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黃燕春, 巫麗娟, 丁柳, 陸小軍, 劉堂喻亨, 應斌武. 結核性胸腔積液和惡性胸腔積液患者的臨床特征及實驗室指標的診斷效能研究. 華西醫學, 2018, 33(8): 966-971. doi: 10.7507/1002-0179.201807065 復制
胸腔積液是內科常見臨床并發癥之一，可由多種疾病引起，準確鑒別胸水的性質在臨床診治中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由于耐藥菌株的出現，結核病的發生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其中死亡率高于其他任何單一傳染病[1]。結核性胸膜炎是較為常見的肺外結核病，是炎性胸腔積液的常見病因之一[2]，臨床上診斷結核性胸膜炎主要以胸水涂片或培養查找結核桿菌與檢測結核分枝桿菌的核酸為依據，由于檢查陽性率低或耗時長，易錯過最佳治療時機。惡性胸腔積液是晚期癌癥常見的并發癥。惡性胸腔積液和結核性胸腔積液的治療和預后截然不同。由于現有檢查手段特異性不高、風險大、費用貴等因素，結核性胸腔積液和惡性胸腔積液的鑒別成為臨床極具挑戰性的問題，特別是在基層醫院。本研究通過收集 128 例結核性胸膜炎患者和 164 例惡性胸腔積液患者的臨床資料和實驗室檢查結果，進行多變量分析，評估各項指標在結核性胸腔積液和惡性胸腔積液鑒別診斷中的價值，進一步提高鑒別診斷水平，為臨床醫生提供簡易方便的診斷方式。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收集 2017 年 1 月—12 月期間我院胸腔積液患者的臨床資料和實驗室指標。
1.2 研究方法
1.2.1 觀察指標
收集患者入院時的臨床資料，包括年齡、性別、體溫、主訴癥狀（咳嗽、咳痰、胸痛、氣緊等），記錄患者第 1 次胸腔穿刺的胸腔積液的檢查結果，包括鈉、鉀、氯、白蛋白、總蛋白、葡萄糖、乳酸脫氫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腺苷脫氨酶（adenosine deaminase，ADA）、甲胎蛋白（alpha fetoprotein，AFP）、糖類抗原 125（carbohydrate antigen 125，CA125）、糖類抗原 19-9（carbohydrate antigen 19-9，CA19-9）、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神經烯醇化酶（neurenolase，NSE）、細胞角蛋白 19 片段抗原（cytokeratin 19 fragment antigen，CYFRA21-1）。
用羅氏全自動化學發光分析儀 E170 及羅氏公司的配套試劑檢測胸水中的腫瘤標志物。用羅氏全自動生化儀 P800 及配套試劑檢測胸水中的生化指標。
1.2.2 分組
根據納入標準和排除標準，將患者分為結核性胸腔積液組和惡性胸腔積液組。納入標準：可明確診斷為結核性胸膜炎或惡性胸腔積液的患者，并且觀察指標完善。其中結核性胸膜炎的確診標準是凡符合下列一項者便可診斷為結核性胸膜炎：A. 胸部影像學檢查符合結核性胸膜炎改變及胸水或胸膜病理學檢查陽性；B. 胸部影像學檢查符合結核性胸膜炎改變及胸水涂片鏡檢陽性或分枝桿菌培養陽性，菌種鑒定為結核分枝桿菌復合群或結核分枝桿菌核酸檢測陽性[3]。惡性胸腔積液診斷的金標準是：在胸水沉淀細胞中找到惡性細胞或在胸膜活檢組織中查見惡性細胞的病理變化或胸膜的廣泛浸潤（常見于惡性胸膜間皮瘤）[4]。排除標準：① 資料不全或院外接受過抗結核治療或放射、化學治療的患者；② 確診為漏出液、乳糜性胸腔積液與肺炎旁積液的患者；③ 因各種原因未能確診的患者。
1.3 統計學方法
