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黃中力, 蔣亞梅, 宋涂潤, 王顯丁, 范鈺, 邱陽, 劉金鵬, 王莉, 林濤. 97 例中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腎移植臨床研究. 華西醫學, 2018, 33(3): 307-311. doi: 10.7507/1002-0179.201711188 復制
慢性腎臟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是一個全球都需要面對的健康問題，特別是終末期腎臟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患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逐漸增加[1]。目前腎移植是治療 ESRD 最有效的手段，其比透析有更好的生活質量和更長的存活時間，同時也能改善透析相關的并發癥[2-3]。社會經濟學分析也表明透析的費用遠遠高于移植[4]。隨著我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donation after citizen death，DCD）工作的開展，器官捐贈日益增多，越來越多的 ESRD 患者獲得了腎臟移植的機會[5]。但是 DCD 器官移植與活體器官移植在器官質量評估、供受者選擇、術后免疫抑制劑使用等方面均存在差異。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泌尿外科 2012 年 1 月—2016 年 3 月完成 DCD 腎臟移植 97 例，現將這 97 例腎臟移植受者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探討 DCD 腎臟移植短期存活率、腎功能情況、術中術后并發癥、延遲腎功能恢復（delayed graft function，DGF）、術后急性排斥反應（acute rejection，AR）發生率等。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1.1.1 供者資料
本研究中 97 例供腎來源于 53 例供者，其中男 40 例，女 13 例；年齡 7 個月～54 歲，中位年齡 28 歲，下、上四分位數分別為 15、45 歲；死亡原因：顱腦外傷 21 例，顱腦腫瘤 12 例，腦血管意外 15 例，缺血缺氧性腦病 4 例，腦積水腦疝 1 例。所有供者捐獻前均依據《中國心臟死亡器官捐獻指南（第 2 版）》[6]實施，其中腦死亡器官捐獻（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DBD）（C-Ⅰ）類 19 例，腦-心雙死亡標準器官捐獻（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 awaiting cardiac death，DBCD）（C-Ⅲ）類 34 例。
由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神經內科、神經外科獲國家相關部門授權可以具備診斷腦死亡資質，故我院器官捐贈既采用 C-Ⅰ類方案也采用 C-Ⅲ類方案實施，即由神經內科、神經外科具備診斷腦死亡資質醫生判斷腦死亡，而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器官捐贈協調員介入協調，取得供者家屬同意并簽署器官捐贈同意書后，在當地紅十字會監督下于手術室內行器官采集。
1.1.2 受者資料
97 例受者中，男 71 例，女 26 例；年齡 18～66 歲，中位年齡 39 歲，下、上四分位數分別為 30、44 歲。根據供者類型，受者分為 DBD（C-Ⅰ）組 36 例和 DBCD（C-Ⅲ） 組 61 例。所有受者均符合輸血原則，其中 A 型受者 21 例（21.6%），B 型受者 26 例（26.8%），O 型受者 44 例（45.4%），AB 型受者 6 例（6.2%）。人類白細胞抗原配型錯配位點 0～5 個，其中 0 錯配位點 2 例， 1 個位點錯配 8 例，2 個位點錯配 31 例，3 個位點錯配 48 例，4 個位點錯配6 例，5 個位點錯配 2 例。其中群體反應性抗體致敏患者 29 例，平均為（4.86±17.29）%，術前淋巴細胞毒試驗及抗供者特異性抗體均為陰性。
