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毛銀燕, 鄧窈窕, 蔣明. 淋巴瘤患者化學治療前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篩查情況分析. 華西醫學, 2015, 30(3): 455-459. doi: 10.7507/1002-0179.20150130 復制
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呈全球流行性，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世界約有20億人感染過HBV，其中3.5億人為慢性感染者，每年約有60萬人死于HBV相關疾病[1]。中國是HBV感染高發流行區，有約9 300萬慢性HBV感染者，其中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約2 000萬例[2]。近年來，合并HBV感染的腫瘤患者化學治療（化療）后HBV再激活現象受到人們的重視，文獻報道HBV感染患者化療后激活率高達24%～88%[3-5]。HBV激活一方面可引起肝功能損害，導致化療時機的延誤，出現腫瘤進展從而影響治療效果甚至預后；另一方面可能直接導致急性或亞急性重癥肝炎的暴發，進而甚至導致死亡[6]。國內外許多研究表明，HBV不僅有嗜肝細胞性，還具有嗜淋巴細胞的特點，如Kim等[7]研究發現，HBV感染率在淋巴瘤患者中較同一地區的非原發性肝癌實體瘤患者及普通人群高；Chen等[8]通過病例對照研究發現，淋巴瘤患者的HBV感染率（23.5%）明顯高于實體瘤患者（15.6%）。基于上述原因，近來許多臨床指南推薦腫瘤患者化療前進行HBV篩查[9-10]。由于淋巴瘤患者的HBV感染率相對較高，并且“診斷為淋巴瘤”是化療后HBV激活的危險因素[11]，淋巴瘤患者化療前的HBV篩查尤為重要。但實際上腫瘤患者化療前HBV的篩查率還比較低，有文獻報道篩查率甚至不到20%[12-13]。而目前對于淋巴瘤患者化療前HBV感染篩查情況的研究鮮有報道。本研究旨在探討淋巴瘤患者化療前HBV感染篩查情況和化療后的HBV激活率及其影響因素。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0年6月－2012年7月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住院的經組織病理學確診的淋巴瘤患者，共收集516例初治淋巴瘤患者，其中449例患者接受化療。449例淋巴瘤患者中，男291例，女158例，男女比例為1.84︰1；年齡14～83歲，平均50.7歲；霍奇金淋巴瘤（HL）19例，非霍奇金淋巴瘤（NHL）430例，NHL中B細胞來源的淋巴瘤314例，其他細胞來源的淋巴瘤116例；19.6%（88/449）的患者化療前轉氨酶升高；10.9%（49/449）的患者既往有HBV感染史；41.9%（188/449）的患者接受了含利妥昔單抗的方案治療，88.9%（400/449）的患者治療方案中包含糖皮質激素。
1.2 研究方法
對納入對象的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數據采集和分析。臨床資料主要包括患者的性別、年齡、乙型肝炎病史、轉氨酶[包括谷丙轉氨酶（ALT）、谷草轉氨酶（AST）]、化療方案等，HBV感染篩查項目包括乙型肝炎標志物[包括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乙型肝炎表面抗體（HBsAb）、乙型肝炎e抗原（HBeAg）、乙型肝炎e抗體（HBeAb）、乙型肝炎核心抗體（HBcAb）]和HBV DNA。乙型肝炎標志物結果均采用陽性或陰性表示。HBV激活定義為：① 對于HBsAg陽性的患者，HBV DNA水平與基礎值相比增加至少10倍，或血清HBV DNA由陰性轉為陽性，或HBeAg陰性患者的血清HBeAg轉為陽性；② 對于HBsAg陰性而HBcAb陽性的患者，血清HBsAg轉陽或者血清HBV DNA由陰性轉為陽性[14]。本中心將HBV DNA＞103 copies/mL定義為HBV DNA陽性。ALT或AST水平大于正常值上限（58 U/L）定義為轉氨酶升高。計算淋巴瘤患者化療前HBV感染的篩查率和化療后HBV的激活情況及其影響因素。
