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何順坡, 賴曉東, 林建忠, 陳星宇, 陽清偉, 陳中杰, 陳良義, 楊慧麗, 彭忠偉. 短暫性全面遺忘癥發病相關因素、影像學特征及預后研究. 華西醫學, 2020, 35(12): 1478-1483. doi: 10.7507/1002-0179.202005003 復制
短暫性全面遺忘癥（transient global amnesia，TGA）最初由 Bender[1]于 1960 年描述，是一種以突發性、暫時性和順行性記憶喪失為特征的疾病。自從第一次描述該疾病以來，關于 TGA 的發病機制也有幾種假說被提出[2]，主要包含動脈缺血、靜脈回流障礙、偏頭痛和癲癇學說；然而其病因和機制至今尚不明確，針對 TGA 發病機制的研究結果也存在矛盾。關于 TGA 患者的責任病灶，目前所知可能與海馬 CA1 區功能相關，可能涉及其他腦區，但具體功能環路尚未明確；國外有 1 例病例報道穹窿柱梗死導致了類似 TGA 的記憶喪失[3]，這提示穹窿柱可能與 TGA 相關。本研究對 TGA 進行相關因素分析，并對 TGA 患者進行 MRI 的相關功能成像研究，以探討 TGA 發病相關因素、責任病灶及預后。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回顧性病例對照研究，選擇 2011 年 10 月 1 日—2018 年 10 月 31 日廈門大學附屬中山醫院收治的所有 TGA 患者。并同期在廈門大學附屬中山醫院體檢部收集年齡和性別與 TGA 患者組相匹配的體檢者，按照時間先后納入作為對照組，其中年齡采用“±1 歲”進行匹配。
TGA患者組納入標準（必須全部滿足目前常用的診斷標準[4-5]）：① 發作時必須有目擊者；② 發病期間必須有明確的順行性遺忘；③ 無意識障礙，自知力存在；④ 癥狀持續時間必須在 24 h 內。排除標準（滿足任意一條即排除）：① 發病時呈低血糖狀態；② 住院期間發現的其他認知功能障礙；③ 嚴重的肝腎功能障礙；④ 終末期腫瘤病史。2 例診斷 TGA 的患者因發病時低血糖狀態被排除，1 例 TGA 患者因住院期間最終診斷為癡呆被排除。
對照組納入標準（全部滿足）：① 同期的體檢者；② 同意隨訪。排除標準（滿足任意一條即排除）：① 體檢時有中度以上的認知功能障礙；② 既往有 TGA 發病史；③ 嚴重的肝腎功能障礙；④ 終末期腫瘤病史。
本研究通過廈門大學附屬中山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科研分委會審批，審批號：xmzsyyky 倫審第（2018025）號。
1.2 研究方法
1.2.1 收集信息
通過病歷系統收集患者相關信息：① 人口學信息：包括年齡、性別、優勢手。② 既往病史：包括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心房顫動（房顫）、腦卒中、偏頭痛、TGA 發作和癲癇。③ 發病誘發因素：如 Valsalva 動作、情緒激動。④ 發病持續時間。⑤ 臨床信息：包括血常規、肝腎功能、血脂等生化檢查，腦電圖、頭顱 CT、頸動靜脈彩色多普勒超聲（彩超）、MRI［T1 加權成像、T2 加權成像、彌散加權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圖形形變技術進行海馬區分區和概率性纖維束示蹤］、頭頸血管評估［CT 血管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TA）、CT 灌注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 perfusion，CTP）、磁共振血管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ngiography，MRA）］等輔助檢查。⑥ 隨訪：A. 隨訪內容：是否存活，是否發生腦梗死、腦出血，是否有 TGA 發作，以及是否發生心肌梗死；B. 隨訪終止條件：患者因為任何原因的死亡；C. 到達隨訪時間終點：2019 年 6 月 30 日。
