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例介紹　患者 1，男，60 歲。因發現白細胞減少 4 個月，在外院診斷為急性白血病，于 2014 年 5 月收入我科。既往有乙型肝炎病毒攜帶病史 20 年，未監測，未治療。入院體格檢查：神志清楚，左上第 6 齒牙齦處可見潰瘍及出血點，無其他陽性體征。輔助檢查：① 血常規：白細胞計數 1.96×10⁹/L，血小板計數 131×10⁹/L，血紅蛋白（hemoglobin，Hb）128 g/L；② 輸血前全套：乙型肝炎（乙肝）表面抗原、e 抗體及核心抗體半定量陽性；乙肝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 DNA<1 000 U/mL；③ 骨髓象：原始粒細胞占 0.37，形態學考慮急性髓細胞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M2 型；④ 基因篩查：IDH2、DNMT3A、TET2、ASXL1 基因突變陽性；⑤ 染色體檢查：未見異常；⑥ 流式細胞學檢查（flow cytometry，FCM）：原始細胞約占有核細胞 0.42，表達 CD34、CD117、CD13、人類白細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DR（部分陽性），少數表達 CD33、細胞內髓過氧化物酶（intracellular myeloperoxidase，cMPO），不表達 CD64、CD14、CD36、CD19、cCD79a、CD5、CD7、cCD3 和 CD56；⑦ 骨髓活體組織檢查：未見明顯異常；⑧ 骨髓病理免疫組織化學檢查：細胞 glycophorin A（+），少數 CD20（+）或 CD3ε（+）。診斷：① AML-M2；② 慢性 HBV 攜帶者。排除化學療法（化療）相關禁忌證，于 2014 年 5 月 16 日行柔紅霉素+阿糖胞苷（daunorubicin+cytarabine，DA）方案（柔紅霉素 70 mg，1次/d，第1～3天；阿糖胞苷 160 mg，1次/d，第1～7天）化療，拉米夫定抗 HBV 治療。化療結束后第 13 天復查血常規：白細胞計數 2.99×10⁹/L，異常細胞占 0.36，血小板計數 32×10⁹/L，Hb 69 g/L；骨髓象：粒紅比 191∶1，原始粒細胞占 0.80，形態異常。鑒于患者 IDH2、DNMT3A、TET2、ASXL1 基因突變，于 2014 年 6 月 18 日給予地西他濱+柔紅霉素+阿糖胞苷（decitabine+daunorubicin+cytarabine，DDA）方案（地西他濱 25 mg，2次/d，第1、3、5天；柔紅霉素 70 mg，1次/d，第1～3天；阿糖胞苷 160 mg，1次/d，第1～7天）化療。化療結束后第 17 天復查血常規檢查：白細胞計數 5.0×10⁹/L，無異常細胞，血小板計數 40×10⁹/L，Hb 60 g/L；骨髓象：原始粒細胞占 0.05，早幼粒細胞占 0.03，未見異常細胞，呈緩解象；FCM：未查見明顯異常免疫表型原始細胞，為 AML-M2 緩解象。2014 年 8 月 1 日至今先后以 DDA 方案鞏固 3 個療程，地西他濱+去甲氧柔紅霉素+阿糖胞苷（decitabine+idarubicin+cytarabine，D-IDA）方案（地西他濱 25 mg，2次/d，第1、3、5天；去甲氧柔紅霉素 20 mg，1次/d，第1～3天；阿糖胞苷 160 mg，1次/d，第1～7天）鞏固 2 個療程。在此期間復查骨髓象持續緩解，HBV-DNA<1 000 U/mL，肝功能無異常，第 3 個療程 DDA 方案鞏固前復查表觀遺傳調控基因突變結果顯示 IDH2 突變消失，其余 3 種突變結果仍為陽性。