用 SPSS 17.0 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或中位數（四分位數）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 t 檢驗或秩和檢驗；計數資料用率或構成比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檢驗水準 α=0.05。對各觀察指標進行分析，評估各項指標在惡性胸腔積液和結核性胸腔積液鑒別診斷中的價值。篩選出兩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指標，設定結核性胸膜炎組為對照組（變量賦值為 0），惡性胸腔積液組為病例組（變量賦值為 1），繪制受試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線，得出 ROC 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curve，AUC）并設置指標的截點，計算約登指數，確定各項指標的臨界值、95% 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同時將篩選出有統計學意義的指標作為自變量，以結核性胸腔積液和惡性胸腔積液作為因變量，利用 logistic 回歸分析建立診斷模型，計算比值比（odds ratio，OR）。并對模型的擬合度進行 Hosmer-Lemeshow 檢驗，并用 ROC 曲線來評價模型的預測能力。
2 結果
2.1 患者臨床特征比較
共納入胸腔積液患者 631 例，最終符合入選標準 292 例。其中，結核性胸腔積液 128 例，惡性胸腔積液 164 例。
結核性胸腔積液患者年齡為 14～87 歲，平均（51.60±21.02）歲，與惡性胸腔積液患者［年齡 29～86 歲，平均（63.52±11.87）歲］相比，發病年齡偏小，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間男女性別比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通過分析兩組患者入院時的臨床表現，可發現結核性胸腔積液患者易出現咳嗽、咳痰、發熱、胸痛、氣緊癥狀，兩組間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惡性胸腔積液患者臨床表現不明顯且呈多樣性。見表 1。
表1
兩組患者入院時的臨床表現比較
2.2 患者的實驗室檢查結果
胸水生化指標中，結核性胸腔積液患者 ADA 水平高于惡性胸腔積液患者，白蛋白和葡萄糖含量低于惡性胸腔積液患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LDH 在結核性胸腔積液和惡性胸腔積液患者中的水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327）。胸水腫瘤標志物中，惡性胸腔積液患者的 CA125、CA19-9、CEA 和 CYFRA21-1 水平均高于結核性胸腔積液患者，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兩組患者胸腔積液的實驗室檢查結果
2.3 靈敏度、特異度和 ROC 曲線
經檢驗，白蛋白、葡萄糖、ADA、CA125、CA19-9、CEA 和 CYFRA21-1 組間比較雖有統計學意義，但單獨用于鑒別診斷結核性胸腔積液和惡性胸腔積液的效果均不佳。其中 ADA、CA125、CA19-9、CEA 和 CYFRA21-1 檢查指標的 ROC 曲線的 AUC 分別為 0.665、0.754、0.716、0.855 和 0.812，比白蛋白和葡萄糖的 ROC 曲線的 AUC 大。見表 3、圖 1～3。
表3
白蛋白、葡萄糖、ADA、CA125、CA19-9、CEA 和 CYFRA21-1 的 ROC 曲線結果
圖1
ADA 的 ROC 曲線
圖2
白蛋白和葡萄糖的 ROC 曲線
圖3
CA125、CA19-9、CEA 和 CYFRA21-1 的 ROC 曲線
2.4 聯合診斷效能分析
在 SPSS 軟件中采用前進法進行逐步回歸（前進模式 logistic 回歸分析），移除無統計學意義的協變量，擬合主效應模型，最后建立二分類 logistic 回歸模型，CA125、CEA 和葡萄糖被引入最終模型中，模型公式為 logit（P）=–0.136+0.001x1+0.623x2+0.339x3（其中 x1 為 CA125，x2 為 CEA，x3 為葡萄糖，均為連續變量）。對建立的模型進行 Hosmer-Lemeshow 檢驗，P 值為 0.642，提示模型擬合較好，充分地提取了當前數據的信息，且較好地剔除了混雜因素。利用通過二分類 logistic 回歸模型所得的預測值制作 ROC 曲線，AUC 為 0.914［P<0.001，95%CI（0.864，0.964）］，靈敏度為 0.712，特異度為 1.000，當前模型的預測準確性較高。見圖 4、表 4。
