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孫昕, 韓丁培, 黃卓瓊, 王樸, 李鶴成. 加速康復外科模式下早期康復治療對肺癌術后患者肺功能及運動能力的影響. 華西醫學, 2019, 34(8): 912-916. doi: 10.7507/1002-0179.201903124 復制
在中國，肺癌居各類癌癥發病率與死亡率之首[1]，手術切除癌癥病灶是治療肺癌最有效的方法[2]。然而術中對肺實質組織的切除將對患者今后肺功能以及日常活動能力產生直接影響[3-4]。近年來加速康復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理念逐步興起，ERAS 是指將圍手術期常規治療措施進行優化和組合，往往需要多學科間的參與配合，其目的是降低患者術后并發癥發生率，縮短住院天數，使患者更快地回歸正常生活[5]。術后早期康復治療是 ERAS 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胸外科的早期康復介入已被證明能夠有效改善術后肺泡擴張程度，同時能夠降低并發癥發生率，以及縮短患者的住院天數[6-7]。但是目前針對圍手術期患者肺活量與運動能力的研究還較少，尤其是在 ERAS 模式下。本研究旨在探討 ERAS 模式下肺癌術后住院期間康復治療對患者肺功能及運動能力的影響。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 2017 年 9 月—2018 年 12 月入住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胸外科的 110 例行胸腔鏡下肺葉切除術的肺癌患者。納入標準：① 術前手術指征符合中國 2016 版肺部結節診療指南[8]；② 意識清醒可配合評估，術前生活可完全自理；③ 簽署知情同意書；④ 吸煙患者戒煙至少 2 周；⑤ 術前未進行放射治療與化學治療。排除標準：① 在手術操作過程中更改原定手術方式，變為全肺切除或者多肺葉切除；② 手術當日未拔除口插管；③ 術后存在嚴重心、肝、腎等并發癥；④ 術后進行二次手術；⑤ 術后有活動性出血傾向；⑥ 術后病理檢查未發現癌細胞。本研究經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通過［審批號：（2016）臨倫審（129）號。］
納入患者中，男 54 例，女 56 例；年齡 27～74 歲，平均（57.80±11.33）歲；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17.76～30.56 kg/m2，平均（22.97±2.87）kg/m2。將患者隨機分為康復治療組即試驗組（n=54）與非康復治療組即對照組（n=56），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BMI、手術部位、吸煙情況及術后住院天數上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兩組患者一般特征見表 1。
表1
兩組患者一般特征
1.2 方法
本研究為隨機對照試驗，將符合入組條件的患者在術前進行抽簽隨機分組，由未參與實施治療的研究人員進行術前與術后的各項評估。試驗組在術后 24 h 內由物理治療師指導康復訓練，對照組術后不接受物理治療師指導，但兩組患者均在術前接受 5 min 左右的口頭康復宣教，每位患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1.2.1 術前宣教
鼓勵兩組患者在手術前保持一定運動量，避免久臥病床，告之合理飲食補充能量。鼓勵對照組患者術后早期下床活動；告知試驗組患者術后加速康復的原理，及早期康復訓練的重要性，以緩解患者及家屬的焦慮感，使其能更好地配合胸外科醫生、護士和康復治療師的治療工作[9]。
1.2.2 術中處理
全部患者均在可視喉鏡下雙腔支氣管內插管，采用全身麻醉，在手術開始后行單肺通氣，從而盡可能地減小潮氣量，提高呼吸頻率，增加有效通氣量，補液量維持在 500～2 000 mL，同時維持術中及術后體溫，術式均為單孔胸腔鏡下肺葉切除術。
1.2.3 術后處理
術后 48 h 內兩組患者均使用自控型鎮痛泵（patient-controlled analysia，PCA），自行增加麻醉劑量至疼痛緩解或無痛狀態[10]。同時鼓勵患者手術次日起經口進食。
1.2.4 術后康復訓練
