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景小凡, 柳園, 饒志勇, 戴婷婷, 李雪梅, 蒲芳芳, 胡雯, 喬蓉. 妊娠期糖尿病對母嬰結局影響分析. 華西醫學, 2016, 31(2): 301-305. doi: 10.7507/1002-0179.20160080 復制
妊娠期糖尿病（GDM）是指妊娠過程中首次發現或發生的不同程度的葡萄糖不耐受，而導致不同程度的高血糖，不排除在妊娠前存在糖耐量異常的可能。GDM給患者及子代造成諸多不良影響，包括妊娠期高血壓綜合征（PIH）、羊水過多、早產、剖宮產、感染，巨大兒、胎兒畸形、新生兒呼吸窘迫綜合征等，甚至給母嬰帶來遠期的并發癥和后遺癥，如2型糖尿病及子代發生肥胖的幾率增加等。GDM的發生率在各國間存在明顯差異，2011年我國GDM發生率已達6.8%[1]，已成為妊娠期常見的影響妊娠預后的重要并發癥之一。我國GDM發生率的逐年升高，與居民膳食結構的巨大變化及居民超重肥胖發生率的劇增密切相關：1992年－2012年，在短短20年間我國居民每人每天平均膳食脂肪供能比從18.0%驟增到33.0%；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別從12.8%和3.3%驟升到30.1%和11.9%。
有研究表明，孕期增重過多對妊娠期合并癥和新生兒健康有重要影響[2-3]。由于孕期體質量增加與孕期膳食能量攝入量密切相關，因此，探討孕期飲食情況與GDM的關系，并分析GDM對孕期增重和母嬰結局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本研究通過收集四川大學華西第二醫院GDM孕產婦作為研究對象，同時選取正常健康的孕產婦進行病例對照研究，探討GDM發病的影響因素，并且分別從母親和嬰兒兩個方面探討GDM對妊娠結局的影響，旨在為有針對性地開展GDM早期防治和評估母嬰風險提供參考資料。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09年9月－2011年3月在四川大學華西第二醫院住院分娩且病歷資料完整的395例單胎孕產婦納入研究，其孕周為18～32周，且孕前均未患其他內分泌疾病。GDM組孕產婦共128例，平均年齡（31.2±4.1）歲，50 g葡萄糖負荷試驗（GCT）時孕周（26.2±3.3）周，既往孕次（2.4±1.4）次，既往產次（0.2±0.5）次；非GDM組共267例，平均年齡（31.0±4.2）歲，50 g GCT時孕周（26.0±3.2）周，既往孕次（2.3±1.5）次，既往產次（0.2±0.4）次。兩組孕產婦的年齡、50 g GCT時孕周、既往孕次和產次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診斷標準[4]：① 空腹血糖：≥5.8 mmol/L者，可診斷為GDM。② 50 g GCT：異常者即服糖后血糖值≥7.8 mmol/L，檢查空腹血糖，空腹血糖異常可診斷為GDM，正常者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試驗（OGTT）試驗。③ OGTT試驗：空腹、1 h、2 h和3 h血糖正常值分別為5.6、10.3、8.6和6.7 mmol/L，其中有2項或2項以上達到或超過正常值診斷為GDM。
1.2 方法
1.2.1 問卷調查
對每位調查對象在門診進行面對面問卷調查，內容包括：孕婦的一般情況、妊娠情況、孕期飲食生活情況、孕早期和中期體力活動情況等。
1.2.2 實驗室及臨床檢查
查閱收集的檢查指標包括：身高（cm）、孕前體質量（kg）、50 g GCT時增重（kg）、血糖（mmol/L）、血壓[（1 mm Hg=0.133 kPa）]、血紅蛋白值（g/L）。
1.2.3 觀察指標
各項孕產婦和新生兒并發癥的診斷和評價標準，均參照人民衛生出版社《婦產科學》第7版的相關內容[4]。① 孕產婦一般情況、妊娠期合并癥及妊娠結局。A.孕期增重，為孕婦分娩前最后一次測量的體質量減去孕前體質量所得的值，按照孕前體型，將對象分為偏瘦、正常、超重，推薦增重范圍分別為14.0～19.5 kg、13.0～19.0 kg和11.0～18.5 kg[5]；B.分娩方式：陰道自產、剖宮產；C.早產：妊娠滿28周至不足37周（196～258 d）間分娩者；D.羊水過多：妊娠期間羊水量＞2 000 mL；E.胎膜早破：在臨產前胎膜破裂；F. PIH是一種妊娠期特有的疾病，多數患者在妊娠期表現為血壓升高（血壓≥140/90 mm Hg）和蛋白尿癥狀；G.妊娠期肝內膽汁淤積癥（ICP）：孕中、晚期特有的并發癥，臨床上以皮膚瘙癢和黃疸為特征，對胎兒危害較嚴重。
