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殷心軒, 邢東軍, 汪婷麗, 于榮國, 王林妮, 胡立影, 宮雪, 陳璐, 李志清. 滲出型老年性黃斑變性患者負荷抗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藥物治療反應與單核苷酸多態性的相關性研究. 中華眼底病雜志, 2021, 37(9): 693-701. doi: 10.3760/cma.j.cn511434-20210406-00171 復制
玻璃體腔注射抗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藥物治療滲出型老年性黃斑變性（AMD）可顯著提高患者視力，但仍有少部分患者治療后反應不佳，出現視力喪失[1]。遺傳因素對AMD患者的影響逐漸引起臨床關注，聚焦于中國人基因變異對抗VEGF藥物療效影響的研究逐漸深入[2]。已有研究表明，一些炎性因子單核苷酸多態性（SNP）與AMD發病相關，如白細胞介素（IL）-8 rs4073位點純合子AA與AMD發病年齡較早相關，補體C3基因（C3）rs225066位點G基因型與AMD風險降低顯著相關，補體因子H（CFH）rs800292位點G基因型顯著增加中國人群滲出型AMD（wAMD）的易感性[3-6]。另有部分脂質相關基因突變也與AMD發病相關，如膽固醇脂蛋白轉移酶（CETP）rs708272共同顯性模型中的GA和AA基因型分別增加wAMD發病風險1.5、1.7倍[7]；三磷酸腺苷結合盒亞家族A成員1（ABCA1）rs1883025位點C基因型頻率在AMD患者中顯著高于正常人，并且平均載脂蛋白B水平也隨C等位基因數增加而增加[8]；脂肪酸去飽和基因簇（FADS1）rs174547位點T基因型在AMD患者中顯著高于正常人[9]；ABCA1 rs1883025位點T基因型與脂蛋白脂肪酶（LPL）rs12678919G、高密度脂蛋白（HDL）水平升高相關，并可降低AMD發病風險[10-11]；肝脂肪酶（LIPC）rs2043085等位基因C與HDL膽固醇（HDL-C）呈負相關，HDL-C與AMD風險增加有關，而甘油三酯（TG）則與AMD風險呈負相關[12]。目前對于SNP與抗VEGF藥物治療wAMD反應性的研究相對較少。為此，本研究對以上脂質相關基因位點及炎性基因位點SNP對wAMD患者3個月負荷抗VEGF藥物治療反應性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回顧性臨床研究。本研究經天津醫科大學眼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批準號：2020KY-14）。患者均知情并簽署書面知情同意書。
2019年8月至2020年9月在天津醫科大學眼科醫院檢查確診的wAMD患者103例103只眼納入本研究。納入標準：（1）年齡≥50歲。（2）符合wAMD診斷標準[13]；（3）治療前視力 0.05～0.5。（4）全部病變≤12個視盤面積，脈絡膜新生血管（CNV）區＞病變區的50%。（5）活動期病變：① 視網膜色素上皮（RPE）脫離或神經上皮脫離，或視網膜內出血、視網膜下出血；② 光相干斷層掃描（OCT）顯示視網膜增厚，視網膜內或RPE下或神經上皮下有液體。（6）6個月內未接受抗VEGF藥物治療，起始治療接受抗VEGF藥物治療3次。排除標準：（1）玻璃膜疣（萎縮型AMD）、非AMD的CNV。（2）卵黃樣黃斑變性晚期、高度近視CNV、Stargardt病、視網膜血管阻塞、脈絡膜視網膜炎、糖尿病視網膜病變、青光眼、嚴重白內障等其他眼部疾病。
所有患者均行最佳矯正視力（BCVA）、眼壓、裂隙燈顯微鏡（外眼眼前節及前1/3玻璃體）、散瞳后眼底彩色照相、OCT、OCT血管成像（OCTA）、熒光素眼底血管造影等檢查。BCVA檢查采用標準對數視力表進行，統計時換算為最小分辨角對數（logMAR）視力。采用美國Optovue公司RT-Vue XR OCT儀并應用設備自帶軟件測量患眼黃斑中心凹視網膜厚度（CRT）。以治療后3個月CRT無變化或增加定義為無反應；CRT明顯降低（厚度降低超過原始厚度的2%）定義為有反應。所有檢查均由經規范化培訓的醫技人員操作，并由兩名眼底病專家獨立閱片做出明確診斷，若診斷不一致與另一名上級醫師討論后得出最終診斷。
