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李倩, 陳鄧, 譚戈, 劉凌. 中國西部地區癲癇共患焦慮、抑郁狀況及危險因素的調查與分析. 華西醫學, 2017, 32(5): 649-654. doi: 10.7507/1002-0179.201703206 復制
癲癇是一種具有發作性、短暫性、重復性、刻板性特點的神經系統慢性疾病。癲癇的反復發作、長期藥物治療等會對患者造成不同程度的心理社會影響。流行病學研究顯示癲癇患者焦慮、抑郁的患病率高于普通人群[1-4]。癲癇共患焦慮、抑郁可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5-7]，甚至導致患者較高自殺率[8-9]。但在癲癇的治療上，臨床醫生多側重于控制癲癇發作，而容易忽視患者合并的情緒障礙[10]。目前，癲癇共患焦慮、抑郁的診治研究已經成為了國際癲癇領域的一個熱點，相應的診斷量表已經出現。然而，這些量表在國內的應用尚不普遍，患者共患焦慮、抑郁障礙的資料也相對缺乏。本研究采用中文版的廣泛焦慮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7，GAD-7）和癲癇抑郁量表（Neurological Disorders Depression Inventory for Epilepsy，NDDI-E）對 176 例癲癇患者進行調查，旨在了解患者共患焦慮、抑郁的患病率及相關危險因素，為采取針對性干預措施提供依據。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采用橫斷面研究方法，對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2 月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神經內科門診及三六三醫院癲癇門診就診的 176 例癲癇患者進行調查。納入標準：① 符合國際抗癲癇聯盟（International League Against Epilepsy，ILAE）公布的癲癇臨床診斷標準[11]；② 年齡≥18 歲；③ 小學及以上文化程度；④ 神志清楚，語言表達流利，能配合量表檢查；⑤ 已接受腦電圖（常規或視頻腦電圖）、頭顱 MRI 檢查。排除標準：① 存在其他系統慢性疾病；② 存在認知及語言功能損害；③ 既往 1 年內曾使用抗焦慮或抗抑郁藥物治療；④ 既往曾有焦慮或抑郁病史。所有患者自愿參加并簽署書面知情同意書。
1.2 調查方法
1.2.1 人口學及癲癇相關變量資料 對每例入選患者進行問卷調查，收集每例患者人口學資料，包括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居住地；癲癇相關變量資料，包括病程、發作類型、發作頻率、抗癲癇藥物種類、近 6 個月有無臨床發作。病程指患者第 1 次發病至接受調查時的時間。發作類型指患者近 2 年存在的所有發作類型，并按照 ILAE 公布的 2016 最新版癲癇發作分類將其分為局灶性伴意識清楚、局灶性伴意識障礙性、局灶性伴意識狀態不明性、局灶性演變為雙側強直陣攣性、全面性、起源不明性發作 6 種類型[12]。發作頻率是指患者近 2 年平均每月發作次數。抗癲癇藥物種類指患者在接受調查時正在使用的治療方案。
1.2.2 測評量表及評分標準 在調查者解釋后患者獨立完成以下量表填寫。① GAD-7 中文版：該量表包括 7 個自評條目，能有效篩查廣泛焦慮及評估其嚴重性[13-14]。采用 0～3 分 4 級評分法，0 分為“根本沒有”，1 分為“有些天”，2 分為“超過一半時間”，3 分為“幾乎每一天”。總分范圍為 0～21 分，以總分>6 分判為焦慮[15]。② NDDI-E 中文版：該量表包括 6 個自評條目，是目前癲癇領域篩查抑郁最常見的量表[16]。采用 1～4 分 4 級評分法，1 分為“從不”，2 分為“很少”，3 分為“有時”，4 分為“總是或經常”。總分范圍為 6～24 分，以總分>12 分判為抑郁[17]。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0.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計數資料采用例數（百分比）表示。對收集的各項資料進行單因素分析，其中計數資料采用χ2 檢驗，計量資料和等級資料采用 Mann-Whitney 秩和檢驗。對P<0.05 的變量進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計算比值比（odds ratio，OR）及其 95% 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基本情況