收集對照組相關信息：① 人口學信息；② 既往病史；③ 隨訪：A. 隨訪內容：是否存活，是否發生腦梗死、腦出血，是否有 TGA 發作，以及是否發生心肌梗死；B. 隨訪終止條件：患者因為任何原因的死亡；C. 到達隨訪時間終點：2019 年 6 月 30 日。
1.2.2 影像學處理方法
① 海馬亞分區處理方法：對海馬區有病灶的患者完善三維結構成像，并使用圖形形變技術對三維結構像進行海馬區分區，基于腦邊緣對齊將 DWI 投射到結構像上，以確定患者海馬區病變的具體區域；② 神經纖維示蹤處理方法：對 MRI 結構像上海馬區亞分區基于腦邊緣對齊，投射到磁共振彌散張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上，對雙側海馬 CA1 區進行概率性纖維束示蹤，以雙側海馬 CA1 區為種子點，以雙側穹窿柱前端為目標點，顯示海馬 CA1 區的神經纖維走行。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0.0 統計學軟件對本研究的數據進行采集和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時配對數據采用配對 t 檢驗，成組數據采用成組 t 檢驗。計數資料用頻數表示，組間比較時配對數據采用配對 χ2 檢驗，成組數據采用成組 χ2 檢驗，理論頻數不足時使用 Fisher 確切概率法。雙側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人口學資料及既往史
共納入 73 例 TGA 患者與 73 例年齡、性別匹配的體檢者。其中，TGA 組年齡 28～82 歲；對照組年齡 29～83 歲。TGA 組的優勢手：右利手 63 例，左利手 10 例。兩組臨床信息比較，僅偏頭痛病史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000，P=0.038），其余指標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表1
兩組一般資料比較（n=73）
2.2 TGA 發作誘因與癥狀持續時間
21 例患者有發作誘因，其中發病前有 Valsalva 動作 9 例，于情緒激動時發病 12 例；其余患者無發作誘因。49 例患者已知發病時間，時間區間為 10 min～13 h，平均（4.5±2.8）h；其余患者發病時間未切確。
2.3 影像學檢查信息
2.3.1 腦電圖
僅 8 例患者完善腦電圖檢查，結果均正常。
2.3.2 經顱多普勒超聲發泡試驗
1 例患者因發現卵圓孔未閉，行經顱多普勒超聲發泡試驗時，Valsalva 動作時探及大量微栓子信號。
2.3.3 頭顱 MRI+DWI
67 例患者完善頭顱 MRI 檢查，DWI 未見異常 58 例，DWI 有高信號病灶 9 例［病灶位于海馬區 7 例（海馬區病灶發現率為 10.4%，其中雙側海馬區 2 例，單側 5 例）、丘腦 1 例、枕葉 1 例］，DWI 有病灶的 9 例均考慮為腦梗死（圖 1）。對 DWI 系列海馬區有病灶的 7 例 TGA 患者行功能 MRI 檢查，結果顯示其病灶均位于海馬 CA1 區（圖 2）。對 DWI 系列雙側海馬 CA1 區均有病灶的 2 例患者行概率性纖維束示蹤，結果顯示雙側海馬 CA1 區的神經纖維往雙側穹窿柱匯聚；圖 3 為其中 1 例患者的 DTI 圖，提示海馬 CA1 區與穹窿柱存在于同一個功能通路。
圖1
典型患者大腦 DWI 圖像
a. 患者，男，43 歲，右利手，DWI 圖像可見雙側海馬區高信號病灶（白箭）；b. 患者，女，60 歲，右利手，DWI 圖像可見左側海馬區高信號病灶（白箭）；c. 患者，女，60 歲，右利手，DWI 圖像可見右側海馬區高信號病灶（白箭）
圖2
典型患者海馬亞分區圖像
