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陸金玲, 周玉峰, 朱涵菲, 許勤. 醫學院校本科生跨專業學習準備和態度的調查研究. 華西醫學, 2020, 35(12): 1490-1495. doi: 10.7507/1002-0179.201911145 復制
隨著“以患者為中心”的醫療模式和多學科團隊診療模式的普及，加強醫療保健專業間團隊合作是必然趨勢。跨專業教育（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IPE）倍受關注，其是指 2 個或以上的專業相互學習，以改善合作和提高服務質量的過程[1]。國際教育委員會也明確提出 21 世紀的醫學教育應重視 IPE 發展[2]。跨專業學習（interprofessional learning，IPL）是 IPE 實踐中的重要部分，是實現有效跨專業合作的重要策略之一[3]。醫學專業學生的 IPL 準備狀態和態度可反映其參與跨專業合作的意愿和準備[4]。早期開展 IPE，促進 IPL，可以幫助學生更好地適應臨床工作[5]。目前相較于國外，我國尚處于 IPE 發展初期，缺乏醫學專業本科生 IPL 準備狀態和態度的調查。此外，大學二年級是學生在高校發展中的一個轉折點[6]，此階段的教育方式對其未來學習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相較于大一，大二本科生具備更扎實的醫學基礎知識[7]；而相較于大三，大二是學生形成穩定認知和醫學專業素養的初始階段[8]。因此，本研究選取一所即將開展 IPE 實踐的南京某醫學院校，調查大二本科生對 IPL 的準備和態度，并分析二者間的相關關系，以期將來為醫學院校開展 IPE 提供借鑒，促進跨專業合作。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樣法，選取南京某醫學院校 2017 級大二本科生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 2017 級大二本科生；② 對本研究知情同意且自愿參加。排除標準：明確診斷為精神疾病或目前正在接受精神方面治療的學生。此外，根據公式 
[9]，參考相關文獻[10-11]，取第Ⅰ類錯誤的概率 α=0.05，第Ⅱ類錯誤的概率 β=0.10，跨專業教育認知量表（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Perception Scale，IEPS）得分的總體標準差的估計值 s=14.26，IEPS 得分的容許誤差 δ=0.5 倍標準差=7.13，并考慮到 10%～15% 的失訪率和抽樣誤差，估算本研究的樣本量應不少于 330 例。
1.2 研究方法
2018 年 9 月— 11 月，本研究采取問卷調查法，調查問卷由一般資料、中文版跨專業合作學習準備量表（Readiness for Interprofessional Learning Scale，RIPLS）和 IEPS 構成。
調查中采用的 RIPLS 是由王喜益等[12]漢化的版本，測量醫學生對 IPL 的準備狀態。該量表包括 4 個維度，共 19 個條目，維度一（條目 1～9）測量團隊合作，維度二（條目 10～12）測量消極的職業認同，維度三（條目 13～16）測量積極的職業認同，維度四（條目 17～19）測量角色和職責；采用 Likert 5 級評分法，1 分代表“強烈不同意”，5 分代表“強烈同意”，量表總得分范圍為 19～95 分，總分越高，提示個體對 IPL 的準備狀態越佳。此外，總量表和 4 個維度的 Cronbach α 系數分別為 0.887、0.916、0.891、0.861、0.408，重測信度系數為 0.708[12]。
調查中采用的 IEPS 是由美國學者 Luecht 等[13]創立，測量醫學生對跨專業團隊合作的態度。獲得 Luecht 教授的授權后，本研究小組對 IEPS 進行了跨文化調試，修訂版量表包括 4 個維度，共 18 個條目，維度一（條目 1、3～5、7、9～10、13）測量能力和自主性，維度二（條目 6、8）測量合作的感知需求，維度三（條目 2、14～17）測量實際合作的感知，維度四（條目 11～12、18）測量對他人價值的理解；采用 Likert 6 級評分法，1 分代表“強烈不同意”，6 分代表“強烈同意”，量表總得分范圍為 18～108 分，總分越高，提示個體對跨專業團隊合作的態度越佳。本研究中，修訂版 IEPS 及其 4 個維度的 Cronbach α 系數分別為 0.954、0.932、0.568、0.928、0.709，重測信度系數為 0.857。