本研究嚴格按照納入和排除標準，共向 176 例患者發放了調查問卷，收回全部 176 份問卷。其中男 96 例（54.5%），女 80 例（45.5%）；年齡 18～62 歲，平均（30.27±11.53）歲；病程 0.3～39 年，平均（8.56±7.22）年；患者來自四川（88 例）、重慶（25 例）、云南（20 例）、貴州（28 例）、西藏（15 例）等中國西部 5 省市； 48 例（27.3%）合并焦慮， 50 例（28.4%）合并抑郁。
2.2 單因素分析
近 6 個月有無臨床發作、發作類型中的局灶性伴意識障礙性發作、發作頻率、抗癲癇藥物種類 4 個因素在焦慮組和非焦慮組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性別、年齡、居住地、婚姻狀況、學歷水平、病程在焦慮組和非焦慮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表1
癲癇患者伴發焦慮障礙的單因素分析結果
婚姻狀況、近 6 個月有無臨床發作、局灶性伴意識障礙性發作、發作頻率、抗癲癇藥物種類 5 個因素在抑郁組和非抑郁組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性別、年齡、學歷水平、居住地、病程在抑郁組和非抑郁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癲癇患者伴發抑郁障礙的單因素分析結果
2.3 多因素分析
以焦慮、抑郁分別為因變量，將單因素分析有統計學有意義的因素作為自變量，進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癲癇患者伴發焦慮、抑郁是多因素一起作用的結果。近 6 個月有臨床發作、發作頻繁（>1 次/月）、局灶性伴意識障礙性發作是導致癲癇患者伴發焦慮的危險因素（P<0.05）；未婚、近 6 個月有臨床發作、發作頻繁（>1 次/月）、局灶性伴意識障礙性發作是導致患者伴發抑郁的危險因素（P<0.05），見表 3、4。
表3
焦慮影響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表4
抑郁影響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3 討論
癲癇共患疾病是近年癲癇領域研究的熱點。既往國內的研究多采用漢密爾頓焦慮/抑郁量表、Beck 焦慮/抑郁量表、焦慮自評量表、抑郁自評量表等[18-20]，雖然這些量表同樣可靠、有效、準確，但相對較復雜、條目較多。中國西部地區較東部沿海發達地區文化教育普及相對落后，加之癲癇患者由于疾病發作、社會歧視等原因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完成起來相對困難、耗時，限制了臨床醫生特別是門診的推廣使用[21]。而本研究采用的中文版 GAD-7 和 NDDI-E 量表分別是一個7項自評量表和一個 6 項自評量表，措辭簡單、通俗易懂，我們在研究過程中也發現所有 176 例患者均一次性順利完成量表填寫，無任何漏項。而其可靠性、實用性已在很多研究中得到了印證[13-17]，特別適合繁忙的癲癇門診使用。
盡管國內外很多研究中癲癇合并焦慮、抑郁障礙的患病率不盡一致，合并焦慮者約占 11%～50%，合并抑郁者約占 20%～55%，但均提示癲癇共患焦慮、抑郁的患病率高于普通人群[18,22-24]。本研究發現中國西部地區癲癇患者合并焦慮患病率為 27.3%，合并抑郁患病率為 28.4%，與 Tong 等[15,17]的研究數據相接近。但由于采用的調查工具、樣本量、文化背景等不同導致眾多研究數據有較大差異。