在試驗組患者生命體征穩定的情況下，鼓勵其床邊坐起及離床活動約 20 min：① 有效排痰：使用臨床上最常用的主動循環呼吸技術，患者按自身的速度和深度進行潮氣呼吸，并鼓勵其放松肩部，盡可能多地利用下腹部，即膈肌呼吸模式來完成呼吸。在吸氣末屏氣 3 s，然后完成被動呼氣動作。最后用類似于“呵呵”的咳嗽方式將痰液排出體外。② 呼吸體操：兩側上肢同時外展至 150° 左右，雙手抱于腦后，伴隨吸氣，肘部緩緩用力向身后張開，在動作末端堅持 3 s，雙手放下時呼氣。③ 彈力帶運動：選用伸長 100% 長度、阻力值為 1.1 kg 的低阻力茶色 Thera-Band 彈力帶，患者雙手前屈 90°，掌心相對拉住彈力帶，伴隨吸氣將彈力帶拉開至雙上肢完全外展，在動作末端堅持 3 s，放回時呼氣。④ 負重上舉：雙手各握 0.5 kg 啞鈴，交替由體側伴隨吸氣緩慢前屈過頭頂，在動作末端堅持 3 s，放下時呼氣。以上 ②③④ 動作每次訓練進行 3 組，10 次/組，完成后進行 2～3 次有效排痰。在患者床邊活動沒有明顯不適的情況下，鼓勵下床活動。⑤ 下床活動：活動順序為床邊坐起–床邊站立–扶床行走–走廊步行，每天步行 1 次，距離為 120～180 m。⑥ 體位引流：告知患者體位引流的重要性，根據聽診或 X 線判斷患者肺部痰液位置并指導患者進行相應體位的引流，如患者痰液較少，鼓勵其多翻身活動。如產生以下反應，上述 ②③④⑤ 運動將暫停：生命體征不穩定、數字疼痛評價量表評分大于 5 分、頭暈嚴重、氧飽和度持續性下降、胸悶氣喘。隨著術后情況的好轉，以上運動可適當增加次數或組數。
1.3 觀察指標
比較試驗組和對照組術前與出院前肺功能與 6 分鐘步行距離（6-minute walking distance，6MWD）。
1.3.1 肺功能評估
采用康泰肺功能儀（CONTEC SP10）檢測，每例患者在術前 1～2 d 與拔除引流管后各進行 1 次肺功能評估，每次檢測 3 遍，取最高值分析。觀察指標為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FVC）和第 1 秒用力呼氣容積（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the first second，FEV1）。
1.3.2 6MWD
選擇一段長約 30 m 的病房長廊作為評估場所，標定起點和折返點，準備必要的測試設備。患者在試驗前 2 h 內避免劇烈運動，測試結束后記錄患者 6 min 的步行距離。6MWD 安排在肺功能評估之后進行。
1.4 統計學方法
以 SPSS 17.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經正態性檢驗，符合正態分布的數據均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兩獨立樣本 t 檢驗，組內手術前后比較采用配對 t 檢驗；計數資料采用例數（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等級資料采用 Mann-Whitney 秩和檢驗。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手術前后肺功能
兩組患者術前肺功能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出院前 FVC 和 FEV1 均較術前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出院前試驗組肺功能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試驗組 FVC 下降值（術前–出院前）小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兩組 FEV1 下降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試驗組與對照組患者手術前后肺功能及 6MWD 比較（
）
2.2 兩組患者手術前后 6MWD
兩組患者術前 6MWD 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出院前 6MWD 均較術前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出院前試驗組 6MWD 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試驗組 6MWD 下降值（術前–出院前）小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 2。
