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已成為全世界最為關心的嚴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現該病仍舊在全世界范圍內蔓延，其病情進展速度快且傳染性強，給全世界的公共衛生安全造成巨大危害。該文基于目前國內外已發表的研究證據，系統地總結了 2019 新型冠狀病毒的生物學結構以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發病機制、傳播途徑與易感人群、臨床特征和治療方法，希望能幫助醫務工作者深入了解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以便更好地診治該病，并為今后的研究提供參考。
引用本文： 湯龍, 姚黎清.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相關臨床研究進展. 華西醫學, 2021, 36(2): 166-172. doi: 10.7507/1002-0179.202003302 復制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已成為目前全世界最為關心的嚴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自 COVID-19 傳播的 6 個月內，全球已報告約 650 萬感染病例[1]，對全球公共衛生構成了巨大威脅。現有數據表明，大多數該病患者癥狀輕微，而約 20% 表現為中重度疾病，其中約 5% 可進展為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和多器官功能障礙[2]。迄今為止，全世界諸多研究團隊已發表了許多關于 COVID-19 臨床表現和診斷與治療等的研究報道，本文系統回顧了這些研究數據，對 2019 新型冠狀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的生物學結構以及 COVID-19 的發病機制、傳播途徑與易感人群、臨床特征和治療方法進行了綜述，以便能夠為后續研究和治療方法的改進和完善提供參考，并幫助醫療工作者對這種新的傳染病有更深入的認識。
1 生物學結構
冠狀病毒是一種單鏈 RNA 病毒，其表面有包膜和顆粒，顆粒呈圓形或橢圓形，常呈多形性，直徑 60～140 nm。根據血清型和基因組特點，冠狀病毒可以分為 α、β、γ、δ 這 4 個屬[3]，目前已知感染人類的冠狀病毒有 6 種，分別為 α 屬的人冠狀病毒-229E、人冠狀病毒-NL63、人冠狀病毒-OC43、人冠狀病毒-HKU1 和中東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和 β 屬的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4]。SARS-CoV-2 與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均屬于 β-冠狀病毒。據報道，SARS-CoV-2 全基因組核苷酸序列與蝙蝠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樣冠狀病毒（bat-SL-CoVZC45）的一致性為 86.9%～89%，與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的相似性大于 70%[5]。SARS-CoV-2 具有與其他 β 冠狀病毒一樣的典型基因組結構，其基因組包含 14 個開放閱讀框，編碼 27 個蛋白，基因組 5’末端區域開放閱讀框 1 和開放閱讀框 2 編碼 15 個對病毒復制重要的非結構蛋白。基因組 3’末端區域編碼結構蛋白，即刺突蛋白、包膜蛋白、膜蛋白和核衣殼，加上 8 種輔助蛋白[6]。SARS-CoV-2 的 S 蛋白由 3 個 S1-S2 異二聚體組成，其功能上分為 S1 結構域和 S2 結構域，分別負責受體結合和細胞膜融合，其中 S2 亞基高度保守而受體結合通常位于 S1 的 C 端結構域，可以通過將血管緊張素轉換酶 2（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ACE2）受體作為主要受體幫助其與宿主細胞結合[7]。
2 發病機制
雖然 SARS-CoV-2 進入細胞的機制可能不止 1 種，但最重要的進入機制是通過 ACE2 進入，同時該病毒進入細胞也會高度依賴跨膜絲氨酸蛋白酶 2，而其他裂解蛋白酶（如組織蛋白酶 B 和組織蛋白酶 L 也顯示出誘導病毒裂解和促進細胞進入，但誘導程度較輕[8-9]。目前研究人員已經在 COVID-19 患者的鼻和支氣管上皮中檢測到 ACE2 和跨膜絲氨酸蛋白酶 2，并且在肺泡Ⅱ型上皮細胞中發現ACE2基因表達[10]。此外，還在 COVID-19 患者的心臟、角膜、食道、回腸、結腸、肝臟、膽囊、腎臟和睪丸等部位發現 ACE2[11]。有研究顯示，COVID-19 發病的第 1 步是病毒通過 S 蛋白的受體結合結構域特異性識別 ACE2 受體，與受體結合后，宿主利用跨膜絲氨酸蛋白酶 2 通過 S 蛋白促進病毒進入細胞；病毒進入細胞后，釋放遺傳物質被宿主細胞讀取，然后受感染的細胞開始通過病毒蛋白酶即 3C 樣蛋白酶和木瓜樣蛋白酶產生新的 S 蛋白和其他蛋白，從而進行病毒復制[12]。
