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楊萍, 龍海燕, 楊菁玉, 馮萍, 陳立宇. 121例肝包蟲病的臨床分析. 華西醫學, 2015, 30(9): 1645-1649. doi: 10.7507/1002-0179.20150470 復制
肝包蟲病又叫肝棘球蚴病，亦稱為囊性肝包蟲病，是人畜共患性寄生蟲病，嚴重危害人類健康。肝包蟲病見于世界許多國家，如非洲、歐洲、中東、拉丁美洲以及亞洲大部分地區，已為日趨嚴重的全球性問題。在我國主要流行于畜牧地區，內蒙古、西藏等地發病率較高。肝包蟲病主要由是細粒棘球絳蟲蚴蟲寄生于人體所致的寄生蟲病，主要侵犯肝臟（70.0%）、肺（10.0%）以及腦、肌肉、骨骼等其他器官[1]，其次為腸系膜和網膜（2.0%）、女性盆腔（0.5%）[2]。其治療難度大，治療手段局限，治療藥物種類有限且效果差，目前尚無我國肝包蟲病流行情況的具體統計。因此對我院2006年－2013年收治的肝包蟲病患者行回顧性分析，為本地區肝包蟲病流行情況及診治策略提供參考。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收集四川大學華西醫院2006年7月－2013年9月經B型超聲和（或）CT初步診斷為肝包蟲病的患者。確診依據為術后病理診斷。
1.2 方法
采用回顧性分析，收集、整理患者的性別、年齡、民族、居住地、職業臨床表現、累及位置、是否生食肉類及與動物接觸、輔助檢查、治療方式、治療效果、并發癥。其中輔助檢查主要包括血清學檢查和影像學檢查。肝功能檢查主要包括血清總膽紅素（TBIL）、谷丙轉氨酶（ALT）、谷草轉氨酶（AST）、血清白蛋白，腫瘤標志物為甲胎蛋白（AFP）；血常規主要包括嗜酸性粒細胞、白細胞、血小板；寄生蟲抗體主要包括棘球蚴抗體、包蟲抗體、囊蟲抗體、血吸蟲抗體。影像學檢查主要涉及患者初次就診時所行的疑似肝包蟲病的檢查。
評價指標：①用生物化學檢查結果評估肝功能不全時，常用其超出正常上限升高倍數（ULN）來表示。ALT＞3 ULN可作為肝損害的敏感而特異的指標，若ALT＞8～10 ULN或者ALT＞3 ULN且TBIL＞2 ULN則是預測嚴重肝損害的特異指標，表明肝實質細胞受到損害[3]。②依據中華醫學會傳染病與寄生蟲病學分會、肝病學分會聯合修訂的肝功能損害評級標準[4]進行評價。③治療效果的評價標準為：是否完整摘除包塊。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7.0軟件進行描述性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計數資料采用例數和百分比表示。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本組符合納入條件的患者共121例，其中男 65例，女56例；發病年齡6～67歲，平均（36.94±13.67）歲；兒童4例（3.31%），青少年5例（4.13%），成人112例（92.56%）；農民、牧民44例（36.36%）。在所有患者中，只有4例有明確的動物接觸史，16例有明確生食肉食習慣，其他患者無明確職業及明確的動物接觸史、生食肉食史。藏族72例（59.50%），漢族47例（38.84%），回族1例（0.83%），羌族1例（0.83%）。初次發現腫塊就診的方式中，彩色多普勒超聲71例（58.68%），CT 48例（39.67%），MRI 2例（1.65%）；出現癥狀時間距診斷時間2 d～20年，平均（590.3±1 091.6）d。
2.2 患者的腫塊特征