患者均接受玻璃體腔注射抗VEGF藥物治療，每一個月1次，連續3個月（3+PRN）。治療由同一位有經驗的主任醫師操作完成。初次治療前，采集患者外周靜脈血，質譜法檢測IL-8、C3、CFH、LIPC、CETP、ABCA1、LPL、FADS1的SNP。按照基因頻率將基因型分為野生型和突變型。基因型質譜測序，提取基因組DNA、設計引物，進行Massarry SNP質譜測序（北京六合華大基因有限公司），確定各位點處堿基序列。
應用 Excel對患者的臨床資料和實驗室數據結果進行錄入和整理。各臨床表型中各基因型分布頻率差異和基因型分布Hardy-Weinberg平衡（HWE）等定性數據比較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精確檢驗，藥物種類分層比較使用Cochran-Mantel-Haenszel檢驗。偏態資料行非參數檢驗，兩組間比較行Mann-Whiney U檢驗，多組間比較行Kruskal-Wallis H檢驗，配對比較行非參數統計Wilcoxon檢驗；正態資料組間比較行獨立樣本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103例患者中，男性59例（57.28%，59/103），女性44例（42.72%，44/103）；年齡51～89歲，平均年齡（68.74±7.74）歲。有高血壓病史46例（44.66%，46/103）；有吸煙史45例（43.69%，45/103）。患者總膽固醇（TC）、TG、低密度脂蛋白（LDL）-膽固醇（LDL-C）、HDL-C分別為（4.97±1.00）、（1.90±0.98）、（2.81±0.78）、（1.11±0.25）mmol/L；載脂蛋白α1、載脂蛋白b分別為（1.06±0.22）、（0.87±0.35）g/L；脂蛋白α為（290.36±340.22）mg/L。患眼logMAR BCVA 0.22～1.70，平均logMAR BCVA 0.82±0.34；CRT 139～1520 μm，平均CRT（441.67±241.21）μm。
基因型檢測結果顯示，除LPL rs12678919外，其余基因型均符合HWE定律，且最小等位基因頻率＞0.05，具有臨床評價潛能。依據顯性基因模型，CETP rs708272基因頻率A＞G 中AA基因型、ABCA1 rs1883025基因頻率C＞T中CC基因型、LIPC rs2043085基因頻率C＞T中CC基因型、FADS1 rs174547基因頻率T＞C中TT基因型、IL-8 rs4073基因頻率T＞A中TT基因型、C3 rs225066基因頻率T＞C中TT基因型、CFH rs800292基因頻率G＞A中GG基因型為野生型，其他基因型為突變型（表1）
表1
103例wAMD患者基因型頻率分布
LIPC rs2043085、IL-8 rs4073野生型和突變型分布與患者年齡、性別、是否有高血壓病史和吸煙史無相關性（P＞0.05）（表2，3）。治療后3個月，CRT有反應者，IL-8 rs4073突變型（TA+AA）較野生型（TT）更少[比值比（OR）=0.310，95%可信區間（CI）0.106～0.910，P＜0.05）；BCVA提高≥0.2 logMAR單位者，LIPC rs2043085突變型（CT+TT）較野生型（CC）可能性更高（OR=3.031，95% CI 1.036～8.867，P＜0.05）。IL-8 rs4073突變型和野生型患者治療前logMAR BCVA分別為0.82±0.33、0.82±0.36，CRT分別為（466.19±257.75）、（403.79±210.51）μm。LIPC rs2043085突變型和野生型患者治療前logMAR BCVA分別為0.83±0.33、0.80±0.35，CRT分別為（448.36±268.34）、（429.22±183.14）μm。IL-8 rs4073（Z=－0.198、－1.651，P=0.843、0.099）、LIPC rs2043085（Z=－0.532、－0.152，P=0.595、0.879）不同基因型患者治療前logMAR BCVA、CRT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