表4
二分類 logistic 回歸模型
圖4
判斷模型預測效果的 ROC 曲線
3 討論
胸腔積液是呼吸系統較為常見的疾病，滲出性胸腔積液最常見的病因是惡性腫瘤和結核性胸膜炎[5]。據世界衛生組織報道，2016 年，全球結核病新發病例數為 1 040 萬例，其中成人占 90%，男性占 65%，艾滋病毒攜帶者占 10%（74% 在非洲），印度、印度尼西亞、中國、菲律賓和巴基斯坦等 5 個國家的結核病新發病例占 56%，為全球九大致死原因之一[1]。我國是全球第二大結核病高發國家，每年新發結核病例約 110 萬人[6]。結核性胸膜炎是常見的肺外結核病，及時診斷和治療對于防癆工作尤為重要。惡性胸腔積液是惡性腫瘤侵犯胸膜而引起的常見病癥，隨著病情發展，可引起呼吸困難、胸痛、咳嗽等癥狀，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7]。惡性胸腔積液患者病情進展快，及時的診治對于提高患者生活質量和延長壽命至關重要。鑒別結核性胸腔積液和惡性胸腔積液的“金標準”方法為細菌學和細胞學檢測，但是兩者的陽性率都低[8-9]。現有的胸腔鏡檢查在結核性胸腔積液和惡性胸腔積液的鑒別診斷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其檢查費用高，技術難度大，具有創傷性，開展難度大，患者接受意愿不強，導致部分患者（尤其是基層醫院患者）無法得到有效的診治。目前已開展了較多的胸水檢查項目，但如何有效利用現有項目是我們工作的重點和難點。我們擬收集現有的檢查項目，利用統計學方法探索出新的診斷模式，達到舊項目新用，為患者和臨床醫生提供方便。
CEA 是一種大分子量的糖蛋白，是一種廣譜性腫瘤標志物，多見于結腸癌、直腸癌、胃癌和肺癌等。國外的研究表明肺腺癌細胞能直接產生 CEA[10]。惡性胸腔積液中腫瘤細胞釋放的 CEA 進入胸水后，可使胸水中 CEA 的含量明顯增高，這有助于惡性胸腔積液的診斷[11]。本研究中，惡性胸腔積液患者胸水中的 CEA 含量明顯高于結核性胸腔積液患者，以 CEA>2.83 ng/mL 作為臨界值，AUC 為 0.855，靈敏度為 0.739，特異度為 0.981，這與國內多項研究結果一致[10-12]。CA125 作為一項腫瘤標志物在婦科腫瘤診斷中已經得到廣泛的應用，此外在肺癌、結腸癌、胰腺癌、胃癌以及乳腺癌等診斷中具有一定價值[13]。本研究中惡性胸腔積液患者胸水中的 CA125 水平比結核性胸腔積液患者高，以 CA125>992.1 U/mL 作為臨界值，AUC 為 0.754，靈敏度為 0.543，特異度為 0.889。結核分枝桿菌生長需要糖酵解作用，可使結核性胸膜炎患者胸水中的糖水平低于惡性胸水患者。用多因素二分類 logistic 回歸前進法逐步分析后發現，CEA、CA125 和葡萄糖被納入模型中，建模之后的診斷準確性提高，AUC 為 0.914，靈敏度為 0.712，特異度為 1.000，比單一檢測項目的診斷效能高。
LDH 是一種氫轉移酶，幾乎存在于機體內的所有細胞中。當機體受到損傷時受損部位中的 LDH 升高，但是其特異性不高。結核分枝桿菌、惡性腫瘤細胞等侵襲胸膜導致胸腔積液時，細胞中的 LDH 就會進入胸腔，使得胸腔積液中的 LDH 升高。本研究顯示 LDH 在結核性胸腔積液與惡性胸腔積液中的水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這與張倩云[14]和夏靜等[15]的研究結果一致。本研究結果顯示結核性胸腔積液患者胸腔中的 LDH 水平比惡性胸腔積液患者高，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且 LDH 水平在兩組患者中的波動均較大，與國內外其他研究結果不同[16-17]。分析文獻發現，LDH 的研究結果差異大，可能與選用樣本量的大小和收治的結核性胸膜炎患者病情危重程度不同有關。
綜上所述，結核性胸腔積液和惡性胸腔積液患者臨床表現多樣化且特異性不高。結核性胸腔積液患者易出現咳嗽、咳痰、發熱、胸痛、氣緊癥狀；結核性胸腔積液患者胸水中的 ADA 水平比惡性胸腔積液患者高，而惡性胸腔積液患者胸水中的白蛋白、葡萄糖、CA125、CA19-9、CEA 和 CYFRA21-1 水平高于結核性胸腔積液患者。因此，聯合檢測胸水中的 CA125、CEA 和葡萄糖可較好地鑒別結核性胸腔積液和惡性胸腔積液。在接下來的研究中我們將加大病例量，收集更多的數據，利用大數據挖掘出更多的有效檢測，并在不同地區進行驗證。