本研究各有 2 名研究者和調查人員。正式調查前，2 名研究者針對研究目的、研究設計、研究對象，以及分發、回收問卷的注意事項等內容，對調查人員作了相關培訓。調查人員當場分發和回收問卷，并指導參與者填寫問卷。此外，本研究團隊向參與者明確說明未完成調查并不影響其在校成績。
1.3 統計學方法
首先由 2 名研究者審核回收的問卷，然后采用 Epidata 3.0 軟件錄入數據并雙人核對，最終導入 SPSS 21.0 統計軟件包進行統計學分析。由于數據呈非正態分布，IPL 準備狀態和態度得分的描述統計采用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兩組間比較采用 Mann-Whitney U 檢驗，多組間比較采用 Kruskal-Wallis H 檢驗，事后兩兩比較采用 Bonferroni 法校正 P 值；二者關系采用 Spearman 相關分析。雙側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最終調查 341 名大二本科生，問卷回收率和有效率均為 100%。341 名學生平均年齡 21.12 歲，其他資料見表 1。
表1
南京某醫學院校 341 名 2017 級本科生的一般資料
2.2 RIPLS 得分
341 名調查對象的 RIPLS 得分中位數為 69.00 分，四分位數間距為 11.00 分。非參數檢驗結果顯示，不同性別（Z=?0.068，P=0.946）、專業（H=8.112，P=0.230）、IPL 經歷（Z=?0.094，P=0.925）及知曉程度（H=3.888，P=0.274）的學生在量表總得分上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見表 2。
表2
南京某醫學院校 341 名 2017 級本科生 RIPLS 總分和各維度得分［M（QL，QU），分］
2.3 IEPS 得分
341 名調查對象的 IEPS 中位數為 86.00 分，四分位數間距為 14.00 分。Mann-Whitney U 檢驗結果顯示，不同性別（Z=?0.441，P=0.659）、IPL 經歷（Z=?0.526，P=0.599）的學生在量表總得分上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Kruskal-Wallis H 檢驗結果顯示，不同專業（H=41.852，P<0.001）及知曉程度（H=8.385，P=0.039）的學生在量表總得分上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兩兩比較結果詳見表 3。
表3
南京某醫學院校 341 名 2017 級本科生 IEPS 總分和各維度得分［M（QL，QU），分］
2.4 RIPLS 和 IEPS 得分的相關關系
Spearman 相關分析結果顯示，RIPLS 總分與 IEPS 總分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P<0.05）。具體結果詳見表 4。
表4
南京某醫學院校 341 名 2017 級本科生 RIPLS 與 IEPS 得分的 Spearman 相關關系
3 討論
3.1 高校 IPE 開展的現狀
截至 2014 年，全球已有多個國家開展了不同形式的 IPE 項目，其中英國、美國、加拿大在 IPE 領域中處于領先地位，且相關機構已提出具體政策促進其推廣[14]；但我國 IPE 尚未形成規模，仍處于發展的起步階段，鮮少見實踐性相關研究的報道。本研究中，僅有 4.40% 的大二本科生于近 2 年內接觸過 IPL，且其知曉程度顯示不足。借鑒美國 IPE 項目的經驗，四川大學華西護理學院所開設的 IPE 課程有效提高了學生跨專業合作的態度和團隊合作的能力[15]。由此可見，學習國外先進的 IPE 理念和方法，結合國內教育現狀和資源，開展 IPE 實踐活動是未來國內醫學教育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3.2 IPL 準備狀態
