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影像技術的發展，脾臟的變異與病變越來越受到臨床醫生以及放射科醫生關注。因此，該文通過CT和MRI 對脾臟的先天變異、脾臟良性占位病變、惡性病變、門脈系統高壓等病變的診斷進展進行簡要概述，以指導臨床及放射科醫生對脾臟病變進行早期、準確的診斷。
引用本文： 張菁, 伍兵, 莊宇, 楊嵐清. 脾臟病變CT/MRI診斷進展. 華西醫學, 2017, 32(10): 1606-1610. doi: 10.7507/1002-0179.201702205 復制
脾臟是機體最大的免疫器官，含有大量的淋巴細胞和巨噬細胞，是機體細胞免疫和體液免疫的中心。目前多種診斷技術及方法均應用于臨床，極大地提高了對脾臟及脾臟相關病變的診斷水平。CT 以及 MRI 是診斷脾臟病變的主要手段，本文通過對脾臟先天變異、良性占位、惡性病變以及門脈系統高壓等病變的相應影像學表現以及最新研究進展進行綜述，以指導臨床及放射科醫生對脾臟病變進行早期、準確的診斷。
1 脾先天性發育異常
1.1 游走脾及脾扭轉
脾位于正常位置以外的腹腔內其他部位，稱之為游走脾或異位脾。游走脾較罕見，其 2 個發病高峰為兒童以及育齡期婦女。其特征為附于一細長血管蒂，使其可以移動到腹部和盆部的任何部位[1]。多系脾蒂及脾有關的韌帶松弛或過長所致[2]。脾扭轉為其重要并發癥。而對于游走脾的診斷通常都是發生在脾扭轉之后。
CT 可清楚顯示異位脾的位置和形態。脾扭轉的典型征象為漩渦征，即交替密集和透亮帶排列螺旋方式圍繞一個中心高密度核心血管結構。游走脾臟扭轉的術前診斷完全基于影像學評價[3]。影像學的評估在游走脾的確診及避免潛在的危及生命并需立即手術的并發癥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且CT 對于游走脾診斷的靈敏度達 71.7%[4]。
1.2 副脾
副脾是指胚胎發育異常而造成另外異位的脾組織，即在正常位置的脾臟之外，尚有 1 個或多個與脾臟結構相似、功能相同的組織器官，其全球發病率約為 10%～30%[5]。副脾最常位于脾門或鄰近胰尾處（約 80%）[6-10]。副脾的 CT 及 MRI 表現特征與主脾相同或相似，其典型常見部位的副脾診斷并不困難。但副脾可位于少見部位，應與相應部位疾病相鑒別。
胰腺內副脾即副脾發生在胰腺組織內，易誤診為胰腺腫瘤，當發現胰腺內圓形或卵圓形、邊界清楚的占位時，應該考慮為胰腺內副脾。有研究對常規 MRI 序列中加入彌散加權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對胰腺內副脾以及胰腺腫瘤進行成像，發現胰腺內副脾的 DWI 圖像的相對信號強度和表觀彌散系數（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的平均值均顯著低于胰腺腫瘤的平均值并趨近于 0，因此，DWI 能有效區分胰腺內副脾以及胰腺腫瘤[11]。DWI 技術以及超順磁性氧化鐵磁共振是診斷該疾病較為安全且簡單易行的診斷手段[5, 12]。副脾的發病率較高，放射科醫生在進行腹部診斷時應當考慮其存在[13]。
1.3 多脾綜合征和無脾綜合征
多脾綜合征為多系統先天性異常，無脾綜合征為先天性脾缺如，二者總是伴有其他各種先天性畸形，尤其是心血管畸形。CT 對多脾和無脾綜合征的診斷具有重要作用，可以清晰地顯示脾臟的存在與否，明確其數目及位置，顯示肝臟及膽囊、下腔靜脈、奇靜脈等。CT、MRI 可對器官進行多維掃描，并能清楚地顯示心臟大血管，對顯示多脾和無脾綜合征的各種畸形的顯示和鑒別診斷可能有較大幫助[14]。
