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譚琴, 譚靜宇, 鄧嬋娟, 鄧雯秋, 杜濤, 杜亮.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期間醫院工作人員心理狀況及影響因素分析. 華西醫學, 2021, 36(1): 35-39. doi: 10.7507/1002-0179.202006029 復制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以下簡稱“新冠肺炎”)具有傳染性強、傳播速度快的特點[1],同時因出現時間短,人們對其流行病學特點還未完全掌握,對其診治存在一定困難。醫療救治定點醫院是傳染性公共衛生事件醫療救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醫療救治定點醫院工作人員不僅要承擔繁重的工作任務,還要面對更高的感染風險,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工作壓力和心理壓力,嚴重影響工作人員的身心健康及工作質量和效率。目前雖有很多關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醫務人員心理健康的調查[2-5],但調查人群單一,多局限于大型綜合醫院臨床一線醫務人員,其中尤其以針對護理工作者的研究較多,針對醫院行政、后勤以及醫技科室等層面的研究較少。因此本研究通過對新冠肺炎流行高峰期間基層醫療救治定點機構綿竹市人民醫院工作人員的心理健康狀況進行調查并分析其影響因素,從而為制定新冠肺炎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醫務人員的心理干預策略提供依據,達到維護醫務人員心理健康的目的。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用橫斷面調查的方法,選擇綿竹市醫療救治定點醫院綿竹市人民醫院的 1 115 名在崗工作人員作為調查對象,包括醫生、護士、醫技、輔助(行政管理人員)、藥師以及工勤(救護車司機、保安、保潔、運輸病人工人)。納入標準:① 2019 年 12 月 1 日-2020 年 2 月 13 日一直在崗的工作人員;② 能夠熟練運用手機或電腦。排除標準:① 實習、進修人員;② 疫情前已存在心理問題的工作人員;③ 不愿意合作者。本調查通過綿竹市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查,批件號:2020-k-038。
1.2 方法
1.2.1 調查方法
2020 年 2 月 13 日-18 日采用問卷星平臺電子問卷的方式,由醫務科及各科室負責人通過各科室微信群發送電子問卷鏈接。在征得被調查者知情同意后,由被調查者獨立完成填寫并提交,調查員對后臺提交的問卷進行逐一審核。
1.2.2 研究工具
問卷由 3 個部分組成。第 1 部分為人群的基本信息,包括年齡、性別、科室、學歷、職稱、職業、婚姻狀況、是否有小孩、是否獨自生活、參與此次新冠肺炎的救治情況。第 2 部分為心理問題的影響因素,包括對大流行的擔憂和擔憂程度,對新冠肺炎信息的感知,新冠肺炎暴發流行期間的預期行為、社會支持、壓力應對策略等[6-10]。第 3 部分采用《一般健康調查表-28》(the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28,GHQ-28)[7, 11-12]評估醫院工作人員的心理健康狀況,其包括 4 個維度、28 個條目,分別為軀體癥狀(A1-A7)、焦慮/失眠(B1-B7)、社會功能障礙(C1-C7)和嚴重抑郁(D1-D7)。該量表以“完全不是”“有時”“經常”“持續”進行 4 級評分,分數越高,表示被試者心理健康狀態越差;GHQ-28 評分>5 分表示存在心理健康問題[7]。本研究中該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數為 0.832。
1.3 質量控制
本次研究所有條目均設置為必答題,以保證問卷填寫的完整性,避免回收問卷出現數據缺失;為避免重復作答,問卷填寫方式設定為每臺設備只能回答 1 次;為防止可能的偏倚,由 1 名研究者采用統一指導語說明填寫要求。調查對象有疑問時,研究者采用一致性語言進行解釋。研究者對回收的問卷逐一進行檢查,剔除答案邏輯混亂(如前后填寫矛盾、不一致等)、答題時長<100 s、簡單重復作答的無效問卷。調查員定期與科室負責人聯系,通過后臺提取的科室、微信賬號進行信息核實,避免錯填、亂填的無效問卷。通過問卷星平臺進行數據收集,后臺對問卷填寫的答案進行自動編碼、錄入與整理,避免因人工錄入導致的錯誤。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2.