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郭萍, 張懿, 李敏敏, 王劍超, 田澍蔚. 基于體檢中心的中小學生“小瞳檢影篩查近視+后續佩戴角膜塑形鏡”流程效果分析. 華西醫學, 2020, 35(12): 1484-1489. doi: 10.7507/1002-0179.202004391 復制
近視是最常見的屈光不正，有研究預測，截至 2050 年，世界范圍內近視患者人數將達到 50 億[1]。由于中小學生學習壓力大、用眼習慣不良及用眼頻率高等原因，且伴隨電子產品使用率升高，其近視發病率也逐漸升高[2-5]，中小學生的近視防治刻不容緩。目前對于中小學生群體通常采用散瞳驗光來明確視力情況，但該方法相對復雜且檢測周期較長，在體檢中心進行成批體檢并進行視力普查時并不適用，因此，需尋找合適的適用于體檢中心的普查方法。由于小瞳檢影不需要對患兒進行散瞳，方法簡單且痛苦較小，因此，可能更易于在體檢中心開展。然而，其用于體檢中心視力普查的可靠性尚不明確，所以，該研究首先將中小學生在體檢中心接受小瞳檢影的近視檢出情況與隨后于眼科行散瞳檢影的一致性進行分析，然后采用具有非手術性、無創性及可逆性特點的角膜塑形鏡[6-9]為篩選出的近視患兒進行治療，旨在探討在體檢中心采用小瞳檢影進行中小學生視力普查的可靠性，并通過對后續角膜塑形鏡治療效果的觀察以進一步驗證“體檢中心小瞳檢影篩查近視+后續專科佩戴角膜塑形鏡”這一流程的可行性。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將 2017 年 1 月—2018 年 12 月于西安交通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健康管理部（即體檢中心）進行視力檢查的 172 例中小學生作為研究對象，首先于醫院健康管理部進行霧視法小瞳檢影，隨后前往眼科行散瞳檢影，最終將小瞳檢影及散瞳檢影均診斷為近視的 93 例中小學生按照隨機數字表隨機分為對照組（46 例）及試驗組（47 例）。納入標準（全部滿足）：① 年齡 8～18 周歲；② ?6.0 D<等效球徑度≤?0.5 D 且雙眼矯正視力能夠達到 1.0；③ 患兒及其家屬依從性較高。排除標準（滿足任意 1 條即排除）：① 斜視及眼球震顫；② 既往有眼部手術史；③ 既往接觸過近視防控治療；④ 眼部炎癥、干眼、角膜病變及圓錐角膜；⑤ 眼底檢查異常。本研究獲得所有研究對象及其家屬知情同意及醫院倫理學委員會批準（審批號：No.20161121）。
1.2 檢影方法
對所有研究對象首先進行眼底檢查及小瞳檢影，指導其在暗室靜坐閉眼休息，使其盡量放松，工作距離 0.5 m，囑平視檢查者鼻子，用帶狀檢影鏡對左右眼進行小瞳下視網膜檢影，根據檢影結果，雙眼加正鏡片（霧視量+0.50 DS～+2.00 DS），使矯正視力達 4.4～4.7（對數視力）或 0.3～0.5（小數視力），指導其向窗外遠眺、不要注視近物，10～15 min 后再進行 1 次小瞳檢影，獲得最終結果。所有研究對象于小瞳檢影后擇日于眼科進行散瞳檢影：12 歲以下者采用阿托品眼用凝膠連續涂眼 3 次/d，共 3 d，第 4 日進行視網膜檢影；12 歲及以上者采用復方托吡卡胺滴眼液連續點眼 3 次，每次間隔 10 min，第 3 次點眼 20 min 后進行視網膜檢影。近視診斷標準為等效球徑度≤?0.5 D（兩眼中一眼近視即診斷為近視）[10-12]。
1.3 治療方法
對照組中小學生接受傳統框架眼鏡矯正，選用高分子樹脂材料鏡片，根據檢影結果選用試片鏡，囑患兒戴鏡后于室內及室外自由活動 60 min，調試戴鏡無不適感后制配框架眼鏡。
試驗組中小學生接受角膜塑形鏡矯正，采用角膜地形圖檢查確定角膜形態，選用高透氧型氟硅丙烯酸酯聚合材料鏡片，根據檢影結果選擇試片鏡，囑患兒戴鏡后于室內及室外自由活動 20 min，調試戴鏡無不適感后制配角膜塑形鏡。配鏡后，指導患兒及其家屬角膜塑形鏡的使用方法、戴鏡方法、摘鏡方法、清洗方法及注意事項等，要求患兒及其家屬完全掌握相關知識。
