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朱婷婷, 王權, 趙蓉, 劉勇, 陳威, 趙燕燕, 羅玲, 接傳紅, 田天, 姜彩輝. 玻璃體腔注射康柏西普治療糖尿病黃斑水腫療效影響因素研究. 中華眼底病雜志, 2018, 34(5): 436-442. doi: 10.3760/cma.j.issn.1005-1015.2018.05.005 復制
糖尿病黃斑水腫(DME)是由于異常的視網膜血管滲漏導致視覺最敏感的黃斑區外叢狀層的液體積存,是影響糖尿病視網膜病變(DR)患者視力的重要原因;若治療或處理不當會導致患者視力嚴重下降甚至致盲[1, 2]。既往研究發現年齡大、糖尿病病程長、空腹血糖高、糖化血紅蛋白(HbA1c)水平高、高血壓、高膽固醇(TC)血癥、高甘油三酯(TG)及胰島素使用與DME發生發展顯著相關;且年齡和HbAlc水平是DR發生視網膜血管滲漏的獨立預測因子,收縮壓和胰島素使用是DME發生發展的獨立危險因素[3-11]。另有一些研究發現,DME的發生與貧血、肥胖、性別、吸煙史等有關[8, 12-15]。抗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藥物治療DME能明顯提高患者最佳矯正視力(BCVA),消除黃斑水腫,在治療后1周即有顯著效果[16]。已有研究指出,抗VEGF藥物治療DME的效果與TC、HbA1c等DME相關因素有關[17-19]。但也有研究認為,抗VEGF藥物治療效果與糖尿病病程、HbA1c、血壓等全身因素無關[20]。我們在臨床工作中也發現并非所有DME患者經抗VEGF藥物治療后均有良好效果。明確哪些因素影響抗VEGF藥物治療DME的效果,有助于提高抗VEGF藥物治療療效,減輕患者經濟負擔。為此,本研究通過對比分析DME患者經玻璃體腔注射康柏西普治療前后的視力提高及水腫消退情況,收集了可能影響其療效的因素,并進行了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以排除各因素間的相互干擾,進而發現抗VEGF藥物治療DME的獨立危險因素。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回顧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8年5月在空軍總醫院眼科和解放軍306醫院眼科行玻璃體腔注射康柏西普治療的DME患者51例76只眼的臨床資料。其中,男性32例48只眼,女性19例28只眼。年齡29~82歲,平均年齡(59.93±10.69)歲。納入標準:(1)符合2型糖尿病的診斷標準;(2)經熒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檢查明確診斷為DR;(3)黃斑中心視網膜厚度(CMT)>250 μm[21, 22];(4)上一次接受DME相關治療與此次接受抗VEGF藥物治療時間間隔大于6個月。排除標準:(1)屈光間質混濁影響眼底觀察;(2)伴有青光眼、視神經缺血等其他影響患者視力或眼底的疾病;(3)視網膜靜脈阻塞、滲出型老年性黃斑變性等非糖尿病導致的黃斑水腫;(4)嚴重糖尿病、血糖不能控制、合并糖尿病酮癥酸中毒或高滲性昏迷的患者;(5)接受血液透析治療等其他導致生化指標不穩定的患者。所有入組患者均經研究小組根據統一標準納入,患者資料由1人根據研究小組制定的研究方案記錄收集。
采集患者年齡、性別、體重指數(BMI)、吸煙史、飲酒史等一般信息;糖尿病病程、胰島素(RI)使用史、空腹血糖、HbA1c、糖化血清蛋白(GSP)等血糖指標;高血壓病史、收縮壓、舒張壓、脈壓差等血壓指標;血清總TC、TG、高密度脂蛋白(HDL)、低密度脂蛋白(LDL)、載脂蛋白A(APOA)等血脂指標;血中性粒細胞濃度、血紅蛋白(HB)、血肌酐(Scr)、血尿素氮(BUN)等生化指標。根據文獻[19, 23, 24]將HbA1c劃分為<7%、≥7%兩個等級進行分析。