腫塊病變位置：發生在右半肝者87例（71.90%），左半肝17例（14.05%），左肝及右肝均累計者為17例（14.05%）。腫塊個數：1個腫塊75例（61.98%），2個腫塊29例（23.97%），≥3個17例（14.05%）。腫塊直徑：1～10 cm 69例（57.02%），11～20 cm 45例（37.19%），21～30 cm 4例（3.30%），31～40 cm 3例（2.48%）。肝臟外病變：累及腹腔28例（23.14%），累及盆腔3例（2.48%），累及肺1例（0.83%），累及腎1例（0.83%），以上均經手術證實。
2.3 年齡及地域分布情況
本次回顧性調查中，青中年患病人數較多，兒童及老年人患病人數相對較少。患者主要來自西藏及四川藏族地區，其中西藏以昌都地區丁青縣為高發區域，占西藏總人數的37%。四川以甘孜州及阿壩為高發區域，分別占四川患者數的52%、18%，其中以甘孜州石渠縣、白玉縣、德格縣、新龍縣及阿壩州的理縣、壤塘縣、阿壩縣為高發區域。見表 1、圖 1。
表1
肝包蟲病患者年齡分布
圖1
121例肝包蟲病患者地域分布
a. 121例肝包蟲病患者省份分布圖 b. 西藏肝包蟲病患者縣城分布 c. 四川肝包蟲病患者縣/市分布
2.4 患者的臨床表現
肝包蟲病患者以各種臨床表現就診，有的患者只有一種臨床病征，有的患者有多種臨床病征。本組患者以腹痛表現者48例（39.67%），腹部脹滿不適18例（14.88%），因體檢發現腫塊而無癥狀者 41例（33.88%），皮膚黃染者1例（0.83%）。伴隨癥狀中惡心、嘔吐12例（9.92%）；發熱6例（4.96%），體溫最高達40.3℃；腰痛7例（5.79%），放射至肩部、背部24例（19.83%）。見表 2。
表2
肝包蟲病患者的臨床表現
2.5 輔助檢查
2.5.1 生物化學檢查
本組121例患者中，肝功能損害25例（20.66%），其中重度肝功能損害2例，輕度肝功能損害23例；TBIL≤2 ULN 23例（92.0%），TBIL＞2 ULN 2例（8.0%）；ALT或AST≤3 ULN 17例（68.0%），ALT或AST＞3 ULN 8例（32.0%）。所有患者中，白蛋白≥35 g/L 107例（88.43%），白蛋白32～35 g/L 6例（4.96%），白蛋白＜32 g/L 8例（6.61%）。
2.5.2 血常規檢查
肝包蟲病患者的血常規異常者不多，本組患者血常規檢查發現，白細胞增多8例（6.61%）；血小板增多21例（17.36%）；嗜酸性粒細胞增多39例（32.23%），其中3例嗜酸性粒細胞百分比高達30%（正常值為0.5%～5.0%）。
2.5.3 腫瘤標志物
121例患者中，只有1例患者AFP陽性，為8.44 ng/mL，其余患者的AFP均低于檢測值水平，為陰性。
2.5.4 寄生蟲抗體檢查
121例患者中，只有64例患者安排行寄生蟲病原學檢查。其中大便涂片檢查絳蟲陽性1例，血液學寄生蟲抗體檢查63例。血液學寄生蟲抗體檢查中，35例棘球蚴抗體陽性，占55.56%（35/63）；16例包蟲抗體陽性，占25.40%（16/63）；1例囊蟲抗體陽性，占1.59%（16/63）；11例寄生蟲抗體檢測陰性。
2.6 手術方式
121例患者中，1例因梗阻性黃疸行經內鏡逆行性胰膽管造影術（ERCP），術后因黃疸緩解不明顯，自動出院；1例行射頻消融術。其他119例患者均給予外科手術治療，手術方式由主刀醫師確定：54例（44.63%）患者行內囊摘除術及其衍生術；12例（9.92%）行外囊摘除術；42例（34.71%）行肝葉切除術；8例（6.61%）行內囊摘除術及肝葉切除術；2例（1.65%）行內囊摘除術及外囊摘除術；1例患者因包塊較大，行門靜脈栓塞術后再行肝葉切除術。74例（62.18%）術后采用高滲鹽水處理頭節。2例術后出現殘腔積液。術后所有包塊均送病理檢查，118例符合肝包蟲病改變，60例為細粒棘球蚴，45例為泡狀棘球蚴，未能分型為13例；肝囊腫1例，占0.8%。66例（54.55%）患者術后于寄生蟲專業治療機構給予吡喹酮標準治療。
