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劉常清, 李曉玲, 王艷, 任宏飛. 高校護理本科生生命態度的調查研究. 華西醫學, 2014, 29(2): 348-353. doi: 10.7507/1002-0179.20140108 復制
護理本科學生（護生）走上臨床工作崗位后因職業關系和環境所致，在生活和工作中可能會面對諸多有關生命及倫理方面的難題，如果自身生命態度不積極，極有可能影響其未來的臨床決策。大學生處于心理發展變化最為劇烈的時期，也處于人格完善的關鍵時期。他們對人生有了較深層次的思考，但也易感受到價值觀的困惑及生命意義感的缺乏，這是近年來大學生自殺事件頻頻發生的原因之一[1, 2]，目前我國大學生自殺率約為20/10萬，為一般人群的2～4倍，且呈明顯的上升趨勢。自殺已成為大學生非正常死亡的重要組成部分，給家庭、社會帶來巨大的創傷和負擔[3]。近幾年，我國大學生的惡性事件有上升趨勢，自殺、他殺、出走比率增加，精神疾病的發病率上升，退學、休學比例增大，這對社會造成極大的不良影響和損失[4]。這些現象表明，大學生生命意識薄弱，對“生命”漠視，應對挫折的承受力較低，對人生價值的實現存在彷徨與迷惘，同時也否定了他人生命存在的價值[5]。也有研究表明，護生生命教育的缺乏，會導致其對患者臨床照護的欠缺[6]。對于護理專業的學生而言，未來所從事的是一項與生命相關的職業。職業的特殊性，決定了他們必須學會正確認識生命，正確面對生命[7]。因此，關注護生的生命態度，并了解其影響因素，有助于針對性地進行教育和引導，幫助他們完善人格、順利地度過大學階段[8]。為此，我們于2011年11月－12月就四川某高校護生生命態度進行相關調查，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采用整群抽樣方式抽取四川某高校2008級－2011級護理本科生246人實施問卷調查，其中男45人，女201人；年齡18～26歲，平均21.2歲；一年級61人，二年級65人，三年級64人，四年級56人。
1.2 研究方法
研究工具為自陳式問卷，學生在統一指導語的指導下集中完成。問卷包含2個部分：① 一般情況調查。內容包括性別、年齡、籍貫（省）、有無宗教信仰、父母宗教信仰與學歷及其他影響因素，如是否有兄弟姊妹，家庭經濟收入（每月）、有無遇到過親戚朋友死亡的經歷、家庭中談論死亡的情形、是否有過自殺的想法、自評人際關系情況、是否深入地思考過生死問題等共13個條目。② 生命態度調查。采用生命態度量表[5]，該量表共70個問題，分為3個部分6個層面：自我投入部分（含理想、生命自主、存在感3個層面）、情境部分（含死亡態度、生命經驗2個層面）及愛與關懷部分（愛與關懷層面）。
問卷采用Likert 7點評分法，具體評分標準為：依受試者的實際情況，圈選適當的數字得分。數字1～7分別代表受試者同意的程度，如果完全同意，就圈選數字7；如果完全不同意該陳述，就圈選數字1，依次類推。所得總分越高，說明生命態度越正向。臺灣學者謝曼盈曾用該生命態度量表問卷對1 006名臺灣大學生進行測量，結果顯示問卷的Cronbach α系數為0.946，各分量表信度分別為0.917、0.843、0.801，表明該量表信度很好[5]。鑒于臺灣和內地兩岸的文化背景比較相同，因此本調查直接用此量表。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6.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與臺灣常模的比較采用單樣本t檢驗，兩組比較采用兩獨立樣本t檢驗，多組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并采用LSD法進行多重比較；采用相關分析及多重線性回歸分析探討生命態度得分的影響因素，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護生的生命態度
