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臟瓣膜置換術是心臟瓣膜病一種主要治療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患者術后生存質量不僅能反映手術療效，同時也可反映其康復效果。雖然瓣膜置換術后患者生存質量較術前得以提高，但多重威脅均可能降低其生活質量，心臟瓣膜置換術后患者生存質量較常人仍有一定的差距。因此，了解患者生存質量及影響因素，針對可控性因素進行干預，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幫助患者減輕疾病對自身的影響，更好地回歸家庭及社會，對患者本人、家庭、社會均有著重要作用。現從生存質量研究工具、術后患者生存質量國內外研究進展及國內術后患者生存質量研究存在的問題及展望等方面對心臟瓣膜置換術后患者生存質量研究的進展作一綜述。
引用本文： 溫雅, 蔣曉蓮, 白陽靜, 龔仁蓉. 心臟瓣膜置換術后患者生存質量研究現狀. 華西醫學, 2016, 31(6): 1137-1141. doi: 10.7507/1002-0179.201600308 復制
1960年國外開展首例心臟瓣膜置換手術，50余年來隨著外科手術技術、瓣膜制作技術、體外循環技術的不斷進步，心臟瓣膜置換手術的安全性和治療效果不斷提高，心臟瓣膜置換手術已成為心臟瓣膜病的一種重要治療方式[1]。國外心臟瓣膜病多為中老年心臟瓣膜退行性病變[2]，而我國心臟瓣膜病的發生以風濕性心臟病為主，我國成人風濕性心臟瓣膜病的發病率為2.34%～2.72%[3]，約占心臟瓣膜病的70%。與國外人工瓣膜應用情況相比，雖然生物瓣膜是未來發展的方向，但鑒于我國瓣膜性心臟病以中青年發病者居多且患者多來自農村經濟水平較低等原因，機械瓣膜因經久耐用和價格相對便宜在國內得到廣泛應用[4]。實施心臟瓣膜置換術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患者生存質量[5]。患者術后生存質量不僅能反映手術療效，同時也可反映其康復效果。現將心臟瓣膜置換術后患者生存質量研究綜述如下。
1 概述
1.1 生存質量定義
生存質量又稱為生活質量、生命質量，20世紀30年代其作為一個反映經濟復蘇狀況與居民幸福指數的社會經濟學指標而被提出[6]。然而，隨著醫學模式逐步由單純的生物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環境綜合醫學模式的轉化，生存質量開始引入到醫學研究領域[6]，如今已成為評價患者治療和預后的重要指標之一。對于生存質量的定義，不同學者從不同的研究領域或觀點出發，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和認識。世界衛生組織（WHO）在1995年提出了“生存質量是指不同文化和價值體系中的個體對于他們的目標、期望、標準及所關心的問題有關的生存狀況的普遍體驗”[7]。生存質量是一個多維度的指標，它從生理、心理、社會功能狀態度等多個方面對患者的健康狀況進行評價，能夠真實地反映出患者的主觀感受，是較為直接和明顯的指標。如今，生存質量已被廣泛用于癌癥、慢性疾病及某些特殊人群（如老年人）的測評，從而為治療方法或干預措施的篩選及效果評價、衛生資源分配決策等提供綜合依據[8]，現代醫學不再只是重視挽救和延長人的生命，更重視患者的生存質量。
1.2 心臟瓣膜置換術后患者生存質量研究目的和意義
1.2.1 心臟瓣膜病對患者及其家庭造成巨大負擔
