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孟曉琴, 王琪, 周紅, 高彬, 吳彩文, 袁正勇. 家庭護理干預對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術后生活質量的影響. 華西醫學, 2017, 32(2): 237-241. doi: 10.7507/1002-0179.201505156 復制
良性前列腺增生（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BPH）是老年男性常見慢性疾病，嚴重影響其健康。據流行病學統計，60～90 歲的老年人若進行前列腺組織學檢查，幾乎所有老年人均為 BPH[1]。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人口的老齡化，龐大的 BPH 患者人群以及高昂的醫療費用已成為一個社會問題。外科手術治療是 BPH 患者疾病進展的最終表現形式，而無論是以開放性還是微創手術為主的綜合治療手段，在改善患者術前癥狀的同時也會給患者及家庭帶來負面影響，如術后并發癥的發生，擔心手術遠期效果，家庭經濟負擔、社會角色定位和家庭關系等，嚴重影響了患者的生活質量[2]。家庭護理干預作為護理工作的延續，是由專業醫護人員在家庭環境中，向需要連續照顧的患者及家庭提供連續性、綜合性、專業性的健康照護來促進患者的康復，從而達到鞏固療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3]。王蓓等[1]的研究表明，對前列腺增生術后患者實施家庭護理干預是提高 BPH 患者生存質量最恰當、經濟及有效的手段。我們對 2012 年 12 月—2014 年 1 月在我科出院的 30 例 BPH 行經尿道前列腺切除術后患者進行了家庭護理干預，在提高其生活質量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我院 2012 年 12 月—2014 年 1 月出院的 BPH 行經尿道前列腺切除術后患者 60 例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 BPH 患者行經尿道前列腺切除術后；② 年齡<85 歲；③ 無認知障礙，知情同意者。排除標準：伴有明顯的生理、精神障礙和重大疾病，如嚴重的心腦血管疾病、神經運動系統疾病和明顯殘疾者。將符合納入標準的 60 例患者隨機分為試驗組和對照組，每組各 30 例。試驗組患者的年齡為 60～82 歲，平均（67.5±3.7）歲；文化程度：大學 8 例，中學 13 例，小學 9 例；職業：干部 6 例，工人 15 例，農民 5 例，其他 4 例；月平均收入>2 000 元；病程 2～7 年，平均（4.1±0.6）年；術前超聲檢查前列腺體積為 52～86 mL，平均（63.0±1.6）mL；手術方式：經尿道前列腺電切除術（transurethral resection of the prostate，TURP）20 例，經尿道前列腺汽化電切除術（transurethral vaporization of the prostate，TUVP）10 例；無并發癥發生。對照組患者的年齡為 59～81 歲，平均（68.1±2.2）歲；文化程度：大學 9 例，中學 14 例，小學 7 例；職業：干部 7 例，工人 14 例，農民 4 例，其他 5 例；月平均收入>2 000 元；病程 1.5～6.0 年，平均（3.9±0.7）年；術前超聲檢查前列腺體積為 56～89 mL，平均（65.0±0.7）mL；手術方式：TURP 21 例，TUVP 9 例；無并發癥發生。兩組患者在年齡、文化程度、職業、經濟狀況、疾病程度、手術方式等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對照組患者按常規進行定期門診隨訪、復查。試驗組患者在對照組的基礎上由專業護士以電話回訪和（或）家庭訪視的方式進行護理干預。根據研究要求在試驗組患者出院時建立隨訪本，登記患者基本資料，并對電話回訪及家庭訪視時間做了計劃性安排，訪視護士在每次家訪前電話通知或預約，并確定訪視路線，如因患者特殊情況不能按時訪視則順延時間，以確保訪視的有效性。
1.2.1 試驗組護理干預時間 試驗組患者主要進行每周電話和（或）家庭訪視，時間共 6 個月：出院后 1 個月內每周 1 次，出院后 2～3 個月每 2 周 1 次，出院后 4～6 個月每個月 1 次。對有特殊需求的患者隨時進行訪視和護理干預。