② 新生兒一般情況以及合并癥。A. 新生兒體質量：新生兒出生時的體質量；B.巨大兒：胎兒體質量≥4 000 g；C.低體質量兒：胎兒出生體質量＜2 500 g；D. Apgar評分是以新生兒出生后1 min內心率、呼吸、肌張力、喉反射及皮膚顏色5項體征為依據，8～10分屬正常新生兒，4～7分為輕度窒息，0～3分為重度窒息；E.胎兒窘迫：胎兒在子宮內因急性或慢性缺氧危及其健康和生命的綜合征；F.先天畸形：出生缺陷的一種，指胎兒在宮內發生的結構異常；G.死胎：妊娠20周后胎兒在宮內死亡或在生產過程中死亡；H.臍帶纏繞：臍帶圍繞胎兒的頸部、四肢或者軀干。
1.3 統計學方法
Epidata軟件雙份獨立錄入數據，SPSS 18.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兩組間定性資料采用χ2檢驗。檢驗水準為α=0.05。
2 結果
2.1 孕婦膳食攝入情況
兩組患者孕期平均每日攝入的能量、蛋白質、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三大營養素供能比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表1
兩組孕婦膳食攝入情況及三大營養素供能比（2.2 孕期增重
2.2.1 兩組孕產婦孕期增重情況
GDM組孕期增重為（15.9±6.2）kg，非GDM組孕期增重為（16.5±4.5）kg，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2.2.2 不同孕前體質量指數（BMI）孕產婦孕期增重情況
總體上，GDM組孕期增重不足和增重過多的發生率均高于非GDM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GDM組孕期增重適宜的比例低于非GDM組（P＜0.01）；孕前體質量正常的孕婦，GDM組孕期增重不足的發生率較高，而增重適宜的比例較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孕前體質量超重的孕婦，孕期增重過多的比例高于非GDM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他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兩組不同BMI孕婦孕期增重比較[例（%）]
2.3 兩組孕產婦妊娠結局及妊娠期合并癥
GDM組孕產婦發生羊水過多、ICP和PIH的比例高于非GDM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兩組孕產婦發生早產、剖宮產和胎膜早破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3。
表3
兩組孕產婦妊娠結局及妊娠期合并癥比較[例（%）]
2.4 兩組新生兒結局及合并癥
GDM組新生兒出生的體質量為（3 294.84±519.79）g，非GDM組新生兒出生的體質量為（3 281.73 ±432.42）g，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Apgar評分在1 min和5 min時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但10 min時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4。兩組新生兒發生死胎、先天畸形和巨大兒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以Apgar評分為依據，兩組輕度窒息的發生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3）；低體質量兒、臍帶纏繞和胎兒窘迫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5。