患者，女，60 歲，右利手，DWI 圖像可見雙側海馬區病灶均位于海馬 CA1 區，圖中亮點為 DWI 上高信號的病灶（白箭）
圖3
患者海馬 CA1 區的 DTI 像
患者，男，52 歲，右利手，對雙側海馬 CA1 區神經纖維進行示蹤，顯示雙側穹窿柱
2.3.4 血管評估（CTA/CTP/MRA）
67 例患者通過 CTA 或 MRA 完善了血管評估，3 例大腦中動脈 M1 段重度狹窄（其中右側 2 例、左側 1 例），左側鎖骨動脈盜血 3 例，煙霧病 3 期 1 例，右側枕葉動靜脈畸形 1 例，其余 59 例血管未見異常。血管未見異常的 59 例中的 2 例行 CTP 檢查，其中 1 例檢查時還處在發病期，結果顯示右側顳葉內側面、基底節區低灌注，但該患者的動脈未見異常（圖 4）。
圖4
發病期患者的 CTP 圖像
患者，男，52 歲，右利手，圖像顯示右側腦血容積正常，腦血流速度下降，達峰時間延長，平均通過時間延長，提示局部血灌注減少，白箭示低灌注區
2.4 隨訪
研究電話隨訪 6～78 個月，平均（36.0±22.6）個月。73 例 TGA 患者中，因聯系方式變更失訪 4 例；完成隨訪的 69 例中，發生腦血管事件 3 例（腦梗死 1 例、腦出血 1 例、復發 TGA 1 例），意外死亡 1 例，重度癡呆 1 例。73 例對照者中，因聯系方式錯誤或變更失訪 6 例；完成隨訪的 67 例中，發生心肌梗死 1 例、腦梗死 1 例。見表 2。
表2
兩組隨訪資料比較（n=73）
2.5 DWI 病灶組的相關因素分析
進一步對 DWI 序列上有病灶的 9 例患者和無病灶的 58 例進行一般資料及隨訪資料的比較，結果顯示兩組性別、年齡、既往病史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3。
表3
TGA 組 DWI 有無病灶患者一般資料及隨訪資料比較
3 討論
TGA 是一種短暫性發作性記憶喪失，發作時可對時間、地點定向障礙，但談話、計算及應用等能力正常，一般癥狀持續數小時，然后好轉。本研究中，73 例 TGA 患者年齡跨度為 28～82 歲，平均（62.01±8.51）歲。本組患者中發病持續時間跨越 10 min～13 h，平均持續時間（4.5±2.8）h，這與已有研究結果[2, 6-8]接近。從遠期來看，本研究隨訪 6～78 個月，平均（36.0±22.6）個月，隨訪期間 TGA 患者發生 TGA 復發 1 例、腦梗死 1 例、腦出血 1 例和重度癡呆 1 例，雖然較對照組終點事件更多（5 vs. 2 例），但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尚不能說明 TGA 患者會面臨更高的腦血管事件風險。
本研究中，67 例 TGA 患者行 MRI 檢查，DWI 顯示高信號病灶 9 例，考慮急性腦梗死；僅 2 例完善 CTP 發現顳葉內側海馬區低灌注。這些發現提示缺血性腦血管病可能是 TGA 發病的一個重要機制，與其他研究提出的顳葉缺血學說[9-12]相一致。但本研究僅有 7 例患者海馬區發現 DWI 高信號病灶，發現率為 10.4%（7/67），遠低于其他研究[13-16]，原因可能為本研究行 MRI 檢查時采用 5 mm 的層間距，降低了病灶的發現率。因此為提高患者的 DWI 病灶發現率，建議 MRI 檢查可采用無間隔、2 mm 的層厚掃描。
本研究對海馬區有病灶的 TGA 患者行功能 MRI 檢查中，發現病灶主要位于 CA1 區，與其他研究的結果[13, 17-24]類似。本研究中 7 例 DWI 中海馬高信號患者左側海馬均有病灶，其中 2 例雙側海馬均有病灶，這些患者均為右利手；提示記憶可能存在優勢海馬區的差別，也有研究提出優勢海馬區的 CA1 區損害，才會導致記憶障礙[23]。