表2
LIPC rs2043085野生型、突變型與患者臨床特征之間關聯性分析結果
表3
IL-8 rs4073野生型、突變型與患者臨床特征之間關聯性分析結果
C3 rs225066、CFH rs800292、CETP rs708272、ABCA1 rs1883025、FADS1 rs174547突變型和野生型患者之間年齡、性別、是否有高血壓病史和吸煙史以及logMAR BCVA和CRT變化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4～8）
表4
CETP rs708272位點野生型、突變型與患者臨床特征之間關聯性分析結果
表5
ABCA1 rs1883025野生型、突變型與患者臨床特征之間關聯性分析結果
表6
FADS1 rs174547野生型、突變型與患者臨床特征之間關聯性分析結果
表7
C3 rs225066野生型、突變型與患者臨床特征之間關聯性分析結果
表8
CFH rs174547野生型、突變型與患者臨床特征之間關聯性分析結果
LIPC rs2043085突變型（CT+TT）患者血脂HDL-C水平顯著低于野生型（CC），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2.448，P=0.016）；TC、TG、載脂蛋白α1、載脂蛋白b、脂蛋白α、LDL-C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IL-8 rs4073不同基因型患者TC、TG、載脂蛋白α1、載脂蛋白b、脂蛋白α、LDL-C、HDL-C水平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9，10）。
表9
LIPC rs2043085不同基因型患者血脂比較（
）
表10
IL-8 rs4073不同基因型患者血脂比較（
）
103例患者中，使用雷珠單抗（0.5 mg/0.05 ml）49例，康柏西普（0.5 mg/0.05 ml）41例，阿柏西普（2 mg/0.05 ml）13例。使用不同藥物的患者之間年齡、性別、是否有高血壓病史和吸煙史以及logMAR BCVA和CRT變化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11）。
表11
不同藥物與患者臨床特征之間分析結果
藥物分層分析結果顯示，LIPC rs2043085野生型和突變型患者治療后3個月logMAR BCVA和CRT變化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12）。治療后3個月，CRT有反應者，康柏西普藥物組中，IL-8 rs4073突變型（TA+AA）較野生型（TT）更少（OR=0.179，95% CI 0.034～0.960，P＜0.05），logMAR BCVA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13）。
表12
LIPC rs2043085野生型、突變型藥物分層后與治療反應之間關聯性分析結果
表13
IL-8 rs4073野生型、突變型藥物分層后與治療反應之間關聯性分析結果