調查結果顯示，大二本科生 IPL 準備狀態總體水平較高，且在不同性別、專業、IPL 經歷及知曉程度的學生中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與 Maharajan 等[16]研究結果基本一致，提示在大二本科生中積極吸收各專業學生以開展 IPE 是值得考慮的。此外，Williams 等[17]研究顯示，不同院校的醫學生對 IPL 的準備程度不同，在重視臨床實踐的院校中，學生的職業認同更積極，角色和職責更明確，由此可見，各院校不同的課程結構和教學水平可能是影響學生 IPL 準備狀態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在國內醫學專業課程設置中，相較于醫學臨床課程，大二本科生普遍接觸更多的是醫學基礎課程，而此類課程多缺乏顯著的專業特異性及臨床實踐機會。因此，在 IPL 內容設計中，需考慮大二本科生專業知識缺乏的特點，結合臨床實踐，制定適宜的教學內容和方法，促進 IPE 實踐效果的最優化。
3.3 跨專業團隊合作態度
調查結果顯示，大二本科生跨專業團隊合作態度總體較積極，但在不同知曉程度、不同專業的學生中，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知-信-行模式強調知識是形成態度和信念的基礎。大二本科生專業知識基礎薄弱，臨床實踐經歷較少，對跨專業團隊合作缺乏深入的了解，本研究中，對 IPL 完全不清楚者占 50.73%，提示在構建 IPE 教學內容時，除了對醫學專業知識、技能的學習，也需考慮融入人文科學知識，如 IPE 概述、跨專業團隊合作、溝通力、領導力等，以進一步改善大二本科生的跨專業團隊合作態度。此外，由于專業內涵和發展要求不同，各專業對跨專業團隊合作的認知和態度會存在差異。
3.3.1 臨床醫學專業學生跨專業團隊合作態度較好
調查結果顯示，臨床醫學專業學生 IEPS 得分較高且較集中，尤其是維度一“能力和自主性”、維度四“對他人價值的理解”，并且兩兩比較時，臨床醫學專業與部分專業在量表總分和各維度得分上也存在差異。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目前臨床醫學專業在國內健康照護體系中處于相對核心的地位，有較強的專業自主性，且其專業職能逐漸細分，專業間的溝通交流必不可少；此外，《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對臨床醫學專業本科生跨專業合作能力的發展也提出了明確要求[18]。社會和政策層面的影響會逐漸滲透到高校教育中，促使臨床醫學專業學生跨專業團隊合作態度的強化。在構建 IPE 活動時，可充分挖掘并利用臨床醫學專業學生在 IPL 中的優勢，加強其溝通及領導能力的培養，促進專業間合作。
3.3.2 藥學專業學生跨專業團隊合作態度較差
本研究中，藥學專業學生 IEPS 總分及各維度得分均處于最低水平，尤其是維度一“能力和自主性”，表現出較差的跨專業團隊合作態度，與 El-Awaisi 等[19]研究結果不一致。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國內藥學專業學生往往更注重藥物研發和生產的學習，而忽視了藥物臨床應用能力的培養，從而對自身在臨床合作中的角色缺乏了解和信心。一項混合方法研究結果顯示，缺乏贊賞、無處方權及專業間的等級觀念是藥學專業學生在參與臨床實踐學習時所感知到的主要障礙[20]，如此便不難理解藥學專業學生跨專業團隊合作態度較差。而美國藥學教育認證委員會則強調院校應該加強對藥學專業學生與其他專業互相協作能力的培養，以充分提供以患者為中心的藥學服務[21]。這提示在 IPE 課程設置中，不僅需要發揮學生的專業特長，而且也需加強其對于自身臨床專業角色的信心，進而改善跨專業團隊合作的態度和能力。
3.3.3 護理學專業學生跨專業團隊合作態度不佳
調查結果顯示，相較于臨床醫學專業，護理學專業學生的 IEPS 得分不高，尤其是維度一“能力和自主性”和維度四“對他人價值的理解”，與孫柳等[22]調查的臨床護士跨專業團隊合作態度的研究結果不一致，可能是由于臨床護士具備更豐富的專業知識和臨床實踐經驗，對于護理人員在臨床實踐中的角色感知更為深刻。護理學是與臨床醫學有交叉但又存在不同的獨立學科，其在國內發展為一級學科較晚，受傳統觀念影響，多數學生對護理學的學科定位尚不清晰，未能正視二者之間的合作關系，對本專業的自主能力缺乏足夠的認識和信心。夏樺等[23]研究顯示，護理學專業本科生多認為護理人員在臨床上發揮的作用遠不及醫生。《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也明確指出具有團隊精神和跨學科合作的意識是護理學專業本科教育的培養目標之一[18]。但縱觀國內護理學專業的課程設置，其多從護理視角出發，且缺乏交叉學科師資，導致學生缺少其他專業內涵的熏陶，也缺乏對各專業在醫療體系中角色的整體感知。IPE 過程中，應重視學生自主意識和能力的培養，以臨床實際需要為導向培養高素質的護理學應用型人才。
