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覃福佳, 崔妙玲. 抑郁情緒在支氣管哮喘患者疲勞和生命質量間的中介效應. 華西醫學, 2020, 35(1): 11-16. doi: 10.7507/1002-0179.201908023 復制
支氣管哮喘（下文簡稱“哮喘”）作為常見慢性氣道炎癥性疾病，目前全球至少有 3 億患者。世界衛生組織統計推測預計 2025 年全球哮喘患者將達 4 億，我國哮喘患者人數已達 4 570 萬，發病率仍在上升[1-2]。隨著醫學模式的轉變，生命質量已經成為了全面評估患者總體健康的綜合性指標。國內外研究顯示，哮喘患者的生命質量均處于中下水平，生命質量亟待提高等問題已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3-4]。大多數患者因呼吸困難、胸悶、咳嗽等癥狀在夜間憋醒或比平時早醒，導致睡眠障礙，疲勞癥狀加重。加之疾病反復發作，長期使用激素和經濟等問題，患者抑郁情緒普遍存在，嚴重影響患者的生命質量[5]。現階段研究主要報道疲勞、抑郁情緒是影響患者生命質量的獨立危險因素[6]，直接顯著影響患者的生命質量，但是對兩者與生命質量的相互作用未作出解釋。因此，本研究假設疲勞不僅能夠直接影響生命質量，還可以通過患者抑郁情緒間接影響生命質量，以為改善哮喘患者生命質量提供理論依據。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用便利抽樣方法，選取 2018 年 11 月—2019 年 3 月在廣西某三級甲等醫院呼吸科哮喘門診就診的哮喘患者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全部滿足）：① 符合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哮喘學組 2018 年制定的《支氣管哮喘防治指南》診斷標準[7]；② 年齡>18 歲；③ 意識清楚，無聽力理解障礙，能夠獨立或者通過研究者的幫助完成問卷；④ 同意本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者。排除標準（全部滿足）：① 心、肝、腎等器官功能嚴重不全者；②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者；③ 哮喘-慢阻肺重疊綜合征者；④ 拒絕本研究者。本研究經過廣西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所有患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研究方法
在患者就診時，由研究成員負責發放問卷，采用統一指導語說明各量表填寫要求與方法，問卷由患者自己填寫，對無書寫或閱讀能力的患者，調查者逐一閱讀條目，根據患者口頭回答代為填寫，在填寫過程中對問卷產生的疑問，采用一致性語言進行解答，以防止由于調查者個體差異引起信息偏倚，問卷現場收回。所有調查表均是一次性完成填寫。
1.2.1 自制一般信息調查問卷
基于文獻回顧和研究目的自制患者一般信息調查問卷，包括性別、年齡（≤44、>44 且≤59、≥60 歲）、文化程度（小學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中專、大專及以上）、病程（≤1、>1 且≤5、>5 且≤10、>10 年）、居住地（農村、城市）、鼻炎情況（無、偶爾或季節性、常年性）、身高、體重、肺功能損害程度（正常、輕度、中度、重度）、癥狀高發時間（日間、夜間）。根據身高和體重計算出患者的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18、≥18 且<24、≥24 kg/m2）。采用第 1 秒用力呼氣容積（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占預計值百分比反映肺功能情況，肺功能損害程度分級[8]：FEV1 占預計值百分比<75% 且≥60% 為輕度，<60% 且≥40% 為中度，<40% 為重度。
