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敏性紫癜性腎炎（HSPN）是一種自限性疾病，診斷依靠臨床癥狀與病理改變。治療以免疫抑制劑、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血管緊張素受體拮抗劑、激素等藥物綜合治療為主。HSPN的發生是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可能機制包括免疫反應、炎癥機制、凝血系統和基因易感性等多個方面，現圍繞HSPN的發病機制進行綜述，以期為今后能夠更好的診斷、治療HSPN提供理論基礎。
引用本文： 吳秀麗, 彭英, 岳新愛, 唐袁婷, 陳平, 玉潔, 張秀輝. 過敏性紫癜性腎炎發病機制的研究進展. 華西醫學, 2014, 29(6): 1167-1170. doi: 10.7507/1002-0179.20140359 復制
過敏性紫癜（HSP）是一種自限性疾病，其基本病變是彌漫性小血管炎伴有免疫球蛋白（Ig）A免疫復合物沉積在皮膚、關節、腎臟、胃腸道等所致損害的多系統疾病。而過敏性紫癜性腎炎（HSPN）是指HSP中IgA免疫復合物沉積在腎臟組織而導致的腎臟損害。國內報道HSPN在HSP中發生率為30%～50%[1]，國外報道為40%～50%，占兒童泌尿系統疾病8%，僅次于急性腎炎[2, 3]。HSPN在兒童中多見，年發病率為（3.5 ± 1.2）/10萬，而在成年人中少見。HSPN臨床表現多樣，主要以紫癜、血尿、蛋白尿為主，極少部分出現血尿但不明顯。HSPN的診斷依靠臨床癥狀與病理改變。治療以免疫抑制劑、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血管緊張素受體拮抗劑、激素等藥物綜合治療為主。本文圍繞HSPN的發病機制進行綜述，包括免疫機制、凝血系統及基因多態性分析，以期為今后能夠更好的診斷、治療HSPN找到理論基礎。
1 免疫機制
1.1 體液免疫
1.1.1 IgA在HSPN發病中起著重要作用
臨床證據以及腎臟移植術后HSPN的高復發率都證明HSPN是一個免疫復合物介導的系統性疾病[4]。HSP患者和HSPN患者的血中都檢出有IgA1，包括IgA1的免疫復合物、IgA類風濕因子升高，IgA2則很少[5, 6]。Almeida等[7]在巴西的一項回顧性研究中發現，40%以上的HSP兒童有IgA升高，HSPN與HSP之間的IgA水平差異不具有統計學意義，國內也有類似結果[8]。Kiryluk等[9]最近報道了糖化IgA1是HSPN與IgA腎病共有的遺傳危險因子。糖化IgA1在HSPN發病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是，多聚糖化IgA1分子被IgA1或IgG的anti-glycan識別，因為分子體積過大，Gd-IgA1免疫復合物不能被肝臟的唾液酸糖蛋白受體識別，也不能被降解，而在血液循環中不斷堆積[10]。這些免疫復合物可沉積在腎小球系膜上，使腎小球系膜細胞開始過度增殖，分泌細胞外基質成分，從而損傷腎小球[11]，這可能是Gd-IgA1免疫復合物沉積在系膜的發生機制之一，故Gd-IgA1免疫復合物在HSPN發病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研究發現CD71是表達在腎小球系膜細胞表面的IgA1的主要受體，IgA1、IgA2的鉸鏈區含有甘露糖和N-乙酰氨基葡萄糖的片段，可與循環中的甘露糖結合凝集素（MBL）及其相關絲氨酸蛋白酶（MASP）結合并形成復合物[12]。當病毒或細菌感染后，刺激機體產生大量IgA2，IgA2與MBL、MASP-1結合，形成IgA2-MBL-MSPA-1復合物，此復合物隨血液循環沉積在腎小球系膜區，激活腎小球原位的凝集素途徑，從而導致腎小球損傷。
1.1.2 補體及旁路系統在HSPN中的作用