2.7 住院期間治療效果
1例患者因梗阻性黃疸行ERCP術后，黃疸緩解不明顯，自動出院；其余患者均病情好轉出院。
2.8 隨訪結果
術后60例獲得隨訪，隨訪時間為5個月～7年，3例出現腹腔積液，其中1例伴感染，經治療后恢復較好。3例原位復發，再次于我院行手術治療，手術成功后出院。
3 討論
3.1 肝包蟲病對肝功能的影響
本組121例患者中，25例出現肝功能損害，占20.66%；23例輕度肝功能損害，無黃疸，ALT＜3 ULN，但有2例出現較重的肝功能損害，TBIL＞5 ULN；1例出現AFP異常，提示肝包蟲病不能得到及時治療，可能導致肝功能障礙。但目前尚未見有關肝包蟲病所致肝功能損害和導致肝細胞癌變的文獻報道。
3.2 治療方式選擇
肝包蟲病一經確診后，需要盡早進行治療。治療肝包蟲病的手段主要包塊藥物治療、手術治療、介入治療、放射治療及免疫預防治療。單純藥物治療效果差，可供治療的藥物種類有限，藥物治療只是作為該病的輔助治療手段，而外科手術治療一直是治療肝包蟲病的主要方法 [5]。放射治療及免疫預防治療大多處于探索階段。
3.2.1 外科手術治療
國外文獻報道外科手術主要適用于囊腫直徑＞10 cm、并發感染及囊腫位于其他器官（如腦、肺、腎）者，禁忌用于孕婦、多處轉移及可以使用藥物治療的患者。手術所致的病死率大概是0.5%～4.0%[6]，我院患者手術治療未發現死亡報道。
①傳統術式。傳統的內囊摘除術在肝包蟲病的治療歷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是臨床上最常用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不僅可治愈，還能改善臨床癥狀[7]。內囊摘除術可最大程度保存有功能的肝組織，具有操作簡單、療效可靠的優點，但該療法存在許多不足之處，如術后復發率高（4.5%～20.2%）和并發癥多（8.8%～65.8%）等 。常用的其他術式：肝包蟲外囊切除術、肝葉切除術、肝移植術、腹腔鏡內囊摘除術。在肝包蟲病外科治療手術方式中：肝包蟲囊腫外膜內外囊完整切除術效果較佳，應為首選。肝包蟲外膜內外囊摘除術及其衍生術式因其不打開外囊、完整地在外囊外切除了外囊，故成為目前治療肝包蟲病較為理想的根治性術式，并寫入新版世界衛生組織（WHO）包蟲病診治指南，該術式從根本上解決了包蟲病復發和殘腔并發癥的問題，最大程度地減少了手術對肝實質的損傷并降低了手術的風險。在實際手術操作過程中，可根據術中情況選擇不同的衍生術式[8]。在本組患者中，119例行外科手術治療，仍以傳統的內囊摘除術及其衍生術占主導地位（44.63%），外囊摘除術及其衍生術僅占9.92%，肝葉切除術占34.71%，在多數手術治療中，仍保留外囊殘腔，未進行切除，可能導致并發癥發生率增高。
②術中頭節處理。動物實驗表明，分別使用20%氯化鈉溶液、75%乙醇、阿苯達唑脂質體和平衡液處理頭節20 min后接種，小鼠肝細粒棘球蚴感染率分別為0%、0%、23.08%和31.25%，只有20%氯化鈉溶液和75%乙醇浸泡囊腔20 min才能達到完全殺滅頭節的作用[9]。本組患者術后頭節的處理率僅只有62.18%，其中內囊切除術+肝葉切除術及內囊切除術+外囊切術頭節處理率為100%。