1.2.2 個人疲勞強度問卷
此問卷是 Vercoulen 等[9]于 1994 年編制，應用于健康人群和慢性疲勞綜合征人群，2008 年由吳春薇等[10]翻譯成中文，由 4 個子量表、20 個條目構成，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良好，子量表的克朗巴赫系數為 0.759 8～0.925 6。本研究患者疲勞程度是由主觀疲勞、注意力、動力、體力 4 個方面來衡量的，主要反映患者近 2 周疲勞狀況。采用 7 級制評分，總得分為 20～140 分，≤76 分表示非疲勞，≥77 分表示疲勞。
1.2.3 哮喘控制測試量表
為了尋找能準確快速地評估患者疾病控制情況的簡易工具，國外于 1997 年設計了 QUALITY MERIC，經過 2 次大規模多中心臨床試驗，發展為哮喘控制測試量表[11]，且最終確認為是監測和評估哮喘病情的有效工具。哮喘控制測試量表是測定患者近 1 個月的哮喘癥狀控制情況，調查問卷包括癥狀頻率、日常活動受限、急救藥物使用以及患者自我評估，采用 5 分制，總分為 5～25 分，≤19 分表示病情未控制，20～24 分表示病情部分控制，25 分表示病情完全控制。
1.2.4 抑郁自評量表
抑郁自評量表是 1965 年 Zung 編制的，由段泉泉等[12]翻譯成中文版，信度和效度均良好，是目前應用最廣泛的抑郁自評量表之一，由 4 個維度、20 個條目組成，采用 4 分制。標準分為總分乘以 1.25 取整數，按照中國常模，<53 分屬于正常人群，53～62 分為輕度抑郁，63～72 分為中度抑郁，>72 分為重度抑郁。
1.2.5 哮喘成人生命質量量表
哮喘成人生命質量量表是李凡等[13] 于 1997 年根據我國哮喘患者情況制定的，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和反應度。該量表包括 6 個維度：活動受限、回避刺激物、哮喘癥狀、心理情緒、刺激物反應、對疾病的擔心，共 33 個條目，按 5 分制評分，1 分為最差，5 分為最好，總分為 33～165 分，分值越高表明哮喘患者生命質量越好。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2.0 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服從或近似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多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計數資料采用頻數、百分比進行描述。相關性分析采用 Pearson 相關系數分析。中介效應檢驗根據文獻[14]運用依次檢驗法，建立標準化方程：Y=cX+e1（第 1 步）、M=aX+e2（第 2 步）、Y=c’X+bM+e3（第 3 步），其中e1～e3為回歸殘差，c、a、b、c’ 表示各回歸方程的標準化偏回歸系數（β’），采用多重線性回歸進行分析。并采用文獻[15]所提出的中介效應檢驗方法，以檢驗抑郁情緒對疲勞和生命質量間的中介效應是否有統計學意義，具體步驟為：第 1 步：以生命質量作為因變量，疲勞為自變量，建立標準化回歸方程，對標準化偏回歸系數c進行檢驗；第 2 步以抑郁情緒作為因變量，疲勞作為自變量，建立回歸方程，檢驗標準化偏回歸系數a是否有統計學意義；第 3 步以疲勞、抑郁情緒作為自變量，生命質量作為因變量做回歸分析，檢驗標準化偏回歸系數c’ 和b是否有統計學意義。中介效應量=a×b，中介效應量占總效應量之比=［a×b /（a×b + c’）］×100%。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一般人口資料