本研究對雙側海馬區 CA1 有病灶的患者行概率性纖維束示蹤，顯示雙側海馬 CA1 的神經纖維往穹窿柱匯聚。Gupta 等[3]的報道發現穹窿柱梗死會導致 TGA 發作。綜合本研究和 Gupta 等[3]的報道，提示海馬 CA1 區和穹窿柱緊密聯系，相互協同，病變累及任何一個部位均可能導致 TGA 發作。既往的研究表明，海馬 CA1 包含幾個主要功能：即時記憶的處理，部分已儲存的記憶的提取和再現[17, 25-27]。所以 TGA 患者雖然存在部分的遠期記憶的提取、再現障礙，但是并沒有喪失全部遠期記憶的提取和再現。
本研究發現， TGA 患者偏頭痛患病率高于對照組（P=0.038），而血管病的危險因素如高血壓、糖尿病等，兩組間并沒有明顯差別。這一結果與已有研究相似，該研究發現偏頭痛患者更容易發生 TGA[28]。因此偏頭痛可能是 TGA 的一個重要危險因素。有研究提出皮質擴散抑制可解釋偏頭痛患者為何更易患 TGA：皮質擴散抑制已被證實廣泛存在于偏頭痛患者，皮質擴散抑制通過改變海馬 CA1 區神經元的興奮性，從而抑制海馬 CA1 區神經元活動，并可能導致 CA1 區神經元受損，最終導致 TGA 發作[29-31]。
本研究發現部分 TGA 患者發病前有 Valsalva 動作。這與已有研究結果[32-34]相似，這些研究認為 Valsalva 動作會導致胸內壓增加，阻礙頸內靜脈回流到上腔靜脈，在頸靜脈功能不全的情況下會導致頸靜脈血液逆行，由此產生內側顳葉靜脈高壓，最終導致 TGA 發作。另外本研究發現 1 例卵圓孔未閉的 TGA 患者，行經顱多普勒超聲發泡試驗時，Valsalva 動作時探及大量微栓子信號，同時患者的頭顱 DWI 顯示左側海馬區梗死，且頭頸 MRA 無異常，這提示此例患者的 TGA 發生機制可能與微栓子栓塞相關。該例患者提示 TGA 發作前有 Valsalva 動作，TGA 的發生可能并不都是頸靜脈高壓所導致，還有可能是患者存在心臟結構異常，Valsalva 動作時血栓右向左分流導致腦栓塞，從而發生 TGA。因此我們建議對發病前有 Valsalva 動作的患者需要完善心臟彩超、頸靜脈彩超和經顱多普勒彩色超聲發泡試驗，明確具體發病機制。
目前，TGA 發病機制尚未確切，本研究發現 TGA 的發生與腦血管病、偏頭痛、可能的頸靜脈高壓相關，海馬區的功能 MRI 發現海馬 CA1 區和穹窿柱均有可能導致 TGA 的發生。本研究病例數偏少，為回顧性研究，為進一步明確 TGA 的發病機制尚需進一步開展臨床和基礎研究。
短暫性全面遺忘癥（transient global amnesia，TGA）最初由 Bender[1]于 1960 年描述，是一種以突發性、暫時性和順行性記憶喪失為特征的疾病。自從第一次描述該疾病以來，關于 TGA 的發病機制也有幾種假說被提出[2]，主要包含動脈缺血、靜脈回流障礙、偏頭痛和癲癇學說；然而其病因和機制至今尚不明確，針對 TGA 發病機制的研究結果也存在矛盾。關于 TGA 患者的責任病灶，目前所知可能與海馬 CA1 區功能相關，可能涉及其他腦區，但具體功能環路尚未明確；國外有 1 例病例報道穹窿柱梗死導致了類似 TGA 的記憶喪失[3]，這提示穹窿柱可能與 TGA 相關。本研究對 TGA 進行相關因素分析，并對 TGA 患者進行 MRI 的相關功能成像研究，以探討 TGA 發病相關因素、責任病灶及預后。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回顧性病例對照研究，選擇 2011 年 10 月 1 日—2018 年 10 月 31 日廈門大學附屬中山醫院收治的所有 TGA 患者。并同期在廈門大學附屬中山醫院體檢部收集年齡和性別與 TGA 患者組相匹配的體檢者，按照時間先后納入作為對照組，其中年齡采用“±1 歲”進行匹配。
TGA患者組納入標準（必須全部滿足目前常用的診斷標準[4-5]）：① 發作時必須有目擊者；② 發病期間必須有明確的順行性遺忘；③ 無意識障礙，自知力存在；④ 癥狀持續時間必須在 24 h 內。排除標準（滿足任意一條即排除）：① 發病時呈低血糖狀態；② 住院期間發現的其他認知功能障礙；③ 嚴重的肝腎功能障礙；④ 終末期腫瘤病史。2 例診斷 TGA 的患者因發病時低血糖狀態被排除，1 例 TGA 患者因住院期間最終診斷為癡呆被排除。