2.1.1 護生生命態度與臺灣常模的比較
護生的生命態度各層面呈正態分布且方差齊，其生命態度總分及各層面分值均高于臺灣大學生常模（P＜0.001），說明其生命態度較臺灣大學生更為積極。見表 1。
表1
護生生命態度各層面分值與臺灣大學生常模比較(2.1.2 男、女護生生命態度各層面比較
男、女護生生生命態度各層面呈正態分布且方差齊，女生生命態度總分及存在感層面得分均高于男生，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余各層面得分男、女護生相比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男女護生生生命態度各層面分值比較(2.1.3 各年級護生生命態度層面比較
護生4個年級生命態度各層面得分呈正態分布且方差齊，4個年級只有愛與關懷層面得分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三年級與一年級、二年級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且三年級得分低于一年級與二年級；其余相比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3。
表3
各年級護生生命態度總分及各層面分值的比較(2.2 影響因素的關聯性
經相關分析結果顯示，護生生命態度總分與其自評人際關系（r=0.256，P=0.000）、家庭中談論死亡的情形（r=0.210，P=0.001）、是否有過自殺的想法（r=0.172，P=0.007）、家庭經濟收入（r=0.151，P=0.017）、性別（r=0.130，P=0.042）以及其是否有兄弟姐妹相關（r=-0.143，P=0.025）。
以生命態度總分作為應變量，以各影響因素作為自變量，采用多重線性逐步回歸法，回歸方程為生命態度總分=260.264+13.153 ×自評人際關系（1=較差；2=普通；3=較好；4=非常好）+11.557×家庭中談論死亡的情形（1=從不談論；2=極少談論，盡量避免；3=坦然談論）+11.527×是否有過自殺的想法（1=有，且不止一次想過；2=曾經有過一次；3=從來沒有）+15.754×性別（1=男；2=女）-11.047×是否深入思考過死亡問題（1=是；2=否）。決定系數R2=0.151，說明上述影響因素可解釋15.1%的生命態度總分變異。在所調查的各影響因素中，其標準化回歸系數（β）分別為：是否有過自殺想法（β=0.198）、自評人際關系（β=0.196）、家庭中談論死亡的情形（β=0.168）、性別（β=0.140）、是否深入思考過死亡問題（β=-0.125），根據各影響因素的β值絕對值大小，可看出“是否有過自殺想法”對護生生命態度的影響最大。
3 討論
3.1 護生的生命態度
本研究結果表明，所研究對象的生命態度總體情況較臺灣大學生積極，與高鈺琳等[8]及郭一揚等[2]的研究結果一致。生命態度傾向正向者有值得投入的生活目標，接受自己生命的責任、主導自己的生命，對世界積極關心，肯定自己存在的意義與價值，正向看待死亡，且常用積極的態度看待經驗的意義。
量表總分及存在感層面得分女生均高于男生，這與何英奇[9]的研究結果相似，表明男生比女生具有更為明確的生命目的，而女生對死亡的接納程度更高。賈林祥等[10]的調查表明，女大學生的生命態度比男生更為積極，并且對自己的生存狀態更為滿意，對待生活和工作的態度更為積極。本研究男女生生命態度的差異可能與男生樣本量少或與女生更能客觀、正向地看待生命中的經驗，對負性經驗有著更強的接納能力，對生命的態度更為樂觀、積極有關。這還可能與女生本身的性格特點有關，如女生性格中的母性成分、情感豐富細膩，對外界變化比較敏感等；同時社會賦予的女性角色致使女性在現在及未來的生活中壓力相對較小，而男生將要面臨的壓力遠遠高于女生[7]，這也可能是導致男性護生生命態度低于女生的原因。