在HSPN免疫復合物形成過程中，常有補體活化，主要是C5、C6、C7、C8、C9與C5b～9，腎小球補體激活可啟動炎癥反應從而加劇腎損害。有報道HSPN患者存在低補體血癥，但與疾病的嚴重程度無關聯[13]。研究表明，補體C4基因位于第6號染色體短臂人類主要組織相容性復合體（MHC）內Ⅲ區，由C4A、C4B兩部分基因構成，分別編碼產生C4A蛋白和C4B蛋白，共同組成補體C4蛋白[14]。C4零等位基因（C4Q0）包括C4AQ0和C4BQ0。C4AQ0基因頻率與多種免疫性疾病相關，HSP患兒（包括HSPN）C4AQ0頻率高于健康對照組（7.98%，0.77%，P＜0.01），單純HSP組和HSPN組的C4AQ0頻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7.89%，8.11%，P＞0.95），HSPN患兒C4AQ0組血清補體C4水平低于無C4AQ0組（P＜0.05），提示補體C4基因的多態性與漢族兒童HSPN易感性有關。另外，也有研究發現HSPN患者存在C4a與C4b基因缺失變異[15, 16]，冰島人群中，HSPN患兒中C4b缺失率比健康對照組顯著升高[17]。目前，更多的研究是關注于由MBL激活凝集素的途徑。原型長正五聚蛋白3（long PTX3）是一種補體相關蛋白，在IgA腎病腎臟活體組織檢查中，PTX3表達于腎小球基底膜和內皮細胞上，正常人或其他腎病患者PTX3則為陰性，提示PTX3 可能參與經典旁路補體途徑的激活，在IgA腎病與HSPN病理過程中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18, 19]。
1.2 細胞免疫
HSP發病與T細胞亞群功能紊亂有關，腎臟組織Th細胞亞群發生變化，引起免疫系統紊亂，出現病理性免疫應答而致腎臟損害。CD4+和CD8+細胞相互誘導、相互制約，調節正常免疫功能。急性期的HSP患兒外周血CD4+ T細胞數量降低，CD8+ T細胞數量增高，CD4+/CD8+比值降低；Th1功能低下及Th2優勢活化，Thl/Th2的比值失衡，說明T細胞亞群失調及Th1功能低下為HSP的發病因素之一。黃丹琳等[20]的研究表明HSPN患兒干擾素（IFNγ） 表達降低，白細胞介素-4（IL-4）表達升高，Th1/Th2比值隨著HPSN病理損傷的加重而減小，腎臟組織中Th1/Th2比值與微血管密度變化呈負相關（r=-0.921，P＜0.01），提示Th1/Th2比值降低可能參與了HSPN腎臟微血管損傷。Tsuruga等[21]研究中發現，有蛋白尿的HSPN患者尿沉渣中T-bet mRNA高表達而GATA-3 mRNA低表達（T-bet與GATA-3是參與調節輔助T淋巴細胞分化為Th1和Th2的轉錄因子），出現Th1/Th2比值異常，Th1占據主導地位。楊軍等[22]研究發現，急性期HSP患兒CD4+ T細胞高表達IL-17A及IL-17F（P＜0.01），同時促炎性T細胞Th17細胞轉錄因子ROR-γt及前炎癥細胞因子IL-6 mRNA的表達也比正常對照組明顯增高（P＜0.01）。CD4+、CD25+調節性T細胞比例明顯低于正常對照組（P＜0.01），說明Th17及IL-6高表達和調節性T細胞CD4+、CD25+數量減少，導致免疫抑制效應不足，是HSP免疫失衡的重要原因。
2 炎癥機制
2.1 細胞因子
丁艷等[23]對HSPN患兒血清IL-2、IL-4、IL-10、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與IgA、IgG、IgM、IgE的含量進行對比分析，發現HSPN患兒血清IL-4、IL-10、TNF-α含量高于健康兒童對照組，IL-2含量低于健康兒童對照組；IL-10水平與IgA呈正相關（r=0.406 6，P＜0.05），IL-4水平與IgE呈正相關（r=0.528 1，P＜0.05）；血清IL-2、IL-4、IL-10、TNF-α、IgA、IgE的含量與HSPN的發病密切相關，同時也存在著細胞免疫與體液免疫功能的紊亂；在HSPN的發病中IL-2和TNF-α彼此作用相反，提示血清中IL-2和TNF-α的水平可作為評估HSPN患兒腎損害程度及預后的指標之一。多種細胞因子可能參與HSPN的發生與發展[24]。
2.2 黏附因子
