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黃明君, 汪曉東, 李卡. 加速康復外科模式的大腸癌患者術后急性疼痛控制現狀及影響因素評價. 華西醫學, 2018, 33(12): 1486-1490. doi: 10.7507/1002-0179.201811063 復制
加速康復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已經越來越多地運用在外科手術中，尤其是結直腸手術，通過圍手術期系列綜合管理策略、流程改造，在促進患者康復、縮短住院日等方面有重要意義。但手術治療可造成患者術后急性疼痛，國際疼痛研究協會對急性疼痛的定義為：機體新近產生并持續時間較短的疼痛，通常與手術創傷、組織損傷或某些疾病狀態有關[1]。大腸癌患者手術后主要是切口痛和內臟痛，疼痛可造成手術患者應激增加，可能影響患者術后康復及術后并發癥的發生率。因此，本研究對進行 ERAS 模式的大腸癌患者術后急性疼痛的現狀及影響因素進行探討，旨在為臨床 ERAS 模式下有效的疼痛管理提供理論依據。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取橫斷面研究，選取 2017 年 3 月—12 月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胃腸外科進行 ERAS 模式的大腸癌術后 3 d 患者為研究對象。按照統計學公式：樣本量=研究因子量×（5～10）[2]，所需最小樣本量為 70 例，考慮到漏填、失訪等情況，增加 10%，計劃樣本量為 77 例。本研究通過臨床試驗注冊（ChiCTR-RPC-15006868），并通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臨床試驗與生物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2015 年審 116 號）。
納入標準：① 年齡 18～75 歲；② 經手術切除標本病理檢查確診為大腸癌的患者；③ 根治性切除手術患者；④ 無認知和精神障礙；⑤ 知情并愿意參與本調查。排除標準：① 術前合并慢性腸梗阻或合并腸道穿孔；② 對 ERAS 方案有禁忌的患者，包括術后早期出現有禁忌以及可能延長出院時間、急診手術、結直腸癌手術失敗以及心、肺、肝、腎等器官功能嚴重異常者；③ 二次手術進行還瘺者。
1.2 ERAS 模式鎮痛
患者圍手術期按照 ERAS 模式管理，實施細則參照相關指南[3-6]。疼痛控制原則采用世界衛生組織三階梯鎮痛原則[7]。術中患者采用靜脈復合麻醉，術后進入麻醉復蘇室進行復蘇，復蘇后送回病房。術后應用患者自控靜脈鎮痛（patient controlled intravenous analgesia，PCA）進行鎮痛，PCA 藥物包括舒芬太尼、氟比洛芬酯、右美托咪定、甲氧氯普胺等，輸注劑量為 2 μg/h，患者自控時按壓劑量為 2 mL/次，鎖定時間 15 min，48 h 后予以拔除。根據情況給予患者定時口服/注射鎮痛藥物（地佐辛、曲馬多等）。
1.3 研究工具
調查內容包括：① 患者基本情況資料：采用病歷資料核查表；② 疼痛情況量表：采用休斯頓疼痛情況調查表（Houston Pain Outcome Instrument，HPOI）；③ 社會支持量表：采用社會支持評定量表；④ 焦慮量表：采用焦慮自評量表。
1.3.1 病歷資料核查表
參考相關文獻進行自行設計，從病歷中采集資料，內容為：一般人口學資料（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居住地）、疾病相關資料（主要疾病、手術情況）。
1.3.2 HPOI