目前研究認為頻繁發作是患者共患焦慮、抑郁的危險因素[25-26]，這與我們的研究結果相一致。發作頻率是反映癲癇嚴重程度和治療效果的重要指標之一，也是患者及家屬最關心的問題。其與癲癇患者焦慮、抑郁的發生呈正相關。本研究中還引入了近 6 個月有無臨床發作這一自變量，發現近 6 個月有臨床發作的患者更易出現情緒障礙，而這也是癲癇患者共患焦慮、抑郁的危險因素。一項國外的研究顯示癲癇無法控制的患者、控制不完全的患者、得到良好控制的患者、普通人群共患抑郁發生率分別為 54.3%、23.8%、14.0% 和 8.8%，共患焦慮的發生率則分別為 31.1%、14.3%、6.5% 和 3.2%[27]。進一步驗證了控制發作能有效減少焦慮、抑郁的發生。因此有效控制癲癇發作是治療癲癇共患焦慮、抑郁的關鍵。
發作類型的不同導致患者共患焦慮、抑郁障礙的風險不同。普遍認為顳葉癲癇以及復雜部分發作與其他類型相比更易出現焦慮、抑郁，也更易出現自殺傾向[9,28-30]。這可能與海馬、杏仁核是顳葉重要結構有關，杏仁核被認為與情感、覺醒等有關，海馬則與注意力、情緒反應、學習記憶等相關[31]。本研究顯示局灶性伴意識障礙性發作即舊版“復雜部分發作”[12]伴發焦慮、抑郁風險更高。故對于該發作類型的患者臨床醫生應給予更多的關注，加強疾病知識的宣傳，積極評估患者的心理精神狀態，對患者的不良情緒進行有效干預，警惕自殺傾向的出現。
Wang 等[32]、凌小林[33]研究發現未婚的癲癇患者比已婚者更易發生焦慮和抑郁。在我們研究中提示未婚患者更易合并抑郁障礙，而在焦慮中無此差異。由于人們對癲癇缺乏認識，社會對患者產生歧視，導致患者結婚的可能性下降，而離婚的可能性增高[33]，故產生巨大心理負擔，出現自我封閉、自卑感，造成抑郁障礙。此外，盡管在一些研究中顯示女性更易伴發焦慮、抑郁障礙[34-35]，但在本研究中未發現性別、年齡、居住地、學歷水平、病程等方面的影響。這可能與研究樣本量偏小，調查研究時間跨度不夠等因素有關。
綜上，癲癇共患焦慮、抑郁障礙的患病率高，臨床醫生在工作中應積極關注癲癇患者的焦慮、抑郁情緒，對相關危險因素及時識別并進行有效的心理干預，以降低患者焦慮、抑郁障礙的發生，提高癲癇患者的生活質量。
癲癇是一種具有發作性、短暫性、重復性、刻板性特點的神經系統慢性疾病。癲癇的反復發作、長期藥物治療等會對患者造成不同程度的心理社會影響。流行病學研究顯示癲癇患者焦慮、抑郁的患病率高于普通人群[1-4]。癲癇共患焦慮、抑郁可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5-7]，甚至導致患者較高自殺率[8-9]。但在癲癇的治療上，臨床醫生多側重于控制癲癇發作，而容易忽視患者合并的情緒障礙[10]。目前，癲癇共患焦慮、抑郁的診治研究已經成為了國際癲癇領域的一個熱點，相應的診斷量表已經出現。然而，這些量表在國內的應用尚不普遍，患者共患焦慮、抑郁障礙的資料也相對缺乏。本研究采用中文版的廣泛焦慮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7，GAD-7）和癲癇抑郁量表（Neurological Disorders Depression Inventory for Epilepsy，NDDI-E）對 176 例癲癇患者進行調查，旨在了解患者共患焦慮、抑郁的患病率及相關危險因素，為采取針對性干預措施提供依據。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采用橫斷面研究方法，對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2 月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神經內科門診及三六三醫院癲癇門診就診的 176 例癲癇患者進行調查。納入標準：① 符合國際抗癲癇聯盟（International League Against Epilepsy，ILAE）公布的癲癇臨床診斷標準[11]；② 年齡≥18 歲；③ 小學及以上文化程度；④ 神志清楚，語言表達流利，能配合量表檢查；⑤ 已接受腦電圖（常規或視頻腦電圖）、頭顱 MRI 檢查。排除標準：① 存在其他系統慢性疾病；② 存在認知及語言功能損害；③ 既往 1 年內曾使用抗焦慮或抗抑郁藥物治療；④ 既往曾有焦慮或抑郁病史。所有患者自愿參加并簽署書面知情同意書。
