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彭大慶, 廖曉陽, 雷弋, 羅鳳鳴, 蘇巧俐, 鄒川, 王多寧. 成都市大邑縣農村居民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病情況及影響因素分析. 華西醫學, 2014, 29(8): 1435-1438. doi: 10.7507/1002-0179.20140442 復制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一種以氣流受限為特征,可預防和治療的慢性呼吸系統疾病。我國七省市的COPD流行病學調查發現農村地區40歲以上人群的COPD患病率為8.8%[1]。數據顯示呼吸系統疾病(主要是COPD)已構成我國農村人口第三大死因和城市人口第四大死因,COPD的病死率及住院率呈逐年上升趨勢[2]。及時正確地了解本地區COPD的流行狀況對COPD的防治有重要意義。為此,我們對成都市大邑縣農村進行了以人群為基礎的COPD患病情況及影響因素的橫斷面調查,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2010年2月-12月,采用整群抽樣方法,抽樣選取可代表成都農村地區平均經濟水平的大邑縣[3],在該地區隨機抽取2個自然村為調查現場。每個抽樣點根據戶口登記冊,剔除無當地常住戶口、長期在外打工人員。要求被調查人群均長住當地2年以上,對被選人群中所有40~70歲居民征得知情同意后進行入戶調查。
1.2 樣本含量的確定
根據多因素logistic回歸對樣本含量的經驗要求,患者樣本量至少是自變量數目的5~10倍以上。本研究在分析農村COPD的危險因素時共有自變量8個,以樣本含量為自變量數8倍來估算,則農村COPD患者樣本量至少為64例。按中國農村COPD患病率8.8%計算[1],則調查農村總人群數應為728人。該研究經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參與者均給予知情同意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1.3 調查方法
1.3.1 問卷調查及體格檢查
所有調查對象由經過專門培訓的調查員入戶進行個體詢問調查,然后到鄉鎮衛生院參加體格檢查和肺功能測量。問卷內容根據“中國慢性阻塞性疾病診治指南2007 ”制定結構式問卷,內容包括被調查者的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吸煙、廚房烹飪燃料(煤木材農作物、天然氣沼氣、電、其他)、家庭經濟月收入、既往患病情況(哮喘、肺結核和COPD病史)、COPD相關癥狀(咳嗽、咳痰和呼吸困難)。體格檢查包括身高、體質量,均要求受試者著單衣脫鞋。
1.3.2 肺功能測定
采用美國胸科學會(ATS)推薦的便攜式肺功能儀(英國CareFusion公司,型號RPM),嚴格按照ATS制定的“肺功能測定指南”進行測定。通氣氣流受限者接受支氣管擴張劑,吸入200 μg的沙丁胺醇(商品名:萬托林,英國葛蘭素史克公司生產)15~20 min,第1秒用力呼氣容積(FEV1)與用力肺活量(FVC)的比值(FEV1/FVC)<70%,診斷為COPD,并排除其他心肺疾病。
1.4 診斷標準
COPD診斷標準根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診治指南(2007年修訂版)》定義[4]。體質量指數(BMI)分類參照《中國成人體質指數分類的推薦意見簡介》[5]。吸煙情況參照WHO的要求[6]。
1.5 統計學方法
數據采用專人雙錄入計算機,并經過一致性檢驗。采用SPSS 18.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計數資料比較采用χ2檢驗或校正χ2檢驗。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模型驗證COPD的危險因素,通過單因素logistic回歸先判斷各因素與COPD的關系,后將可能與COPD發病有關的因素(P<0.10)納入模型進行多因素分析,變量進入模型的方式采用逐步回歸。所有多分類變量均設置啞變量。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COPD患病率
本次調查共選取40~70歲農村居民1 017人,其中資料完整782人,有效應答率為76.89%,男330人,女452人,年齡(52.0 ± 8.2)歲。COPD患病率10.61%(83/782),人口標化患病率12.37%,總患病率隨年齡增長而升高(χ2=12.629,P<0.001)。男性患病率[13.33%(44/330)]高于女性患病率[8.62%(39/452)],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451,P=0.035)。男性患病率隨年齡增長而升高(χ2=18.638,P<0.001),但女性無此趨勢。見表 1。

2.2 COPD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顯示:① 性別:男性COPD患病率高于女性,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388,P=0.036)。② 年齡:不同年齡段COPD患病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2.202,P<0.002)。③ 受教育程度:小學及以下組COPD患病率為12.68%,高于中學組,且兩組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206,P=0.040)。④ BMI:不同BMI分級COPD患病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1.411,P<0.01)。⑤ 吸煙:現在吸煙人群患病率為15.38%(32/208)高于不吸煙人群8.73%(48/550),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6.911,P=0.009)。吸煙指數:吸煙指數≥30包年的COPD患病率為21.18% (18/85),高于1~14包年組8.94%,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1.157,P=0.001)。⑥ 廚房烹飪燃料及家庭經濟月收入:各組COPD患病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2.3 多因素分析