胸腔積液是內科常見臨床并發癥之一，可由多種疾病引起，準確鑒別胸水的性質在臨床診治中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由于耐藥菌株的出現，結核病的發生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其中死亡率高于其他任何單一傳染病[1]。結核性胸膜炎是較為常見的肺外結核病，是炎性胸腔積液的常見病因之一[2]，臨床上診斷結核性胸膜炎主要以胸水涂片或培養查找結核桿菌與檢測結核分枝桿菌的核酸為依據，由于檢查陽性率低或耗時長，易錯過最佳治療時機。惡性胸腔積液是晚期癌癥常見的并發癥。惡性胸腔積液和結核性胸腔積液的治療和預后截然不同。由于現有檢查手段特異性不高、風險大、費用貴等因素，結核性胸腔積液和惡性胸腔積液的鑒別成為臨床極具挑戰性的問題，特別是在基層醫院。本研究通過收集 128 例結核性胸膜炎患者和 164 例惡性胸腔積液患者的臨床資料和實驗室檢查結果，進行多變量分析，評估各項指標在結核性胸腔積液和惡性胸腔積液鑒別診斷中的價值，進一步提高鑒別診斷水平，為臨床醫生提供簡易方便的診斷方式。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收集 2017 年 1 月—12 月期間我院胸腔積液患者的臨床資料和實驗室指標。
1.2 研究方法
1.2.1 觀察指標
收集患者入院時的臨床資料，包括年齡、性別、體溫、主訴癥狀（咳嗽、咳痰、胸痛、氣緊等），記錄患者第 1 次胸腔穿刺的胸腔積液的檢查結果，包括鈉、鉀、氯、白蛋白、總蛋白、葡萄糖、乳酸脫氫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腺苷脫氨酶（adenosine deaminase，ADA）、甲胎蛋白（alpha fetoprotein，AFP）、糖類抗原 125（carbohydrate antigen 125，CA125）、糖類抗原 19-9（carbohydrate antigen 19-9，CA19-9）、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神經烯醇化酶（neurenolase，NSE）、細胞角蛋白 19 片段抗原（cytokeratin 19 fragment antigen，CYFRA21-1）。
用羅氏全自動化學發光分析儀 E170 及羅氏公司的配套試劑檢測胸水中的腫瘤標志物。用羅氏全自動生化儀 P800 及配套試劑檢測胸水中的生化指標。
1.2.2 分組
根據納入標準和排除標準，將患者分為結核性胸腔積液組和惡性胸腔積液組。納入標準：可明確診斷為結核性胸膜炎或惡性胸腔積液的患者，并且觀察指標完善。其中結核性胸膜炎的確診標準是凡符合下列一項者便可診斷為結核性胸膜炎：A. 胸部影像學檢查符合結核性胸膜炎改變及胸水或胸膜病理學檢查陽性；B. 胸部影像學檢查符合結核性胸膜炎改變及胸水涂片鏡檢陽性或分枝桿菌培養陽性，菌種鑒定為結核分枝桿菌復合群或結核分枝桿菌核酸檢測陽性[3]。惡性胸腔積液診斷的金標準是：在胸水沉淀細胞中找到惡性細胞或在胸膜活檢組織中查見惡性細胞的病理變化或胸膜的廣泛浸潤（常見于惡性胸膜間皮瘤）[4]。排除標準：① 資料不全或院外接受過抗結核治療或放射、化學治療的患者；② 確診為漏出液、乳糜性胸腔積液與肺炎旁積液的患者；③ 因各種原因未能確診的患者。
1.3 統計學方法
用 SPSS 17.0 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或中位數（四分位數）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 t 檢驗或秩和檢驗；計數資料用率或構成比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檢驗水準 α=0.05。對各觀察指標進行分析，評估各項指標在惡性胸腔積液和結核性胸腔積液鑒別診斷中的價值。