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孟娜, 李宜敏, 余春華, 符琰, 李俊英. 動機性訪談對肺癌化學療法初治患者焦慮抑郁情緒的影響. 華西醫學, 2017, 32(9): 1419-1422. doi: 10.7507/1002-0179.201608217 復制
全球癌癥數據報道肺癌發病占癌癥的 13%，其高發率和病死率讓患者確診時心理痛苦巨大[1]。肺癌化學療法（化療）初治患者是指手術后，迫于生存壓力還需進一步化療的患者。因術后諸多的不適癥狀、對生存質量的擔憂、對化療的認知誤區，肺癌化療初治患者來時常充滿了焦慮、抑郁等負性情緒[2]。焦慮、抑郁情緒的長期存在導致患者免疫力低下，降低了患者對化療的依從性，甚至導致治療的中斷[3]。對于肺癌化療患者并發焦慮、抑郁的研究眾多，但卻忽視了對化療初治患者潛在情緒的早期干預[4]。動機性訪談（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MI）是一種挖掘患者矛盾心理，以協作者姿態給予信息和建議，以期激發患者內在需求作出有利健康的行為改變，提高依從性的心理訪談技術[5]。本研究嘗試 MI 對肺癌化療初治患者進行干預，為改善其抑郁、焦慮情緒提供依據。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擇 2015 年 5 月—2016 年 4 月于術后轉入我科接受治療的肺癌化療初治患者，并按照隨機數字表法分為 MI 組和對照組。納入標準：① 病理檢查確診為肺癌；② 在我院接受初次化療；③ 知情同意并簽署訪談同意書；④ 年齡 18～70 歲；⑤ 預期壽命在 6 個月以上；⑥ 居住地為本市區。排除標準：① 有精神疾患史的患者；② 交流溝通障礙者；③ 應家屬要求對病情保密的患者。
1.2 研究方法
1.2.1 護理方法 MI 組：由 1 名通過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認證，并掌握 MI 干預技術的腫瘤專科護士（以下簡稱為腫瘤專科護士）負責常規護理：化療前，向患者作化療有關的健康宣教，并發放相關資料；化療時，腫瘤專科護士根據責任護士的觀察，于床前對患者進行針對性的心理安慰和答疑，舒緩患者情緒；出院后 1 個月，進行電話隨訪。MI 組在此基礎上接受 MI 干預方案，由腫瘤專科護士在心理衛生中心精神科醫師的指導下，承擔改善患者焦慮抑郁心理狀態的 MI。腫瘤專科護士每周于病房獨立的咨詢室里安排 2～3 次訪談。前 3 次均采用一對一的面談形式，第 4 次采取電話隨訪的形式。訪談時間為 45 min，電話隨訪時間為 15 min。見表 1。對照組：只接受由腫瘤專科護士（與 MI 組為同一人）提供的常規護理。
1.2.2 測量工具 采用抑郁自評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焦慮自評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和漢化版的心理痛苦溫度計（Distress Thermometer，DT），分別在兩組患者入院時、接受化療后 1 個月時進行調查。① SDS：1965 年由 Zung 編制，共 20 個條目。采用 Liket 4 級評分法，1～4 分表示從“無/偶爾”到“總是如此”。20 個條目得分之和為總粗分，再乘以 1.25 后取整數部分為標準分。<50 分為無抑郁，50～59 分為輕度抑郁，60～69 分為中度抑郁，≥70 分為重度抑郁[6]。② SAS：1971 年由 Zung 編制，共 20 個條目。按 Likert 4 級評分制。1～4 分表示從“沒有”到“絕大部分/全部時間”。20 個條目得分之和為總粗分，再乘以 1.25 后取整數部分為標準分。<50 分為無焦慮，50～59 分為輕度焦慮，60～69 分為中度焦慮，≥70 分為重度焦慮[6]。③ DT：分為 11 個尺度，0～10 分代表從“無痛苦”到“極度痛苦”。指導患者結合最近 1 周所經歷，在表示平均心理痛苦水平的數字上做出標記[7]。
表1