對照組納入標準（全部滿足）：① 同期的體檢者；② 同意隨訪。排除標準（滿足任意一條即排除）：① 體檢時有中度以上的認知功能障礙；② 既往有 TGA 發病史；③ 嚴重的肝腎功能障礙；④ 終末期腫瘤病史。
本研究通過廈門大學附屬中山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科研分委會審批，審批號：xmzsyyky 倫審第（2018025）號。
1.2 研究方法
1.2.1 收集信息
通過病歷系統收集患者相關信息：① 人口學信息：包括年齡、性別、優勢手。② 既往病史：包括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心房顫動（房顫）、腦卒中、偏頭痛、TGA 發作和癲癇。③ 發病誘發因素：如 Valsalva 動作、情緒激動。④ 發病持續時間。⑤ 臨床信息：包括血常規、肝腎功能、血脂等生化檢查，腦電圖、頭顱 CT、頸動靜脈彩色多普勒超聲（彩超）、MRI［T1 加權成像、T2 加權成像、彌散加權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圖形形變技術進行海馬區分區和概率性纖維束示蹤］、頭頸血管評估［CT 血管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TA）、CT 灌注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 perfusion，CTP）、磁共振血管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ngiography，MRA）］等輔助檢查。⑥ 隨訪：A. 隨訪內容：是否存活，是否發生腦梗死、腦出血，是否有 TGA 發作，以及是否發生心肌梗死；B. 隨訪終止條件：患者因為任何原因的死亡；C. 到達隨訪時間終點：2019 年 6 月 30 日。
收集對照組相關信息：① 人口學信息；② 既往病史；③ 隨訪：A. 隨訪內容：是否存活，是否發生腦梗死、腦出血，是否有 TGA 發作，以及是否發生心肌梗死；B. 隨訪終止條件：患者因為任何原因的死亡；C. 到達隨訪時間終點：2019 年 6 月 30 日。
1.2.2 影像學處理方法
① 海馬亞分區處理方法：對海馬區有病灶的患者完善三維結構成像，并使用圖形形變技術對三維結構像進行海馬區分區，基于腦邊緣對齊將 DWI 投射到結構像上，以確定患者海馬區病變的具體區域；② 神經纖維示蹤處理方法：對 MRI 結構像上海馬區亞分區基于腦邊緣對齊，投射到磁共振彌散張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上，對雙側海馬 CA1 區進行概率性纖維束示蹤，以雙側海馬 CA1 區為種子點，以雙側穹窿柱前端為目標點，顯示海馬 CA1 區的神經纖維走行。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0.0 統計學軟件對本研究的數據進行采集和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時配對數據采用配對 t 檢驗，成組數據采用成組 t 檢驗。計數資料用頻數表示，組間比較時配對數據采用配對 χ2 檢驗，成組數據采用成組 χ2 檢驗，理論頻數不足時使用 Fisher 確切概率法。雙側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人口學資料及既往史
共納入 73 例 TGA 患者與 73 例年齡、性別匹配的體檢者。其中，TGA 組年齡 28～82 歲；對照組年齡 29～83 歲。TGA 組的優勢手：右利手 63 例，左利手 10 例。兩組臨床信息比較，僅偏頭痛病史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000，P=0.038），其余指標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表1
