠囊和金花清感顆粒被中國抗疫專家帶到意大利和伊拉克等國家，根據湖北省提供的藥方生產的“新冠肺炎湖北預防方顆粒”出口意大利、荷蘭等國，當地證實確有療效[11]。2020 年 4 月 7 日，包括粵抗一號、流感（新冠）預防方等中醫藥產品在內的一批救援物資于廣東出發支援伊朗和智利[12]。此外，多個國家還從中國進口了中藥預防方。
2 充分發揮中醫藥作用面臨的主要問題和挑戰
當前，我國中醫藥發展水平與中醫藥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還不相適應，與建立新型現代化中醫藥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還不相適應，與人民群眾對中醫藥的需求還不相適應。
2.1 中醫藥在疫情防控和救治中的科學研究和作用認知不足
雖然中醫藥的全球認知度在不斷提升，但行業內外仍存在對中醫藥的質疑。國內中文期刊中采用高質量隨機對照試驗系統評價方法的中醫藥的臨床研究相對較少。在此次新冠肺炎防治中，中醫藥的突出療效，總體以案例和專家經驗居多，而對采用中西醫結合的重癥、危重癥患者治療方法而言，難以單純評價中醫藥發揮的作用，尚需采用等級更高的證據，用世界公認的方式對中醫藥治療新冠肺炎的臨床療效和安全性等加以評價[13]。
2.2 中醫藥傳染病醫療救治服務體系不夠健全
中醫藥快速參與國家公共衛生應急響應的機制還需健全，應對傳染病防控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中醫藥服務體系和科研體系亟待完善[9]。中醫藥疫病防治臨床網絡尚不健全，中醫傳染病防控的臨床研究基地及實驗、數據支撐平臺建設不足。各級中醫醫院傳染病科和傳染病醫院的中醫科建設不足，難以提供及時有效的疫情應急救治服務。在中醫藥應急救治學科建設、中醫藥應急人才培養方面的投入不足，西醫臨床醫師和公共衛生執業醫師接受的中醫藥教育和培訓不足，使中醫藥應急人才隊伍整體力量薄弱，中醫藥防病的能力與意識難以滿足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需求[14]。
2.3 保障中醫藥在公共衛生事件中發揮作用的機制不健全
一些地方的中醫藥管理體系不健全，應急指揮系統中具有中醫藥背景和豐富應急指揮經驗的人員較少，應急專家系統尚未能很好地建立中醫與西醫在疾病預防、診斷、治療、病毒研究等方面的有效深度交流機制。依法推動中醫藥發展的理念和制度還有待強化，各級政府落實推動中醫藥參與公共衛生應急的職責還需進一步壓緊壓實[15]。此外，各地中醫藥應急物資儲備數量、質量參差不齊，中醫藥應急物資儲備機制及管理辦法不夠明確。
3 思考與建議
按照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健全完善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和傳承創新發展中醫藥的重要指示精神，我們應當認真思考和規劃中醫藥在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抓住有利時機，充分發揮中醫藥特色優勢，強化中西醫在傳染病防治和應急管理中的協同作用，以建立新型現代化中醫藥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為目標，以能力建設為重點，以法制建設為保障，以體制建設為基礎，以機制建設為支撐，加強中醫與西醫在認知、體系、管理、技術等方面的融合。
3.1 提升國內外及社會各界對中醫藥的科學認同
鼓勵通過循證醫學方法開展中醫藥臨床研究和評價，系統分析有關數據，總結中醫藥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發展的監測、預判方法，開展基于臨床實踐的對照研究和系統評估，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取得更高級別的循證依據[16]。建立中西醫結合的防控傳染病的激勵機制，鼓勵中醫與西醫臨床工作人員在傳染病防控的科研與臨床實踐中深度合作。堅持文化自信，講好中醫抗疫故事，向全社會科學宣傳中醫藥療效。
3.2 加強基層中醫藥公共衛生服務網絡建設
推動中醫藥與公共衛生系統融合，確保公共衛生體系中納入中醫藥服務內容。推進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吸納中醫類人才，在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或者鄉鎮衛生院防保科設置專兼職中醫類人才，給予政策支持，提升中醫藥傳染病防治能力。同時建立健全疾病預防控制機構與中醫醫院管理和技術人員轉崗、輪換與交流機制。此外，全面提升基層全科醫生的中醫藥理論水平和實踐能力。
3.3 提升中醫藥參與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的能力
建立健全中央、省、市、縣各級中醫藥參與公共衛生應急管理的網絡。在國家層面建立重大疫情中西醫協同響應與干預平臺，依托高水平中醫醫療和科研機構建設國家中醫疫病防治基地，建立一批緊急醫學救援基地，提升基于中醫藥實踐經驗和認識規律的疫病監測、研判、決策和處置能力。在省級以下的公共衛生應急體系中，發揮中醫醫院、中西醫結合醫院的特色優勢，加強和綜合醫院、傳染病專科醫院的協調聯動，加大中醫醫院感染科、可轉換傳染病區、可轉換重癥監護室等建設力度，建立健全中醫藥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防控、醫療救治、疫后康復網絡。同時，加大中醫藥傳染病、重癥等學科人才培養力度，創新改革醫學和公共衛生人才培養模式，提升綜合運用中醫藥技術手段應對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能力[1]。