黏附分子是介導細胞與細胞間或細胞與細胞外基質間相互接觸和結合的一類膜表面糖蛋白分子，在炎癥發生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涂娟等[25]的研究表明，HSP組血小板GPⅡb/Ⅲa表達水平比對照組（外科非感染性疾病患兒）明顯增高，且HSP有腎損害者明顯高于HSP無腎損害者，即血小板的異常活化參與了HSP、HSPN的發生、發展過程，并提示在HSPN的作用更明顯。近幾年來多種研究結果顯示P選擇素（CD62P）、HSP患兒外周血單個核細胞（PBMC）表面表達黏附分子CD54、CD11a、CD11b、CD18、HSPN患兒血清中抗中性粒細胞胞漿抗體（ANCA）的表達率都明顯升高[26-28]。研究發現，在HSPN的急性期，細胞間黏附分子、血管細胞黏附分子-1比恢復期明顯增加，且與紫癜、腹痛、關節炎、關節痛有明顯相關性，提出黏附分子可作為HSP的診斷或危險因素[29]。
3 凝血系統
凝血系統也是HSPN發病的重要機制之一[30]。HSP患兒中，血小板的聚集功能增強，使其血液呈高凝狀態甚至形成微血栓。在HSPN患者，因免疫復合物沉積于腎臟導致腎小球內皮細胞受損，內皮細胞下的膠原纖維等結構被暴露，引起多種炎癥因子如IL-1、TNF、凝血酶等刺激腎小球內皮細胞短期釋放血管性假血友病因子（vWF），與血小板膜糖蛋白Ⅱb、Ⅲa（PGⅡb、Ⅲa）復合物結合并黏附于腎小球內皮細胞破損處的內皮下組織[31]。實驗研究表明HSP患兒急性期CD41a/CD62P、CD62P、vWF水平明顯高于緩解期和健康對照組，而HSPN組CD41a/CD62P、CD62P、vWF水平則高于腎未受累組。推測凝血系統參與HSPN發生發展機制可能是：PGⅡb、Ⅲa與vWF結合，激活血小板，活化的血小板分泌血小板活化因子（PAF），PAF刺激腎小球系膜細胞收縮，降低了腎小球濾過率；誘導炎性細胞浸潤腎小球及釋放多種炎癥介質；誘導血小板聚集，促進血栓形成；使腎小球基膜通透性增加，產生蛋白尿；介導免疫復合物、補體在腎臟內的沉積[32]。
4 其他機制
近年來隨著分子生物學等研究手段的成熟和深入，一些研究[33-39]顯示某些基因如血管緊張素Ⅰ轉換酶基因（ACE）、人類白細胞抗原基因、子宮球蛋白基因等的多態性與HSPN和IgAN的易感性、病理進展、治療及預后有明顯關系。
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RAS）對腎臟功能和結構的發揮著重要作用。RAS系統中有3個關鍵基因：ACE、血管緊張素原基因（AGT）及Ⅰ型血管緊張素受體基因（AGTR1）。Ozkaya等[33]對114例HSP患兒研究表明，只有AGT基因與HSPN的易感性有關，TT型基因患者發生HSPN的危險性比MM或MT型高3.5倍，RAS基因多態性與腎病蛋白尿的發生無關。RAS基因與HSP易感性的相關性尚需要更多的研究去證實。國內一項研究表明，HSP患兒與正常對照組間ACE基因型分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在HSPN組中，DD基因型及D等位基因頻率則明顯高于正常對照組（P＜0.0167）[34]。提示DD基因型及D等位基因可能是HSPN 發病的遺傳易感基因，但非HSP的遺傳易感基因。
人類白細胞抗原系統（HLA）具有免疫識別和應答反應始動環節等重要的生物學功能，與多種免疫介導的疾病密切相關，且HLA基因在不同種族、民族和地區間分布各異，是人體內最復雜的遺傳多態性系統。Amoli等[35]發現，在西班牙人群中，HLA-B35基因型的HSP患者發生HSPN的比率明顯升高，提示在某些種族人群中HLA-B35可能是HSPN的易感基因。任少敏等[36]發現，HLA-DQAI*0301等位基因可能是我國內蒙地區漢族兒童HSPN發病的一個遺傳易感基因，而HLA-DQAI*0302則可能為其保護基因。
研究發現，HSPN患兒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1154G/-634G等位基因較健康對照組有增加，認為HPS患兒腎炎的形成與（VEGF）-1154G/A和-634G/C的多態性有關[37]。
機體中細胞因子（CK）的含量在免疫和炎癥反應中起重要作用，這些免疫反應可能直接參與IgA腎病與HSPN的發病過程。Syrj?ncn等[38]報道IL-IRN*2或IL-1β2基因（即細胞因子對應的基因）與IgA腎病的易感性呈正相關，TNF-α等位基因2（即TNF2）則與IgA腎病的易感性呈負相關；Shu等[39]報道TNF2與TNF1基因在IgA腎病中的基因頻率分別是5.8%和94.3%，且TNF2與嚴重血尿有關。
