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拉巴片多, 孫舒瑤, 索朗片多, 鄔云紅, 何華. 日喀則地區藏族成年人的血壓、血糖、血脂與肥胖的關系. 華西醫學, 2018, 33(5): 532-536. doi: 10.7507/1002-0179.201608168 復制
隨著衛生條件及經濟水平的提高，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的患病率逐年增多，而在西藏城市地區，肥胖日益加劇的趨勢不容樂觀。在全球范圍內心血管疾病的死因已經位居第一[1]，而造成這一嚴峻形勢的背后推手，不良的生活習慣引發的“三高”值得引起高度重視。藏族居民長期生活在高海拔地區，生活習慣與內地居民迥異，我們之前調查研究顯示日喀則地區部分藏族農牧民群眾的肥胖發生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然而日喀則當地城鎮居民肥胖情況如何？血壓、血糖、血脂隨肥胖程度增加的變化規律如何？我們擬就上述問題進行初步研究。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2015 年 3 月—9 月于日喀則市人民醫院體檢的干部群眾共計 290 例，篩選其中年齡≥18 歲，并且完成了血壓、血糖、血脂 3 項檢查的藏族人為研究對象，共計 181 例，其中男 164 例，女 17 例。
1.2 檢測方法及項目
① 由專業人員測量體檢者的身高、體質量，計算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BMI=體質量（kg）/身高2（m2）；② 腰圍：受試者空腹直立，雙腳自然分開 25～30 cm，測量部位為髂前上棘和第 12 肋下緣的連線中點，測量時軟尺平貼腹部皮膚，不能壓迫；③ 血壓：患者取坐位，休息 10 min，裸露肘部，置于與心臟同一水平，使用水銀血壓計測量血壓；④ 抽取受試者早晨 8 點的空腹血 5 mL，分離血清測定血糖、三酰甘油（triacylglycerol，TG）、總膽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
1.3 診斷及分類標準
① 根據我國成人 BMI 的分類標準，18.5 kg/m2≤BMI<24 kg/m2為 BMI 正常組，BMI≥24 kg/m2為超重肥胖組[3]；② 根據中國肥胖問題工作組的標準，男性腰圍≥85 cm、女性腰圍≥80 cm 為中心性肥胖[3]；③ 收縮壓≥140 mm Hg（1 mm Hg=0.133 kPa）為異常，舒張壓≥90 mm Hg 為異常；④ 空腹血糖≥6.1 mmol/L 為異常[4]；⑤ TC≥5.18 mmol/L，TG≥1.70 mmol/L，HDL-C≤1.04 mmol/L，LDL-C≥3.37 mmol/L 為血脂異常[5]。
1.4 統計學方法
使用易侕軟件 R 3.4.3 計算。符合正態分布的數據以均數±標準差表示，兩組間比較使用 t 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的數據以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表示，兩組間比較使用 Mann-Whitney 秩和檢驗。率的比較采用 χ2 檢驗。根據 BMI、腰圍分組（A 組：BMI 與腰圍均正常；B 組：BMI 正常，腰圍異常；C 組：BMI 為超重及肥胖，腰圍正常；D 組：BMI 為超重及肥胖，腰圍為中心性肥胖）后，以組別（啞變量形式）和年齡為自變量，以各指標為因變量，使用多重線性回歸分析評估各組間各檢測指標的變化。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不同 BMI 組檢測結果的比較
根據我國 BMI 分類標準分組，BMI 正常組共 77 例，超重肥胖組共 104 例，超重肥胖檢出率為 57.5%。超重肥胖組的受試者具有更高的收縮壓及舒張壓，但兩組之間年齡存在明顯差異，使用回歸分析校正年齡的影響后，超重肥胖組的收縮壓平均比 BMI 正常組高 9.26 mm Hg ［95% 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3.46，15.07）mm Hg，P=0.002］，舒張壓高 7.76 mm Hg［95%CI（3.96，11.57） mm Hg，P<0.001］。而兩組之間血脂、血糖均未見明顯差異。超重肥胖組血壓異常的檢出率更高。BMI 正常組任一血脂異常的檢出率為 52.6%。見表 1、2。