③術后患者處理。對于肝包蟲病手術切除腫塊術后的患者，預測效果是非常重要的。Halezeroglu等[10]報道對于完整囊腫的術后并發癥大約是0.8%～4.0%，具有囊腫破裂的患者術后并發癥大約為4%～6%。最常見的術后并發癥包括持續漏氣、積膿以及吸入囊性物質引起的肺炎。對于完整包囊的病死率＜1%，有復雜并發癥的患者病死率大約為2%。囊腫的大小是導致并發癥的重要因素。復發比例大約是1%～6%，需做好預防措施，避免囊性物質的傳播，術后患者使用阿苯達唑可以減低復發率。第1次術后的患者，復發的年限大約為15～18年[11]。
對于肝包蟲病的外科治療，一般術前1周每天給予阿苯達唑或甲苯達唑20 mg/kg，術后繼續服藥2個療程（每個療程為30 d）[12]，可起到有效縮小包蟲囊腔利于手術進行和殺滅術中殘留頭節防止術后復發的作用。
本組119例外科患者，術前均未口服抗包蟲類藥物，術后僅有66例（54.55%）服用抗包蟲類藥物吡喹酮，原位復發的患者可能與未服用抗包蟲病藥物有關。本組患者有3例原位復發，均為術后未服用抗包蟲類藥物。另外，復發可能與手術過程中包囊破裂未保護好手術部位的組織有關。綜上，無論采取哪種方式治療肝包蟲病，均應嚴格按照“無瘤手術”操作原則，注意病灶周圍組織及切口的保護，盡可能減少患者術后的種植和復發，術后應堅持3～6個月的抗寄生蟲治療[13]。
3.2.2 經超聲引導下穿刺治療
經超聲引導下穿刺治療是治療肝包蟲病的第3個選擇，主要包括：①超聲引導；②抽取囊液；③注射95%乙醇或者高滲鹽水至少15 min；④反復抽吸。這種方法聯合阿苯達唑治療也符合WHO指南推薦[14]。
3.2.3 內科治療
目前文獻報道中使用苯并咪唑進行治療非常廣泛，也是很多患者推薦治療的主要藥物[15]。大約1/3的患者可以通過藥物治療達到治愈，但也有20%～40%對藥物治療反應不佳。吡喹酮也是治療肝包蟲病的經典藥物，其療效與阿苯達唑相似。總之，囊腫直徑＜7 cm、孤立囊腫以及對外膜反應較小的患者對藥物治療效果較好[5]。腫塊直徑＞10 cm者藥物治療效果差，本組多數患者腫塊直徑＞10 cm，進行手術治療，部分患者輔助了藥物治療后取得了滿意的效果。
3.2.4 放射治療及免疫預防治療
20世紀90年代，國內外對包蟲病的放射治療主要是將放射線直接應用于包蟲病患者。迄今為止，僅有2例腦包蟲病患者使用放射線治療，1例成功[16]。免疫預防是防止包蟲病流行比較理想的途徑，目前有研究者應用EG95重組蛋白疫苗免疫細粒棘球蚴感染中間宿主（羊），并取得較理想的結果[17]。
3.3 早期預防
肝包蟲生長緩慢，患者常無自覺癥狀，常因上腹部疼痛或體檢發現上腹部包塊而到醫院就診。因此，對于肝包蟲的早期診斷與治療非常重要。本組患者中，初次就診確診方式中彩色多普勒超聲71例，CT 49例，MRI 2例，因此對于肝包蟲的高發地區（甘孜、阿壩），可行B型超聲普查。經濟、便捷、無創的彩色多普勒超聲可作為肝包蟲病的常規檢查，聯合CT檢查可加強其診斷[13]。除了普查，對于肝包蟲病患者的健康教育需要引起重視，消除包蟲的宿主（狗、狐貍等）較難，因此主要靠加強疫區人民的教育，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減少肝包蟲病的發生。
綜上所述，肝包蟲病目前仍然是威脅人類健康的重要傳染病，特別是在藏區；由于臨床表現以腹脹、腹痛及肝臟腫塊為主，易與腫瘤、膿腫及其他占位性病變混淆。肝包蟲病患者合并肝功能損害較輕，多為轉氨酶增高，病變影響膽管時可能出現黃疸。其術前的診斷措施主要以影像學特征如增強CT及MRI、血清學檢查、流行學病史為主，準確診斷需要手術后腫塊病理檢查。早期治療效果佳，對于早期肝包蟲病患者可使用吡喹酮及阿苯達唑等藥物進行治療。對于晚期肝包蟲病患者藥物治療效果較差，需要給予以手術切除加頭節處理為基礎的治療，輔助藥物治療才能取得滿意的治療效果。建議藏區居民常規進行肝包蟲病的檢查，早期發現及治療，可獲得更好的治療效果。