3.3.4 衛生事業管理和預防醫學專業學生跨專業團隊合作態度有待提升
調查結果顯示，衛生事業管理和預防醫學專業學生的 IEPS 得分均不高，其跨專業團隊合作態度有待提升。衛生事業管理專業，其主要工作內容是對衛生體系、衛生資源和衛生活動等進行宏觀調控；預防醫學專業的工作重點則是探究環境與人群健康之間的關系，并制定預防疾病的措施。兩個專業的工作重點不一致，但專業發展的目標一致，即以人為中心，促進人類健康。“全球健康”（Global Health）理念提倡有機整合政策調控、群體預防及個體照護，以促進人類在生理、心理和社會方面均保持良好狀態[24]。而這必然要求衛生事業管理、預防醫學專業與臨床醫學、藥學、護理學等專業間的有效合作。在 IPE 活動中，有必要納入衛生事業管理和預防醫學專業，促使學生從不同專業視角全面探討健康問題，提升專業間合作效能。
3.4 IPL 準備狀態與跨專業團隊合作態度的相關關系
本調查結果表明，IPL 準備狀態與跨專業團隊合作態度呈正相關（rs=0.282，P<0.001）。其中，學生對團隊合作的準備狀態與其對實際合作的感知呈正相關（rs=0.357，P<0.001），與 Stull 等[25]研究結果一致。此外，積極的職業認同與實際合作的感知提升也呈正相關（rs=0.365，P<0.001）。職業認同是指個人對他人或群體有關職業方面的看法、認識完全贊同或認可，是個體處理好本職工作的心理基礎[26]。職業認同的培養需要社會化的過程[27]，對醫學專業而言，臨床實踐是強化職業認同的有效手段，可在 IPE 活動中借助虛擬仿真教學、高仿真模擬技術、標準化病人等教學方法模擬或設置臨床真實情境，引導各專業學生進行知識、技能、價值觀等的交流，加強專業間了解，促進專業間合作。
綜上所述，本研究結果顯示，該醫學院校大二本科生 IPL 準備狀態和跨專業團隊合作態度總體均較為積極，提示在該校大二本科生教育中設置 IPE 實踐活動是值得考慮的。建議該校在 IPE 活動中融入人文科學知識，并模擬或設置臨床真實情境，引導各專業學生進行知識、技能和價值觀的交流，強化職業認同，加強專業間了解，促進專業間合作。但由于課程結構及教學水平不同，不同學制、年級、院校學生的 IPL 準備和態度可能存在差異，未來其他院校可在此研究的基礎上，調查多學制、多年級、多院校醫學生 IPL 準備和態度的現狀，并探究其影響因素，助力國內 IPE 的發展。
隨著“以患者為中心”的醫療模式和多學科團隊診療模式的普及，加強醫療保健專業間團隊合作是必然趨勢。跨專業教育（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IPE）倍受關注，其是指 2 個或以上的專業相互學習，以改善合作和提高服務質量的過程[1]。國際教育委員會也明確提出 21 世紀的醫學教育應重視 IPE 發展[2]。跨專業學習（interprofessional learning，IPL）是 IPE 實踐中的重要部分，是實現有效跨專業合作的重要策略之一[3]。醫學專業學生的 IPL 準備狀態和態度可反映其參與跨專業合作的意愿和準備[4]。早期開展 IPE，促進 IPL，可以幫助學生更好地適應臨床工作[5]。目前相較于國外，我國尚處于 IPE 發展初期，缺乏醫學專業本科生 IPL 準備狀態和態度的調查。此外，大學二年級是學生在高校發展中的一個轉折點[6]，此階段的教育方式對其未來學習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相較于大一，大二本科生具備更扎實的醫學基礎知識[7]；而相較于大三，大二是學生形成穩定認知和醫學專業素養的初始階段[8]。因此，本研究選取一所即將開展 IPE 實踐的南京某醫學院校，調查大二本科生對 IPL 的準備和態度，并分析二者間的相關關系，以期將來為醫學院校開展 IPE 提供借鑒，促進跨專業合作。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樣法，選取南京某醫學院校 2017 級大二本科生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 2017 級大二本科生；② 對本研究知情同意且自愿參加。排除標準：明確診斷為精神疾病或目前正在接受精神方面治療的學生。此外，根據公式 [9]，參考相關文獻[10-11]，取第Ⅰ類錯誤的概率 α=0.05，第Ⅱ類錯誤的概率 β=0.10，跨專業教育認知量表（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Perception Scale，IEPS）得分的總體標準差的估計值 s=14.26，IEPS 得分的容許誤差 δ=0.5 倍標準差=7.13，并考慮到 10%～15% 的失訪率和抽樣誤差，估算本研究的樣本量應不少于 330 例。