表1
不同 BMI 組各檢測指標比較
表2
不同 BMI 組檢測指標異常的檢出情況［例（%）］
2.2 不同腰圍組檢測結果的比較
根據我國中心型肥胖的標準分組，腰圍正常組 38 例，中心性肥胖組 143 例，中心性肥胖檢出率為 79.0%。中心性肥胖的受試者，有更高的收縮壓、舒張壓及血糖值，但兩組之間年齡存在明顯差異，使用回歸分析校正年齡的影響后，中心性肥胖組的收縮壓平均比腰圍正常組高 8.24 mm Hg ［95%CI（1.03，15.46）mm Hg，P=0.026］，舒張壓平均高 6.79 mm Hg［95%CI（2.03，11.55） mm Hg，P=0.006］。而兩組之間血脂、血糖均未見明顯差異。中心性肥胖組血壓異常的檢出率更高。在腰圍正常組任一血脂異常的檢出率為 50.0%。見表 3、4。
表3
不同腰圍組檢測結果的比較
表4
不同腰圍組異常的檢出情況［例（%）］
2.3 BMI、腰圍與血壓、血糖、血脂的關系
本次研究納入的 181 例藏族受試者中有 57.5% 為超重肥胖，而中心性肥胖更高達 79.0%。在 BMI 正常的受試者中，仍有 61.0% 為中心性肥胖。因此我們進一步將受試者根據不同的 BMI 及腰圍同時分組進行多重線性回歸分析（因本次研究中女性受試者數量少，故以下分組中不納入女性受試者）。由表 5 可見，BMI 正常時，單純腰圍增加，僅 TC 出現顯著升高。腰圍正常時，隨著 BMI 的增加，TC、HDL-C、LDL-C 出現了顯著升高。對于已有 BMI 單一異常的患者，若肥胖程度進一步增加，出現腰圍異常時，HDL-C 水平則出現顯著降低（表 6）。
表5
不同肥胖程度患者血壓、血糖、血脂的回歸分析（以 A 組為參照）
表6
不同肥胖程度患者血壓、血糖、血脂的回歸分析（以 C 組為參照）
3 討論
藏族按照地域和方言可分為 3 支，即康巴藏族、安多藏族和衛藏一帶的藏族，各個分支在文化、經濟方面有較好的同一性。衛藏主要包括拉薩、日喀則、阿里等地區，是西藏地區傳統的核心區域，居住著最多的藏族居民。目前關于藏族居民代謝狀況的研究較少，本次研究選取了日喀則地區為研究點，可以較好地反映衛藏一帶藏族居民的代謝情況。
西藏居民由于飲食中脂肪含量較高、長期大量飲酒、生活在低氧環境等原因的影響，容易并發肥胖。2007 年對衛藏一帶干部肥胖率的調查顯示，衛藏干部中超重及肥胖檢出率高達 59.26%，高于同一地區的漢族居民（40.74%）[6]，與 2010 年中國平原地區的平均超重率（30.6%）及肥胖率（12.0%）[7]相比，也明顯偏高。本次研究納入的 181 例藏族受試者中有 57.5% 為超重肥胖，與 2007 年的衛藏干部肥胖率調查結果基本一致，明顯高于成都平原體檢人群（40.9%）[8]。而本次研究中中心性肥胖更高達 79.0%，甚至在 BMI 正常的受試者中，仍有 60.5% 為中心性肥胖。可見，對藏族居民的肥胖應引起高度重視。
我們前期的研究已經發現了在高原居住的藏族居民高血壓患病率為 66.17%，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同時高膽固醇血癥的患病率也明顯高于 2005 年全國成人血脂調查水平[2]。藏族居民中超重及肥胖的患者較多，并且普遍血壓、血脂也偏高，這三者之間有怎樣的聯系？不同肥胖程度對血糖又有怎樣的影響？本次研究就這些問題給出了以下解答。
首先，在本次研究中，隨著 BMI 或腰圍的增加，血壓異常率明顯升高，校正了年齡的影響后，肥胖人群的血壓也是明顯高于非肥胖人群的。其次，腰圍對于血糖的預測可能擁有更高的靈敏度，表現在：腰圍正常組僅檢測出 1 例血糖異常者，而 BMI 正常組卻有 6 例，同時中心性肥胖組也比腰圍正常組有更高的血糖值。國外研究曾提出“三高”的發生不僅與總體脂肪率有關，還與腹部脂肪，特別是腹腔內脂肪有密切關系[9]，我們本次研究結果與其一致。再次，單就血脂異常的檢出率而言，本次研究顯示藏族居民中血脂異常的檢出率很高，即使在 BMI 正常或腰圍正常的藏族受試者中任一血脂異常的檢出率也高達 50.0% 和 52.6%，遠高于 2005 年全國成人血脂調查水平（18.6%）[10]，與 2015 年成都市區居民血脂異常患病率相比，也明顯升高（28.47%）[11]，甚至后兩者的研究結果是在不排除肥胖的人群中得出的。