1.2 調查方法
1.2.1 人口學及癲癇相關變量資料 對每例入選患者進行問卷調查，收集每例患者人口學資料，包括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居住地；癲癇相關變量資料，包括病程、發作類型、發作頻率、抗癲癇藥物種類、近 6 個月有無臨床發作。病程指患者第 1 次發病至接受調查時的時間。發作類型指患者近 2 年存在的所有發作類型，并按照 ILAE 公布的 2016 最新版癲癇發作分類將其分為局灶性伴意識清楚、局灶性伴意識障礙性、局灶性伴意識狀態不明性、局灶性演變為雙側強直陣攣性、全面性、起源不明性發作 6 種類型[12]。發作頻率是指患者近 2 年平均每月發作次數。抗癲癇藥物種類指患者在接受調查時正在使用的治療方案。
1.2.2 測評量表及評分標準 在調查者解釋后患者獨立完成以下量表填寫。① GAD-7 中文版：該量表包括 7 個自評條目，能有效篩查廣泛焦慮及評估其嚴重性[13-14]。采用 0～3 分 4 級評分法，0 分為“根本沒有”，1 分為“有些天”，2 分為“超過一半時間”，3 分為“幾乎每一天”。總分范圍為 0～21 分，以總分>6 分判為焦慮[15]。② NDDI-E 中文版：該量表包括 6 個自評條目，是目前癲癇領域篩查抑郁最常見的量表[16]。采用 1～4 分 4 級評分法，1 分為“從不”，2 分為“很少”，3 分為“有時”，4 分為“總是或經常”。總分范圍為 6～24 分，以總分>12 分判為抑郁[17]。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0.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計數資料采用例數（百分比）表示。對收集的各項資料進行單因素分析，其中計數資料采用χ2 檢驗，計量資料和等級資料采用 Mann-Whitney 秩和檢驗。對P<0.05 的變量進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計算比值比（odds ratio，OR）及其 95% 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基本情況
本研究嚴格按照納入和排除標準，共向 176 例患者發放了調查問卷，收回全部 176 份問卷。其中男 96 例（54.5%），女 80 例（45.5%）；年齡 18～62 歲，平均（30.27±11.53）歲；病程 0.3～39 年，平均（8.56±7.22）年；患者來自四川（88 例）、重慶（25 例）、云南（20 例）、貴州（28 例）、西藏（15 例）等中國西部 5 省市； 48 例（27.3%）合并焦慮， 50 例（28.4%）合并抑郁。
2.2 單因素分析
近 6 個月有無臨床發作、發作類型中的局灶性伴意識障礙性發作、發作頻率、抗癲癇藥物種類 4 個因素在焦慮組和非焦慮組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性別、年齡、居住地、婚姻狀況、學歷水平、病程在焦慮組和非焦慮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表1
癲癇患者伴發焦慮障礙的單因素分析結果
婚姻狀況、近 6 個月有無臨床發作、局灶性伴意識障礙性發作、發作頻率、抗癲癇藥物種類 5 個因素在抑郁組和非抑郁組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性別、年齡、學歷水平、居住地、病程在抑郁組和非抑郁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癲癇患者伴發抑郁障礙的單因素分析結果
2.3 多因素分析