1.2 手術方式
所有供者器官采集均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手術室進行，取腹部大十字切口進行腹主動脈原位灌注腹部器官后獲取腎臟，共計獲取腎臟 106 只。其中嬰兒供腎 4 例，均采取雙腎整塊移植于一名受者；2 只腎臟因外傷致碎裂未使用，2 只腎臟因腎結石合并積水未使用，1 只因既往腎臟手術史未使用；其余 93 只腎臟均采用單腎移植。
所有受者均在全身麻醉下行同種異體腎移植術，其中供腎動脈與受者髂內動脈作端端吻合或與髂外動脈作端側吻合，供腎靜脈均與受者髂外靜脈作端側吻合，供腎輸尿管與受者膀胱作吻合并常規留置輸尿管支架管（美國巴德公司，商品名：留置佳，14 cm-F4.6/F6）。移植手術均順利進行。
1.3 誘導及免疫抑制劑使用
所有受者均接受免疫誘導治療，其中 56 例使用巴利昔單抗（商品名：舒萊，規格：20 mg/支）20 mg 分別于手術當日及術后第 4 天各使用 1 劑，12 例患者使用兔抗胸腺細胞免疫球蛋白（商品名：即復寧，規格：25 mg/支）1 mg/（kg·d）連續 5 d，29 例患者使用抗人 T 細胞兔免疫球蛋白（商品名：Grafalon，規格：100 mg/支）100 mg/d 連續 5 d。所有患者手術當天及術后第 1、2、3 天均使用甲潑尼龍 500 mg，術后第 4 天改口服潑尼松 60 mg 并逐漸減量至 10 mg/d。起始口服免疫抑制劑劑量：嗎替麥考酚酯 2 g/d 或者麥考酚鈉 1 440 mg/d，他克莫司 0.05 mg/（kg·d）或者環孢素 3～4 mg/（kg·d），根據術后藥物濃度監測調整口服免疫抑制劑用量。
1.4 隨訪
術后每日復查患者腎功能至恢復正常（男性肌酐<140 μmol/L，女性肌酐<110 μmol/L）。術后 3 個月內每周隨訪 1 次，術后 3～6 個月每 2 周隨訪 1 次，術后 6 個月后每月隨訪 1 次。每次隨訪均復查肝腎糖脂酶、血常規、尿常規、霉酚酸及他克莫司濃度等。根據患者情況決定是否行移植腎彩色多普勒超聲或者移植腎穿刺活檢等。
1.5 觀察指標
比較 DBD（C-Ⅰ）組及 DBCD（C-Ⅲ）組 DGF 發生率、患者存活率及死亡校正的移植物存活率。DGF 定義為術后 1 周內需要至少 1 次血液透析[7]。
1.6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18.0 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兩組間均數比較采用 t 檢驗；計數資料的比較采用 χ2檢驗或 Fisher 確切概率法；患者存活率及死亡校正的移植物存活率采用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和對數秩比較。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所有腎移植手術均順利進行，無原發性腎無功能發生。術后隨訪時間至少 1 年。DBD（C-Ⅰ）組與 DBCD（C-Ⅲ）組 DGF 的發生率分別為 25.0% 和 27.9%，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785）。兩組肌酐恢復正常時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883）。患者最長等待腎臟功能恢復（肌酐<140 μmol/L）時間為 79 d。兩組患者術后 1 年內 AR 發生率和各類感染并發癥發生率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其中肺部感染是最常見并發癥，兩組均無超急性排斥反應和加速性排斥反應發生。見表 1。