如此高的檢出率與我們的前期研究結果[2]也相符。2010 年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體檢人群中 BMI 正常組血脂異常的檢出率分別為：高 TG 19.6%、高 LDL-C 5.5%、低 HDL-C 1.7%[8]，檢出率也是低于本次研究的。前期的報道提出 BMI/腰圍增加可導致血脂異常[12]，而本次研究中隨著 BMI 增加，男性的 TC、LDL-C 出現了升高，而 TG 無明顯變化，可能與本次研究的數據量較少有關。在本次研究的男性受試者中我們發現單純腰圍增加，HDL-C 無明顯變化，單純 BMI 升高時，HDL-C 水平出現輕度升高，在此基礎上，當肥胖程度進一步發展，出現腰圍增加時，HDL-C 水平則顯著降低，提示在排除 BMI 的影響后，腰圍仍是心血管事件的獨立影響因素，與前期國外的研究報道相符[1]。而本研究中單純 BMI 升高時，HDL-C 為何也出現升高，目前原因尚不得而知。前期有報道對比了藏族和世居拉薩漢族健康人群的血脂水平，發現藏族中青年受試者的 HDL-C 明顯高于漢族[13]，這可能是經過長期自然選擇和進化，高原世居人群自身形成的一種保護機制。那么這種保護機制是否還可能表現在隨著肥胖程度的增加，HDL-C 水平逐漸升高？相關問題的探討還需要更大樣本量、更進一步的研究。
本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研究樣本量有限，影響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同時也使數據的代表性減弱。其次，本次研究納入的是來醫院參加體檢的居民，存在一定選擇偏倚。
綜上所述，本次研究顯示藏族居民肥胖的發生率很高，尤其是中心性肥胖的發生率。隨著 BMI 或腰圍的增加，血壓出現顯著升高，即使在 BMI 或腰圍均正常時，血脂異常的檢出率也可高達 50%。因此，需規范醫護人員對于肥胖的認識，以及時發現代謝異常，加強防治，同時加強對藏區居民的健康教育，提倡合理飲食及加強鍛煉。同時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探討肥胖與血脂的關系。
隨著衛生條件及經濟水平的提高，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的患病率逐年增多，而在西藏城市地區，肥胖日益加劇的趨勢不容樂觀。在全球范圍內心血管疾病的死因已經位居第一[1]，而造成這一嚴峻形勢的背后推手，不良的生活習慣引發的“三高”值得引起高度重視。藏族居民長期生活在高海拔地區，生活習慣與內地居民迥異，我們之前調查研究顯示日喀則地區部分藏族農牧民群眾的肥胖發生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然而日喀則當地城鎮居民肥胖情況如何？血壓、血糖、血脂隨肥胖程度增加的變化規律如何？我們擬就上述問題進行初步研究。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2015 年 3 月—9 月于日喀則市人民醫院體檢的干部群眾共計 290 例，篩選其中年齡≥18 歲，并且完成了血壓、血糖、血脂 3 項檢查的藏族人為研究對象，共計 181 例，其中男 164 例，女 17 例。
1.2 檢測方法及項目
① 由專業人員測量體檢者的身高、體質量，計算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BMI=體質量（kg）/身高2（m2）；② 腰圍：受試者空腹直立，雙腳自然分開 25～30 cm，測量部位為髂前上棘和第 12 肋下緣的連線中點，測量時軟尺平貼腹部皮膚，不能壓迫；③ 血壓：患者取坐位，休息 10 min，裸露肘部，置于與心臟同一水平，使用水銀血壓計測量血壓；④ 抽取受試者早晨 8 點的空腹血 5 mL，分離血清測定血糖、三酰甘油（triacylglycerol，TG）、總膽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
1.3 診斷及分類標準
