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藥產業是資本和知識密集型產業，其國際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必須建立在完備的國家藥物創新體系之上。與此同時，明確醫藥企業作為藥物研發和生產的定位，提高研發實力和增加創新投入，才能真正推動國家新藥創新體系的發展。該文綜述分析了中國藥物創新體系的發展歷程及醫藥企業創新在這個過程中的定位，從“重大新藥創制”科技重大專項實施前后審視醫藥企業創新能力和定位的變化；從中國藥物創新體系建設和現狀來看，中國醫藥企業雖然有了較大的發展，但在藥物創新水平方面與國際領先制藥企業仍存在較大的差距。
引用本文： 柴慧婷, 劉振明, 王志鋒. 淺析藥物創新體系初步建立和中國醫藥企業創新進展. 華西醫學, 2018, 33(3): 359-363. doi: 10.7507/1002-0179.201801164 復制
醫藥創新環境和醫藥企業的創新能力是一個國家新藥創新可續性發展的重要保障。醫藥產業具有創新鏈長、創新周期長、風險大和投入大的特征[1]，如何引導企業從傳統的仿制和工藝創新為主向原始創新轉變，激發中國大型醫藥企業的創新能力，加快中小型醫藥企業的發展，推動醫藥產業轉型，提高醫藥企業在新藥創新體系中的地位，并充分發揮創新主體的功能已經成為國家醫藥產業政策改革的重點方向之一。
醫藥產業是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其持續發展必須建立在強大的知識創新和系統集成能力之上，因此，國家藥物創新體系的建立和水平的提升對于中國醫藥產業的發展至關重要。國家創新體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最早由弗瑞曼于 1987 年提出，他認為國家創新體系應該是一個由公共和私人機構組成的機構網絡，他們的活動或相互交流導致原創性的發現、提升、改進和傳播新型技術。這里的機構包括私人或國有企業、大學、公共科研機構及個人[2]。與此相對應，國家藥物創新體系是指支撐和服務于創新藥物的研發和生產而形成的機構網絡，這里的機構同樣包含了新藥研發相關的私人或國有企業、大學、公共科研機構及個人[3]。
科技創新是從“技術開發”到“成果轉化”再到“產業化”的復雜過程，根據藥物創新特征可以將參與藥物創新的單位劃分為基礎研究機構（原始創新）、轉化研究機構（應用與開發）、生產與工藝開發機構（生產與制備）、臨床前研究機構（質量與安全性研究）、臨床研究機構（安全性與有效性評價）、評審與許可機構（衛生與藥品監管部門）、新藥研發的服務與外包機構、金融與風險投資機構等。在這些機構中，醫藥企業已逐步成為新藥研發的主體[4]，在創新體系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藥物創新結果是以藥品制劑的形式來滿足臨床需求，因此，醫藥企業在醫藥創新體系中的自身定位和角色將深刻影響國家藥物創新體系的建設和發展。
1 中國醫藥企業與外國醫藥企業的創新對比
中國創新藥物研發模式與發達國家有很大的不同[5]。發達國家是由企業為主導、與科研院所及高校密切合作開展創新藥物研究開發。國際醫藥企業作為藥物創新的主體地位并非是天然的，更不是由于國家將產業化基金大量投入到企業中形成的，而是在長期的醫藥工業發展過程中，通過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給予創新藥品更多的獲得市場回報機會等方式推動了企業熱衷于藥物創新研究。中國很多企業無自身獨立的研發機構，且研發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的比重低、研發投入的短期化行為是造成其在國際競爭中處于弱勢的主要原因。中國醫藥企業長期局限于仿制藥的工藝開發和產品生產，除產品利潤率低外，缺乏藥物創新經驗和風險意識，及對知識產權保護和創新優惠政策推動的內在動力。我國醫藥企業“小而多”的格局不具有規模優勢，也不利于企業創新[6]。此外，科研院所和大學的經費投入與收益分配機制問題也是重要原因之一[7]。