在logistic回歸模型中納入單因素分析中P<0.10的變量,結果顯示農村地區40~70歲人群,年齡每增加10歲,患COPD的風險增加[OR=1.546,95%CI(1.137,2.102),P=0.005]。吸煙指數每增加14包年,患COPD風險增加[OR=1.452,95%CI(1.079,1.946),P=0.014]。見表 3。

3 討論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成都市大邑縣農村地區COPD患病率為10.61%,明顯高于全國流行病學調查農村地區40歲以上人群COPD 8.8%的患病率[1],也高于北京市延慶縣[7]、廣州湛江[8]農村地區COPD患病率,這種差別可能與地理環境、生活習慣及經濟水平等因素有關。
吸煙是全球公認的COPD主要危險因素之一。國內外研究顯示,吸煙可明顯增加COPD患病率,通過多種途徑和機制破壞肺部的免疫系統,引起并加重COPD的進展[9, 10]。本研究顯示吸煙人群COPD患病率與不吸煙人群COPD患病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吸煙總量和COPD患病率呈正相關,COPD患病風險隨著消耗香煙數量的增加而明顯增加。Lin等[11]的預測研究顯示持續吸煙會增加COPD死亡率。因此,及早戒煙對預防和延緩COPD疾病進展,減少COPD死亡人數有重要意義。
年齡、男性是COPD的易感因素,COPD的發生與年齡呈明顯正相關,本研究結果顯示男性COPD患病率高于女性,COPD患病率隨著年齡增長而逐漸升高,這與國內外相關文獻報道一致[12, 13]。部分原因可能與吸煙等有害物質的累積作用有關,但近年來有研究報道,老年人口數量與結構的改變也是COPD患病率增加的原因之一[14]。
有研究顯示,受教育程度低是COPD的獨立危險因素之一,受教育程度在一定意義上可以影響個體的職業性質、健康意識、衛生保健知識、生活方式以及社會行為等[15]。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群COPD患病率較高。此外,本調查結果發現家庭經濟月收入各組COPD患病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這可能與西部地區農村普遍經濟水平較為落后,低收入農村居民占多數有關。周玉明等[16]研究顯示我國農村生物燃料暴露率高達83.1%,本調查也發現成都市大邑縣農村煤木材農作物等燃料使用率高達91.18%(713/782),但是尚未發現各組COPD患病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這可能需要擴大研究人群樣本量以進一步探討。
綜上所述,成都市大邑縣農村COPD患病率較高。控煙和提高受教育程度是重要的防治手段,有利于減少農村COPD的患病率。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一種以氣流受限為特征,可預防和治療的慢性呼吸系統疾病。我國七省市的COPD流行病學調查發現農村地區40歲以上人群的COPD患病率為8.8%[1]。數據顯示呼吸系統疾病(主要是COPD)已構成我國農村人口第三大死因和城市人口第四大死因,COPD的病死率及住院率呈逐年上升趨勢[2]。及時正確地了解本地區COPD的流行狀況對COPD的防治有重要意義。為此,我們對成都市大邑縣農村進行了以人群為基礎的COPD患病情況及影響因素的橫斷面調查,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2010年2月-12月,采用整群抽樣方法,抽樣選取可代表成都農村地區平均經濟水平的大邑縣[3],在該地區隨機抽取2個自然村為調查現場。每個抽樣點根據戶口登記冊,剔除無當地常住戶口、長期在外打工人員。要求被調查人群均長住當地2年以上,對被選人群中所有40~70歲居民征得知情同意后進行入戶調查。
1.2 樣本含量的確定
根據多因素logistic回歸對樣本含量的經驗要求,患者樣本量至少是自變量數目的5~10倍以上。本研究在分析農村COPD的危險因素時共有自變量8個,以樣本含量為自變量數8倍來估算,則農村COPD患者樣本量至少為64例。按中國農村COPD患病率8.8%計算[1],則調查農村總人群數應為728人。該研究經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參與者均給予知情同意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1.3 調查方法
1.3.1 問卷調查及體格檢查
所有調查對象由經過專門培訓的調查員入戶進行個體詢問調查,然后到鄉鎮衛生院參加體格檢查和肺功能測量。問卷內容根據“中國慢性阻塞性疾病診治指南2007 ”制定結構式問卷,內容包括被調查者的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吸煙、廚房烹飪燃料(煤木材農作物、天然氣沼氣、電、其他)、家庭經濟月收入、既往患病情況(哮喘、肺結核和COPD病史)、COPD相關癥狀(咳嗽、咳痰和呼吸困難)。體格檢查包括身高、體質量,均要求受試者著單衣脫鞋。
1.3.2 肺功能測定
采用美國胸科學會(ATS)推薦的便攜式肺功能儀(英國CareFusion公司,型號RPM),嚴格按照ATS制定的“肺功能測定指南”進行測定。通氣氣流受限者接受支氣管擴張劑,吸入200 μg的沙丁胺醇(商品名:萬托林,英國葛蘭素史克公司生產)15~20 min,第1秒用力呼氣容積(FEV1)與用力肺活量(FVC)的比值(FEV1/FVC)<70%,診斷為COPD,并排除其他心肺疾病。
1.4 診斷標準