2 脾臟良性占位性病變
2.1 脾膿腫
脾膿腫常發生在免疫低下的人群中，多為敗血癥膿栓的結果。常見的病因是亞急性細菌性心內膜炎。超聲和 CT 是診斷脾膿腫的主要方法。
脾臟是類鼻疽病中最常發生腹腔內感染的器官。有研究者對類鼻疽感染造成的肝脾膿腫進行研究，在長達7年的研究中，認為 CT 的項鏈征（膿腫內部多個低密度腔，沿病灶周圍排布，類似于珍珠項鏈）和肝脾共同發生膿腫可以提示類鼻疽病。類鼻疽的脾膿腫 CT 檢測主要表現為多發的、小的低密度病灶伴或不伴內分隔，增強掃描時不強化或極少量強化。脾膿腫 MRI 可見，T1 加權像（T1 weighed image，T1WI） 低信號和 T2 加權像（T2 weighed image，T2WI） 高信號，在增強后可見外周邊緣強化[15-16]。
2.2 脾囊腫
脾囊腫是脾常見的良性腫瘤。脾囊腫分寄生蟲性和非寄生蟲性兩大類。脾臟是棘球蚴感染人體常見部位第 3 位，僅次于肝臟和肺。對于該病的診斷多建立在 CT 和 B 型超聲上。脾臟囊性包蟲常伴發于肝包蟲。
CT 能明確顯示病灶的部位、形態、大小及與周圍臟器的關系，其定性診斷符合率較高，可作為肝脾包蟲囊腫首先的檢查方法[17]。
非寄生蟲性脾囊腫分為真性和假性兩類。真性囊腫囊壁內含有上皮層，而假性囊腫囊壁不含上皮細胞層。假性囊腫多與外傷、感染、栓塞有關，外傷者居多，假性囊腫被認為是代表脾血腫的終末期，故應當仔細追問病史。真性脾囊腫和假性囊腫的影像學表現相似，但在 CT 檢測上，囊壁鈣化在假性囊腫較真性囊腫常見。真性囊腫可顯示小梁或外周分隔，但是這些特征在假性囊腫不太常見[18]。
2.3 脾血管瘤
血管瘤是脾臟最常見的良性腫瘤，而它往往偶然發現。以中青年居多，血管瘤病理類型可分為海綿狀血管瘤、毛細血管血管瘤、血管淋巴管混合型血管瘤、竇岸細胞血管瘤、多結節性血管瘤、靜脈血管瘤、良性（嬰兒型）血管內皮瘤和彌漫性竇樣血管瘤（整個脾充滿著血管）；其中以海綿狀血管瘤最多。
CT 是診斷脾血管瘤的重要手段。脾血管瘤多表現為單發病灶，邊界清，增強掃描脾血管瘤表現與肝血管瘤相似，即早期表現為腫塊邊緣的結節狀或斑片狀強化，之后向中心蔓延，最后均勻強化。MRI 在鑒別脾淋巴瘤和脾血管瘤較 CT 稍有優勢[19]。
竇岸細胞血管瘤是一種罕見且只發生在脾臟的血管瘤，因其起源于脾臟的竇岸細胞，并由 Falk 等[20]于 1991 年首次提出。竇岸細胞血管瘤以多發病灶多見，CT 平掃對該病顯示不佳，增強掃描可見邊界清晰的低密度結節；而 MRI 圖像常表現為 T1WI 等-低信號、T2WI 高信號，但其信號還與病灶內含鐵量相關，含鐵量越高信號越低，故亦可表現為 T1WI、T2WI 均呈低信號。增強掃描均表現為“慢進慢出”，即在動脈期及門脈期呈不均勻強化，延遲期強化同脾臟實質[21]。
脾硬化性血管瘤樣結節性轉化是一種少見的非腫瘤性血管增生性病變，由 Martel 等[22]于 2004 年首次提出。其發病機制尚不清楚。其形態學特征為多發點血管瘤樣結節。其特征性 MRI 表現為：病灶 T2WI 及 DWI 顯示為不均勻低信號；增強掃描可呈現“輻輪征”樣強化，且在動脈期可見病灶周圍環狀低信號影的“假包膜”等。特別是病灶周圍假包膜有助于本病的診斷[23-24]。
3 脾臟惡性病變
3.1 脾淋巴瘤