1.4 研究工具及評價指標
記錄 2 種檢查方法檢出近視的情況。分別于配鏡后 3、6 及 12 個月時，于停戴 3 周后分別比較對照組（46 例共 92 眼）及試驗組（47 例共 94 眼）中小學生的屈光度增量、眼軸長度增量、角膜曲率及玻璃體腔深度；并于每次檢查時，記錄常見并發癥的發生情況。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1.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用率和百分比表示，2 種檢測方法陽性率的比較采用 McNemer 檢驗，一致性檢驗采用 kappa 一致性檢驗；試驗組與對照組間性別及并發癥發生率的比較應用 χ2 檢驗或 Fisher 確切概率法。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兩組間年齡、屈光度和眼軸長度的配鏡前比較和配鏡后增量比較采用 t 檢驗；配鏡前后角膜曲率及玻璃體腔深度整體比較采用兩因素重復測量資料的方差分析，組內治療前后比較采用單因素重復測量資料的方差分析，組內不同治療時間以及同時間兩組間的兩兩比較采用 Bonferroni 校正。雙側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兩種檢測方法的篩查結果
本研究結果顯示，小瞳檢影共篩查出 105 例近視中小學生，散瞳檢影共篩查出 96 例近視中小學生，小瞳檢影的近視檢出率為 61.0%，高于散瞳檢影的 55.8%，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35）；以散瞳檢影為金標準，小瞳檢影的陽性預測值為 88.6%，靈敏度為 96.9%，特異度為 84.2%，與散瞳檢影存在一致性（kappa=0.821，P<0.001），見表 1。
表1
兩種檢測方法的篩查結果
2.2 兩組中小學生一般資料比較
對照組男 24 例、女 22 例，試驗組男 22 例、女 25 例，性別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268，P=0.605）；對照組中小學生平均年齡（13.00±2.28）歲，試驗組平均年齡（13.38±2.34）歲，年齡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0.800，P=0.426）。
2.3 兩組中小學生屈光度和眼軸長度的配鏡前比較和配鏡后增量比較
配鏡前，兩組雙眼的屈光度與眼軸長度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配鏡后 3、6 及 12 個月時，于停戴 3 周后進行檢測，結果顯示試驗組中小學生雙眼的屈光度增量及眼軸增長量均少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兩組中小學生屈光度和眼軸長度的配鏡前比較和配鏡后增量比較（
）
2.4 兩組中小學生配鏡前后角膜曲率及玻璃體腔深度的比較
使用兩因素重復測量的方差分析對配鏡前及配鏡后兩組中小學生雙眼的角膜曲率及玻璃體腔深度進行檢驗，結果顯示，各指標組間差異、時間差異以及組別與時間交互作用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由同時間兩組間比較可見，配鏡前，兩組中小學生雙眼的角膜曲率及玻璃體腔深度相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試驗組配鏡后 3、6、12 個月時雙眼的上述指標均低于對照組（P<0.05）。