心臟瓣膜病發展至一定程度時，患者會出現明顯心力衰竭癥狀，同時栓塞、出血、肺部感染、心絞痛等各種并發癥均為患者身心帶來巨大痛苦，甚至使其喪失勞動能力，對患者及整個家庭均造成極大的經濟和心理負擔[4]。我國風濕性心臟病患者多為中青年人[4]，為家庭主要勞動力和社會價值主要創造者，其勞動能力的喪失對家庭及社會均造成巨大的影響。
1.2.2 心臟瓣膜置換術后患者仍存在諸多健康問題
同時，術前長時間低下的心功能、手術帶來的創傷、術后抗凝治療、并發癥的發生均可導致心臟瓣膜置換患者術后的諸多健康問題[3]。瓣膜置換患者術前常伴有焦慮、抑郁、恐懼、易激惹等情緒障礙，雖然這些情緒障礙在術后會隨生理機能的恢復而有所改善，但仍然成為術后常見健康問題之一[9]。緩慢的術后恢復過程、抗凝治療造成的頻繁血液檢查、原有生活方式的改變、對術后并發癥的擔心，這些均可能導致患者生存質量降低。
1.2.3 抗凝相關并發癥的發生影響患者術后生存質量
出血或栓塞作為抗凝治療常見并發癥，占心臟機械瓣膜置換術后所有并發癥的75%[10]。Edmunds[11]報道出血與栓塞的發生率為2.4%～3.6%/年。在我國，機械瓣膜置換者術后出血的發生率為0.68%～10.40%/年，栓塞發生率約0.30%～1.48%/年，抗凝治療并發癥，尤其是嚴重并發癥，均可對患者術后生存質量造成影響[12]。
雖然瓣膜置換術后患者生存質量較術前得以提高，但多重威脅均可能降低其生活質量；因此，了解患者生存質量及影響因素，針對可控性因素進行干預，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幫助患者減輕疾病對自身的影響，更好地回歸家庭及社會，對患者本人、家庭、社會均有著重要作用。
1.3 心臟瓣膜置換術后生存質量研究工具
目前國內外針對心臟瓣膜置換術患者生存質量的研究多為量性研究，多采用生存質量普適量表進行，尚無關于此類患者生存質量的特異性量表。廣泛應用的量表主要有以下幾種。
1.3.1 簡明健康調查問卷（MOS SF-36）
MOS SF-36是由美國醫學結局研究組開發的普適性測定量表，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研制，現已形成了不同語言背景下的多個版本[13]。該量表包含36個條目，包含軀體健康和心理健康2大類共8個維度：生理機能、生理職能、軀體疼痛、總體健康、活力、社會功能、情感職能、精神健康。中文版SF-36問卷由中山醫科大學統計教研室方積乾教授等研制[13]。
1.3.2 WHO生存質量測定量表（WHOQOL-100）
該量表是由WHO領導多個國家和地區共同研制的跨國家、跨文化的普適性生存質量量表，于1995年形成100個條目的WHOQOL-100，量表涉及生理、心理、獨立生活水平、社會管理、環境以及宗教信仰等6個方面，其簡化量表包括25個條目[6]。
1.3.3 諾丁漢健康量表（NHP）
NHP由Hunt等制定，用于評價個人對衛生保健的需求和保健的效果，共45條。量表包括6個方面的個人體驗和7個方面的日常生活活動[6]。
1.3.4 自行設計問卷
由研究者根據疾病特點結合某個或某幾個普適性量表自行研究設計而成，與成熟的普適量表相比，自行設計問卷可能會涵蓋部分疾病特異性條目，但自行設計量表的信效度尚待進一步的研究證實。
2 心臟瓣膜置換術后患者生存質量研究現狀
2.1 國外研究現狀
2.1.1 瓣膜置換術后患者生存質量較常人仍有差距