表4
兩組新生兒Apgar 評分比較（分）
表5
兩組新生兒結局及合并癥比較[例（%）]
3 討論
GDM多發生于孕中晚期，多數患者往往無明顯的自覺癥狀，但GDM孕婦發生妊娠期合并癥的危險性增加，新生兒的患病率和病死率明顯上升，對母嬰二代的健康造成短期或長期的不良影響[6]。因此，通過擴大篩查范圍、改善篩查方法，盡早對高危孕婦進行干預，嚴格控制GDM孕婦血糖，保持合理營養，增強胎兒監測等一系列措施，盡可能地使妊娠結局和新生兒情況得以改善。
3.1 GDM與孕期飲食
采用半定量食物頻率法調查膳食攝入情況，分別詢問調查對象在孕期每類食物的攝人頻率及平均每次食用量，結合食物成分表計算具體的攝入量[7]。有研究顯示食物頻率法可以反映群體及個體的食物攝人情況，尤其對消費頻率較高的食物，比較適用研究膳食和健康的關系[8]。本部分研究結果顯示兩組孕婦平均每日總能量、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質攝入量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孕期攝食總量不合理及不良的飲食習慣是導致GDM發生的重要飲食因素。
3.2 GDM與孕期增重
目前，國內外對孕期適宜增重的推薦范圍均需結合孕前BMI的水平，但具體標準還有爭議。美國國家科學院醫學研究推薦的體質量增長范圍規定，孕前BMI＜19.8 kg/m2、19.8～26.0 kg/m2、26.0～29.0 kg/m2和＞29.0 kg/m2的孕婦孕期適宜的體質量增加范圍分別為12.5～18.0 kg、11.5～16.0 kg、7.0～11.5 kg及至少增重7.0 kg[9]。
此次研究首先對GDM組和非GDM組孕產婦的孕期增重進行比較，結果顯示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結合孕前BMI水平對兩組對象孕期增重分級發現，總體上GDM組總體孕期增重不足和增重過多的發生率均高于非GDM組，但GDM組孕期增重適宜的比例低于非GDM組。這可能與GDM組孕婦孕期膳食攝入量和結構不合理有關，進而導致孕期增重不足或過多，尤其是孕前肥胖/超重的孕產婦更易發生妊娠期合并癥和不良妊娠結局。提示應改善生活方式，控制孕前體質量對預防GDM的發生更有意義[10-11]，以及減少子代肥胖的可能性[12]。
3.3 GDM對妊娠結局、妊娠期合并癥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兩組孕產婦羊水過多的發生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GDM組為5.43%，低于國內的相關報道[13]，其發生原因可能是GDM患者細胞內外滲透壓失衡，葡萄糖和鈉離子通過胎盤過多地進入羊水和胎兒體內，造成羊水和胎兒體液的高滲狀態，導致羊水過多。
此次研究發現兩組ICP的發生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ICP主要對胎兒發育影響較大，其發生機制與雌激素、遺傳和藥物有關。ICP患者的胎盤絨毛間隙體積減小，滋養細胞水腫影響母體與胎兒間的營養輸送，易導致胎兒宮內缺氧；而GDM患者的胎兒肺發育遲緩，且胎兒對缺氧的耐受性下降，所以GDM合并ICP對胎兒的影響更加嚴重。
PIH是妊娠期特有的疾病，本研究中，GDM組發生PIH的危險性較非GDM組高（P=0.02），提示GDM患者較易發生PIH。有研究也發現隨著GDM嚴重程度的增加，先兆子癇的發生率也增加，且糖代謝異常程度越重，PIH的發生率越高[14-15]。
3.4 GDM對新生兒結局及合并癥的影響