分別比較兩組配鏡前后各時間點雙眼角膜曲率及玻璃體腔深度，對照組左眼各時間點角膜曲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F=2.582，P=0.056），但右眼配鏡后 1 年時角膜曲率低于配鏡前（P=0.001），試驗組中小學生在配鏡后 3、6、12 個月時雙眼的角膜曲率均低于配鏡前（P<0.001）；對照組配鏡后 3、6、12 個月時雙眼的玻璃體腔深度均高于配鏡前（P<0.05），試驗組配鏡后雙眼的玻璃體腔深度與配鏡前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左眼F=0.417，P=0.689；右眼F=1.285，P=0.282）。提示試驗組中小學生配鏡前后雙眼角膜曲率及玻璃體腔深度的變化趨勢與對照組不同，試驗組中小學生配鏡后上述指標均低于對照組。見表 3。
表3
兩組中小學生配鏡前后角膜曲率及玻璃體腔深度比較（
）
2.5 兩組中小學生常見并發癥的比較
對照組出現 2 例角膜損傷、1 例過敏性結膜炎、2 例角膜病毒感染，均考慮因揉搓眼睛、用眼過度等不良習慣所致；共出現 2 例視覺異常。試驗組共出現 5 例角膜損傷、2 例過敏性結膜炎、1 例角膜病毒感染及 3 例視覺異常，排除因揉搓眼睛、用眼過度等不良習慣所致眼部問題，兩組的常見并發癥發生率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4。
表4
兩組中小學生的并發癥發生情況［例（%）］
3 討論
我國中小學生近視的發生率較高，呈逐年上升趨勢，有研究報道，我國近視患病率在小學生中約為 50%，在中學生中約為 80%，已成為威脅我國青少年視力健康的主要問題，因此，防治近視刻不容緩[13-15]。在近視的篩查中，視力篩查表主要通過主觀問答，需要患兒的配合，同時檢查結果較為依賴檢查者的經驗，可能無法客觀檢測患兒的視力水平；而自動驗光儀檢測結果準確率高，但價格較為昂貴，不適合基層檢測使用；散瞳檢影是針對 12 歲以內兒童最有效且最準確的近視檢出方法，但檢測過程需要麻痹睫狀肌，往往對患兒造成一定的痛苦[16]，且通常采用阿托品，用藥后短期內患兒需避免強光及視近物，可能影響其課業，因此不易在體檢中心開展實施。
由于小瞳檢影是利用檢影鏡攝入眼內的光線在視網膜上反射后產生的光影進行屈光檢查[17]，僅需檢影鏡及鏡片，操作簡單且經濟適用，聯合霧視法能夠減少調節波動，準確性較高，且能夠迅速得到檢測結果，同時痛苦較小、配合度較高，因此適合中小學生的近視普查[18-19]。本研究對 172 例中小學生進行小瞳檢影篩查，雖漏診 3 例近視患兒，但研究發現其陽性預測值為 88.6%，靈敏度 96.9%，與散瞳檢影存在較高一致性，因此，該方法能勝任體檢中心進行健康體檢時對兒童進行視力普查的工作需求。然而，由于兒童雙眼的調節能力強，僅用霧視的方法很難放松調節，不僅可能誤診假性近視的患兒，而且由于低度遠視的患兒小瞳檢影可呈現低度近視狀態，因此也可能被誤診；另外，人為技術因素也是結果準確性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不僅對體檢中心開展近視普查有著制約作用，而且可能影響篩查出近視的準確性并延誤治療，因此，針對小瞳檢影疑診屈光不正的患兒，仍應于專科行散瞳檢影進一步確診，隨后接受治療。
目前，針對青少年近視，藥物治療及手術治療存在風險及副作用，因此其應用受到限制[20]。角膜塑形鏡是一種光學矯正法，其高透氧性鏡片的后表面采用逆幾何學設計，能夠產生作用于角膜中央區域的負壓吸引作用，重塑角膜形狀，從而降低患兒屈光度、控制近視進展[8, 21-22]。本研究將散瞳檢影篩選出的 96 例近視中小學生分別予以治療，并對最終小瞳檢影及散瞳檢影均診斷為近視的 93 例患兒進行觀察。研究結果顯示，配鏡后 3、6、12 個月時，試驗組雙眼屈光度增量及眼軸增長量均少于對照組，結果與 Li 等[23]及李斌等[24]的研究結果一致，提示角膜塑形鏡能夠控制近視的進展。