術后 1 年 DBD（C-Ⅰ）組人存活率為 91.7%（33/36），死亡 3 例分別為：肺部感染死亡 1 例，術后移植腎破裂出血死亡 2 例；DBCD（C-Ⅲ）組人存活率為 93.4%（57/61），死亡 4 例分別為：肺部感染死亡 2 例，彌散性血管內凝血致死亡 1 例，術后呼吸心搏驟停死亡 1 例；兩組人存活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765）。術后 1 年 DBD（C-Ⅰ）組與 DBCD（C-Ⅲ）組移植腎存活率分別為 100.0%（36/36）和 91.8%（56/61），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78）。見圖 1、2。
表1
兩組受者腎移植術后結局
圖1
患者生存率
DBD 組與 DBCD 組 1 年存活率分別為 91.7% 和 93.4%（
圖2
移植物存活率
DBD 組與 DBCD 組 1 年存活率分別為 100.0% 和 91.8% （
3 討論
目前國內外文獻報道我國 DCD 器官移植獲得了良好的效果[8-9]。我院 DCD 器官移植工作從 2012 年起步，當年共計完成 DCD 腎移植 4 例，2013 年完成 23 例，2014 年完成 25 例，2016 年 1 月—3 月即完成 45 例，從 2016 年起我院 DCD 器官移植數量明顯增加。目前國家大力推廣實施的器官捐獻政策[10]，使更多的 ESRD 患者獲得了腎臟移植的機會。
目前國內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制定了《中國心臟死亡器官捐獻指南（第 2 版）》，將器官捐獻主要分為 C-Ⅰ/Ⅱ/Ⅲ類。中國一類（C-Ⅰ）：國際標準化 DBD，即腦死亡案例；中國二類（C-Ⅱ）：國際標準化心臟死亡器官捐獻，即包括 Maastricht 標準分類中的Ⅰ～Ⅳ類案例；中國三類（C-Ⅲ）：中國過渡時期 DBCD，符合腦死亡診斷標準。由于腦死亡法尚未建立，且家屬不能接受在心臟搏動狀態下進行器官捐獻，對于此類供者，應按國際標準化心臟死亡器官捐獻程序施行捐獻，即撤除生命支持，待心臟停搏后實施捐獻。
現我院主要實施的為 C-Ⅰ（DBD）和 C-Ⅲ（DBCD）類器官捐獻。由于中國人的傳統文化習俗，腦死亡相關法律缺失以及無腦死亡概念等影響，器官捐獻仍較少。C-Ⅲ類器官捐獻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器官捐獻方式，既可以認為是傳統國際標準化心臟死亡器官捐獻，又區別于傳統的 DBD（不包括計劃性心臟停搏）和傳統國際標準化心臟死亡器官捐獻的 Maastricht Ⅳ類（腦死亡判定成立后、器官捐獻手術之前所發生的非計劃性、非預見性心臟停搏）捐獻[6]。這種捐獻方式是首先確認供者的腦死亡，當供者家屬同意捐贈后在手術室內撤除所有生命支持并根據心死亡標準判斷供者死亡后再行器官捐獻的一種方式。C-Ⅲ（DBCD）類器官捐獻這種方式能夠讓更多的供者及家屬接受，有助于增加器官捐獻數量[5]。與 DBD 供者相比，DCD 供者在宣布死亡和隨后的器官獲取中會經歷較長的熱缺血時間，會引起細胞不可逆性損傷[11]。這就導致 DCD 供者的器官質量低于 DBD 供者，其移植后 DGF 與早期肌酐水平較高。我們的研究顯示 C-Ⅰ（DBD）和 C-Ⅲ（DBCD）類器官捐獻的腎臟移植短期效果相似，1 年時的人腎存活率及肌酐情況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國外相關研究也報道了 DCD 腎移植的腎臟 5 年存活率為 85.1%，而 DBD 腎移植的腎臟 5 年存活率為 83.2%，兩者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12-13]。
因供腎質量是決定移植腎功能和人腎存活最重要的因素[14-15]，因此如何評價 DCD 供腎是腎移植手術前需解決的問題。減少并發癥不僅有重要的臨床意義，也能帶來醫療費用的下降。移植腎活檢及組織學評分是移植前評價移植腎質量的金標準[16]。但是移植腎活檢耗時較長且有創，還需要有經驗的病理科醫師才能評估腎臟質量。有相關研究評估了移植腎功能下降和失功的供者潛在風險，并強調了一些獨立于受者而影響移植物功能和存活的器官特性的重要性[17-18]。在這些研究中的多因素分析表明，體質量指數、供者重癥監護室住院時間、左右腎、供者低血壓持續時間、心肺復蘇次數都是影響移植腎功能和存活的重要因素[14, 19]。特別是低血壓和心肺復蘇會導致急性腎損傷，而急性腎損傷是導致腎功能延遲恢復和腎功能下降的獨立危險因素[20-21]。此外，供者年齡、高血壓病史、腎功能、升血壓藥物使用也與腎功能延遲恢復相關。