3 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3個月負荷抗VEGF藥物治療后，IL-8 rs4073位點A基因型患者（基因型TA+AA）CRT反應更差。其結果與Hautam?ki等[14]研究結果相似，3次貝伐單抗治療后，IL-8 rs4073AA位點基因型與解剖無反應相關。該研究作者將無反應定義為抗VEGF藥物治療后視網膜下液持續存在，或視網膜內液減少＜70%。Lazzeri等[15]予以患者3+PRN雷珠單抗治療，并進行更長時間隨訪，發現IL-8 rs4073 TT基因型患者3個月負荷治療后和治療后12個月視力均顯著提高，且3個月后攜帶T基因的患者CRT變化更顯著，與本研究結果相似。
IL-8 rs4073位于啟動子區域，與IL-8基因轉錄活性的調節和IL-8產生水平有關[4]。在IL-8 rs4073位點A基因型或AA純合子基因型的患者中檢測到循環和黏膜IL-8水平顯著升高[16]。既往研究表明，巨噬細胞及其分泌的包括IL-8等炎癥因子在新生血管性青光眼、wAMD等多種新生血管性眼病中起重要作用[17]。眼內IL-8可由視網膜上皮細胞脈絡膜面和血管內皮細胞表達[18]，被認為是炎癥和血管生成的主要介質，可促進內皮細胞增生遷移，并在腫瘤血管形成中得到證實。IL-8可通過VEGF依賴性和非依賴性途徑誘導血管生成，作用于內皮細胞的緊密連接，改變血管通透性[15]。我們推測在抗VEGF藥物治療后即使VEGF下調，IL-8仍然可以利用VEGF非依賴性途徑作用于新生血管，在缺乏VEGF情況下磷酸化和反式激活內皮細胞上VEGF受體2，導致滲漏及出血。因此，我們認為wAMD患者在發病及抗VEGF藥物治療中，均受IL-8水平的參與，且攜帶A基因的患者短期負荷治療CRT預后較差。此外，尤其以康柏西普治療組中IL-8 rs4073位點TT基因型患者CRT無反應者占比更少。我們推測TT基因型為wAMD保護基因，對康柏西普治療更為敏感。其余藥物分層比較后并未顯示出與3個月短期負荷抗VEGF藥物治療療效具有顯著相關性，考慮分層檢驗后各層納入樣本量較少，未顯示出相關性，今后可擴大樣本量進一步研究。
AMD病理學中可觀察到異常脂質穩態, 并且既往研究表明脂代謝相關基因與AMD的發生發展相關[19]。本研究結果顯示，LIPC rs2043085位點T基因型患者（基因型CT+TT）BCVA改善較明顯，說明其對抗VEGF藥物3個月負荷治療視力反應更佳。Fritsche等[20]認為，LIPC rs2043085位點C基因型與AMD發病風險獨立相關，等位基因T為保護基因，與本研究結果類似。本研究結果還發現，攜帶T基因位點的患者（基因型TT+CT）TG水平有升高趨勢，且野生型（CC）患者HDL-C水平顯著高于突變型（基因型TT+CT）患者。LIPC編碼肝TG脂肪酶，于肝臟中表達，在其作用下催化TG的水解并調節HDL-C水平，過量HDL的促氧化和促炎癥作用被抑制[21]。此外，LIPC可作為血管脂肪酶，其活性可使內皮細胞持續暴露于脂解產物中，觸發內皮細胞內和周圍的促炎或抗炎反應[22]。并且HDL的長期升高可導致HDL水平失調，產生的促氧化劑和促炎癥顆粒會損害膽固醇外流，促進LDL氧化，氧化產物如過氧化脂質逐漸積聚在視網膜和Bruch膜中，從而引發炎癥并導致無定形沉積，形成玻璃膜疣和異常血管[23]。但目前研究有關HDL-C升高與AMD風險研究尚不一致[9,11-12]，HDL具有抗炎和促炎兩種不同的功能狀態，因而認為HDL的功能較HDL-C水平更加重要[23-24]，而血漿HDL濃度不能預測HDL的功能和組成，可能是文獻中相互矛盾的原因[25]。因而推測血漿HDL可能僅是一個生物標志物，與AMD的發病及發展并不呈直接因果關系[12]。我們推測LIPC攜帶T基因一方面可以影響LIPC的分泌減輕炎癥反應，有利于wAMD患者恢復；另一方面攜帶T基因通過提升患者體內TG水平，調節HDL-C功能增強抗VEGF藥物的療效反應，具有保護作用。
我們還發現，C3 rs225066、CFH rs800292、CETP rs708272、ABCA1 rs1883025、FADS1 rs174547、LPL rs12678919與3個月負荷抗VEGF藥物治療反應無顯著相關。但由于本研究隨訪時間較短，尚不能評價上述SNP位點對于wAMD患者接受抗VEGF藥物治療后的長期療效。此外，本研究僅對各SNP位點對抗VEGF藥物治療的反應性進行分析，未進行相關機制研究。期待今后擴大樣本量，延長隨訪時間，減少相關因素干擾的相關研究進一步驗證本研究結果。