淋巴瘤是脾臟最常見的惡性腫瘤，通常原發于或繼發于彌漫性淋巴瘤病程。脾淋巴瘤可分為原發淋巴瘤和全身淋巴瘤脾浸潤[25]。脾淋巴瘤病理分型可分為 4 型：彌漫脾腫大型、粟粒型、多發結節性腫塊、孤立大腫塊型[26]。
CT、MRI 平掃及動態增強掃描能明確顯示腫瘤的形態、大小、數目、血供特點、與周圍臟器和血管的關系[27-28]。文獻報道，CT 對于診斷脾淋巴瘤的靈敏度為 58%～65%[29-30]。在 MRI，常規的 T1 加權 MRI 序列和 T2 加權 MRI 序列對脾淋巴瘤的敏感性差，這是由于在這些序列的淋巴瘤和正常脾組織的有類似的弛豫時間[31]。增強掃描可提高正常脾實質與病灶的對比，病變顯示更清楚[32-33]。而有文獻報道，將 DWI 應用于常規 MRI 序列中對于脾臟腫瘤良惡性區分的診斷具有極高的靈敏度和特異度[34]。
局灶性肝脾淋巴瘤可能與轉移瘤相混淆，但是局灶性淋巴瘤通常相對更小且密度或信號更均勻，并與大量腫大的淋巴結同時發生。肝脾真菌膿腫往往較小，且與淋巴瘤相比在增強掃描上常呈不均勻強化[35-36]。
3.2 脾轉移瘤
近年來脾轉移瘤發生率一直在上升，原因可能與影像技術的發展和對癌癥患者長期隨訪有關。脾臟轉移可發生于多內臟器官播散性癌癥或作為一個孤立的病灶存在[37]。其可多發，也可單發，子宮內膜癌脾轉移通常是僅限于脾實質的孤立性轉移灶[38]。
脾轉移患者 CT 檢測的影像學表現多種多樣，根據脾轉移瘤的病理分型，脾轉移瘤有囊腫型、結節型、巨塊型和彌漫粟粒型 4 種 CT 表現，可表現為單發或多發。但當有惡性疾病史時，對單發的原發性腫瘤的診斷仍是一個挑戰[37]。MRI 對于檢測脾臟小轉移瘤（直徑<1 cm）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均不高，但有研究在小鼠模型上采用超順磁性氧化鐵粒子增強 T2 加權成像，可增強脾臟-腫瘤的對比，從而提高檢測率[39]。
3.3 脾血管肉瘤
脾血管肉瘤非常罕見，卻是常見的脾臟原發性腫瘤。CT 是最常用的檢查方法，CT 的影像學表現為脾臟增大，內可見腫塊影，腫塊密度可因壞死、出血、含鐵血黃素沉積或鈣化而呈現低密度或不同程度高密度，并可見周圍器官轉移病灶；對比增強圖像，病灶呈輕度強化，部分位于病灶外周帶的區域可表現為類似于血管瘤的結節狀強化。而 MRI 對腫瘤的分期有著較高的價值[40-41]。但是，約有 30% 的患者可因該病而發生脾臟破裂出血[42]。
4 脾臟大小及脾硬度測量
多種原因可能造成脾臟腫大，如彌漫性脾淋巴瘤、轉移瘤、門脈系統高壓等。而門脈高壓是最常見的原因。脾臟大小的測量可以作為衡量門脈高壓嚴重程度的一個有用指標。脾臟體積測量方法可分為 2 種，一種為 2D 測量法，即通過測量其長、寬、高，CT、MRI 圖像上均可進行，其優點是簡單快捷，然而其近似測量的方式使得準確性和可重復性較差；另一種測量方式為在每層圖像上手動畫出器官邊界，通過計算總和而得到相應的器官體積，這種方法可以得到較為準確的數據，然而工作量較大。研究發現，通過 MRI-DWI 圖像進行半自動定量測量（原理是脾臟在 MRI-DWI 圖像上與鄰近組織器官有較大的信號強度差異），可大大縮短時間，且擁有較高的準確性[43]。
除了脾臟大小可以反映門脈高壓嚴重程度，近年來還有研究者通過利用不同的 MRI 參數對脾臟進行成像，從而對門脈高壓引起的食管靜脈曲張以及肝纖維化等進行評價。Razek等[44]通過探究脾臟 DWI 中的 ADC 值與患者食管靜脈曲張發生的關系，得出脾臟 ADC 值可以有效地預測食管靜脈曲張的發生，與臨床及實驗室生物標志物有較好的關聯。也有研究通過磁共振彈性成像對肝脾的硬度與食管靜脈曲張的存在進行評估，磁共振彈性成像對食管靜脈曲張有較高的預測，并可進行風險評估[45-46]。Hu 等[47]使用 FibroScan 系統從脾和肝實質獲得定量剛度測量（千帕），在脾和肝硬度之間以及脾硬度和肝纖維化階段之間進行相關分析，結果得出脾硬度的定量測量是一種可行的技術，可用于評估肝纖維化。