1.2 研究方法
2018 年 9 月— 11 月，本研究采取問卷調查法，調查問卷由一般資料、中文版跨專業合作學習準備量表（Readiness for Interprofessional Learning Scale，RIPLS）和 IEPS 構成。
調查中采用的 RIPLS 是由王喜益等[12]漢化的版本，測量醫學生對 IPL 的準備狀態。該量表包括 4 個維度，共 19 個條目，維度一（條目 1～9）測量團隊合作，維度二（條目 10～12）測量消極的職業認同，維度三（條目 13～16）測量積極的職業認同，維度四（條目 17～19）測量角色和職責；采用 Likert 5 級評分法，1 分代表“強烈不同意”，5 分代表“強烈同意”，量表總得分范圍為 19～95 分，總分越高，提示個體對 IPL 的準備狀態越佳。此外，總量表和 4 個維度的 Cronbach α 系數分別為 0.887、0.916、0.891、0.861、0.408，重測信度系數為 0.708[12]。
調查中采用的 IEPS 是由美國學者 Luecht 等[13]創立，測量醫學生對跨專業團隊合作的態度。獲得 Luecht 教授的授權后，本研究小組對 IEPS 進行了跨文化調試，修訂版量表包括 4 個維度，共 18 個條目，維度一（條目 1、3～5、7、9～10、13）測量能力和自主性，維度二（條目 6、8）測量合作的感知需求，維度三（條目 2、14～17）測量實際合作的感知，維度四（條目 11～12、18）測量對他人價值的理解；采用 Likert 6 級評分法，1 分代表“強烈不同意”，6 分代表“強烈同意”，量表總得分范圍為 18～108 分，總分越高，提示個體對跨專業團隊合作的態度越佳。本研究中，修訂版 IEPS 及其 4 個維度的 Cronbach α 系數分別為 0.954、0.932、0.568、0.928、0.709，重測信度系數為 0.857。
本研究各有 2 名研究者和調查人員。正式調查前，2 名研究者針對研究目的、研究設計、研究對象，以及分發、回收問卷的注意事項等內容，對調查人員作了相關培訓。調查人員當場分發和回收問卷，并指導參與者填寫問卷。此外，本研究團隊向參與者明確說明未完成調查并不影響其在校成績。
1.3 統計學方法
首先由 2 名研究者審核回收的問卷，然后采用 Epidata 3.0 軟件錄入數據并雙人核對，最終導入 SPSS 21.0 統計軟件包進行統計學分析。由于數據呈非正態分布，IPL 準備狀態和態度得分的描述統計采用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兩組間比較采用 Mann-Whitney U 檢驗，多組間比較采用 Kruskal-Wallis H 檢驗，事后兩兩比較采用 Bonferroni 法校正 P 值；二者關系采用 Spearman 相關分析。雙側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最終調查 341 名大二本科生，問卷回收率和有效率均為 100%。341 名學生平均年齡 21.12 歲，其他資料見表 1。
表1
南京某醫學院校 341 名 2017 級本科生的一般資料
2.2 RIPLS 得分
341 名調查對象的 RIPLS 得分中位數為 69.00 分，四分位數間距為 11.00 分。非參數檢驗結果顯示，不同性別（Z=?0.068，P=0.946）、專業（H=8.112，P=0.230）、IPL 經歷（Z=?0.094，P=0.925）及知曉程度（H=3.888，P=0.274）的學生在量表總得分上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見表 2。
表2
南京某醫學院校 341 名 2017 級本科生 RIPLS 總分和各維度得分［M（QL，QU），分］
2.3 IEPS 得分
341 名調查對象的 IEPS 中位數為 86.00 分，四分位數間距為 14.00 分。Mann-Whitney U 檢驗結果顯示，不同性別（Z=?0.441，P=0.659）、IPL 經歷（Z=?0.526，P=0.599）的學生在量表總得分上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Kruskal-Wallis H 檢驗結果顯示，不同專業（H=41.852，P<0.001）及知曉程度（H=8.385，P=0.039）的學生在量表總得分上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兩兩比較結果詳見表 3。