玻璃體腔注射抗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藥物治療滲出型老年性黃斑變性（AMD）可顯著提高患者視力，但仍有少部分患者治療后反應不佳，出現視力喪失[1]。遺傳因素對AMD患者的影響逐漸引起臨床關注，聚焦于中國人基因變異對抗VEGF藥物療效影響的研究逐漸深入[2]。已有研究表明，一些炎性因子單核苷酸多態性（SNP）與AMD發病相關，如白細胞介素（IL）-8 rs4073位點純合子AA與AMD發病年齡較早相關，補體C3基因（C3）rs225066位點G基因型與AMD風險降低顯著相關，補體因子H（CFH）rs800292位點G基因型顯著增加中國人群滲出型AMD（wAMD）的易感性[3-6]。另有部分脂質相關基因突變也與AMD發病相關，如膽固醇脂蛋白轉移酶（CETP）rs708272共同顯性模型中的GA和AA基因型分別增加wAMD發病風險1.5、1.7倍[7]；三磷酸腺苷結合盒亞家族A成員1（ABCA1）rs1883025位點C基因型頻率在AMD患者中顯著高于正常人，并且平均載脂蛋白B水平也隨C等位基因數增加而增加[8]；脂肪酸去飽和基因簇（FADS1）rs174547位點T基因型在AMD患者中顯著高于正常人[9]；ABCA1 rs1883025位點T基因型與脂蛋白脂肪酶（LPL）rs12678919G、高密度脂蛋白（HDL）水平升高相關，并可降低AMD發病風險[10-11]；肝脂肪酶（LIPC）rs2043085等位基因C與HDL膽固醇（HDL-C）呈負相關，HDL-C與AMD風險增加有關，而甘油三酯（TG）則與AMD風險呈負相關[12]。目前對于SNP與抗VEGF藥物治療wAMD反應性的研究相對較少。為此，本研究對以上脂質相關基因位點及炎性基因位點SNP對wAMD患者3個月負荷抗VEGF藥物治療反應性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回顧性臨床研究。本研究經天津醫科大學眼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批準號：2020KY-14）。患者均知情并簽署書面知情同意書。
2019年8月至2020年9月在天津醫科大學眼科醫院檢查確診的wAMD患者103例103只眼納入本研究。納入標準：（1）年齡≥50歲。（2）符合wAMD診斷標準[13]；（3）治療前視力 0.05～0.5。（4）全部病變≤12個視盤面積，脈絡膜新生血管（CNV）區＞病變區的50%。（5）活動期病變：① 視網膜色素上皮（RPE）脫離或神經上皮脫離，或視網膜內出血、視網膜下出血；② 光相干斷層掃描（OCT）顯示視網膜增厚，視網膜內或RPE下或神經上皮下有液體。（6）6個月內未接受抗VEGF藥物治療，起始治療接受抗VEGF藥物治療3次。排除標準：（1）玻璃膜疣（萎縮型AMD）、非AMD的CNV。（2）卵黃樣黃斑變性晚期、高度近視CNV、Stargardt病、視網膜血管阻塞、脈絡膜視網膜炎、糖尿病視網膜病變、青光眼、嚴重白內障等其他眼部疾病。
所有患者均行最佳矯正視力（BCVA）、眼壓、裂隙燈顯微鏡（外眼眼前節及前1/3玻璃體）、散瞳后眼底彩色照相、OCT、OCT血管成像（OCTA）、熒光素眼底血管造影等檢查。BCVA檢查采用標準對數視力表進行，統計時換算為最小分辨角對數（logMAR）視力。采用美國Optovue公司RT-Vue XR OCT儀并應用設備自帶軟件測量患眼黃斑中心凹視網膜厚度（CRT）。以治療后3個月CRT無變化或增加定義為無反應；CRT明顯降低（厚度降低超過原始厚度的2%）定義為有反應。所有檢查均由經規范化培訓的醫技人員操作，并由兩名眼底病專家獨立閱片做出明確診斷，若診斷不一致與另一名上級醫師討論后得出最終診斷。