肝包蟲病又叫肝棘球蚴病，亦稱為囊性肝包蟲病，是人畜共患性寄生蟲病，嚴重危害人類健康。肝包蟲病見于世界許多國家，如非洲、歐洲、中東、拉丁美洲以及亞洲大部分地區，已為日趨嚴重的全球性問題。在我國主要流行于畜牧地區，內蒙古、西藏等地發病率較高。肝包蟲病主要由是細粒棘球絳蟲蚴蟲寄生于人體所致的寄生蟲病，主要侵犯肝臟（70.0%）、肺（10.0%）以及腦、肌肉、骨骼等其他器官[1]，其次為腸系膜和網膜（2.0%）、女性盆腔（0.5%）[2]。其治療難度大，治療手段局限，治療藥物種類有限且效果差，目前尚無我國肝包蟲病流行情況的具體統計。因此對我院2006年－2013年收治的肝包蟲病患者行回顧性分析，為本地區肝包蟲病流行情況及診治策略提供參考。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收集四川大學華西醫院2006年7月－2013年9月經B型超聲和（或）CT初步診斷為肝包蟲病的患者。確診依據為術后病理診斷。
1.2 方法
采用回顧性分析，收集、整理患者的性別、年齡、民族、居住地、職業臨床表現、累及位置、是否生食肉類及與動物接觸、輔助檢查、治療方式、治療效果、并發癥。其中輔助檢查主要包括血清學檢查和影像學檢查。肝功能檢查主要包括血清總膽紅素（TBIL）、谷丙轉氨酶（ALT）、谷草轉氨酶（AST）、血清白蛋白，腫瘤標志物為甲胎蛋白（AFP）；血常規主要包括嗜酸性粒細胞、白細胞、血小板；寄生蟲抗體主要包括棘球蚴抗體、包蟲抗體、囊蟲抗體、血吸蟲抗體。影像學檢查主要涉及患者初次就診時所行的疑似肝包蟲病的檢查。
評價指標：①用生物化學檢查結果評估肝功能不全時，常用其超出正常上限升高倍數（ULN）來表示。ALT＞3 ULN可作為肝損害的敏感而特異的指標，若ALT＞8～10 ULN或者ALT＞3 ULN且TBIL＞2 ULN則是預測嚴重肝損害的特異指標，表明肝實質細胞受到損害[3]。②依據中華醫學會傳染病與寄生蟲病學分會、肝病學分會聯合修訂的肝功能損害評級標準[4]進行評價。③治療效果的評價標準為：是否完整摘除包塊。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7.0軟件進行描述性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計數資料采用例數和百分比表示。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本組符合納入條件的患者共121例，其中男 65例，女56例；發病年齡6～67歲，平均（36.94±13.67）歲；兒童4例（3.31%），青少年5例（4.13%），成人112例（92.56%）；農民、牧民44例（36.36%）。在所有患者中，只有4例有明確的動物接觸史，16例有明確生食肉食習慣，其他患者無明確職業及明確的動物接觸史、生食肉食史。藏族72例（59.50%），漢族47例（38.84%），回族1例（0.83%），羌族1例（0.83%）。初次發現腫塊就診的方式中，彩色多普勒超聲71例（58.68%），CT 48例（39.67%），MRI 2例（1.65%）；出現癥狀時間距診斷時間2 d～20年，平均（590.3±1 091.6）d。
2.2 患者的腫塊特征