目前尚不完全清楚 SARS-CoV-2 如何驅動 COVID-19 的病理變化，但被研究得最多的機制是阻斷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通路。ACE2 在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中作為血管緊張素Ⅱ及其下游效應的抑制劑，其作用一是將血管緊張素Ⅱ轉化為作用于 Mas 受體途徑的血管緊張素-（1-7），作用二是將血管緊張素Ⅰ轉化為作用于血管緊張素Ⅱ受體的血管緊張素-（1-9）[13]。ACE2 在肺部的功能之一是通過減少局部炎癥來防止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和急性肺損傷[14]。Kuba 等[15]在 2005 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表明，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與 ACE2 結合，引起胞吞作用，并降低細胞膜上 ACE2 蛋白的水平，最終導致血管緊張素Ⅱ水平升高和 ACE2 水平降低，這或許能解釋為何 COVID-19 患者會出現細胞因子風暴和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然而，雖然 SARS-CoV-2 與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非常相似，但關鍵的功能差異包括受體結合親和力和免疫逃避能力。首先，SARS-CoV-2 的S 蛋白的受體結合域與 ACE2 受體的親和力大于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16]。其次，SARS-CoV-2 的 S 蛋白受體結合域存在 1 個“上”和 2 個“下”的構象，這相當于是一種較少“暴露”且可以提高免疫監視逃避的 S 蛋白[17]。綜上，SARS-CoV-2 如何引起機體器官損傷等的詳細機制仍不清楚，尚需要更多的研究來闡明。
3 傳播途徑與易感人群
3.1 傳播途徑
COVID-19 最常見的傳播方式是呼吸道飛沫傳播和密切接觸傳播，氣溶膠也可能作為一種新型的傳播方式。當患者的呼吸液滴混合到空氣中形成氣溶膠時，并且同時健康人群在這相對封閉的環境中將高劑量氣溶膠吸入肺部，就可能引起感染，從而發生氣溶膠傳播[18]。除了以上 3 種傳播方式外，還有研究者在患者的糞便、胃腸道、唾液和尿液的樣本中檢測到 SARS-CoV-2，因此是否存在糞-口傳播仍需要進一步研究[19]。同時，一項基于 9 例 COVID-19 孕婦的回顧性研究顯示，暫時排除了妊娠晚期母嬰宮內垂直傳播的可能性[20]。然而，感染 SARS-CoV-2 的孕婦現有數據偏少，因此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驗證 SARS-CoV-2 是否在孕婦中存在垂直傳播。
3.2 易感人群
目前關于 COVID-19 的流行病學調查報告顯示，各年齡階段人群都是 SARS-CoV-2 的易感人群，但是老年人群和伴有基礎疾病的人群感染后更易發展成為重型病例，而兒童感染后可能為輕型或普通型，同時男性患 COVID-19 的概率要比女性略高[21]。據報告，感染者平均年齡為 55 歲左右，其中 67% 的患者為男性，男性的病死率比女性高[22]，但這一發現還需進一步研究證實。
4 臨床特征
4.1 臨床表現
COVID-19 的潛伏期為 1～14 d，多為 3～7 d[23]。COVID-19 的最常見臨床癥狀為發熱（87.9%）、咳嗽（67.7%）、疲乏（38.1%），而腹瀉（3.7%）和嘔吐（5.0%）較少見，同時大多數患者在就診時會存有一定程度的呼吸困難，這些與其他呼吸道感染的早期癥狀相似，因此，COVID-19 患者在早期難以與其他呼吸道感染患者區分[24]。同時，SARS-CoV-2 還可能會對肺組織之外的組織造成損傷，在一項 214 例 SARS-CoV-2 感染患者的研究中，36.4% 的患者有神經系統損傷表現[25]。還有證據表明 SARS-CoV-2 會引起患者眼表感染，并且在患者的眼分泌物中檢測到 SARS-CoV-2，同時 COVID-19 患者入院時還可能存在心律失常、急性心臟損傷、腎功能受損、肝功能異常等問題[26]。有研究顯示部分 COVID-19 患者存在肝組織中度小泡性脂肪變性，并且在患者的胃、十二指腸和直腸黏膜組織樣品中檢測出 SARS-CoV-2[27]。還有學者發現 SARS-CoV-2 可能攻擊患者睪丸，并且其靶點可能主要集中于精原細胞、間質細胞和支持細胞，從而影響男性生殖功能[28]，但這一發現還需今后進一步研究證實。
此外，新生兒、嬰兒和兒童感染 SARS-CoV-2 后出現的癥狀可能明顯輕于成人，多表現為咳嗽、咽部紅斑，臨床癥狀較輕[29]。有報道顯示在 2020 年 1 月 19 日－2 月 7 日期間深圳一家醫院收治的 34 例患兒中，男性患兒 14 例，女性患兒 20 例，平均年齡為 8 歲，所有患者均表現為無癥狀或輕型疾病，未觀察到重型或危重型例，這些患兒中最常見的癥狀為發熱（50%）和咳嗽（38%），所有患者經對癥治療均痊愈[30]。同樣，在另一研究也顯示新生兒感染 SARS-CoV-2 后為輕型病例，并且經對癥治療均痊愈[31]。
4.2 影像學特征
一般而言，COVID-19 患者的 X 線特征與其他微生物引起的社區獲得性肺炎患者相似，在 COVID-19 患者中常會觀察到幾種典型的影像學特征，包括毛玻璃樣陰影（65%）、實變（50%）、光滑或不規則的小葉間隔增厚（35%）、空氣支氣管造影（47%）和相鄰胸膜增厚（32%），主要累及外周和下葉[32]。在一項 21 例 COVID-19 患者的 CT 研究中，86% 的胸部 CT 顯示毛玻璃影，29% 顯示肺實變，其中大約 1/3 的患者表現為肺外周的毛玻璃影，而在胸部 CT 圖像上未觀察到離散結節、空洞、胸腔積液或淋巴結腫大[33]。另一項納入 51 例 COVID-19 病例的研究得到了相似的結果，大多數 CT 圖像顯示為純毛玻璃影（77%），其次為毛玻璃影伴網狀和/或小葉間隔增厚（75%）、毛玻璃影伴實變（59%）和純肺實變（55%），其中 86% 表現為雙肺受累以及 86% 表現為外周分布[34]。
4.3 實驗室發現