患者 2，男，62 歲。因發熱、咽痛伴乏力 8 d 于 2014 年 9 月 8 日就診于我院急診科。血常規檢查：白細胞計數 1.09×10⁹/L，異常細胞占 0.05，血小板計數 6×10⁹/L，Hb 113 g/L；骨髓象：有核細胞增生活躍，原始粒細胞占 0.20，原始單核細胞占 0.28，形態學診斷 AML-M4；FCM：原始細胞約占有核細胞 0.65，表達 CD34、CD117、CD13、HLA-D 和 cMPO（部分陽性），少部分表達 CD64，不表達 CD14、CD36、CD19、cCD79a、CD5、CD7、cCD3 和 CD56，單核細胞約占有核細胞 0.07，表達 HLA-DR、CD33、CD14（部分陽性）、CD33、CD36、CD64，不表達 CD34、CD117；相關基因篩查：IDH1、TET2、ASXL1 基因突變陽性。遂急診以“急性白血病”轉入血液內科。體格檢查：神志清楚，舌尖可見一直徑約 0.6 cm 潰瘍，咽部充血，扁桃體無腫大、化膿，淺表淋巴結未觸及腫大，無其他陽性體征。診斷：AML-M4。排除化療相關禁忌證后于 2014 年 9 月 18 日行 IDA 方案（去甲氧柔紅霉素 20 mg，1次/d，第1～3天，阿糖胞苷 170 mg，1次/d，第1～7天）誘導化療。化療第 5 天復查血常規：白細胞計數 0.75×10⁹/L，無異常細胞，血小板計數 10×10⁹/L，Hb 81 g/L；伴皮膚、黏膜出血，遂停止第 6、7 天用藥。2014 年 10 月 13 日復查血常規：白細胞計數 0.69×10⁹/L，異常細胞占 0.04，血小板計數 9×10⁹/L，Hb 71 g/L；骨髓象：原始粒細胞占 0.02，原始單核細胞占 0.53，幼稚單核細胞占 0.95。鑒于患者 IDH1、TET2 和 ASXL1 基因突變陽性，2014 年 10 月 18 日予以 DDA（地西他濱 25 mg，2次/d，第1、3、5天，柔紅霉素 80 mg，1次/d，第6～7天；阿糖胞苷 180 mg，1次/d，第6～10天）方案誘導化療。2014 年 12 月 4 日復查血常規：白細胞計數 0.49×10⁹/L，無異常細胞，血小板計數 15×10⁹/L，Hb 62 g/L；骨髓象：骨髓增生減低，淋巴細胞比例相對偏高占 0.88，粒系占 0.06；FCM：未查見明顯異常免疫表型原始細胞，為 AML-M4 緩解象。患者骨髓抑制重，多次給予輸入紅細胞、血小板等支持治療，2014 年 12 月 17 日復查血常規：白細胞計數 2.91×10⁹/L，無異常細胞，血小板計數 30×10⁹/L，Hb 72 g/L；骨髓象：AML-M4 緩解象，TET2、ASXL1 基因突變存在，IDH1 突變消失。2015 年 2 月 12 日至今先后以 DDA 方案鞏固化療 3 個療程，在此期間復查骨髓象為持續緩解，目前病情平穩，擬行第 4 次鞏固化療。

討論　AML 是一組造血干細胞克隆性增殖的異質性疾病，DNMT3A、TET2、ASXL1 等表觀遺傳學基因突變影響造血干細胞的自我更新或分化，促使髓系的惡性轉化，提示預后不佳。地西他濱是細胞周期 S 期特異性的胞嘧啶脫氧類似物，不可逆地抑制甲基轉移酶的活性，誘導白血病細胞凋亡或向正常細胞分化。

AML 是成人中最常見的急性白血病，2014 年美國新發病例為 19 000 例，中位發病年齡為 67 歲，預后與患者年齡、細胞遺傳學和分子遺傳學異常以及一系列臨床因素相關，目前仍缺乏有效的治療方法，>60 歲的 AML 患者 5 年生存率<10%^[1]，多數認為具有表觀遺傳學異常的老年 AML 預后更差。表觀遺傳學廣義上指獨立于動態變化的 DNA 編碼序列、通過細胞分裂傳遞信息來穩定并長期的調控基因表達；狹義上則指不依賴 DNA 編碼序列的轉錄調控，主要通過 DNA 甲基化、翻譯后組蛋白修飾和微 RNA 表達等調控基因表達。頻發突變的表觀遺傳學修飾基因包括 DNMT3A、TET2、IDH1/2、ASXL1 等，具有重要的生物學和臨床意義^[1-2]。