1.3 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 18.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對HBV感染的篩查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HBV感染的篩查情況
449例接受化療的淋巴瘤患者中，387例化療前進行了HBV篩查，篩查率為86.2%。進行HBV篩查的淋巴瘤患者中，HBsAg陽性62例，陽性率為16.0%。HBsAg陽性患者中，56例完成隨訪（其中HBV DNA陽性22例），6例失訪。完成隨訪的56例HBsAg陽性患者中，接受拉米夫定等核苷（酸）類似物預防性抗病毒治療者50例（占89.3%），未接受抗病毒治療的患者6例（占10.7%）。HBsAg陰性/HBcAb陽性的患者187例，均未接受預防性抗病毒治療。
2.2 影響HBV篩查的因素
449例接受化療的淋巴瘤患者中，化療前行HBV篩查387例，未篩查62例。轉氨酶水平升高的患者化療前HBV篩查率比轉氨酶正常的患者化療前HBV篩查率更高（P＜0.05），年齡、性別、是否使用利妥昔單抗、是否使用皮質激素、乙型肝炎病史對化療前是否行HBV篩查影響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表1
影響化療前HBV篩查的臨床指標分析[例（%）]
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最終進入回歸方程的變量為轉氨酶（1=升高；0=正常）：轉氨酶升高的患者較轉氨酶水平正常的患者化療前HBV篩查率更高[OR=2.509，95%CI（1.044，6.029），P=0.040]。見表 2。
表2
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影響化療前HBV篩查的因素
2.3 HBV的激活情況
完成隨訪的56例HBsAg陽性患者中，化療后有9例患者出現HBV激活（其中6例為接受抗病毒治療患者，3例為未接受抗病毒治療患者），激活率為16.1%。HBV激活發生時間為8～45周，中位發生時間為20周。187例HBsAg陰性/HBcAb陽性的淋巴瘤患者中，化療后有2例患者出現HBV激活。
是否使用利妥昔單抗及是否抗病毒治療對HBV激活的影響有統計學意義（P＜0.05），性別、年齡、轉氨酶水平、HBV DNA水平和是否使用糖皮質激素對HBV激活的影響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3。
表3
完成隨訪的HBsAg陽性淋巴瘤患者HBV激活危險因素分析[例（%）]
3 討論
近年來，合并HBV感染的腫瘤患者化療后HBV激活現象引起人們的重視。許多臨床指南推薦腫瘤患者接受化療或免疫治療前應篩查HBsAg和HBcAb，如歐洲肝臟研究學會建議所有腫瘤患者在化療或免疫抑制治療前應檢測HBsAg和HBcAb[9]，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推薦對亞洲、非洲等HBV感染高危流行區的人群化療前進行HBsAg篩查[10]。成本效益分析顯示，對于接受利妥昔單抗聯合環磷酰胺+多柔比星+長春新堿+潑尼松（R-CHOP）方案的淋巴瘤患者，所有患者進行HBV篩查與只篩查高危患者或不進行篩查相比能顯著減低HBV激活風險和減少成本[15]。有文獻報道，加拿大和美國的腫瘤患者化療前HBV篩查率分別為14%和16.7%[12-13]。中國實體腫瘤患者化療前HBV篩查率為14.9%，血液腫瘤HBV篩查率為43.2%[16]，血液腫瘤較實體瘤的HBV篩查率高[17]。本研究顯示，86.2%的患者化療前篩查了HBV，明顯高于文獻報道的腫瘤患者化療前篩查率。既往文獻報道，淋巴瘤患者的HBsAg陽性率為3.8%～30.2%[18-20]。本研究中淋巴瘤患者HBsAg陽性率為16.0%，在文獻報道的范圍內，高于中國1～59歲一般人群HBsAg的陽性率（7.2%）[21]。