1.2.2 試驗組護理干預內容 ① 疾病相關知識健康指導，促進患者的健康行為。專業護士在不同階段的回訪電話中進行階段性健康指導，包括術后注意事項、飲食和活動要點、目前可能出現的癥狀和應對處理措施等，然后在預約好的時間對患者進行家庭護理干預，重點評估本階段患者對疾病相關知識的掌握情況和健康行為的依從性，再進行有針對性的專業指導，幫助患者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建立正確的疾病應對措施，及時發現術后的不良預警，了解有無血尿出現、尿路梗阻的改善情況等，降低術后并發癥的發生率。
② 幫助患者建立良好的家庭、社會支持系統。通過與其家庭成員溝通，了解患者家庭的經濟情況，掌握他們對待患者及疾病的態度，及時予以正確的引導和干預，必要時為其爭取一定的社會保障，建立有力的家庭和社會支持系統，使患者感受到愛的溫暖，樹立戰勝疾病的信心。
③ 幫助患者搭建網絡信息平臺，隨著網絡信息的飛躍發展，網絡已在城市和大部分農村普及。科室的工作電腦建立了前列腺增生病友 QQ 群溝通平臺，邀請患者和家屬加入群聊，讓患者及家屬更方便、更快捷地獲得前列腺疾病保養相關知識，也可以及時反饋他們的目前狀況，專科醫生和護士會及時給予回饋和指導。
④ 給予心理干預，緩解患者的焦慮情緒。BPH 患者的生存質量并不完全取決于疾病癥狀的嚴重程度，還取決于不良心理反應，尤其是憂郁的程度。針對患者不同的知識文化背景給予有針對性的心理指導，教會患者自我調節不良情緒的方法，建立良好的健康樂觀心態；給予適當的心理暗示，讓其充分認識術后并發癥發生的可能性，提高其心理承受能力，消除患者的緊張焦慮情緒。
⑤ 給予術后性知識指導。了解 BPH 患者術后性心理變化和性生活狀況，由專業泌尿性科醫生給予正確的性知識引導，幫助其建立正確的性心理觀和正確的性生活習慣，逐步改善其性生活質量。
1.3 觀察指標
1.3.1 生活質量 采用生活質量綜合評定問卷（gene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y-74，GQOLI-74）[4]，對生活質量進行多維度評分，共 74 個條目、20 個因子、5 個維度。① 物質生活維度（條目 F1～F10），包括因子 1～4；② 軀體功能維度（條目 F11～F30），包括因子 5～9；③ 心理功能維度（條目 F31～F50），包括因子 10～14；④ 社會功能維度（條目 F51～F70），包括因子 15～19；⑤ 總體生活滿意度（條目 F71～F74），為因子 20。GQOLI-74 評分的總分為 100 分，得分越高表示生活質量越高。分別于出院時和出院后 6 個月對患者進行評定。
1.3.2 國際前列腺癥狀評分（international prostate symptom score，IPSS）IPSS 涉及 7 種排尿癥狀：尿不盡、尿頻、排尿分段、尿急、尿線變細、排尿等待和夜尿次數。用于具有下尿路癥狀患者中病情嚴重程度評價，包含 7 個條目，每個條目按 0～5 評分，總分 35 分，0～7 分為輕度癥狀，8～19 分為中度癥狀，20～35 分為重度癥狀。分別于出院時和出院后 6 個月對患者進行評定。
1.3.3 并發癥 觀察兩組患者出院后有無繼發性出血、尿道狹窄、尿失禁等并發癥。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10.0 軟件進行統計學處理。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t 檢驗；計數資料以例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 GQOLI-74 評分比較
出院時，兩組患者均不愿意回答或正面回答軀體功能維度中的性生活相關問題。經出院后的家庭護理干預，試驗組 22 例患者主動提及自己的性生活問題。在出院后 6 個月的 GQOLI-74 評分中，試驗組與對照組的軀體功能維度中有關性生活的 F23、F24、F25 因子得分分別為（7.50±0.53）、（3.80±0.21）分，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35.549，P<0.001）；且試驗組主動提及性生活問題的 22 例患者的 F23、F24、F25 因子得分為（8.10±0.32）分，高于試驗組總體得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4.710，P<0.001）；試驗組的其他 8 例患者及對照組大部分患者在出院后 6 個月的調查中仍不愿意正面回答或深入回答相關問題。