具體量表總分反映調查對象對生命態度的整體描述，包含理想、生命自主、存在感、愛與關懷、死亡態度、生命經驗等6個層面，存在感層面反映了個體能肯定自己存在的意義與價值，掌握自己獨特的生命意義性，與之相反是空虛茫然、無法確認自己的存在、經常對生命及生活充滿無力感，本研究結果表明女生在這兩個方面均比男生積極。
愛與關懷層面反映了個體對他人的存在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態度。這種態度包含對生命價值的思考以及行為方面的表現。三年級、四年級護生與一年級和二年級相比其愛與關懷層面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這可能與高年級的學習及生活壓力[11]，臨床見習關注生死及有關倫理問題有關。
3.2 護生生命態度影響因素
本研究結果表明，自評人際關系與研究對象的生命態度呈正相關關系，是所調查的影響因素里關系最為密切的一個因素，說明人際關系至關重要，關系到護生的生命態度與健康。人際關系問題是大學生最常見的心理問題之一[8]，應引導學生改善人際關系，幫助他們平穩度過大學階段，形成積極健康的生命態度。
家庭中談論死亡的情形與生命態度呈正相關。說明接觸過或者談論過死亡問題的護生生命態度更加積極，更容易珍惜與周圍人群的關系、更容易認清自我。提示開展生命與死亡教育，有助于護生坦然面對死亡，對于提升其生命態度有積極意義。由于護生首先接觸、談論的死亡問題大多發生在家庭中，其影響程度與家庭的關系及結構有關，也提示家長要適當引導與教育子女，不要避諱談論死亡的問題。
是否有過自殺的想法與護生的生命態度呈正相關關系，而且是最大的影響因素。說明自殺的想法與其生命態度密切相關，很多學生由于生命態度不積極，甚至極度消極導致自殺或者自殘的行為。故在大學教育階段，應積極引導學生形成良好及健康的生命態度，使其熱愛生活，熱愛生命。
家庭經濟收入與護生的生命態度呈正相關關系，這與王儼輝[12]的研究結果一致。家庭經濟條件較好的學生更能積極樂觀地面對生命，而家境貧困的護生則對生命的態度相對消極，原因可能在于家庭經濟條件間接地通過其他因素對生命態度起作用。目前的許多研究都表明，貧困生在學校中體驗到了更多的自卑感，表現出較高的人際敏感和抑郁傾向，更容易出現心理問題，并且心理健康水平比家庭經濟條件較好的大學生要低，而這些因素都將影響其生命態度[12]。因此，貧困本身并不會直接導致消極的生命態度，對貧困的態度才是最根本的原因。貧困的家庭環境并不是自己所能選擇的，但對貧困的態度是可以選擇的；貧困本身雖不易改變，但要改變對貧困的態度則相對容易。在生命中對貧困的經歷是人生的一種重要體驗，消極的人把這種經歷理解為負性的經驗并且拒絕接納它；而積極的人則將其作為正性的經驗并作為其奮斗的源泉。因此，家庭貧困作為一種生命經驗，本身的屬性可能是負性的，但如果能夠以積極的態度來看待，并且接納它，將會促進其生命態度的提高。
有兄弟姐妹的護生的生命態度更為積極，該結果與李月華[7]的研究結果一致。可能的原因為非獨生子女意味著護生在家庭中要更加懂得分享、承擔與關愛，兄弟姐妹間的相互照顧與幫助，培養了護生愛與關懷的能力[13]；而家長注意力的分散，致使護生有時不得不獨立面對和處理事情，從而又鍛煉了學生獨立自主的能力及正確面對挫折與經驗的能力。而對于獨生子女家庭的護生來講，作為家中唯一的孩子，家長的愛與關注都集于一身，家長包辦式的照顧、過于集中的關愛導致其獨立性相對較差，沒有或較少機會決定與自己相關的事情，從而不能明確主導、安排自己的未來，獨立應對挫折的能力相對較弱；此外獨生子女家庭的孩子，多以自我為中心，分享意識相對較差，導致部分人不能對他人付出足夠愛心與關注[7]。我國城市家庭獨生子女居多，孩子從小處于相對獨立的生存狀態，其身心健康難免有缺失。大學階段是人生心理發展和人格完善的關鍵時期，護生雖對人生有了較深層次的思考，但也易感受到價值觀的困惑及生命意義感的缺乏。所以大學教育階段，應針對性地開展生命教育，幫助護生完善人格，以積極的生命態度樂觀面對人生。
