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曾奎, 馬林昆, 曹霞. 有無視網膜病變的糖尿病患者焦慮、抑郁狀態及人格特征比較. 中華眼底病雜志, 2015, 31(2): 130-133. doi: 10.3760/cma.j.issn.1005-1015.2015.02.005 復制
研究發現,糖尿病患者合并抑郁的情況為正常人群的2~3倍,約占30%[1-3]。其抑郁狀態與女性性別、血糖、病程、并發癥數目、體重指數、醫療費用及運動少呈正相關[4-9]。然而,針對糖尿病伴發的視網膜病變是否也會對患者的情緒帶來影響目前報道不多。為此,我們對比分析了有無視網膜病變的糖尿病患者焦慮、抑郁狀態及人格特征。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2014年4~11月昆明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內分泌科及眼科收治的糖尿病患者435例納入本研究。參照文獻[10]確立糖尿病患者的納入標準:(1)符合世界衛生組織1999年制定的糖尿病診斷標準[11];(2)年齡18~80歲;(3)文化程度小學以上;(4)愿意接受本研究計劃并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1)伴有糖尿病急性并發癥;(2)年齡>80歲或<18歲;(3)合并急性心腦血管、消化、嚴重感染、腫瘤、嚴重水電解質紊亂、免疫系統和血液系統疾病;(4)癡呆、各種精神病患者及不愿意合作者;(5)有藥物或酒精依賴史,既往用過抗抑郁、焦慮藥物者;(6)妊娠和哺乳期婦女[12];(7)伴有其他眼科并發癥者。參照文獻[10]的標準并經眼底彩色照相和熒光素眼底血管造影檢查確立伴有視網膜病變的診斷標準。
435例患者中,男性160例,女性275例,男女性別比為1∶1.72。年齡19~80歲,平均年齡(43.34士10.10)歲。年齡<20歲13例,20~39歲89例,40~60歲121例,>60歲212例。糖尿病病程1個月~30年,平均糖尿病病程(9.84±4.90)年。病程≤1年33例,>1年但≤3年67例,>3年但≤9年92例;>9年但≤15年120例,>15年123例。月收入<1000元24例,1000~1999元201例,2000~2999元79例,≥3000元131例。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303例,高中及以上132例。伴有視網膜病變178例(A組),不伴有視網膜病變257例(B組)。A組患者中,男性54例,女性124例;年齡42~74歲,平均年齡(59.67±8.75)歲;平均糖尿病病程(7.75±3.95)年。B組患者中,男性106例,女性151例;年齡45~76歲,平均年齡(59.03±9.13)歲;平均糖尿病病程(11.27±4.11)年。
采用調查問卷的方式收集患者一般資料,應用焦慮自評量表(SAS)、抑郁自評量表(SDS)、大五人格量表(NEO-FFI)評定患者焦慮、抑郁以及人格特征情況[5, 6, 13]。均由眼科醫生評測,要求使用規范化語言對量表的內容進行解釋,嚴格遵守職責,不歧視填表人,不向填表人詢問隱私問題。調查表中所有內容的填寫和收集均真實、全面,在安靜、避免干擾的環境下指導患者填表[9]。每一份調查表均由兩名眼科醫生共同核對完成,一名醫生閱讀測評題目,一名醫生記錄答案,最后統一核算結果。共收集調查問卷435份。SAS標準分的分界值為50分,其中50~59分為輕度焦慮,60~69分為中度焦慮,≥70分為重度焦慮。SDS標準分<50分為無抑郁,≥50分且<60分為輕度抑郁,≥60分且<70分為中度抑郁,≥70分為重度抑郁。NEO-FFI按照情緒穩定性、外向、開明性、隨和以及責任心5個子量表組成,共60道題目,其中26道題目為反向記分題[14, 15]。
采用SPSS18.0統計軟件行統計分析,數據以均數±標準差(
2 結果
A組患者中,輕度焦慮110例,中度焦慮57例,重度焦慮11例;無抑郁74例,輕度抑郁53例,中度抑郁31例,重度抑郁20例。B組患者中,輕度焦慮181例,中度焦慮53例,重度焦慮23例;無抑郁177例,輕度抑郁44例,中度抑郁25例,重度抑郁11例。A組SAS、SDS評分均較B組明顯偏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35)。
A、B組組內男女性患者之間的SAS、SDS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A、B組男性患者之間的SAS、SDS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A組女性患者的SAS、SDS評分均較B組偏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6.764,P<0.05)(表 1)。

A、B組不同年齡患者之間的SAS、SDS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 2)。

SAS、SDS評分隨病程延長而逐漸增高,但SDS評分較SAS稍弱,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24)。A、B組不同病程患者之間的SAS、SDS評分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39、0.013)(表 3,4)。


A、B組患者NEO-FFI評分結果比較,B組患者在外向、隨和、責任心方面的評分較A組更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29);B組患者在情緒穩定方面的評分較A組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32);兩組患者在開明性方面的評分無明顯差異(P=0.342)(表 5)。