① 根據我國成人 BMI 的分類標準，18.5 kg/m2≤BMI<24 kg/m2為 BMI 正常組，BMI≥24 kg/m2為超重肥胖組[3]；② 根據中國肥胖問題工作組的標準，男性腰圍≥85 cm、女性腰圍≥80 cm 為中心性肥胖[3]；③ 收縮壓≥140 mm Hg（1 mm Hg=0.133 kPa）為異常，舒張壓≥90 mm Hg 為異常；④ 空腹血糖≥6.1 mmol/L 為異常[4]；⑤ TC≥5.18 mmol/L，TG≥1.70 mmol/L，HDL-C≤1.04 mmol/L，LDL-C≥3.37 mmol/L 為血脂異常[5]。
1.4 統計學方法
使用易侕軟件 R 3.4.3 計算。符合正態分布的數據以均數±標準差表示，兩組間比較使用 t 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的數據以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表示，兩組間比較使用 Mann-Whitney 秩和檢驗。率的比較采用 χ2 檢驗。根據 BMI、腰圍分組（A 組：BMI 與腰圍均正常；B 組：BMI 正常，腰圍異常；C 組：BMI 為超重及肥胖，腰圍正常；D 組：BMI 為超重及肥胖，腰圍為中心性肥胖）后，以組別（啞變量形式）和年齡為自變量，以各指標為因變量，使用多重線性回歸分析評估各組間各檢測指標的變化。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不同 BMI 組檢測結果的比較
根據我國 BMI 分類標準分組，BMI 正常組共 77 例，超重肥胖組共 104 例，超重肥胖檢出率為 57.5%。超重肥胖組的受試者具有更高的收縮壓及舒張壓，但兩組之間年齡存在明顯差異，使用回歸分析校正年齡的影響后，超重肥胖組的收縮壓平均比 BMI 正常組高 9.26 mm Hg ［95% 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3.46，15.07）mm Hg，P=0.002］，舒張壓高 7.76 mm Hg［95%CI（3.96，11.57） mm Hg，P<0.001］。而兩組之間血脂、血糖均未見明顯差異。超重肥胖組血壓異常的檢出率更高。BMI 正常組任一血脂異常的檢出率為 52.6%。見表 1、2。
表1
不同 BMI 組各檢測指標比較
表2
不同 BMI 組檢測指標異常的檢出情況［例（%）］
2.2 不同腰圍組檢測結果的比較
根據我國中心型肥胖的標準分組，腰圍正常組 38 例，中心性肥胖組 143 例，中心性肥胖檢出率為 79.0%。中心性肥胖的受試者，有更高的收縮壓、舒張壓及血糖值，但兩組之間年齡存在明顯差異，使用回歸分析校正年齡的影響后，中心性肥胖組的收縮壓平均比腰圍正常組高 8.24 mm Hg ［95%CI（1.03，15.46）mm Hg，P=0.026］，舒張壓平均高 6.79 mm Hg［95%CI（2.03，11.55） mm Hg，P=0.006］。而兩組之間血脂、血糖均未見明顯差異。中心性肥胖組血壓異常的檢出率更高。在腰圍正常組任一血脂異常的檢出率為 50.0%。見表 3、4。
表3
不同腰圍組檢測結果的比較
表4
不同腰圍組異常的檢出情況［例（%）］
2.3 BMI、腰圍與血壓、血糖、血脂的關系
本次研究納入的 181 例藏族受試者中有 57.5% 為超重肥胖，而中心性肥胖更高達 79.0%。在 BMI 正常的受試者中，仍有 61.0% 為中心性肥胖。因此我們進一步將受試者根據不同的 BMI 及腰圍同時分組進行多重線性回歸分析（因本次研究中女性受試者數量少，故以下分組中不納入女性受試者）。由表 5 可見，BMI 正常時，單純腰圍增加，僅 TC 出現顯著升高。腰圍正常時，隨著 BMI 的增加，TC、HDL-C、LDL-C 出現了顯著升高。對于已有 BMI 單一異常的患者，若肥胖程度進一步增加，出現腰圍異常時，HDL-C 水平則出現顯著降低（表 6）。
表5
不同肥胖程度患者血壓、血糖、血脂的回歸分析（以 A 組為參照）
表6
不同肥胖程度患者血壓、血糖、血脂的回歸分析（以 C 組為參照）
3 討論
藏族按照地域和方言可分為 3 支，即康巴藏族、安多藏族和衛藏一帶的藏族，各個分支在文化、經濟方面有較好的同一性。衛藏主要包括拉薩、日喀則、阿里等地區，是西藏地區傳統的核心區域，居住著最多的藏族居民。目前關于藏族居民代謝狀況的研究較少，本次研究選取了日喀則地區為研究點，可以較好地反映衛藏一帶藏族居民的代謝情況。