患者均接受玻璃體腔注射抗VEGF藥物治療，每一個月1次，連續3個月（3+PRN）。治療由同一位有經驗的主任醫師操作完成。初次治療前，采集患者外周靜脈血，質譜法檢測IL-8、C3、CFH、LIPC、CETP、ABCA1、LPL、FADS1的SNP。按照基因頻率將基因型分為野生型和突變型。基因型質譜測序，提取基因組DNA、設計引物，進行Massarry SNP質譜測序（北京六合華大基因有限公司），確定各位點處堿基序列。
應用 Excel對患者的臨床資料和實驗室數據結果進行錄入和整理。各臨床表型中各基因型分布頻率差異和基因型分布Hardy-Weinberg平衡（HWE）等定性數據比較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精確檢驗，藥物種類分層比較使用Cochran-Mantel-Haenszel檢驗。偏態資料行非參數檢驗，兩組間比較行Mann-Whiney U檢驗，多組間比較行Kruskal-Wallis H檢驗，配對比較行非參數統計Wilcoxon檢驗；正態資料組間比較行獨立樣本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103例患者中，男性59例（57.28%，59/103），女性44例（42.72%，44/103）；年齡51～89歲，平均年齡（68.74±7.74）歲。有高血壓病史46例（44.66%，46/103）；有吸煙史45例（43.69%，45/103）。患者總膽固醇（TC）、TG、低密度脂蛋白（LDL）-膽固醇（LDL-C）、HDL-C分別為（4.97±1.00）、（1.90±0.98）、（2.81±0.78）、（1.11±0.25）mmol/L；載脂蛋白α1、載脂蛋白b分別為（1.06±0.22）、（0.87±0.35）g/L；脂蛋白α為（290.36±340.22）mg/L。患眼logMAR BCVA 0.22～1.70，平均logMAR BCVA 0.82±0.34；CRT 139～1520 μm，平均CRT（441.67±241.21）μm。
基因型檢測結果顯示，除LPL rs12678919外，其余基因型均符合HWE定律，且最小等位基因頻率＞0.05，具有臨床評價潛能。依據顯性基因模型，CETP rs708272基因頻率A＞G 中AA基因型、ABCA1 rs1883025基因頻率C＞T中CC基因型、LIPC rs2043085基因頻率C＞T中CC基因型、FADS1 rs174547基因頻率T＞C中TT基因型、IL-8 rs4073基因頻率T＞A中TT基因型、C3 rs225066基因頻率T＞C中TT基因型、CFH rs800292基因頻率G＞A中GG基因型為野生型，其他基因型為突變型（表1）
表1
103例wAMD患者基因型頻率分布
LIPC rs2043085、IL-8 rs4073野生型和突變型分布與患者年齡、性別、是否有高血壓病史和吸煙史無相關性（P＞0.05）（表2，3）。治療后3個月，CRT有反應者，IL-8 rs4073突變型（TA+AA）較野生型（TT）更少[比值比（OR）=0.310，95%可信區間（CI）0.106～0.910，P＜0.05）；BCVA提高≥0.2 logMAR單位者，LIPC rs2043085突變型（CT+TT）較野生型（CC）可能性更高（OR=3.031，95% CI 1.036～8.867，P＜0.05）。IL-8 rs4073突變型和野生型患者治療前logMAR BCVA分別為0.82±0.33、0.82±0.36，CRT分別為（466.19±257.75）、（403.79±210.51）μm。LIPC rs2043085突變型和野生型患者治療前logMAR BCVA分別為0.83±0.33、0.80±0.35，CRT分別為（448.36±268.34）、（429.22±183.14）μm。IL-8 rs4073（Z=－0.198、－1.651，P=0.843、0.099）、LIPC rs2043085（Z=－0.532、－0.152，P=0.595、0.879）不同基因型患者治療前logMAR BCVA、CRT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