出院時，兩組患者 GQOLI-74 各維度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出院后 6 個月，兩組患者 GQOLI-74 各維度評分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與該組出院時比較差異也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表1
兩組患者出院時和出院后 6 個月 GQOLI-74 評分比較（n=30，分，）
2.2 兩組患者 IPSS 比較
出院時，兩組 IPSS 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出院后 6 個月，兩組 IPSS 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與該組出院時比較差異也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兩組患者出院時和出院后 6 個月 IPSS 比較（n=30，分，）
2.3 兩組患者并發癥比較
對照組有 3 例（10.0%）患者分別于出院后 3、4 周及 2 個月因繼發出血而再次入院治療，試驗組患者無出血發生。兩組患者均無尿道狹窄及尿失禁等并發癥發生。
3 討論
生活質量是指對個體或群體感到的在生理、心理、社會等多方面的適應狀態的一種綜合測評，用于評價人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及社會、生活滿意度等狀況的主觀感受[5]。史靜琤等[6]認為 BPH 患者的生活質量包括以下方面：下尿路癥狀及其給生活帶來的困擾、不良反應的治療、生理功能、心理狀況、精神健康、社會關系、總體健康狀況等。近年來我國 BPH 發病率已接近歐美國家，呈逐步增高趨勢。而手術治療是解除 BPH 患者尿路梗阻最有效的治療方式，但手術治療在改善患者術前癥狀的同時也會給患者及家庭帶來負面影響，如術后并發癥的發生，擔心手術遠期效果，家庭經濟負擔、社會角色定位和家庭關系等，嚴重影響 BPH 術后患者的生活質量。目前國內外研究較多的是在醫院對該類患者進行圍手術期護理干預，以提高患者的手術成功率，而在患者出院后實施家庭護理干預以提高患者生活質量方面研究甚少。隨著護理模式的改變，家庭延續護理已成為醫院優質護理工作不可缺少的部分。本研究將 GQOLI-74 和 IPSS 作為 BPH 患者術后生活質量主要評分依據是一次嘗試，目的在于測評 BPH 患者術后的尿路癥狀改善情況和對生理、心理、社會及環境的主觀感受和滿意度。
有研究報道 BPH 外科治療效果主要反映在患者主觀癥狀和客觀指標的改變，術后應進行規范、長期的隨訪[7-8]。隨訪目的是評估療效，及時發現與治療相關的不良反應或術后并發癥。從患者出院時和出院后 6 個月的比較可以看出，通過正確、及時的家庭護理干預后，BPH 術后患者在 GQOLI-74 各維度和 IPSS 改善幅度均較大，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出血是 BPH 手術最常見的并發癥[9]。由于患者不正確的生活習慣和遵醫行為差，患者很可能因出血而再次就診入院。家庭護理干預能有效提高 BPH 術后患者的遵醫依從性，幫助其建立正確的生活方式，避免出血的誘發因素行為，對照組有 3 例因繼發出血而再次入院治療，試驗組無出血發生，這與褚愛桂等[10]報道一致。下尿路癥狀的改善幅度也與患者正確的生活方式和遵醫囑用藥有很大關系[11]。通過家庭護理干預，在持續督導患者遵醫行為的同時對患者身體狀況進行動態評估，做到在最恰當的時間給予最正確、最及時的干預，提高患者對 BPH 疾病術后康復過程的認知水平，最大限度改善了尿路梗阻癥狀[12]。從兩組患者的 IPSS 可以看出，試驗組的下尿路癥狀改善明顯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家庭護理干預也對 BPH 術后患者性生活有正面引導作用。有文獻報道，60～65 歲男性中有規律性生活者占 90%，>70 歲男性中占 70%，>80 歲男性中占 33%[13]，說明性功能在老年男性生活中的重要性。有研究表明，BPH 患者性功能下降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老年男性的性生活質量，特別是下尿路癥狀及心理因素對性功能的變化帶來負面影響，手術方式在改善患者的下尿路癥狀的同時可以提高患者的性功能[5, 14]。我們在患者出院時進行的調查中，患者不愿意回答或正面回答性生活相關問題，這可能與我國傳統文化背景影響有關。研究者在患者出院后的家庭護理干預中，逐步給予性知識的宣教和解釋，讓患者特別是有配偶的患者逐步正視性生活問題。經過專業指導，在后來的家庭訪談中，試驗組中有 22 例患者主動提及自己的性生活問題，專業訪視者給予及時的解答和指導，在出院后 6 個月的 GQOLI-74 調查中，這 22 例患者的軀體功能維度中的有關性生活 F23、F24、F25 問題中評分明顯高于試驗組的其他患者和對照組患者。雖然本研究的樣本量較少，但也可看出正確及時的家庭護理干預能提高患者對性生活的認知度，有著正面引導作用。
