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肖麗波, 鄒悅, 李云琴, 朱妤, 徐文榮. 云南省玉龍縣漢族和納西族2型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影響因素分析. 中華眼底病雜志, 2017, 33(3): 298-300. doi: 10.3760/cma.j.issn.1005-1015.2017.03.018 復制
研究發現，不同民族之間糖尿病（DM）患病率及空腹血糖受損情況有所不同[1]；與糖代謝有關疾病可能與種族分布、飲食及文化背景有關。DM視網膜病變（DR）流行病學調查及相關危險因素研究也發現，不同民族DR患病率及嚴重程度存在差異。其原因可能與各地各民族不同生活方式和遺傳因素密切相關[2,3]，但尚無明確定論。納西族為云南省獨有的少數民族，有其獨特的生活習慣，但目前關于云南省漢族和納西族DR患病率及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尚少。為了解云南省漢族和納西族DR的患病情況，我們對一組診斷為2型DM（T2DM）的漢族和納西族患者進行了DR影響因素調查。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橫斷面現場調查研究。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在云南省麗江市玉龍縣3家醫院內分泌科確診的T2DM患者98例納入研究。其中，男性47例，女性51例；平均年齡（54.47±1.19）歲。漢族66例，占67.3%；納西族32例，占32.7%。
納入標準：（1）符合T2DM診斷標準[4]；（2）患者為漢族或納西族；（3）發病年齡≥30歲且無胰島素依賴。排除標準：（1）患有腫瘤等重大疾病者：（2）智力、精神障礙不能準確填寫調查表者；（3）1型DM、酮癥酸中毒及高滲性DM酸中毒者；（4）存在除DR外的嚴重眼病者。調查由云南省麗江市醫院內科醫師和云南省第二人民醫院眼科醫師共同完成。
調查員經過統一培訓，問卷結果由調查員填寫。采用自行設計的調查表以面對面詢問方式獲得每例患者姓名、性別、年齡、民族、吸煙史、飲酒史、飲食習慣、既往疾病史、一級親屬DM家族史。完成血壓、身高、體重、腰圍、臀圍等基本檢查。計算體重指數（BMI）。靜息狀態下間隔10 min坐位測量血壓2次以上，取平均值。高血壓：收縮壓≥140 mmHg （1 mmHg=0.133 kPa）和（或）舒張壓≥90 mmHg，或近2周內服降壓藥血壓正常者。同日晚餐后禁食10～12 h，次日清晨空腹抽取靜脈血3 ml，采用日本Olympus公司AU2700全自動生化儀檢測空腹血糖。
所有患者均行裸眼視力檢查，低于0.8者進行驗光并行最佳矯正視力檢查。采用蘇州六六視覺股份有限公司Z-5型裂隙燈顯微鏡行眼前節檢查；聯合前置鏡行玻璃體和眼底檢查。屈光間質混濁影響眼底檢查者排除淺前房后散瞳眼底檢查。采用日本Canon公司DG-R型免擴瞳數字眼底照相機拍攝2張不同區域眼底后極部45°范圍彩色眼底像，眼科醫師閱片并進一步行間接檢眼鏡檢查。疑診DR者，同時行光相干斷層掃描（OCT）、熒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檢查。綜合間接檢眼鏡、OCT、FFA檢查結果，根據美國眼科學會和國際眼科學會2003年DR分期標準[5]對DR進行診斷。
采用Epidata軟件建立數據庫，資料由雙人錄入并且進行邏輯檢錯無誤后，應用SPSS17.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處理。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 ）表示。組間比較行t檢驗；計數資料行χ2檢驗；采用單因素和多因素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α=0.10。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66例漢族患者中，男性30例，女性36例；平均年齡（49.9±12.3）歲；平均BMI值（24.75±6.16）kg/m2。32例納西族患者中，男性17例，女性15例；平均年齡（44.2±13.2）歲；平均BMI（24.15±5.79）kg/m2。不同民族之間性別構成比（χ2=0.508）、平均年齡（t=5.167）、平均BMI（t=10.982）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476、0.762、0.788）；DM病程＞10年、一級親屬DM家族史、規律服用降糖藥、胰島素使用情況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納西族患者中有高血壓病史、飲酒史者高于漢族，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1）。
表1