特別是年齡因素，我們的數據顯示供者年齡最大僅 54 歲，與國外報道中高齡供者（年齡>65 歲）捐獻比例>41% 有較大差別[22]。低齡供者可帶來更加良好的移植效果，因為較多的高齡供者可能伴有心腦血管疾病，而且腎小球硬化及腎小管間質纖維化程度、腎功能代償能力也與年齡、高血壓、糖尿病等因素相關，高齡供者腎臟可增加術后腎功能延遲恢復、排斥反應發生，甚至移植腎丟失的風險[23]，但年輕供者較多，意味著能創造更多社會價值的人員損失。因此如何評價及使用高齡供腎一直存在爭議，這種供腎可以增加腎臟移植的數量但需合理選擇供腎以避免不必要的浪費，有效利用寶貴的腎臟資源是目前器官移植工作中需要關注的重點[24]。
肺部感染是 DCD 腎移植后最常見感染，我們所完成的這 97 例患者中有 22 例受者（22.7%）發生了肺部感染，且腎移植受者肺部感染易發展為重癥，并導致受者死亡。這是由于腎移植受者移植前長期透析，一般情況較差，而且術后早期需要使用免疫抑制劑，導致其機體免疫功能低下、感染發病率增高。文獻報道移植后免疫抑制最嚴重的時間為術后 80～130 d，此時自身免疫功能最為低下，因此受者肺部感染多發生在移植術后 6 個月內[25]。我國 DCD 腎移植術后肺部感染多以革蘭陰性菌為主，最常見細菌為鮑曼不動桿菌和銅綠假單胞菌，因此革蘭陰性菌是腎移植術后預防和治療肺部感染的重點[26]。術后加強受者管理、合理使用抗菌藥物、及早控制感染、采取綜合治療是改善預后、降低病死率的關鍵。
總之，我們所實施的 97 例中國 DCD 腎臟移植效果較為理想，在諸如術后腎功能、人/腎存活率、排斥反應發生率以及術后并發癥等方面均達到了滿意的效果。在如今器官嚴重匱乏的時期，DCD 捐獻能夠增加移植數量，讓更多的 ESRD 患者獲得移植的機會。盡管 DCD 移植有著諸多不足，比如高發的 DGF 發生率、較高的感染發生率及短期效果不及親屬活體腎移植等，但 DCD 移植仍是未來我國器官移植的重要方式。
慢性腎臟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是一個全球都需要面對的健康問題，特別是終末期腎臟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患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逐漸增加[1]。目前腎移植是治療 ESRD 最有效的手段，其比透析有更好的生活質量和更長的存活時間，同時也能改善透析相關的并發癥[2-3]。社會經濟學分析也表明透析的費用遠遠高于移植[4]。隨著我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donation after citizen death，DCD）工作的開展，器官捐贈日益增多，越來越多的 ESRD 患者獲得了腎臟移植的機會[5]。但是 DCD 器官移植與活體器官移植在器官質量評估、供受者選擇、術后免疫抑制劑使用等方面均存在差異。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泌尿外科 2012 年 1 月—2016 年 3 月完成 DCD 腎臟移植 97 例，現將這 97 例腎臟移植受者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探討 DCD 腎臟移植短期存活率、腎功能情況、術中術后并發癥、延遲腎功能恢復（delayed graft function，DGF）、術后急性排斥反應（acute rejection，AR）發生率等。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1.1.1 供者資料