3 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兩組患者出院前肺功能均較術前降低，但試驗組出院前 FVC 和 FEV1 均高于對照組，且 FVC 下降幅度低于對照組（P<0.01）。兩組患者出院前運動能力較術前降低，但試驗組 6MWD 下降幅度小于對照組（P<0.01）。
經受肺癌手術的患者因為術中全身麻醉、手術側肺較長時間萎陷、術后持續陣痛及藥物的使用，容易發生氣道黏膜纖毛清掃障礙的情況，以及呼吸節律紊亂或術后肺部并發癥[11]，有報道顯示肺癌術后早期的并發癥發生率高達 40%[12]。20 世紀 90 年代 Kehlet 等[13-14]提出 ERAS 的概念，即通過對新陳代謝和免疫的控制來減少手術刺激，以實現更好的疼痛控制以及減少手術侵入，從而減少并發癥以及縮短住院天數。隨著 ERAS 的理念在我院胸外科的普及，我們對患者實施了一系列 ERAS 措施，包括術中保持體溫、更小的手術創口、更短的手術時間、精準的麻醉控制及術后 PCA、術后及時營養補充等等，從而使患者在術后早期就能有一定的體能接受以主動運動為主的術后康復訓練。
在以往研究中，對于胸腔鏡術后患者的肺功能與 6MWD 評估均有提及[15-16]，但術后早期康復干預對這兩個指標的影響鮮有報道。Brocki 等[17]將 6MWD 用于評估肺癌術后患者出院后長期的有氧耐力，但缺乏圍手術期患者有氧耐力的報道。如今隨著 CT 體檢的普及，越來越多的早期肺癌得以發現，這也意味著患者人群的年輕化，許多患者在術后有重返工作崗位的需求，從康復側重患者功能的角度看，靜態的肺功能與動態的有氧耐力是兩個重要的參考指標。最新的 ERAS 肺部手術指南指出 ERAS 模式解決了患者從入院到出院的整個路徑，多學科團隊以循證的方式采用了多項措施進行改進及提高效率[18]。本研究重點探討 ERAS 中康復治療這一因素對術后早期肺功能以及運動能力的影響情況。
本研究中試驗組各項指標均優于對照組可能與以下幾個方面有關。首先是氣道廓清的訓練，主動循環呼吸技術作為氣道廓清中最常用的手法，由呼吸控制、胸廓擴張運動、用力呼氣技術這 3 個部分組成。其中呼吸控制能在幫助患者緩解緊張情緒的同時充分調動膈肌的力量，胸廓擴張運動可改善患者可能存在的低血氧癥和減少肺組織塌陷的概率，用力呼氣技術是在低肺容積位下呵氣，利用這種咳嗽的方法可將氣道分泌物排出體外[19]。在練習過程中物理治療師始終把手放在患者的胸壁兩側給予適當本體感覺刺激，可有效增加患者的安全感并減少疼痛的發生。體位引流讓患者處于特定體位，使肺段角度在重力作用下幫助支氣管分泌物從氣道流出，從而發揮最佳引流效果，通常每個位置維持 5～10 min，將其與叩拍、主動循環呼吸技術等氣道廓清技術結合會取得更好的排痰效果[20]。
其次，呼吸體操也有助于改善疼痛，增加患者胸廓的擴張能力，進而改善肺功能。呼吸體操是以教會患者胸廓擴張為主的一組動作，通過提高肺容量來改善肺泡通氣量，提高通氣/灌注比的平衡，同時也可以改善肺泡毛細血管的擴張和營養來優化彌散功能[21]。術后主被動的胸廓及肩帶運動，可能對于傷口處的疼痛因子的聚集起到消散、緩解的作用，從而讓患者更敢于做吸氣和呼氣的動作，當傷口周圍肌肉（以肋間肌為主）節律性運動時可能會激活因麻醉和/或制動而失活的肋間肌及周圍肌肉收縮，有助于患者更有效地進行呼吸運動，并改善疼痛癥狀。
同時，盡早下床步行可以避免長期的休息和靜臥，尤其對于患側，長期靜臥會減少肺泡通氣量，導致通氣量分布不均甚至部分區域肺不張[20]。20 世紀 60 年代，Balke[22]發現記錄患者在規定時間內的步行距離，能夠較為客觀地評價受試者的心肺有氧耐力功能，如今記錄患者 6 min 內的步行距離已被廣泛應用于臨床[23]。Brocki 等[17]使用 6MWD 作為肺癌術后患者有氧耐力的評價指標，并發現步行距離與康復訓練呈正相關性遞增。術后更快地恢復有氧能力，對患者意味著能更快地回到原來的家庭、工作與社會群體中。
本研究雖然采取隨機對照的方式，但因為試驗組和對照組在同一病區，一些對照組的患者會模仿治療師對試驗組患者的康復訓練方式自行訓練，可能會降低原試驗方案中兩組間治療方式的差異性，導致結果的偏差。另外，6MWD 的評估在病區的走廊上進行，醫護人員、家屬、其他患者的行走可能會影響患者最終步行的距離。如果條件允許，今后將對患者進行更長周期的隨訪并擴大樣本量。