不同學者針對瓣膜置換后患者生存質量現狀調查結果不盡相同。一項針對2 075例主動脈瓣生物瓣膜置換術者長期隨訪研究結果表明，96.3%的患者術后心功能可恢復至Ⅰ或Ⅱ級[14]。William等[15]的綜述中提到，瓣膜置換術后6個月，患者易出現疲乏，日常生活及工作能力較低，大部分患者活動能力僅可恢復至同年齡組常模的55%左右，活動時血流動力學的異常將持續至手術1年后。有研究顯示，至少25%的心臟手術患者在社會心理康復方面存在障礙，難以回歸工作崗位[16]。Davoodi 等[17]對107例三瓣置換患者的研究顯示，僅51.5%的患者術后能夠回歸工作，患者術后中期生存質量與理想狀態仍有一定差距。Rimington等[18]的研究結果顯示，瓣膜置換術后1年的患者，生存質量心理維度可恢復至接近正常人，但生理維度卻仍低于正常人。
2.1.2 機械瓣膜置換術后患者生存質量的影響因素
①抗凝治療及自我管理：研究顯示，發生過抗凝相關并發癥（出血、栓塞）及抗凝治療時間少于1年的患者其生存質量相對較低[19]；而降低抗凝并發癥的發生，可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20]。心臟機械瓣膜置換術后患者對情緒的調控、終身抗凝治療、抗凝并發癥的預防及早期識別等方面很大部分都依賴于患者自身的監控。研究顯示，抗凝治療的自我管理效果可影響機械瓣膜置換術后患者生存質量，與由親人監測抗凝治療的患者相比，實施抗凝自我管理的患者凝血酶原時間國際標準化比值（INR）治療范圍符合率較高，且栓塞、出血等并發癥的發生率更低[21]。一項針對抗凝治療自我管理的系統評價及Meta分析結果表明，實施自我管理可提高患者抗凝治療效果[22]。具體表現在：自我管理可減少栓塞的發生率并降低術后病死率；大多數納入的研究結果均表明，自我管理能提高患者INR治療范圍符合率[22]。自我管理作為提高患者尤其是慢性病等需要長期治療的患者生存質量的重要方法，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
②社會支持：社會支持可影響患者生存質量，高社會支持度可減少抑郁等負性情緒的發生，進而改善患者生存質量[23]。Janz等[24]對570例患有心臟疾病的老年女性的調查結果顯示，社交滿足和壓力感知情況是生存質量的重要預測因子，在治療的同時考慮心理社會因素，有助于改善患者生存質量。Jenkins等[25]的研究結果亦表明從家人、朋友處獲得的社會支持的多少，是心臟術后患者恢復程度的強有力預測因子，認為良好的社會支持有利于健康，而劣性社會關系的存在則損害健康。社會支持一方面對應激狀態下的個體提供保護，另一方面對維持一般的良好情緒體驗具有重要意義。
③心理狀態：瓣膜置換患者心理狀態可影響患者術后生存質量，患者長期存在負性情緒可能會降低其生存質量。文獻報道情緒障礙可對心臟手術后的康復產生負面影響，包括降低治療依從性、降低術后活動水平、延緩康復過程、削弱生理健康狀態等[16]。有研究表明，心臟手術前患者心理功能對其術后生存質量有一定影響，存在抑郁情緒的患者其術后生存質量低于無抑郁存在的患者；術后仍存在焦慮情緒的患者其生存質量低于心理狀態良好的患者[26]。
④疾病特征：患者術前病程、術前心功能、有無合并心房顫動、術后時間、手術類型、患者對機械瓣膜聲音的感知、手術切口情況、并發癥發生情況等疾病特征均可能是患者術后生存質量的影響因素。研究表明，生物瓣膜置換患者其術后生存質量優于機械瓣膜置換者[27]。一項對201例6個月以上主動脈機械瓣膜置換者生存質量研究結果表明，術前心功能、是否合并糖尿病、手術類型、有無傷口并發癥是術后生存質量生理維度的影響因素，而術前心功能、是否合并心房顫動、傷口并發癥及瓣膜類型則是術后生存質量心理維度的影響因素；同時，單瓣置換者其生存質量優于雙瓣置換者[28]。另一項對248例機械瓣膜置換術后患者的研究表明，患者長期受瓣膜聲音的干擾會影響其生存質量,部分患者認為瓣膜聲音會影響其與家人的正常睡眠，且會對其社交產生影響[29]；然而，亦有研究表明指出瓣膜聲音對于患者術后生存質量的影響仍不確定[30]。