篩選出兩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指標，設定結核性胸膜炎組為對照組（變量賦值為 0），惡性胸腔積液組為病例組（變量賦值為 1），繪制受試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線，得出 ROC 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curve，AUC）并設置指標的截點，計算約登指數，確定各項指標的臨界值、95% 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同時將篩選出有統計學意義的指標作為自變量，以結核性胸腔積液和惡性胸腔積液作為因變量，利用 logistic 回歸分析建立診斷模型，計算比值比（odds ratio，OR）。并對模型的擬合度進行 Hosmer-Lemeshow 檢驗，并用 ROC 曲線來評價模型的預測能力。
2 結果
2.1 患者臨床特征比較
共納入胸腔積液患者 631 例，最終符合入選標準 292 例。其中，結核性胸腔積液 128 例，惡性胸腔積液 164 例。
結核性胸腔積液患者年齡為 14～87 歲，平均（51.60±21.02）歲，與惡性胸腔積液患者［年齡 29～86 歲，平均（63.52±11.87）歲］相比，發病年齡偏小，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間男女性別比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通過分析兩組患者入院時的臨床表現，可發現結核性胸腔積液患者易出現咳嗽、咳痰、發熱、胸痛、氣緊癥狀，兩組間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惡性胸腔積液患者臨床表現不明顯且呈多樣性。見表 1。
表1
兩組患者入院時的臨床表現比較
2.2 患者的實驗室檢查結果
胸水生化指標中，結核性胸腔積液患者 ADA 水平高于惡性胸腔積液患者，白蛋白和葡萄糖含量低于惡性胸腔積液患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LDH 在結核性胸腔積液和惡性胸腔積液患者中的水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327）。胸水腫瘤標志物中，惡性胸腔積液患者的 CA125、CA19-9、CEA 和 CYFRA21-1 水平均高于結核性胸腔積液患者，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兩組患者胸腔積液的實驗室檢查結果
2.3 靈敏度、特異度和 ROC 曲線
經檢驗，白蛋白、葡萄糖、ADA、CA125、CA19-9、CEA 和 CYFRA21-1 組間比較雖有統計學意義，但單獨用于鑒別診斷結核性胸腔積液和惡性胸腔積液的效果均不佳。其中 ADA、CA125、CA19-9、CEA 和 CYFRA21-1 檢查指標的 ROC 曲線的 AUC 分別為 0.665、0.754、0.716、0.855 和 0.812，比白蛋白和葡萄糖的 ROC 曲線的 AUC 大。見表 3、圖 1～3。
表3
白蛋白、葡萄糖、ADA、CA125、CA19-9、CEA 和 CYFRA21-1 的 ROC 曲線結果
圖1
ADA 的 ROC 曲線
圖2
白蛋白和葡萄糖的 ROC 曲線
圖3
CA125、CA19-9、CEA 和 CYFRA21-1 的 ROC 曲線
2.4 聯合診斷效能分析
在 SPSS 軟件中采用前進法進行逐步回歸（前進模式 logistic 回歸分析），移除無統計學意義的協變量，擬合主效應模型，最后建立二分類 logistic 回歸模型，CA125、CEA 和葡萄糖被引入最終模型中，模型公式為 logit（P）=–0.136+0.001x1+0.623x2+0.339x3（其中 x1 為 CA125，x2 為 CEA，x3 為葡萄糖，均為連續變量）。對建立的模型進行 Hosmer-Lemeshow 檢驗，P 值為 0.642，提示模型擬合較好，充分地提取了當前數據的信息，且較好地剔除了混雜因素。利用通過二分類 logistic 回歸模型所得的預測值制作 ROC 曲線，AUC 為 0.914［P<0.001，95%CI（0.864，0.964）］，靈敏度為 0.712，特異度為 1.000，當前模型的預測準確性較高。見圖 4、表 4。
表4
二分類 logistic 回歸模型
圖4
判斷模型預測效果的 ROC 曲線
3 討論