本研究中 97 例供腎來源于 53 例供者，其中男 40 例，女 13 例；年齡 7 個月～54 歲，中位年齡 28 歲，下、上四分位數分別為 15、45 歲；死亡原因：顱腦外傷 21 例，顱腦腫瘤 12 例，腦血管意外 15 例，缺血缺氧性腦病 4 例，腦積水腦疝 1 例。所有供者捐獻前均依據《中國心臟死亡器官捐獻指南（第 2 版）》[6]實施，其中腦死亡器官捐獻（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DBD）（C-Ⅰ）類 19 例，腦-心雙死亡標準器官捐獻（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 awaiting cardiac death，DBCD）（C-Ⅲ）類 34 例。
由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神經內科、神經外科獲國家相關部門授權可以具備診斷腦死亡資質，故我院器官捐贈既采用 C-Ⅰ類方案也采用 C-Ⅲ類方案實施，即由神經內科、神經外科具備診斷腦死亡資質醫生判斷腦死亡，而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器官捐贈協調員介入協調，取得供者家屬同意并簽署器官捐贈同意書后，在當地紅十字會監督下于手術室內行器官采集。
1.1.2 受者資料
97 例受者中，男 71 例，女 26 例；年齡 18～66 歲，中位年齡 39 歲，下、上四分位數分別為 30、44 歲。根據供者類型，受者分為 DBD（C-Ⅰ）組 36 例和 DBCD（C-Ⅲ） 組 61 例。所有受者均符合輸血原則，其中 A 型受者 21 例（21.6%），B 型受者 26 例（26.8%），O 型受者 44 例（45.4%），AB 型受者 6 例（6.2%）。人類白細胞抗原配型錯配位點 0～5 個，其中 0 錯配位點 2 例， 1 個位點錯配 8 例，2 個位點錯配 31 例，3 個位點錯配 48 例，4 個位點錯配6 例，5 個位點錯配 2 例。其中群體反應性抗體致敏患者 29 例，平均為（4.86±17.29）%，術前淋巴細胞毒試驗及抗供者特異性抗體均為陰性。
1.2 手術方式
所有供者器官采集均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手術室進行，取腹部大十字切口進行腹主動脈原位灌注腹部器官后獲取腎臟，共計獲取腎臟 106 只。其中嬰兒供腎 4 例，均采取雙腎整塊移植于一名受者；2 只腎臟因外傷致碎裂未使用，2 只腎臟因腎結石合并積水未使用，1 只因既往腎臟手術史未使用；其余 93 只腎臟均采用單腎移植。
所有受者均在全身麻醉下行同種異體腎移植術，其中供腎動脈與受者髂內動脈作端端吻合或與髂外動脈作端側吻合，供腎靜脈均與受者髂外靜脈作端側吻合，供腎輸尿管與受者膀胱作吻合并常規留置輸尿管支架管（美國巴德公司，商品名：留置佳，14 cm-F4.6/F6）。移植手術均順利進行。
1.3 誘導及免疫抑制劑使用
所有受者均接受免疫誘導治療，其中 56 例使用巴利昔單抗（商品名：舒萊，規格：20 mg/支）20 mg 分別于手術當日及術后第 4 天各使用 1 劑，12 例患者使用兔抗胸腺細胞免疫球蛋白（商品名：即復寧，規格：25 mg/支）1 mg/（kg·d）連續 5 d，29 例患者使用抗人 T 細胞兔免疫球蛋白（商品名：Grafalon，規格：100 mg/支）100 mg/d 連續 5 d。所有患者手術當天及術后第 1、2、3 天均使用甲潑尼龍 500 mg，術后第 4 天改口服潑尼松 60 mg 并逐漸減量至 10 mg/d。起始口服免疫抑制劑劑量：嗎替麥考酚酯 2 g/d 或者麥考酚鈉 1 440 mg/d，他克莫司 0.05 mg/（kg·d）或者環孢素 3～4 mg/（kg·d），根據術后藥物濃度監測調整口服免疫抑制劑用量。
1.4 隨訪
術后每日復查患者腎功能至恢復正常（男性肌酐<140 μmol/L，女性肌酐<110 μmol/L）。術后 3 個月內每周隨訪 1 次，術后 3～6 個月每 2 周隨訪 1 次，術后 6 個月后每月隨訪 1 次。每次隨訪均復查肝腎糖脂酶、血常規、尿常規、霉酚酸及他克莫司濃度等。根據患者情況決定是否行移植腎彩色多普勒超聲或者移植腎穿刺活檢等。
1.5 觀察指標