⑤社會人口學特征：Corbi等[31]與Almeida等[19]的研究表明，患者年齡可影響其術后生存質量，高齡患者術后生存質量相對較低。然而，另一項針對高齡瓣膜置換術患者的研究結果卻顯示，年齡并不是患者術后生存質量的獨立影響因素[32]。Corbi等[31]指出，性別可影響患者生存質量，女性患者生存質量低于男性患者。同時，Almeida等[19]的研究結果提示文化程度較低患者，其生存質量也相對較低，這可能與該類患者對信息及知識的接受能力相對較差，自我管理能力相對較差有關；已婚患者生存質量高于未婚及離異、喪偶患者，這可能與已婚患者從配偶處得到的支持較多有關。
2.2 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對于心臟瓣膜置換術后患者生存質量的研究主要集中要患者生存質量和（或）其影響因素的研究及提高患者生存質量的干預措施兩方面。早期研究中，一項針對70例心臟瓣膜置換者生存質量的研究以術后早期、晚期病死率為指標探討得出結論：重癥心臟瓣膜病患者的根本治療方法為瓣膜替換術[33]。祁國奇等[34]采用自行設計的問卷對115例換瓣患者進行手術前后生存質量的比較，結果顯示術后患者生存質量明顯改善，出現機械瓣膜相關并發癥者生存質量相對較低。馬增山等[35]采用自行設計的問卷對122例心臟瓣膜置換術后半年以上患者的生存質量影響因素進行調查和分析，結果顯示：術前病史長短、心功能分級、是否伴有聯合瓣膜病變、術后藥物的使用、有無抗凝并發癥或其他疾病是與患者生存質量相關的變量。趙玉明[4]采用自行設計問卷對83例機械瓣膜置換術后6個月內患者進行調查，結果表明術后隨著患者逐漸恢復，其生活自理能力增強，生存質量逐漸提高，術后1個月內較慢，1～3個月較快，到術后6個月可達到較好水平，患者生理、心理及社會交往均有明顯改善趨勢；術前心功能、病程、文化程度、年齡是患者早期生存質量的影響因素。吳先球等[36]對135例瓣膜置換患者生存質量研究表明文化程度、住院時間長短是患者術后生存質量的影響因素。范利芳等[37]運用SF-36調查60例心臟瓣膜置換術后6個月以上患者，結果表明患者SF-36各維度得分顯著低于常模，患者社會支持與其生存質量呈正相關。張巍等[38]采用SF-36及自行編制的自我管理行為問卷對53例出院3個月以上心臟瓣膜置換者進行調查，結果顯示自我管理好的患者生存質量優于自我管理差者。王晨等[39]對164例換瓣6個月以上患者的研究顯示，瓣膜置換術后患者生存質量低于普通人，患者目前心功能和婚姻狀況是生存質量的影響因素。此外，針對提高患者生存質量干預措施的文章顯示，家庭護理、家庭訪視、健康教育、心理干預、延續護理可提高心臟瓣膜置換者術后生存質量[40-45]。
3 國內心臟瓣膜置換術后生存質量研究存在的問題及展望
目前國內對于該類患者出院后相關隨訪研究多關注患者生存率、抗凝治療依從性、并發癥發生情況、自我管理能力等方面，患者術后心理狀態、社會交往、生活信心等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同時，對于術后患者生存質量的研究國內多為手術前后患者生存質量的對比或某一干預（如康復干預、延續護理等）對患者術后生存質量的影響，且研究時點多在手術后6個月內；研究工具多為研究者自行設計的生存質量調查問卷，缺乏信度、效度檢驗，且樣本量有限，其研究結果的可靠性值得商榷。
縱觀國內現有心臟瓣膜置換術后患者生存質量相關領域的全部文獻，可以看出，雖然目前國內學者對該類患者生存質量及影響因素有一定的探索和研究，但深入分析卻不難發現目前國內的研究尚有諸多不足，可歸納如下：①研究工具欠規范，自行設計問卷占很大比例。②研究結果質量不確定。國內目前發表的關于瓣膜置換術后生存質量所有研究采用的量表鮮見信效度報道，尤其針對自行設計問卷進行調查的研究，由于缺乏信效度的支撐，其問卷質量及結果可靠性無從而知。③研究樣本量相對較少，國內開展的各項研究樣本量相對較少，選取樣本測量結果是否能代表總體真實水平，尚無法肯定。