本研究顯示，轉氨酶水平升高的患者中有93.2%進行了HBV篩查。相對于轉氨酶正常的患者，轉氨酶水平升高的患者化療前HBV篩查率高（OR=2.509，P=0.040）。轉氨酶水平升高反映肝臟的炎癥和肝功能異常，可能是導致臨床醫生進行HBV篩查的一個因素。有指南推薦對于慢性ALT或AST升高的個體應進行HBV感染常規篩查[22]。
文獻報道HBsAg陽性患者化療后HBV激活率為24%～88%[3-5]，HBV激活的中位發生時間為16周[6]。本研究中，HBsAg陽性患者化療后發生的HBV激活率16.1%，激活的中位時間是20周，與文獻報道接近。HBsAg陰性/HBcAb陽性的患者化療后也有發生HBV激活風險，文獻報道此類患者的HBV激活率為2.3%[23]，低于HBsAg陽性的患者，但是有作者發現這類患者一旦發生乙型肝炎的再激活，急性重型肝炎的發生率及病死率較HBsAg陽性的患者更高[24-25]，因此不容忽視。本研究中有2例HBsAg陰性/HBcAb陽性的患者化療后出現HBV激活，未出現HBV激活相關的死亡。
利妥昔單抗是人鼠嵌合型抗CD20的單克隆抗體，最早于1997年經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開始用于CD20陽性B細胞淋巴瘤的治療。利妥昔單抗能與CD20抗原特異性結合，可通過抗體依賴的細胞毒性作用和補體依賴的細胞毒作用等途徑[26]，使腫瘤細胞溶解，抑制腫瘤細胞增殖，導致腫瘤細胞凋亡，此外，還能使腫瘤細胞對化療藥物的敏感性提高，改善其耐藥問題[27]。當與多柔比星聯用時，可增強多柔比星對部分耐藥腫瘤細胞的殺滅作用[28-29]。近年來，利妥昔單抗廣泛應用于CD20陽性的B細胞淋巴瘤患者。本研究中，使用和未使用利妥昔單抗的患者中HBV篩查率分別為88.3%和84.7%，二者無統計學差別，而文獻報道，接受含利妥昔單抗方案治療的患者比不含利妥昔單抗方案治療的患者HBV激活率高[24, 30-31]。Evens等[30]的研究發現，化療基礎上加用利妥昔單抗較單純化療的HBV激活幾率增加了3.65倍，需要特別重視使用利妥昔單抗的淋巴瘤患者化療前的HBV篩查。本研究中單因素分析顯示使用利妥昔單抗比未使用利妥昔單抗患者的HBV激活率更高（29.2%、6.3%，P=0.030），與文獻報道一致。利妥昔單抗引起的HBV激活可能與機體的免疫降低有關，Tsutsumi等[32]發現多療程利妥昔單抗治療后NHL患者出現HBsAb滴度顯著下降，考慮利妥昔單抗可能耗竭了CD20陽性的B細胞，導致產生HBsAb的漿細胞減少，從而使機體體液免疫反應受損，導致HBV感染再激活。Dai等[33]也觀察到，接受R-CHOP方案治療的B細胞淋巴瘤伴HBV感染患者，當HBV DNA拷貝數開始升高時，CD20陽性淋巴細胞全部耗竭。
許多文獻報道，預防性抗病毒治療能有效降低化療導致的HBV激活[34-35]，有研究顯示預防性治療能使HBV激活風險降低87%，激活相關的病死率降低70%[36]，另外有研究報道預防性抗病毒治療的患者與未進行抗病毒治療的患者化療后的HBV激活率分別為3.3%和35.0%[37]。因此指南推薦：對于HBsAg陽性者，應在接受化療前開始抗病毒治療。本研究中，預防性抗病毒治療能明顯降低淋巴瘤患者化療后的HBV激活率（12.0%、50.0%，P=0.046），與文獻報道一致。對于HBsAg陰性/HBcAb陽性的患者化療前是否預防性抗病毒治療仍存在爭議，中國淋巴瘤合并HBV感染患者管理專家共識推薦，如果能保證患者對監測的依從性，可以嚴密監測，一旦HBV DNA轉陽，應立即進行抗病毒治療；如果不能進行嚴密監測，患者應在化療前開始進行抗病毒治療[14]。目前，不同指南對抗病毒治療的維持時間意見不統一，有文獻報道預防性抗病毒治療停止后有患者出現延遲性HBV激活[33]，美國國立綜合癌癥網絡指南專家組推薦抗病毒治療時間至少維持到化療完成后半年。