治療 AML 的傳統化療藥物具有不同的作用機制，例如抑制拓撲異構酶（柔紅霉素）或終止 DNA 鏈合成（阿糖胞苷），但是最終都作用于 p53。p53 是關鍵的壓力感受器和 DNA 損傷感受器，在細胞凋亡過程中與 p16/CDKN2A 一起調控細胞周期的終止。在具有復雜細胞遺傳學異常的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和 AML 中，TP53 突變率超過 70%，意味著對傳統化療不敏感。但細胞分化介導的“細胞周期終止”不需要 p53 調控，低濃度的地西他濱等染色質修飾酶可通過使終末分化期細胞（包括 p53 缺失的 AML 細胞）的細胞周期終止，達到較好的 AML 治療效果，但目前其具體機制仍有爭議^[3]。相關研究顯示地西他濱是細胞周期 S 期特異性的胞嘧啶脫氧類似物，高濃度（微摩爾級）的地西他濱具有細胞毒作用，而低濃度的地西他濱（毫微摩爾級）經磷酸化后整合入 DNA，與 DNA 甲基轉移酶共價結合，不可逆地抑制甲基轉移酶的活性，發揮去甲基化作用，能恢復被沉默的基因如腫瘤抑制基因 P15 的表達，抑制白血病細胞株生長和集落生成，誘導白血病細胞凋亡或向正常細胞分化^[4-6]。但是，每個周期的治療只能殺滅進入 S 期的一小部分惡性克隆細胞，如果不能通過細胞內地西他濱半衰期與惡性細胞細胞周期 S 期充分重疊抑制 DNA 甲基轉移酶，治療將無明顯獲益。Saunthararajah^[3] 研究結果表明 12 個周期治療后可達到最佳反應率，平均 3.0～3.5 個周期治療后即可有反應，但停藥 6 個月內有可能發生疾病進展。Blum 等^[7] 在一項地西他濱單藥治療年齡為 60～85 歲（平均 74 歲）的 53 例 AML 患者的Ⅱ期臨床研究中，在平均 3 個周期[每個周期 28 d 中前 10 d 給予地西他濱 20 mg/（m²·d）]的治療后完全緩解率達到 47%，并且發現治療前高水平的 miR-29b 可以提示較高的臨床緩解率（P=0.02）。盡管地西他濱的具體治療方案仍存在爭議，但總體準則仍是低劑量、分散、持續給藥，最大程度同步細胞內藥物濃度與惡性細胞 S 期分裂期，既減少不良反應，又盡可能抑制惡性克隆，目前正在研制的口服型地西他濱、新的去甲基化藥物 sapacitibine 及 SGI-110（guadecitabine）和可以預測地西他濱療效的標志物如 miR-29b 等值得期待。

AML 可伴有多種表觀遺傳學改變，地西他濱僅能激活部分由 DNA 甲基化異常沉默的抑癌基因（TSGs），由組蛋白甲基化或乙酰化異常沉默的 TSGs 則不能被重新激活表達，導致部分 AML 患者對地西他濱治療無效或者停藥后病情復發。Momparler 等^[8] 聯合地西他濱、3-Deazaneplanocin-A（DZNep）、trichostatin-A（TSA）3 種靶向藥物處理 AML 細胞株 HL-60 細胞和 AML-3 細胞，其中 DZNep 通過抑制蛋氨酸代謝、激活由 H3K27me3 異常沉默的基因，TSA 屬于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劑，通過實時定量聚合酶鏈反應檢測到具有抗腫瘤活性的 CDKN1A（p21）、EGR3、FBXO32、CD86、SPARC 和 CDKN2B（p15）再表達，而單獨地西他濱治療僅能使 50%TSGs 再表達，提示地西他濱與其他藥物聯合，將能增加其表觀治療效應。

本文報道的 2 例伴有表觀遺傳學調控基因突變的 AML 患者，初始給予經典 DA/IA 方案誘導化療均未緩解，后根據表觀遺傳學調控基因檢測結果，給予 DDA 方案再誘導化療取得緩解，且無嚴重并發癥，說明去甲基化藥物地西他濱針對表觀遺傳學突變靶向治療具有效性和安全性。

總之，伴有表觀遺傳學異常的老年 AML 患者對常規 DA 方案的誘導化療不敏感，地西他濱聯合經典 DA 方案能明顯提高患者總體反應率，逆轉表觀遺傳學突變導致的不良預后，但是地西他濱的最佳治療方案、多個療程后的維持治療、與其他藥物的聯合治療等問題，尚需進一步的臨床試驗明確。表觀遺傳學治療將成為未來腫瘤治療的一個重要方向，具有重要臨床意義。