COPD診斷標準根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診治指南(2007年修訂版)》定義[4]。體質量指數(BMI)分類參照《中國成人體質指數分類的推薦意見簡介》[5]。吸煙情況參照WHO的要求[6]。
1.5 統計學方法
數據采用專人雙錄入計算機,并經過一致性檢驗。采用SPSS 18.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計數資料比較采用χ2檢驗或校正χ2檢驗。采用logistic回歸分析模型驗證COPD的危險因素,通過單因素logistic回歸先判斷各因素與COPD的關系,后將可能與COPD發病有關的因素(P<0.10)納入模型進行多因素分析,變量進入模型的方式采用逐步回歸。所有多分類變量均設置啞變量。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COPD患病率
本次調查共選取40~70歲農村居民1 017人,其中資料完整782人,有效應答率為76.89%,男330人,女452人,年齡(52.0 ± 8.2)歲。COPD患病率10.61%(83/782),人口標化患病率12.37%,總患病率隨年齡增長而升高(χ2=12.629,P<0.001)。男性患病率[13.33%(44/330)]高于女性患病率[8.62%(39/452)],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451,P=0.035)。男性患病率隨年齡增長而升高(χ2=18.638,P<0.001),但女性無此趨勢。見表 1。

2.2 COPD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顯示:① 性別:男性COPD患病率高于女性,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388,P=0.036)。② 年齡:不同年齡段COPD患病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2.202,P<0.002)。③ 受教育程度:小學及以下組COPD患病率為12.68%,高于中學組,且兩組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206,P=0.040)。④ BMI:不同BMI分級COPD患病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1.411,P<0.01)。⑤ 吸煙:現在吸煙人群患病率為15.38%(32/208)高于不吸煙人群8.73%(48/550),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6.911,P=0.009)。吸煙指數:吸煙指數≥30包年的COPD患病率為21.18% (18/85),高于1~14包年組8.94%,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1.157,P=0.001)。⑥ 廚房烹飪燃料及家庭經濟月收入:各組COPD患病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2.3 多因素分析
在logistic回歸模型中納入單因素分析中P<0.10的變量,結果顯示農村地區40~70歲人群,年齡每增加10歲,患COPD的風險增加[OR=1.546,95%CI(1.137,2.102),P=0.005]。吸煙指數每增加14包年,患COPD風險增加[OR=1.452,95%CI(1.079,1.946),P=0.014]。見表 3。

3 討論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成都市大邑縣農村地區COPD患病率為10.61%,明顯高于全國流行病學調查農村地區40歲以上人群COPD 8.8%的患病率[1],也高于北京市延慶縣[7]、廣州湛江[8]農村地區COPD患病率,這種差別可能與地理環境、生活習慣及經濟水平等因素有關。
吸煙是全球公認的COPD主要危險因素之一。國內外研究顯示,吸煙可明顯增加COPD患病率,通過多種途徑和機制破壞肺部的免疫系統,引起并加重COPD的進展[9, 10]。本研究顯示吸煙人群COPD患病率與不吸煙人群COPD患病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吸煙總量和COPD患病率呈正相關,COPD患病風險隨著消耗香煙數量的增加而明顯增加。Lin等[11]的預測研究顯示持續吸煙會增加COPD死亡率。因此,及早戒煙對預防和延緩COPD疾病進展,減少COPD死亡人數有重要意義。
年齡、男性是COPD的易感因素,COPD的發生與年齡呈明顯正相關,本研究結果顯示男性COPD患病率高于女性,COPD患病率隨著年齡增長而逐漸升高,這與國內外相關文獻報道一致[12, 13]。部分原因可能與吸煙等有害物質的累積作用有關,但近年來有研究報道,老年人口數量與結構的改變也是COPD患病率增加的原因之一[14]。
有研究顯示,受教育程度低是COPD的獨立危險因素之一,受教育程度在一定意義上可以影響個體的職業性質、健康意識、衛生保健知識、生活方式以及社會行為等[15]。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群COPD患病率較高。此外,本調查結果發現家庭經濟月收入各組COPD患病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這可能與西部地區農村普遍經濟水平較為落后,低收入農村居民占多數有關。周玉明等[16]研究顯示我國農村生物燃料暴露率高達83.1%,本調查也發現成都市大邑縣農村煤木材農作物等燃料使用率高達91.18%(713/782),但是尚未發現各組COPD患病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這可能需要擴大研究人群樣本量以進一步探討。
綜上所述,成都市大邑縣農村COPD患病率較高。控煙和提高受教育程度是重要的防治手段,有利于減少農村COPD的患病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