5 戈謝病
戈謝病是一種常染色體隱性遺傳病，由 β-葡糖苷酶-葡糖腦苷酯酶缺乏所致，常侵及脾、肝、骨髓等器官，尤其是脾臟。肝脾受累常表現為肝脾腫大，脂肪沉積。MR Dixon 技術可對肝脾脂肪含量進行有效測定，從而監測病情及治療效果[48]。
6 地中海貧血
β-地中海貧血癥是因血紅蛋白 β 珠蛋白鏈生成受抑制造成的貧血，患者需要大量輸入紅細胞以維持機體供氧需求，然而衰老的天然或輸入的紅細胞可能會造成機體鐵過載，且聚集于脾、肝、骨髓等。
MRI 是一種可無創測量組織鐵含量的方法，通過測量 T2、T2*、R2*、肝臟與肌肉的信號強度比（L/M-S IR）和脾臟與肌肉的信號強度比（S/M-SIR）等參數，反映組織內鐵含量。脾臟與肌肉的信號強度比（S/M-SIR）與血清鐵蛋白含量呈正相關，因此利用 MRI 可以測量脾臟的信號強度比，并可對脾鐵沉積情況進行定量分析，且具有無創性、安全、可重復檢查的優點，是用于動態評估鐵負荷的另一較為理想補充手段[49]。然而，目前脾臟鐵含量與肝、胰腺、心臟及腎臟的鐵含量無明顯相關性，因此脾鐵含量目前還不能作為預測這些組織器官鐵含量的指標[49-50]。
7 結語
隨著影像學技術的發展，放射科醫師對脾臟病變的檢出率以及診斷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不同的脾臟病變多數具有不同的影像學特征，利用 CT、MRI 平掃及增強掃描能明確顯示脾臟病變的形態、大小、數目、血供特點、與周圍臟器和血管的關系，對病變的早期、準確的診斷提供了相當大的幫助。脾臟作為門脈系統內重要的器官，對其進行評估同樣是研究肝臟疾病的熱點。
脾臟是機體最大的免疫器官，含有大量的淋巴細胞和巨噬細胞，是機體細胞免疫和體液免疫的中心。目前多種診斷技術及方法均應用于臨床，極大地提高了對脾臟及脾臟相關病變的診斷水平。CT 以及 MRI 是診斷脾臟病變的主要手段，本文通過對脾臟先天變異、良性占位、惡性病變以及門脈系統高壓等病變的相應影像學表現以及最新研究進展進行綜述，以指導臨床及放射科醫生對脾臟病變進行早期、準確的診斷。
1 脾先天性發育異常
1.1 游走脾及脾扭轉
脾位于正常位置以外的腹腔內其他部位，稱之為游走脾或異位脾。游走脾較罕見，其 2 個發病高峰為兒童以及育齡期婦女。其特征為附于一細長血管蒂，使其可以移動到腹部和盆部的任何部位[1]。多系脾蒂及脾有關的韌帶松弛或過長所致[2]。脾扭轉為其重要并發癥。而對于游走脾的診斷通常都是發生在脾扭轉之后。
CT 可清楚顯示異位脾的位置和形態。脾扭轉的典型征象為漩渦征，即交替密集和透亮帶排列螺旋方式圍繞一個中心高密度核心血管結構。游走脾臟扭轉的術前診斷完全基于影像學評價[3]。影像學的評估在游走脾的確診及避免潛在的危及生命并需立即手術的并發癥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且CT 對于游走脾診斷的靈敏度達 71.7%[4]。
1.2 副脾