成果轉化的差距也尤為顯著，目前我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 10%～30%，遠低于發達國家 40%～70% 的水平[1, 8-9]，且成果轉化效率低下[10]。為轉變這一現狀，我國自 2015 年起相繼修訂、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實施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的若干規定》《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從修訂法律條款、制定配套細則、部署具體任務的對科技成果轉化從政策層面進行引導。
從長遠來看，中國醫藥企業尤其是具有一定規模的醫藥企業必須明確自身在藥物創新方面的定位，在國家鼓勵創新的良好政策環境下，轉變思路，重新定位自身在國家新藥創新體系中的功能，逐步從仿制藥品為主向仿創結合轉變，以成果轉移轉化為目標，最終轉型為以自主創新為主，努力成為參與全球競爭的世界級醫藥企業。
2 中國藥物創新體系的發展歷程
改革開放以來，為解決全民健康和用藥問題，中國一直高度重視創新藥物和臨床亟需藥品的研發。“九五”計劃開始就設置了相關的行業專項進行中國藥物創新體系的支持和建設，進行了初步的探索。在“十五”到“十一五”期間，國家又通過科技部“973”和“863”重大計劃對新藥研發進行了重點支持，使藥物創新基本面得到較大拓展。2008 年中國“重大新藥創制”國家科技重大專項（以下簡稱“新藥專項”）啟動，針對新藥研發鏈上重點環節分類支持了多個新藥研發骨干機構，如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所、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物研究所、軍事醫學科學院毒物藥物研究所、第四軍醫大學、四川大學、中國藥科大學等；此外，還布署了超過 100 個新藥研發共性關鍵技術單元平臺，20 多家臨床前藥物安全評價機構和幾十家新藥臨床研究機構，并支持了多個醫藥園區和產業聯盟。與此同時，醫藥領域從國外引進大量的各類高層次人才，僅中共中央組織部“千人計劃”專家就超過 150 位之多，中國藥物創新體系初步形成。藥物創新體系發展依托于創新藥物研發相關的基礎研究和產品研發。在中國藥物創新體系的支撐下，近 15 年中國醫藥產業創新正呈現強勁的增長勢頭[11]。
以協同創新的方式促進創新主體間深度合作，促進人才、信息、知識等創新要素合理流動，產生放大的非線性效用[1]。中國創新體系的初步形成，極大地促進了創新研發投入的產出。從創新成果看，中國在多個創新指標上（發表在生命科學高質量期刊上的文章數量，醫藥獲批專利數量，進入臨床階段的新分子實體個數，以及在研新分子實體數量）均有很快增長[12]。中國發表在生命科學高質量期刊上的文章數量從 2012 年的 4 000 余篇增加到 2015 年的 6 500 余篇，僅次于美國；藥物國際專利申請也從 2011 年的 756 項上升到 2015 年的 968 項[13]。在品種創新方面，進入臨床階段的創新藥從 2011 年的 21 個增長到 2015 年的 69 個，在研先導化合物數量達 656 個，預示著未來幾年強勁的發展勢頭[14-16]。
3 中國醫藥企業在國家藥物創新體系中的定位
近年來中國醫產業發展迅速，以科技創新和研發產業為核心的研發經濟在中國發展新經濟培育新動能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由此衍生的“科技金融”則是激發該過程創新活力、增強創新動力的重中之重。以 2008 年—2015 年為例，中國醫藥工業生產總值年均增幅約 21.24%，約是 GDP 增長速度的 2.39 倍。2014 年醫藥工業總產值已經占中國 GDP 的 4.01%，2015 年規模以上企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約 2.69 萬億元人民幣，實現利潤總額 2 768 億元人民幣。“十二五”期間平均年利潤增速達到 14.5%，居全國工業各行業前列（數據來源于工信部和中國醫藥工業信息中心，2015）。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醫藥工業占 GDP 的比重仍明顯偏低。2012 年，美國健康產業占 GDP 的比重已經達 16.9%，而同期中國僅約占 5.2%[17]。尤其是在全球創新藥市場里，美國獨占 55% 的份額，而 2012 年中國僅占 3% 左右[18-19]。