腫塊病變位置：發生在右半肝者87例（71.90%），左半肝17例（14.05%），左肝及右肝均累計者為17例（14.05%）。腫塊個數：1個腫塊75例（61.98%），2個腫塊29例（23.97%），≥3個17例（14.05%）。腫塊直徑：1～10 cm 69例（57.02%），11～20 cm 45例（37.19%），21～30 cm 4例（3.30%），31～40 cm 3例（2.48%）。肝臟外病變：累及腹腔28例（23.14%），累及盆腔3例（2.48%），累及肺1例（0.83%），累及腎1例（0.83%），以上均經手術證實。
2.3 年齡及地域分布情況
本次回顧性調查中，青中年患病人數較多，兒童及老年人患病人數相對較少。患者主要來自西藏及四川藏族地區，其中西藏以昌都地區丁青縣為高發區域，占西藏總人數的37%。四川以甘孜州及阿壩為高發區域，分別占四川患者數的52%、18%，其中以甘孜州石渠縣、白玉縣、德格縣、新龍縣及阿壩州的理縣、壤塘縣、阿壩縣為高發區域。見表 1、圖 1。
表1
肝包蟲病患者年齡分布
圖1
121例肝包蟲病患者地域分布
a. 121例肝包蟲病患者省份分布圖 b. 西藏肝包蟲病患者縣城分布 c. 四川肝包蟲病患者縣/市分布
2.4 患者的臨床表現
肝包蟲病患者以各種臨床表現就診，有的患者只有一種臨床病征，有的患者有多種臨床病征。本組患者以腹痛表現者48例（39.67%），腹部脹滿不適18例（14.88%），因體檢發現腫塊而無癥狀者 41例（33.88%），皮膚黃染者1例（0.83%）。伴隨癥狀中惡心、嘔吐12例（9.92%）；發熱6例（4.96%），體溫最高達40.3℃；腰痛7例（5.79%），放射至肩部、背部24例（19.83%）。見表 2。
表2
肝包蟲病患者的臨床表現
2.5 輔助檢查
2.5.1 生物化學檢查
本組121例患者中，肝功能損害25例（20.66%），其中重度肝功能損害2例，輕度肝功能損害23例；TBIL≤2 ULN 23例（92.0%），TBIL＞2 ULN 2例（8.0%）；ALT或AST≤3 ULN 17例（68.0%），ALT或AST＞3 ULN 8例（32.0%）。所有患者中，白蛋白≥35 g/L 107例（88.43%），白蛋白32～35 g/L 6例（4.96%），白蛋白＜32 g/L 8例（6.61%）。
2.5.2 血常規檢查
肝包蟲病患者的血常規異常者不多，本組患者血常規檢查發現，白細胞增多8例（6.61%）；血小板增多21例（17.36%）；嗜酸性粒細胞增多39例（32.23%），其中3例嗜酸性粒細胞百分比高達30%（正常值為0.5%～5.0%）。
2.5.3 腫瘤標志物
121例患者中，只有1例患者AFP陽性，為8.44 ng/mL，其余患者的AFP均低于檢測值水平，為陰性。
2.5.4 寄生蟲抗體檢查
121例患者中，只有64例患者安排行寄生蟲病原學檢查。其中大便涂片檢查絳蟲陽性1例，血液學寄生蟲抗體檢查63例。血液學寄生蟲抗體檢查中，35例棘球蚴抗體陽性，占55.56%（35/63）；16例包蟲抗體陽性，占25.40%（16/63）；1例囊蟲抗體陽性，占1.59%（16/63）；11例寄生蟲抗體檢測陰性。
2.6 手術方式
121例患者中，1例因梗阻性黃疸行經內鏡逆行性胰膽管造影術（ERCP），術后因黃疸緩解不明顯，自動出院；1例行射頻消融術。其他119例患者均給予外科手術治療，手術方式由主刀醫師確定：54例（44.63%）患者行內囊摘除術及其衍生術；12例（9.92%）行外囊摘除術；42例（34.71%）行肝葉切除術；8例（6.61%）行內囊摘除術及肝葉切除術；2例（1.65%）行內囊摘除術及外囊摘除術；1例患者因包塊較大，行門靜脈栓塞術后再行肝葉切除術。74例（62.18%）術后采用高滲鹽水處理頭節。2例術后出現殘腔積液。術后所有包塊均送病理檢查，118例符合肝包蟲病改變，60例為細粒棘球蚴，45例為泡狀棘球蚴，未能分型為13例；肝囊腫1例，占0.8%。66例（54.55%）患者術后于寄生蟲專業治療機構給予吡喹酮標準治療。