是美國學者 McNeill 等[8]根據美國疼痛協會問卷修訂而成，用于評價患者術后疼痛控制情況及其對疼痛控制滿意度。該量表中文版本由國內學者沈曲等[9]于 2004 年引進、修改并最終確定。中文版 HPOI 包括 6 個維度，包括疼痛經歷、疼痛的期望、疼痛對情緒狀態的影響、疼痛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對控制疼痛方法的滿意度、對控制疼痛教育的滿意度。該量表共 13 個問題 33 個條目，其中 2 個問題為手術背景、疼痛背景；還有 2 個問題采用“是”“否”“想不起”回答，主要涉及患者或醫務人員對疼痛的告知；另 9 個問題采用 0～10 級的數字評分，其中 0 分表示無痛/非常不同意/非常不滿意，10 分表示最痛/非常同意/非常滿意。分值越高表示該條目描述的程度越高。量表效度方面：條目內容效度比為 0.6～1.0，量表平均內容效度指數為 0.976；信度方面：總量表 Cronbach α 系數為 0.770，各分量表 Cronbach α 系數為 0.808～0.894。患者術后疼痛經歷總分反映了患者術后疼痛的現狀，該維度滿分為 30 分，包括目前感受到的疼痛程度、過去 24 h 感受到的最強烈的疼痛程度、過去 24 h 疼痛一般程度的得分總和。
1.3.3 社會支持評定量表
采用肖水源[10]編制的社會支持評定量表，該量表共 10 個條目，包括客觀支持、主觀支持和對社會支持的利用度 3 個維度。量表效度方面：各維度之間的相關系數為 0.462～0.664，3 個分量表與總量表之間相關系數為 0.724～0.835；信度方面：總量表及 3 個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數為 0.825～0.896。
1.3.4 焦慮自評量表
評定焦慮相關癥狀出現的程度，共 20 個條目 4 個因子，采用 4 級評分法[11]。計分方法：將 20 個條目的得分相加得到粗分；粗分再乘以 1.25 以后取整數部分為標準分。本研究中嚴重程度按照標準分得分進行劃分，＜50 分為無焦慮，≥50 分且<60 分為輕度焦慮，≥60 分且<70 分為中度焦慮，≥70 分為重度焦慮。該量表的 Cronbachα 系數為 0.824。
1.4 調查方法
患者術后第 3 天時，由經過培訓的調查員對其進行問卷調查。首先在患者床旁進行介紹，獲得患者知情同意后開始調查。原則上由患者自行填寫，若有不能理解處，調查員按照原文讀出，不以暗示，然后請患者作答。作答完成后，檢查問卷，有漏項或填寫不清楚者再請患者補充或澄清。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1.0 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學處理。采用均數±標準差和百分比描述術后疼痛經歷總分。單因素分析：疼痛經歷總分在各組之間的差別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連續性變量和疼痛經歷總分之間采用 Spearman 相關分析。多因素分析：以疼痛經歷總分為因變量，各影響因素為自變量，建立多重線性逐步回歸模型，識別影響術后疼痛經歷總分的影響因素。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共發放 77 份問卷，最終回收合格問卷共 74 份，完成率（96.1%）。其中男 40 例（54.1%），女 34 例（45.9%）；平均年齡（54.75±1.36）歲；婚姻狀況：未婚 13 例（17.6%），已婚 45 例（60.8%），離婚或喪偶 16 例（21.6%）；文化程度：大學/大專及以上 8 例（10.8%），高中/中專 12 例（16.2%），初中 24 例（32.4%），小學 19 例（25.7%），不識字/識字很少 11 例（14.9%）。
2.1 術后疼痛經歷總分
研究對象術后疼痛經歷總分得分范圍為 5～25 分，平均（15.1±3.8）分，其中得分在 14～17 分的患者較多，共 29 例，占 39.2%。最高分 25 分與最低分 5 分各有 1 人，各占 1.4%。
2.2 影響術后疼痛經歷總分的單因素分析
2.2.1 不同特征患者疼痛經歷總分
對患者急性疼痛經歷總分按照基本資料分組后進行單因素分析，結果發現不同特征的患者疼痛經歷總分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表1