5 小結
HSPN的發生是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可能機制包括免疫反應、炎癥機制、凝血系統和基因易感性等多個方面，這就提示我們，在對HSPN診斷、治療上應進行多因素分析和綜合治療。
過敏性紫癜（HSP）是一種自限性疾病，其基本病變是彌漫性小血管炎伴有免疫球蛋白（Ig）A免疫復合物沉積在皮膚、關節、腎臟、胃腸道等所致損害的多系統疾病。而過敏性紫癜性腎炎（HSPN）是指HSP中IgA免疫復合物沉積在腎臟組織而導致的腎臟損害。國內報道HSPN在HSP中發生率為30%～50%[1]，國外報道為40%～50%，占兒童泌尿系統疾病8%，僅次于急性腎炎[2, 3]。HSPN在兒童中多見，年發病率為（3.5 ± 1.2）/10萬，而在成年人中少見。HSPN臨床表現多樣，主要以紫癜、血尿、蛋白尿為主，極少部分出現血尿但不明顯。HSPN的診斷依靠臨床癥狀與病理改變。治療以免疫抑制劑、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血管緊張素受體拮抗劑、激素等藥物綜合治療為主。本文圍繞HSPN的發病機制進行綜述，包括免疫機制、凝血系統及基因多態性分析，以期為今后能夠更好的診斷、治療HSPN找到理論基礎。
1 免疫機制
1.1 體液免疫
1.1.1 IgA在HSPN發病中起著重要作用
臨床證據以及腎臟移植術后HSPN的高復發率都證明HSPN是一個免疫復合物介導的系統性疾病[4]。HSP患者和HSPN患者的血中都檢出有IgA1，包括IgA1的免疫復合物、IgA類風濕因子升高，IgA2則很少[5, 6]。Almeida等[7]在巴西的一項回顧性研究中發現，40%以上的HSP兒童有IgA升高，HSPN與HSP之間的IgA水平差異不具有統計學意義，國內也有類似結果[8]。Kiryluk等[9]最近報道了糖化IgA1是HSPN與IgA腎病共有的遺傳危險因子。糖化IgA1在HSPN發病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是，多聚糖化IgA1分子被IgA1或IgG的anti-glycan識別，因為分子體積過大，Gd-IgA1免疫復合物不能被肝臟的唾液酸糖蛋白受體識別，也不能被降解，而在血液循環中不斷堆積[10]。這些免疫復合物可沉積在腎小球系膜上，使腎小球系膜細胞開始過度增殖，分泌細胞外基質成分，從而損傷腎小球[11]，這可能是Gd-IgA1免疫復合物沉積在系膜的發生機制之一，故Gd-IgA1免疫復合物在HSPN發病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研究發現CD71是表達在腎小球系膜細胞表面的IgA1的主要受體，IgA1、IgA2的鉸鏈區含有甘露糖和N-乙酰氨基葡萄糖的片段，可與循環中的甘露糖結合凝集素（MBL）及其相關絲氨酸蛋白酶（MASP）結合并形成復合物[12]。當病毒或細菌感染后，刺激機體產生大量IgA2，IgA2與MBL、MASP-1結合，形成IgA2-MBL-MSPA-1復合物，此復合物隨血液循環沉積在腎小球系膜區，激活腎小球原位的凝集素途徑，從而導致腎小球損傷。
1.1.2 補體及旁路系統在HSPN中的作用
在HSPN免疫復合物形成過程中，常有補體活化，主要是C5、C6、C7、C8、C9與C5b～9，腎小球補體激活可啟動炎癥反應從而加劇腎損害。有報道HSPN患者存在低補體血癥，但與疾病的嚴重程度無關聯[13]。研究表明，補體C4基因位于第6號染色體短臂人類主要組織相容性復合體（MHC）內Ⅲ區，由C4A、C4B兩部分基因構成，分別編碼產生C4A蛋白和C4B蛋白，共同組成補體C4蛋白[14]。C4零等位基因（C4Q0）包括C4AQ0和C4BQ0。C4AQ0基因頻率與多種免疫性疾病相關，HSP患兒（包括HSPN）C4AQ0頻率高于健康對照組（7.98%，0.77%，P＜0.01），單純HSP組和HSPN組的C4AQ0頻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7.89%，8.11%，P＞0.95），HSPN患兒C4AQ0組血清補體C4水平低于無C4AQ0組（P＜0.05），提示補體C4基因的多態性與漢族兒童HSPN易感性有關。