中國醫藥企業的特點是數量多、規模小。截至 2015 年，全國醫藥企業總數超 4 000 家，但主營收入超百億人民幣僅 16 家。從研發人才看，中國藥物原始創新高端人才絕大部分聚集在大學和科研機構中，企業研發中心高端人才數量較少。與此同時，中國醫藥企業創新能力明顯不足，與發達國家醫藥行業相比，中國已上市藥物的創新性較低，這也與中國醫藥企業的規模及發展水平相關[20-21]。
從資金的投入方面，存在著企業對于藥物創新方面的投入嚴重不足的問題。以 2015 年為例，中國規模醫藥企業研發費用占同期主營收入的 4% 左右，國內醫藥企業研發投入前 10 強的平均研發費用投入占主營收入 9.7%[22]。而同期國際前 10 位制藥公司的研發投入比例是 21.5%，投入的總金額上更是與國際制藥巨頭無法比擬（僅有 1.03%）。2015 年美國本土前七大制藥企業的研發經費投入合計高達 353 億美元，超過美國生命科學主要資助方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年度總經費 53 億美元。與此同時，中國本土投入前 10 名的醫藥企業投入的總研發費用卻不到國家投入的 50%，其中企業投入約 44 億元人民幣，國家生命科學與醫學經費投入約 131 億元人民幣。在預算投入領域方面，中國醫藥企業的大部分研發投入集中在已上市藥物的同類藥物開發（me too）、生物類似藥和仿制藥的工藝開發上，原始創新投入所占比重極低。
因此，雖然中國醫藥企業在藥物創新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但中國藥物創新的主要力量還是集中在大學和科研院所，國家依然是藥物創新投入的主體，大學和科研院所仍是藥物創新的中堅力量。中國醫藥企業不應該僅僅滿足于仿制藥的定位，而是應該過渡到“創仿結合”，最終到創新為主的定位。要達到上述目標，醫藥企業在創新能力和研發投入上亟待加強，需要充分釋放企業活力，聚集高精尖人才等方面成為醫藥創新投入的主體，轉變中國醫藥企業在國家藥物創新體系中的定位。
4 新藥專項在中國藥物創新體系中的作用
中國市場經濟是由改革開放后從計劃經濟轉變而來，雖改革開放近 40 年來，中國經濟獲得飛速發展，經濟總量已達到世界第二，但人均生產總值和經濟增長模式方面與發達國家尚存在較大差距。
為了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國家新藥創新體系，并逐步培養中國醫藥企業創新能力和推動其成為新藥創新的主體，國家在 2008 年開始實施新藥專項項目[23]。在新藥專項的推動下，目前中國新藥研發主體已經由以前的科研院所和大學為主導演變成科研院所、大學、醫藥企業和中小生物醫藥技術公司聯合構成。近年來，以民營企業為代表的新興醫藥企業如先聲藥業、恒瑞醫藥等發展迅速，加大研發投入和參照國際醫藥企業的研發機制與模式，綜合創新能力提高顯著，產品和技術成果層出不窮。大型國有企業如石藥集團、上藥集團等也開始加大了體制改革力度，加強研發投入和自身研發機構的建設。醫藥企業作為技術創新主體地位開始逐步顯現出來。在“十二五”期間，醫藥企業承擔專項的項目數已經超過新藥專項總項目的 50%，以科研院所的源頭創新與醫藥企業技術創新相結合具有中國特色的藥物創新體系構架正在形成[24]。
與此同時，一部分中國規模醫藥企業依然墨守成規，堅守仿制品種，創新動力不足。從近年來醫藥企業的研發成果來看，經過“十一五”“十二五”新藥專項的實施，中國共計 24 個自主研發 1 類新藥獲得新藥證書，其中 19 個品種已獲得生產批件（表 1）。此外，還有 200 余個品種在開展臨床研究。在獲批新藥中，部分品種處于國際領先水平，如針對手足口病的腸道病毒 71（EV71）型滅活疫苗、治療老年性黃斑病變的康柏西普、治療 T 細胞淋巴瘤口服藥物西達本胺等[23]。但值得深思的是，24 個 1 類新藥的持有者中（表 1），只有石藥集團和江蘇恒瑞醫藥屬于大型醫藥企業，分別位列全國醫藥工業企業 15 名和 19 名（數據來源于中國醫藥工業信息中心，2016）；其他 22 個品種均為小型醫藥企業持有。醫藥行業骨干的前 10 位大型制藥集團在 13 年內無 1 類新藥上市。這與國際上一般大企業和中小企業在新藥品種開發上約各占一半的情況差異較大[25]。