MI 方案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0.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t 檢驗；計數資料采用例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共納入患者 56 例，每組各 28 例。其中，MI 組男 15 例，女 13 例；平均年齡（41.5±7.3）歲；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4 例，高中 7 例，大專及以上 17 例；干預前 SDS、SAS、DT 得分分別為（65.28±5.87）、（61.39±7.03）、（5.14±0.96）分。對照組男 11 例，女 17 例；平均年齡（41.3±6.9）歲；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3 例，高中 9 例，大專及以上 16 例；干預前 SDS、SAS、DT 得分分別為（63.17±7.19）、（59.15±8.37）、（5.48±1.34）分。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及干預前 SDS、SAS、DT 得分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 2。
2.2 兩組患者干預前后 SDS、SAS、DT 得分比較
干預前后，MI 組的 SDS、SAS、DT 得分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t=2.482、1.950、1.201，P<0.05）；對照組的 SDS、SAS、DT 得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后，MI 組與同期對照組的 SDS、SAS、DT 得分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兩組患者干預前后 SDS、SAS、DT 得分比較（n=28，分，
）
3 討論
3.1 MI 具有良好操作性和臨床效果
MI 是指上世紀 90 年代 Miller 教授基于酒精依賴患者成功治療經驗所建立的心理訪談技術。MI 發展運用于臨床實踐時，又不斷整合了大量社會心理學理論：如以患者為中心、歸因、認知沖突、自我效能和移情等[8]。其已被廣泛運用到國內各個慢病領域如：精神疾病、糖尿病、腦卒中、高血壓、心血管疾患，而對同樣作為慢病的腫瘤研究甚少[9-10]。已有 Meta 分析發現，MI 有明確的操作指南和手冊，臨床醫護工作者通過短期的理論學習、視頻觀摩、方式研討后，可對患者實施有效干預[11-12]。相對于認知療法，MI 費時較少而在促進來訪者行為的改善方面效果突出[8]。MI 有五大原則：表達移情、發展沖突、避免爭論、回避抵抗、支持自我效能，都是以患者為中心推進的心理改造路徑。患者克服矛盾心理后對自身作出的健康行為決策更為認可，優于傳統健康宣教中被動接受的形式，更高地激發了患者參與醫療的依從性和高效能的自我管理[13-15]。
3.2 MI 可減輕患者不良情緒
本次調查中發現，兩組中的肺癌化療初治患者因來時都剛經歷手術，加之對肺癌化療缺乏科學的認識與了解，對化療可能導致的惡心、嘔吐、脫發等副作用抱有負面消極情緒，但迫于生存壓力接受治療，內心充滿了矛盾和擔憂，焦慮抑郁情緒明顯（SAS、SDS≥50 分，DT≥4 分），這與牟倩倩等[2]的調查發現一致。對患者焦慮抑郁等不良情緒的干預，需充分探知患者個體內在對治療的想法和感受，解決因治療而帶來的心理沖突[16-17]。而 MI 的本質就是鼓勵和挖掘患者向醫務人員暴露真實想法，醫務人員對患者感受表示理解認同，以協作者的姿態給予專業信息參考，以幫助患者克服矛盾心理，選擇和接受有利健康的行為。訪談中患者的擔憂得到了及時的表達和處理，如“雖然化療會帶來脫發的煩惱，但醫生會盡量選用副作用小的方案，減少脫發。并且頭發會重新生長，制作精良的假發，基本看不出來”等針對性信息的提供。患者的個人需求得到了尊重和理解，患者更能克服矛盾心理，接受治療。接受 MI 干預的初治患者，在干預后焦慮情緒、抑郁情緒、心理痛苦的程度較干預前明顯減輕，且干預同期 MI 組的焦慮情緒、抑郁情緒、心理痛苦的程度明顯低于對照組（P<0.05），這與徐曉燕等[18]的研究結果一致。這可能與 MI 一開始讓患者有心理準備的接受化療副反應，心理彈性增加，更趨于正向的了解疾病和相關知識，減輕了心理痛苦和焦慮抑郁情緒的發生有關。