另外，也有研究發現HSPN患者存在C4a與C4b基因缺失變異[15, 16]，冰島人群中，HSPN患兒中C4b缺失率比健康對照組顯著升高[17]。目前，更多的研究是關注于由MBL激活凝集素的途徑。原型長正五聚蛋白3（long PTX3）是一種補體相關蛋白，在IgA腎病腎臟活體組織檢查中，PTX3表達于腎小球基底膜和內皮細胞上，正常人或其他腎病患者PTX3則為陰性，提示PTX3 可能參與經典旁路補體途徑的激活，在IgA腎病與HSPN病理過程中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18, 19]。
1.2 細胞免疫
HSP發病與T細胞亞群功能紊亂有關，腎臟組織Th細胞亞群發生變化，引起免疫系統紊亂，出現病理性免疫應答而致腎臟損害。CD4+和CD8+細胞相互誘導、相互制約，調節正常免疫功能。急性期的HSP患兒外周血CD4+ T細胞數量降低，CD8+ T細胞數量增高，CD4+/CD8+比值降低；Th1功能低下及Th2優勢活化，Thl/Th2的比值失衡，說明T細胞亞群失調及Th1功能低下為HSP的發病因素之一。黃丹琳等[20]的研究表明HSPN患兒干擾素（IFNγ） 表達降低，白細胞介素-4（IL-4）表達升高，Th1/Th2比值隨著HPSN病理損傷的加重而減小，腎臟組織中Th1/Th2比值與微血管密度變化呈負相關（r=-0.921，P＜0.01），提示Th1/Th2比值降低可能參與了HSPN腎臟微血管損傷。Tsuruga等[21]研究中發現，有蛋白尿的HSPN患者尿沉渣中T-bet mRNA高表達而GATA-3 mRNA低表達（T-bet與GATA-3是參與調節輔助T淋巴細胞分化為Th1和Th2的轉錄因子），出現Th1/Th2比值異常，Th1占據主導地位。楊軍等[22]研究發現，急性期HSP患兒CD4+ T細胞高表達IL-17A及IL-17F（P＜0.01），同時促炎性T細胞Th17細胞轉錄因子ROR-γt及前炎癥細胞因子IL-6 mRNA的表達也比正常對照組明顯增高（P＜0.01）。CD4+、CD25+調節性T細胞比例明顯低于正常對照組（P＜0.01），說明Th17及IL-6高表達和調節性T細胞CD4+、CD25+數量減少，導致免疫抑制效應不足，是HSP免疫失衡的重要原因。
2 炎癥機制
2.1 細胞因子
丁艷等[23]對HSPN患兒血清IL-2、IL-4、IL-10、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與IgA、IgG、IgM、IgE的含量進行對比分析，發現HSPN患兒血清IL-4、IL-10、TNF-α含量高于健康兒童對照組，IL-2含量低于健康兒童對照組；IL-10水平與IgA呈正相關（r=0.406 6，P＜0.05），IL-4水平與IgE呈正相關（r=0.528 1，P＜0.05）；血清IL-2、IL-4、IL-10、TNF-α、IgA、IgE的含量與HSPN的發病密切相關，同時也存在著細胞免疫與體液免疫功能的紊亂；在HSPN的發病中IL-2和TNF-α彼此作用相反，提示血清中IL-2和TNF-α的水平可作為評估HSPN患兒腎損害程度及預后的指標之一。多種細胞因子可能參與HSPN的發生與發展[24]。
2.2 黏附因子
黏附分子是介導細胞與細胞間或細胞與細胞外基質間相互接觸和結合的一類膜表面糖蛋白分子，在炎癥發生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涂娟等[25]的研究表明，HSP組血小板GPⅡb/Ⅲa表達水平比對照組（外科非感染性疾病患兒）明顯增高，且HSP有腎損害者明顯高于HSP無腎損害者，即血小板的異常活化參與了HSP、HSPN的發生、發展過程，并提示在HSPN的作用更明顯。近幾年來多種研究結果顯示P選擇素（CD62P）、HSP患兒外周血單個核細胞（PBMC）表面表達黏附分子CD54、CD11a、CD11b、CD18、HSPN患兒血清中抗中性粒細胞胞漿抗體（ANCA）的表達率都明顯升高[26-28]。研究發現，在HSPN的急性期，細胞間黏附分子、血管細胞黏附分子-1比恢復期明顯增加，且與紫癜、腹痛、關節炎、關節痛有明顯相關性，提出黏附分子可作為HSP的診斷或危險因素[29]。