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文化程度、伴高血壓、年齡、體重、飲酒、職業的忙綠程度均是視網膜病變發生的影響因素(P<0.05)(表 6)。

3 討論
Brown等[16-18]報道,糖尿病患者抑郁癥發生率為30%,其中超過10%的患者有重度抑郁,明顯高于非糖尿病患者抑郁癥的發生率,且其焦慮和抑郁程度更重。而臨床工作中,糖尿病患者合并抑郁的問題并沒有得到積極重視和診治。SAS、SDS是一種患者自己進行的抑郁自我評定量表,共20個條目,每條目分4級評分,評分需與常模或對照組比較進行分析,主要用于評定焦慮、抑郁患者的主觀感受。這兩種量表不僅可以幫助診斷患者是否有焦慮、抑郁癥狀,還可以判定其焦慮、抑郁的程度。主要適用于具有焦慮、抑郁癥狀的成年人。對嚴重遲緩癥狀的焦慮、抑郁,評定有困難。同時,對于文化程度較低或智力水平稍差的人使用效果不佳。因此,本研究納入對象的文化程度均為小學以上,并排除了年齡低于18歲的成年人及癡呆、各種精神病患者。本研究SAS、SDS評分結果顯示,伴視網膜病變者比不伴視網膜病變者更易發生抑郁和焦慮情緒;其中女性患者表現更為明顯。這與Paschalides等[19]報道的女性糖尿病患者更易焦慮和抑郁的結果一致。同時我們還發現,糖尿病患者的抑郁、焦慮情緒與病程有關,病程越長,抑郁、焦慮情緒越重。
NEO-FFI由5個子量表組成,共60道題,其中有26道為反向計分題[5, 6, 13]。大五人格的構建基礎,包涵了有關品格的詞匯或行為表現,可以將測試結果作為人格的量化結果,很方便地總結出測試者的人格特征。本研究結果顯示,在人格特征的對比上,不伴視網膜病變的糖尿病患者相較于伴視網膜病變的糖尿病患者明顯外向、隨和、有責任心,且情緒更為穩定,但在開明性方面的差異不太明顯。但這一結果有待更大樣本量研究加以驗證。
本研究結果表明,伴有視網膜病變的糖尿病患者,尤其是女性患者,隨著病程延長,明顯較不伴視網膜病變的糖尿病患者更易抑郁、焦慮,人格特征也偏向內向、不開朗、不積極。提示臨床對伴有視網膜病變的糖尿病患者更應加強心理治療及護理干預,臨床工作中主動與患者交流,使其積極配合治療,創建良好的休養環境,以利于早期康復;傾聽患者表達,處處體現關心和尊重,以減輕其煩躁情緒。以此幫助患者更快的治療和出院后的康復生活。
研究發現,糖尿病患者合并抑郁的情況為正常人群的2~3倍,約占30%[1-3]。其抑郁狀態與女性性別、血糖、病程、并發癥數目、體重指數、醫療費用及運動少呈正相關[4-9]。然而,針對糖尿病伴發的視網膜病變是否也會對患者的情緒帶來影響目前報道不多。為此,我們對比分析了有無視網膜病變的糖尿病患者焦慮、抑郁狀態及人格特征。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2014年4~11月昆明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內分泌科及眼科收治的糖尿病患者435例納入本研究。參照文獻[10]確立糖尿病患者的納入標準:(1)符合世界衛生組織1999年制定的糖尿病診斷標準[11];(2)年齡18~80歲;(3)文化程度小學以上;(4)愿意接受本研究計劃并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1)伴有糖尿病急性并發癥;(2)年齡>80歲或<18歲;(3)合并急性心腦血管、消化、嚴重感染、腫瘤、嚴重水電解質紊亂、免疫系統和血液系統疾病;(4)癡呆、各種精神病患者及不愿意合作者;(5)有藥物或酒精依賴史,既往用過抗抑郁、焦慮藥物者;(6)妊娠和哺乳期婦女[12];(7)伴有其他眼科并發癥者。參照文獻[10]的標準并經眼底彩色照相和熒光素眼底血管造影檢查確立伴有視網膜病變的診斷標準。
435例患者中,男性160例,女性275例,男女性別比為1∶1.72。年齡19~80歲,平均年齡(43.34士10.10)歲。年齡<20歲13例,20~39歲89例,40~60歲121例,>60歲212例。糖尿病病程1個月~30年,平均糖尿病病程(9.84±4.90)年。病程≤1年33例,>1年但≤3年67例,>3年但≤9年92例;>9年但≤15年120例,>15年123例。月收入<1000元24例,1000~1999元201例,2000~2999元79例,≥3000元131例。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303例,高中及以上132例。伴有視網膜病變178例(A組),不伴有視網膜病變257例(B組)。A組患者中,男性54例,女性124例;年齡42~74歲,平均年齡(59.67±8.75)歲;平均糖尿病病程(7.75±3.95)年。B組患者中,男性106例,女性151例;年齡45~76歲,平均年齡(59.03±9.13)歲;平均糖尿病病程(11.27±4.11)年。
采用調查問卷的方式收集患者一般資料,應用焦慮自評量表(SAS)、抑郁自評量表(SDS)、大五人格量表(NEO-FFI)評定患者焦慮、抑郁以及人格特征情況[5, 6, 13]。均由眼科醫生評測,要求使用規范化語言對量表的內容進行解釋,嚴格遵守職責,不歧視填表人,不向填表人詢問隱私問題。調查表中所有內容的填寫和收集均真實、全面,在安靜、避免干擾的環境下指導患者填表[9]。每一份調查表均由兩名眼科醫生共同核對完成,一名醫生閱讀測評題目,一名醫生記錄答案,最后統一核算結果。共收集調查問卷435份。SAS標準分的分界值為50分,其中50~59分為輕度焦慮,60~69分為中度焦慮,≥70分為重度焦慮。SDS標準分<50分為無抑郁,≥50分且<60分為輕度抑郁,≥60分且<70分為中度抑郁,≥70分為重度抑郁。NEO-FFI按照情緒穩定性、外向、開明性、隨和以及責任心5個子量表組成,共60道題目,其中26道題目為反向記分題[14, 15]。
采用SPSS18.0統計軟件行統計分析,數據以均數±標準差(
2 結果
A組患者中,輕度焦慮110例,中度焦慮57例,重度焦慮11例;無抑郁74例,輕度抑郁53例,中度抑郁31例,重度抑郁20例。B組患者中,輕度焦慮181例,中度焦慮53例,重度焦慮23例;無抑郁177例,輕度抑郁44例,中度抑郁25例,重度抑郁11例。A組SAS、SDS評分均較B組明顯偏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35)。
A、B組組內男女性患者之間的SAS、SDS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A、B組男性患者之間的SAS、SDS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A組女性患者的SAS、SDS評分均較B組偏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6.764,P<0.05)(表 1)。