共發放問卷 125 份，有效收回 120 份，有效回收率為 96%。最終納入的 120 例患者中，男 37 例（30.8%），女 83 例（69.2%）；年齡 19～68 歲，平均（45.64±12.44）歲，中年患者居多。對哮喘患者生命質量影響因素進行單因素分析顯示，不同年齡、文化程度、居住地、癥狀高發時間、肺功能損害程度、哮喘控制情況、抑郁情緒分級及有無疲勞的患者間生命質量水平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患者一般情況和生命質量水平見表 1。
表1
患者一般情況和生命質量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n=120，
，分）
2.2 疲勞、抑郁情緒和生命質量現狀得分情況及相關性分析
哮喘患者疲勞癥狀總分為（79.91±30.95）分，各維度平均得分為（4.00±1.55）分，各維度得分由大到小依次為主觀疲勞（4.43±1.84）分、動力（4.15±1.79）分、體力（4.01±1.34）分、注意力（3.54±1.85）分。患者生命質量總分為（125.86±23.54）分，各維度由低到高依次為心理情緒（3.61±0.81）分、哮喘癥狀（3.64±1.10）分、對疾病的擔心（3.76±2.30）分、活動受限（3.99±0.84）分、回避刺激物（4.05±0.84）分、刺激物反應（4.05±0.89）分。患者抑郁情緒總分為（46.83±17.30）分。
抑郁情緒總分與生命質量總分呈負相關（r=?0.749，P<0.001），與疲勞總分（r=0.769，P<0.001）及其各維度得分［主觀疲勞（r=0.730，P<0.001）、注意力（r=0.629，P<0.001）、動力（r=0.733，P<0.001）、體力（r=0.675，P<0.001）］呈正相關；疲勞總分與生命質量總分呈負相關（r=?0.770，P<0.001）。
2.3 中介效應分析
考慮到生命質量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結果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可能會影響結果，因此把年齡、文化程度、居住地、癥狀高發時間、肺功能損害程、哮喘控制情況作為中介效應分析中的協變量。以疲勞作為自變量、抑郁情緒作為中介變量、生命質量總分作為因變量進行中介效應分析，每個步驟均把協變量代入多重線性回歸方程，控制協變量。變量賦值情況見表 2。
表2
自變量賦值表
中介效應分析結果顯示，第 1 步標準化方程為Y=?0.587X，疲勞對生命質量具有負向預測作用（β’=?0.587，P<0.001）；第 2 步標準化方程為M=0.657X，疲勞對抑郁情緒具有正向預測作用（β’=0.657，P<0.001）；第 3 步標準化方程為Y=?0.319X?0.407M，疲勞對生命質量的效應隨抑郁情緒的加入而減少（?0.587 變為?0.319），表明抑郁情緒在患者疲勞和生命質量中起著部分中介作用。疲勞對生命質量的標準化總效應為 58.7%，中介效應量為 0.657×（?0.407）=?0.267，占總效應之比為 0.657×（?0.407）/［（0.657×（?0.407）+（?0.319）］×100%=45.6%。中介效應的顯著性經進一步檢驗可見，抑郁情緒起部分中介效應，且中介效應顯著。見表 3。
表3
抑郁情緒對疲勞和生命質量之間的中介效應分析
3 討論
3.1 哮喘患者疲勞、抑郁情緒和生命質量的現狀