以焦慮、抑郁分別為因變量，將單因素分析有統計學有意義的因素作為自變量，進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癲癇患者伴發焦慮、抑郁是多因素一起作用的結果。近 6 個月有臨床發作、發作頻繁（>1 次/月）、局灶性伴意識障礙性發作是導致癲癇患者伴發焦慮的危險因素（P<0.05）；未婚、近 6 個月有臨床發作、發作頻繁（>1 次/月）、局灶性伴意識障礙性發作是導致患者伴發抑郁的危險因素（P<0.05），見表 3、4。
表3
焦慮影響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表4
抑郁影響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3 討論
癲癇共患疾病是近年癲癇領域研究的熱點。既往國內的研究多采用漢密爾頓焦慮/抑郁量表、Beck 焦慮/抑郁量表、焦慮自評量表、抑郁自評量表等[18-20]，雖然這些量表同樣可靠、有效、準確，但相對較復雜、條目較多。中國西部地區較東部沿海發達地區文化教育普及相對落后，加之癲癇患者由于疾病發作、社會歧視等原因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完成起來相對困難、耗時，限制了臨床醫生特別是門診的推廣使用[21]。而本研究采用的中文版 GAD-7 和 NDDI-E 量表分別是一個7項自評量表和一個 6 項自評量表，措辭簡單、通俗易懂，我們在研究過程中也發現所有 176 例患者均一次性順利完成量表填寫，無任何漏項。而其可靠性、實用性已在很多研究中得到了印證[13-17]，特別適合繁忙的癲癇門診使用。
盡管國內外很多研究中癲癇合并焦慮、抑郁障礙的患病率不盡一致，合并焦慮者約占 11%～50%，合并抑郁者約占 20%～55%，但均提示癲癇共患焦慮、抑郁的患病率高于普通人群[18,22-24]。本研究發現中國西部地區癲癇患者合并焦慮患病率為 27.3%，合并抑郁患病率為 28.4%，與 Tong 等[15,17]的研究數據相接近。但由于采用的調查工具、樣本量、文化背景等不同導致眾多研究數據有較大差異。
目前研究認為頻繁發作是患者共患焦慮、抑郁的危險因素[25-26]，這與我們的研究結果相一致。發作頻率是反映癲癇嚴重程度和治療效果的重要指標之一，也是患者及家屬最關心的問題。其與癲癇患者焦慮、抑郁的發生呈正相關。本研究中還引入了近 6 個月有無臨床發作這一自變量，發現近 6 個月有臨床發作的患者更易出現情緒障礙，而這也是癲癇患者共患焦慮、抑郁的危險因素。一項國外的研究顯示癲癇無法控制的患者、控制不完全的患者、得到良好控制的患者、普通人群共患抑郁發生率分別為 54.3%、23.8%、14.0% 和 8.8%，共患焦慮的發生率則分別為 31.1%、14.3%、6.5% 和 3.2%[27]。進一步驗證了控制發作能有效減少焦慮、抑郁的發生。因此有效控制癲癇發作是治療癲癇共患焦慮、抑郁的關鍵。
發作類型的不同導致患者共患焦慮、抑郁障礙的風險不同。普遍認為顳葉癲癇以及復雜部分發作與其他類型相比更易出現焦慮、抑郁，也更易出現自殺傾向[9,28-30]。這可能與海馬、杏仁核是顳葉重要結構有關，杏仁核被認為與情感、覺醒等有關，海馬則與注意力、情緒反應、學習記憶等相關[31]。本研究顯示局灶性伴意識障礙性發作即舊版“復雜部分發作”[12]伴發焦慮、抑郁風險更高。故對于該發作類型的患者臨床醫生應給予更多的關注，加強疾病知識的宣傳，積極評估患者的心理精神狀態，對患者的不良情緒進行有效干預，警惕自殺傾向的出現。
Wang 等[32]、凌小林[33]研究發現未婚的癲癇患者比已婚者更易發生焦慮和抑郁。在我們研究中提示未婚患者更易合并抑郁障礙，而在焦慮中無此差異。由于人們對癲癇缺乏認識，社會對患者產生歧視，導致患者結婚的可能性下降，而離婚的可能性增高[33]，故產生巨大心理負擔，出現自我封閉、自卑感，造成抑郁障礙。此外，盡管在一些研究中顯示女性更易伴發焦慮、抑郁障礙[34-35]，但在本研究中未發現性別、年齡、居住地、學歷水平、病程等方面的影響。這可能與研究樣本量偏小，調查研究時間跨度不夠等因素有關。
綜上，癲癇共患焦慮、抑郁障礙的患病率高，臨床醫生在工作中應積極關注癲癇患者的焦慮、抑郁情緒，對相關危險因素及時識別并進行有效的心理干預，以降低患者焦慮、抑郁障礙的發生，提高癲癇患者的生活質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