雖然國內已針對此方面進行一定的研究，但還需針對心臟瓣膜置換患者生存質量的深入研究，了解該類患者術后生存質量現狀及影響因素。同時，除抗凝自我管理、依從性研究外，國內學者還應針對其他生存質量可控性影響因素進行護理干預，多維度共同努力以不斷提高患者術后生存質量，幫助其更好地回歸家庭和社會。
1960年國外開展首例心臟瓣膜置換手術，50余年來隨著外科手術技術、瓣膜制作技術、體外循環技術的不斷進步，心臟瓣膜置換手術的安全性和治療效果不斷提高，心臟瓣膜置換手術已成為心臟瓣膜病的一種重要治療方式[1]。國外心臟瓣膜病多為中老年心臟瓣膜退行性病變[2]，而我國心臟瓣膜病的發生以風濕性心臟病為主，我國成人風濕性心臟瓣膜病的發病率為2.34%～2.72%[3]，約占心臟瓣膜病的70%。與國外人工瓣膜應用情況相比，雖然生物瓣膜是未來發展的方向，但鑒于我國瓣膜性心臟病以中青年發病者居多且患者多來自農村經濟水平較低等原因，機械瓣膜因經久耐用和價格相對便宜在國內得到廣泛應用[4]。實施心臟瓣膜置換術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患者生存質量[5]。患者術后生存質量不僅能反映手術療效，同時也可反映其康復效果。現將心臟瓣膜置換術后患者生存質量研究綜述如下。
1 概述
1.1 生存質量定義
生存質量又稱為生活質量、生命質量，20世紀30年代其作為一個反映經濟復蘇狀況與居民幸福指數的社會經濟學指標而被提出[6]。然而，隨著醫學模式逐步由單純的生物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環境綜合醫學模式的轉化，生存質量開始引入到醫學研究領域[6]，如今已成為評價患者治療和預后的重要指標之一。對于生存質量的定義，不同學者從不同的研究領域或觀點出發，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和認識。世界衛生組織（WHO）在1995年提出了“生存質量是指不同文化和價值體系中的個體對于他們的目標、期望、標準及所關心的問題有關的生存狀況的普遍體驗”[7]。生存質量是一個多維度的指標，它從生理、心理、社會功能狀態度等多個方面對患者的健康狀況進行評價，能夠真實地反映出患者的主觀感受，是較為直接和明顯的指標。如今，生存質量已被廣泛用于癌癥、慢性疾病及某些特殊人群（如老年人）的測評，從而為治療方法或干預措施的篩選及效果評價、衛生資源分配決策等提供綜合依據[8]，現代醫學不再只是重視挽救和延長人的生命，更重視患者的生存質量。
1.2 心臟瓣膜置換術后患者生存質量研究目的和意義
1.2.1 心臟瓣膜病對患者及其家庭造成巨大負擔
心臟瓣膜病發展至一定程度時，患者會出現明顯心力衰竭癥狀，同時栓塞、出血、肺部感染、心絞痛等各種并發癥均為患者身心帶來巨大痛苦，甚至使其喪失勞動能力，對患者及整個家庭均造成極大的經濟和心理負擔[4]。我國風濕性心臟病患者多為中青年人[4]，為家庭主要勞動力和社會價值主要創造者，其勞動能力的喪失對家庭及社會均造成巨大的影響。
1.2.2 心臟瓣膜置換術后患者仍存在諸多健康問題
同時，術前長時間低下的心功能、手術帶來的創傷、術后抗凝治療、并發癥的發生均可導致心臟瓣膜置換患者術后的諸多健康問題[3]。瓣膜置換患者術前常伴有焦慮、抑郁、恐懼、易激惹等情緒障礙，雖然這些情緒障礙在術后會隨生理機能的恢復而有所改善，但仍然成為術后常見健康問題之一[9]。緩慢的術后恢復過程、抗凝治療造成的頻繁血液檢查、原有生活方式的改變、對術后并發癥的擔心，這些均可能導致患者生存質量降低。