研究顯示，82.1% 的 COVID-19 患者有淋巴細胞減少，36.2% 的患者有血小板減少[35]。大多數 COVID-19 患者白細胞正常，但 33.7% 的患者可見白細胞減少。此外，大多數 COVID-19 患者還存在 C 反應蛋白、乳酸脫氫酶和肌酸激酶水平升高，少數患者出現轉氨酶升高、心肌酶譜異常或血清肌酐升高[36]。還有學者研究 COVID-19 患者的支氣管肺泡細胞免疫表型后發現，普通型和重型患者均會出現 M1 和 M2 巨噬細胞，并伴有炎性細胞因子升高[37]。同時直接測量 COVID-19 患者血漿中循環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的研究顯示，患者體內的細胞因子白細胞介素-1β、白細胞介素-1Ra、白細胞介素-7、白細胞介素-8、白細胞介素-9、白細胞介素-10，以及最重要的干擾素-γ 和腫瘤壞死因子-α 的水平較高，同時除血清中白細胞介素-6 和腫瘤壞死因子-β 的水平升高外，在脾臟和淋巴結標本中也顯示白細胞介素-6 水平升高[38]，提示白細胞介素-6 可能通過介導重型 COVID-19 患者的淋巴細胞減少而發揮作用。此外，對患者支氣管肺泡免疫細胞的單細胞分析顯示，與普通型 COVID-19 相比，重型病例中巨噬細胞和中性粒細胞比例更高，同時 CD8+ T 細胞增殖和異質表型增加，克隆擴張減少，此外，對重型患者的細支氣管灌洗液分析也顯示白細胞介素-8、白細胞介素-6 和白細胞介素-1β 的水平較高[39]。
5 治療方法
5.1 抗病毒治療
抗病毒藥物是治療 COVID-19 的基本治療策略，其主要是通過影響血管緊張素Ⅱ和跨膜絲氨酸蛋白酶 2 來治療 COVID-19。但目前國內外仍未發現經過嚴格的“隨機、安慰劑、雙盲”研究證實有效的抗病毒藥物，正在進行廣泛研究的抗病毒藥物包括瑞德西韋、阿比多爾、洛匹那韋/利托那韋、氯喹等，然而我國第 8 版 COVID-19 防治指南不推薦使用洛匹那韋/利托那韋和氯喹[23]。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也不推薦使用洛匹那韋/利托那韋和氯喹，而是建議優先使用瑞德西韋[40]。
5.1.1 瑞德西韋
瑞德西韋是一種核苷抑制劑，其在細胞或組織中代謝出一種活性核苷三磷酸，可以在病毒感染早期抑制病毒的 RNA 聚合酶[41]。一項研究顯示，瑞德西韋對 SARS-CoV-2 的 nsp12 聚合酶有強效干擾作用[42]。但在我國進行的一項隨機雙盲試驗顯示，瑞德西韋在 COVID-19 患者臨床康復時間、28 d 病死率和病毒清除方面與安慰劑相比沒有優效性[43]。而《Viruses》報道，美國首例 COVID-19 患者在接受靜脈注射瑞德西韋治療后，其臨床癥狀得到了明顯改善[44]，但是在使用瑞德西韋治療前，該患者的病毒載量已呈下降趨勢，因此無法確定進一步的病毒載量下降和臨床改善是否為瑞德西韋的作用。因此，鑒于目前瑞德西韋的研究大多不完善且樣本量較小，其療效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5.1.2 阿比多爾
阿比多爾是一種吲哚衍生物分子，作為靶向 S 蛋白與 ACE2 相互作用的病毒-宿主細胞融合抑制劑，阻止病毒進入宿主細胞[45]，因此可能成為 COVID-19 治療的選擇。一項關于洛匹那韋/利托那韋加阿比多爾和洛匹那韋/利托那韋單藥治療療效比較的 COVID-19 患者回顧性隊列研究顯示，洛匹那韋/利托那韋加阿比多爾可以更快地清除病毒載量[46]，提示阿比多爾與其他抗病毒治療聯合使用可以增加抗病毒療效從而有效治療 COVID-19。然而，關于單獨使用阿比多爾治療 COVID-19 的研究較少，一項納入 240 名患者的臨床隨機對照試驗研究顯示，接受阿比多爾患者的臨床檢驗指標轉陰時間較接受聯合抗病毒組的時間長[47]，這表明阿比多爾單獨使用時的療效較聯合用藥的療效差。
5.1.3 洛匹那韋/利托那韋
洛匹那韋/利托那韋是一種復方蛋白酶抑制劑，用于治療人類免疫缺陷病毒感染[48]。洛匹那韋通過與病毒蛋白酶結合，阻止 Gag-Pol 多聚蛋白裂解，導致產生不成熟、非感染性的病毒顆粒。利托那韋可以通過抑制細胞色素 P450 3A 代謝，增加洛匹那韋的血漿濃度。一項研究顯示，洛匹那韋與利托那韋可以抑制 SARS-CoV-2的 3-糜蛋白酶樣蛋白酶，從而達到治療目的[49]。在一項關于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的多中心回顧性隊列研究中，當洛匹那韋/利托那韋聯合利巴韋林和皮質類固醇作為初始治療時，患者的病死率和插管率均低于接受洛匹那韋/利托那韋作為補救治療的患者，提示洛匹那韋/利托那韋在疾病早期階段顯示出臨床獲益，且可以在患者病情進展為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之前降低病毒載量峰值[50]。但 Cao 等[51]的洛匹那韋/利托那韋治療 COVID-19 的臨床試驗結果顯示，洛匹那韋/利托那韋在患者臨床癥狀改善所需時間、28 d 病死率和病毒清除等方面未優于標準治療。綜上，目前關于洛匹那韋/利托那韋的試驗可能存在規模較小和抗病毒藥物啟用時機太晚等問題，今后還需更多試驗來證實其療效。
5.1.4 氯喹
氯喹是一種抗瘧疾藥物，在胞內可以發生質子化并增加囊泡內 pH 值，從而阻止胞內體轉運、細胞酶功能失調和蛋白質合成受損，最終抑制病毒復制。此外，氯喹的免疫調節依賴于細胞因子（白細胞介素-6 和腫瘤壞死因子-α）的生成和播散抑制。一項用猴細胞系（Vero-E6）進行的 SARS-CoV-2 實驗顯示，氯喹干擾受體糖基化，從而影響 SARS-CoV-2 的進入機制，在 SARS-CoV-2 感染人細胞系（人肝癌 Huh-7 細胞）的體外實驗中，這種治療尤其成功[42]。但是目前國內外對氯喹治療 COVID-19 的療效充滿爭議，主要認為其具有潛在毒性，長期使用會引發心率失常、視網膜受損和胃腸功能絮亂。一項巴西的隨機對照試驗顯示，單獨使用氯喹或氯喹聯合阿奇霉素對輕中型 COVID-19 患者臨床效果甚微，同時不良事件發生率也高于標準用藥組[52]。另一項多中心、觀察性研究對 1 438 名 COVID-19 患者進行隨機抽樣，發現使用氯喹加阿奇霉素的患者發生心臟驟停的風險高于未使用這些藥物的患者[53]。因此在治療 COVID-19 患者時不推薦使用氯喹。