不同特征患者疼痛經歷總分比較
2.2.2 疼痛情況的相關分析
從疼痛期望指標、疼痛的影響指標（疼痛對情緒狀態的影響、疼痛對日常生活的影響）、疼痛控制滿意度指標（對控制疼痛方法的滿意度、對疼痛控制教育的滿意度）及社會支持指標與 HPOI 術后疼痛經歷總分進行相關性分析。結果發現：疼痛經歷總分與疼痛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呈正相關（P=0.020），與對控制疼痛教育的滿意度（P=0.015）、主觀支持（P=0.005）、社會支持利用度呈負相關（P=0.029）。見表 2。
表2
疼痛經歷總分與相關指標的相關分析
2.3 影響患者疼痛經歷總分的多因素分析
以疼痛經歷總分為因變量，通過單因素分析篩選出可能有意義（P<0.10）的指標，包括年齡（啞變量形式，以 18～34 歲為參照）、婚姻狀況（啞變量形式，以未婚為參照）、手術次數、焦慮程度（啞變量形式，以無焦慮為參照）、術后疼痛期望值、疼痛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對控制疼痛教育滿意度、主觀支持、客觀支持、社會支持利用度納入自變量，進行多重逐步線性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擬合的多重線性回歸方程具有統計學意義（P=0.013），其中對控制疼痛教育的滿意度、主觀支持是疼痛經歷總分的負性影響因子，重度焦慮、術后疼痛期望值是疼痛經歷總分的正性影響因子。見表 3。
表3
影響疼痛經歷總分的多重線性逐步回歸分析
3 討論
3.1 疼痛控制現狀
ERAS 模式在大腸癌手術的廣泛應用在國內外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同。本研究從 ERAS 模式的其中一環——急性疼痛控制現狀進行分析，可以從患者主觀角度了解 ERAS 模式在疼痛控制方面的基本情況，并且識別影響疼痛控制總體情況的主要影響因素，以便在之后的治療護理中采取相應的有效提升措施，以達到不斷改進提高的目的。
本研究中，74 例患者疼痛控制總體情況采用休斯頓疼痛控制量表中目前感受到的疼痛程度、過去 24 h 感受到的最強烈的疼痛程度及過去 24 h 平均疼痛程度三者綜合情況（0～30 分）進行評價，得分范圍在 5~25 分，平均（15.1±3.8）分，分數集中在 14～17 分的患者占 39.2%。這表明 ERAS 模式中術后疼痛控制效果并不差，與朱麗等[12]研究結果一致。說明 ERAS 模式下的術中術后鎮痛能有效地減輕術后疼痛，有利于促進患者腸道功能快速恢復，減少并發癥發生率，縮短住院時間。但仍有患者在術后第 3 天還存在中度疼痛，如何在整個圍手術期進行有效的疼痛管理，超前鎮痛，達到滿意的鎮痛效果，還需要我們進一步探索和加強臨床管理。
3.2 疼痛經歷的影響因素
3.2.1 焦慮
本研究結果發現焦慮是疼痛經歷總分的正性影響因子，其中重度焦慮會導致疼痛程度增加。這與陳曉琳等[13]研究結果相似，可能是因為患者的高焦慮狀態，使得交感神經興奮性增強，去甲腎上腺素和腎上腺素分泌增多，會促使機體痛覺感受器敏感性增強，導致患者痛閾和耐痛閾下降，最終使術后疼痛感更為強烈[14]。但中度和輕度焦慮狀態對交感神經的影響可能并不如重度焦慮影響強，因此對疼痛的影響無統計學意義。Loggia 等[15]的研究也證實高焦慮狀態可使患者術后耐痛閾降低，疼痛敏感增強。Kim 等[16]研究顯示術后不同時間段的疼痛程度受焦慮水平影響，同時高焦慮狀態伴隨術后疼痛時間的延長。因此對焦慮的控制可以作為我們術前和術后的輔助疼痛控制手段之一，給予針對性健康教育或個體化疼痛控制措施。
3.2.2 對控制疼痛教育的滿意度