所有患眼均行BCVA、眼壓、裂隙燈顯微鏡、眼底彩色照相、FFA及光相干斷層掃描(OCT)檢查。BCVA檢查采用國際標準視力表進行。眼底彩色照相拍攝患眼視盤和黃斑部45°眼底后極部彩色眼底像各1張。OCT檢查采用德國海德堡公司OCT儀進行,選用快速掃描,31條水平線和早期治療DR研究黃斑網格模式對患眼進行掃描,自動測量黃斑中心凹1 mm視網膜厚度并以此作為CMT。患眼基線BCVA為0.29±0.20,基線CMT為(484.41±150.35)μm。參照文獻[1]的標準將DR分為增生型DR(PDR)及非PDR(NPDR)。參照文獻[25]的標準將黃斑水腫類型分為單純型DME和復合型DME。其中,單純性DME包括海綿樣視網膜增厚、糖尿病囊樣黃斑水腫(CME)和漿液性視網膜脫離(SRD);復合型DME為以上兩種或兩種以上類型的組合。所有OCT、FFA影像均由兩名有經驗的眼科醫師獨立進行診斷,排除兩者之間診斷不一致者。76只眼中,PDR 41只眼,NPDR 35只眼;單純型DME(圖1)48只眼,復合型DME(圖2)28只眼;有視網膜前膜12只眼,無視網膜前膜64只眼;有全視網膜激光光凝(PRP)史26只眼,無PRP史50只眼;有黃斑光凝史23只眼,無黃斑光凝史53只眼。
經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并取得患者的知情同意后,給予所有患眼玻璃體腔注射康柏西普治療。常規消毒,經角膜緣4.0 mm平坦處予玻璃體腔注射康柏西普0.05 ml。對比分析患者治療前與治療后第7天的BCVA及CMT。以CMT降低≥20%為水腫療效達標,反之為未達標。以BCVA提高2行及以上為視力療效達標,反之為未達標。
采用SPSS22.0軟件行統計學分析。單因素分析中分類變量采用行×列表χ2檢驗;計量變量中符合正態分布的數據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其余連續變量采用兩獨立樣本秩和檢驗。單因素分析中P>0.2者代入多因素logistic回歸中分析,得出玻璃體腔注射康柏西普治療DME的水腫療效與視力療效的獨立危險因素,以比值比(OR)及95%可信區間(CI)表示。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76只眼中,視力療效達標54只眼,占71.1%;未達標22只眼,占28.9%。水腫療效達標55只眼,占72.4%;未達標21只眼,占27.6%。治療后第7天,患眼CMT為(327.89±83.28)μm,較治療前降低(156.51±115.95)μm,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11.77,P<0.001);BCVA為0.59±0.22,較治療前提高0.30±0.18,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14.22,P<0.001)。
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舒張壓、HDL、血中性粒細胞濃度、基線CMT及基線BCVA與治療后水腫消退效果有關(P<0.05),但與治療后視力提高效果無關(P>0.05);HbA1c與治療后視力提高效果有關(P<0.05),但與治療后水腫消退效果無關(P>0.05);年齡、性別、吸煙史、飲酒史、糖尿病病程、DME病程、RI使用史、空腹血糖、GSP、高血壓病史、收縮壓、脈壓差、TG、TC、LDL、APOA、Scr、血尿酸、HB、BUN、DR分期、黃斑水腫分型、有無視網膜前膜、既往PRP史、既往黃斑光凝史、對治療后水腫消退及視力提高療效均無影響(P>0.05)(表1,2)。
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有吸煙史(OR=0.122,95%CI 0.017~0.887)、舒張壓低(OR=0.850,95%CI0.748~0.966)、HDL低(OR=0.007,95%CI0.000 1~0.440)、基線CMT薄(OR=0.986,95%CI0.977~0.995)是治療后水腫療效未達標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糖尿病病程長(OR=1.191,95%CI1.011~1.404)、APOA高(OR=1.007,95%CI1.000~1.013)是治療后視力療效未達標的獨立危險因素;年齡、空腹血糖、收縮壓、TC、HB、Scr等其他指標對治療后水腫、視力療效均無影響(P>0.05)。


3 討論
已有研究發現,抗VEGF藥物治療后DME患眼平均BCVA提高6.8~12.0個字母[26, 27]。說明抗VEGF藥物治療DME確實存在個體差異。提示全身或眼部本身存在影響抗VEGF藥物治療效果的因素。