3.3 護生生命教育
研究結果表明，雖護生的生命態度整體比較積極，但由于社會老齡化加快，預計2020年社會死亡人數將比2003年多出40%[14]，護生將要面臨更多的死亡問題。有研究指出，臨終關懷教育知識的欠缺和不足，將影響察覺臨終患者的需要及有效溝通[14]，加強臨終關懷教育知識的儲備是護生今后走向工作崗位所必須具備的條件[15]，而事實上護生的生命與死亡教育缺乏[16]。所以在校學習期間，很有必要開展有關生命與死亡的教育[17]。
美國、英國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了死亡教育[18]，我國臺灣地區把2001年定為“生命教育年”，生命教育在臺灣蓬勃發展且有成效[19]。我國擁有悠久的生命教育歷史，例如孔子大力推崇“仁者愛人”的思想，以及目前我國倡導的“以人為本，和諧發展”[20]思路，使生命教育擁有良好的根基，只是仍處于研究階段未形成良好的教育體系和方法。在大學，盡管護生接觸了一些有關倫理與臨終關懷的課程，但未經過系統而有效的教育[21]。
采取形式多樣的方法對護生開展生命教育需要學生、家長、老師、咨詢師和社會組織的共同參與[22]。以學校為主戰場開設生命教育課程，對護生進行生命教育的同時，還要進行生命態度的測試，以此篩選出存在問題的學生，通過心理咨詢、心理講座和情感教育等方式，幫助他們積極地看待生命的意義及其存在的價值。引導他們善待生命，并且把生命教育積極地滲透到課堂、實踐和生活中，通過生命教育的普及提升護生對于生命的積極認識，形成一種積極的人生價值觀。
總之，大學生的生命態度是值得教育工作者關注的重要問題，學校應針對性地對其積極開展生命與死亡教育，重視其心理健康，幫助樹立積極而健康的生命態度和人生價值觀，引導其順利度過人生的關鍵期。
護理本科學生（護生）走上臨床工作崗位后因職業關系和環境所致，在生活和工作中可能會面對諸多有關生命及倫理方面的難題，如果自身生命態度不積極，極有可能影響其未來的臨床決策。大學生處于心理發展變化最為劇烈的時期，也處于人格完善的關鍵時期。他們對人生有了較深層次的思考，但也易感受到價值觀的困惑及生命意義感的缺乏，這是近年來大學生自殺事件頻頻發生的原因之一[1, 2]，目前我國大學生自殺率約為20/10萬，為一般人群的2～4倍，且呈明顯的上升趨勢。自殺已成為大學生非正常死亡的重要組成部分，給家庭、社會帶來巨大的創傷和負擔[3]。近幾年，我國大學生的惡性事件有上升趨勢，自殺、他殺、出走比率增加，精神疾病的發病率上升，退學、休學比例增大，這對社會造成極大的不良影響和損失[4]。這些現象表明，大學生生命意識薄弱，對“生命”漠視，應對挫折的承受力較低，對人生價值的實現存在彷徨與迷惘，同時也否定了他人生命存在的價值[5]。也有研究表明，護生生命教育的缺乏，會導致其對患者臨床照護的欠缺[6]。對于護理專業的學生而言，未來所從事的是一項與生命相關的職業。職業的特殊性，決定了他們必須學會正確認識生命，正確面對生命[7]。因此，關注護生的生命態度，并了解其影響因素，有助于針對性地進行教育和引導，幫助他們完善人格、順利地度過大學階段[8]。為此，我們于2011年11月－12月就四川某高校護生生命態度進行相關調查，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采用整群抽樣方式抽取四川某高校2008級－2011級護理本科生246人實施問卷調查，其中男45人，女201人；年齡18～26歲，平均21.2歲；一年級61人，二年級65人，三年級64人，四年級56人。
1.2 研究方法