5.2 糖皮質激素
由于臨床證據有限且可能出現不良反應，除非特定原因，否則應避免常規使用皮質類固醇。Russell 等[54]認為，不應使用皮質類固醇治療 SARS-CoV-2 誘發的肺損傷或休克，因為缺乏證據表明 COVID-19 患者能從皮質類固醇中獲益。以往應用類固醇藥物治療由冠狀病毒（如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和中東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相關感染的結果令人失望，其可能原因是使患者體內病毒的清除時間延長，從而增加患者的死亡風險，因此在治療 COVID-19 時要謹慎使用類固醇藥物，若需使用則應嚴格控制劑量和把握適應證[55]。但另一些研究卻得出了不同的結論。Xu 等[27]認為皮質類固醇可以用于治療病情危重的 COVID-19 患者，其通過抑制炎癥反應、調節免疫系統并抑制過度免疫反應來發揮作用。Yang 等[56]研究發現，COVID-19 患者體內存在大量炎癥因子，提示患者體內存在“炎癥風暴”，同時接受全身性皮質類固醇治療的患者中 18.6% 顯示皮質醇藥物治療重型 COVID-19 有效，推斷皮質類固醇可以調節患者的免疫能力、抑制炎癥反應和改善患者肺部功能，從而減低病死率。
5.3 血液凈化治療
目前，體外血液凈化技術是治療重型 COVID-19患者的一種有效方法。根據最新研究，SARS-CoV-2的關鍵受體 ACE2 受體在人體腎臟中高表達（比肺高近 100 倍），因此，腎臟可能是 SARS-CoV-2 的主要攻擊目標[28]。早期連續性血液凈化治療可以減輕腎臟工作負荷，有助于促進腎功能的恢復。大多數重型 COVID-19 患者可能發生“細胞因子風暴”，促炎因子和抗炎因子的失衡可能會引起免疫損傷。因此，血液凈化技術可用于清除炎癥因子，消除細胞因子風暴，糾正電解質紊亂，維持酸堿平衡，以有效控制患者的容量負荷，增加患者血氧飽和度，從而改善患者癥狀[57]。
5.4 免疫療法
5.4.1 恢復期血漿
當沒有疫苗和特定藥物時，COVID-19 康復者恢復期血漿治療可能是緩解重型 COVID-19 的一種有效方法。恢復期血漿在甲型 H1N1 流感、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和中東呼吸綜合征暴發期間都被用于患者的治療[58]。Mair-Jenkins 等[59]研究發現，恢復期血漿在治療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和中東呼吸綜合征時，可以降低患者的病毒載量和病死率。一項回顧研究發現，恢復期血漿比大劑量激素治療重型或危重型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患者更為有效，可降低病死率并縮短住院時間[60]。美國一項關于 2 萬名患者接受恢復期血漿安全性的研究顯示，與接受恢復期血漿有關的嚴重不良事件不到 1%[61]。因此，恢復期血漿或可適用于病情發展迅速、病情程度嚴重的 COVID-19 患者。
5.4.2 免疫球蛋白
免疫球蛋白是來源于血漿的人體免疫球蛋白的產物，已用于多種免疫缺陷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炎癥性疾病。免疫球蛋白具有強大的免疫替代和免疫調節作用，還具有抗炎作用，可以中和細菌毒素[62]。免疫球蛋白最常見的不良反應是頭痛、發熱和心動過速。一項關于免疫球蛋白的研究顯示，大劑量免疫球蛋白可以減少危重型 COVID-19 患者的 60 d 死亡率，同時減少臨床早期病情惡化的發生[63]。但目前尚無嚴謹的隨機對照試驗證實其療效和安全性。
5.4.3 托珠單抗
托珠單抗被稱為人源化白細胞介素-6 受體拮抗劑。有研究顯示，COVID-19 患者存在白細胞介素-6 表達顯著增高，同時白細胞介素-6 與患者肺部氧氣擴散受損有關，因此拮抗白細胞介素-6 可能是治療 COVID-19 的一種潛在方法[38-39]。一項多中心研究顯示，在托珠單抗給藥后幾天內，75% 的重型或危重型 COVID-19 患者體溫恢復正常，CT 影像學表現顯著改善，實驗室指標恢復正常，且未發現患者出現明顯不良反應[64]。但另一項關于 450 名患者的隨機對照試驗顯示，托珠單抗組與安慰組患者的臨床結局指標轉歸、無呼吸機中位天數和病死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65]。綜上，仍需要大型臨床試驗來進一步探討托珠單抗的療效和安全性。
5.5 中醫治療
5.5.1 連花清瘟膠囊
連花清瘟膠囊已被發現對包括 H7N9 型禽流感病毒在內的一系列流感病毒具有廣譜抗病毒作用，并且能調節病毒的免疫反應，降低早期炎性因子水平。程德忠等[66]在武漢科技大學附屬普仁醫院、華潤武鋼總醫院、武漢市第九醫院篩選出符合標準的 51 名 COVID-19 患者進行連花清瘟膠囊療效分析，結果顯示應用連花清瘟膠囊能夠明顯改善普通型 COVID-19 患者的發熱、乏力、咳嗽、咳痰、氣促、胸悶、食欲減退等臨床癥狀，提高主要癥狀的有效改善率，降低普通型轉重型的比例。
5.5.2 雙黃連口服液
楊志華等[67]發現雙黃連口服液能抑制 SARS-CoV-2，其前期研究顯示雙黃連口服液中的黃芩苷、綠原酸和連翹苷對多種病毒和細菌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機制可能是這些成分通過有效降低病毒和細菌引起的機體炎癥反應而發揮治療作用。
5.5.3 清肺排毒湯
清肺排毒湯由麻杏石甘湯、射干麻黃湯、小柴胡湯、五苓散等構成，具有散寒祛濕、清熱化濁、宣肺健脾等功效。在現代藥理學中，清肺排毒湯具有抗炎和抗病毒作用[68]。一項納入 749 例患者的回顧性研究顯示，在輕型或普通型 COVID-19 患者中單用清肺排毒湯組的轉重率較單用阿比多爾組低，且病情好轉率高于單用阿比多爾組[69]，這表明清肺排毒湯治療 COVID-19 具有巨大潛力。