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采用頻數和構成比進行描述,計量資料若服從正態分布采用均數±標準差進行描述,若不服從正態分布,則采用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進行描述。為評估醫院工作人員心理健康狀況的影響因素,本研究首先對分類變量采用 χ2 檢驗,對不符合正態分布的年齡、學歷、職稱、社會支持總分、壓力應對策略總分采用秩和檢驗進行單因素分析;對單因素分析中 P<0.10 的變量,以及從專業上認為存在意義但 P≥0.10 的變量,將其進一步納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采用逐步向前法,計算比值比(odds ratio,OR)及其 95% 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統計分析的檢驗水準設為雙側 α=0.05。
2 結果
共有 1 115 名工作人員符合納入標準,其中 951 人在線填寫了問卷,應答率為 85.3%;其中有效問卷 945 份,有效應答率為 84.8%。
2.1 醫院工作人員人口學特征
945 名工作人員年齡的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為 33(27,44)歲,近 1/5 的工作人員為獨居,女性、已婚、有小孩者均在 70% 以上,50% 以上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接近 1/3 具有中級及以上職稱,近 1/5 參與了新冠肺炎救治,2/5 以上為護士。見表 1。

2.2 醫院工作人員心理健康狀況現狀
224 名(23.7%)工作人員 GHQ-28 量表評分>5 分,存在心理健康問題。
2.3 醫院工作人員存在心理健康問題的影響因素分析
2.3.1 單因素分析
年齡、職業、婚姻狀況、有無小孩、社會支持總分、壓力應對策略總分是心理健康的相關因素(P<0.05)。見表 2。

2.3.2 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以是否存在心理健康問題為因變量,以單因素分析中有統計學意義的年齡、職業、婚姻狀況、有無小孩、社會支持總分、壓力應對策略總分 6 個影響因素為自變量,變量賦值見表 3。結果顯示,有小孩[OR=1.607,95%CI(1.084,2.382),P=0.018]、職業為工勤人員[OR=2.229,95%CI(1.326,3.746),P=0.002]是心理健康的危險因素;社會支持總分[OR=0.869,95%CI(0.805,0.938),P<0.001]以及壓力應對策略總分[OR=0.685,95%CI(0.607,0.772),P<0.001]是心理健康的保護因素,見表 4。


3 討論
本次研究結果表明,參與調查的綿竹市人民醫院 945 名工作人員中有 224 人(23.7%)GHQ-28 的測量結果為陽性(GHQ-28>5 分),考慮存在心理健康問題,高于 2003 年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流行期間新加坡醫務人員(20.6%)[6]、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流行期間希臘的一家綜合醫院醫務人員(20.7%)[7]、新加坡《全國心理健康調查》中基線人群(16.6%)[13]及 2017 年中國 136 家三級公立醫院醫護人員心理健康自評(16.21%)[14]。分析原因可能包括:① 本次調查期間,截至 2020 年 2 月 18 日 24 時,新冠肺炎疫情處于高峰期,累計報告確診病例達 74 185 例[15],而 SARS 在 6 個月中感染人數僅為 4 288 例[16],新冠肺炎較其傳播速度更快、傳染性更強;② 既往傳染病流行時醫務人員感染率高,如中東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埃博拉病毒和 SARS 病毒引起的醫務人員相關感染分別占總病例的 1%~27%、2.5%~12% 和 11%~57%[17];③ 調查期間,尚無有效的療法來治愈新冠肺炎患者以及無有效的疫苗來使人群免疫;④ 擔憂醫療防護物資的嚴重缺乏;⑤ 醫療救治定點醫院繁瑣高強度的工作;⑥ 擔憂家人被自己感染。以上原因均給工作人員造成嚴重的心理壓力。
本研究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有小孩、工種為工勤人員是新冠肺炎流行期間醫療救治定點醫院工作人員心理健康問題的危險因素(P<0.05)。疫情期間,學校、小區等公共場所封閉,有小孩者面臨著兼顧工作和照顧小孩的矛盾,加之兒童抵抗力低,為感染高危人群[18],有小孩者往返于家庭與高危工作環境之間,擔心小孩及家人感染,因此,有小孩的工作人員更容易出現心理健康問題。另外,由于工作性質、職業分工等不同,工作人員心理健康狀況存在差異,以醫生為參照,工勤人員出現心理健康問題的風險最高,這與 2003 年 SARS 流行期間香港的一項研究[9]一致。這與工勤人員缺乏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經驗、不熟悉感染預防控制措施有關;同時工勤人員普遍學歷低,年齡大,知識儲備不足,信息感知度低,這些均可能導致工勤人員更容易出現心理健康問題。