Cai等[28]發現,吸煙與DR的發生發展有關。本研究結果顯示,有吸煙史是患者治療后水腫消退不理想的獨立危險因素。既往研究表明,吸煙會增加碳氧血紅蛋白的水平,降低血液的氧氣攜帶能力;煙中的尼古丁有促進視網膜血管收縮和降低視網膜微循環調節能力的作用,通過減少視網膜血流量,進一步降低視網膜血氧供應[28, 29]。此外,煙中的某些主要成分可與血漿和細胞外基質蛋白反應形成具有晚期糖基化終產物(AGEs)特性的共價化合物損傷視網膜血管[30]。吸煙可能通過以上途徑損傷視網膜血管,降低康柏西普對DME的治療效果,影響水腫消退效果。
本研究結果顯示,基線CMT、基線BCVA與患者治療后水腫消退效果有關;其中基線CMT薄是水腫消退效果不理想的獨立危險因素。這可能說明康柏西普治療DME的療效與患者基線視力與基線CMT有關。
我們發現,HbA1c水平與治療后視力提高效果有關,而與水腫消退效果無關;但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未顯示HbA1c對治療效果的影響。Matsuda等[19]發現,HbA1c影響抗VEGF藥物治療DME的視力提高效果和水腫消退效果,將HbA1c控制于7%以下有助于提高治療效果。但另有研究將HbA1c水平分為4個亞組(HbA1c≤6.6%、6.6%<HbA1c≤7.4%、7.4%<HbA1c≤8.5%、8.5%<HbA1c),36個月后4個亞組間抗VEGF藥物治療DME的效果無明顯差異[20, 31]。我們將HbA1c分為<7%和≥7%兩個等級后進行單因素分析,亦得出HbA1c對于康柏西普治療DME的效果無影響。據此我們認為,HbA1c水平對抗VEGF藥物治療DME的效果無影響或影響可忽略不計。我們在獨立樣本 t檢驗時發現HbA1c對視力效果有影響可能是與樣本量較少和部分患者HbA1c數據缺失有關。有學者通過單因素分析也發現,糖尿病病程影響抗VEGF治療的視力提高效果而不影響其水腫消退效果[18]。與之相似,本研究也發現糖尿病病程較長是康柏西普治療DME視力效果未達標的獨立危險因素。
本研究結果顯示,HDL水平低是治療后水腫消退效果不達標的獨立危險因素。Raman等[10]提出,HDL水平低與DME的發生有關。HDL是一種抗氧化劑,可以通過運輸細胞內膽固醇防止血管粥樣硬化的發生,并且具有抗炎作用,是主要的血管保護性脂蛋白[32]。血管中HDL水平低會降低視網膜血管的保護作用,視網膜血管損傷較重,降低康柏西普對DME患者治療效果,影響水腫消退。我們還發現,APOA水平高是治療后視力提高效果不達標的獨立危險因素。其原因可能是DR早期即存在APOA高表達,APOA可能參與DR的病理生理過程,損傷患者視網膜,從而影響康柏西普治療DME的視力提高效果[33]。
我們發現舒張壓低在單因素與多因素回歸分析中均顯示出對治療后水腫消退有影響,舒張壓低是治療后水腫消退未達標的獨立危險因素,但對視力提高無影響。本研究發現的抗VEGF藥物治療DME的視力效果不受舒張壓水平的影響與Singh等[20]研究結果一致。
本研究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血中性粒細胞濃度高與治療后水腫消退效果有關,但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血中性粒細胞濃度對治療效果無影響。我們認為,血中性粒細胞濃度對于康柏西普治療效果影響極微。我們還發現,年齡、高血壓病史、視網膜前膜、DR分期等其他指標對康柏西普治療DME效果無影響,與以往研究結果一致[18, 20, 34, 35]。Cheng等[35]發現,視網膜前膜、玻璃體黃斑牽引等玻璃體界面異常對抗VEGF藥物治療DME的效果無影響。這說明抗VEGF藥物對于伴有視網膜前膜或牽拉的DME患者同樣有治療效果。
本研究結果表明,有吸煙史、低舒張壓、低HDL和基線CMT薄是玻璃體腔注射康柏西普治療后水腫消退不理想的獨立危險因素;糖尿病病程長、高APOA水平是玻璃體腔注射康柏西普治療后視力提高不理想的獨立危險因素。其他全身因素(年齡、高血壓病史、空腹血糖、TG、TC、Scr、HB)和眼部情況(DR分期、既往PRP史、既往黃斑光凝史、視網膜前膜)對玻璃體腔注射康柏西普治療DME的效果無影響。提示DME患者除接受抗VEGF藥物治療的同時,還應保持良好的自身舒張壓和HDL水平,控制APOA水平并戒煙,以更好地治療和控制DME,達到消除黃斑水腫,提高視功能的目的。由于本研究為回顧性研究且納入的樣本量較少、隨訪時間較短,其結果仍需大樣本的前瞻性研究加以驗證。