表3
南京某醫學院校 341 名 2017 級本科生 IEPS 總分和各維度得分［M（QL，QU），分］
2.4 RIPLS 和 IEPS 得分的相關關系
Spearman 相關分析結果顯示，RIPLS 總分與 IEPS 總分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P<0.05）。具體結果詳見表 4。
表4
南京某醫學院校 341 名 2017 級本科生 RIPLS 與 IEPS 得分的 Spearman 相關關系
3 討論
3.1 高校 IPE 開展的現狀
截至 2014 年，全球已有多個國家開展了不同形式的 IPE 項目，其中英國、美國、加拿大在 IPE 領域中處于領先地位，且相關機構已提出具體政策促進其推廣[14]；但我國 IPE 尚未形成規模，仍處于發展的起步階段，鮮少見實踐性相關研究的報道。本研究中，僅有 4.40% 的大二本科生于近 2 年內接觸過 IPL，且其知曉程度顯示不足。借鑒美國 IPE 項目的經驗，四川大學華西護理學院所開設的 IPE 課程有效提高了學生跨專業合作的態度和團隊合作的能力[15]。由此可見，學習國外先進的 IPE 理念和方法，結合國內教育現狀和資源，開展 IPE 實踐活動是未來國內醫學教育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3.2 IPL 準備狀態
調查結果顯示，大二本科生 IPL 準備狀態總體水平較高，且在不同性別、專業、IPL 經歷及知曉程度的學生中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與 Maharajan 等[16]研究結果基本一致，提示在大二本科生中積極吸收各專業學生以開展 IPE 是值得考慮的。此外，Williams 等[17]研究顯示，不同院校的醫學生對 IPL 的準備程度不同，在重視臨床實踐的院校中，學生的職業認同更積極，角色和職責更明確，由此可見，各院校不同的課程結構和教學水平可能是影響學生 IPL 準備狀態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在國內醫學專業課程設置中，相較于醫學臨床課程，大二本科生普遍接觸更多的是醫學基礎課程，而此類課程多缺乏顯著的專業特異性及臨床實踐機會。因此，在 IPL 內容設計中，需考慮大二本科生專業知識缺乏的特點，結合臨床實踐，制定適宜的教學內容和方法，促進 IPE 實踐效果的最優化。
3.3 跨專業團隊合作態度
調查結果顯示，大二本科生跨專業團隊合作態度總體較積極，但在不同知曉程度、不同專業的學生中，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知-信-行模式強調知識是形成態度和信念的基礎。大二本科生專業知識基礎薄弱，臨床實踐經歷較少，對跨專業團隊合作缺乏深入的了解，本研究中，對 IPL 完全不清楚者占 50.73%，提示在構建 IPE 教學內容時，除了對醫學專業知識、技能的學習，也需考慮融入人文科學知識，如 IPE 概述、跨專業團隊合作、溝通力、領導力等，以進一步改善大二本科生的跨專業團隊合作態度。此外，由于專業內涵和發展要求不同，各專業對跨專業團隊合作的認知和態度會存在差異。
3.3.1 臨床醫學專業學生跨專業團隊合作態度較好
調查結果顯示，臨床醫學專業學生 IEPS 得分較高且較集中，尤其是維度一“能力和自主性”、維度四“對他人價值的理解”，并且兩兩比較時，臨床醫學專業與部分專業在量表總分和各維度得分上也存在差異。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目前臨床醫學專業在國內健康照護體系中處于相對核心的地位，有較強的專業自主性，且其專業職能逐漸細分，專業間的溝通交流必不可少；此外，《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對臨床醫學專業本科生跨專業合作能力的發展也提出了明確要求[18]。社會和政策層面的影響會逐漸滲透到高校教育中，促使臨床醫學專業學生跨專業團隊合作態度的強化。在構建 IPE 活動時，可充分挖掘并利用臨床醫學專業學生在 IPL 中的優勢，加強其溝通及領導能力的培養，促進專業間合作。
3.3.2 藥學專業學生跨專業團隊合作態度較差