病例介紹　患者 1，男，60 歲。因發現白細胞減少 4 個月，在外院診斷為急性白血病，于 2014 年 5 月收入我科。既往有乙型肝炎病毒攜帶病史 20 年，未監測，未治療。入院體格檢查：神志清楚，左上第 6 齒牙齦處可見潰瘍及出血點，無其他陽性體征。輔助檢查：① 血常規：白細胞計數 1.96×10⁹/L，血小板計數 131×10⁹/L，血紅蛋白（hemoglobin，Hb）128 g/L；② 輸血前全套：乙型肝炎（乙肝）表面抗原、e 抗體及核心抗體半定量陽性；乙肝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 DNA<1 000 U/mL；③ 骨髓象：原始粒細胞占 0.37，形態學考慮急性髓細胞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M2 型；④ 基因篩查：IDH2、DNMT3A、TET2、ASXL1 基因突變陽性；⑤ 染色體檢查：未見異常；⑥ 流式細胞學檢查（flow cytometry，FCM）：原始細胞約占有核細胞 0.42，表達 CD34、CD117、CD13、人類白細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DR（部分陽性），少數表達 CD33、細胞內髓過氧化物酶（intracellular myeloperoxidase，cMPO），不表達 CD64、CD14、CD36、CD19、cCD79a、CD5、CD7、cCD3 和 CD56；⑦ 骨髓活體組織檢查：未見明顯異常；⑧ 骨髓病理免疫組織化學檢查：細胞 glycophorin A（+），少數 CD20（+）或 CD3ε（+）。診斷：① AML-M2；② 慢性 HBV 攜帶者。排除化學療法（化療）相關禁忌證，于 2014 年 5 月 16 日行柔紅霉素+阿糖胞苷（daunorubicin+cytarabine，DA）方案（柔紅霉素 70 mg，1次/d，第1～3天；阿糖胞苷 160 mg，1次/d，第1～7天）化療，拉米夫定抗 HBV 治療。化療結束后第 13 天復查血常規：白細胞計數 2.99×10⁹/L，異常細胞占 0.36，血小板計數 32×10⁹/L，Hb 69 g/L；骨髓象：粒紅比 191∶1，原始粒細胞占 0.80，形態異常。鑒于患者 IDH2、DNMT3A、TET2、ASXL1 基因突變，于 2014 年 6 月 18 日給予地西他濱+柔紅霉素+阿糖胞苷（decitabine+daunorubicin+cytarabine，DDA）方案（地西他濱 25 mg，2次/d，第1、3、5天；柔紅霉素 70 mg，1次/d，第1～3天；阿糖胞苷 160 mg，1次/d，第1～7天）化療。化療結束后第 17 天復查血常規檢查：白細胞計數 5.0×10⁹/L，無異常細胞，血小板計數 40×10⁹/L，Hb 60 g/L；骨髓象：原始粒細胞占 0.05，早幼粒細胞占 0.03，未見異常細胞，呈緩解象；FCM：未查見明顯異常免疫表型原始細胞，為 AML-M2 緩解象。2014 年 8 月 1 日至今先后以 DDA 方案鞏固 3 個療程，地西他濱+去甲氧柔紅霉素+阿糖胞苷（decitabine+idarubicin+cytarabine，D-IDA）方案（地西他濱 25 mg，2次/d，第1、3、5天；去甲氧柔紅霉素 20 mg，1次/d，第1～3天；阿糖胞苷 160 mg，1次/d，第1～7天）鞏固 2 個療程。在此期間復查骨髓象持續緩解，HBV-DNA<1 000 U/mL，肝功能無異常，第 3 個療程 DDA 方案鞏固前復查表觀遺傳調控基因突變結果顯示 IDH2 突變消失，其余 3 種突變結果仍為陽性。