副脾是指胚胎發育異常而造成另外異位的脾組織，即在正常位置的脾臟之外，尚有 1 個或多個與脾臟結構相似、功能相同的組織器官，其全球發病率約為 10%～30%[5]。副脾最常位于脾門或鄰近胰尾處（約 80%）[6-10]。副脾的 CT 及 MRI 表現特征與主脾相同或相似，其典型常見部位的副脾診斷并不困難。但副脾可位于少見部位，應與相應部位疾病相鑒別。
胰腺內副脾即副脾發生在胰腺組織內，易誤診為胰腺腫瘤，當發現胰腺內圓形或卵圓形、邊界清楚的占位時，應該考慮為胰腺內副脾。有研究對常規 MRI 序列中加入彌散加權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對胰腺內副脾以及胰腺腫瘤進行成像，發現胰腺內副脾的 DWI 圖像的相對信號強度和表觀彌散系數（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的平均值均顯著低于胰腺腫瘤的平均值并趨近于 0，因此，DWI 能有效區分胰腺內副脾以及胰腺腫瘤[11]。DWI 技術以及超順磁性氧化鐵磁共振是診斷該疾病較為安全且簡單易行的診斷手段[5, 12]。副脾的發病率較高，放射科醫生在進行腹部診斷時應當考慮其存在[13]。
1.3 多脾綜合征和無脾綜合征
多脾綜合征為多系統先天性異常，無脾綜合征為先天性脾缺如，二者總是伴有其他各種先天性畸形，尤其是心血管畸形。CT 對多脾和無脾綜合征的診斷具有重要作用，可以清晰地顯示脾臟的存在與否，明確其數目及位置，顯示肝臟及膽囊、下腔靜脈、奇靜脈等。CT、MRI 可對器官進行多維掃描，并能清楚地顯示心臟大血管，對顯示多脾和無脾綜合征的各種畸形的顯示和鑒別診斷可能有較大幫助[14]。
2 脾臟良性占位性病變
2.1 脾膿腫
脾膿腫常發生在免疫低下的人群中，多為敗血癥膿栓的結果。常見的病因是亞急性細菌性心內膜炎。超聲和 CT 是診斷脾膿腫的主要方法。
脾臟是類鼻疽病中最常發生腹腔內感染的器官。有研究者對類鼻疽感染造成的肝脾膿腫進行研究，在長達7年的研究中，認為 CT 的項鏈征（膿腫內部多個低密度腔，沿病灶周圍排布，類似于珍珠項鏈）和肝脾共同發生膿腫可以提示類鼻疽病。類鼻疽的脾膿腫 CT 檢測主要表現為多發的、小的低密度病灶伴或不伴內分隔，增強掃描時不強化或極少量強化。脾膿腫 MRI 可見，T1 加權像（T1 weighed image，T1WI） 低信號和 T2 加權像（T2 weighed image，T2WI） 高信號，在增強后可見外周邊緣強化[15-16]。
2.2 脾囊腫
脾囊腫是脾常見的良性腫瘤。脾囊腫分寄生蟲性和非寄生蟲性兩大類。脾臟是棘球蚴感染人體常見部位第 3 位，僅次于肝臟和肺。對于該病的診斷多建立在 CT 和 B 型超聲上。脾臟囊性包蟲常伴發于肝包蟲。
CT 能明確顯示病灶的部位、形態、大小及與周圍臟器的關系，其定性診斷符合率較高，可作為肝脾包蟲囊腫首先的檢查方法[17]。
非寄生蟲性脾囊腫分為真性和假性兩類。真性囊腫囊壁內含有上皮層，而假性囊腫囊壁不含上皮細胞層。假性囊腫多與外傷、感染、栓塞有關，外傷者居多，假性囊腫被認為是代表脾血腫的終末期，故應當仔細追問病史。真性脾囊腫和假性囊腫的影像學表現相似，但在 CT 檢測上，囊壁鈣化在假性囊腫較真性囊腫常見。真性囊腫可顯示小梁或外周分隔，但是這些特征在假性囊腫不太常見[18]。
2.3 脾血管瘤
血管瘤是脾臟最常見的良性腫瘤，而它往往偶然發現。以中青年居多，血管瘤病理類型可分為海綿狀血管瘤、毛細血管血管瘤、血管淋巴管混合型血管瘤、竇岸細胞血管瘤、多結節性血管瘤、靜脈血管瘤、良性（嬰兒型）血管內皮瘤和彌漫性竇樣血管瘤（整個脾充滿著血管）；其中以海綿狀血管瘤最多。