本研究中患者疲勞平均得分為（4.00±1.55）分，高于王天芳等[16]對一般健康人群疲勞現狀的研究研究結果［（3.36±1.64）分］，說明哮喘患者疲勞嚴重程度高于一般人群，與 Chen[17] 的調查結果一致；本研究哮喘患者疲勞發生率為 56.7%，與 Van Herck 等[6]調查美國 733 例哮喘患者疲勞發生率為 63% 相似，但低于 Peters 等[18]研究發生率 90%。研究結果不一致可能是因為 Peters 等[18]研究的患病人群是病情嚴重或難治性哮喘患者，而本研究和 Van Herck 等[6]研究的是一般哮喘患者。世界衛生組織調查報告指出，哮喘患者抑郁情緒及焦慮情緒的發病率是普通人群的 6 倍[19]。本研究哮喘患者抑郁情緒發生率為 41.7%（50/120），與房莉穎等[20]研究結果一致。哮喘患者抑郁情緒發生率較高的原因可能是哮喘反復發作導致缺氧、低碳酸血癥和經歷瀕死感的恐懼、治療哮喘藥物的副作用以及哮喘患者本身具有的特殊人格特點，比如內向、過于敏感等。哮喘患者生命質量為（125.86±23.54）分，處于中等水平，高于朱聰等[4]研究，原因可能是其研究對象是老年哮喘患者，這也提示年齡是影響患者生命質量的重要因素，本研究結果（F=4.264，P=0.017）與其一致。在生命質量各維度中，心理情緒得分最低，哮喘癥狀相當，表明患者負面情緒和哮喘控制不佳是影響哮喘患者生命質量的主要因素。可能原因是抑郁、焦慮等負面情緒導致患者過度換氣，呼吸肌疲勞增加，哮喘癥狀加劇，進而影響患者的生命質量。
3.2 哮喘患者疲勞、抑郁情緒和生命質量間的相關性
疲勞是一種多維度的主觀感覺，是一種個體體驗，是對正常功能下降的一種感知，易受各種因素的影響。疲勞帶給患者的并不只是一種不舒適的體驗，還包括精力下降、活動受限，嚴重影響患者的生命質量。本研究顯示患者疲勞與生命質量呈負相關（r=?0.770，P<0.001），與 Van Herck 等[6]研究結論一致。哮喘疾病反復發作，長期的治療促使經濟、精神消耗，或個別家庭家屬對患者漠不關心等，均可使患者精神心理負擔加重、抑郁情緒增加、對生活的動力減少、生命質量降低。本研究結果顯示抑郁情緒與生命質量呈負向相關（r=?0.749，P<0.001），與李志平等[21]研究結果相似。已有的抑郁情緒和疲勞之間關聯的研究[22]顯示，臨床中抑郁情緒個體患者存在疲勞癥狀占 76%～93%，疲勞對日常活動能力的限制常常讓患者產生焦慮或抑郁等不良情緒，而這些不良反應的產生反過來又會導致疲勞加劇，兩者相互影響，因此疲勞和抑郁情緒呈高度正相關（r=0.769，P<0.001）。因此，疲勞、抑郁情緒和生命質量兩兩高度相關，為抑郁情緒在哮喘患者疲勞和生命質量間起中介效應的假設提供了初步支持。
3.3 抑郁情緒在哮喘患者疲勞和生命質量的中介效應
中介效應分析顯示哮喘患者的抑郁情緒在疲勞和生命質量間起著部分中介效應，即疲勞對生命質量的影響，有一部分是通過影響患者的抑郁情緒進而影響生命質量，中介效應占總效應比例的 45.6%。疲勞影響患者生命質量體現在身體、心理、生活環境、工作等多方面，疲勞分為軀體疲勞和腦力疲勞，軀體疲勞嚴重影響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動，不能使患者充分實現自我價值，造成患者經濟和精神負擔加重，嚴重影響患者生命質量，本研究顯示疲勞影響患者生命質量的直接效應為 58.7%，表明疲勞是影響患者生命質量的關鍵預測變量，與 Van Herck 等[6]研究結論相似。有學者指出疲勞不僅僅是一種身體的癥狀，心理和情緒的壓抑往往比身體的表現更為常見。抑郁情緒較低的個體，相信自己能管理控制好哮喘癥狀，對實現美好的未來充滿信心，能集中注意力和充滿動力地完成生活挑戰，本研究顯示抑郁情緒與注意力和動力呈正相關（r=0.629、0.733，P<0.001），疲勞對抑郁情緒有正向的促進作用（β’=0.657，P<0.001），表明抑郁情緒在疲勞對生命質量的影響中有著部分中介作用，與以往研究[23]觀點相似。因此，對于疲勞的哮喘患者，醫務人員可通過加強對患者的心理干預，來改善其心理狀況，緩解抑郁情緒，提高生命質量。
綜上所述，哮喘患者生命質量與疲勞、抑郁情緒呈顯著負相關，抑郁情緒與疲勞呈顯著正相關，抑郁情緒在疲勞與生命質量之間的關系中起著部分中介效應。因此，本研究啟示，對于哮喘患者，不僅要關注疲勞對生命質量的直接影響，也要注重患者疲勞狀況對抑郁情緒的影響，通過科學、個性化的心理干預，減輕或消除疲勞癥狀，直接或間接提高生命質量。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僅局限于廣西某三級甲等醫院，代表性不足，在未來研究中尚需擴大樣本量，同時加入更多的心理學變量如心理彈性、應對方式等，探討心理情緒在哮喘患者疲勞和生命質量之間關系及作用機制。