漢族、納西族T2DM患者一般臨床資料比較
98例患者中，檢出DR者29例，占29.6%。其中，漢族14例，占漢族患者的21.2%；納西族15例，占納西族患者的46.9%。不同民族患者DR檢出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6.812，P=0.009）。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以DR為因變量，校正了性別、年齡、BMI、一級親屬DM家族史、民族、DM病程＞10年、高血壓、吸煙、飲酒、規律服用降糖藥、使用胰島素后，年齡、BMI、高血壓、DM病程＞10年為DR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表2）。
表2
DR相關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3 討論
本研究發現，同一地區同一華人種族下，在T2DM患者中，納西族DR檢出率明顯高于漢族，但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并未顯示納西族是DR的獨立危險因素。國內有研究表明，西北回族DM患病率高于漢族[6]。認為糖代謝有關疾病可能與種族分布、飲食及文化背景有關。我們發現，麗江地區納西族飲食中牛羊肉較多，同時食用酥油茶等高脂肪高熱量乳制品較多，可能會導致血脂代謝紊亂，破壞視網膜血管內皮細胞功能，促使DR發生[7,8]。此外，納西族患者中飲酒者比例明顯高于漢族。國外有研究發現，飲酒是DM患者增加微血管異常的一個危險因素[9]。納西族特有的飲食習慣及飲酒文化是否也是其發生DR的潛在危險因素值得進一步探討。
研究表明，高血壓與DR發生密切相關[10,11]，本研究結果與此一致。本研究還發現納西族有高血壓病史者高于漢族，推測也是其DR檢出率較高的原因之一。馬衛平等[12]研究指出高BMI，特別是腹型肥胖與DM密切相關，本研究進一步顯示，高BMI也是DR發病的危險因素，這可能與高BMI人群潛在的血脂控制不佳有關。此外，本研究結果顯示，DM病程與DR發生呈正相關。這與很多國內外的研究相一致。提示DM病程在10年以上的患者應是重點干預對象。
DM及其相關的DR是由遺傳因素及環境因素共同決定的。本研究納西族DR檢出率較高可能與其地域特點、民族特征、特殊的生活及飲食習慣有密切的關系。本研究結果提示有必要在未來的研究中，一方面要加強DR防治宣傳；另一方面在DR的篩查中可以將民族背景作為高危因素考慮，對于易發生DR的高危民族應予以更多的關注。另外，雖本研究仍存在一些缺陷。首先是樣本量較小；其次對于血脂等重要指標未仔細檢查分析。還需在今后研究中進一步探討納西族與DR發病之間的聯系，以期為針對性的在納西族地區防治DR提供依據。
研究發現，不同民族之間糖尿病（DM）患病率及空腹血糖受損情況有所不同[1]；與糖代謝有關疾病可能與種族分布、飲食及文化背景有關。DM視網膜病變（DR）流行病學調查及相關危險因素研究也發現，不同民族DR患病率及嚴重程度存在差異。其原因可能與各地各民族不同生活方式和遺傳因素密切相關[2,3]，但尚無明確定論。納西族為云南省獨有的少數民族，有其獨特的生活習慣，但目前關于云南省漢族和納西族DR患病率及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尚少。為了解云南省漢族和納西族DR的患病情況，我們對一組診斷為2型DM（T2DM）的漢族和納西族患者進行了DR影響因素調查。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橫斷面現場調查研究。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在云南省麗江市玉龍縣3家醫院內分泌科確診的T2DM患者98例納入研究。其中，男性47例，女性51例；平均年齡（54.47±1.19）歲。漢族66例，占67.3%；納西族32例，占32.7%。
納入標準：（1）符合T2DM診斷標準[4]；（2）患者為漢族或納西族；（3）發病年齡≥30歲且無胰島素依賴。排除標準：（1）患有腫瘤等重大疾病者：（2）智力、精神障礙不能準確填寫調查表者；（3）1型DM、酮癥酸中毒及高滲性DM酸中毒者；（4）存在除DR外的嚴重眼病者。調查由云南省麗江市醫院內科醫師和云南省第二人民醫院眼科醫師共同完成。
調查員經過統一培訓，問卷結果由調查員填寫。采用自行設計的調查表以面對面詢問方式獲得每例患者姓名、性別、年齡、民族、吸煙史、飲酒史、飲食習慣、既往疾病史、一級親屬DM家族史。完成血壓、身高、體重、腰圍、臀圍等基本檢查。計算體重指數（BMI）。靜息狀態下間隔10 min坐位測量血壓2次以上，取平均值。高血壓：收縮壓≥140 mmHg （1 mmHg=0.133 kPa）和（或）舒張壓≥90 mmHg，或近2周內服降壓藥血壓正常者。同日晚餐后禁食10～12 h，次日清晨空腹抽取靜脈血3 ml，采用日本Olympus公司AU2700全自動生化儀檢測空腹血糖。