與此同時，家庭護理干預能有效發揮患者家庭和社會功能，從而降低患者的抑郁程度。有研究發現，家庭和疾病癥狀是影響 BPH 患者生存質量的主要因素，認為其生存質量并不完全取決于疾病癥狀的嚴重程度，更重要的是還取決于夫妻家庭的親情和情感方面的因素及不良心理反應，尤其是憂郁的程度[1]。因 BPH 患者病程較長，長期就醫和下尿路癥狀給患者帶來較大的經濟壓力和思想負擔。有研究發現，老年 BPH 患者抑郁程度評分高于健康組，且抑郁癥狀與生存質量存在負相關，抑郁程度越高，其生活質量越差[15]。而通過定期的家庭訪談，訪談者能熟悉了解患者的家庭結構、成員及家庭經濟文化背景，這樣可以有預見性、針對性地做好患者和家屬的溝通和調解，讓家庭充分發揮它的支撐功能，讓患者感受到家庭的愛和照護；對于經濟較差的家庭，通過與社區聯系幫助其尋求社會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患者家庭的經濟負擔，從而降低患者的心理壓力，降低其抑郁程度。本研究中試驗組的社會功能、心理功能及總體滿意維度明顯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可以看出家庭經濟越好、家庭越和諧，特別是夫妻關系和祖孫關系越和諧，患者生活質量越高，這與劉雪琴等[15]研究報道一致。同時患者有著良好愉悅的心情必將折射到物質生活上，因此本研究中試驗組的物質功能維度評分也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綜上所述，隨著 BPH 患者的不斷增加，龐大的就醫群體和高額的醫療費用必將成為一種社會問題，關注 BPH 患者術后生活質量問題已成為社會和醫務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之一。為此，對 BPH 術后患者實施家庭護理干預是提高其生存質量最恰當、經濟及有效的手段，同時也緩解了當前日益增加的醫療需求與醫院床位緊張的矛盾，拓展了護理工作服務范疇，將臨床延續性護理模式與社區護理服務模式有機結合，也是優質護理內涵的根本體現，密切了護患關系，提高了患者的滿意度，在促進護理學科發展的同時贏得了較好的社會效益。
良性前列腺增生（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BPH）是老年男性常見慢性疾病，嚴重影響其健康。據流行病學統計，60～90 歲的老年人若進行前列腺組織學檢查，幾乎所有老年人均為 BPH[1]。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人口的老齡化，龐大的 BPH 患者人群以及高昂的醫療費用已成為一個社會問題。外科手術治療是 BPH 患者疾病進展的最終表現形式，而無論是以開放性還是微創手術為主的綜合治療手段，在改善患者術前癥狀的同時也會給患者及家庭帶來負面影響，如術后并發癥的發生，擔心手術遠期效果，家庭經濟負擔、社會角色定位和家庭關系等，嚴重影響了患者的生活質量[2]。家庭護理干預作為護理工作的延續，是由專業醫護人員在家庭環境中，向需要連續照顧的患者及家庭提供連續性、綜合性、專業性的健康照護來促進患者的康復，從而達到鞏固療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3]。王蓓等[1]的研究表明，對前列腺增生術后患者實施家庭護理干預是提高 BPH 患者生存質量最恰當、經濟及有效的手段。我們對 2012 年 12 月—2014 年 1 月在我科出院的 30 例 BPH 行經尿道前列腺切除術后患者進行了家庭護理干預，在提高其生活質量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我院 2012 年 12 月—2014 年 1 月出院的 BPH 行經尿道前列腺切除術后患者 60 例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 BPH 患者行經尿道前列腺切除術后；② 年齡<85 歲；③ 無認知障礙，知情同意者。排除標準：伴有明顯的生理、精神障礙和重大疾病，如嚴重的心腦血管疾病、神經運動系統疾病和明顯殘疾者。將符合納入標準的 60 例患者隨機分為試驗組和對照組，每組各 30 例。