表2
LIPC rs2043085野生型、突變型與患者臨床特征之間關聯性分析結果
表3
IL-8 rs4073野生型、突變型與患者臨床特征之間關聯性分析結果
C3 rs225066、CFH rs800292、CETP rs708272、ABCA1 rs1883025、FADS1 rs174547突變型和野生型患者之間年齡、性別、是否有高血壓病史和吸煙史以及logMAR BCVA和CRT變化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4～8）
表4
CETP rs708272位點野生型、突變型與患者臨床特征之間關聯性分析結果
表5
ABCA1 rs1883025野生型、突變型與患者臨床特征之間關聯性分析結果
表6
FADS1 rs174547野生型、突變型與患者臨床特征之間關聯性分析結果
表7
C3 rs225066野生型、突變型與患者臨床特征之間關聯性分析結果
表8
CFH rs174547野生型、突變型與患者臨床特征之間關聯性分析結果
LIPC rs2043085突變型（CT+TT）患者血脂HDL-C水平顯著低于野生型（CC），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2.448，P=0.016）；TC、TG、載脂蛋白α1、載脂蛋白b、脂蛋白α、LDL-C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IL-8 rs4073不同基因型患者TC、TG、載脂蛋白α1、載脂蛋白b、脂蛋白α、LDL-C、HDL-C水平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9，10）。
表9
LIPC rs2043085不同基因型患者血脂比較（）
表10
IL-8 rs4073不同基因型患者血脂比較（）
103例患者中，使用雷珠單抗（0.5 mg/0.05 ml）49例，康柏西普（0.5 mg/0.05 ml）41例，阿柏西普（2 mg/0.05 ml）13例。使用不同藥物的患者之間年齡、性別、是否有高血壓病史和吸煙史以及logMAR BCVA和CRT變化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11）。
表11
不同藥物與患者臨床特征之間分析結果
藥物分層分析結果顯示，LIPC rs2043085野生型和突變型患者治療后3個月logMAR BCVA和CRT變化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12）。治療后3個月，CRT有反應者，康柏西普藥物組中，IL-8 rs4073突變型（TA+AA）較野生型（TT）更少（OR=0.179，95% CI 0.034～0.960，P＜0.05），logMAR BCVA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13）。
表12
LIPC rs2043085野生型、突變型藥物分層后與治療反應之間關聯性分析結果
表13
IL-8 rs4073野生型、突變型藥物分層后與治療反應之間關聯性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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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顯示，3個月負荷抗VEGF藥物治療后，IL-8 rs4073位點A基因型患者（基因型TA+AA）CRT反應更差。其結果與Hautam?ki等[14]研究結果相似，3次貝伐單抗治療后，IL-8 rs4073AA位點基因型與解剖無反應相關。該研究作者將無反應定義為抗VEGF藥物治療后視網膜下液持續存在，或視網膜內液減少＜70%。Lazzeri等[15]予以患者3+PRN雷珠單抗治療，并進行更長時間隨訪，發現IL-8 rs4073 TT基因型患者3個月負荷治療后和治療后12個月視力均顯著提高，且3個月后攜帶T基因的患者CRT變化更顯著，與本研究結果相似。