糖尿病黃斑水腫(DME)是由于異常的視網膜血管滲漏導致視覺最敏感的黃斑區外叢狀層的液體積存,是影響糖尿病視網膜病變(DR)患者視力的重要原因;若治療或處理不當會導致患者視力嚴重下降甚至致盲[1, 2]。既往研究發現年齡大、糖尿病病程長、空腹血糖高、糖化血紅蛋白(HbA1c)水平高、高血壓、高膽固醇(TC)血癥、高甘油三酯(TG)及胰島素使用與DME發生發展顯著相關;且年齡和HbAlc水平是DR發生視網膜血管滲漏的獨立預測因子,收縮壓和胰島素使用是DME發生發展的獨立危險因素[3-11]。另有一些研究發現,DME的發生與貧血、肥胖、性別、吸煙史等有關[8, 12-15]。抗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藥物治療DME能明顯提高患者最佳矯正視力(BCVA),消除黃斑水腫,在治療后1周即有顯著效果[16]。已有研究指出,抗VEGF藥物治療DME的效果與TC、HbA1c等DME相關因素有關[17-19]。但也有研究認為,抗VEGF藥物治療效果與糖尿病病程、HbA1c、血壓等全身因素無關[20]。我們在臨床工作中也發現并非所有DME患者經抗VEGF藥物治療后均有良好效果。明確哪些因素影響抗VEGF藥物治療DME的效果,有助于提高抗VEGF藥物治療療效,減輕患者經濟負擔。為此,本研究通過對比分析DME患者經玻璃體腔注射康柏西普治療前后的視力提高及水腫消退情況,收集了可能影響其療效的因素,并進行了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以排除各因素間的相互干擾,進而發現抗VEGF藥物治療DME的獨立危險因素。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回顧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8年5月在空軍總醫院眼科和解放軍306醫院眼科行玻璃體腔注射康柏西普治療的DME患者51例76只眼的臨床資料。其中,男性32例48只眼,女性19例28只眼。年齡29~82歲,平均年齡(59.93±10.69)歲。納入標準:(1)符合2型糖尿病的診斷標準;(2)經熒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檢查明確診斷為DR;(3)黃斑中心視網膜厚度(CMT)>250 μm[21, 22];(4)上一次接受DME相關治療與此次接受抗VEGF藥物治療時間間隔大于6個月。排除標準:(1)屈光間質混濁影響眼底觀察;(2)伴有青光眼、視神經缺血等其他影響患者視力或眼底的疾病;(3)視網膜靜脈阻塞、滲出型老年性黃斑變性等非糖尿病導致的黃斑水腫;(4)嚴重糖尿病、血糖不能控制、合并糖尿病酮癥酸中毒或高滲性昏迷的患者;(5)接受血液透析治療等其他導致生化指標不穩定的患者。所有入組患者均經研究小組根據統一標準納入,患者資料由1人根據研究小組制定的研究方案記錄收集。
采集患者年齡、性別、體重指數(BMI)、吸煙史、飲酒史等一般信息;糖尿病病程、胰島素(RI)使用史、空腹血糖、HbA1c、糖化血清蛋白(GSP)等血糖指標;高血壓病史、收縮壓、舒張壓、脈壓差等血壓指標;血清總TC、TG、高密度脂蛋白(HDL)、低密度脂蛋白(LDL)、載脂蛋白A(APOA)等血脂指標;血中性粒細胞濃度、血紅蛋白(HB)、血肌酐(Scr)、血尿素氮(BUN)等生化指標。根據文獻[19, 23, 24]將HbA1c劃分為<7%、≥7%兩個等級進行分析。
所有患眼均行BCVA、眼壓、裂隙燈顯微鏡、眼底彩色照相、FFA及光相干斷層掃描(OCT)檢查。BCVA檢查采用國際標準視力表進行。眼底彩色照相拍攝患眼視盤和黃斑部45°眼底后極部彩色眼底像各1張。OCT檢查采用德國海德堡公司OCT儀進行,選用快速掃描,31條水平線和早期治療DR研究黃斑網格模式對患眼進行掃描,自動測量黃斑中心凹1 mm視網膜厚度并以此作為CMT。患眼基線BCVA為0.29±0.20,基線CMT為(484.41±150.35)μm。參照文獻[1]的標準將DR分為增生型DR(PDR)及非PDR(NPDR)。參照文獻[25]的標準將黃斑水腫類型分為單純型DME和復合型DME。其中,單純性DME包括海綿樣視網膜增厚、糖尿病囊樣黃斑水腫(CME)和漿液性視網膜脫離(SRD);復合型DME為以上兩種或兩種以上類型的組合。所有OCT、FFA影像均由兩名有經驗的眼科醫師獨立進行診斷,排除兩者之間診斷不一致者。76只眼中,PDR 41只眼,NPDR 35只眼;單純型DME(圖1)48只眼,復合型DME(圖2)28只眼;有視網膜前膜12只眼,無視網膜前膜64只眼;有全視網膜激光光凝(PRP)史26只眼,無PRP史50只眼;有黃斑光凝史23只眼,無黃斑光凝史53只眼。