綜上所述，胸腔鏡下肺葉切除的肺癌患者，在 ERAS 模式下的術后早期康復治療可更有效地改善患者肺功能和促進運動能力的恢復。
在中國，肺癌居各類癌癥發病率與死亡率之首[1]，手術切除癌癥病灶是治療肺癌最有效的方法[2]。然而術中對肺實質組織的切除將對患者今后肺功能以及日常活動能力產生直接影響[3-4]。近年來加速康復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理念逐步興起，ERAS 是指將圍手術期常規治療措施進行優化和組合，往往需要多學科間的參與配合，其目的是降低患者術后并發癥發生率，縮短住院天數，使患者更快地回歸正常生活[5]。術后早期康復治療是 ERAS 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胸外科的早期康復介入已被證明能夠有效改善術后肺泡擴張程度，同時能夠降低并發癥發生率，以及縮短患者的住院天數[6-7]。但是目前針對圍手術期患者肺活量與運動能力的研究還較少，尤其是在 ERAS 模式下。本研究旨在探討 ERAS 模式下肺癌術后住院期間康復治療對患者肺功能及運動能力的影響。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 2017 年 9 月—2018 年 12 月入住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胸外科的 110 例行胸腔鏡下肺葉切除術的肺癌患者。納入標準：① 術前手術指征符合中國 2016 版肺部結節診療指南[8]；② 意識清醒可配合評估，術前生活可完全自理；③ 簽署知情同意書；④ 吸煙患者戒煙至少 2 周；⑤ 術前未進行放射治療與化學治療。排除標準：① 在手術操作過程中更改原定手術方式，變為全肺切除或者多肺葉切除；② 手術當日未拔除口插管；③ 術后存在嚴重心、肝、腎等并發癥；④ 術后進行二次手術；⑤ 術后有活動性出血傾向；⑥ 術后病理檢查未發現癌細胞。本研究經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通過［審批號：（2016）臨倫審（129）號。］
納入患者中，男 54 例，女 56 例；年齡 27～74 歲，平均（57.80±11.33）歲；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17.76～30.56 kg/m2，平均（22.97±2.87）kg/m2。將患者隨機分為康復治療組即試驗組（n=54）與非康復治療組即對照組（n=56），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BMI、手術部位、吸煙情況及術后住院天數上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兩組患者一般特征見表 1。
表1
兩組患者一般特征
1.2 方法
本研究為隨機對照試驗，將符合入組條件的患者在術前進行抽簽隨機分組，由未參與實施治療的研究人員進行術前與術后的各項評估。試驗組在術后 24 h 內由物理治療師指導康復訓練，對照組術后不接受物理治療師指導，但兩組患者均在術前接受 5 min 左右的口頭康復宣教，每位患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1.2.1 術前宣教
鼓勵兩組患者在手術前保持一定運動量，避免久臥病床，告之合理飲食補充能量。鼓勵對照組患者術后早期下床活動；告知試驗組患者術后加速康復的原理，及早期康復訓練的重要性，以緩解患者及家屬的焦慮感，使其能更好地配合胸外科醫生、護士和康復治療師的治療工作[9]。
1.2.2 術中處理
全部患者均在可視喉鏡下雙腔支氣管內插管，采用全身麻醉，在手術開始后行單肺通氣，從而盡可能地減小潮氣量，提高呼吸頻率，增加有效通氣量，補液量維持在 500～2 000 mL，同時維持術中及術后體溫，術式均為單孔胸腔鏡下肺葉切除術。
1.2.3 術后處理
術后 48 h 內兩組患者均使用自控型鎮痛泵（patient-controlled analysia，PCA），自行增加麻醉劑量至疼痛緩解或無痛狀態[10]。同時鼓勵患者手術次日起經口進食。
1.2.4 術后康復訓練