支氣管哮喘（下文簡稱“哮喘”）作為常見慢性氣道炎癥性疾病，目前全球至少有 3 億患者。世界衛生組織統計推測預計 2025 年全球哮喘患者將達 4 億，我國哮喘患者人數已達 4 570 萬，發病率仍在上升[1-2]。隨著醫學模式的轉變，生命質量已經成為了全面評估患者總體健康的綜合性指標。國內外研究顯示，哮喘患者的生命質量均處于中下水平，生命質量亟待提高等問題已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3-4]。大多數患者因呼吸困難、胸悶、咳嗽等癥狀在夜間憋醒或比平時早醒，導致睡眠障礙，疲勞癥狀加重。加之疾病反復發作，長期使用激素和經濟等問題，患者抑郁情緒普遍存在，嚴重影響患者的生命質量[5]。現階段研究主要報道疲勞、抑郁情緒是影響患者生命質量的獨立危險因素[6]，直接顯著影響患者的生命質量，但是對兩者與生命質量的相互作用未作出解釋。因此，本研究假設疲勞不僅能夠直接影響生命質量，還可以通過患者抑郁情緒間接影響生命質量，以為改善哮喘患者生命質量提供理論依據。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用便利抽樣方法，選取 2018 年 11 月—2019 年 3 月在廣西某三級甲等醫院呼吸科哮喘門診就診的哮喘患者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全部滿足）：① 符合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哮喘學組 2018 年制定的《支氣管哮喘防治指南》診斷標準[7]；② 年齡>18 歲；③ 意識清楚，無聽力理解障礙，能夠獨立或者通過研究者的幫助完成問卷；④ 同意本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者。排除標準（全部滿足）：① 心、肝、腎等器官功能嚴重不全者；②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者；③ 哮喘-慢阻肺重疊綜合征者；④ 拒絕本研究者。本研究經過廣西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所有患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研究方法
在患者就診時，由研究成員負責發放問卷，采用統一指導語說明各量表填寫要求與方法，問卷由患者自己填寫，對無書寫或閱讀能力的患者，調查者逐一閱讀條目，根據患者口頭回答代為填寫，在填寫過程中對問卷產生的疑問，采用一致性語言進行解答，以防止由于調查者個體差異引起信息偏倚，問卷現場收回。所有調查表均是一次性完成填寫。
1.2.1 自制一般信息調查問卷
基于文獻回顧和研究目的自制患者一般信息調查問卷，包括性別、年齡（≤44、>44 且≤59、≥60 歲）、文化程度（小學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中專、大專及以上）、病程（≤1、>1 且≤5、>5 且≤10、>10 年）、居住地（農村、城市）、鼻炎情況（無、偶爾或季節性、常年性）、身高、體重、肺功能損害程度（正常、輕度、中度、重度）、癥狀高發時間（日間、夜間）。根據身高和體重計算出患者的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18、≥18 且<24、≥24 kg/m2）。采用第 1 秒用力呼氣容積（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占預計值百分比反映肺功能情況，肺功能損害程度分級[8]：FEV1 占預計值百分比<75% 且≥60% 為輕度，<60% 且≥40% 為中度，<40% 為重度。
1.2.2 個人疲勞強度問卷