A、B組不同年齡患者之間的SAS、SDS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 2)。

SAS、SDS評分隨病程延長而逐漸增高,但SDS評分較SAS稍弱,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24)。A、B組不同病程患者之間的SAS、SDS評分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39、0.013)(表 3,4)。


A、B組患者NEO-FFI評分結果比較,B組患者在外向、隨和、責任心方面的評分較A組更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29);B組患者在情緒穩定方面的評分較A組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32);兩組患者在開明性方面的評分無明顯差異(P=0.342)(表 5)。

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文化程度、伴高血壓、年齡、體重、飲酒、職業的忙綠程度均是視網膜病變發生的影響因素(P<0.05)(表 6)。

3 討論
Brown等[16-18]報道,糖尿病患者抑郁癥發生率為30%,其中超過10%的患者有重度抑郁,明顯高于非糖尿病患者抑郁癥的發生率,且其焦慮和抑郁程度更重。而臨床工作中,糖尿病患者合并抑郁的問題并沒有得到積極重視和診治。SAS、SDS是一種患者自己進行的抑郁自我評定量表,共20個條目,每條目分4級評分,評分需與常模或對照組比較進行分析,主要用于評定焦慮、抑郁患者的主觀感受。這兩種量表不僅可以幫助診斷患者是否有焦慮、抑郁癥狀,還可以判定其焦慮、抑郁的程度。主要適用于具有焦慮、抑郁癥狀的成年人。對嚴重遲緩癥狀的焦慮、抑郁,評定有困難。同時,對于文化程度較低或智力水平稍差的人使用效果不佳。因此,本研究納入對象的文化程度均為小學以上,并排除了年齡低于18歲的成年人及癡呆、各種精神病患者。本研究SAS、SDS評分結果顯示,伴視網膜病變者比不伴視網膜病變者更易發生抑郁和焦慮情緒;其中女性患者表現更為明顯。這與Paschalides等[19]報道的女性糖尿病患者更易焦慮和抑郁的結果一致。同時我們還發現,糖尿病患者的抑郁、焦慮情緒與病程有關,病程越長,抑郁、焦慮情緒越重。
NEO-FFI由5個子量表組成,共60道題,其中有26道為反向計分題[5, 6, 13]。大五人格的構建基礎,包涵了有關品格的詞匯或行為表現,可以將測試結果作為人格的量化結果,很方便地總結出測試者的人格特征。本研究結果顯示,在人格特征的對比上,不伴視網膜病變的糖尿病患者相較于伴視網膜病變的糖尿病患者明顯外向、隨和、有責任心,且情緒更為穩定,但在開明性方面的差異不太明顯。但這一結果有待更大樣本量研究加以驗證。
本研究結果表明,伴有視網膜病變的糖尿病患者,尤其是女性患者,隨著病程延長,明顯較不伴視網膜病變的糖尿病患者更易抑郁、焦慮,人格特征也偏向內向、不開朗、不積極。提示臨床對伴有視網膜病變的糖尿病患者更應加強心理治療及護理干預,臨床工作中主動與患者交流,使其積極配合治療,創建良好的休養環境,以利于早期康復;傾聽患者表達,處處體現關心和尊重,以減輕其煩躁情緒。以此幫助患者更快的治療和出院后的康復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