6 小結與展望
COVID-19 是由 SARS-CoV-2 引起的一種嚴重傳染病，目前該病已對全球公共健康安全構成巨大威脅，因此控制疫情蔓延并盡快降低病死率是亟待解決的問題。到目前為止，SARS-CoV-2 感染的確切機制仍然未知，且還沒有開發出針對該病毒的特效藥物，因此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主動利用現有藥物和手段控制病情進展具有重要意義，同時還應努力研制特效藥物，促進疫苗的研發，降低疾病的發病率和病死率，最終戰勝這次疫情。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已成為目前全世界最為關心的嚴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自 COVID-19 傳播的 6 個月內，全球已報告約 650 萬感染病例[1]，對全球公共衛生構成了巨大威脅。現有數據表明，大多數該病患者癥狀輕微，而約 20% 表現為中重度疾病，其中約 5% 可進展為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和多器官功能障礙[2]。迄今為止，全世界諸多研究團隊已發表了許多關于 COVID-19 臨床表現和診斷與治療等的研究報道，本文系統回顧了這些研究數據，對 2019 新型冠狀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的生物學結構以及 COVID-19 的發病機制、傳播途徑與易感人群、臨床特征和治療方法進行了綜述，以便能夠為后續研究和治療方法的改進和完善提供參考，并幫助醫療工作者對這種新的傳染病有更深入的認識。
1 生物學結構
冠狀病毒是一種單鏈 RNA 病毒，其表面有包膜和顆粒，顆粒呈圓形或橢圓形，常呈多形性，直徑 60～140 nm。根據血清型和基因組特點，冠狀病毒可以分為 α、β、γ、δ 這 4 個屬[3]，目前已知感染人類的冠狀病毒有 6 種，分別為 α 屬的人冠狀病毒-229E、人冠狀病毒-NL63、人冠狀病毒-OC43、人冠狀病毒-HKU1 和中東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和 β 屬的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4]。SARS-CoV-2 與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均屬于 β-冠狀病毒。據報道，SARS-CoV-2 全基因組核苷酸序列與蝙蝠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樣冠狀病毒（bat-SL-CoVZC45）的一致性為 86.9%～89%，與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的相似性大于 70%[5]。SARS-CoV-2 具有與其他 β 冠狀病毒一樣的典型基因組結構，其基因組包含 14 個開放閱讀框，編碼 27 個蛋白，基因組 5’末端區域開放閱讀框 1 和開放閱讀框 2 編碼 15 個對病毒復制重要的非結構蛋白。基因組 3’末端區域編碼結構蛋白，即刺突蛋白、包膜蛋白、膜蛋白和核衣殼，加上 8 種輔助蛋白[6]。SARS-CoV-2 的 S 蛋白由 3 個 S1-S2 異二聚體組成，其功能上分為 S1 結構域和 S2 結構域，分別負責受體結合和細胞膜融合，其中 S2 亞基高度保守而受體結合通常位于 S1 的 C 端結構域，可以通過將血管緊張素轉換酶 2（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ACE2）受體作為主要受體幫助其與宿主細胞結合[7]。
2 發病機制
雖然 SARS-CoV-2 進入細胞的機制可能不止 1 種，但最重要的進入機制是通過 ACE2 進入，同時該病毒進入細胞也會高度依賴跨膜絲氨酸蛋白酶 2，而其他裂解蛋白酶（如組織蛋白酶 B 和組織蛋白酶 L 也顯示出誘導病毒裂解和促進細胞進入，但誘導程度較輕[8-9]。目前研究人員已經在 COVID-19 患者的鼻和支氣管上皮中檢測到 ACE2 和跨膜絲氨酸蛋白酶 2，并且在肺泡Ⅱ型上皮細胞中發現ACE2基因表達[10]。此外，還在 COVID-19 患者的心臟、角膜、食道、回腸、結腸、肝臟、膽囊、腎臟和睪丸等部位發現 ACE2[11]。有研究顯示，COVID-19 發病的第 1 步是病毒通過 S 蛋白的受體結合結構域特異性識別 ACE2 受體，與受體結合后，宿主利用跨膜絲氨酸蛋白酶 2 通過 S 蛋白促進病毒進入細胞；病毒進入細胞后，釋放遺傳物質被宿主細胞讀取，然后受感染的細胞開始通過病毒蛋白酶即 3C 樣蛋白酶和木瓜樣蛋白酶產生新的 S 蛋白和其他蛋白，從而進行病毒復制[12]。
目前尚不完全清楚 SARS-CoV-2 如何驅動 COVID-19 的病理變化，但被研究得最多的機制是阻斷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通路。ACE2 在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中作為血管緊張素Ⅱ及其下游效應的抑制劑，其作用一是將血管緊張素Ⅱ轉化為作用于 Mas 受體途徑的血管緊張素-（1-7），作用二是將血管緊張素Ⅰ轉化為作用于血管緊張素Ⅱ受體的血管緊張素-（1-9）[13]。ACE2 在肺部的功能之一是通過減少局部炎癥來防止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和急性肺損傷[14]。Kuba 等[15]在 2005 年發表的一篇文章表明，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與 ACE2 結合，引起胞吞作用，并降低細胞膜上 ACE2 蛋白的水平，最終導致血管緊張素Ⅱ水平升高和 ACE2 水平降低，這或許能解釋為何 COVID-19 患者會出現細胞因子風暴和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然而，雖然 SARS-CoV-2 與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非常相似，但關鍵的功能差異包括受體結合親和力和免疫逃避能力。首先，SARS-CoV-2 的S 蛋白的受體結合域與 ACE2 受體的親和力大于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16]。其次，SARS-CoV-2 的 S 蛋白受體結合域存在 1 個“上”和 2 個“下”的構象，這相當于是一種較少“暴露”且可以提高免疫監視逃避的 S 蛋白[17]。綜上，SARS-CoV-2 如何引起機體器官損傷等的詳細機制仍不清楚，尚需要更多的研究來闡明。