研究工具為自陳式問卷，學生在統一指導語的指導下集中完成。問卷包含2個部分：① 一般情況調查。內容包括性別、年齡、籍貫（省）、有無宗教信仰、父母宗教信仰與學歷及其他影響因素，如是否有兄弟姊妹，家庭經濟收入（每月）、有無遇到過親戚朋友死亡的經歷、家庭中談論死亡的情形、是否有過自殺的想法、自評人際關系情況、是否深入地思考過生死問題等共13個條目。② 生命態度調查。采用生命態度量表[5]，該量表共70個問題，分為3個部分6個層面：自我投入部分（含理想、生命自主、存在感3個層面）、情境部分（含死亡態度、生命經驗2個層面）及愛與關懷部分（愛與關懷層面）。
問卷采用Likert 7點評分法，具體評分標準為：依受試者的實際情況，圈選適當的數字得分。數字1～7分別代表受試者同意的程度，如果完全同意，就圈選數字7；如果完全不同意該陳述，就圈選數字1，依次類推。所得總分越高，說明生命態度越正向。臺灣學者謝曼盈曾用該生命態度量表問卷對1 006名臺灣大學生進行測量，結果顯示問卷的Cronbach α系數為0.946，各分量表信度分別為0.917、0.843、0.801，表明該量表信度很好[5]。鑒于臺灣和內地兩岸的文化背景比較相同，因此本調查直接用此量表。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6.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與臺灣常模的比較采用單樣本t檢驗，兩組比較采用兩獨立樣本t檢驗，多組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并采用LSD法進行多重比較；采用相關分析及多重線性回歸分析探討生命態度得分的影響因素，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護生的生命態度
2.1.1 護生生命態度與臺灣常模的比較
護生的生命態度各層面呈正態分布且方差齊，其生命態度總分及各層面分值均高于臺灣大學生常模（P＜0.001），說明其生命態度較臺灣大學生更為積極。見表 1。
表1
護生生命態度各層面分值與臺灣大學生常模比較(2.1.2 男、女護生生命態度各層面比較
男、女護生生生命態度各層面呈正態分布且方差齊，女生生命態度總分及存在感層面得分均高于男生，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余各層面得分男、女護生相比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男女護生生生命態度各層面分值比較(2.1.3 各年級護生生命態度層面比較
護生4個年級生命態度各層面得分呈正態分布且方差齊，4個年級只有愛與關懷層面得分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三年級與一年級、二年級相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且三年級得分低于一年級與二年級；其余相比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3。
表3
各年級護生生命態度總分及各層面分值的比較(2.2 影響因素的關聯性
經相關分析結果顯示，護生生命態度總分與其自評人際關系（r=0.256，P=0.000）、家庭中談論死亡的情形（r=0.210，P=0.001）、是否有過自殺的想法（r=0.172，P=0.007）、家庭經濟收入（r=0.151，P=0.017）、性別（r=0.130，P=0.042）以及其是否有兄弟姐妹相關（r=-0.143，P=0.025）。