表1
2008 年—2015 年在中國獲批的中國醫藥企業新藥證書表
通過新藥專項的推動和相關醫藥企業對新藥研發投入增加，中國醫藥企業取得了一些突破。但上市藥品中原始創新比例較小，取得新藥突破的中小企業品種單一，盈利能力有限，抗風險能力差，所占產業比重偏低，研發投入難以根本性扭轉行業創新投入過低的現狀。特別是規模醫藥企業的創新定位模糊和創新投入少將延緩中國藥物創新體系中創新主體的轉換，這將使國家對原始創新的投入和支持產生負面效應。
5 建議與展望
為了構建更完善的國家藥物創新體系，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應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創新優勢，逐步形成以科研院所和高校為主的源頭創新，以企業為主的技術創新，上中下游緊密結合、政產學研用深度融合的網格化創新體系。構建從關鍵技術和資源庫，到藥物設計和篩選，再到臨床前評價和臨床評價，全鏈條的創新藥物研發技術體系，為我國藥物創新提供了有力、可持續性的技術支撐。
醫藥企業應抓住國家推動創新驅動發展的戰略機遇，需從 5 個方面進行加強：① 加強引導。引導金融資本投入醫藥創新研發，加大資金層面投入成為醫藥創新體系的主體。② 加強利用。充分利用國家已建成的公共創新平臺體系和聯合相關科研院所，以創新項目和投資為紐帶從原始創新的早期主導新藥品種研發方向。③ 加強引進。合理對接國家和地方人才計劃，全方位、多層次地培養與引進專業人才，建立專業人才團隊進行項目審查、項目研發和項目管理等，不斷提升自身研發實力。④ 加強轉變。改變圍繞生產工藝的創新模式，逐步形成以制造創新為基礎，以品種創新為核心的系統集成創新，并最終發展成為國家藥物創新體系的主體。⑤ 加強成果轉化。與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圍繞科技金融，面向需求、加快推進成果的應用和轉化，促進創新成果和區域經濟發展的有機銜接。新藥專項仍將繼續推動相關醫藥企業加強對新藥研發的投入，參與研發風險的把控，加快成果的轉移轉化效率，與中國醫藥企業一起努力為創新性中國、健康中國不忘初心，砥礪奮進。
醫藥創新環境和醫藥企業的創新能力是一個國家新藥創新可續性發展的重要保障。醫藥產業具有創新鏈長、創新周期長、風險大和投入大的特征[1]，如何引導企業從傳統的仿制和工藝創新為主向原始創新轉變，激發中國大型醫藥企業的創新能力，加快中小型醫藥企業的發展，推動醫藥產業轉型，提高醫藥企業在新藥創新體系中的地位，并充分發揮創新主體的功能已經成為國家醫藥產業政策改革的重點方向之一。
醫藥產業是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其持續發展必須建立在強大的知識創新和系統集成能力之上，因此，國家藥物創新體系的建立和水平的提升對于中國醫藥產業的發展至關重要。國家創新體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最早由弗瑞曼于 1987 年提出，他認為國家創新體系應該是一個由公共和私人機構組成的機構網絡，他們的活動或相互交流導致原創性的發現、提升、改進和傳播新型技術。這里的機構包括私人或國有企業、大學、公共科研機構及個人[2]。與此相對應，國家藥物創新體系是指支撐和服務于創新藥物的研發和生產而形成的機構網絡，這里的機構同樣包含了新藥研發相關的私人或國有企業、大學、公共科研機構及個人[3]。
科技創新是從“技術開發”到“成果轉化”再到“產業化”的復雜過程，根據藥物創新特征可以將參與藥物創新的單位劃分為基礎研究機構（原始創新）、轉化研究機構（應用與開發）、生產與工藝開發機構（生產與制備）、臨床前研究機構（質量與安全性研究）、臨床研究機構（安全性與有效性評價）、評審與許可機構（衛生與藥品監管部門）、新藥研發的服務與外包機構、金融與風險投資機構等。在這些機構中，醫藥企業已逐步成為新藥研發的主體[4]，在創新體系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藥物創新結果是以藥品制劑的形式來滿足臨床需求，因此，醫藥企業在醫藥創新體系中的自身定位和角色將深刻影響國家藥物創新體系的建設和發展。