3 傳播途徑與易感人群
3.1 傳播途徑
COVID-19 最常見的傳播方式是呼吸道飛沫傳播和密切接觸傳播，氣溶膠也可能作為一種新型的傳播方式。當患者的呼吸液滴混合到空氣中形成氣溶膠時，并且同時健康人群在這相對封閉的環境中將高劑量氣溶膠吸入肺部，就可能引起感染，從而發生氣溶膠傳播[18]。除了以上 3 種傳播方式外，還有研究者在患者的糞便、胃腸道、唾液和尿液的樣本中檢測到 SARS-CoV-2，因此是否存在糞-口傳播仍需要進一步研究[19]。同時，一項基于 9 例 COVID-19 孕婦的回顧性研究顯示，暫時排除了妊娠晚期母嬰宮內垂直傳播的可能性[20]。然而，感染 SARS-CoV-2 的孕婦現有數據偏少，因此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驗證 SARS-CoV-2 是否在孕婦中存在垂直傳播。
3.2 易感人群
目前關于 COVID-19 的流行病學調查報告顯示，各年齡階段人群都是 SARS-CoV-2 的易感人群，但是老年人群和伴有基礎疾病的人群感染后更易發展成為重型病例，而兒童感染后可能為輕型或普通型，同時男性患 COVID-19 的概率要比女性略高[21]。據報告，感染者平均年齡為 55 歲左右，其中 67% 的患者為男性，男性的病死率比女性高[22]，但這一發現還需進一步研究證實。
4 臨床特征
4.1 臨床表現
COVID-19 的潛伏期為 1～14 d，多為 3～7 d[23]。COVID-19 的最常見臨床癥狀為發熱（87.9%）、咳嗽（67.7%）、疲乏（38.1%），而腹瀉（3.7%）和嘔吐（5.0%）較少見，同時大多數患者在就診時會存有一定程度的呼吸困難，這些與其他呼吸道感染的早期癥狀相似，因此，COVID-19 患者在早期難以與其他呼吸道感染患者區分[24]。同時，SARS-CoV-2 還可能會對肺組織之外的組織造成損傷，在一項 214 例 SARS-CoV-2 感染患者的研究中，36.4% 的患者有神經系統損傷表現[25]。還有證據表明 SARS-CoV-2 會引起患者眼表感染，并且在患者的眼分泌物中檢測到 SARS-CoV-2，同時 COVID-19 患者入院時還可能存在心律失常、急性心臟損傷、腎功能受損、肝功能異常等問題[26]。有研究顯示部分 COVID-19 患者存在肝組織中度小泡性脂肪變性，并且在患者的胃、十二指腸和直腸黏膜組織樣品中檢測出 SARS-CoV-2[27]。還有學者發現 SARS-CoV-2 可能攻擊患者睪丸，并且其靶點可能主要集中于精原細胞、間質細胞和支持細胞，從而影響男性生殖功能[28]，但這一發現還需今后進一步研究證實。
此外，新生兒、嬰兒和兒童感染 SARS-CoV-2 后出現的癥狀可能明顯輕于成人，多表現為咳嗽、咽部紅斑，臨床癥狀較輕[29]。有報道顯示在 2020 年 1 月 19 日－2 月 7 日期間深圳一家醫院收治的 34 例患兒中，男性患兒 14 例，女性患兒 20 例，平均年齡為 8 歲，所有患者均表現為無癥狀或輕型疾病，未觀察到重型或危重型例，這些患兒中最常見的癥狀為發熱（50%）和咳嗽（38%），所有患者經對癥治療均痊愈[30]。同樣，在另一研究也顯示新生兒感染 SARS-CoV-2 后為輕型病例，并且經對癥治療均痊愈[31]。
4.2 影像學特征
一般而言，COVID-19 患者的 X 線特征與其他微生物引起的社區獲得性肺炎患者相似，在 COVID-19 患者中常會觀察到幾種典型的影像學特征，包括毛玻璃樣陰影（65%）、實變（50%）、光滑或不規則的小葉間隔增厚（35%）、空氣支氣管造影（47%）和相鄰胸膜增厚（32%），主要累及外周和下葉[32]。在一項 21 例 COVID-19 患者的 CT 研究中，86% 的胸部 CT 顯示毛玻璃影，29% 顯示肺實變，其中大約 1/3 的患者表現為肺外周的毛玻璃影，而在胸部 CT 圖像上未觀察到離散結節、空洞、胸腔積液或淋巴結腫大[33]。另一項納入 51 例 COVID-19 病例的研究得到了相似的結果，大多數 CT 圖像顯示為純毛玻璃影（77%），其次為毛玻璃影伴網狀和/或小葉間隔增厚（75%）、毛玻璃影伴實變（59%）和純肺實變（55%），其中 86% 表現為雙肺受累以及 86% 表現為外周分布[34]。
4.3 實驗室發現
研究顯示，82.1% 的 COVID-19 患者有淋巴細胞減少，36.2% 的患者有血小板減少[35]。大多數 COVID-19 患者白細胞正常，但 33.7% 的患者可見白細胞減少。此外，大多數 COVID-19 患者還存在 C 反應蛋白、乳酸脫氫酶和肌酸激酶水平升高，少數患者出現轉氨酶升高、心肌酶譜異常或血清肌酐升高[36]。還有學者研究 COVID-19 患者的支氣管肺泡細胞免疫表型后發現，普通型和重型患者均會出現 M1 和 M2 巨噬細胞，并伴有炎性細胞因子升高[37]。同時直接測量 COVID-19 患者血漿中循環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的研究顯示，患者體內的細胞因子白細胞介素-1β、白細胞介素-1Ra、白細胞介素-7、白細胞介素-8、白細胞介素-9、白細胞介素-10，以及最重要的干擾素-γ 和腫瘤壞死因子-α 的水平較高，同時除血清中白細胞介素-6 和腫瘤壞死因子-β 的水平升高外，在脾臟和淋巴結標本中也顯示白細胞介素-6 水平升高[38]，提示白細胞介素-6 可能通過介導重型 COVID-19 患者的淋巴細胞減少而發揮作用。此外，對患者支氣管肺泡免疫細胞的單細胞分析顯示，與普通型 COVID-19 相比，重型病例中巨噬細胞和中性粒細胞比例更高，同時 CD8+ T 細胞增殖和異質表型增加，克隆擴張減少，此外，對重型患者的細支氣管灌洗液分析也顯示白細胞介素-8、白細胞介素-6 和白細胞介素-1β 的水平較高[39]。