1.2.3 抗凝相關并發癥的發生影響患者術后生存質量
出血或栓塞作為抗凝治療常見并發癥，占心臟機械瓣膜置換術后所有并發癥的75%[10]。Edmunds[11]報道出血與栓塞的發生率為2.4%～3.6%/年。在我國，機械瓣膜置換者術后出血的發生率為0.68%～10.40%/年，栓塞發生率約0.30%～1.48%/年，抗凝治療并發癥，尤其是嚴重并發癥，均可對患者術后生存質量造成影響[12]。
雖然瓣膜置換術后患者生存質量較術前得以提高，但多重威脅均可能降低其生活質量；因此，了解患者生存質量及影響因素，針對可控性因素進行干預，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幫助患者減輕疾病對自身的影響，更好地回歸家庭及社會，對患者本人、家庭、社會均有著重要作用。
1.3 心臟瓣膜置換術后生存質量研究工具
目前國內外針對心臟瓣膜置換術患者生存質量的研究多為量性研究，多采用生存質量普適量表進行，尚無關于此類患者生存質量的特異性量表。廣泛應用的量表主要有以下幾種。
1.3.1 簡明健康調查問卷（MOS SF-36）
MOS SF-36是由美國醫學結局研究組開發的普適性測定量表，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研制，現已形成了不同語言背景下的多個版本[13]。該量表包含36個條目，包含軀體健康和心理健康2大類共8個維度：生理機能、生理職能、軀體疼痛、總體健康、活力、社會功能、情感職能、精神健康。中文版SF-36問卷由中山醫科大學統計教研室方積乾教授等研制[13]。
1.3.2 WHO生存質量測定量表（WHOQOL-100）
該量表是由WHO領導多個國家和地區共同研制的跨國家、跨文化的普適性生存質量量表，于1995年形成100個條目的WHOQOL-100，量表涉及生理、心理、獨立生活水平、社會管理、環境以及宗教信仰等6個方面，其簡化量表包括25個條目[6]。
1.3.3 諾丁漢健康量表（NHP）
NHP由Hunt等制定，用于評價個人對衛生保健的需求和保健的效果，共45條。量表包括6個方面的個人體驗和7個方面的日常生活活動[6]。
1.3.4 自行設計問卷
由研究者根據疾病特點結合某個或某幾個普適性量表自行研究設計而成，與成熟的普適量表相比，自行設計問卷可能會涵蓋部分疾病特異性條目，但自行設計量表的信效度尚待進一步的研究證實。
2 心臟瓣膜置換術后患者生存質量研究現狀
2.1 國外研究現狀
2.1.1 瓣膜置換術后患者生存質量較常人仍有差距
不同學者針對瓣膜置換后患者生存質量現狀調查結果不盡相同。一項針對2 075例主動脈瓣生物瓣膜置換術者長期隨訪研究結果表明，96.3%的患者術后心功能可恢復至Ⅰ或Ⅱ級[14]。William等[15]的綜述中提到，瓣膜置換術后6個月，患者易出現疲乏，日常生活及工作能力較低，大部分患者活動能力僅可恢復至同年齡組常模的55%左右，活動時血流動力學的異常將持續至手術1年后。有研究顯示，至少25%的心臟手術患者在社會心理康復方面存在障礙，難以回歸工作崗位[16]。Davoodi 等[17]對107例三瓣置換患者的研究顯示，僅51.5%的患者術后能夠回歸工作，患者術后中期生存質量與理想狀態仍有一定差距。Rimington等[18]的研究結果顯示，瓣膜置換術后1年的患者，生存質量心理維度可恢復至接近正常人，但生理維度卻仍低于正常人。
2.1.2 機械瓣膜置換術后患者生存質量的影響因素