IL-8 rs4073位于啟動子區域，與IL-8基因轉錄活性的調節和IL-8產生水平有關[4]。在IL-8 rs4073位點A基因型或AA純合子基因型的患者中檢測到循環和黏膜IL-8水平顯著升高[16]。既往研究表明，巨噬細胞及其分泌的包括IL-8等炎癥因子在新生血管性青光眼、wAMD等多種新生血管性眼病中起重要作用[17]。眼內IL-8可由視網膜上皮細胞脈絡膜面和血管內皮細胞表達[18]，被認為是炎癥和血管生成的主要介質，可促進內皮細胞增生遷移，并在腫瘤血管形成中得到證實。IL-8可通過VEGF依賴性和非依賴性途徑誘導血管生成，作用于內皮細胞的緊密連接，改變血管通透性[15]。我們推測在抗VEGF藥物治療后即使VEGF下調，IL-8仍然可以利用VEGF非依賴性途徑作用于新生血管，在缺乏VEGF情況下磷酸化和反式激活內皮細胞上VEGF受體2，導致滲漏及出血。因此，我們認為wAMD患者在發病及抗VEGF藥物治療中，均受IL-8水平的參與，且攜帶A基因的患者短期負荷治療CRT預后較差。此外，尤其以康柏西普治療組中IL-8 rs4073位點TT基因型患者CRT無反應者占比更少。我們推測TT基因型為wAMD保護基因，對康柏西普治療更為敏感。其余藥物分層比較后并未顯示出與3個月短期負荷抗VEGF藥物治療療效具有顯著相關性，考慮分層檢驗后各層納入樣本量較少，未顯示出相關性，今后可擴大樣本量進一步研究。
AMD病理學中可觀察到異常脂質穩態, 并且既往研究表明脂代謝相關基因與AMD的發生發展相關[19]。本研究結果顯示，LIPC rs2043085位點T基因型患者（基因型CT+TT）BCVA改善較明顯，說明其對抗VEGF藥物3個月負荷治療視力反應更佳。Fritsche等[20]認為，LIPC rs2043085位點C基因型與AMD發病風險獨立相關，等位基因T為保護基因，與本研究結果類似。本研究結果還發現，攜帶T基因位點的患者（基因型TT+CT）TG水平有升高趨勢，且野生型（CC）患者HDL-C水平顯著高于突變型（基因型TT+CT）患者。LIPC編碼肝TG脂肪酶，于肝臟中表達，在其作用下催化TG的水解并調節HDL-C水平，過量HDL的促氧化和促炎癥作用被抑制[21]。此外，LIPC可作為血管脂肪酶，其活性可使內皮細胞持續暴露于脂解產物中，觸發內皮細胞內和周圍的促炎或抗炎反應[22]。并且HDL的長期升高可導致HDL水平失調，產生的促氧化劑和促炎癥顆粒會損害膽固醇外流，促進LDL氧化，氧化產物如過氧化脂質逐漸積聚在視網膜和Bruch膜中，從而引發炎癥并導致無定形沉積，形成玻璃膜疣和異常血管[23]。但目前研究有關HDL-C升高與AMD風險研究尚不一致[9,11-12]，HDL具有抗炎和促炎兩種不同的功能狀態，因而認為HDL的功能較HDL-C水平更加重要[23-24]，而血漿HDL濃度不能預測HDL的功能和組成，可能是文獻中相互矛盾的原因[25]。因而推測血漿HDL可能僅是一個生物標志物，與AMD的發病及發展并不呈直接因果關系[12]。我們推測LIPC攜帶T基因一方面可以影響LIPC的分泌減輕炎癥反應，有利于wAMD患者恢復；另一方面攜帶T基因通過提升患者體內TG水平，調節HDL-C功能增強抗VEGF藥物的療效反應，具有保護作用。
我們還發現，C3 rs225066、CFH rs800292、CETP rs708272、ABCA1 rs1883025、FADS1 rs174547、LPL rs12678919與3個月負荷抗VEGF藥物治療反應無顯著相關。但由于本研究隨訪時間較短，尚不能評價上述SNP位點對于wAMD患者接受抗VEGF藥物治療后的長期療效。此外，本研究僅對各SNP位點對抗VEGF藥物治療的反應性進行分析，未進行相關機制研究。期待今后擴大樣本量，延長隨訪時間，減少相關因素干擾的相關研究進一步驗證本研究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