本研究多因素分析結果還顯示,社會支持總分及壓力應對策略總分是新冠肺炎流行期間醫療救治定點醫院工作人員心理健康問題的保護因素(P<0.001)。社會支持作為影響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具有減輕應激反應的作用,社會支持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高,與既往研究[19-21]一致,良好的社會支持可提高個體對現實刺激的應對功能和順應有效性,并緩沖社會、心理、軀體等刺激因素對心理健康的不良影響。應對策略是指個體在應激時所作出的認知行為努力。本研究調查了壓力應對策略與心理健康的關系,壓力應對策略的總分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高,與既往研究[22-23]結果一致。提示醫務人員要有意識地培養生活情趣,工作之余盡可能多參加各種活動,學會緩解和釋放壓力,調解心身狀態,提高心理承受力。
本研究的局限性包括:① 因本次調查只在疫情發展的高峰階段開展,為橫斷面研究,不能反映工作人員心理困擾隨疫情發展和時間的變化,也不能回答心理困擾發生的因果關系。② 本次調查采用便利抽樣方法在非疫區選擇一家醫療救治定點醫院的工作人員作為樣本,受樣本數量、疫情特殊性、研究范圍、地域性等因素影響,研究結果無法代表全國醫護人員心理狀況;另外,不排除存在嚴重心理健康問題的工作人員沒有應答或在休假,可能存在一定的無應答偏倚。③ 本次調查為自填式問卷,被調查者在回答問題時可能存在一定的主觀性。今后研究者可增加研究范圍,采用更科學的抽樣方式,使研究更具代表性。
綜上所述,本研究表明,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間,非疫區醫療救治定點醫院工作人員的心理健康狀況不容樂觀。社會支持、壓力應對策略是心理健康問題的影響因素,有小孩者及工勤人員是心理健康問題的高危人群。醫院管理人員及上級主管部門應該充分重視疫情下醫院工作人員的心理健康狀況,關注高危人群,盡早建立心理干預體系,進行有效的分類干預,將心理危機干預納入疫情防控整體部署,以減輕疫情所致的心理傷害。同時建議進行其他研究探討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對醫院工作人員心理健康的長期影響。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以下簡稱“新冠肺炎”)具有傳染性強、傳播速度快的特點[1],同時因出現時間短,人們對其流行病學特點還未完全掌握,對其診治存在一定困難。醫療救治定點醫院是傳染性公共衛生事件醫療救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醫療救治定點醫院工作人員不僅要承擔繁重的工作任務,還要面對更高的感染風險,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工作壓力和心理壓力,嚴重影響工作人員的身心健康及工作質量和效率。目前雖有很多關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醫務人員心理健康的調查[2-5],但調查人群單一,多局限于大型綜合醫院臨床一線醫務人員,其中尤其以針對護理工作者的研究較多,針對醫院行政、后勤以及醫技科室等層面的研究較少。因此本研究通過對新冠肺炎流行高峰期間基層醫療救治定點機構綿竹市人民醫院工作人員的心理健康狀況進行調查并分析其影響因素,從而為制定新冠肺炎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醫務人員的心理干預策略提供依據,達到維護醫務人員心理健康的目的。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用橫斷面調查的方法,選擇綿竹市醫療救治定點醫院綿竹市人民醫院的 1 115 名在崗工作人員作為調查對象,包括醫生、護士、醫技、輔助(行政管理人員)、藥師以及工勤(救護車司機、保安、保潔、運輸病人工人)。納入標準:① 2019 年 12 月 1 日-2020 年 2 月 13 日一直在崗的工作人員;② 能夠熟練運用手機或電腦。排除標準:① 實習、進修人員;② 疫情前已存在心理問題的工作人員;③ 不愿意合作者。本調查通過綿竹市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查,批件號:2020-k-038。
1.2 方法
1.2.1 調查方法