GDM與新生兒健康密切相關，易造成巨大兒、死胎、先天性感染、新生兒畸形和窒息等。GDM孕婦不僅是血糖升高，其血脂也較正常孕婦高，這些均可導致胎兒過度生長[16]，母體持續的高血糖可經胎盤到達胎兒體內，刺激胎兒產生大量胰島素，活化氨基酸轉移系統，促進胎兒蛋白脂肪合成，抑制脂肪降解，導致巨大兒增多。本研究對兩組新生兒的出生體質量進行分析，尚未發現兩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但GDM組巨大兒的發生率為8.53%，非GDM組為3.75%，兩組巨大兒的發生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新生兒Apgar評分是常用的評價新生兒有無窒息及窒息嚴重程度的標準，本次研究發現兩組對象在1 min和5 min時Apgar評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GDM組發生輕度窒息的危險性高于對照組（P=0.03），發生率分別為7.75%和3.00%。主要原因是GDM孕婦本身可降低胎盤對胎兒的供氧，且胎兒高胰島素水平可拮抗糖皮質激素促進其Ⅱ型肺泡細胞的成熟，延遲肺表面活性物質的分泌和釋放，使胎兒肺成熟延緩，故新生兒易于發生窒息。
有研究表明GDM孕婦發生新生兒畸形的危險性較高，為正常孕婦的3～8倍[17]，其中以心血管系統、骨骼肌和神經系統畸形最常見[18]。此次研究中，GDM組新生兒畸形的發生率為3.88%，非GDM組為0.75%，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原因可能是GDM孕婦高血糖和高酮體水平對胚胎有致畸的作用，有研究進一步指出孕母高血糖可引起卵黃囊細胞膜受損，影響細胞膜MAPK信號通路的蛋白激酶活性及其功能，啟動異常的細胞凋亡，導致胚胎先天性神經管缺陷的發生[19]。
在本次研究中，發現GDM組死胎的比例高于非GDM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有研究發現GDM與新生兒死亡率密切相關，GDM組的新生兒死亡率明顯高于正常組，對于導致新生兒死亡的原因，多數學者認為與胎盤發育有關，GDM孕婦存在的微血管病變，加重胎盤絨毛干中胎兒側小動脈阻塞，導致胎兒宮內缺氧、發育遲緩或突然窒息死亡[20-21]。
綜上所述，GDM患者及其新生兒的不良結局和并發癥發生率均較高，應盡早進行血糖篩查，對高危人群及時干預和治療，保證合理飲食和適當的體力活動[22-23]，保持良好的心理狀態[24]，確保血糖控制在適當范圍，最終取得良好的妊娠結局，保障母嬰兩代健康。
妊娠期糖尿病（GDM）是指妊娠過程中首次發現或發生的不同程度的葡萄糖不耐受，而導致不同程度的高血糖，不排除在妊娠前存在糖耐量異常的可能。GDM給患者及子代造成諸多不良影響，包括妊娠期高血壓綜合征（PIH）、羊水過多、早產、剖宮產、感染，巨大兒、胎兒畸形、新生兒呼吸窘迫綜合征等，甚至給母嬰帶來遠期的并發癥和后遺癥，如2型糖尿病及子代發生肥胖的幾率增加等。GDM的發生率在各國間存在明顯差異，2011年我國GDM發生率已達6.8%[1]，已成為妊娠期常見的影響妊娠預后的重要并發癥之一。我國GDM發生率的逐年升高，與居民膳食結構的巨大變化及居民超重肥胖發生率的劇增密切相關：1992年－2012年，在短短20年間我國居民每人每天平均膳食脂肪供能比從18.0%驟增到33.0%；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別從12.8%和3.3%驟升到30.1%和11.9%。
有研究表明，孕期增重過多對妊娠期合并癥和新生兒健康有重要影響[2-3]。由于孕期體質量增加與孕期膳食能量攝入量密切相關，因此，探討孕期飲食情況與GDM的關系，并分析GDM對孕期增重和母嬰結局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本研究通過收集四川大學華西第二醫院GDM孕產婦作為研究對象，同時選取正常健康的孕產婦進行病例對照研究，探討GDM發病的影響因素，并且分別從母親和嬰兒兩個方面探討GDM對妊娠結局的影響，旨在為有針對性地開展GDM早期防治和評估母嬰風險提供參考資料。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09年9月－2011年3月在四川大學華西第二醫院住院分娩且病歷資料完整的395例單胎孕產婦納入研究，其孕周為18～32周，且孕前均未患其他內分泌疾病。