CT 是診斷脾血管瘤的重要手段。脾血管瘤多表現為單發病灶，邊界清，增強掃描脾血管瘤表現與肝血管瘤相似，即早期表現為腫塊邊緣的結節狀或斑片狀強化，之后向中心蔓延，最后均勻強化。MRI 在鑒別脾淋巴瘤和脾血管瘤較 CT 稍有優勢[19]。
竇岸細胞血管瘤是一種罕見且只發生在脾臟的血管瘤，因其起源于脾臟的竇岸細胞，并由 Falk 等[20]于 1991 年首次提出。竇岸細胞血管瘤以多發病灶多見，CT 平掃對該病顯示不佳，增強掃描可見邊界清晰的低密度結節；而 MRI 圖像常表現為 T1WI 等-低信號、T2WI 高信號，但其信號還與病灶內含鐵量相關，含鐵量越高信號越低，故亦可表現為 T1WI、T2WI 均呈低信號。增強掃描均表現為“慢進慢出”，即在動脈期及門脈期呈不均勻強化，延遲期強化同脾臟實質[21]。
脾硬化性血管瘤樣結節性轉化是一種少見的非腫瘤性血管增生性病變，由 Martel 等[22]于 2004 年首次提出。其發病機制尚不清楚。其形態學特征為多發點血管瘤樣結節。其特征性 MRI 表現為：病灶 T2WI 及 DWI 顯示為不均勻低信號；增強掃描可呈現“輻輪征”樣強化，且在動脈期可見病灶周圍環狀低信號影的“假包膜”等。特別是病灶周圍假包膜有助于本病的診斷[23-24]。
3 脾臟惡性病變
3.1 脾淋巴瘤
淋巴瘤是脾臟最常見的惡性腫瘤，通常原發于或繼發于彌漫性淋巴瘤病程。脾淋巴瘤可分為原發淋巴瘤和全身淋巴瘤脾浸潤[25]。脾淋巴瘤病理分型可分為 4 型：彌漫脾腫大型、粟粒型、多發結節性腫塊、孤立大腫塊型[26]。
CT、MRI 平掃及動態增強掃描能明確顯示腫瘤的形態、大小、數目、血供特點、與周圍臟器和血管的關系[27-28]。文獻報道，CT 對于診斷脾淋巴瘤的靈敏度為 58%～65%[29-30]。在 MRI，常規的 T1 加權 MRI 序列和 T2 加權 MRI 序列對脾淋巴瘤的敏感性差，這是由于在這些序列的淋巴瘤和正常脾組織的有類似的弛豫時間[31]。增強掃描可提高正常脾實質與病灶的對比，病變顯示更清楚[32-33]。而有文獻報道，將 DWI 應用于常規 MRI 序列中對于脾臟腫瘤良惡性區分的診斷具有極高的靈敏度和特異度[34]。
局灶性肝脾淋巴瘤可能與轉移瘤相混淆，但是局灶性淋巴瘤通常相對更小且密度或信號更均勻，并與大量腫大的淋巴結同時發生。肝脾真菌膿腫往往較小，且與淋巴瘤相比在增強掃描上常呈不均勻強化[35-36]。
3.2 脾轉移瘤
近年來脾轉移瘤發生率一直在上升，原因可能與影像技術的發展和對癌癥患者長期隨訪有關。脾臟轉移可發生于多內臟器官播散性癌癥或作為一個孤立的病灶存在[37]。其可多發，也可單發，子宮內膜癌脾轉移通常是僅限于脾實質的孤立性轉移灶[38]。
脾轉移患者 CT 檢測的影像學表現多種多樣，根據脾轉移瘤的病理分型，脾轉移瘤有囊腫型、結節型、巨塊型和彌漫粟粒型 4 種 CT 表現，可表現為單發或多發。但當有惡性疾病史時，對單發的原發性腫瘤的診斷仍是一個挑戰[37]。MRI 對于檢測脾臟小轉移瘤（直徑<1 cm）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均不高，但有研究在小鼠模型上采用超順磁性氧化鐵粒子增強 T2 加權成像，可增強脾臟-腫瘤的對比，從而提高檢測率[39]。
3.3 脾血管肉瘤
脾血管肉瘤非常罕見，卻是常見的脾臟原發性腫瘤。CT 是最常用的檢查方法，CT 的影像學表現為脾臟增大，內可見腫塊影，腫塊密度可因壞死、出血、含鐵血黃素沉積或鈣化而呈現低密度或不同程度高密度，并可見周圍器官轉移病灶；對比增強圖像，病灶呈輕度強化，部分位于病灶外周帶的區域可表現為類似于血管瘤的結節狀強化。而 MRI 對腫瘤的分期有著較高的價值[40-41]。但是，約有 30% 的患者可因該病而發生脾臟破裂出血[42]。