本研究結果顯示，對控制疼痛教育的滿意度是疼痛經歷總分的負性影響因子，即疼痛教育的滿意度提升有助于減輕疼痛。這與 McNeill 等[17]研究結果相一致。較為系統的疼痛教育能使患者對術后常用疼痛控制方法有所認識，有助于增強患者自我控制疼痛的能力與意愿。患者對疼痛教育的滿意度反映了總體對知識指導的效果評價，滿意度越高，相應就會減輕對術后疼痛的焦慮，掌握具體的控制疼痛技能，提高自我護理能力；同時通過交流拉近醫護與患者的距離，提升彼此信任感，也可減少焦慮，促進雙方采用積極方式戰勝疼痛。但 Ward 等[18]對 248 例手術或腫瘤或其他急性疼痛患者的調查結果表明，疼痛控制教育的滿意度與疼痛控制總體情況之間并無相關性。因此，二者之間的影響關系如何，還應通過進一步對照研究來證實。
3.2.3 社會支持情況
本研究表明主觀支持、社會支持利用度與疼痛經歷總分呈負相關，但多因素分析中僅主觀支持是疼痛經歷總分的負性影響因子。可以認為，良好的社會支持系統可以緩解疼痛程度。一般來說，社會支持水平越高，個體面對周圍環境變化時發生的一系列生理、心理、情緒上的改變會越小。社會支持對處于應激狀態下的個體起到了緩解與平衡的作用，有助于降低心理挫傷程度，進而加快康復、減輕疼痛。這與張殿群等[19]、Kim 等[16]的研究結果相符。主觀支持往往比客觀支持更重要，因為主觀支持會使患者感覺到更真實、更具體，體驗更深刻，影響也會更大[15]。
3.2.4 疼痛期望值
本研究中術后疼痛期望值是疼痛經歷總分的正性影響因子，疼痛期望值越高，疼痛經歷總分越高，即疼痛控制效果越差。這與 Thomas 等[20]認為的疼痛期望值可以預測術后疼痛水平的結果一致，疼痛期望值和疼痛控制之間存在負反饋回路。一般來說，疼痛的期望值越高，對疼痛的反應越強烈，疼痛控制效果越差。而通過恰當的健康教育促使患者了解疾病和手術，能幫助患者更好地認識疼痛[21]。如何幫助患者建立合理的疼痛期望值，是值得探索的問題。
綜上所述，疼痛被認為是第五大生命體征，可見人們對于疼痛控制愈發重視。現今 ERAS 模式被越來越廣泛地應用于大腸癌手術中。作為 ERAS 模式過程中的一環，疼痛控制雖然現狀較好，但仍有不足，如對疼痛的重視、加強疼痛教育、鎮痛技術等方面仍需要改進；對于本研究中與疼痛經歷總分密切相關的幾個因素，即主觀支持、焦慮、對疼痛控制教育的滿意度、疼痛期望值等方面，尚需深入研究具體的改善措施，以達到術后良好的疼痛控制效果，推動 ERAS 模式的完善，以最大程度地減輕患者的痛苦，加快康復。
加速康復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已經越來越多地運用在外科手術中，尤其是結直腸手術，通過圍手術期系列綜合管理策略、流程改造，在促進患者康復、縮短住院日等方面有重要意義。但手術治療可造成患者術后急性疼痛，國際疼痛研究協會對急性疼痛的定義為：機體新近產生并持續時間較短的疼痛，通常與手術創傷、組織損傷或某些疾病狀態有關[1]。大腸癌患者手術后主要是切口痛和內臟痛，疼痛可造成手術患者應激增加，可能影響患者術后康復及術后并發癥的發生率。因此，本研究對進行 ERAS 模式的大腸癌患者術后急性疼痛的現狀及影響因素進行探討，旨在為臨床 ERAS 模式下有效的疼痛管理提供理論依據。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取橫斷面研究，選取 2017 年 3 月—12 月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胃腸外科進行 ERAS 模式的大腸癌術后 3 d 患者為研究對象。按照統計學公式：樣本量=研究因子量×（5～10）[2]，所需最小樣本量為 70 例，考慮到漏填、失訪等情況，增加 10%，計劃樣本量為 77 例。本研究通過臨床試驗注冊（ChiCTR-RPC-15006868），并通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臨床試驗與生物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2015 年審 116 號）。
納入標準：① 年齡 18～75 歲；② 經手術切除標本病理檢查確診為大腸癌的患者；③ 根治性切除手術患者；④ 無認知和精神障礙；⑤ 知情并愿意參與本調查。排除標準：① 術前合并慢性腸梗阻或合并腸道穿孔；② 對 ERAS 方案有禁忌的患者，包括術后早期出現有禁忌以及可能延長出院時間、急診手術、結直腸癌手術失敗以及心、肺、肝、腎等器官功能嚴重異常者；③ 二次手術進行還瘺者。