3.4 提升國家應急管理體系建設中中西醫并重的法治保障能力
運用法治思維和方式將中醫藥融入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12]，深入實施中醫藥法，修訂《傳染病防治法》《突發公共衛生應急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進一步明確中醫藥在疾病預防控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細化中西醫協同開展疾病防控的具體要求，將中醫藥參與新冠肺炎的相關政策和經驗以法律制度固化，提高法律規范的剛性約束[15]。健全重大疫情應急響應機制，制定中西醫融合的應急工作預案，推動落實中西醫協同協作工作機制，明確有關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指揮人員和專家組成員應具有中醫藥專業背景，技術方案等均應有中醫藥相關內容，落細落實中西醫結合、中西藥并用救治要求，確保中醫藥在第一時間參與并全程參與疾病防控和應急處置。
3.5 提升中西醫協同醫療救治服務體系的科技保障能力
全力打造一批中醫藥傳染病科研基地，依托國家級中醫藥大學或中醫藥研究機構建立國家疫病研究中心，重點開展中醫疫病理論創新、臨床診療方案優化以及中醫新藥研發等系統研究，形成中醫藥疫病治療指南數據庫。通過系列培訓、業務指導和實踐演練等方式，推動研究成果不斷服務臨床決策。根據需要和可能，在中醫藥系統內建設 P3 級實驗室，為中醫疫病防控提供科研數據。通過設立財政專項和開展績效考核等，推動一批中醫醫院迅速發展成為重大傳染病緊急救治基地。在傳染病相關國家醫學中心、區域醫療中心建設過程中，積極推廣使用中醫藥診治技術。同時提高現有中醫醫療機構以及綜合醫院中醫科傳染病防控能力，加強各級中醫醫療機構傳染病相關專科建設，綜合醫院傳染病科需要增加中醫類專業人員，建立綜合醫院與中醫醫院的轉診、會診和定期交流機制。
3.6 加大中醫公共衛生與應急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力度
加大傳染病、急救、重癥等相關中醫類學科建設力度，在中醫類院校開設中醫急救專業、中醫重癥專業與中醫疫病治療專業，開展相關本科、碩士與博士學歷教育。增加臨床教學投入，加強中醫藥學生傳染病學培養和臨床重癥救治方面的專業培養。同時促進中醫醫院、中西醫結合醫院急救學科建設，持續提升中醫醫院、中西醫結合醫院的急救水平，著力打造具有豐富中醫理論的高水平中醫急救隊伍、中醫疫病治療隊伍與中醫重癥醫學隊伍。
3.7 完善符合中醫特點的醫保支付政策
從促進中醫藥的傳承和使用出發，遵循中醫藥固有規律，突出中醫醫務人員的技術勞務價值，以醫保支付方式改革為突破口，深入研究從供需雙側激勵中醫藥服務提供與使用的政策。在健全重大疾病醫療保險和救助制度過程中，應充分考慮中醫藥治療技術的特點，從中醫藥優勢特色突出、臨床療效確切、治療風險可控、臨床路徑明晰的病種入手，推進中醫藥醫保支付方式改革，不斷完善相關制度。
3.8 發揮中醫藥在國際疫情應對中的重要作用
充分發揮海外中醫中心的樞紐作用，有效分享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加強國際合作，爭取以中醫藥的實效獲取國外政府及行業組織的支持認可，在法律制度、醫療體系上取得突破。加強中醫藥疫病國際學術研究，用臨床研究成果推動國際主流醫學界認可中醫藥治療感染性疾病的作用。同時結合海外中醫中心發展需求和現實情況，研究海外中醫中心準入機制和建設標準，參照國家漢辦孔子學院專項經費模式，給予中心一定的經費使用自主權，定期評價考核，放大海外中醫中心品牌效應。建立中醫藥國際發展聯盟，推進中醫藥國際化進程。
3.9 建立完善國家中藥應急儲備機制
制定并完善中醫藥應急物資法律法規，完善中醫藥應急物資管理體系，明確中醫藥應急物資儲備管理辦法。進一步完善國家中醫藥應急儲備體系及供應管理，建立國家儲備庫，加大中藥材倉庫的標準化、規模化建設，加強中醫藥專業檢測和管理人才的培育。建立中醫藥應急物資現代化配送體系，完善物資分配系統[17]。
3.10 全面推進中醫和西醫的交流合作與融合
開展疾病治療療效標準的學術交流，推動增進共識，發揮中西醫結合優勢。推動各級醫療衛生機構特別是基層提供中醫藥服務，鼓勵中醫醫院牽頭建設城市醫聯體和縣域醫共體，促進中西醫體系融合。在衛生健康事業發展規劃和深化醫改規劃中，統籌好中西醫發展和改革工作，優化相關資源結構和布局，促進中西醫管理融合。同時深入實施重大疑難疾病中西醫臨床協作試點，整合資源，優勢互補，提高重大疑難病、急危重癥臨床療效，促進技術融合。
4 小結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西醫結合、中西藥并用，是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點，也是中醫藥傳承精華、守正創新的生動實踐”[18]。我們要充分認識中醫藥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貢獻，認真總結中醫藥防治新冠肺炎經驗做法，著力在完善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中充分發揮中醫藥作用，推動中醫藥和西醫藥相互補充、協調發展，促進新時代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