胸腔積液是呼吸系統較為常見的疾病，滲出性胸腔積液最常見的病因是惡性腫瘤和結核性胸膜炎[5]。據世界衛生組織報道，2016 年，全球結核病新發病例數為 1 040 萬例，其中成人占 90%，男性占 65%，艾滋病毒攜帶者占 10%（74% 在非洲），印度、印度尼西亞、中國、菲律賓和巴基斯坦等 5 個國家的結核病新發病例占 56%，為全球九大致死原因之一[1]。我國是全球第二大結核病高發國家，每年新發結核病例約 110 萬人[6]。結核性胸膜炎是常見的肺外結核病，及時診斷和治療對于防癆工作尤為重要。惡性胸腔積液是惡性腫瘤侵犯胸膜而引起的常見病癥，隨著病情發展，可引起呼吸困難、胸痛、咳嗽等癥狀，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7]。惡性胸腔積液患者病情進展快，及時的診治對于提高患者生活質量和延長壽命至關重要。鑒別結核性胸腔積液和惡性胸腔積液的“金標準”方法為細菌學和細胞學檢測，但是兩者的陽性率都低[8-9]。現有的胸腔鏡檢查在結核性胸腔積液和惡性胸腔積液的鑒別診斷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其檢查費用高，技術難度大，具有創傷性，開展難度大，患者接受意愿不強，導致部分患者（尤其是基層醫院患者）無法得到有效的診治。目前已開展了較多的胸水檢查項目，但如何有效利用現有項目是我們工作的重點和難點。我們擬收集現有的檢查項目，利用統計學方法探索出新的診斷模式，達到舊項目新用，為患者和臨床醫生提供方便。
CEA 是一種大分子量的糖蛋白，是一種廣譜性腫瘤標志物，多見于結腸癌、直腸癌、胃癌和肺癌等。國外的研究表明肺腺癌細胞能直接產生 CEA[10]。惡性胸腔積液中腫瘤細胞釋放的 CEA 進入胸水后，可使胸水中 CEA 的含量明顯增高，這有助于惡性胸腔積液的診斷[11]。本研究中，惡性胸腔積液患者胸水中的 CEA 含量明顯高于結核性胸腔積液患者，以 CEA>2.83 ng/mL 作為臨界值，AUC 為 0.855，靈敏度為 0.739，特異度為 0.981，這與國內多項研究結果一致[10-12]。CA125 作為一項腫瘤標志物在婦科腫瘤診斷中已經得到廣泛的應用，此外在肺癌、結腸癌、胰腺癌、胃癌以及乳腺癌等診斷中具有一定價值[13]。本研究中惡性胸腔積液患者胸水中的 CA125 水平比結核性胸腔積液患者高，以 CA125>992.1 U/mL 作為臨界值，AUC 為 0.754，靈敏度為 0.543，特異度為 0.889。結核分枝桿菌生長需要糖酵解作用，可使結核性胸膜炎患者胸水中的糖水平低于惡性胸水患者。用多因素二分類 logistic 回歸前進法逐步分析后發現，CEA、CA125 和葡萄糖被納入模型中，建模之后的診斷準確性提高，AUC 為 0.914，靈敏度為 0.712，特異度為 1.000，比單一檢測項目的診斷效能高。
LDH 是一種氫轉移酶，幾乎存在于機體內的所有細胞中。當機體受到損傷時受損部位中的 LDH 升高，但是其特異性不高。結核分枝桿菌、惡性腫瘤細胞等侵襲胸膜導致胸腔積液時，細胞中的 LDH 就會進入胸腔，使得胸腔積液中的 LDH 升高。本研究顯示 LDH 在結核性胸腔積液與惡性胸腔積液中的水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這與張倩云[14]和夏靜等[15]的研究結果一致。本研究結果顯示結核性胸腔積液患者胸腔中的 LDH 水平比惡性胸腔積液患者高，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且 LDH 水平在兩組患者中的波動均較大，與國內外其他研究結果不同[16-17]。分析文獻發現，LDH 的研究結果差異大，可能與選用樣本量的大小和收治的結核性胸膜炎患者病情危重程度不同有關。
綜上所述，結核性胸腔積液和惡性胸腔積液患者臨床表現多樣化且特異性不高。結核性胸腔積液患者易出現咳嗽、咳痰、發熱、胸痛、氣緊癥狀；結核性胸腔積液患者胸水中的 ADA 水平比惡性胸腔積液患者高，而惡性胸腔積液患者胸水中的白蛋白、葡萄糖、CA125、CA19-9、CEA 和 CYFRA21-1 水平高于結核性胸腔積液患者。因此，聯合檢測胸水中的 CA125、CEA 和葡萄糖可較好地鑒別結核性胸腔積液和惡性胸腔積液。在接下來的研究中我們將加大病例量，收集更多的數據，利用大數據挖掘出更多的有效檢測，并在不同地區進行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