1.2 ERAS 模式鎮痛
患者圍手術期按照 ERAS 模式管理，實施細則參照相關指南[3-6]。疼痛控制原則采用世界衛生組織三階梯鎮痛原則[7]。術中患者采用靜脈復合麻醉，術后進入麻醉復蘇室進行復蘇，復蘇后送回病房。術后應用患者自控靜脈鎮痛（patient controlled intravenous analgesia，PCA）進行鎮痛，PCA 藥物包括舒芬太尼、氟比洛芬酯、右美托咪定、甲氧氯普胺等，輸注劑量為 2 μg/h，患者自控時按壓劑量為 2 mL/次，鎖定時間 15 min，48 h 后予以拔除。根據情況給予患者定時口服/注射鎮痛藥物（地佐辛、曲馬多等）。
1.3 研究工具
調查內容包括：① 患者基本情況資料：采用病歷資料核查表；② 疼痛情況量表：采用休斯頓疼痛情況調查表（Houston Pain Outcome Instrument，HPOI）；③ 社會支持量表：采用社會支持評定量表；④ 焦慮量表：采用焦慮自評量表。
1.3.1 病歷資料核查表
參考相關文獻進行自行設計，從病歷中采集資料，內容為：一般人口學資料（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居住地）、疾病相關資料（主要疾病、手術情況）。
1.3.2 HPOI
是美國學者 McNeill 等[8]根據美國疼痛協會問卷修訂而成，用于評價患者術后疼痛控制情況及其對疼痛控制滿意度。該量表中文版本由國內學者沈曲等[9]于 2004 年引進、修改并最終確定。中文版 HPOI 包括 6 個維度，包括疼痛經歷、疼痛的期望、疼痛對情緒狀態的影響、疼痛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對控制疼痛方法的滿意度、對控制疼痛教育的滿意度。該量表共 13 個問題 33 個條目，其中 2 個問題為手術背景、疼痛背景；還有 2 個問題采用“是”“否”“想不起”回答，主要涉及患者或醫務人員對疼痛的告知；另 9 個問題采用 0～10 級的數字評分，其中 0 分表示無痛/非常不同意/非常不滿意，10 分表示最痛/非常同意/非常滿意。分值越高表示該條目描述的程度越高。量表效度方面：條目內容效度比為 0.6～1.0，量表平均內容效度指數為 0.976；信度方面：總量表 Cronbach α 系數為 0.770，各分量表 Cronbach α 系數為 0.808～0.894。患者術后疼痛經歷總分反映了患者術后疼痛的現狀，該維度滿分為 30 分，包括目前感受到的疼痛程度、過去 24 h 感受到的最強烈的疼痛程度、過去 24 h 疼痛一般程度的得分總和。
1.3.3 社會支持評定量表
采用肖水源[10]編制的社會支持評定量表，該量表共 10 個條目，包括客觀支持、主觀支持和對社會支持的利用度 3 個維度。量表效度方面：各維度之間的相關系數為 0.462～0.664，3 個分量表與總量表之間相關系數為 0.724～0.835；信度方面：總量表及 3 個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數為 0.825～0.896。
1.3.4 焦慮自評量表
評定焦慮相關癥狀出現的程度，共 20 個條目 4 個因子，采用 4 級評分法[11]。計分方法：將 20 個條目的得分相加得到粗分；粗分再乘以 1.25 以后取整數部分為標準分。本研究中嚴重程度按照標準分得分進行劃分，＜50 分為無焦慮，≥50 分且<60 分為輕度焦慮，≥60 分且<70 分為中度焦慮，≥70 分為重度焦慮。該量表的 Cronbachα 系數為 0.824。
1.4 調查方法