在試驗組患者生命體征穩定的情況下，鼓勵其床邊坐起及離床活動約 20 min：① 有效排痰：使用臨床上最常用的主動循環呼吸技術，患者按自身的速度和深度進行潮氣呼吸，并鼓勵其放松肩部，盡可能多地利用下腹部，即膈肌呼吸模式來完成呼吸。在吸氣末屏氣 3 s，然后完成被動呼氣動作。最后用類似于“呵呵”的咳嗽方式將痰液排出體外。② 呼吸體操：兩側上肢同時外展至 150° 左右，雙手抱于腦后，伴隨吸氣，肘部緩緩用力向身后張開，在動作末端堅持 3 s，雙手放下時呼氣。③ 彈力帶運動：選用伸長 100% 長度、阻力值為 1.1 kg 的低阻力茶色 Thera-Band 彈力帶，患者雙手前屈 90°，掌心相對拉住彈力帶，伴隨吸氣將彈力帶拉開至雙上肢完全外展，在動作末端堅持 3 s，放回時呼氣。④ 負重上舉：雙手各握 0.5 kg 啞鈴，交替由體側伴隨吸氣緩慢前屈過頭頂，在動作末端堅持 3 s，放下時呼氣。以上 ②③④ 動作每次訓練進行 3 組，10 次/組，完成后進行 2～3 次有效排痰。在患者床邊活動沒有明顯不適的情況下，鼓勵下床活動。⑤ 下床活動：活動順序為床邊坐起–床邊站立–扶床行走–走廊步行，每天步行 1 次，距離為 120～180 m。⑥ 體位引流：告知患者體位引流的重要性，根據聽診或 X 線判斷患者肺部痰液位置并指導患者進行相應體位的引流，如患者痰液較少，鼓勵其多翻身活動。如產生以下反應，上述 ②③④⑤ 運動將暫停：生命體征不穩定、數字疼痛評價量表評分大于 5 分、頭暈嚴重、氧飽和度持續性下降、胸悶氣喘。隨著術后情況的好轉，以上運動可適當增加次數或組數。
1.3 觀察指標
比較試驗組和對照組術前與出院前肺功能與 6 分鐘步行距離（6-minute walking distance，6MWD）。
1.3.1 肺功能評估
采用康泰肺功能儀（CONTEC SP10）檢測，每例患者在術前 1～2 d 與拔除引流管后各進行 1 次肺功能評估，每次檢測 3 遍，取最高值分析。觀察指標為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FVC）和第 1 秒用力呼氣容積（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the first second，FEV1）。
1.3.2 6MWD
選擇一段長約 30 m 的病房長廊作為評估場所，標定起點和折返點，準備必要的測試設備。患者在試驗前 2 h 內避免劇烈運動，測試結束后記錄患者 6 min 的步行距離。6MWD 安排在肺功能評估之后進行。
1.4 統計學方法
以 SPSS 17.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經正態性檢驗，符合正態分布的數據均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兩獨立樣本 t 檢驗，組內手術前后比較采用配對 t 檢驗；計數資料采用例數（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等級資料采用 Mann-Whitney 秩和檢驗。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手術前后肺功能
兩組患者術前肺功能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出院前 FVC 和 FEV1 均較術前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出院前試驗組肺功能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試驗組 FVC 下降值（術前–出院前）小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兩組 FEV1 下降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試驗組與對照組患者手術前后肺功能及 6MWD 比較（）
2.2 兩組患者手術前后 6MWD
兩組患者術前 6MWD 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出院前 6MWD 均較術前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出院前試驗組 6MWD 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試驗組 6MWD 下降值（術前–出院前）小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 2。