①抗凝治療及自我管理：研究顯示，發生過抗凝相關并發癥（出血、栓塞）及抗凝治療時間少于1年的患者其生存質量相對較低[19]；而降低抗凝并發癥的發生，可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20]。心臟機械瓣膜置換術后患者對情緒的調控、終身抗凝治療、抗凝并發癥的預防及早期識別等方面很大部分都依賴于患者自身的監控。研究顯示，抗凝治療的自我管理效果可影響機械瓣膜置換術后患者生存質量，與由親人監測抗凝治療的患者相比，實施抗凝自我管理的患者凝血酶原時間國際標準化比值（INR）治療范圍符合率較高，且栓塞、出血等并發癥的發生率更低[21]。一項針對抗凝治療自我管理的系統評價及Meta分析結果表明，實施自我管理可提高患者抗凝治療效果[22]。具體表現在：自我管理可減少栓塞的發生率并降低術后病死率；大多數納入的研究結果均表明，自我管理能提高患者INR治療范圍符合率[22]。自我管理作為提高患者尤其是慢性病等需要長期治療的患者生存質量的重要方法，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
②社會支持：社會支持可影響患者生存質量，高社會支持度可減少抑郁等負性情緒的發生，進而改善患者生存質量[23]。Janz等[24]對570例患有心臟疾病的老年女性的調查結果顯示，社交滿足和壓力感知情況是生存質量的重要預測因子，在治療的同時考慮心理社會因素，有助于改善患者生存質量。Jenkins等[25]的研究結果亦表明從家人、朋友處獲得的社會支持的多少，是心臟術后患者恢復程度的強有力預測因子，認為良好的社會支持有利于健康，而劣性社會關系的存在則損害健康。社會支持一方面對應激狀態下的個體提供保護，另一方面對維持一般的良好情緒體驗具有重要意義。
③心理狀態：瓣膜置換患者心理狀態可影響患者術后生存質量，患者長期存在負性情緒可能會降低其生存質量。文獻報道情緒障礙可對心臟手術后的康復產生負面影響，包括降低治療依從性、降低術后活動水平、延緩康復過程、削弱生理健康狀態等[16]。有研究表明，心臟手術前患者心理功能對其術后生存質量有一定影響，存在抑郁情緒的患者其術后生存質量低于無抑郁存在的患者；術后仍存在焦慮情緒的患者其生存質量低于心理狀態良好的患者[26]。
④疾病特征：患者術前病程、術前心功能、有無合并心房顫動、術后時間、手術類型、患者對機械瓣膜聲音的感知、手術切口情況、并發癥發生情況等疾病特征均可能是患者術后生存質量的影響因素。研究表明，生物瓣膜置換患者其術后生存質量優于機械瓣膜置換者[27]。一項對201例6個月以上主動脈機械瓣膜置換者生存質量研究結果表明，術前心功能、是否合并糖尿病、手術類型、有無傷口并發癥是術后生存質量生理維度的影響因素，而術前心功能、是否合并心房顫動、傷口并發癥及瓣膜類型則是術后生存質量心理維度的影響因素；同時，單瓣置換者其生存質量優于雙瓣置換者[28]。另一項對248例機械瓣膜置換術后患者的研究表明，患者長期受瓣膜聲音的干擾會影響其生存質量,部分患者認為瓣膜聲音會影響其與家人的正常睡眠，且會對其社交產生影響[29]；然而，亦有研究表明指出瓣膜聲音對于患者術后生存質量的影響仍不確定[30]。
⑤社會人口學特征：Corbi等[31]與Almeida等[19]的研究表明，患者年齡可影響其術后生存質量，高齡患者術后生存質量相對較低。然而，另一項針對高齡瓣膜置換術患者的研究結果卻顯示，年齡并不是患者術后生存質量的獨立影響因素[32]。Corbi等[31]指出，性別可影響患者生存質量，女性患者生存質量低于男性患者。同時，Almeida等[19]的研究結果提示文化程度較低患者，其生存質量也相對較低，這可能與該類患者對信息及知識的接受能力相對較差，自我管理能力相對較差有關；已婚患者生存質量高于未婚及離異、喪偶患者，這可能與已婚患者從配偶處得到的支持較多有關。