1 中國醫藥企業與外國醫藥企業的創新對比
中國創新藥物研發模式與發達國家有很大的不同[5]。發達國家是由企業為主導、與科研院所及高校密切合作開展創新藥物研究開發。國際醫藥企業作為藥物創新的主體地位并非是天然的，更不是由于國家將產業化基金大量投入到企業中形成的，而是在長期的醫藥工業發展過程中，通過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給予創新藥品更多的獲得市場回報機會等方式推動了企業熱衷于藥物創新研究。中國很多企業無自身獨立的研發機構，且研發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的比重低、研發投入的短期化行為是造成其在國際競爭中處于弱勢的主要原因。中國醫藥企業長期局限于仿制藥的工藝開發和產品生產，除產品利潤率低外，缺乏藥物創新經驗和風險意識，及對知識產權保護和創新優惠政策推動的內在動力。我國醫藥企業“小而多”的格局不具有規模優勢，也不利于企業創新[6]。此外，科研院所和大學的經費投入與收益分配機制問題也是重要原因之一[7]。成果轉化的差距也尤為顯著，目前我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 10%～30%，遠低于發達國家 40%～70% 的水平[1, 8-9]，且成果轉化效率低下[10]。為轉變這一現狀，我國自 2015 年起相繼修訂、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實施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的若干規定》《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從修訂法律條款、制定配套細則、部署具體任務的對科技成果轉化從政策層面進行引導。
從長遠來看，中國醫藥企業尤其是具有一定規模的醫藥企業必須明確自身在藥物創新方面的定位，在國家鼓勵創新的良好政策環境下，轉變思路，重新定位自身在國家新藥創新體系中的功能，逐步從仿制藥品為主向仿創結合轉變，以成果轉移轉化為目標，最終轉型為以自主創新為主，努力成為參與全球競爭的世界級醫藥企業。
2 中國藥物創新體系的發展歷程
改革開放以來，為解決全民健康和用藥問題，中國一直高度重視創新藥物和臨床亟需藥品的研發。“九五”計劃開始就設置了相關的行業專項進行中國藥物創新體系的支持和建設，進行了初步的探索。在“十五”到“十一五”期間，國家又通過科技部“973”和“863”重大計劃對新藥研發進行了重點支持，使藥物創新基本面得到較大拓展。2008 年中國“重大新藥創制”國家科技重大專項（以下簡稱“新藥專項”）啟動，針對新藥研發鏈上重點環節分類支持了多個新藥研發骨干機構，如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所、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物研究所、軍事醫學科學院毒物藥物研究所、第四軍醫大學、四川大學、中國藥科大學等；此外，還布署了超過 100 個新藥研發共性關鍵技術單元平臺，20 多家臨床前藥物安全評價機構和幾十家新藥臨床研究機構，并支持了多個醫藥園區和產業聯盟。與此同時，醫藥領域從國外引進大量的各類高層次人才，僅中共中央組織部“千人計劃”專家就超過 150 位之多，中國藥物創新體系初步形成。藥物創新體系發展依托于創新藥物研發相關的基礎研究和產品研發。在中國藥物創新體系的支撐下，近 15 年中國醫藥產業創新正呈現強勁的增長勢頭[11]。