配鏡后 3、6、12 個月時，試驗組中小學生雙眼角膜曲率均較配鏡前下降，其變化趨勢與對照組不同且配鏡后各時點上述指標均低于對照組；對照組中小學生雙眼玻璃體腔深度均較配鏡前增加且變化趨勢與試驗組不同，而試驗組中小學生雙眼玻璃體腔深度不僅與配鏡前無明顯變化且各時點均低于對照組，與陳景成等[25]及陳彬等[26]的研究結果一致，提示角膜塑形鏡能夠控制角膜曲率及玻璃體腔深度的改變趨勢。分析其原因，由于玻璃體腔深度增長占眼軸增長的重要部分[27]，而角膜塑形鏡通過重塑角膜前表面形態，可以使周邊屈光度發生近視性漂移，而被動的周邊焦距對眼球的發育也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可發揮控制眼軸以及玻璃體腔深度增長進而延緩近視的作用[28]。本研究還顯示，配鏡后 1 年時對照組右眼的角膜曲率低于配鏡前，可能是由于角膜屈光度并非青少年近視的主要增長原因，因此，伴隨生長發育，即使對照組僅佩戴傳統框架眼鏡，其角膜曲率仍有可能改善[29]。另外，雖然治療過程中兩組中小學生均發生少許并發癥，但均較輕微，詳細詢問原因，試驗組并發癥可能與其揉搓眼睛、用眼過度等不良習慣有關，提示并發癥的出現與佩戴框架與否并無直接關系；同時，兩組中小學生并發癥發生率相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與王英等[9]對青少年配戴角膜塑形鏡的安全性研究結果一致，可能也與針對患兒及其家屬均進行了規范化的指導有關。
綜上所述，小瞳檢影適用于在體檢中心對兒童進行視力普查。然而，由于小瞳檢影對操作者的經驗有較高要求，且因為未消除患兒調節的影響，因此仍舊有漏診和誤診的可能，所以仍建議疑似屈光不正的患兒前往眼科接受散瞳檢影以進一步確診。隨后，已確診近視的患兒，可接受角膜塑形鏡治療，并可能獲得相比框架眼鏡更有效的近視治療效果。總之，“體檢中心小瞳檢影篩查近視+后續專科佩戴角膜塑形鏡”這一流程具備可行性。然而，由于本研究病例樣本量較小，且觀察時間較短，因此，下一步將擴大樣本量、延長觀察時間并設置多中心對照研究以進一步深入探索。
近視是最常見的屈光不正，有研究預測，截至 2050 年，世界范圍內近視患者人數將達到 50 億[1]。由于中小學生學習壓力大、用眼習慣不良及用眼頻率高等原因，且伴隨電子產品使用率升高，其近視發病率也逐漸升高[2-5]，中小學生的近視防治刻不容緩。目前對于中小學生群體通常采用散瞳驗光來明確視力情況，但該方法相對復雜且檢測周期較長，在體檢中心進行成批體檢并進行視力普查時并不適用，因此，需尋找合適的適用于體檢中心的普查方法。由于小瞳檢影不需要對患兒進行散瞳，方法簡單且痛苦較小，因此，可能更易于在體檢中心開展。然而，其用于體檢中心視力普查的可靠性尚不明確，所以，該研究首先將中小學生在體檢中心接受小瞳檢影的近視檢出情況與隨后于眼科行散瞳檢影的一致性進行分析，然后采用具有非手術性、無創性及可逆性特點的角膜塑形鏡[6-9]為篩選出的近視患兒進行治療，旨在探討在體檢中心采用小瞳檢影進行中小學生視力普查的可靠性，并通過對后續角膜塑形鏡治療效果的觀察以進一步驗證“體檢中心小瞳檢影篩查近視+后續專科佩戴角膜塑形鏡”這一流程的可行性。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將 2017 年 1 月—2018 年 12 月于西安交通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健康管理部（即體檢中心）進行視力檢查的 172 例中小學生作為研究對象，首先于醫院健康管理部進行霧視法小瞳檢影，隨后前往眼科行散瞳檢影，最終將小瞳檢影及散瞳檢影均診斷為近視的 93 例中小學生按照隨機數字表隨機分為對照組（46 例）及試驗組（47 例）。納入標準（全部滿足）：① 年齡 8～18 周歲；② ?6.0 D<等效球徑度≤?0.5 D 且雙眼矯正視力能夠達到 1.0；③ 患兒及其家屬依從性較高。排除標準（滿足任意 1 條即排除）：① 斜視及眼球震顫；② 既往有眼部手術史；③ 既往接觸過近視防控治療；④ 眼部炎癥、干眼、角膜病變及圓錐角膜；⑤ 眼底檢查異常。本研究獲得所有研究對象及其家屬知情同意及醫院倫理學委員會批準（審批號：No.20161121）。