3 凝血系統
凝血系統也是HSPN發病的重要機制之一[30]。HSP患兒中，血小板的聚集功能增強，使其血液呈高凝狀態甚至形成微血栓。在HSPN患者，因免疫復合物沉積于腎臟導致腎小球內皮細胞受損，內皮細胞下的膠原纖維等結構被暴露，引起多種炎癥因子如IL-1、TNF、凝血酶等刺激腎小球內皮細胞短期釋放血管性假血友病因子（vWF），與血小板膜糖蛋白Ⅱb、Ⅲa（PGⅡb、Ⅲa）復合物結合并黏附于腎小球內皮細胞破損處的內皮下組織[31]。實驗研究表明HSP患兒急性期CD41a/CD62P、CD62P、vWF水平明顯高于緩解期和健康對照組，而HSPN組CD41a/CD62P、CD62P、vWF水平則高于腎未受累組。推測凝血系統參與HSPN發生發展機制可能是：PGⅡb、Ⅲa與vWF結合，激活血小板，活化的血小板分泌血小板活化因子（PAF），PAF刺激腎小球系膜細胞收縮，降低了腎小球濾過率；誘導炎性細胞浸潤腎小球及釋放多種炎癥介質；誘導血小板聚集，促進血栓形成；使腎小球基膜通透性增加，產生蛋白尿；介導免疫復合物、補體在腎臟內的沉積[32]。
4 其他機制
近年來隨著分子生物學等研究手段的成熟和深入，一些研究[33-39]顯示某些基因如血管緊張素Ⅰ轉換酶基因（ACE）、人類白細胞抗原基因、子宮球蛋白基因等的多態性與HSPN和IgAN的易感性、病理進展、治療及預后有明顯關系。
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RAS）對腎臟功能和結構的發揮著重要作用。RAS系統中有3個關鍵基因：ACE、血管緊張素原基因（AGT）及Ⅰ型血管緊張素受體基因（AGTR1）。Ozkaya等[33]對114例HSP患兒研究表明，只有AGT基因與HSPN的易感性有關，TT型基因患者發生HSPN的危險性比MM或MT型高3.5倍，RAS基因多態性與腎病蛋白尿的發生無關。RAS基因與HSP易感性的相關性尚需要更多的研究去證實。國內一項研究表明，HSP患兒與正常對照組間ACE基因型分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在HSPN組中，DD基因型及D等位基因頻率則明顯高于正常對照組（P＜0.0167）[34]。提示DD基因型及D等位基因可能是HSPN 發病的遺傳易感基因，但非HSP的遺傳易感基因。
人類白細胞抗原系統（HLA）具有免疫識別和應答反應始動環節等重要的生物學功能，與多種免疫介導的疾病密切相關，且HLA基因在不同種族、民族和地區間分布各異，是人體內最復雜的遺傳多態性系統。Amoli等[35]發現，在西班牙人群中，HLA-B35基因型的HSP患者發生HSPN的比率明顯升高，提示在某些種族人群中HLA-B35可能是HSPN的易感基因。任少敏等[36]發現，HLA-DQAI*0301等位基因可能是我國內蒙地區漢族兒童HSPN發病的一個遺傳易感基因，而HLA-DQAI*0302則可能為其保護基因。
研究發現，HSPN患兒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1154G/-634G等位基因較健康對照組有增加，認為HPS患兒腎炎的形成與（VEGF）-1154G/A和-634G/C的多態性有關[37]。
機體中細胞因子（CK）的含量在免疫和炎癥反應中起重要作用，這些免疫反應可能直接參與IgA腎病與HSPN的發病過程。Syrj?ncn等[38]報道IL-IRN*2或IL-1β2基因（即細胞因子對應的基因）與IgA腎病的易感性呈正相關，TNF-α等位基因2（即TNF2）則與IgA腎病的易感性呈負相關；Shu等[39]報道TNF2與TNF1基因在IgA腎病中的基因頻率分別是5.8%和94.3%，且TNF2與嚴重血尿有關。
5 小結
HSPN的發生是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可能機制包括免疫反應、炎癥機制、凝血系統和基因易感性等多個方面，這就提示我們，在對HSPN診斷、治療上應進行多因素分析和綜合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