患者 2，男，62 歲。因發熱、咽痛伴乏力 8 d 于 2014 年 9 月 8 日就診于我院急診科。血常規檢查：白細胞計數 1.09×10⁹/L，異常細胞占 0.05，血小板計數 6×10⁹/L，Hb 113 g/L；骨髓象：有核細胞增生活躍，原始粒細胞占 0.20，原始單核細胞占 0.28，形態學診斷 AML-M4；FCM：原始細胞約占有核細胞 0.65，表達 CD34、CD117、CD13、HLA-D 和 cMPO（部分陽性），少部分表達 CD64，不表達 CD14、CD36、CD19、cCD79a、CD5、CD7、cCD3 和 CD56，單核細胞約占有核細胞 0.07，表達 HLA-DR、CD33、CD14（部分陽性）、CD33、CD36、CD64，不表達 CD34、CD117；相關基因篩查：IDH1、TET2、ASXL1 基因突變陽性。遂急診以“急性白血病”轉入血液內科。體格檢查：神志清楚，舌尖可見一直徑約 0.6 cm 潰瘍，咽部充血，扁桃體無腫大、化膿，淺表淋巴結未觸及腫大，無其他陽性體征。診斷：AML-M4。排除化療相關禁忌證后于 2014 年 9 月 18 日行 IDA 方案（去甲氧柔紅霉素 20 mg，1次/d，第1～3天，阿糖胞苷 170 mg，1次/d，第1～7天）誘導化療。化療第 5 天復查血常規：白細胞計數 0.75×10⁹/L，無異常細胞，血小板計數 10×10⁹/L，Hb 81 g/L；伴皮膚、黏膜出血，遂停止第 6、7 天用藥。2014 年 10 月 13 日復查血常規：白細胞計數 0.69×10⁹/L，異常細胞占 0.04，血小板計數 9×10⁹/L，Hb 71 g/L；骨髓象：原始粒細胞占 0.02，原始單核細胞占 0.53，幼稚單核細胞占 0.95。鑒于患者 IDH1、TET2 和 ASXL1 基因突變陽性，2014 年 10 月 18 日予以 DDA（地西他濱 25 mg，2次/d，第1、3、5天，柔紅霉素 80 mg，1次/d，第6～7天；阿糖胞苷 180 mg，1次/d，第6～10天）方案誘導化療。2014 年 12 月 4 日復查血常規：白細胞計數 0.49×10⁹/L，無異常細胞，血小板計數 15×10⁹/L，Hb 62 g/L；骨髓象：骨髓增生減低，淋巴細胞比例相對偏高占 0.88，粒系占 0.06；FCM：未查見明顯異常免疫表型原始細胞，為 AML-M4 緩解象。患者骨髓抑制重，多次給予輸入紅細胞、血小板等支持治療，2014 年 12 月 17 日復查血常規：白細胞計數 2.91×10⁹/L，無異常細胞，血小板計數 30×10⁹/L，Hb 72 g/L；骨髓象：AML-M4 緩解象，TET2、ASXL1 基因突變存在，IDH1 突變消失。2015 年 2 月 12 日至今先后以 DDA 方案鞏固化療 3 個療程，在此期間復查骨髓象為持續緩解，目前病情平穩，擬行第 4 次鞏固化療。

討論　AML 是一組造血干細胞克隆性增殖的異質性疾病，DNMT3A、TET2、ASXL1 等表觀遺傳學基因突變影響造血干細胞的自我更新或分化，促使髓系的惡性轉化，提示預后不佳。地西他濱是細胞周期 S 期特異性的胞嘧啶脫氧類似物，不可逆地抑制甲基轉移酶的活性，誘導白血病細胞凋亡或向正常細胞分化。

AML 是成人中最常見的急性白血病，2014 年美國新發病例為 19 000 例，中位發病年齡為 67 歲，預后與患者年齡、細胞遺傳學和分子遺傳學異常以及一系列臨床因素相關，目前仍缺乏有效的治療方法，>60 歲的 AML 患者 5 年生存率<10%^[1]，多數認為具有表觀遺傳學異常的老年 AML 預后更差。表觀遺傳學廣義上指獨立于動態變化的 DNA 編碼序列、通過細胞分裂傳遞信息來穩定并長期的調控基因表達；狹義上則指不依賴 DNA 編碼序列的轉錄調控，主要通過 DNA 甲基化、翻譯后組蛋白修飾和微 RNA 表達等調控基因表達。頻發突變的表觀遺傳學修飾基因包括 DNMT3A、TET2、IDH1/2、ASXL1 等，具有重要的生物學和臨床意義^[1-2]。