西藏居民由于飲食中脂肪含量較高、長期大量飲酒、生活在低氧環境等原因的影響，容易并發肥胖。2007 年對衛藏一帶干部肥胖率的調查顯示，衛藏干部中超重及肥胖檢出率高達 59.26%，高于同一地區的漢族居民（40.74%）[6]，與 2010 年中國平原地區的平均超重率（30.6%）及肥胖率（12.0%）[7]相比，也明顯偏高。本次研究納入的 181 例藏族受試者中有 57.5% 為超重肥胖，與 2007 年的衛藏干部肥胖率調查結果基本一致，明顯高于成都平原體檢人群（40.9%）[8]。而本次研究中中心性肥胖更高達 79.0%，甚至在 BMI 正常的受試者中，仍有 60.5% 為中心性肥胖。可見，對藏族居民的肥胖應引起高度重視。
我們前期的研究已經發現了在高原居住的藏族居民高血壓患病率為 66.17%，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同時高膽固醇血癥的患病率也明顯高于 2005 年全國成人血脂調查水平[2]。藏族居民中超重及肥胖的患者較多，并且普遍血壓、血脂也偏高，這三者之間有怎樣的聯系？不同肥胖程度對血糖又有怎樣的影響？本次研究就這些問題給出了以下解答。
首先，在本次研究中，隨著 BMI 或腰圍的增加，血壓異常率明顯升高，校正了年齡的影響后，肥胖人群的血壓也是明顯高于非肥胖人群的。其次，腰圍對于血糖的預測可能擁有更高的靈敏度，表現在：腰圍正常組僅檢測出 1 例血糖異常者，而 BMI 正常組卻有 6 例，同時中心性肥胖組也比腰圍正常組有更高的血糖值。國外研究曾提出“三高”的發生不僅與總體脂肪率有關，還與腹部脂肪，特別是腹腔內脂肪有密切關系[9]，我們本次研究結果與其一致。再次，單就血脂異常的檢出率而言，本次研究顯示藏族居民中血脂異常的檢出率很高，即使在 BMI 正常或腰圍正常的藏族受試者中任一血脂異常的檢出率也高達 50.0% 和 52.6%，遠高于 2005 年全國成人血脂調查水平（18.6%）[10]，與 2015 年成都市區居民血脂異常患病率相比，也明顯升高（28.47%）[11]，甚至后兩者的研究結果是在不排除肥胖的人群中得出的。如此高的檢出率與我們的前期研究結果[2]也相符。2010 年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體檢人群中 BMI 正常組血脂異常的檢出率分別為：高 TG 19.6%、高 LDL-C 5.5%、低 HDL-C 1.7%[8]，檢出率也是低于本次研究的。前期的報道提出 BMI/腰圍增加可導致血脂異常[12]，而本次研究中隨著 BMI 增加，男性的 TC、LDL-C 出現了升高，而 TG 無明顯變化，可能與本次研究的數據量較少有關。在本次研究的男性受試者中我們發現單純腰圍增加，HDL-C 無明顯變化，單純 BMI 升高時，HDL-C 水平出現輕度升高，在此基礎上，當肥胖程度進一步發展，出現腰圍增加時，HDL-C 水平則顯著降低，提示在排除 BMI 的影響后，腰圍仍是心血管事件的獨立影響因素，與前期國外的研究報道相符[1]。而本研究中單純 BMI 升高時，HDL-C 為何也出現升高，目前原因尚不得而知。前期有報道對比了藏族和世居拉薩漢族健康人群的血脂水平，發現藏族中青年受試者的 HDL-C 明顯高于漢族[13]，這可能是經過長期自然選擇和進化，高原世居人群自身形成的一種保護機制。那么這種保護機制是否還可能表現在隨著肥胖程度的增加，HDL-C 水平逐漸升高？相關問題的探討還需要更大樣本量、更進一步的研究。
本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研究樣本量有限，影響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同時也使數據的代表性減弱。其次，本次研究納入的是來醫院參加體檢的居民，存在一定選擇偏倚。
綜上所述，本次研究顯示藏族居民肥胖的發生率很高，尤其是中心性肥胖的發生率。隨著 BMI 或腰圍的增加，血壓出現顯著升高，即使在 BMI 或腰圍均正常時，血脂異常的檢出率也可高達 50%。因此，需規范醫護人員對于肥胖的認識，以及時發現代謝異常，加強防治，同時加強對藏區居民的健康教育，提倡合理飲食及加強鍛煉。同時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探討肥胖與血脂的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