GDM組孕產婦共128例，平均年齡（31.2±4.1）歲，50 g葡萄糖負荷試驗（GCT）時孕周（26.2±3.3）周，既往孕次（2.4±1.4）次，既往產次（0.2±0.5）次；非GDM組共267例，平均年齡（31.0±4.2）歲，50 g GCT時孕周（26.0±3.2）周，既往孕次（2.3±1.5）次，既往產次（0.2±0.4）次。兩組孕產婦的年齡、50 g GCT時孕周、既往孕次和產次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診斷標準[4]：① 空腹血糖：≥5.8 mmol/L者，可診斷為GDM。② 50 g GCT：異常者即服糖后血糖值≥7.8 mmol/L，檢查空腹血糖，空腹血糖異常可診斷為GDM，正常者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試驗（OGTT）試驗。③ OGTT試驗：空腹、1 h、2 h和3 h血糖正常值分別為5.6、10.3、8.6和6.7 mmol/L，其中有2項或2項以上達到或超過正常值診斷為GDM。
1.2 方法
1.2.1 問卷調查
對每位調查對象在門診進行面對面問卷調查，內容包括：孕婦的一般情況、妊娠情況、孕期飲食生活情況、孕早期和中期體力活動情況等。
1.2.2 實驗室及臨床檢查
查閱收集的檢查指標包括：身高（cm）、孕前體質量（kg）、50 g GCT時增重（kg）、血糖（mmol/L）、血壓[（1 mm Hg=0.133 kPa）]、血紅蛋白值（g/L）。
1.2.3 觀察指標
各項孕產婦和新生兒并發癥的診斷和評價標準，均參照人民衛生出版社《婦產科學》第7版的相關內容[4]。① 孕產婦一般情況、妊娠期合并癥及妊娠結局。A.孕期增重，為孕婦分娩前最后一次測量的體質量減去孕前體質量所得的值，按照孕前體型，將對象分為偏瘦、正常、超重，推薦增重范圍分別為14.0～19.5 kg、13.0～19.0 kg和11.0～18.5 kg[5]；B.分娩方式：陰道自產、剖宮產；C.早產：妊娠滿28周至不足37周（196～258 d）間分娩者；D.羊水過多：妊娠期間羊水量＞2 000 mL；E.胎膜早破：在臨產前胎膜破裂；F. PIH是一種妊娠期特有的疾病，多數患者在妊娠期表現為血壓升高（血壓≥140/90 mm Hg）和蛋白尿癥狀；G.妊娠期肝內膽汁淤積癥（ICP）：孕中、晚期特有的并發癥，臨床上以皮膚瘙癢和黃疸為特征，對胎兒危害較嚴重。
② 新生兒一般情況以及合并癥。A. 新生兒體質量：新生兒出生時的體質量；B.巨大兒：胎兒體質量≥4 000 g；C.低體質量兒：胎兒出生體質量＜2 500 g；D. Apgar評分是以新生兒出生后1 min內心率、呼吸、肌張力、喉反射及皮膚顏色5項體征為依據，8～10分屬正常新生兒，4～7分為輕度窒息，0～3分為重度窒息；E.胎兒窘迫：胎兒在子宮內因急性或慢性缺氧危及其健康和生命的綜合征；F.先天畸形：出生缺陷的一種，指胎兒在宮內發生的結構異常；G.死胎：妊娠20周后胎兒在宮內死亡或在生產過程中死亡；H.臍帶纏繞：臍帶圍繞胎兒的頸部、四肢或者軀干。
1.3 統計學方法
Epidata軟件雙份獨立錄入數據，SPSS 18.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兩組間定性資料采用χ2檢驗。檢驗水準為α=0.05。
2 結果
2.1 孕婦膳食攝入情況
兩組患者孕期平均每日攝入的能量、蛋白質、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三大營養素供能比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表1
兩組孕婦膳食攝入情況及三大營養素供能比（2.2 孕期增重
2.2.1 兩組孕產婦孕期增重情況
GDM組孕期增重為（15.9±6.2）kg，非GDM組孕期增重為（16.5±4.5）kg，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2.2.2 不同孕前體質量指數（BMI）孕產婦孕期增重情況