以協同創新的方式促進創新主體間深度合作，促進人才、信息、知識等創新要素合理流動，產生放大的非線性效用[1]。中國創新體系的初步形成，極大地促進了創新研發投入的產出。從創新成果看，中國在多個創新指標上（發表在生命科學高質量期刊上的文章數量，醫藥獲批專利數量，進入臨床階段的新分子實體個數，以及在研新分子實體數量）均有很快增長[12]。中國發表在生命科學高質量期刊上的文章數量從 2012 年的 4 000 余篇增加到 2015 年的 6 500 余篇，僅次于美國；藥物國際專利申請也從 2011 年的 756 項上升到 2015 年的 968 項[13]。在品種創新方面，進入臨床階段的創新藥從 2011 年的 21 個增長到 2015 年的 69 個，在研先導化合物數量達 656 個，預示著未來幾年強勁的發展勢頭[14-16]。
3 中國醫藥企業在國家藥物創新體系中的定位
近年來中國醫產業發展迅速，以科技創新和研發產業為核心的研發經濟在中國發展新經濟培育新動能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由此衍生的“科技金融”則是激發該過程創新活力、增強創新動力的重中之重。以 2008 年—2015 年為例，中國醫藥工業生產總值年均增幅約 21.24%，約是 GDP 增長速度的 2.39 倍。2014 年醫藥工業總產值已經占中國 GDP 的 4.01%，2015 年規模以上企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約 2.69 萬億元人民幣，實現利潤總額 2 768 億元人民幣。“十二五”期間平均年利潤增速達到 14.5%，居全國工業各行業前列（數據來源于工信部和中國醫藥工業信息中心，2015）。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醫藥工業占 GDP 的比重仍明顯偏低。2012 年，美國健康產業占 GDP 的比重已經達 16.9%，而同期中國僅約占 5.2%[17]。尤其是在全球創新藥市場里，美國獨占 55% 的份額，而 2012 年中國僅占 3% 左右[18-19]。
中國醫藥企業的特點是數量多、規模小。截至 2015 年，全國醫藥企業總數超 4 000 家，但主營收入超百億人民幣僅 16 家。從研發人才看，中國藥物原始創新高端人才絕大部分聚集在大學和科研機構中，企業研發中心高端人才數量較少。與此同時，中國醫藥企業創新能力明顯不足，與發達國家醫藥行業相比，中國已上市藥物的創新性較低，這也與中國醫藥企業的規模及發展水平相關[20-21]。
從資金的投入方面，存在著企業對于藥物創新方面的投入嚴重不足的問題。以 2015 年為例，中國規模醫藥企業研發費用占同期主營收入的 4% 左右，國內醫藥企業研發投入前 10 強的平均研發費用投入占主營收入 9.7%[22]。而同期國際前 10 位制藥公司的研發投入比例是 21.5%，投入的總金額上更是與國際制藥巨頭無法比擬（僅有 1.03%）。2015 年美國本土前七大制藥企業的研發經費投入合計高達 353 億美元，超過美國生命科學主要資助方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年度總經費 53 億美元。與此同時，中國本土投入前 10 名的醫藥企業投入的總研發費用卻不到國家投入的 50%，其中企業投入約 44 億元人民幣，國家生命科學與醫學經費投入約 131 億元人民幣。在預算投入領域方面，中國醫藥企業的大部分研發投入集中在已上市藥物的同類藥物開發（me too）、生物類似藥和仿制藥的工藝開發上，原始創新投入所占比重極低。
因此，雖然中國醫藥企業在藥物創新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但中國藥物創新的主要力量還是集中在大學和科研院所，國家依然是藥物創新投入的主體，大學和科研院所仍是藥物創新的中堅力量。中國醫藥企業不應該僅僅滿足于仿制藥的定位，而是應該過渡到“創仿結合”，最終到創新為主的定位。要達到上述目標，醫藥企業在創新能力和研發投入上亟待加強，需要充分釋放企業活力，聚集高精尖人才等方面成為醫藥創新投入的主體，轉變中國醫藥企業在國家藥物創新體系中的定位。
4 新藥專項在中國藥物創新體系中的作用
中國市場經濟是由改革開放后從計劃經濟轉變而來，雖改革開放近 40 年來，中國經濟獲得飛速發展，經濟總量已達到世界第二，但人均生產總值和經濟增長模式方面與發達國家尚存在較大差距。