綜上所述，MI 可改善肺癌化療初治患者的焦慮抑郁情緒。但由于 MI 運用于腫瘤的研究較少，且本研究僅初步探討了 MI 在降低焦慮抑郁情緒方面的積極作用，樣本量較小，因此未來還需在擴大樣本容量基礎上對 MI 進行進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全球癌癥數據報道肺癌發病占癌癥的 13%，其高發率和病死率讓患者確診時心理痛苦巨大[1]。肺癌化學療法（化療）初治患者是指手術后，迫于生存壓力還需進一步化療的患者。因術后諸多的不適癥狀、對生存質量的擔憂、對化療的認知誤區，肺癌化療初治患者來時常充滿了焦慮、抑郁等負性情緒[2]。焦慮、抑郁情緒的長期存在導致患者免疫力低下，降低了患者對化療的依從性，甚至導致治療的中斷[3]。對于肺癌化療患者并發焦慮、抑郁的研究眾多，但卻忽視了對化療初治患者潛在情緒的早期干預[4]。動機性訪談（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MI）是一種挖掘患者矛盾心理，以協作者姿態給予信息和建議，以期激發患者內在需求作出有利健康的行為改變，提高依從性的心理訪談技術[5]。本研究嘗試 MI 對肺癌化療初治患者進行干預，為改善其抑郁、焦慮情緒提供依據。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擇 2015 年 5 月—2016 年 4 月于術后轉入我科接受治療的肺癌化療初治患者，并按照隨機數字表法分為 MI 組和對照組。納入標準：① 病理檢查確診為肺癌；② 在我院接受初次化療；③ 知情同意并簽署訪談同意書；④ 年齡 18～70 歲；⑤ 預期壽命在 6 個月以上；⑥ 居住地為本市區。排除標準：① 有精神疾患史的患者；② 交流溝通障礙者；③ 應家屬要求對病情保密的患者。
1.2 研究方法
1.2.1 護理方法 MI 組：由 1 名通過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認證，并掌握 MI 干預技術的腫瘤專科護士（以下簡稱為腫瘤專科護士）負責常規護理：化療前，向患者作化療有關的健康宣教，并發放相關資料；化療時，腫瘤專科護士根據責任護士的觀察，于床前對患者進行針對性的心理安慰和答疑，舒緩患者情緒；出院后 1 個月，進行電話隨訪。MI 組在此基礎上接受 MI 干預方案，由腫瘤專科護士在心理衛生中心精神科醫師的指導下，承擔改善患者焦慮抑郁心理狀態的 MI。腫瘤專科護士每周于病房獨立的咨詢室里安排 2～3 次訪談。前 3 次均采用一對一的面談形式，第 4 次采取電話隨訪的形式。訪談時間為 45 min，電話隨訪時間為 15 min。見表 1。對照組：只接受由腫瘤專科護士（與 MI 組為同一人）提供的常規護理。
1.2.2 測量工具 采用抑郁自評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焦慮自評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和漢化版的心理痛苦溫度計（Distress Thermometer，DT），分別在兩組患者入院時、接受化療后 1 個月時進行調查。① SDS：1965 年由 Zung 編制，共 20 個條目。采用 Liket 4 級評分法，1～4 分表示從“無/偶爾”到“總是如此”。20 個條目得分之和為總粗分，再乘以 1.25 后取整數部分為標準分。<50 分為無抑郁，50～59 分為輕度抑郁，60～69 分為中度抑郁，≥70 分為重度抑郁[6]。② SAS：1971 年由 Zung 編制，共 20 個條目。按 Likert 4 級評分制。1～4 分表示從“沒有”到“絕大部分/全部時間”。20 個條目得分之和為總粗分，再乘以 1.25 后取整數部分為標準分。<50 分為無焦慮，50～59 分為輕度焦慮，60～69 分為中度焦慮，≥70 分為重度焦慮[6]。③ DT：分為 11 個尺度，0～10 分代表從“無痛苦”到“極度痛苦”。指導患者結合最近 1 周所經歷，在表示平均心理痛苦水平的數字上做出標記[7]。
表1