試驗組患者的年齡為 60～82 歲，平均（67.5±3.7）歲；文化程度：大學 8 例，中學 13 例，小學 9 例；職業：干部 6 例，工人 15 例，農民 5 例，其他 4 例；月平均收入>2 000 元；病程 2～7 年，平均（4.1±0.6）年；術前超聲檢查前列腺體積為 52～86 mL，平均（63.0±1.6）mL；手術方式：經尿道前列腺電切除術（transurethral resection of the prostate，TURP）20 例，經尿道前列腺汽化電切除術（transurethral vaporization of the prostate，TUVP）10 例；無并發癥發生。對照組患者的年齡為 59～81 歲，平均（68.1±2.2）歲；文化程度：大學 9 例，中學 14 例，小學 7 例；職業：干部 7 例，工人 14 例，農民 4 例，其他 5 例；月平均收入>2 000 元；病程 1.5～6.0 年，平均（3.9±0.7）年；術前超聲檢查前列腺體積為 56～89 mL，平均（65.0±0.7）mL；手術方式：TURP 21 例，TUVP 9 例；無并發癥發生。兩組患者在年齡、文化程度、職業、經濟狀況、疾病程度、手術方式等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對照組患者按常規進行定期門診隨訪、復查。試驗組患者在對照組的基礎上由專業護士以電話回訪和（或）家庭訪視的方式進行護理干預。根據研究要求在試驗組患者出院時建立隨訪本，登記患者基本資料，并對電話回訪及家庭訪視時間做了計劃性安排，訪視護士在每次家訪前電話通知或預約，并確定訪視路線，如因患者特殊情況不能按時訪視則順延時間，以確保訪視的有效性。
1.2.1 試驗組護理干預時間 試驗組患者主要進行每周電話和（或）家庭訪視，時間共 6 個月：出院后 1 個月內每周 1 次，出院后 2～3 個月每 2 周 1 次，出院后 4～6 個月每個月 1 次。對有特殊需求的患者隨時進行訪視和護理干預。
1.2.2 試驗組護理干預內容 ① 疾病相關知識健康指導，促進患者的健康行為。專業護士在不同階段的回訪電話中進行階段性健康指導，包括術后注意事項、飲食和活動要點、目前可能出現的癥狀和應對處理措施等，然后在預約好的時間對患者進行家庭護理干預，重點評估本階段患者對疾病相關知識的掌握情況和健康行為的依從性，再進行有針對性的專業指導，幫助患者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建立正確的疾病應對措施，及時發現術后的不良預警，了解有無血尿出現、尿路梗阻的改善情況等，降低術后并發癥的發生率。
② 幫助患者建立良好的家庭、社會支持系統。通過與其家庭成員溝通，了解患者家庭的經濟情況，掌握他們對待患者及疾病的態度，及時予以正確的引導和干預，必要時為其爭取一定的社會保障，建立有力的家庭和社會支持系統，使患者感受到愛的溫暖，樹立戰勝疾病的信心。
③ 幫助患者搭建網絡信息平臺，隨著網絡信息的飛躍發展，網絡已在城市和大部分農村普及。科室的工作電腦建立了前列腺增生病友 QQ 群溝通平臺，邀請患者和家屬加入群聊，讓患者及家屬更方便、更快捷地獲得前列腺疾病保養相關知識，也可以及時反饋他們的目前狀況，專科醫生和護士會及時給予回饋和指導。
④ 給予心理干預，緩解患者的焦慮情緒。BPH 患者的生存質量并不完全取決于疾病癥狀的嚴重程度，還取決于不良心理反應，尤其是憂郁的程度。針對患者不同的知識文化背景給予有針對性的心理指導，教會患者自我調節不良情緒的方法，建立良好的健康樂觀心態；給予適當的心理暗示，讓其充分認識術后并發癥發生的可能性，提高其心理承受能力，消除患者的緊張焦慮情緒。
⑤ 給予術后性知識指導。了解 BPH 患者術后性心理變化和性生活狀況，由專業泌尿性科醫生給予正確的性知識引導，幫助其建立正確的性心理觀和正確的性生活習慣，逐步改善其性生活質量。
1.3 觀察指標
1.3.1 生活質量 采用生活質量綜合評定問卷（gene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y-74，GQOLI-74）[4]，對生活質量進行多維度評分，共 74 個條目、20 個因子、5 個維度。① 物質生活維度（條目 F1～F10），包括因子 1～4；② 軀體功能維度（條目 F11～F30），包括因子 5～9；③ 心理功能維度（條目 F31～F50），包括因子 10～14；④ 社會功能維度（條目 F51～F70），包括因子 15～19；⑤ 總體生活滿意度（條目 F71～F74），為因子 20。GQOLI-74 評分的總分為 100 分，得分越高表示生活質量越高。分別于出院時和出院后 6 個月對患者進行評定。