2.7 住院期間治療效果
1例患者因梗阻性黃疸行ERCP術后，黃疸緩解不明顯，自動出院；其余患者均病情好轉出院。
2.8 隨訪結果
術后60例獲得隨訪，隨訪時間為5個月～7年，3例出現腹腔積液，其中1例伴感染，經治療后恢復較好。3例原位復發，再次于我院行手術治療，手術成功后出院。
3 討論
3.1 肝包蟲病對肝功能的影響
本組121例患者中，25例出現肝功能損害，占20.66%；23例輕度肝功能損害，無黃疸，ALT＜3 ULN，但有2例出現較重的肝功能損害，TBIL＞5 ULN；1例出現AFP異常，提示肝包蟲病不能得到及時治療，可能導致肝功能障礙。但目前尚未見有關肝包蟲病所致肝功能損害和導致肝細胞癌變的文獻報道。
3.2 治療方式選擇
肝包蟲病一經確診后，需要盡早進行治療。治療肝包蟲病的手段主要包塊藥物治療、手術治療、介入治療、放射治療及免疫預防治療。單純藥物治療效果差，可供治療的藥物種類有限，藥物治療只是作為該病的輔助治療手段，而外科手術治療一直是治療肝包蟲病的主要方法 [5]。放射治療及免疫預防治療大多處于探索階段。
3.2.1 外科手術治療
國外文獻報道外科手術主要適用于囊腫直徑＞10 cm、并發感染及囊腫位于其他器官（如腦、肺、腎）者，禁忌用于孕婦、多處轉移及可以使用藥物治療的患者。手術所致的病死率大概是0.5%～4.0%[6]，我院患者手術治療未發現死亡報道。
①傳統術式。傳統的內囊摘除術在肝包蟲病的治療歷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是臨床上最常用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不僅可治愈，還能改善臨床癥狀[7]。內囊摘除術可最大程度保存有功能的肝組織，具有操作簡單、療效可靠的優點，但該療法存在許多不足之處，如術后復發率高（4.5%～20.2%）和并發癥多（8.8%～65.8%）等 。常用的其他術式：肝包蟲外囊切除術、肝葉切除術、肝移植術、腹腔鏡內囊摘除術。在肝包蟲病外科治療手術方式中：肝包蟲囊腫外膜內外囊完整切除術效果較佳，應為首選。肝包蟲外膜內外囊摘除術及其衍生術式因其不打開外囊、完整地在外囊外切除了外囊，故成為目前治療肝包蟲病較為理想的根治性術式，并寫入新版世界衛生組織（WHO）包蟲病診治指南，該術式從根本上解決了包蟲病復發和殘腔并發癥的問題，最大程度地減少了手術對肝實質的損傷并降低了手術的風險。在實際手術操作過程中，可根據術中情況選擇不同的衍生術式[8]。在本組患者中，119例行外科手術治療，仍以傳統的內囊摘除術及其衍生術占主導地位（44.63%），外囊摘除術及其衍生術僅占9.92%，肝葉切除術占34.71%，在多數手術治療中，仍保留外囊殘腔，未進行切除，可能導致并發癥發生率增高。
②術中頭節處理。動物實驗表明，分別使用20%氯化鈉溶液、75%乙醇、阿苯達唑脂質體和平衡液處理頭節20 min后接種，小鼠肝細粒棘球蚴感染率分別為0%、0%、23.08%和31.25%，只有20%氯化鈉溶液和75%乙醇浸泡囊腔20 min才能達到完全殺滅頭節的作用[9]。本組患者術后頭節的處理率僅只有62.18%，其中內囊切除術+肝葉切除術及內囊切除術+外囊切術頭節處理率為100%。
③術后患者處理。對于肝包蟲病手術切除腫塊術后的患者，預測效果是非常重要的。Halezeroglu等[10]報道對于完整囊腫的術后并發癥大約是0.8%～4.0%，具有囊腫破裂的患者術后并發癥大約為4%～6%。最常見的術后并發癥包括持續漏氣、積膿以及吸入囊性物質引起的肺炎。對于完整包囊的病死率＜1%，有復雜并發癥的患者病死率大約為2%。囊腫的大小是導致并發癥的重要因素。復發比例大約是1%～6%，需做好預防措施，避免囊性物質的傳播，術后患者使用阿苯達唑可以減低復發率。第1次術后的患者，復發的年限大約為15～18年[11]。