為了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國家新藥創新體系，并逐步培養中國醫藥企業創新能力和推動其成為新藥創新的主體，國家在 2008 年開始實施新藥專項項目[23]。在新藥專項的推動下，目前中國新藥研發主體已經由以前的科研院所和大學為主導演變成科研院所、大學、醫藥企業和中小生物醫藥技術公司聯合構成。近年來，以民營企業為代表的新興醫藥企業如先聲藥業、恒瑞醫藥等發展迅速，加大研發投入和參照國際醫藥企業的研發機制與模式，綜合創新能力提高顯著，產品和技術成果層出不窮。大型國有企業如石藥集團、上藥集團等也開始加大了體制改革力度，加強研發投入和自身研發機構的建設。醫藥企業作為技術創新主體地位開始逐步顯現出來。在“十二五”期間，醫藥企業承擔專項的項目數已經超過新藥專項總項目的 50%，以科研院所的源頭創新與醫藥企業技術創新相結合具有中國特色的藥物創新體系構架正在形成[24]。
與此同時，一部分中國規模醫藥企業依然墨守成規，堅守仿制品種，創新動力不足。從近年來醫藥企業的研發成果來看，經過“十一五”“十二五”新藥專項的實施，中國共計 24 個自主研發 1 類新藥獲得新藥證書，其中 19 個品種已獲得生產批件（表 1）。此外，還有 200 余個品種在開展臨床研究。在獲批新藥中，部分品種處于國際領先水平，如針對手足口病的腸道病毒 71（EV71）型滅活疫苗、治療老年性黃斑病變的康柏西普、治療 T 細胞淋巴瘤口服藥物西達本胺等[23]。但值得深思的是，24 個 1 類新藥的持有者中（表 1），只有石藥集團和江蘇恒瑞醫藥屬于大型醫藥企業，分別位列全國醫藥工業企業 15 名和 19 名（數據來源于中國醫藥工業信息中心，2016）；其他 22 個品種均為小型醫藥企業持有。醫藥行業骨干的前 10 位大型制藥集團在 13 年內無 1 類新藥上市。這與國際上一般大企業和中小企業在新藥品種開發上約各占一半的情況差異較大[25]。
表1
2008 年—2015 年在中國獲批的中國醫藥企業新藥證書表
通過新藥專項的推動和相關醫藥企業對新藥研發投入增加，中國醫藥企業取得了一些突破。但上市藥品中原始創新比例較小，取得新藥突破的中小企業品種單一，盈利能力有限，抗風險能力差，所占產業比重偏低，研發投入難以根本性扭轉行業創新投入過低的現狀。特別是規模醫藥企業的創新定位模糊和創新投入少將延緩中國藥物創新體系中創新主體的轉換，這將使國家對原始創新的投入和支持產生負面效應。
5 建議與展望
為了構建更完善的國家藥物創新體系，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應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創新優勢，逐步形成以科研院所和高校為主的源頭創新，以企業為主的技術創新，上中下游緊密結合、政產學研用深度融合的網格化創新體系。構建從關鍵技術和資源庫，到藥物設計和篩選，再到臨床前評價和臨床評價，全鏈條的創新藥物研發技術體系，為我國藥物創新提供了有力、可持續性的技術支撐。
醫藥企業應抓住國家推動創新驅動發展的戰略機遇，需從 5 個方面進行加強：① 加強引導。引導金融資本投入醫藥創新研發，加大資金層面投入成為醫藥創新體系的主體。② 加強利用。充分利用國家已建成的公共創新平臺體系和聯合相關科研院所，以創新項目和投資為紐帶從原始創新的早期主導新藥品種研發方向。③ 加強引進。合理對接國家和地方人才計劃，全方位、多層次地培養與引進專業人才，建立專業人才團隊進行項目審查、項目研發和項目管理等，不斷提升自身研發實力。④ 加強轉變。改變圍繞生產工藝的創新模式，逐步形成以制造創新為基礎，以品種創新為核心的系統集成創新，并最終發展成為國家藥物創新體系的主體。⑤ 加強成果轉化。與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圍繞科技金融，面向需求、加快推進成果的應用和轉化，促進創新成果和區域經濟發展的有機銜接。新藥專項仍將繼續推動相關醫藥企業加強對新藥研發的投入，參與研發風險的把控，加快成果的轉移轉化效率，與中國醫藥企業一起努力為創新性中國、健康中國不忘初心，砥礪奮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