以生命態度總分作為應變量，以各影響因素作為自變量，采用多重線性逐步回歸法，回歸方程為生命態度總分=260.264+13.153 ×自評人際關系（1=較差；2=普通；3=較好；4=非常好）+11.557×家庭中談論死亡的情形（1=從不談論；2=極少談論，盡量避免；3=坦然談論）+11.527×是否有過自殺的想法（1=有，且不止一次想過；2=曾經有過一次；3=從來沒有）+15.754×性別（1=男；2=女）-11.047×是否深入思考過死亡問題（1=是；2=否）。決定系數R2=0.151，說明上述影響因素可解釋15.1%的生命態度總分變異。在所調查的各影響因素中，其標準化回歸系數（β）分別為：是否有過自殺想法（β=0.198）、自評人際關系（β=0.196）、家庭中談論死亡的情形（β=0.168）、性別（β=0.140）、是否深入思考過死亡問題（β=-0.125），根據各影響因素的β值絕對值大小，可看出“是否有過自殺想法”對護生生命態度的影響最大。
3 討論
3.1 護生的生命態度
本研究結果表明，所研究對象的生命態度總體情況較臺灣大學生積極，與高鈺琳等[8]及郭一揚等[2]的研究結果一致。生命態度傾向正向者有值得投入的生活目標，接受自己生命的責任、主導自己的生命，對世界積極關心，肯定自己存在的意義與價值，正向看待死亡，且常用積極的態度看待經驗的意義。
量表總分及存在感層面得分女生均高于男生，這與何英奇[9]的研究結果相似，表明男生比女生具有更為明確的生命目的，而女生對死亡的接納程度更高。賈林祥等[10]的調查表明，女大學生的生命態度比男生更為積極，并且對自己的生存狀態更為滿意，對待生活和工作的態度更為積極。本研究男女生生命態度的差異可能與男生樣本量少或與女生更能客觀、正向地看待生命中的經驗，對負性經驗有著更強的接納能力，對生命的態度更為樂觀、積極有關。這還可能與女生本身的性格特點有關，如女生性格中的母性成分、情感豐富細膩，對外界變化比較敏感等；同時社會賦予的女性角色致使女性在現在及未來的生活中壓力相對較小，而男生將要面臨的壓力遠遠高于女生[7]，這也可能是導致男性護生生命態度低于女生的原因。
具體量表總分反映調查對象對生命態度的整體描述，包含理想、生命自主、存在感、愛與關懷、死亡態度、生命經驗等6個層面，存在感層面反映了個體能肯定自己存在的意義與價值，掌握自己獨特的生命意義性，與之相反是空虛茫然、無法確認自己的存在、經常對生命及生活充滿無力感，本研究結果表明女生在這兩個方面均比男生積極。
愛與關懷層面反映了個體對他人的存在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態度。這種態度包含對生命價值的思考以及行為方面的表現。三年級、四年級護生與一年級和二年級相比其愛與關懷層面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這可能與高年級的學習及生活壓力[11]，臨床見習關注生死及有關倫理問題有關。
3.2 護生生命態度影響因素
本研究結果表明，自評人際關系與研究對象的生命態度呈正相關關系，是所調查的影響因素里關系最為密切的一個因素，說明人際關系至關重要，關系到護生的生命態度與健康。人際關系問題是大學生最常見的心理問題之一[8]，應引導學生改善人際關系，幫助他們平穩度過大學階段，形成積極健康的生命態度。
家庭中談論死亡的情形與生命態度呈正相關。說明接觸過或者談論過死亡問題的護生生命態度更加積極，更容易珍惜與周圍人群的關系、更容易認清自我。提示開展生命與死亡教育，有助于護生坦然面對死亡，對于提升其生命態度有積極意義。由于護生首先接觸、談論的死亡問題大多發生在家庭中，其影響程度與家庭的關系及結構有關，也提示家長要適當引導與教育子女，不要避諱談論死亡的問題。
是否有過自殺的想法與護生的生命態度呈正相關關系，而且是最大的影響因素。說明自殺的想法與其生命態度密切相關，很多學生由于生命態度不積極，甚至極度消極導致自殺或者自殘的行為。故在大學教育階段，應積極引導學生形成良好及健康的生命態度，使其熱愛生活，熱愛生命。