2020 年 2 月 13 日-18 日采用問卷星平臺電子問卷的方式,由醫務科及各科室負責人通過各科室微信群發送電子問卷鏈接。在征得被調查者知情同意后,由被調查者獨立完成填寫并提交,調查員對后臺提交的問卷進行逐一審核。
1.2.2 研究工具
問卷由 3 個部分組成。第 1 部分為人群的基本信息,包括年齡、性別、科室、學歷、職稱、職業、婚姻狀況、是否有小孩、是否獨自生活、參與此次新冠肺炎的救治情況。第 2 部分為心理問題的影響因素,包括對大流行的擔憂和擔憂程度,對新冠肺炎信息的感知,新冠肺炎暴發流行期間的預期行為、社會支持、壓力應對策略等[6-10]。第 3 部分采用《一般健康調查表-28》(the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28,GHQ-28)[7, 11-12]評估醫院工作人員的心理健康狀況,其包括 4 個維度、28 個條目,分別為軀體癥狀(A1-A7)、焦慮/失眠(B1-B7)、社會功能障礙(C1-C7)和嚴重抑郁(D1-D7)。該量表以“完全不是”“有時”“經常”“持續”進行 4 級評分,分數越高,表示被試者心理健康狀態越差;GHQ-28 評分>5 分表示存在心理健康問題[7]。本研究中該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數為 0.832。
1.3 質量控制
本次研究所有條目均設置為必答題,以保證問卷填寫的完整性,避免回收問卷出現數據缺失;為避免重復作答,問卷填寫方式設定為每臺設備只能回答 1 次;為防止可能的偏倚,由 1 名研究者采用統一指導語說明填寫要求。調查對象有疑問時,研究者采用一致性語言進行解釋。研究者對回收的問卷逐一進行檢查,剔除答案邏輯混亂(如前后填寫矛盾、不一致等)、答題時長<100 s、簡單重復作答的無效問卷。調查員定期與科室負責人聯系,通過后臺提取的科室、微信賬號進行信息核實,避免錯填、亂填的無效問卷。通過問卷星平臺進行數據收集,后臺對問卷填寫的答案進行自動編碼、錄入與整理,避免因人工錄入導致的錯誤。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2.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采用頻數和構成比進行描述,計量資料若服從正態分布采用均數±標準差進行描述,若不服從正態分布,則采用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進行描述。為評估醫院工作人員心理健康狀況的影響因素,本研究首先對分類變量采用 χ2 檢驗,對不符合正態分布的年齡、學歷、職稱、社會支持總分、壓力應對策略總分采用秩和檢驗進行單因素分析;對單因素分析中 P<0.10 的變量,以及從專業上認為存在意義但 P≥0.10 的變量,將其進一步納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采用逐步向前法,計算比值比(odds ratio,OR)及其 95% 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統計分析的檢驗水準設為雙側 α=0.05。
2 結果
共有 1 115 名工作人員符合納入標準,其中 951 人在線填寫了問卷,應答率為 85.3%;其中有效問卷 945 份,有效應答率為 84.8%。
2.1 醫院工作人員人口學特征
945 名工作人員年齡的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為 33(27,44)歲,近 1/5 的工作人員為獨居,女性、已婚、有小孩者均在 70% 以上,50% 以上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接近 1/3 具有中級及以上職稱,近 1/5 參與了新冠肺炎救治,2/5 以上為護士。見表 1。

2.2 醫院工作人員心理健康狀況現狀
224 名(23.7%)工作人員 GHQ-28 量表評分>5 分,存在心理健康問題。
2.3 醫院工作人員存在心理健康問題的影響因素分析
2.3.1 單因素分析
年齡、職業、婚姻狀況、有無小孩、社會支持總分、壓力應對策略總分是心理健康的相關因素(P<0.05)。見表 2。

2.3.2 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以是否存在心理健康問題為因變量,以單因素分析中有統計學意義的年齡、職業、婚姻狀況、有無小孩、社會支持總分、壓力應對策略總分 6 個影響因素為自變量,變量賦值見表 3。結果顯示,有小孩[OR=1.607,95%CI(1.084,2.382),P=0.018]、職業為工勤人員[OR=2.229,95%CI(1.326,3.746),P=0.002]是心理健康的危險因素;社會支持總分[OR=0.869,95%CI(0.805,0.938),P<0.001]以及壓力應對策略總分[OR=0.685,95%CI(0.607,0.772),P<0.001]是心理健康的保護因素,見表 4。


3 討論