總體上，GDM組孕期增重不足和增重過多的發生率均高于非GDM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GDM組孕期增重適宜的比例低于非GDM組（P＜0.01）；孕前體質量正常的孕婦，GDM組孕期增重不足的發生率較高，而增重適宜的比例較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孕前體質量超重的孕婦，孕期增重過多的比例高于非GDM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他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兩組不同BMI孕婦孕期增重比較[例（%）]
2.3 兩組孕產婦妊娠結局及妊娠期合并癥
GDM組孕產婦發生羊水過多、ICP和PIH的比例高于非GDM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兩組孕產婦發生早產、剖宮產和胎膜早破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3。
表3
兩組孕產婦妊娠結局及妊娠期合并癥比較[例（%）]
2.4 兩組新生兒結局及合并癥
GDM組新生兒出生的體質量為（3 294.84±519.79）g，非GDM組新生兒出生的體質量為（3 281.73 ±432.42）g，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Apgar評分在1 min和5 min時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但10 min時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4。兩組新生兒發生死胎、先天畸形和巨大兒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以Apgar評分為依據，兩組輕度窒息的發生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3）；低體質量兒、臍帶纏繞和胎兒窘迫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5。
表4
兩組新生兒Apgar 評分比較（分）
表5
兩組新生兒結局及合并癥比較[例（%）]
3 討論
GDM多發生于孕中晚期，多數患者往往無明顯的自覺癥狀，但GDM孕婦發生妊娠期合并癥的危險性增加，新生兒的患病率和病死率明顯上升，對母嬰二代的健康造成短期或長期的不良影響[6]。因此，通過擴大篩查范圍、改善篩查方法，盡早對高危孕婦進行干預，嚴格控制GDM孕婦血糖，保持合理營養，增強胎兒監測等一系列措施，盡可能地使妊娠結局和新生兒情況得以改善。
3.1 GDM與孕期飲食
采用半定量食物頻率法調查膳食攝入情況，分別詢問調查對象在孕期每類食物的攝人頻率及平均每次食用量，結合食物成分表計算具體的攝入量[7]。有研究顯示食物頻率法可以反映群體及個體的食物攝人情況，尤其對消費頻率較高的食物，比較適用研究膳食和健康的關系[8]。本部分研究結果顯示兩組孕婦平均每日總能量、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質攝入量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孕期攝食總量不合理及不良的飲食習慣是導致GDM發生的重要飲食因素。
3.2 GDM與孕期增重
目前，國內外對孕期適宜增重的推薦范圍均需結合孕前BMI的水平，但具體標準還有爭議。美國國家科學院醫學研究推薦的體質量增長范圍規定，孕前BMI＜19.8 kg/m2、19.8～26.0 kg/m2、26.0～29.0 kg/m2和＞29.0 kg/m2的孕婦孕期適宜的體質量增加范圍分別為12.5～18.0 kg、11.5～16.0 kg、7.0～11.5 kg及至少增重7.0 kg[9]。
此次研究首先對GDM組和非GDM組孕產婦的孕期增重進行比較，結果顯示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結合孕前BMI水平對兩組對象孕期增重分級發現，總體上GDM組總體孕期增重不足和增重過多的發生率均高于非GDM組，但GDM組孕期增重適宜的比例低于非GDM組。這可能與GDM組孕婦孕期膳食攝入量和結構不合理有關，進而導致孕期增重不足或過多，尤其是孕前肥胖/超重的孕產婦更易發生妊娠期合并癥和不良妊娠結局。提示應改善生活方式，控制孕前體質量對預防GDM的發生更有意義[10-11]，以及減少子代肥胖的可能性[12]。