此問卷是 Vercoulen 等[9]于 1994 年編制，應用于健康人群和慢性疲勞綜合征人群，2008 年由吳春薇等[10]翻譯成中文，由 4 個子量表、20 個條目構成，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良好，子量表的克朗巴赫系數為 0.759 8～0.925 6。本研究患者疲勞程度是由主觀疲勞、注意力、動力、體力 4 個方面來衡量的，主要反映患者近 2 周疲勞狀況。采用 7 級制評分，總得分為 20～140 分，≤76 分表示非疲勞，≥77 分表示疲勞。
1.2.3 哮喘控制測試量表
為了尋找能準確快速地評估患者疾病控制情況的簡易工具，國外于 1997 年設計了 QUALITY MERIC，經過 2 次大規模多中心臨床試驗，發展為哮喘控制測試量表[11]，且最終確認為是監測和評估哮喘病情的有效工具。哮喘控制測試量表是測定患者近 1 個月的哮喘癥狀控制情況，調查問卷包括癥狀頻率、日常活動受限、急救藥物使用以及患者自我評估，采用 5 分制，總分為 5～25 分，≤19 分表示病情未控制，20～24 分表示病情部分控制，25 分表示病情完全控制。
1.2.4 抑郁自評量表
抑郁自評量表是 1965 年 Zung 編制的，由段泉泉等[12]翻譯成中文版，信度和效度均良好，是目前應用最廣泛的抑郁自評量表之一，由 4 個維度、20 個條目組成，采用 4 分制。標準分為總分乘以 1.25 取整數，按照中國常模，<53 分屬于正常人群，53～62 分為輕度抑郁，63～72 分為中度抑郁，>72 分為重度抑郁。
1.2.5 哮喘成人生命質量量表
哮喘成人生命質量量表是李凡等[13] 于 1997 年根據我國哮喘患者情況制定的，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和反應度。該量表包括 6 個維度：活動受限、回避刺激物、哮喘癥狀、心理情緒、刺激物反應、對疾病的擔心，共 33 個條目，按 5 分制評分，1 分為最差，5 分為最好，總分為 33～165 分，分值越高表明哮喘患者生命質量越好。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2.0 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服從或近似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多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計數資料采用頻數、百分比進行描述。相關性分析采用 Pearson 相關系數分析。中介效應檢驗根據文獻[14]運用依次檢驗法，建立標準化方程：Y=cX+e1（第 1 步）、M=aX+e2（第 2 步）、Y=c’X+bM+e3（第 3 步），其中e1～e3為回歸殘差，c、a、b、c’ 表示各回歸方程的標準化偏回歸系數（β’），采用多重線性回歸進行分析。并采用文獻[15]所提出的中介效應檢驗方法，以檢驗抑郁情緒對疲勞和生命質量間的中介效應是否有統計學意義，具體步驟為：第 1 步：以生命質量作為因變量，疲勞為自變量，建立標準化回歸方程，對標準化偏回歸系數c進行檢驗；第 2 步以抑郁情緒作為因變量，疲勞作為自變量，建立回歸方程，檢驗標準化偏回歸系數a是否有統計學意義；第 3 步以疲勞、抑郁情緒作為自變量，生命質量作為因變量做回歸分析，檢驗標準化偏回歸系數c’ 和b是否有統計學意義。中介效應量=a×b，中介效應量占總效應量之比=［a×b /（a×b + c’）］×100%。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一般人口資料
共發放問卷 125 份，有效收回 120 份，有效回收率為 96%。最終納入的 120 例患者中，男 37 例（30.8%），女 83 例（69.2%）；年齡 19～68 歲，平均（45.64±12.44）歲，中年患者居多。對哮喘患者生命質量影響因素進行單因素分析顯示，不同年齡、文化程度、居住地、癥狀高發時間、肺功能損害程度、哮喘控制情況、抑郁情緒分級及有無疲勞的患者間生命質量水平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患者一般情況和生命質量水平見表 1。