1.3.2 國際前列腺癥狀評分（international prostate symptom score，IPSS）IPSS 涉及 7 種排尿癥狀：尿不盡、尿頻、排尿分段、尿急、尿線變細、排尿等待和夜尿次數。用于具有下尿路癥狀患者中病情嚴重程度評價，包含 7 個條目，每個條目按 0～5 評分，總分 35 分，0～7 分為輕度癥狀，8～19 分為中度癥狀，20～35 分為重度癥狀。分別于出院時和出院后 6 個月對患者進行評定。
1.3.3 并發癥 觀察兩組患者出院后有無繼發性出血、尿道狹窄、尿失禁等并發癥。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10.0 軟件進行統計學處理。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t 檢驗；計數資料以例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 GQOLI-74 評分比較
出院時，兩組患者均不愿意回答或正面回答軀體功能維度中的性生活相關問題。經出院后的家庭護理干預，試驗組 22 例患者主動提及自己的性生活問題。在出院后 6 個月的 GQOLI-74 評分中，試驗組與對照組的軀體功能維度中有關性生活的 F23、F24、F25 因子得分分別為（7.50±0.53）、（3.80±0.21）分，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35.549，P<0.001）；且試驗組主動提及性生活問題的 22 例患者的 F23、F24、F25 因子得分為（8.10±0.32）分，高于試驗組總體得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4.710，P<0.001）；試驗組的其他 8 例患者及對照組大部分患者在出院后 6 個月的調查中仍不愿意正面回答或深入回答相關問題。
出院時，兩組患者 GQOLI-74 各維度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出院后 6 個月，兩組患者 GQOLI-74 各維度評分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與該組出院時比較差異也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表1
兩組患者出院時和出院后 6 個月 GQOLI-74 評分比較（n=30，分，）
2.2 兩組患者 IPSS 比較
出院時，兩組 IPSS 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出院后 6 個月，兩組 IPSS 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與該組出院時比較差異也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兩組患者出院時和出院后 6 個月 IPSS 比較（n=30，分，）
2.3 兩組患者并發癥比較
對照組有 3 例（10.0%）患者分別于出院后 3、4 周及 2 個月因繼發出血而再次入院治療，試驗組患者無出血發生。兩組患者均無尿道狹窄及尿失禁等并發癥發生。
3 討論
生活質量是指對個體或群體感到的在生理、心理、社會等多方面的適應狀態的一種綜合測評，用于評價人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及社會、生活滿意度等狀況的主觀感受[5]。史靜琤等[6]認為 BPH 患者的生活質量包括以下方面：下尿路癥狀及其給生活帶來的困擾、不良反應的治療、生理功能、心理狀況、精神健康、社會關系、總體健康狀況等。近年來我國 BPH 發病率已接近歐美國家，呈逐步增高趨勢。而手術治療是解除 BPH 患者尿路梗阻最有效的治療方式，但手術治療在改善患者術前癥狀的同時也會給患者及家庭帶來負面影響，如術后并發癥的發生，擔心手術遠期效果，家庭經濟負擔、社會角色定位和家庭關系等，嚴重影響 BPH 術后患者的生活質量。目前國內外研究較多的是在醫院對該類患者進行圍手術期護理干預，以提高患者的手術成功率，而在患者出院后實施家庭護理干預以提高患者生活質量方面研究甚少。隨著護理模式的改變，家庭延續護理已成為醫院優質護理工作不可缺少的部分。本研究將 GQOLI-74 和 IPSS 作為 BPH 患者術后生活質量主要評分依據是一次嘗試，目的在于測評 BPH 患者術后的尿路癥狀改善情況和對生理、心理、社會及環境的主觀感受和滿意度。