本次研究結果表明,參與調查的綿竹市人民醫院 945 名工作人員中有 224 人(23.7%)GHQ-28 的測量結果為陽性(GHQ-28>5 分),考慮存在心理健康問題,高于 2003 年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流行期間新加坡醫務人員(20.6%)[6]、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流行期間希臘的一家綜合醫院醫務人員(20.7%)[7]、新加坡《全國心理健康調查》中基線人群(16.6%)[13]及 2017 年中國 136 家三級公立醫院醫護人員心理健康自評(16.21%)[14]。分析原因可能包括:① 本次調查期間,截至 2020 年 2 月 18 日 24 時,新冠肺炎疫情處于高峰期,累計報告確診病例達 74 185 例[15],而 SARS 在 6 個月中感染人數僅為 4 288 例[16],新冠肺炎較其傳播速度更快、傳染性更強;② 既往傳染病流行時醫務人員感染率高,如中東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埃博拉病毒和 SARS 病毒引起的醫務人員相關感染分別占總病例的 1%~27%、2.5%~12% 和 11%~57%[17];③ 調查期間,尚無有效的療法來治愈新冠肺炎患者以及無有效的疫苗來使人群免疫;④ 擔憂醫療防護物資的嚴重缺乏;⑤ 醫療救治定點醫院繁瑣高強度的工作;⑥ 擔憂家人被自己感染。以上原因均給工作人員造成嚴重的心理壓力。
本研究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有小孩、工種為工勤人員是新冠肺炎流行期間醫療救治定點醫院工作人員心理健康問題的危險因素(P<0.05)。疫情期間,學校、小區等公共場所封閉,有小孩者面臨著兼顧工作和照顧小孩的矛盾,加之兒童抵抗力低,為感染高危人群[18],有小孩者往返于家庭與高危工作環境之間,擔心小孩及家人感染,因此,有小孩的工作人員更容易出現心理健康問題。另外,由于工作性質、職業分工等不同,工作人員心理健康狀況存在差異,以醫生為參照,工勤人員出現心理健康問題的風險最高,這與 2003 年 SARS 流行期間香港的一項研究[9]一致。這與工勤人員缺乏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經驗、不熟悉感染預防控制措施有關;同時工勤人員普遍學歷低,年齡大,知識儲備不足,信息感知度低,這些均可能導致工勤人員更容易出現心理健康問題。
本研究多因素分析結果還顯示,社會支持總分及壓力應對策略總分是新冠肺炎流行期間醫療救治定點醫院工作人員心理健康問題的保護因素(P<0.001)。社會支持作為影響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具有減輕應激反應的作用,社會支持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高,與既往研究[19-21]一致,良好的社會支持可提高個體對現實刺激的應對功能和順應有效性,并緩沖社會、心理、軀體等刺激因素對心理健康的不良影響。應對策略是指個體在應激時所作出的認知行為努力。本研究調查了壓力應對策略與心理健康的關系,壓力應對策略的總分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高,與既往研究[22-23]結果一致。提示醫務人員要有意識地培養生活情趣,工作之余盡可能多參加各種活動,學會緩解和釋放壓力,調解心身狀態,提高心理承受力。
本研究的局限性包括:① 因本次調查只在疫情發展的高峰階段開展,為橫斷面研究,不能反映工作人員心理困擾隨疫情發展和時間的變化,也不能回答心理困擾發生的因果關系。② 本次調查采用便利抽樣方法在非疫區選擇一家醫療救治定點醫院的工作人員作為樣本,受樣本數量、疫情特殊性、研究范圍、地域性等因素影響,研究結果無法代表全國醫護人員心理狀況;另外,不排除存在嚴重心理健康問題的工作人員沒有應答或在休假,可能存在一定的無應答偏倚。③ 本次調查為自填式問卷,被調查者在回答問題時可能存在一定的主觀性。今后研究者可增加研究范圍,采用更科學的抽樣方式,使研究更具代表性。
綜上所述,本研究表明,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間,非疫區醫療救治定點醫院工作人員的心理健康狀況不容樂觀。社會支持、壓力應對策略是心理健康問題的影響因素,有小孩者及工勤人員是心理健康問題的高危人群。醫院管理人員及上級主管部門應該充分重視疫情下醫院工作人員的心理健康狀況,關注高危人群,盡早建立心理干預體系,進行有效的分類干預,將心理危機干預納入疫情防控整體部署,以減輕疫情所致的心理傷害。同時建議進行其他研究探討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對醫院工作人員心理健康的長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