MI 方案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0.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t 檢驗；計數資料采用例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共納入患者 56 例，每組各 28 例。其中，MI 組男 15 例，女 13 例；平均年齡（41.5±7.3）歲；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4 例，高中 7 例，大專及以上 17 例；干預前 SDS、SAS、DT 得分分別為（65.28±5.87）、（61.39±7.03）、（5.14±0.96）分。對照組男 11 例，女 17 例；平均年齡（41.3±6.9）歲；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3 例，高中 9 例，大專及以上 16 例；干預前 SDS、SAS、DT 得分分別為（63.17±7.19）、（59.15±8.37）、（5.48±1.34）分。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及干預前 SDS、SAS、DT 得分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 2。
2.2 兩組患者干預前后 SDS、SAS、DT 得分比較
干預前后，MI 組的 SDS、SAS、DT 得分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t=2.482、1.950、1.201，P<0.05）；對照組的 SDS、SAS、DT 得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后，MI 組與同期對照組的 SDS、SAS、DT 得分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兩組患者干預前后 SDS、SAS、DT 得分比較（n=28，分，
）
3 討論
3.1 MI 具有良好操作性和臨床效果
MI 是指上世紀 90 年代 Miller 教授基于酒精依賴患者成功治療經驗所建立的心理訪談技術。MI 發展運用于臨床實踐時，又不斷整合了大量社會心理學理論：如以患者為中心、歸因、認知沖突、自我效能和移情等[8]。其已被廣泛運用到國內各個慢病領域如：精神疾病、糖尿病、腦卒中、高血壓、心血管疾患，而對同樣作為慢病的腫瘤研究甚少[9-10]。已有 Meta 分析發現，MI 有明確的操作指南和手冊，臨床醫護工作者通過短期的理論學習、視頻觀摩、方式研討后，可對患者實施有效干預[11-12]。相對于認知療法，MI 費時較少而在促進來訪者行為的改善方面效果突出[8]。MI 有五大原則：表達移情、發展沖突、避免爭論、回避抵抗、支持自我效能，都是以患者為中心推進的心理改造路徑。患者克服矛盾心理后對自身作出的健康行為決策更為認可，優于傳統健康宣教中被動接受的形式，更高地激發了患者參與醫療的依從性和高效能的自我管理[13-15]。
3.2 MI 可減輕患者不良情緒
本次調查中發現，兩組中的肺癌化療初治患者因來時都剛經歷手術，加之對肺癌化療缺乏科學的認識與了解，對化療可能導致的惡心、嘔吐、脫發等副作用抱有負面消極情緒，但迫于生存壓力接受治療，內心充滿了矛盾和擔憂，焦慮抑郁情緒明顯（SAS、SDS≥50 分，DT≥4 分），這與牟倩倩等[2]的調查發現一致。對患者焦慮抑郁等不良情緒的干預，需充分探知患者個體內在對治療的想法和感受，解決因治療而帶來的心理沖突[16-17]。而 MI 的本質就是鼓勵和挖掘患者向醫務人員暴露真實想法，醫務人員對患者感受表示理解認同，以協作者的姿態給予專業信息參考，以幫助患者克服矛盾心理，選擇和接受有利健康的行為。訪談中患者的擔憂得到了及時的表達和處理，如“雖然化療會帶來脫發的煩惱，但醫生會盡量選用副作用小的方案，減少脫發。并且頭發會重新生長，制作精良的假發，基本看不出來”等針對性信息的提供。患者的個人需求得到了尊重和理解，患者更能克服矛盾心理，接受治療。接受 MI 干預的初治患者，在干預后焦慮情緒、抑郁情緒、心理痛苦的程度較干預前明顯減輕，且干預同期 MI 組的焦慮情緒、抑郁情緒、心理痛苦的程度明顯低于對照組（P<0.05），這與徐曉燕等[18]的研究結果一致。這可能與 MI 一開始讓患者有心理準備的接受化療副反應，心理彈性增加，更趨于正向的了解疾病和相關知識，減輕了心理痛苦和焦慮抑郁情緒的發生有關。
綜上所述，MI 可改善肺癌化療初治患者的焦慮抑郁情緒。但由于 MI 運用于腫瘤的研究較少，且本研究僅初步探討了 MI 在降低焦慮抑郁情緒方面的積極作用，樣本量較小，因此未來還需在擴大樣本容量基礎上對 MI 進行進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