所有患者均行裸眼視力檢查，低于0.8者進行驗光并行最佳矯正視力檢查。采用蘇州六六視覺股份有限公司Z-5型裂隙燈顯微鏡行眼前節檢查；聯合前置鏡行玻璃體和眼底檢查。屈光間質混濁影響眼底檢查者排除淺前房后散瞳眼底檢查。采用日本Canon公司DG-R型免擴瞳數字眼底照相機拍攝2張不同區域眼底后極部45°范圍彩色眼底像，眼科醫師閱片并進一步行間接檢眼鏡檢查。疑診DR者，同時行光相干斷層掃描（OCT）、熒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檢查。綜合間接檢眼鏡、OCT、FFA檢查結果，根據美國眼科學會和國際眼科學會2003年DR分期標準[5]對DR進行診斷。
采用Epidata軟件建立數據庫，資料由雙人錄入并且進行邏輯檢錯無誤后，應用SPSS17.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處理。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 ）表示。組間比較行t檢驗；計數資料行χ2檢驗；采用單因素和多因素非條件logistic回歸分析。α=0.10。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66例漢族患者中，男性30例，女性36例；平均年齡（49.9±12.3）歲；平均BMI值（24.75±6.16）kg/m2。32例納西族患者中，男性17例，女性15例；平均年齡（44.2±13.2）歲；平均BMI（24.15±5.79）kg/m2。不同民族之間性別構成比（χ2=0.508）、平均年齡（t=5.167）、平均BMI（t=10.982）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476、0.762、0.788）；DM病程＞10年、一級親屬DM家族史、規律服用降糖藥、胰島素使用情況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納西族患者中有高血壓病史、飲酒史者高于漢族，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1）。
表1
漢族、納西族T2DM患者一般臨床資料比較
98例患者中，檢出DR者29例，占29.6%。其中，漢族14例，占漢族患者的21.2%；納西族15例，占納西族患者的46.9%。不同民族患者DR檢出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6.812，P=0.009）。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以DR為因變量，校正了性別、年齡、BMI、一級親屬DM家族史、民族、DM病程＞10年、高血壓、吸煙、飲酒、規律服用降糖藥、使用胰島素后，年齡、BMI、高血壓、DM病程＞10年為DR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表2）。
表2
DR相關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3 討論
本研究發現，同一地區同一華人種族下，在T2DM患者中，納西族DR檢出率明顯高于漢族，但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并未顯示納西族是DR的獨立危險因素。國內有研究表明，西北回族DM患病率高于漢族[6]。認為糖代謝有關疾病可能與種族分布、飲食及文化背景有關。我們發現，麗江地區納西族飲食中牛羊肉較多，同時食用酥油茶等高脂肪高熱量乳制品較多，可能會導致血脂代謝紊亂，破壞視網膜血管內皮細胞功能，促使DR發生[7,8]。此外，納西族患者中飲酒者比例明顯高于漢族。國外有研究發現，飲酒是DM患者增加微血管異常的一個危險因素[9]。納西族特有的飲食習慣及飲酒文化是否也是其發生DR的潛在危險因素值得進一步探討。
研究表明，高血壓與DR發生密切相關[10,11]，本研究結果與此一致。本研究還發現納西族有高血壓病史者高于漢族，推測也是其DR檢出率較高的原因之一。馬衛平等[12]研究指出高BMI，特別是腹型肥胖與DM密切相關，本研究進一步顯示，高BMI也是DR發病的危險因素，這可能與高BMI人群潛在的血脂控制不佳有關。此外，本研究結果顯示，DM病程與DR發生呈正相關。這與很多國內外的研究相一致。提示DM病程在10年以上的患者應是重點干預對象。
DM及其相關的DR是由遺傳因素及環境因素共同決定的。本研究納西族DR檢出率較高可能與其地域特點、民族特征、特殊的生活及飲食習慣有密切的關系。本研究結果提示有必要在未來的研究中，一方面要加強DR防治宣傳；另一方面在DR的篩查中可以將民族背景作為高危因素考慮，對于易發生DR的高危民族應予以更多的關注。另外，雖本研究仍存在一些缺陷。首先是樣本量較小；其次對于血脂等重要指標未仔細檢查分析。還需在今后研究中進一步探討納西族與DR發病之間的聯系，以期為針對性的在納西族地區防治DR提供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