3 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兩組患者出院前肺功能均較術前降低，但試驗組出院前 FVC 和 FEV1 均高于對照組，且 FVC 下降幅度低于對照組（P<0.01）。兩組患者出院前運動能力較術前降低，但試驗組 6MWD 下降幅度小于對照組（P<0.01）。
經受肺癌手術的患者因為術中全身麻醉、手術側肺較長時間萎陷、術后持續陣痛及藥物的使用，容易發生氣道黏膜纖毛清掃障礙的情況，以及呼吸節律紊亂或術后肺部并發癥[11]，有報道顯示肺癌術后早期的并發癥發生率高達 40%[12]。20 世紀 90 年代 Kehlet 等[13-14]提出 ERAS 的概念，即通過對新陳代謝和免疫的控制來減少手術刺激，以實現更好的疼痛控制以及減少手術侵入，從而減少并發癥以及縮短住院天數。隨著 ERAS 的理念在我院胸外科的普及，我們對患者實施了一系列 ERAS 措施，包括術中保持體溫、更小的手術創口、更短的手術時間、精準的麻醉控制及術后 PCA、術后及時營養補充等等，從而使患者在術后早期就能有一定的體能接受以主動運動為主的術后康復訓練。
在以往研究中，對于胸腔鏡術后患者的肺功能與 6MWD 評估均有提及[15-16]，但術后早期康復干預對這兩個指標的影響鮮有報道。Brocki 等[17]將 6MWD 用于評估肺癌術后患者出院后長期的有氧耐力，但缺乏圍手術期患者有氧耐力的報道。如今隨著 CT 體檢的普及，越來越多的早期肺癌得以發現，這也意味著患者人群的年輕化，許多患者在術后有重返工作崗位的需求，從康復側重患者功能的角度看，靜態的肺功能與動態的有氧耐力是兩個重要的參考指標。最新的 ERAS 肺部手術指南指出 ERAS 模式解決了患者從入院到出院的整個路徑，多學科團隊以循證的方式采用了多項措施進行改進及提高效率[18]。本研究重點探討 ERAS 中康復治療這一因素對術后早期肺功能以及運動能力的影響情況。
本研究中試驗組各項指標均優于對照組可能與以下幾個方面有關。首先是氣道廓清的訓練，主動循環呼吸技術作為氣道廓清中最常用的手法，由呼吸控制、胸廓擴張運動、用力呼氣技術這 3 個部分組成。其中呼吸控制能在幫助患者緩解緊張情緒的同時充分調動膈肌的力量，胸廓擴張運動可改善患者可能存在的低血氧癥和減少肺組織塌陷的概率，用力呼氣技術是在低肺容積位下呵氣，利用這種咳嗽的方法可將氣道分泌物排出體外[19]。在練習過程中物理治療師始終把手放在患者的胸壁兩側給予適當本體感覺刺激，可有效增加患者的安全感并減少疼痛的發生。體位引流讓患者處于特定體位，使肺段角度在重力作用下幫助支氣管分泌物從氣道流出，從而發揮最佳引流效果，通常每個位置維持 5～10 min，將其與叩拍、主動循環呼吸技術等氣道廓清技術結合會取得更好的排痰效果[20]。
其次，呼吸體操也有助于改善疼痛，增加患者胸廓的擴張能力，進而改善肺功能。呼吸體操是以教會患者胸廓擴張為主的一組動作，通過提高肺容量來改善肺泡通氣量，提高通氣/灌注比的平衡，同時也可以改善肺泡毛細血管的擴張和營養來優化彌散功能[21]。術后主被動的胸廓及肩帶運動，可能對于傷口處的疼痛因子的聚集起到消散、緩解的作用，從而讓患者更敢于做吸氣和呼氣的動作，當傷口周圍肌肉（以肋間肌為主）節律性運動時可能會激活因麻醉和/或制動而失活的肋間肌及周圍肌肉收縮，有助于患者更有效地進行呼吸運動，并改善疼痛癥狀。
同時，盡早下床步行可以避免長期的休息和靜臥，尤其對于患側，長期靜臥會減少肺泡通氣量，導致通氣量分布不均甚至部分區域肺不張[20]。20 世紀 60 年代，Balke[22]發現記錄患者在規定時間內的步行距離，能夠較為客觀地評價受試者的心肺有氧耐力功能，如今記錄患者 6 min 內的步行距離已被廣泛應用于臨床[23]。Brocki 等[17]使用 6MWD 作為肺癌術后患者有氧耐力的評價指標，并發現步行距離與康復訓練呈正相關性遞增。術后更快地恢復有氧能力，對患者意味著能更快地回到原來的家庭、工作與社會群體中。
本研究雖然采取隨機對照的方式，但因為試驗組和對照組在同一病區，一些對照組的患者會模仿治療師對試驗組患者的康復訓練方式自行訓練，可能會降低原試驗方案中兩組間治療方式的差異性，導致結果的偏差。另外，6MWD 的評估在病區的走廊上進行，醫護人員、家屬、其他患者的行走可能會影響患者最終步行的距離。如果條件允許，今后將對患者進行更長周期的隨訪并擴大樣本量。
綜上所述，胸腔鏡下肺葉切除的肺癌患者，在 ERAS 模式下的術后早期康復治療可更有效地改善患者肺功能和促進運動能力的恢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