本研究中，藥學專業學生 IEPS 總分及各維度得分均處于最低水平，尤其是維度一“能力和自主性”，表現出較差的跨專業團隊合作態度，與 El-Awaisi 等[19]研究結果不一致。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國內藥學專業學生往往更注重藥物研發和生產的學習，而忽視了藥物臨床應用能力的培養，從而對自身在臨床合作中的角色缺乏了解和信心。一項混合方法研究結果顯示，缺乏贊賞、無處方權及專業間的等級觀念是藥學專業學生在參與臨床實踐學習時所感知到的主要障礙[20]，如此便不難理解藥學專業學生跨專業團隊合作態度較差。而美國藥學教育認證委員會則強調院校應該加強對藥學專業學生與其他專業互相協作能力的培養，以充分提供以患者為中心的藥學服務[21]。這提示在 IPE 課程設置中，不僅需要發揮學生的專業特長，而且也需加強其對于自身臨床專業角色的信心，進而改善跨專業團隊合作的態度和能力。
3.3.3 護理學專業學生跨專業團隊合作態度不佳
調查結果顯示，相較于臨床醫學專業，護理學專業學生的 IEPS 得分不高，尤其是維度一“能力和自主性”和維度四“對他人價值的理解”，與孫柳等[22]調查的臨床護士跨專業團隊合作態度的研究結果不一致，可能是由于臨床護士具備更豐富的專業知識和臨床實踐經驗，對于護理人員在臨床實踐中的角色感知更為深刻。護理學是與臨床醫學有交叉但又存在不同的獨立學科，其在國內發展為一級學科較晚，受傳統觀念影響，多數學生對護理學的學科定位尚不清晰，未能正視二者之間的合作關系，對本專業的自主能力缺乏足夠的認識和信心。夏樺等[23]研究顯示，護理學專業本科生多認為護理人員在臨床上發揮的作用遠不及醫生。《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也明確指出具有團隊精神和跨學科合作的意識是護理學專業本科教育的培養目標之一[18]。但縱觀國內護理學專業的課程設置，其多從護理視角出發，且缺乏交叉學科師資，導致學生缺少其他專業內涵的熏陶，也缺乏對各專業在醫療體系中角色的整體感知。IPE 過程中，應重視學生自主意識和能力的培養，以臨床實際需要為導向培養高素質的護理學應用型人才。
3.3.4 衛生事業管理和預防醫學專業學生跨專業團隊合作態度有待提升
調查結果顯示，衛生事業管理和預防醫學專業學生的 IEPS 得分均不高，其跨專業團隊合作態度有待提升。衛生事業管理專業，其主要工作內容是對衛生體系、衛生資源和衛生活動等進行宏觀調控；預防醫學專業的工作重點則是探究環境與人群健康之間的關系，并制定預防疾病的措施。兩個專業的工作重點不一致，但專業發展的目標一致，即以人為中心，促進人類健康。“全球健康”（Global Health）理念提倡有機整合政策調控、群體預防及個體照護，以促進人類在生理、心理和社會方面均保持良好狀態[24]。而這必然要求衛生事業管理、預防醫學專業與臨床醫學、藥學、護理學等專業間的有效合作。在 IPE 活動中，有必要納入衛生事業管理和預防醫學專業，促使學生從不同專業視角全面探討健康問題，提升專業間合作效能。
3.4 IPL 準備狀態與跨專業團隊合作態度的相關關系
本調查結果表明，IPL 準備狀態與跨專業團隊合作態度呈正相關（rs=0.282，P<0.001）。其中，學生對團隊合作的準備狀態與其對實際合作的感知呈正相關（rs=0.357，P<0.001），與 Stull 等[25]研究結果一致。此外，積極的職業認同與實際合作的感知提升也呈正相關（rs=0.365，P<0.001）。職業認同是指個人對他人或群體有關職業方面的看法、認識完全贊同或認可，是個體處理好本職工作的心理基礎[26]。職業認同的培養需要社會化的過程[27]，對醫學專業而言，臨床實踐是強化職業認同的有效手段，可在 IPE 活動中借助虛擬仿真教學、高仿真模擬技術、標準化病人等教學方法模擬或設置臨床真實情境，引導各專業學生進行知識、技能、價值觀等的交流，加強專業間了解，促進專業間合作。
綜上所述，本研究結果顯示，該醫學院校大二本科生 IPL 準備狀態和跨專業團隊合作態度總體均較為積極，提示在該校大二本科生教育中設置 IPE 實踐活動是值得考慮的。建議該校在 IPE 活動中融入人文科學知識，并模擬或設置臨床真實情境，引導各專業學生進行知識、技能和價值觀的交流，強化職業認同，加強專業間了解，促進專業間合作。但由于課程結構及教學水平不同，不同學制、年級、院校學生的 IPL 準備和態度可能存在差異，未來其他院校可在此研究的基礎上，調查多學制、多年級、多院校醫學生 IPL 準備和態度的現狀，并探究其影響因素，助力國內 IPE 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