5 治療方法
5.1 抗病毒治療
抗病毒藥物是治療 COVID-19 的基本治療策略，其主要是通過影響血管緊張素Ⅱ和跨膜絲氨酸蛋白酶 2 來治療 COVID-19。但目前國內外仍未發現經過嚴格的“隨機、安慰劑、雙盲”研究證實有效的抗病毒藥物，正在進行廣泛研究的抗病毒藥物包括瑞德西韋、阿比多爾、洛匹那韋/利托那韋、氯喹等，然而我國第 8 版 COVID-19 防治指南不推薦使用洛匹那韋/利托那韋和氯喹[23]。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也不推薦使用洛匹那韋/利托那韋和氯喹，而是建議優先使用瑞德西韋[40]。
5.1.1 瑞德西韋
瑞德西韋是一種核苷抑制劑，其在細胞或組織中代謝出一種活性核苷三磷酸，可以在病毒感染早期抑制病毒的 RNA 聚合酶[41]。一項研究顯示，瑞德西韋對 SARS-CoV-2 的 nsp12 聚合酶有強效干擾作用[42]。但在我國進行的一項隨機雙盲試驗顯示，瑞德西韋在 COVID-19 患者臨床康復時間、28 d 病死率和病毒清除方面與安慰劑相比沒有優效性[43]。而《Viruses》報道，美國首例 COVID-19 患者在接受靜脈注射瑞德西韋治療后，其臨床癥狀得到了明顯改善[44]，但是在使用瑞德西韋治療前，該患者的病毒載量已呈下降趨勢，因此無法確定進一步的病毒載量下降和臨床改善是否為瑞德西韋的作用。因此，鑒于目前瑞德西韋的研究大多不完善且樣本量較小，其療效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5.1.2 阿比多爾
阿比多爾是一種吲哚衍生物分子，作為靶向 S 蛋白與 ACE2 相互作用的病毒-宿主細胞融合抑制劑，阻止病毒進入宿主細胞[45]，因此可能成為 COVID-19 治療的選擇。一項關于洛匹那韋/利托那韋加阿比多爾和洛匹那韋/利托那韋單藥治療療效比較的 COVID-19 患者回顧性隊列研究顯示，洛匹那韋/利托那韋加阿比多爾可以更快地清除病毒載量[46]，提示阿比多爾與其他抗病毒治療聯合使用可以增加抗病毒療效從而有效治療 COVID-19。然而，關于單獨使用阿比多爾治療 COVID-19 的研究較少，一項納入 240 名患者的臨床隨機對照試驗研究顯示，接受阿比多爾患者的臨床檢驗指標轉陰時間較接受聯合抗病毒組的時間長[47]，這表明阿比多爾單獨使用時的療效較聯合用藥的療效差。
5.1.3 洛匹那韋/利托那韋
洛匹那韋/利托那韋是一種復方蛋白酶抑制劑，用于治療人類免疫缺陷病毒感染[48]。洛匹那韋通過與病毒蛋白酶結合，阻止 Gag-Pol 多聚蛋白裂解，導致產生不成熟、非感染性的病毒顆粒。利托那韋可以通過抑制細胞色素 P450 3A 代謝，增加洛匹那韋的血漿濃度。一項研究顯示，洛匹那韋與利托那韋可以抑制 SARS-CoV-2的 3-糜蛋白酶樣蛋白酶，從而達到治療目的[49]。在一項關于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的多中心回顧性隊列研究中，當洛匹那韋/利托那韋聯合利巴韋林和皮質類固醇作為初始治療時，患者的病死率和插管率均低于接受洛匹那韋/利托那韋作為補救治療的患者，提示洛匹那韋/利托那韋在疾病早期階段顯示出臨床獲益，且可以在患者病情進展為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之前降低病毒載量峰值[50]。但 Cao 等[51]的洛匹那韋/利托那韋治療 COVID-19 的臨床試驗結果顯示，洛匹那韋/利托那韋在患者臨床癥狀改善所需時間、28 d 病死率和病毒清除等方面未優于標準治療。綜上，目前關于洛匹那韋/利托那韋的試驗可能存在規模較小和抗病毒藥物啟用時機太晚等問題，今后還需更多試驗來證實其療效。
5.1.4 氯喹
氯喹是一種抗瘧疾藥物，在胞內可以發生質子化并增加囊泡內 pH 值，從而阻止胞內體轉運、細胞酶功能失調和蛋白質合成受損，最終抑制病毒復制。此外，氯喹的免疫調節依賴于細胞因子（白細胞介素-6 和腫瘤壞死因子-α）的生成和播散抑制。一項用猴細胞系（Vero-E6）進行的 SARS-CoV-2 實驗顯示，氯喹干擾受體糖基化，從而影響 SARS-CoV-2 的進入機制，在 SARS-CoV-2 感染人細胞系（人肝癌 Huh-7 細胞）的體外實驗中，這種治療尤其成功[42]。但是目前國內外對氯喹治療 COVID-19 的療效充滿爭議，主要認為其具有潛在毒性，長期使用會引發心率失常、視網膜受損和胃腸功能絮亂。一項巴西的隨機對照試驗顯示，單獨使用氯喹或氯喹聯合阿奇霉素對輕中型 COVID-19 患者臨床效果甚微，同時不良事件發生率也高于標準用藥組[52]。另一項多中心、觀察性研究對 1 438 名 COVID-19 患者進行隨機抽樣，發現使用氯喹加阿奇霉素的患者發生心臟驟停的風險高于未使用這些藥物的患者[53]。因此在治療 COVID-19 患者時不推薦使用氯喹。
5.2 糖皮質激素