經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并取得患者的知情同意后,給予所有患眼玻璃體腔注射康柏西普治療。常規消毒,經角膜緣4.0 mm平坦處予玻璃體腔注射康柏西普0.05 ml。對比分析患者治療前與治療后第7天的BCVA及CMT。以CMT降低≥20%為水腫療效達標,反之為未達標。以BCVA提高2行及以上為視力療效達標,反之為未達標。
采用SPSS22.0軟件行統計學分析。單因素分析中分類變量采用行×列表χ2檢驗;計量變量中符合正態分布的數據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其余連續變量采用兩獨立樣本秩和檢驗。單因素分析中P>0.2者代入多因素logistic回歸中分析,得出玻璃體腔注射康柏西普治療DME的水腫療效與視力療效的獨立危險因素,以比值比(OR)及95%可信區間(CI)表示。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76只眼中,視力療效達標54只眼,占71.1%;未達標22只眼,占28.9%。水腫療效達標55只眼,占72.4%;未達標21只眼,占27.6%。治療后第7天,患眼CMT為(327.89±83.28)μm,較治療前降低(156.51±115.95)μm,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11.77,P<0.001);BCVA為0.59±0.22,較治療前提高0.30±0.18,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14.22,P<0.001)。
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舒張壓、HDL、血中性粒細胞濃度、基線CMT及基線BCVA與治療后水腫消退效果有關(P<0.05),但與治療后視力提高效果無關(P>0.05);HbA1c與治療后視力提高效果有關(P<0.05),但與治療后水腫消退效果無關(P>0.05);年齡、性別、吸煙史、飲酒史、糖尿病病程、DME病程、RI使用史、空腹血糖、GSP、高血壓病史、收縮壓、脈壓差、TG、TC、LDL、APOA、Scr、血尿酸、HB、BUN、DR分期、黃斑水腫分型、有無視網膜前膜、既往PRP史、既往黃斑光凝史、對治療后水腫消退及視力提高療效均無影響(P>0.05)(表1,2)。
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有吸煙史(OR=0.122,95%CI 0.017~0.887)、舒張壓低(OR=0.850,95%CI0.748~0.966)、HDL低(OR=0.007,95%CI0.000 1~0.440)、基線CMT薄(OR=0.986,95%CI0.977~0.995)是治療后水腫療效未達標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糖尿病病程長(OR=1.191,95%CI1.011~1.404)、APOA高(OR=1.007,95%CI1.000~1.013)是治療后視力療效未達標的獨立危險因素;年齡、空腹血糖、收縮壓、TC、HB、Scr等其他指標對治療后水腫、視力療效均無影響(P>0.05)。


3 討論
已有研究發現,抗VEGF藥物治療后DME患眼平均BCVA提高6.8~12.0個字母[26, 27]。說明抗VEGF藥物治療DME確實存在個體差異。提示全身或眼部本身存在影響抗VEGF藥物治療效果的因素。