3.3 GDM對妊娠結局、妊娠期合并癥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兩組孕產婦羊水過多的發生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GDM組為5.43%，低于國內的相關報道[13]，其發生原因可能是GDM患者細胞內外滲透壓失衡，葡萄糖和鈉離子通過胎盤過多地進入羊水和胎兒體內，造成羊水和胎兒體液的高滲狀態，導致羊水過多。
此次研究發現兩組ICP的發生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ICP主要對胎兒發育影響較大，其發生機制與雌激素、遺傳和藥物有關。ICP患者的胎盤絨毛間隙體積減小，滋養細胞水腫影響母體與胎兒間的營養輸送，易導致胎兒宮內缺氧；而GDM患者的胎兒肺發育遲緩，且胎兒對缺氧的耐受性下降，所以GDM合并ICP對胎兒的影響更加嚴重。
PIH是妊娠期特有的疾病，本研究中，GDM組發生PIH的危險性較非GDM組高（P=0.02），提示GDM患者較易發生PIH。有研究也發現隨著GDM嚴重程度的增加，先兆子癇的發生率也增加，且糖代謝異常程度越重，PIH的發生率越高[14-15]。
3.4 GDM對新生兒結局及合并癥的影響
GDM與新生兒健康密切相關，易造成巨大兒、死胎、先天性感染、新生兒畸形和窒息等。GDM孕婦不僅是血糖升高，其血脂也較正常孕婦高，這些均可導致胎兒過度生長[16]，母體持續的高血糖可經胎盤到達胎兒體內，刺激胎兒產生大量胰島素，活化氨基酸轉移系統，促進胎兒蛋白脂肪合成，抑制脂肪降解，導致巨大兒增多。本研究對兩組新生兒的出生體質量進行分析，尚未發現兩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但GDM組巨大兒的發生率為8.53%，非GDM組為3.75%，兩組巨大兒的發生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新生兒Apgar評分是常用的評價新生兒有無窒息及窒息嚴重程度的標準，本次研究發現兩組對象在1 min和5 min時Apgar評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GDM組發生輕度窒息的危險性高于對照組（P=0.03），發生率分別為7.75%和3.00%。主要原因是GDM孕婦本身可降低胎盤對胎兒的供氧，且胎兒高胰島素水平可拮抗糖皮質激素促進其Ⅱ型肺泡細胞的成熟，延遲肺表面活性物質的分泌和釋放，使胎兒肺成熟延緩，故新生兒易于發生窒息。
有研究表明GDM孕婦發生新生兒畸形的危險性較高，為正常孕婦的3～8倍[17]，其中以心血管系統、骨骼肌和神經系統畸形最常見[18]。此次研究中，GDM組新生兒畸形的發生率為3.88%，非GDM組為0.75%，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原因可能是GDM孕婦高血糖和高酮體水平對胚胎有致畸的作用，有研究進一步指出孕母高血糖可引起卵黃囊細胞膜受損，影響細胞膜MAPK信號通路的蛋白激酶活性及其功能，啟動異常的細胞凋亡，導致胚胎先天性神經管缺陷的發生[19]。
在本次研究中，發現GDM組死胎的比例高于非GDM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有研究發現GDM與新生兒死亡率密切相關，GDM組的新生兒死亡率明顯高于正常組，對于導致新生兒死亡的原因，多數學者認為與胎盤發育有關，GDM孕婦存在的微血管病變，加重胎盤絨毛干中胎兒側小動脈阻塞，導致胎兒宮內缺氧、發育遲緩或突然窒息死亡[20-21]。
綜上所述，GDM患者及其新生兒的不良結局和并發癥發生率均較高，應盡早進行血糖篩查，對高危人群及時干預和治療，保證合理飲食和適當的體力活動[22-23]，保持良好的心理狀態[24]，確保血糖控制在適當范圍，最終取得良好的妊娠結局，保障母嬰兩代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