兩組一般資料比較（n=73）
2.2 TGA 發作誘因與癥狀持續時間
21 例患者有發作誘因，其中發病前有 Valsalva 動作 9 例，于情緒激動時發病 12 例；其余患者無發作誘因。49 例患者已知發病時間，時間區間為 10 min～13 h，平均（4.5±2.8）h；其余患者發病時間未切確。
2.3 影像學檢查信息
2.3.1 腦電圖
僅 8 例患者完善腦電圖檢查，結果均正常。
2.3.2 經顱多普勒超聲發泡試驗
1 例患者因發現卵圓孔未閉，行經顱多普勒超聲發泡試驗時，Valsalva 動作時探及大量微栓子信號。
2.3.3 頭顱 MRI+DWI
67 例患者完善頭顱 MRI 檢查，DWI 未見異常 58 例，DWI 有高信號病灶 9 例［病灶位于海馬區 7 例（海馬區病灶發現率為 10.4%，其中雙側海馬區 2 例，單側 5 例）、丘腦 1 例、枕葉 1 例］，DWI 有病灶的 9 例均考慮為腦梗死（圖 1）。對 DWI 系列海馬區有病灶的 7 例 TGA 患者行功能 MRI 檢查，結果顯示其病灶均位于海馬 CA1 區（圖 2）。對 DWI 系列雙側海馬 CA1 區均有病灶的 2 例患者行概率性纖維束示蹤，結果顯示雙側海馬 CA1 區的神經纖維往雙側穹窿柱匯聚；圖 3 為其中 1 例患者的 DTI 圖，提示海馬 CA1 區與穹窿柱存在于同一個功能通路。
圖1
典型患者大腦 DWI 圖像
a. 患者，男，43 歲，右利手，DWI 圖像可見雙側海馬區高信號病灶（白箭）；b. 患者，女，60 歲，右利手，DWI 圖像可見左側海馬區高信號病灶（白箭）；c. 患者，女，60 歲，右利手，DWI 圖像可見右側海馬區高信號病灶（白箭）
圖2
典型患者海馬亞分區圖像
患者，女，60 歲，右利手，DWI 圖像可見雙側海馬區病灶均位于海馬 CA1 區，圖中亮點為 DWI 上高信號的病灶（白箭）
圖3
患者海馬 CA1 區的 DTI 像
患者，男，52 歲，右利手，對雙側海馬 CA1 區神經纖維進行示蹤，顯示雙側穹窿柱
2.3.4 血管評估（CTA/CTP/MRA）
67 例患者通過 CTA 或 MRA 完善了血管評估，3 例大腦中動脈 M1 段重度狹窄（其中右側 2 例、左側 1 例），左側鎖骨動脈盜血 3 例，煙霧病 3 期 1 例，右側枕葉動靜脈畸形 1 例，其余 59 例血管未見異常。血管未見異常的 59 例中的 2 例行 CTP 檢查，其中 1 例檢查時還處在發病期，結果顯示右側顳葉內側面、基底節區低灌注，但該患者的動脈未見異常（圖 4）。
圖4
發病期患者的 CTP 圖像
患者，男，52 歲，右利手，圖像顯示右側腦血容積正常，腦血流速度下降，達峰時間延長，平均通過時間延長，提示局部血灌注減少，白箭示低灌注區
2.4 隨訪
研究電話隨訪 6～78 個月，平均（36.0±22.6）個月。73 例 TGA 患者中，因聯系方式變更失訪 4 例；完成隨訪的 69 例中，發生腦血管事件 3 例（腦梗死 1 例、腦出血 1 例、復發 TGA 1 例），意外死亡 1 例，重度癡呆 1 例。73 例對照者中，因聯系方式錯誤或變更失訪 6 例；完成隨訪的 67 例中，發生心肌梗死 1 例、腦梗死 1 例。見表 2。
表2
兩組隨訪資料比較（n=73）
2.5 DWI 病灶組的相關因素分析
進一步對 DWI 序列上有病灶的 9 例患者和無病灶的 58 例進行一般資料及隨訪資料的比較，結果顯示兩組性別、年齡、既往病史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3。
表3
TGA 組 DWI 有無病灶患者一般資料及隨訪資料比較
3 討論
TGA 是一種短暫性發作性記憶喪失，發作時可對時間、地點定向障礙，但談話、計算及應用等能力正常，一般癥狀持續數小時，然后好轉。本研究中，73 例 TGA 患者年齡跨度為 28～82 歲，平均（62.01±8.51）歲。本組患者中發病持續時間跨越 10 min～13 h，平均持續時間（4.5±2.8）h，這與已有研究結果[2, 6-8]接近。從遠期來看，本研究隨訪 6～78 個月，平均（36.0±22.6）個月，隨訪期間 TGA 患者發生 TGA 復發 1 例、腦梗死 1 例、腦出血 1 例和重度癡呆 1 例，雖然較對照組終點事件更多（5 vs. 2 例），但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尚不能說明 TGA 患者會面臨更高的腦血管事件風險。