患者術后第 3 天時，由經過培訓的調查員對其進行問卷調查。首先在患者床旁進行介紹，獲得患者知情同意后開始調查。原則上由患者自行填寫，若有不能理解處，調查員按照原文讀出，不以暗示，然后請患者作答。作答完成后，檢查問卷，有漏項或填寫不清楚者再請患者補充或澄清。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1.0 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學處理。采用均數±標準差和百分比描述術后疼痛經歷總分。單因素分析：疼痛經歷總分在各組之間的差別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連續性變量和疼痛經歷總分之間采用 Spearman 相關分析。多因素分析：以疼痛經歷總分為因變量，各影響因素為自變量，建立多重線性逐步回歸模型，識別影響術后疼痛經歷總分的影響因素。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共發放 77 份問卷，最終回收合格問卷共 74 份，完成率（96.1%）。其中男 40 例（54.1%），女 34 例（45.9%）；平均年齡（54.75±1.36）歲；婚姻狀況：未婚 13 例（17.6%），已婚 45 例（60.8%），離婚或喪偶 16 例（21.6%）；文化程度：大學/大專及以上 8 例（10.8%），高中/中專 12 例（16.2%），初中 24 例（32.4%），小學 19 例（25.7%），不識字/識字很少 11 例（14.9%）。
2.1 術后疼痛經歷總分
研究對象術后疼痛經歷總分得分范圍為 5～25 分，平均（15.1±3.8）分，其中得分在 14～17 分的患者較多，共 29 例，占 39.2%。最高分 25 分與最低分 5 分各有 1 人，各占 1.4%。
2.2 影響術后疼痛經歷總分的單因素分析
2.2.1 不同特征患者疼痛經歷總分
對患者急性疼痛經歷總分按照基本資料分組后進行單因素分析，結果發現不同特征的患者疼痛經歷總分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表1
不同特征患者疼痛經歷總分比較
2.2.2 疼痛情況的相關分析
從疼痛期望指標、疼痛的影響指標（疼痛對情緒狀態的影響、疼痛對日常生活的影響）、疼痛控制滿意度指標（對控制疼痛方法的滿意度、對疼痛控制教育的滿意度）及社會支持指標與 HPOI 術后疼痛經歷總分進行相關性分析。結果發現：疼痛經歷總分與疼痛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呈正相關（P=0.020），與對控制疼痛教育的滿意度（P=0.015）、主觀支持（P=0.005）、社會支持利用度呈負相關（P=0.029）。見表 2。
表2
疼痛經歷總分與相關指標的相關分析
2.3 影響患者疼痛經歷總分的多因素分析
以疼痛經歷總分為因變量，通過單因素分析篩選出可能有意義（P<0.10）的指標，包括年齡（啞變量形式，以 18～34 歲為參照）、婚姻狀況（啞變量形式，以未婚為參照）、手術次數、焦慮程度（啞變量形式，以無焦慮為參照）、術后疼痛期望值、疼痛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對控制疼痛教育滿意度、主觀支持、客觀支持、社會支持利用度納入自變量，進行多重逐步線性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擬合的多重線性回歸方程具有統計學意義（P=0.013），其中對控制疼痛教育的滿意度、主觀支持是疼痛經歷總分的負性影響因子，重度焦慮、術后疼痛期望值是疼痛經歷總分的正性影響因子。見表 3。
表3
影響疼痛經歷總分的多重線性逐步回歸分析
3 討論
3.1 疼痛控制現狀
ERAS 模式在大腸癌手術的廣泛應用在國內外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同。本研究從 ERAS 模式的其中一環——急性疼痛控制現狀進行分析，可以從患者主觀角度了解 ERAS 模式在疼痛控制方面的基本情況，并且識別影響疼痛控制總體情況的主要影響因素，以便在之后的治療護理中采取相應的有效提升措施，以達到不斷改進提高的目的。