Cai等[28]發現,吸煙與DR的發生發展有關。本研究結果顯示,有吸煙史是患者治療后水腫消退不理想的獨立危險因素。既往研究表明,吸煙會增加碳氧血紅蛋白的水平,降低血液的氧氣攜帶能力;煙中的尼古丁有促進視網膜血管收縮和降低視網膜微循環調節能力的作用,通過減少視網膜血流量,進一步降低視網膜血氧供應[28, 29]。此外,煙中的某些主要成分可與血漿和細胞外基質蛋白反應形成具有晚期糖基化終產物(AGEs)特性的共價化合物損傷視網膜血管[30]。吸煙可能通過以上途徑損傷視網膜血管,降低康柏西普對DME的治療效果,影響水腫消退效果。
本研究結果顯示,基線CMT、基線BCVA與患者治療后水腫消退效果有關;其中基線CMT薄是水腫消退效果不理想的獨立危險因素。這可能說明康柏西普治療DME的療效與患者基線視力與基線CMT有關。
我們發現,HbA1c水平與治療后視力提高效果有關,而與水腫消退效果無關;但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未顯示HbA1c對治療效果的影響。Matsuda等[19]發現,HbA1c影響抗VEGF藥物治療DME的視力提高效果和水腫消退效果,將HbA1c控制于7%以下有助于提高治療效果。但另有研究將HbA1c水平分為4個亞組(HbA1c≤6.6%、6.6%<HbA1c≤7.4%、7.4%<HbA1c≤8.5%、8.5%<HbA1c),36個月后4個亞組間抗VEGF藥物治療DME的效果無明顯差異[20, 31]。我們將HbA1c分為<7%和≥7%兩個等級后進行單因素分析,亦得出HbA1c對于康柏西普治療DME的效果無影響。據此我們認為,HbA1c水平對抗VEGF藥物治療DME的效果無影響或影響可忽略不計。我們在獨立樣本 t檢驗時發現HbA1c對視力效果有影響可能是與樣本量較少和部分患者HbA1c數據缺失有關。有學者通過單因素分析也發現,糖尿病病程影響抗VEGF治療的視力提高效果而不影響其水腫消退效果[18]。與之相似,本研究也發現糖尿病病程較長是康柏西普治療DME視力效果未達標的獨立危險因素。
本研究結果顯示,HDL水平低是治療后水腫消退效果不達標的獨立危險因素。Raman等[10]提出,HDL水平低與DME的發生有關。HDL是一種抗氧化劑,可以通過運輸細胞內膽固醇防止血管粥樣硬化的發生,并且具有抗炎作用,是主要的血管保護性脂蛋白[32]。血管中HDL水平低會降低視網膜血管的保護作用,視網膜血管損傷較重,降低康柏西普對DME患者治療效果,影響水腫消退。我們還發現,APOA水平高是治療后視力提高效果不達標的獨立危險因素。其原因可能是DR早期即存在APOA高表達,APOA可能參與DR的病理生理過程,損傷患者視網膜,從而影響康柏西普治療DME的視力提高效果[33]。
我們發現舒張壓低在單因素與多因素回歸分析中均顯示出對治療后水腫消退有影響,舒張壓低是治療后水腫消退未達標的獨立危險因素,但對視力提高無影響。本研究發現的抗VEGF藥物治療DME的視力效果不受舒張壓水平的影響與Singh等[20]研究結果一致。
本研究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血中性粒細胞濃度高與治療后水腫消退效果有關,但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血中性粒細胞濃度對治療效果無影響。我們認為,血中性粒細胞濃度對于康柏西普治療效果影響極微。我們還發現,年齡、高血壓病史、視網膜前膜、DR分期等其他指標對康柏西普治療DME效果無影響,與以往研究結果一致[18, 20, 34, 35]。Cheng等[35]發現,視網膜前膜、玻璃體黃斑牽引等玻璃體界面異常對抗VEGF藥物治療DME的效果無影響。這說明抗VEGF藥物對于伴有視網膜前膜或牽拉的DME患者同樣有治療效果。
本研究結果表明,有吸煙史、低舒張壓、低HDL和基線CMT薄是玻璃體腔注射康柏西普治療后水腫消退不理想的獨立危險因素;糖尿病病程長、高APOA水平是玻璃體腔注射康柏西普治療后視力提高不理想的獨立危險因素。其他全身因素(年齡、高血壓病史、空腹血糖、TG、TC、Scr、HB)和眼部情況(DR分期、既往PRP史、既往黃斑光凝史、視網膜前膜)對玻璃體腔注射康柏西普治療DME的效果無影響。提示DME患者除接受抗VEGF藥物治療的同時,還應保持良好的自身舒張壓和HDL水平,控制APOA水平并戒煙,以更好地治療和控制DME,達到消除黃斑水腫,提高視功能的目的。由于本研究為回顧性研究且納入的樣本量較少、隨訪時間較短,其結果仍需大樣本的前瞻性研究加以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