治療 AML 的傳統化療藥物具有不同的作用機制，例如抑制拓撲異構酶（柔紅霉素）或終止 DNA 鏈合成（阿糖胞苷），但是最終都作用于 p53。p53 是關鍵的壓力感受器和 DNA 損傷感受器，在細胞凋亡過程中與 p16/CDKN2A 一起調控細胞周期的終止。在具有復雜細胞遺傳學異常的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和 AML 中，TP53 突變率超過 70%，意味著對傳統化療不敏感。但細胞分化介導的“細胞周期終止”不需要 p53 調控，低濃度的地西他濱等染色質修飾酶可通過使終末分化期細胞（包括 p53 缺失的 AML 細胞）的細胞周期終止，達到較好的 AML 治療效果，但目前其具體機制仍有爭議^[3]。相關研究顯示地西他濱是細胞周期 S 期特異性的胞嘧啶脫氧類似物，高濃度（微摩爾級）的地西他濱具有細胞毒作用，而低濃度的地西他濱（毫微摩爾級）經磷酸化后整合入 DNA，與 DNA 甲基轉移酶共價結合，不可逆地抑制甲基轉移酶的活性，發揮去甲基化作用，能恢復被沉默的基因如腫瘤抑制基因 P15 的表達，抑制白血病細胞株生長和集落生成，誘導白血病細胞凋亡或向正常細胞分化^[4-6]。但是，每個周期的治療只能殺滅進入 S 期的一小部分惡性克隆細胞，如果不能通過細胞內地西他濱半衰期與惡性細胞細胞周期 S 期充分重疊抑制 DNA 甲基轉移酶，治療將無明顯獲益。Saunthararajah^[3] 研究結果表明 12 個周期治療后可達到最佳反應率，平均 3.0～3.5 個周期治療后即可有反應，但停藥 6 個月內有可能發生疾病進展。Blum 等^[7] 在一項地西他濱單藥治療年齡為 60～85 歲（平均 74 歲）的 53 例 AML 患者的Ⅱ期臨床研究中，在平均 3 個周期[每個周期 28 d 中前 10 d 給予地西他濱 20 mg/（m²·d）]的治療后完全緩解率達到 47%，并且發現治療前高水平的 miR-29b 可以提示較高的臨床緩解率（P=0.02）。盡管地西他濱的具體治療方案仍存在爭議，但總體準則仍是低劑量、分散、持續給藥，最大程度同步細胞內藥物濃度與惡性細胞 S 期分裂期，既減少不良反應，又盡可能抑制惡性克隆，目前正在研制的口服型地西他濱、新的去甲基化藥物 sapacitibine 及 SGI-110（guadecitabine）和可以預測地西他濱療效的標志物如 miR-29b 等值得期待。

AML 可伴有多種表觀遺傳學改變，地西他濱僅能激活部分由 DNA 甲基化異常沉默的抑癌基因（TSGs），由組蛋白甲基化或乙酰化異常沉默的 TSGs 則不能被重新激活表達，導致部分 AML 患者對地西他濱治療無效或者停藥后病情復發。Momparler 等^[8] 聯合地西他濱、3-Deazaneplanocin-A（DZNep）、trichostatin-A（TSA）3 種靶向藥物處理 AML 細胞株 HL-60 細胞和 AML-3 細胞，其中 DZNep 通過抑制蛋氨酸代謝、激活由 H3K27me3 異常沉默的基因，TSA 屬于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劑，通過實時定量聚合酶鏈反應檢測到具有抗腫瘤活性的 CDKN1A（p21）、EGR3、FBXO32、CD86、SPARC 和 CDKN2B（p15）再表達，而單獨地西他濱治療僅能使 50%TSGs 再表達，提示地西他濱與其他藥物聯合，將能增加其表觀治療效應。

本文報道的 2 例伴有表觀遺傳學調控基因突變的 AML 患者，初始給予經典 DA/IA 方案誘導化療均未緩解，后根據表觀遺傳學調控基因檢測結果，給予 DDA 方案再誘導化療取得緩解，且無嚴重并發癥，說明去甲基化藥物地西他濱針對表觀遺傳學突變靶向治療具有效性和安全性。

總之，伴有表觀遺傳學異常的老年 AML 患者對常規 DA 方案的誘導化療不敏感，地西他濱聯合經典 DA 方案能明顯提高患者總體反應率，逆轉表觀遺傳學突變導致的不良預后，但是地西他濱的最佳治療方案、多個療程后的維持治療、與其他藥物的聯合治療等問題，尚需進一步的臨床試驗明確。表觀遺傳學治療將成為未來腫瘤治療的一個重要方向，具有重要臨床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