總之，HBV感染在淋巴瘤患者中常見，淋巴瘤患者化療前進行HBV篩查是必要的。對于HBsAg陽性的患者，化療前預防性抗病毒治療是降低HBV激活的有效措施。
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呈全球流行性，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世界約有20億人感染過HBV，其中3.5億人為慢性感染者，每年約有60萬人死于HBV相關疾病[1]。中國是HBV感染高發流行區，有約9 300萬慢性HBV感染者，其中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約2 000萬例[2]。近年來，合并HBV感染的腫瘤患者化學治療（化療）后HBV再激活現象受到人們的重視，文獻報道HBV感染患者化療后激活率高達24%～88%[3-5]。HBV激活一方面可引起肝功能損害，導致化療時機的延誤，出現腫瘤進展從而影響治療效果甚至預后；另一方面可能直接導致急性或亞急性重癥肝炎的暴發，進而甚至導致死亡[6]。國內外許多研究表明，HBV不僅有嗜肝細胞性，還具有嗜淋巴細胞的特點，如Kim等[7]研究發現，HBV感染率在淋巴瘤患者中較同一地區的非原發性肝癌實體瘤患者及普通人群高；Chen等[8]通過病例對照研究發現，淋巴瘤患者的HBV感染率（23.5%）明顯高于實體瘤患者（15.6%）。基于上述原因，近來許多臨床指南推薦腫瘤患者化療前進行HBV篩查[9-10]。由于淋巴瘤患者的HBV感染率相對較高，并且“診斷為淋巴瘤”是化療后HBV激活的危險因素[11]，淋巴瘤患者化療前的HBV篩查尤為重要。但實際上腫瘤患者化療前HBV的篩查率還比較低，有文獻報道篩查率甚至不到20%[12-13]。而目前對于淋巴瘤患者化療前HBV感染篩查情況的研究鮮有報道。本研究旨在探討淋巴瘤患者化療前HBV感染篩查情況和化療后的HBV激活率及其影響因素。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0年6月－2012年7月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住院的經組織病理學確診的淋巴瘤患者，共收集516例初治淋巴瘤患者，其中449例患者接受化療。449例淋巴瘤患者中，男291例，女158例，男女比例為1.84︰1；年齡14～83歲，平均50.7歲；霍奇金淋巴瘤（HL）19例，非霍奇金淋巴瘤（NHL）430例，NHL中B細胞來源的淋巴瘤314例，其他細胞來源的淋巴瘤116例；19.6%（88/449）的患者化療前轉氨酶升高；10.9%（49/449）的患者既往有HBV感染史；41.9%（188/449）的患者接受了含利妥昔單抗的方案治療，88.9%（400/449）的患者治療方案中包含糖皮質激素。
1.2 研究方法
對納入對象的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數據采集和分析。臨床資料主要包括患者的性別、年齡、乙型肝炎病史、轉氨酶[包括谷丙轉氨酶（ALT）、谷草轉氨酶（AST）]、化療方案等，HBV感染篩查項目包括乙型肝炎標志物[包括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乙型肝炎表面抗體（HBsAb）、乙型肝炎e抗原（HBeAg）、乙型肝炎e抗體（HBeAb）、乙型肝炎核心抗體（HBcAb）]和HBV DNA。乙型肝炎標志物結果均采用陽性或陰性表示。HBV激活定義為：① 對于HBsAg陽性的患者，HBV DNA水平與基礎值相比增加至少10倍，或血清HBV DNA由陰性轉為陽性，或HBeAg陰性患者的血清HBeAg轉為陽性；② 對于HBsAg陰性而HBcAb陽性的患者，血清HBsAg轉陽或者血清HBV DNA由陰性轉為陽性[14]。本中心將HBV DNA＞103 copies/mL定義為HBV DNA陽性。ALT或AST水平大于正常值上限（58 U/L）定義為轉氨酶升高。計算淋巴瘤患者化療前HBV感染的篩查率和化療后HBV的激活情況及其影響因素。