有研究報道 BPH 外科治療效果主要反映在患者主觀癥狀和客觀指標的改變，術后應進行規范、長期的隨訪[7-8]。隨訪目的是評估療效，及時發現與治療相關的不良反應或術后并發癥。從患者出院時和出院后 6 個月的比較可以看出，通過正確、及時的家庭護理干預后，BPH 術后患者在 GQOLI-74 各維度和 IPSS 改善幅度均較大，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出血是 BPH 手術最常見的并發癥[9]。由于患者不正確的生活習慣和遵醫行為差，患者很可能因出血而再次就診入院。家庭護理干預能有效提高 BPH 術后患者的遵醫依從性，幫助其建立正確的生活方式，避免出血的誘發因素行為，對照組有 3 例因繼發出血而再次入院治療，試驗組無出血發生，這與褚愛桂等[10]報道一致。下尿路癥狀的改善幅度也與患者正確的生活方式和遵醫囑用藥有很大關系[11]。通過家庭護理干預，在持續督導患者遵醫行為的同時對患者身體狀況進行動態評估，做到在最恰當的時間給予最正確、最及時的干預，提高患者對 BPH 疾病術后康復過程的認知水平，最大限度改善了尿路梗阻癥狀[12]。從兩組患者的 IPSS 可以看出，試驗組的下尿路癥狀改善明顯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家庭護理干預也對 BPH 術后患者性生活有正面引導作用。有文獻報道，60～65 歲男性中有規律性生活者占 90%，>70 歲男性中占 70%，>80 歲男性中占 33%[13]，說明性功能在老年男性生活中的重要性。有研究表明，BPH 患者性功能下降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老年男性的性生活質量，特別是下尿路癥狀及心理因素對性功能的變化帶來負面影響，手術方式在改善患者的下尿路癥狀的同時可以提高患者的性功能[5, 14]。我們在患者出院時進行的調查中，患者不愿意回答或正面回答性生活相關問題，這可能與我國傳統文化背景影響有關。研究者在患者出院后的家庭護理干預中，逐步給予性知識的宣教和解釋，讓患者特別是有配偶的患者逐步正視性生活問題。經過專業指導，在后來的家庭訪談中，試驗組中有 22 例患者主動提及自己的性生活問題，專業訪視者給予及時的解答和指導，在出院后 6 個月的 GQOLI-74 調查中，這 22 例患者的軀體功能維度中的有關性生活 F23、F24、F25 問題中評分明顯高于試驗組的其他患者和對照組患者。雖然本研究的樣本量較少，但也可看出正確及時的家庭護理干預能提高患者對性生活的認知度，有著正面引導作用。
與此同時，家庭護理干預能有效發揮患者家庭和社會功能，從而降低患者的抑郁程度。有研究發現，家庭和疾病癥狀是影響 BPH 患者生存質量的主要因素，認為其生存質量并不完全取決于疾病癥狀的嚴重程度，更重要的是還取決于夫妻家庭的親情和情感方面的因素及不良心理反應，尤其是憂郁的程度[1]。因 BPH 患者病程較長，長期就醫和下尿路癥狀給患者帶來較大的經濟壓力和思想負擔。有研究發現，老年 BPH 患者抑郁程度評分高于健康組，且抑郁癥狀與生存質量存在負相關，抑郁程度越高，其生活質量越差[15]。而通過定期的家庭訪談，訪談者能熟悉了解患者的家庭結構、成員及家庭經濟文化背景，這樣可以有預見性、針對性地做好患者和家屬的溝通和調解，讓家庭充分發揮它的支撐功能，讓患者感受到家庭的愛和照護；對于經濟較差的家庭，通過與社區聯系幫助其尋求社會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患者家庭的經濟負擔，從而降低患者的心理壓力，降低其抑郁程度。本研究中試驗組的社會功能、心理功能及總體滿意維度明顯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可以看出家庭經濟越好、家庭越和諧，特別是夫妻關系和祖孫關系越和諧，患者生活質量越高，這與劉雪琴等[15]研究報道一致。同時患者有著良好愉悅的心情必將折射到物質生活上，因此本研究中試驗組的物質功能維度評分也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綜上所述，隨著 BPH 患者的不斷增加，龐大的就醫群體和高額的醫療費用必將成為一種社會問題，關注 BPH 患者術后生活質量問題已成為社會和醫務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之一。為此，對 BPH 術后患者實施家庭護理干預是提高其生存質量最恰當、經濟及有效的手段，同時也緩解了當前日益增加的醫療需求與醫院床位緊張的矛盾，拓展了護理工作服務范疇，將臨床延續性護理模式與社區護理服務模式有機結合，也是優質護理內涵的根本體現，密切了護患關系，提高了患者的滿意度，在促進護理學科發展的同時贏得了較好的社會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