比較 DBD（C-Ⅰ）組及 DBCD（C-Ⅲ）組 DGF 發生率、患者存活率及死亡校正的移植物存活率。DGF 定義為術后 1 周內需要至少 1 次血液透析[7]。
1.6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18.0 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兩組間均數比較采用 t 檢驗；計數資料的比較采用 χ2檢驗或 Fisher 確切概率法；患者存活率及死亡校正的移植物存活率采用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和對數秩比較。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所有腎移植手術均順利進行，無原發性腎無功能發生。術后隨訪時間至少 1 年。DBD（C-Ⅰ）組與 DBCD（C-Ⅲ）組 DGF 的發生率分別為 25.0% 和 27.9%，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785）。兩組肌酐恢復正常時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883）。患者最長等待腎臟功能恢復（肌酐<140 μmol/L）時間為 79 d。兩組患者術后 1 年內 AR 發生率和各類感染并發癥發生率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其中肺部感染是最常見并發癥，兩組均無超急性排斥反應和加速性排斥反應發生。見表 1。
術后 1 年 DBD（C-Ⅰ）組人存活率為 91.7%（33/36），死亡 3 例分別為：肺部感染死亡 1 例，術后移植腎破裂出血死亡 2 例；DBCD（C-Ⅲ）組人存活率為 93.4%（57/61），死亡 4 例分別為：肺部感染死亡 2 例，彌散性血管內凝血致死亡 1 例，術后呼吸心搏驟停死亡 1 例；兩組人存活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765）。術后 1 年 DBD（C-Ⅰ）組與 DBCD（C-Ⅲ）組移植腎存活率分別為 100.0%（36/36）和 91.8%（56/61），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78）。見圖 1、2。
表1
兩組受者腎移植術后結局
圖1
患者生存率
DBD 組與 DBCD 組 1 年存活率分別為 91.7% 和 93.4%（
圖2
移植物存活率
DBD 組與 DBCD 組 1 年存活率分別為 100.0% 和 91.8% （
3 討論
目前國內外文獻報道我國 DCD 器官移植獲得了良好的效果[8-9]。我院 DCD 器官移植工作從 2012 年起步，當年共計完成 DCD 腎移植 4 例，2013 年完成 23 例，2014 年完成 25 例，2016 年 1 月—3 月即完成 45 例，從 2016 年起我院 DCD 器官移植數量明顯增加。目前國家大力推廣實施的器官捐獻政策[10]，使更多的 ESRD 患者獲得了腎臟移植的機會。
目前國內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制定了《中國心臟死亡器官捐獻指南（第 2 版）》，將器官捐獻主要分為 C-Ⅰ/Ⅱ/Ⅲ類。中國一類（C-Ⅰ）：國際標準化 DBD，即腦死亡案例；中國二類（C-Ⅱ）：國際標準化心臟死亡器官捐獻，即包括 Maastricht 標準分類中的Ⅰ～Ⅳ類案例；中國三類（C-Ⅲ）：中國過渡時期 DBCD，符合腦死亡診斷標準。由于腦死亡法尚未建立，且家屬不能接受在心臟搏動狀態下進行器官捐獻，對于此類供者，應按國際標準化心臟死亡器官捐獻程序施行捐獻，即撤除生命支持，待心臟停搏后實施捐獻。