1.3 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 18.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對HBV感染的篩查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HBV感染的篩查情況
449例接受化療的淋巴瘤患者中，387例化療前進行了HBV篩查，篩查率為86.2%。進行HBV篩查的淋巴瘤患者中，HBsAg陽性62例，陽性率為16.0%。HBsAg陽性患者中，56例完成隨訪（其中HBV DNA陽性22例），6例失訪。完成隨訪的56例HBsAg陽性患者中，接受拉米夫定等核苷（酸）類似物預防性抗病毒治療者50例（占89.3%），未接受抗病毒治療的患者6例（占10.7%）。HBsAg陰性/HBcAb陽性的患者187例，均未接受預防性抗病毒治療。
2.2 影響HBV篩查的因素
449例接受化療的淋巴瘤患者中，化療前行HBV篩查387例，未篩查62例。轉氨酶水平升高的患者化療前HBV篩查率比轉氨酶正常的患者化療前HBV篩查率更高（P＜0.05），年齡、性別、是否使用利妥昔單抗、是否使用皮質激素、乙型肝炎病史對化療前是否行HBV篩查影響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表1
影響化療前HBV篩查的臨床指標分析[例（%）]
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最終進入回歸方程的變量為轉氨酶（1=升高；0=正常）：轉氨酶升高的患者較轉氨酶水平正常的患者化療前HBV篩查率更高[OR=2.509，95%CI（1.044，6.029），P=0.040]。見表 2。
表2
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影響化療前HBV篩查的因素
2.3 HBV的激活情況
完成隨訪的56例HBsAg陽性患者中，化療后有9例患者出現HBV激活（其中6例為接受抗病毒治療患者，3例為未接受抗病毒治療患者），激活率為16.1%。HBV激活發生時間為8～45周，中位發生時間為20周。187例HBsAg陰性/HBcAb陽性的淋巴瘤患者中，化療后有2例患者出現HBV激活。
是否使用利妥昔單抗及是否抗病毒治療對HBV激活的影響有統計學意義（P＜0.05），性別、年齡、轉氨酶水平、HBV DNA水平和是否使用糖皮質激素對HBV激活的影響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3。
表3
完成隨訪的HBsAg陽性淋巴瘤患者HBV激活危險因素分析[例（%）]
3 討論
近年來，合并HBV感染的腫瘤患者化療后HBV激活現象引起人們的重視。許多臨床指南推薦腫瘤患者接受化療或免疫治療前應篩查HBsAg和HBcAb，如歐洲肝臟研究學會建議所有腫瘤患者在化療或免疫抑制治療前應檢測HBsAg和HBcAb[9]，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推薦對亞洲、非洲等HBV感染高危流行區的人群化療前進行HBsAg篩查[10]。成本效益分析顯示，對于接受利妥昔單抗聯合環磷酰胺+多柔比星+長春新堿+潑尼松（R-CHOP）方案的淋巴瘤患者，所有患者進行HBV篩查與只篩查高危患者或不進行篩查相比能顯著減低HBV激活風險和減少成本[15]。有文獻報道，加拿大和美國的腫瘤患者化療前HBV篩查率分別為14%和16.7%[12-13]。中國實體腫瘤患者化療前HBV篩查率為14.9%，血液腫瘤HBV篩查率為43.2%[16]，血液腫瘤較實體瘤的HBV篩查率高[17]。本研究顯示，86.2%的患者化療前篩查了HBV，明顯高于文獻報道的腫瘤患者化療前篩查率。既往文獻報道，淋巴瘤患者的HBsAg陽性率為3.8%～30.2%[18-20]。本研究中淋巴瘤患者HBsAg陽性率為16.0%，在文獻報道的范圍內，高于中國1～59歲一般人群HBsAg的陽性率（7.2%）[21]。