對于肝包蟲病的外科治療，一般術前1周每天給予阿苯達唑或甲苯達唑20 mg/kg，術后繼續服藥2個療程（每個療程為30 d）[12]，可起到有效縮小包蟲囊腔利于手術進行和殺滅術中殘留頭節防止術后復發的作用。
本組119例外科患者，術前均未口服抗包蟲類藥物，術后僅有66例（54.55%）服用抗包蟲類藥物吡喹酮，原位復發的患者可能與未服用抗包蟲病藥物有關。本組患者有3例原位復發，均為術后未服用抗包蟲類藥物。另外，復發可能與手術過程中包囊破裂未保護好手術部位的組織有關。綜上，無論采取哪種方式治療肝包蟲病，均應嚴格按照“無瘤手術”操作原則，注意病灶周圍組織及切口的保護，盡可能減少患者術后的種植和復發，術后應堅持3～6個月的抗寄生蟲治療[13]。
3.2.2 經超聲引導下穿刺治療
經超聲引導下穿刺治療是治療肝包蟲病的第3個選擇，主要包括：①超聲引導；②抽取囊液；③注射95%乙醇或者高滲鹽水至少15 min；④反復抽吸。這種方法聯合阿苯達唑治療也符合WHO指南推薦[14]。
3.2.3 內科治療
目前文獻報道中使用苯并咪唑進行治療非常廣泛，也是很多患者推薦治療的主要藥物[15]。大約1/3的患者可以通過藥物治療達到治愈，但也有20%～40%對藥物治療反應不佳。吡喹酮也是治療肝包蟲病的經典藥物，其療效與阿苯達唑相似。總之，囊腫直徑＜7 cm、孤立囊腫以及對外膜反應較小的患者對藥物治療效果較好[5]。腫塊直徑＞10 cm者藥物治療效果差，本組多數患者腫塊直徑＞10 cm，進行手術治療，部分患者輔助了藥物治療后取得了滿意的效果。
3.2.4 放射治療及免疫預防治療
20世紀90年代，國內外對包蟲病的放射治療主要是將放射線直接應用于包蟲病患者。迄今為止，僅有2例腦包蟲病患者使用放射線治療，1例成功[16]。免疫預防是防止包蟲病流行比較理想的途徑，目前有研究者應用EG95重組蛋白疫苗免疫細粒棘球蚴感染中間宿主（羊），并取得較理想的結果[17]。
3.3 早期預防
肝包蟲生長緩慢，患者常無自覺癥狀，常因上腹部疼痛或體檢發現上腹部包塊而到醫院就診。因此，對于肝包蟲的早期診斷與治療非常重要。本組患者中，初次就診確診方式中彩色多普勒超聲71例，CT 49例，MRI 2例，因此對于肝包蟲的高發地區（甘孜、阿壩），可行B型超聲普查。經濟、便捷、無創的彩色多普勒超聲可作為肝包蟲病的常規檢查，聯合CT檢查可加強其診斷[13]。除了普查，對于肝包蟲病患者的健康教育需要引起重視，消除包蟲的宿主（狗、狐貍等）較難，因此主要靠加強疫區人民的教育，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減少肝包蟲病的發生。
綜上所述，肝包蟲病目前仍然是威脅人類健康的重要傳染病，特別是在藏區；由于臨床表現以腹脹、腹痛及肝臟腫塊為主，易與腫瘤、膿腫及其他占位性病變混淆。肝包蟲病患者合并肝功能損害較輕，多為轉氨酶增高，病變影響膽管時可能出現黃疸。其術前的診斷措施主要以影像學特征如增強CT及MRI、血清學檢查、流行學病史為主，準確診斷需要手術后腫塊病理檢查。早期治療效果佳，對于早期肝包蟲病患者可使用吡喹酮及阿苯達唑等藥物進行治療。對于晚期肝包蟲病患者藥物治療效果較差，需要給予以手術切除加頭節處理為基礎的治療，輔助藥物治療才能取得滿意的治療效果。建議藏區居民常規進行肝包蟲病的檢查，早期發現及治療，可獲得更好的治療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