現我院主要實施的為 C-Ⅰ（DBD）和 C-Ⅲ（DBCD）類器官捐獻。由于中國人的傳統文化習俗，腦死亡相關法律缺失以及無腦死亡概念等影響，器官捐獻仍較少。C-Ⅲ類器官捐獻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器官捐獻方式，既可以認為是傳統國際標準化心臟死亡器官捐獻，又區別于傳統的 DBD（不包括計劃性心臟停搏）和傳統國際標準化心臟死亡器官捐獻的 Maastricht Ⅳ類（腦死亡判定成立后、器官捐獻手術之前所發生的非計劃性、非預見性心臟停搏）捐獻[6]。這種捐獻方式是首先確認供者的腦死亡，當供者家屬同意捐贈后在手術室內撤除所有生命支持并根據心死亡標準判斷供者死亡后再行器官捐獻的一種方式。C-Ⅲ（DBCD）類器官捐獻這種方式能夠讓更多的供者及家屬接受，有助于增加器官捐獻數量[5]。與 DBD 供者相比，DCD 供者在宣布死亡和隨后的器官獲取中會經歷較長的熱缺血時間，會引起細胞不可逆性損傷[11]。這就導致 DCD 供者的器官質量低于 DBD 供者，其移植后 DGF 與早期肌酐水平較高。我們的研究顯示 C-Ⅰ（DBD）和 C-Ⅲ（DBCD）類器官捐獻的腎臟移植短期效果相似，1 年時的人腎存活率及肌酐情況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國外相關研究也報道了 DCD 腎移植的腎臟 5 年存活率為 85.1%，而 DBD 腎移植的腎臟 5 年存活率為 83.2%，兩者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12-13]。
因供腎質量是決定移植腎功能和人腎存活最重要的因素[14-15]，因此如何評價 DCD 供腎是腎移植手術前需解決的問題。減少并發癥不僅有重要的臨床意義，也能帶來醫療費用的下降。移植腎活檢及組織學評分是移植前評價移植腎質量的金標準[16]。但是移植腎活檢耗時較長且有創，還需要有經驗的病理科醫師才能評估腎臟質量。有相關研究評估了移植腎功能下降和失功的供者潛在風險，并強調了一些獨立于受者而影響移植物功能和存活的器官特性的重要性[17-18]。在這些研究中的多因素分析表明，體質量指數、供者重癥監護室住院時間、左右腎、供者低血壓持續時間、心肺復蘇次數都是影響移植腎功能和存活的重要因素[14, 19]。特別是低血壓和心肺復蘇會導致急性腎損傷，而急性腎損傷是導致腎功能延遲恢復和腎功能下降的獨立危險因素[20-21]。此外，供者年齡、高血壓病史、腎功能、升血壓藥物使用也與腎功能延遲恢復相關。
特別是年齡因素，我們的數據顯示供者年齡最大僅 54 歲，與國外報道中高齡供者（年齡>65 歲）捐獻比例>41% 有較大差別[22]。低齡供者可帶來更加良好的移植效果，因為較多的高齡供者可能伴有心腦血管疾病，而且腎小球硬化及腎小管間質纖維化程度、腎功能代償能力也與年齡、高血壓、糖尿病等因素相關，高齡供者腎臟可增加術后腎功能延遲恢復、排斥反應發生，甚至移植腎丟失的風險[23]，但年輕供者較多，意味著能創造更多社會價值的人員損失。因此如何評價及使用高齡供腎一直存在爭議，這種供腎可以增加腎臟移植的數量但需合理選擇供腎以避免不必要的浪費，有效利用寶貴的腎臟資源是目前器官移植工作中需要關注的重點[24]。
肺部感染是 DCD 腎移植后最常見感染，我們所完成的這 97 例患者中有 22 例受者（22.7%）發生了肺部感染，且腎移植受者肺部感染易發展為重癥，并導致受者死亡。這是由于腎移植受者移植前長期透析，一般情況較差，而且術后早期需要使用免疫抑制劑，導致其機體免疫功能低下、感染發病率增高。文獻報道移植后免疫抑制最嚴重的時間為術后 80～130 d，此時自身免疫功能最為低下，因此受者肺部感染多發生在移植術后 6 個月內[25]。我國 DCD 腎移植術后肺部感染多以革蘭陰性菌為主，最常見細菌為鮑曼不動桿菌和銅綠假單胞菌，因此革蘭陰性菌是腎移植術后預防和治療肺部感染的重點[26]。術后加強受者管理、合理使用抗菌藥物、及早控制感染、采取綜合治療是改善預后、降低病死率的關鍵。
總之，我們所實施的 97 例中國 DCD 腎臟移植效果較為理想，在諸如術后腎功能、人/腎存活率、排斥反應發生率以及術后并發癥等方面均達到了滿意的效果。在如今器官嚴重匱乏的時期，DCD 捐獻能夠增加移植數量，讓更多的 ESRD 患者獲得移植的機會。盡管 DCD 移植有著諸多不足，比如高發的 DGF 發生率、較高的感染發生率及短期效果不及親屬活體腎移植等，但 DCD 移植仍是未來我國器官移植的重要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