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程湧, 賈忠旭, 趙明威, 梁建宏. 視網膜母細胞瘤綜合治療的回顧性臨床研究. 中華眼底病雜志, 2020, 36(6): 419-424. doi: 10.3760/cma.j.cn511434-20200205-00040 復制
視網膜母細胞瘤(RB)是兒童最常見的眼內惡性腫瘤,約占所有兒童惡性腫瘤的2%~4%[1-4]。由于患兒多數為幼童,發現時常常已是疾病的晚期。因此早發現以及規范治療可極大改善患兒預后[5]。RB治療手段包括眼球摘除、全身靜脈化學藥物治療(化療,IVC)、眼動脈內介入化療(IAC)、眼周化療、玻璃體腔化療(IVitC)、放射治療、激光光凝治療、冷凍治療等[6-16]。目前治療原則提倡“個體化治療”,在保證患兒生存率的前提下,盡可能保留眼球、挽救視力。盡管國際上針對RB提倡進行綜合治療[17],但其治療模式仍未完全統一。國內不同地區RB眼球摘除率和患兒死亡率遠高于歐美發達國家[18]。國內關于RB患兒綜合治療的資料不多,為此我們總結分析了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眼科中心既往20年進行綜合治療RB患兒的治療結果,希望發現提高患兒保眼率和生存率的關鍵因素。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回顧性臨床研究。本研究經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倫理委員審核(批準號:2014PHB022-01)。患兒監護人均獲知情并簽署書面同意書。
1999年3月至2018年12月于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眼科檢查確診且行綜合治療的RB患兒313例445只眼納入本研究。納入標準:確診RB并行綜合治療。排除標準:(1)病例資料不全者,包括性別、首發癥狀、首發癥狀出現時患兒年齡/月齡(發病月齡)、發現癥狀至治療或眼球摘除的時間(干預時間)、是否早產、家族史等;(2)國際眼內RB分期標準(IIRC)雙眼均不能進行分期者。
313例445只眼中,男性175例(55.9%),女性138(44.1%)例;單眼181例,雙眼132例。足月兒295例(94.2%),早產兒18例(5.8%)。發病月齡6.80~32.15個月,中位數17.30個月。干預時間0.50~3.00個月,中位數1.00個月。首發癥狀表現為白瞳癥218例(70.0%),斜視35例(11.2%),眼紅16例(5.1%),視力下降25例(8.0%),檢查發現11例(3.5%),其他8例(2.6%)。有無家族史者分別為21(6.7%)、292(93.3%)例。IIRC分期,A、B、C、D、E期以及眼外期分別為6(1.9%)、13(4.2%)、6(1.9%)、52(16.6%)、227(72.5%)、9(2.9%)例。313例患者中,明確最終是否生存的患兒為245例。其中,確定生存者為223例(91.0%),死亡者22例(9.0%)。445只眼中,明確最終是否摘除眼球330只眼。其中,未行眼球摘除105只眼(31.8%)只眼,眼球摘除225只眼(63.2%)。
記錄患兒基線即初訪時首發癥狀、發病月齡、干預時間、IIRC分期(雙眼發病者,按IIRC分期更嚴重眼記錄)、影像學(眼部B型超聲、CT、MRI)腫瘤最大徑;初診時腫瘤體積是否超過2/3玻璃體腔、視網膜下液范圍(象限數)、是否侵犯視盤和黃斑、腫瘤種植范圍(視網膜下種植、玻璃體腔種植)、是否有虹膜新生血管、是否為青光眼期、前房是否有腫瘤種植(前房受累)。
未摘除眼球者,記錄其治療方案(IVC輪數、IAC輪數、IVitC次數、冷凍治療次數、激光光凝治療次數、放射敷貼治療次數)。眼球摘除者,記錄其手術前治療方案(IVC輪數、IAC輪數、IVitC次數、冷凍治療次數、激光治療次數、放射敷貼治療次數),手術后治療方案(IVC輪數、放射治療次數)以及患眼發病至眼球摘除時間。
眼球摘除者記錄其病理檢查結果,明確pTNM(pathological tumor node metastasis)分期,是否存在高危病理特征(HRF),以及出現何種HRF;計算影像學腫瘤最大徑與病理學腫瘤最大徑的差值。如行免疫組織化染色,則記錄其ki-67、突觸素(Syn)、嗜鉻素A(CgA)、鈣結合蛋白(如S-100)、CD-99、非特異性酯酶(NSE)、細胞角蛋白(CK)染色結果。HRF定義為RB病理中出現以下一種或多種特征[19-21]:眼前節腫瘤種植、虹膜腫瘤浸潤、睫狀體腫瘤浸潤、大范圍(>3 mm)脈絡膜侵犯、篩板后視神經侵犯、視神經斷端侵犯、同時合并小范圍(<3 mm)脈絡膜侵犯以及篩板前/篩板視神經侵犯、顯微鏡下可見的鞏膜侵犯或鞏膜外腫瘤浸潤。445只眼中,初診時有明確IIRC分期、眼部檢查結果以及眼球摘除前有明確治療方案及次數、手術后有明確pTNM分期者184只眼。
觀察2005年之前、2005~2008年、2009~2012年、2013~2016年、2017年及之后患兒生存率;2005年之前、2005~2006年、2007~2008年、2009~2010年、2011~2012年、2013~2014年、2015年及之后眼球摘除率。
采用SPSS 24.0軟件行統計學分析。分類變量以眼數(%)描述,假設檢驗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精確檢驗。連續變量應用Shapiro-Wilk檢驗、P-P圖、Q-Q圖進行正態性檢驗,符合正常分布的連續變量以均數±標準差(±s)描述,組間比較行獨立樣本t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的連續變量以中位數(四分位間距)描述,組間比較行Mann-Whitney U非參數檢驗。分類變量的影響因素分析采用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資料不全項按遺漏處理,剔除可解釋的部分異常數據。
2 結果
2005年之前、2005~2008年、2009~2012年、2013~2016年、2017年之后,最終明確生存的223例中,分別生存19、40、68、70、26例;最終明確死亡的22例中,分別死亡4、5、8、4、1例。生存率分別為82.6%、88.9%、89.5%、94.6%、96.3%,整體生存率逐年上升(圖1)。