表1
患者一般情況和生命質量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n=120，，分）
2.2 疲勞、抑郁情緒和生命質量現狀得分情況及相關性分析
哮喘患者疲勞癥狀總分為（79.91±30.95）分，各維度平均得分為（4.00±1.55）分，各維度得分由大到小依次為主觀疲勞（4.43±1.84）分、動力（4.15±1.79）分、體力（4.01±1.34）分、注意力（3.54±1.85）分。患者生命質量總分為（125.86±23.54）分，各維度由低到高依次為心理情緒（3.61±0.81）分、哮喘癥狀（3.64±1.10）分、對疾病的擔心（3.76±2.30）分、活動受限（3.99±0.84）分、回避刺激物（4.05±0.84）分、刺激物反應（4.05±0.89）分。患者抑郁情緒總分為（46.83±17.30）分。
抑郁情緒總分與生命質量總分呈負相關（r=?0.749，P<0.001），與疲勞總分（r=0.769，P<0.001）及其各維度得分［主觀疲勞（r=0.730，P<0.001）、注意力（r=0.629，P<0.001）、動力（r=0.733，P<0.001）、體力（r=0.675，P<0.001）］呈正相關；疲勞總分與生命質量總分呈負相關（r=?0.770，P<0.001）。
2.3 中介效應分析
考慮到生命質量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結果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可能會影響結果，因此把年齡、文化程度、居住地、癥狀高發時間、肺功能損害程、哮喘控制情況作為中介效應分析中的協變量。以疲勞作為自變量、抑郁情緒作為中介變量、生命質量總分作為因變量進行中介效應分析，每個步驟均把協變量代入多重線性回歸方程，控制協變量。變量賦值情況見表 2。
表2
自變量賦值表
中介效應分析結果顯示，第 1 步標準化方程為Y=?0.587X，疲勞對生命質量具有負向預測作用（β’=?0.587，P<0.001）；第 2 步標準化方程為M=0.657X，疲勞對抑郁情緒具有正向預測作用（β’=0.657，P<0.001）；第 3 步標準化方程為Y=?0.319X?0.407M，疲勞對生命質量的效應隨抑郁情緒的加入而減少（?0.587 變為?0.319），表明抑郁情緒在患者疲勞和生命質量中起著部分中介作用。疲勞對生命質量的標準化總效應為 58.7%，中介效應量為 0.657×（?0.407）=?0.267，占總效應之比為 0.657×（?0.407）/［（0.657×（?0.407）+（?0.319）］×100%=45.6%。中介效應的顯著性經進一步檢驗可見，抑郁情緒起部分中介效應，且中介效應顯著。見表 3。
表3
抑郁情緒對疲勞和生命質量之間的中介效應分析
3 討論
3.1 哮喘患者疲勞、抑郁情緒和生命質量的現狀
本研究中患者疲勞平均得分為（4.00±1.55）分，高于王天芳等[16]對一般健康人群疲勞現狀的研究研究結果［（3.36±1.64）分］，說明哮喘患者疲勞嚴重程度高于一般人群，與 Chen[17] 的調查結果一致；本研究哮喘患者疲勞發生率為 56.7%，與 Van Herck 等[6]調查美國 733 例哮喘患者疲勞發生率為 63% 相似，但低于 Peters 等[18]研究發生率 90%。研究結果不一致可能是因為 Peters 等[18]研究的患病人群是病情嚴重或難治性哮喘患者，而本研究和 Van Herck 等[6]研究的是一般哮喘患者。世界衛生組織調查報告指出，哮喘患者抑郁情緒及焦慮情緒的發病率是普通人群的 6 倍[19]。本研究哮喘患者抑郁情緒發生率為 41.7%（50/120），與房莉穎等[20]研究結果一致。