1.2 檢影方法
對所有研究對象首先進行眼底檢查及小瞳檢影，指導其在暗室靜坐閉眼休息，使其盡量放松，工作距離 0.5 m，囑平視檢查者鼻子，用帶狀檢影鏡對左右眼進行小瞳下視網膜檢影，根據檢影結果，雙眼加正鏡片（霧視量+0.50 DS～+2.00 DS），使矯正視力達 4.4～4.7（對數視力）或 0.3～0.5（小數視力），指導其向窗外遠眺、不要注視近物，10～15 min 后再進行 1 次小瞳檢影，獲得最終結果。所有研究對象于小瞳檢影后擇日于眼科進行散瞳檢影：12 歲以下者采用阿托品眼用凝膠連續涂眼 3 次/d，共 3 d，第 4 日進行視網膜檢影；12 歲及以上者采用復方托吡卡胺滴眼液連續點眼 3 次，每次間隔 10 min，第 3 次點眼 20 min 后進行視網膜檢影。近視診斷標準為等效球徑度≤?0.5 D（兩眼中一眼近視即診斷為近視）[10-12]。
1.3 治療方法
對照組中小學生接受傳統框架眼鏡矯正，選用高分子樹脂材料鏡片，根據檢影結果選用試片鏡，囑患兒戴鏡后于室內及室外自由活動 60 min，調試戴鏡無不適感后制配框架眼鏡。
試驗組中小學生接受角膜塑形鏡矯正，采用角膜地形圖檢查確定角膜形態，選用高透氧型氟硅丙烯酸酯聚合材料鏡片，根據檢影結果選擇試片鏡，囑患兒戴鏡后于室內及室外自由活動 20 min，調試戴鏡無不適感后制配角膜塑形鏡。配鏡后，指導患兒及其家屬角膜塑形鏡的使用方法、戴鏡方法、摘鏡方法、清洗方法及注意事項等，要求患兒及其家屬完全掌握相關知識。
1.4 研究工具及評價指標
記錄 2 種檢查方法檢出近視的情況。分別于配鏡后 3、6 及 12 個月時，于停戴 3 周后分別比較對照組（46 例共 92 眼）及試驗組（47 例共 94 眼）中小學生的屈光度增量、眼軸長度增量、角膜曲率及玻璃體腔深度；并于每次檢查時，記錄常見并發癥的發生情況。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1.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用率和百分比表示，2 種檢測方法陽性率的比較采用 McNemer 檢驗，一致性檢驗采用 kappa 一致性檢驗；試驗組與對照組間性別及并發癥發生率的比較應用 χ2 檢驗或 Fisher 確切概率法。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兩組間年齡、屈光度和眼軸長度的配鏡前比較和配鏡后增量比較采用 t 檢驗；配鏡前后角膜曲率及玻璃體腔深度整體比較采用兩因素重復測量資料的方差分析，組內治療前后比較采用單因素重復測量資料的方差分析，組內不同治療時間以及同時間兩組間的兩兩比較采用 Bonferroni 校正。雙側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兩種檢測方法的篩查結果
本研究結果顯示，小瞳檢影共篩查出 105 例近視中小學生，散瞳檢影共篩查出 96 例近視中小學生，小瞳檢影的近視檢出率為 61.0%，高于散瞳檢影的 55.8%，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35）；以散瞳檢影為金標準，小瞳檢影的陽性預測值為 88.6%，靈敏度為 96.9%，特異度為 84.2%，與散瞳檢影存在一致性（kappa=0.821，P<0.001），見表 1。
表1
兩種檢測方法的篩查結果
2.2 兩組中小學生一般資料比較