本研究中，67 例 TGA 患者行 MRI 檢查，DWI 顯示高信號病灶 9 例，考慮急性腦梗死；僅 2 例完善 CTP 發現顳葉內側海馬區低灌注。這些發現提示缺血性腦血管病可能是 TGA 發病的一個重要機制，與其他研究提出的顳葉缺血學說[9-12]相一致。但本研究僅有 7 例患者海馬區發現 DWI 高信號病灶，發現率為 10.4%（7/67），遠低于其他研究[13-16]，原因可能為本研究行 MRI 檢查時采用 5 mm 的層間距，降低了病灶的發現率。因此為提高患者的 DWI 病灶發現率，建議 MRI 檢查可采用無間隔、2 mm 的層厚掃描。
本研究對海馬區有病灶的 TGA 患者行功能 MRI 檢查中，發現病灶主要位于 CA1 區，與其他研究的結果[13, 17-24]類似。本研究中 7 例 DWI 中海馬高信號患者左側海馬均有病灶，其中 2 例雙側海馬均有病灶，這些患者均為右利手；提示記憶可能存在優勢海馬區的差別，也有研究提出優勢海馬區的 CA1 區損害，才會導致記憶障礙[23]。
本研究對雙側海馬區 CA1 有病灶的患者行概率性纖維束示蹤，顯示雙側海馬 CA1 的神經纖維往穹窿柱匯聚。Gupta 等[3]的報道發現穹窿柱梗死會導致 TGA 發作。綜合本研究和 Gupta 等[3]的報道，提示海馬 CA1 區和穹窿柱緊密聯系，相互協同，病變累及任何一個部位均可能導致 TGA 發作。既往的研究表明，海馬 CA1 包含幾個主要功能：即時記憶的處理，部分已儲存的記憶的提取和再現[17, 25-27]。所以 TGA 患者雖然存在部分的遠期記憶的提取、再現障礙，但是并沒有喪失全部遠期記憶的提取和再現。
本研究發現， TGA 患者偏頭痛患病率高于對照組（P=0.038），而血管病的危險因素如高血壓、糖尿病等，兩組間并沒有明顯差別。這一結果與已有研究相似，該研究發現偏頭痛患者更容易發生 TGA[28]。因此偏頭痛可能是 TGA 的一個重要危險因素。有研究提出皮質擴散抑制可解釋偏頭痛患者為何更易患 TGA：皮質擴散抑制已被證實廣泛存在于偏頭痛患者，皮質擴散抑制通過改變海馬 CA1 區神經元的興奮性，從而抑制海馬 CA1 區神經元活動，并可能導致 CA1 區神經元受損，最終導致 TGA 發作[29-31]。
本研究發現部分 TGA 患者發病前有 Valsalva 動作。這與已有研究結果[32-34]相似，這些研究認為 Valsalva 動作會導致胸內壓增加，阻礙頸內靜脈回流到上腔靜脈，在頸靜脈功能不全的情況下會導致頸靜脈血液逆行，由此產生內側顳葉靜脈高壓，最終導致 TGA 發作。另外本研究發現 1 例卵圓孔未閉的 TGA 患者，行經顱多普勒超聲發泡試驗時，Valsalva 動作時探及大量微栓子信號，同時患者的頭顱 DWI 顯示左側海馬區梗死，且頭頸 MRA 無異常，這提示此例患者的 TGA 發生機制可能與微栓子栓塞相關。該例患者提示 TGA 發作前有 Valsalva 動作，TGA 的發生可能并不都是頸靜脈高壓所導致，還有可能是患者存在心臟結構異常，Valsalva 動作時血栓右向左分流導致腦栓塞，從而發生 TGA。因此我們建議對發病前有 Valsalva 動作的患者需要完善心臟彩超、頸靜脈彩超和經顱多普勒彩色超聲發泡試驗，明確具體發病機制。
目前，TGA 發病機制尚未確切，本研究發現 TGA 的發生與腦血管病、偏頭痛、可能的頸靜脈高壓相關，海馬區的功能 MRI 發現海馬 CA1 區和穹窿柱均有可能導致 TGA 的發生。本研究病例數偏少，為回顧性研究，為進一步明確 TGA 的發病機制尚需進一步開展臨床和基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