哮喘患者抑郁情緒發生率較高的原因可能是哮喘反復發作導致缺氧、低碳酸血癥和經歷瀕死感的恐懼、治療哮喘藥物的副作用以及哮喘患者本身具有的特殊人格特點，比如內向、過于敏感等。哮喘患者生命質量為（125.86±23.54）分，處于中等水平，高于朱聰等[4]研究，原因可能是其研究對象是老年哮喘患者，這也提示年齡是影響患者生命質量的重要因素，本研究結果（F=4.264，P=0.017）與其一致。在生命質量各維度中，心理情緒得分最低，哮喘癥狀相當，表明患者負面情緒和哮喘控制不佳是影響哮喘患者生命質量的主要因素。可能原因是抑郁、焦慮等負面情緒導致患者過度換氣，呼吸肌疲勞增加，哮喘癥狀加劇，進而影響患者的生命質量。
3.2 哮喘患者疲勞、抑郁情緒和生命質量間的相關性
疲勞是一種多維度的主觀感覺，是一種個體體驗，是對正常功能下降的一種感知，易受各種因素的影響。疲勞帶給患者的并不只是一種不舒適的體驗，還包括精力下降、活動受限，嚴重影響患者的生命質量。本研究顯示患者疲勞與生命質量呈負相關（r=?0.770，P<0.001），與 Van Herck 等[6]研究結論一致。哮喘疾病反復發作，長期的治療促使經濟、精神消耗，或個別家庭家屬對患者漠不關心等，均可使患者精神心理負擔加重、抑郁情緒增加、對生活的動力減少、生命質量降低。本研究結果顯示抑郁情緒與生命質量呈負向相關（r=?0.749，P<0.001），與李志平等[21]研究結果相似。已有的抑郁情緒和疲勞之間關聯的研究[22]顯示，臨床中抑郁情緒個體患者存在疲勞癥狀占 76%～93%，疲勞對日常活動能力的限制常常讓患者產生焦慮或抑郁等不良情緒，而這些不良反應的產生反過來又會導致疲勞加劇，兩者相互影響，因此疲勞和抑郁情緒呈高度正相關（r=0.769，P<0.001）。因此，疲勞、抑郁情緒和生命質量兩兩高度相關，為抑郁情緒在哮喘患者疲勞和生命質量間起中介效應的假設提供了初步支持。
3.3 抑郁情緒在哮喘患者疲勞和生命質量的中介效應
中介效應分析顯示哮喘患者的抑郁情緒在疲勞和生命質量間起著部分中介效應，即疲勞對生命質量的影響，有一部分是通過影響患者的抑郁情緒進而影響生命質量，中介效應占總效應比例的 45.6%。疲勞影響患者生命質量體現在身體、心理、生活環境、工作等多方面，疲勞分為軀體疲勞和腦力疲勞，軀體疲勞嚴重影響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動，不能使患者充分實現自我價值，造成患者經濟和精神負擔加重，嚴重影響患者生命質量，本研究顯示疲勞影響患者生命質量的直接效應為 58.7%，表明疲勞是影響患者生命質量的關鍵預測變量，與 Van Herck 等[6]研究結論相似。有學者指出疲勞不僅僅是一種身體的癥狀，心理和情緒的壓抑往往比身體的表現更為常見。抑郁情緒較低的個體，相信自己能管理控制好哮喘癥狀，對實現美好的未來充滿信心，能集中注意力和充滿動力地完成生活挑戰，本研究顯示抑郁情緒與注意力和動力呈正相關（r=0.629、0.733，P<0.001），疲勞對抑郁情緒有正向的促進作用（β’=0.657，P<0.001），表明抑郁情緒在疲勞對生命質量的影響中有著部分中介作用，與以往研究[23]觀點相似。因此，對于疲勞的哮喘患者，醫務人員可通過加強對患者的心理干預，來改善其心理狀況，緩解抑郁情緒，提高生命質量。
綜上所述，哮喘患者生命質量與疲勞、抑郁情緒呈顯著負相關，抑郁情緒與疲勞呈顯著正相關，抑郁情緒在疲勞與生命質量之間的關系中起著部分中介效應。因此，本研究啟示，對于哮喘患者，不僅要關注疲勞對生命質量的直接影響，也要注重患者疲勞狀況對抑郁情緒的影響，通過科學、個性化的心理干預，減輕或消除疲勞癥狀，直接或間接提高生命質量。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僅局限于廣西某三級甲等醫院，代表性不足，在未來研究中尚需擴大樣本量，同時加入更多的心理學變量如心理彈性、應對方式等，探討心理情緒在哮喘患者疲勞和生命質量之間關系及作用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