對照組男 24 例、女 22 例，試驗組男 22 例、女 25 例，性別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268，P=0.605）；對照組中小學生平均年齡（13.00±2.28）歲，試驗組平均年齡（13.38±2.34）歲，年齡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0.800，P=0.426）。
2.3 兩組中小學生屈光度和眼軸長度的配鏡前比較和配鏡后增量比較
配鏡前，兩組雙眼的屈光度與眼軸長度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配鏡后 3、6 及 12 個月時，于停戴 3 周后進行檢測，結果顯示試驗組中小學生雙眼的屈光度增量及眼軸增長量均少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兩組中小學生屈光度和眼軸長度的配鏡前比較和配鏡后增量比較（）
2.4 兩組中小學生配鏡前后角膜曲率及玻璃體腔深度的比較
使用兩因素重復測量的方差分析對配鏡前及配鏡后兩組中小學生雙眼的角膜曲率及玻璃體腔深度進行檢驗，結果顯示，各指標組間差異、時間差異以及組別與時間交互作用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由同時間兩組間比較可見，配鏡前，兩組中小學生雙眼的角膜曲率及玻璃體腔深度相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試驗組配鏡后 3、6、12 個月時雙眼的上述指標均低于對照組（P<0.05）。分別比較兩組配鏡前后各時間點雙眼角膜曲率及玻璃體腔深度，對照組左眼各時間點角膜曲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F=2.582，P=0.056），但右眼配鏡后 1 年時角膜曲率低于配鏡前（P=0.001），試驗組中小學生在配鏡后 3、6、12 個月時雙眼的角膜曲率均低于配鏡前（P<0.001）；對照組配鏡后 3、6、12 個月時雙眼的玻璃體腔深度均高于配鏡前（P<0.05），試驗組配鏡后雙眼的玻璃體腔深度與配鏡前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左眼F=0.417，P=0.689；右眼F=1.285，P=0.282）。提示試驗組中小學生配鏡前后雙眼角膜曲率及玻璃體腔深度的變化趨勢與對照組不同，試驗組中小學生配鏡后上述指標均低于對照組。見表 3。
表3
兩組中小學生配鏡前后角膜曲率及玻璃體腔深度比較（）
2.5 兩組中小學生常見并發癥的比較
對照組出現 2 例角膜損傷、1 例過敏性結膜炎、2 例角膜病毒感染，均考慮因揉搓眼睛、用眼過度等不良習慣所致；共出現 2 例視覺異常。試驗組共出現 5 例角膜損傷、2 例過敏性結膜炎、1 例角膜病毒感染及 3 例視覺異常，排除因揉搓眼睛、用眼過度等不良習慣所致眼部問題，兩組的常見并發癥發生率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4。
表4
兩組中小學生的并發癥發生情況［例（%）］
3 討論
我國中小學生近視的發生率較高，呈逐年上升趨勢，有研究報道，我國近視患病率在小學生中約為 50%，在中學生中約為 80%，已成為威脅我國青少年視力健康的主要問題，因此，防治近視刻不容緩[13-15]。在近視的篩查中，視力篩查表主要通過主觀問答，需要患兒的配合，同時檢查結果較為依賴檢查者的經驗，可能無法客觀檢測患兒的視力水平；而自動驗光儀檢測結果準確率高，但價格較為昂貴，不適合基層檢測使用；散瞳檢影是針對 12 歲以內兒童最有效且最準確的近視檢出方法，但檢測過程需要麻痹睫狀肌，往往對患兒造成一定的痛苦[16]，且通常采用阿托品，用藥后短期內患兒需避免強光及視近物，可能影響其課業，因此不易在體檢中心開展實施。