本研究中，74 例患者疼痛控制總體情況采用休斯頓疼痛控制量表中目前感受到的疼痛程度、過去 24 h 感受到的最強烈的疼痛程度及過去 24 h 平均疼痛程度三者綜合情況（0～30 分）進行評價，得分范圍在 5~25 分，平均（15.1±3.8）分，分數集中在 14～17 分的患者占 39.2%。這表明 ERAS 模式中術后疼痛控制效果并不差，與朱麗等[12]研究結果一致。說明 ERAS 模式下的術中術后鎮痛能有效地減輕術后疼痛，有利于促進患者腸道功能快速恢復，減少并發癥發生率，縮短住院時間。但仍有患者在術后第 3 天還存在中度疼痛，如何在整個圍手術期進行有效的疼痛管理，超前鎮痛，達到滿意的鎮痛效果，還需要我們進一步探索和加強臨床管理。
3.2 疼痛經歷的影響因素
3.2.1 焦慮
本研究結果發現焦慮是疼痛經歷總分的正性影響因子，其中重度焦慮會導致疼痛程度增加。這與陳曉琳等[13]研究結果相似，可能是因為患者的高焦慮狀態，使得交感神經興奮性增強，去甲腎上腺素和腎上腺素分泌增多，會促使機體痛覺感受器敏感性增強，導致患者痛閾和耐痛閾下降，最終使術后疼痛感更為強烈[14]。但中度和輕度焦慮狀態對交感神經的影響可能并不如重度焦慮影響強，因此對疼痛的影響無統計學意義。Loggia 等[15]的研究也證實高焦慮狀態可使患者術后耐痛閾降低，疼痛敏感增強。Kim 等[16]研究顯示術后不同時間段的疼痛程度受焦慮水平影響，同時高焦慮狀態伴隨術后疼痛時間的延長。因此對焦慮的控制可以作為我們術前和術后的輔助疼痛控制手段之一，給予針對性健康教育或個體化疼痛控制措施。
3.2.2 對控制疼痛教育的滿意度
本研究結果顯示，對控制疼痛教育的滿意度是疼痛經歷總分的負性影響因子，即疼痛教育的滿意度提升有助于減輕疼痛。這與 McNeill 等[17]研究結果相一致。較為系統的疼痛教育能使患者對術后常用疼痛控制方法有所認識，有助于增強患者自我控制疼痛的能力與意愿。患者對疼痛教育的滿意度反映了總體對知識指導的效果評價，滿意度越高，相應就會減輕對術后疼痛的焦慮，掌握具體的控制疼痛技能，提高自我護理能力；同時通過交流拉近醫護與患者的距離，提升彼此信任感，也可減少焦慮，促進雙方采用積極方式戰勝疼痛。但 Ward 等[18]對 248 例手術或腫瘤或其他急性疼痛患者的調查結果表明，疼痛控制教育的滿意度與疼痛控制總體情況之間并無相關性。因此，二者之間的影響關系如何，還應通過進一步對照研究來證實。
3.2.3 社會支持情況
本研究表明主觀支持、社會支持利用度與疼痛經歷總分呈負相關，但多因素分析中僅主觀支持是疼痛經歷總分的負性影響因子。可以認為，良好的社會支持系統可以緩解疼痛程度。一般來說，社會支持水平越高，個體面對周圍環境變化時發生的一系列生理、心理、情緒上的改變會越小。社會支持對處于應激狀態下的個體起到了緩解與平衡的作用，有助于降低心理挫傷程度，進而加快康復、減輕疼痛。這與張殿群等[19]、Kim 等[16]的研究結果相符。主觀支持往往比客觀支持更重要，因為主觀支持會使患者感覺到更真實、更具體，體驗更深刻，影響也會更大[15]。
3.2.4 疼痛期望值
本研究中術后疼痛期望值是疼痛經歷總分的正性影響因子，疼痛期望值越高，疼痛經歷總分越高，即疼痛控制效果越差。這與 Thomas 等[20]認為的疼痛期望值可以預測術后疼痛水平的結果一致，疼痛期望值和疼痛控制之間存在負反饋回路。一般來說，疼痛的期望值越高，對疼痛的反應越強烈，疼痛控制效果越差。而通過恰當的健康教育促使患者了解疾病和手術，能幫助患者更好地認識疼痛[21]。如何幫助患者建立合理的疼痛期望值，是值得探索的問題。
綜上所述，疼痛被認為是第五大生命體征，可見人們對于疼痛控制愈發重視。現今 ERAS 模式被越來越廣泛地應用于大腸癌手術中。作為 ERAS 模式過程中的一環，疼痛控制雖然現狀較好，但仍有不足，如對疼痛的重視、加強疼痛教育、鎮痛技術等方面仍需要改進；對于本研究中與疼痛經歷總分密切相關的幾個因素，即主觀支持、焦慮、對疼痛控制教育的滿意度、疼痛期望值等方面，尚需深入研究具體的改善措施，以達到術后良好的疼痛控制效果，推動 ERAS 模式的完善，以最大程度地減輕患者的痛苦，加快康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