2.2 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對于心臟瓣膜置換術后患者生存質量的研究主要集中要患者生存質量和（或）其影響因素的研究及提高患者生存質量的干預措施兩方面。早期研究中，一項針對70例心臟瓣膜置換者生存質量的研究以術后早期、晚期病死率為指標探討得出結論：重癥心臟瓣膜病患者的根本治療方法為瓣膜替換術[33]。祁國奇等[34]采用自行設計的問卷對115例換瓣患者進行手術前后生存質量的比較，結果顯示術后患者生存質量明顯改善，出現機械瓣膜相關并發癥者生存質量相對較低。馬增山等[35]采用自行設計的問卷對122例心臟瓣膜置換術后半年以上患者的生存質量影響因素進行調查和分析，結果顯示：術前病史長短、心功能分級、是否伴有聯合瓣膜病變、術后藥物的使用、有無抗凝并發癥或其他疾病是與患者生存質量相關的變量。趙玉明[4]采用自行設計問卷對83例機械瓣膜置換術后6個月內患者進行調查，結果表明術后隨著患者逐漸恢復，其生活自理能力增強，生存質量逐漸提高，術后1個月內較慢，1～3個月較快，到術后6個月可達到較好水平，患者生理、心理及社會交往均有明顯改善趨勢；術前心功能、病程、文化程度、年齡是患者早期生存質量的影響因素。吳先球等[36]對135例瓣膜置換患者生存質量研究表明文化程度、住院時間長短是患者術后生存質量的影響因素。范利芳等[37]運用SF-36調查60例心臟瓣膜置換術后6個月以上患者，結果表明患者SF-36各維度得分顯著低于常模，患者社會支持與其生存質量呈正相關。張巍等[38]采用SF-36及自行編制的自我管理行為問卷對53例出院3個月以上心臟瓣膜置換者進行調查，結果顯示自我管理好的患者生存質量優于自我管理差者。王晨等[39]對164例換瓣6個月以上患者的研究顯示，瓣膜置換術后患者生存質量低于普通人，患者目前心功能和婚姻狀況是生存質量的影響因素。此外，針對提高患者生存質量干預措施的文章顯示，家庭護理、家庭訪視、健康教育、心理干預、延續護理可提高心臟瓣膜置換者術后生存質量[40-45]。
3 國內心臟瓣膜置換術后生存質量研究存在的問題及展望
目前國內對于該類患者出院后相關隨訪研究多關注患者生存率、抗凝治療依從性、并發癥發生情況、自我管理能力等方面，患者術后心理狀態、社會交往、生活信心等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同時，對于術后患者生存質量的研究國內多為手術前后患者生存質量的對比或某一干預（如康復干預、延續護理等）對患者術后生存質量的影響，且研究時點多在手術后6個月內；研究工具多為研究者自行設計的生存質量調查問卷，缺乏信度、效度檢驗，且樣本量有限，其研究結果的可靠性值得商榷。
縱觀國內現有心臟瓣膜置換術后患者生存質量相關領域的全部文獻，可以看出，雖然目前國內學者對該類患者生存質量及影響因素有一定的探索和研究，但深入分析卻不難發現目前國內的研究尚有諸多不足，可歸納如下：①研究工具欠規范，自行設計問卷占很大比例。②研究結果質量不確定。國內目前發表的關于瓣膜置換術后生存質量所有研究采用的量表鮮見信效度報道，尤其針對自行設計問卷進行調查的研究，由于缺乏信效度的支撐，其問卷質量及結果可靠性無從而知。③研究樣本量相對較少，國內開展的各項研究樣本量相對較少，選取樣本測量結果是否能代表總體真實水平，尚無法肯定。
雖然國內已針對此方面進行一定的研究，但還需針對心臟瓣膜置換患者生存質量的深入研究，了解該類患者術后生存質量現狀及影響因素。同時，除抗凝自我管理、依從性研究外，國內學者還應針對其他生存質量可控性影響因素進行護理干預，多維度共同努力以不斷提高患者術后生存質量，幫助其更好地回歸家庭和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