由于臨床證據有限且可能出現不良反應，除非特定原因，否則應避免常規使用皮質類固醇。Russell 等[54]認為，不應使用皮質類固醇治療 SARS-CoV-2 誘發的肺損傷或休克，因為缺乏證據表明 COVID-19 患者能從皮質類固醇中獲益。以往應用類固醇藥物治療由冠狀病毒（如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和中東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相關感染的結果令人失望，其可能原因是使患者體內病毒的清除時間延長，從而增加患者的死亡風險，因此在治療 COVID-19 時要謹慎使用類固醇藥物，若需使用則應嚴格控制劑量和把握適應證[55]。但另一些研究卻得出了不同的結論。Xu 等[27]認為皮質類固醇可以用于治療病情危重的 COVID-19 患者，其通過抑制炎癥反應、調節免疫系統并抑制過度免疫反應來發揮作用。Yang 等[56]研究發現，COVID-19 患者體內存在大量炎癥因子，提示患者體內存在“炎癥風暴”，同時接受全身性皮質類固醇治療的患者中 18.6% 顯示皮質醇藥物治療重型 COVID-19 有效，推斷皮質類固醇可以調節患者的免疫能力、抑制炎癥反應和改善患者肺部功能，從而減低病死率。
5.3 血液凈化治療
目前，體外血液凈化技術是治療重型 COVID-19患者的一種有效方法。根據最新研究，SARS-CoV-2的關鍵受體 ACE2 受體在人體腎臟中高表達（比肺高近 100 倍），因此，腎臟可能是 SARS-CoV-2 的主要攻擊目標[28]。早期連續性血液凈化治療可以減輕腎臟工作負荷，有助于促進腎功能的恢復。大多數重型 COVID-19 患者可能發生“細胞因子風暴”，促炎因子和抗炎因子的失衡可能會引起免疫損傷。因此，血液凈化技術可用于清除炎癥因子，消除細胞因子風暴，糾正電解質紊亂，維持酸堿平衡，以有效控制患者的容量負荷，增加患者血氧飽和度，從而改善患者癥狀[57]。
5.4 免疫療法
5.4.1 恢復期血漿
當沒有疫苗和特定藥物時，COVID-19 康復者恢復期血漿治療可能是緩解重型 COVID-19 的一種有效方法。恢復期血漿在甲型 H1N1 流感、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和中東呼吸綜合征暴發期間都被用于患者的治療[58]。Mair-Jenkins 等[59]研究發現，恢復期血漿在治療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和中東呼吸綜合征時，可以降低患者的病毒載量和病死率。一項回顧研究發現，恢復期血漿比大劑量激素治療重型或危重型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患者更為有效，可降低病死率并縮短住院時間[60]。美國一項關于 2 萬名患者接受恢復期血漿安全性的研究顯示，與接受恢復期血漿有關的嚴重不良事件不到 1%[61]。因此，恢復期血漿或可適用于病情發展迅速、病情程度嚴重的 COVID-19 患者。
5.4.2 免疫球蛋白
免疫球蛋白是來源于血漿的人體免疫球蛋白的產物，已用于多種免疫缺陷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炎癥性疾病。免疫球蛋白具有強大的免疫替代和免疫調節作用，還具有抗炎作用，可以中和細菌毒素[62]。免疫球蛋白最常見的不良反應是頭痛、發熱和心動過速。一項關于免疫球蛋白的研究顯示，大劑量免疫球蛋白可以減少危重型 COVID-19 患者的 60 d 死亡率，同時減少臨床早期病情惡化的發生[63]。但目前尚無嚴謹的隨機對照試驗證實其療效和安全性。
5.4.3 托珠單抗
托珠單抗被稱為人源化白細胞介素-6 受體拮抗劑。有研究顯示，COVID-19 患者存在白細胞介素-6 表達顯著增高，同時白細胞介素-6 與患者肺部氧氣擴散受損有關，因此拮抗白細胞介素-6 可能是治療 COVID-19 的一種潛在方法[38-39]。一項多中心研究顯示，在托珠單抗給藥后幾天內，75% 的重型或危重型 COVID-19 患者體溫恢復正常，CT 影像學表現顯著改善，實驗室指標恢復正常，且未發現患者出現明顯不良反應[64]。但另一項關于 450 名患者的隨機對照試驗顯示，托珠單抗組與安慰組患者的臨床結局指標轉歸、無呼吸機中位天數和病死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65]。綜上，仍需要大型臨床試驗來進一步探討托珠單抗的療效和安全性。
5.5 中醫治療
5.5.1 連花清瘟膠囊
連花清瘟膠囊已被發現對包括 H7N9 型禽流感病毒在內的一系列流感病毒具有廣譜抗病毒作用，并且能調節病毒的免疫反應，降低早期炎性因子水平。程德忠等[66]在武漢科技大學附屬普仁醫院、華潤武鋼總醫院、武漢市第九醫院篩選出符合標準的 51 名 COVID-19 患者進行連花清瘟膠囊療效分析，結果顯示應用連花清瘟膠囊能夠明顯改善普通型 COVID-19 患者的發熱、乏力、咳嗽、咳痰、氣促、胸悶、食欲減退等臨床癥狀，提高主要癥狀的有效改善率，降低普通型轉重型的比例。
5.5.2 雙黃連口服液
楊志華等[67]發現雙黃連口服液能抑制 SARS-CoV-2，其前期研究顯示雙黃連口服液中的黃芩苷、綠原酸和連翹苷對多種病毒和細菌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機制可能是這些成分通過有效降低病毒和細菌引起的機體炎癥反應而發揮治療作用。
5.5.3 清肺排毒湯
清肺排毒湯由麻杏石甘湯、射干麻黃湯、小柴胡湯、五苓散等構成，具有散寒祛濕、清熱化濁、宣肺健脾等功效。在現代藥理學中，清肺排毒湯具有抗炎和抗病毒作用[68]。一項納入 749 例患者的回顧性研究顯示，在輕型或普通型 COVID-19 患者中單用清肺排毒湯組的轉重率較單用阿比多爾組低，且病情好轉率高于單用阿比多爾組[69]，這表明清肺排毒湯治療 COVID-19 具有巨大潛力。
6 小結與展望
COVID-19 是由 SARS-CoV-2 引起的一種嚴重傳染病，目前該病已對全球公共健康安全構成巨大威脅，因此控制疫情蔓延并盡快降低病死率是亟待解決的問題。到目前為止，SARS-CoV-2 感染的確切機制仍然未知，且還沒有開發出針對該病毒的特效藥物，因此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主動利用現有藥物和手段控制病情進展具有重要意義，同時還應努力研制特效藥物，促進疫苗的研發，降低疾病的發病率和病死率，最終戰勝這次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