由于小瞳檢影是利用檢影鏡攝入眼內的光線在視網膜上反射后產生的光影進行屈光檢查[17]，僅需檢影鏡及鏡片，操作簡單且經濟適用，聯合霧視法能夠減少調節波動，準確性較高，且能夠迅速得到檢測結果，同時痛苦較小、配合度較高，因此適合中小學生的近視普查[18-19]。本研究對 172 例中小學生進行小瞳檢影篩查，雖漏診 3 例近視患兒，但研究發現其陽性預測值為 88.6%，靈敏度 96.9%，與散瞳檢影存在較高一致性，因此，該方法能勝任體檢中心進行健康體檢時對兒童進行視力普查的工作需求。然而，由于兒童雙眼的調節能力強，僅用霧視的方法很難放松調節，不僅可能誤診假性近視的患兒，而且由于低度遠視的患兒小瞳檢影可呈現低度近視狀態，因此也可能被誤診；另外，人為技術因素也是結果準確性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不僅對體檢中心開展近視普查有著制約作用，而且可能影響篩查出近視的準確性并延誤治療，因此，針對小瞳檢影疑診屈光不正的患兒，仍應于專科行散瞳檢影進一步確診，隨后接受治療。
目前，針對青少年近視，藥物治療及手術治療存在風險及副作用，因此其應用受到限制[20]。角膜塑形鏡是一種光學矯正法，其高透氧性鏡片的后表面采用逆幾何學設計，能夠產生作用于角膜中央區域的負壓吸引作用，重塑角膜形狀，從而降低患兒屈光度、控制近視進展[8, 21-22]。本研究將散瞳檢影篩選出的 96 例近視中小學生分別予以治療，并對最終小瞳檢影及散瞳檢影均診斷為近視的 93 例患兒進行觀察。研究結果顯示，配鏡后 3、6、12 個月時，試驗組雙眼屈光度增量及眼軸增長量均少于對照組，結果與 Li 等[23]及李斌等[24]的研究結果一致，提示角膜塑形鏡能夠控制近視的進展。配鏡后 3、6、12 個月時，試驗組中小學生雙眼角膜曲率均較配鏡前下降，其變化趨勢與對照組不同且配鏡后各時點上述指標均低于對照組；對照組中小學生雙眼玻璃體腔深度均較配鏡前增加且變化趨勢與試驗組不同，而試驗組中小學生雙眼玻璃體腔深度不僅與配鏡前無明顯變化且各時點均低于對照組，與陳景成等[25]及陳彬等[26]的研究結果一致，提示角膜塑形鏡能夠控制角膜曲率及玻璃體腔深度的改變趨勢。分析其原因，由于玻璃體腔深度增長占眼軸增長的重要部分[27]，而角膜塑形鏡通過重塑角膜前表面形態，可以使周邊屈光度發生近視性漂移，而被動的周邊焦距對眼球的發育也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可發揮控制眼軸以及玻璃體腔深度增長進而延緩近視的作用[28]。本研究還顯示，配鏡后 1 年時對照組右眼的角膜曲率低于配鏡前，可能是由于角膜屈光度并非青少年近視的主要增長原因，因此，伴隨生長發育，即使對照組僅佩戴傳統框架眼鏡，其角膜曲率仍有可能改善[29]。另外，雖然治療過程中兩組中小學生均發生少許并發癥，但均較輕微，詳細詢問原因，試驗組并發癥可能與其揉搓眼睛、用眼過度等不良習慣有關，提示并發癥的出現與佩戴框架與否并無直接關系；同時，兩組中小學生并發癥發生率相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與王英等[9]對青少年配戴角膜塑形鏡的安全性研究結果一致，可能也與針對患兒及其家屬均進行了規范化的指導有關。
綜上所述，小瞳檢影適用于在體檢中心對兒童進行視力普查。然而，由于小瞳檢影對操作者的經驗有較高要求，且因為未消除患兒調節的影響，因此仍舊有漏診和誤診的可能，所以仍建議疑似屈光不正的患兒前往眼科接受散瞳檢影以進一步確診。隨后，已確診近視的患兒，可接受角膜塑形鏡治療，并可能獲得相比框架眼鏡更有效的近視治療效果。總之，“體檢中心小瞳檢影篩查近視+后續專科佩戴角膜塑形鏡”這一流程具備可行性。然而，由于本研究病例樣本量較小，且觀察時間較短，因此，下一步將擴大樣本量、延長觀察時間并設置多中心對照研究以進一步深入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