家庭經濟收入與護生的生命態度呈正相關關系，這與王儼輝[12]的研究結果一致。家庭經濟條件較好的學生更能積極樂觀地面對生命，而家境貧困的護生則對生命的態度相對消極，原因可能在于家庭經濟條件間接地通過其他因素對生命態度起作用。目前的許多研究都表明，貧困生在學校中體驗到了更多的自卑感，表現出較高的人際敏感和抑郁傾向，更容易出現心理問題，并且心理健康水平比家庭經濟條件較好的大學生要低，而這些因素都將影響其生命態度[12]。因此，貧困本身并不會直接導致消極的生命態度，對貧困的態度才是最根本的原因。貧困的家庭環境并不是自己所能選擇的，但對貧困的態度是可以選擇的；貧困本身雖不易改變，但要改變對貧困的態度則相對容易。在生命中對貧困的經歷是人生的一種重要體驗，消極的人把這種經歷理解為負性的經驗并且拒絕接納它；而積極的人則將其作為正性的經驗并作為其奮斗的源泉。因此，家庭貧困作為一種生命經驗，本身的屬性可能是負性的，但如果能夠以積極的態度來看待，并且接納它，將會促進其生命態度的提高。
有兄弟姐妹的護生的生命態度更為積極，該結果與李月華[7]的研究結果一致。可能的原因為非獨生子女意味著護生在家庭中要更加懂得分享、承擔與關愛，兄弟姐妹間的相互照顧與幫助，培養了護生愛與關懷的能力[13]；而家長注意力的分散，致使護生有時不得不獨立面對和處理事情，從而又鍛煉了學生獨立自主的能力及正確面對挫折與經驗的能力。而對于獨生子女家庭的護生來講，作為家中唯一的孩子，家長的愛與關注都集于一身，家長包辦式的照顧、過于集中的關愛導致其獨立性相對較差，沒有或較少機會決定與自己相關的事情，從而不能明確主導、安排自己的未來，獨立應對挫折的能力相對較弱；此外獨生子女家庭的孩子，多以自我為中心，分享意識相對較差，導致部分人不能對他人付出足夠愛心與關注[7]。我國城市家庭獨生子女居多，孩子從小處于相對獨立的生存狀態，其身心健康難免有缺失。大學階段是人生心理發展和人格完善的關鍵時期，護生雖對人生有了較深層次的思考，但也易感受到價值觀的困惑及生命意義感的缺乏。所以大學教育階段，應針對性地開展生命教育，幫助護生完善人格，以積極的生命態度樂觀面對人生。
3.3 護生生命教育
研究結果表明，雖護生的生命態度整體比較積極，但由于社會老齡化加快，預計2020年社會死亡人數將比2003年多出40%[14]，護生將要面臨更多的死亡問題。有研究指出，臨終關懷教育知識的欠缺和不足，將影響察覺臨終患者的需要及有效溝通[14]，加強臨終關懷教育知識的儲備是護生今后走向工作崗位所必須具備的條件[15]，而事實上護生的生命與死亡教育缺乏[16]。所以在校學習期間，很有必要開展有關生命與死亡的教育[17]。
美國、英國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了死亡教育[18]，我國臺灣地區把2001年定為“生命教育年”，生命教育在臺灣蓬勃發展且有成效[19]。我國擁有悠久的生命教育歷史，例如孔子大力推崇“仁者愛人”的思想，以及目前我國倡導的“以人為本，和諧發展”[20]思路，使生命教育擁有良好的根基，只是仍處于研究階段未形成良好的教育體系和方法。在大學，盡管護生接觸了一些有關倫理與臨終關懷的課程，但未經過系統而有效的教育[21]。
采取形式多樣的方法對護生開展生命教育需要學生、家長、老師、咨詢師和社會組織的共同參與[22]。以學校為主戰場開設生命教育課程，對護生進行生命教育的同時，還要進行生命態度的測試，以此篩選出存在問題的學生，通過心理咨詢、心理講座和情感教育等方式，幫助他們積極地看待生命的意義及其存在的價值。引導他們善待生命，并且把生命教育積極地滲透到課堂、實踐和生活中，通過生命教育的普及提升護生對于生命的積極認識，形成一種積極的人生價值觀。
總之，大學生的生命態度是值得教育工作者關注的重要問題，學校應針對性地對其積極開展生命與死亡教育，重視其心理健康，幫助樹立積極而健康的生命態度和人生價值觀，引導其順利度過人生的關鍵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