4 脾臟大小及脾硬度測量
多種原因可能造成脾臟腫大，如彌漫性脾淋巴瘤、轉移瘤、門脈系統高壓等。而門脈高壓是最常見的原因。脾臟大小的測量可以作為衡量門脈高壓嚴重程度的一個有用指標。脾臟體積測量方法可分為 2 種，一種為 2D 測量法，即通過測量其長、寬、高，CT、MRI 圖像上均可進行，其優點是簡單快捷，然而其近似測量的方式使得準確性和可重復性較差；另一種測量方式為在每層圖像上手動畫出器官邊界，通過計算總和而得到相應的器官體積，這種方法可以得到較為準確的數據，然而工作量較大。研究發現，通過 MRI-DWI 圖像進行半自動定量測量（原理是脾臟在 MRI-DWI 圖像上與鄰近組織器官有較大的信號強度差異），可大大縮短時間，且擁有較高的準確性[43]。
除了脾臟大小可以反映門脈高壓嚴重程度，近年來還有研究者通過利用不同的 MRI 參數對脾臟進行成像，從而對門脈高壓引起的食管靜脈曲張以及肝纖維化等進行評價。Razek等[44]通過探究脾臟 DWI 中的 ADC 值與患者食管靜脈曲張發生的關系，得出脾臟 ADC 值可以有效地預測食管靜脈曲張的發生，與臨床及實驗室生物標志物有較好的關聯。也有研究通過磁共振彈性成像對肝脾的硬度與食管靜脈曲張的存在進行評估，磁共振彈性成像對食管靜脈曲張有較高的預測，并可進行風險評估[45-46]。Hu 等[47]使用 FibroScan 系統從脾和肝實質獲得定量剛度測量（千帕），在脾和肝硬度之間以及脾硬度和肝纖維化階段之間進行相關分析，結果得出脾硬度的定量測量是一種可行的技術，可用于評估肝纖維化。
5 戈謝病
戈謝病是一種常染色體隱性遺傳病，由 β-葡糖苷酶-葡糖腦苷酯酶缺乏所致，常侵及脾、肝、骨髓等器官，尤其是脾臟。肝脾受累常表現為肝脾腫大，脂肪沉積。MR Dixon 技術可對肝脾脂肪含量進行有效測定，從而監測病情及治療效果[48]。
6 地中海貧血
β-地中海貧血癥是因血紅蛋白 β 珠蛋白鏈生成受抑制造成的貧血，患者需要大量輸入紅細胞以維持機體供氧需求，然而衰老的天然或輸入的紅細胞可能會造成機體鐵過載，且聚集于脾、肝、骨髓等。
MRI 是一種可無創測量組織鐵含量的方法，通過測量 T2、T2*、R2*、肝臟與肌肉的信號強度比（L/M-S IR）和脾臟與肌肉的信號強度比（S/M-SIR）等參數，反映組織內鐵含量。脾臟與肌肉的信號強度比（S/M-SIR）與血清鐵蛋白含量呈正相關，因此利用 MRI 可以測量脾臟的信號強度比，并可對脾鐵沉積情況進行定量分析，且具有無創性、安全、可重復檢查的優點，是用于動態評估鐵負荷的另一較為理想補充手段[49]。然而，目前脾臟鐵含量與肝、胰腺、心臟及腎臟的鐵含量無明顯相關性，因此脾鐵含量目前還不能作為預測這些組織器官鐵含量的指標[49-50]。
7 結語
隨著影像學技術的發展，放射科醫師對脾臟病變的檢出率以及診斷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不同的脾臟病變多數具有不同的影像學特征，利用 CT、MRI 平掃及增強掃描能明確顯示脾臟病變的形態、大小、數目、血供特點、與周圍臟器和血管的關系，對病變的早期、準確的診斷提供了相當大的幫助。脾臟作為門脈系統內重要的器官，對其進行評估同樣是研究肝臟疾病的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