本研究顯示，轉氨酶水平升高的患者中有93.2%進行了HBV篩查。相對于轉氨酶正常的患者，轉氨酶水平升高的患者化療前HBV篩查率高（OR=2.509，P=0.040）。轉氨酶水平升高反映肝臟的炎癥和肝功能異常，可能是導致臨床醫生進行HBV篩查的一個因素。有指南推薦對于慢性ALT或AST升高的個體應進行HBV感染常規篩查[22]。
文獻報道HBsAg陽性患者化療后HBV激活率為24%～88%[3-5]，HBV激活的中位發生時間為16周[6]。本研究中，HBsAg陽性患者化療后發生的HBV激活率16.1%，激活的中位時間是20周，與文獻報道接近。HBsAg陰性/HBcAb陽性的患者化療后也有發生HBV激活風險，文獻報道此類患者的HBV激活率為2.3%[23]，低于HBsAg陽性的患者，但是有作者發現這類患者一旦發生乙型肝炎的再激活，急性重型肝炎的發生率及病死率較HBsAg陽性的患者更高[24-25]，因此不容忽視。本研究中有2例HBsAg陰性/HBcAb陽性的患者化療后出現HBV激活，未出現HBV激活相關的死亡。
利妥昔單抗是人鼠嵌合型抗CD20的單克隆抗體，最早于1997年經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開始用于CD20陽性B細胞淋巴瘤的治療。利妥昔單抗能與CD20抗原特異性結合，可通過抗體依賴的細胞毒性作用和補體依賴的細胞毒作用等途徑[26]，使腫瘤細胞溶解，抑制腫瘤細胞增殖，導致腫瘤細胞凋亡，此外，還能使腫瘤細胞對化療藥物的敏感性提高，改善其耐藥問題[27]。當與多柔比星聯用時，可增強多柔比星對部分耐藥腫瘤細胞的殺滅作用[28-29]。近年來，利妥昔單抗廣泛應用于CD20陽性的B細胞淋巴瘤患者。本研究中，使用和未使用利妥昔單抗的患者中HBV篩查率分別為88.3%和84.7%，二者無統計學差別，而文獻報道，接受含利妥昔單抗方案治療的患者比不含利妥昔單抗方案治療的患者HBV激活率高[24, 30-31]。Evens等[30]的研究發現，化療基礎上加用利妥昔單抗較單純化療的HBV激活幾率增加了3.65倍，需要特別重視使用利妥昔單抗的淋巴瘤患者化療前的HBV篩查。本研究中單因素分析顯示使用利妥昔單抗比未使用利妥昔單抗患者的HBV激活率更高（29.2%、6.3%，P=0.030），與文獻報道一致。利妥昔單抗引起的HBV激活可能與機體的免疫降低有關，Tsutsumi等[32]發現多療程利妥昔單抗治療后NHL患者出現HBsAb滴度顯著下降，考慮利妥昔單抗可能耗竭了CD20陽性的B細胞，導致產生HBsAb的漿細胞減少，從而使機體體液免疫反應受損，導致HBV感染再激活。Dai等[33]也觀察到，接受R-CHOP方案治療的B細胞淋巴瘤伴HBV感染患者，當HBV DNA拷貝數開始升高時，CD20陽性淋巴細胞全部耗竭。
許多文獻報道，預防性抗病毒治療能有效降低化療導致的HBV激活[34-35]，有研究顯示預防性治療能使HBV激活風險降低87%，激活相關的病死率降低70%[36]，另外有研究報道預防性抗病毒治療的患者與未進行抗病毒治療的患者化療后的HBV激活率分別為3.3%和35.0%[37]。因此指南推薦：對于HBsAg陽性者，應在接受化療前開始抗病毒治療。本研究中，預防性抗病毒治療能明顯降低淋巴瘤患者化療后的HBV激活率（12.0%、50.0%，P=0.046），與文獻報道一致。對于HBsAg陰性/HBcAb陽性的患者化療前是否預防性抗病毒治療仍存在爭議，中國淋巴瘤合并HBV感染患者管理專家共識推薦，如果能保證患者對監測的依從性，可以嚴密監測，一旦HBV DNA轉陽，應立即進行抗病毒治療；如果不能進行嚴密監測，患者應在化療前開始進行抗病毒治療[14]。目前，不同指南對抗病毒治療的維持時間意見不統一，有文獻報道預防性抗病毒治療停止后有患者出現延遲性HBV激活[33]，美國國立綜合癌癥網絡指南專家組推薦抗病毒治療時間至少維持到化療完成后半年。
總之，HBV感染在淋巴瘤患者中常見，淋巴瘤患者化療前進行HBV篩查是必要的。對于HBsAg陽性的患者，化療前預防性抗病毒治療是降低HBV激活的有效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