2005年之前、2005~2006年、2007~2008年、2009~2010年、2011~2012年、2013~2014年、2014年之后,摘除眼球的225只眼中,眼球摘除分別為22、20、25、37、39、40、42只眼;D期52只眼中,眼球摘除分別為5、4、2、6、8、2、3只眼;E期227只眼中,眼球摘除分別為9、11、21、29、26、37、35只眼。整體眼球摘除率從2005年之前的68.8%降低至2014年之后的58.3%;D期患眼眼球摘除率總體呈下降趨勢,分別從2005年之前的83.3%降低至2014年之后的37.5%;E期患眼,2005年之前、2005~2006年、2009~2010年眼球摘除率均為100.0%,2011年之后逐漸下降,2014年之后下降為85.4%(圖2)。

Logistic多因素回歸分析結果顯示,雙眼患兒眼球摘除率更低;IIRC分期越嚴重眼球摘除率越高;IAC治療是眼球摘除的保護因素,IAC進行的輪數越多,保眼率越高(表1)。

184只眼中,pTNM分期為pT1、pT2(a/b)、pT3(a/b)、pT4(a/b)分別為124(67.4%)、13(7.1%),31(16.8%)、16(8.7%)只眼,出現HRF者51只眼(27.7%)。
184只眼中,行ki-67、Syn、CgA、S-100、CD-99、NSE、CK染色分別為72、114、138、92、57、68、21只眼。結果顯示,ki-67 30%~80%,平均值為56%,中位數為70%;Syn陰性、陽性分別為6(5.3%)、108(94.7%)只眼;CgA陰性、陽性分別為92(66.7%)、46(33.3%)只眼;S-100陰性、陽性分別為50(54.3%)、42(45.7%)只眼;CD-99陰性、陽性分別為43(75.4%)、14(24.6%)只眼;NSE陰性、陽性分別為66(97.1%)、2(2.9%)只眼;CK陰性、陽性分別為2(9.5%)、19(90.5%)只眼。
單因素回歸分析發現影響RB病理存在HRF共8個變量。Logistic逐步回歸分析結果表明,發病月齡越大、青光眼期,更偏向于存在HRF;IAC是HRF的保護因素,IAC進行的輪數越多,HRF存在可能性越低(表2)。

3 討論
本研究回顧分析近20年就診于我院的RB患兒313例的人口學及基線特征,其結果與既往研究相似[22-24]。313例中,IIRC分期為A、B、C、D、E期和眼外期患眼分別為1.9%、4.2%、1.9%、16.6%、72.5%和2.9%。
本組患兒中,單眼181例,雙眼132例;有家族史21例。RB相關家族史與單雙眼發病關系較為密切[25]。印度文獻報道,17.8%的RB患兒有家族史,其中84.6%為雙眼發病[26];英國學者發現在有RB相關家族史的患兒中,75.6%為雙眼發病[27]。本研究中僅有6.7%的患兒有RB相關家族史,印證了“二次打擊”學說[28]。
不同地區死亡率差異較大[29-34]。亞洲、非洲死亡率為40%~70%,北美、歐洲死亡率則僅為3%~5%。本組最終明確是否死亡的245例中,死亡22例(9.0%);RB患兒生存率由2005年之前的82.6%,提高至2017年之后的96.3%,總體生存率已經接近發達國家水平。
本研究中最終行眼球摘除225只眼(63.2%)。此結果與不同IIRC分期有關,單眼發病者一般發病年齡較晚,患眼通常以白瞳癥或眼紅等癥狀起病,干預時間較長,因此IIRC分期較晚,眼球摘除率較高。IIRC分期為A、B、C期的患眼幾乎最終全都保留了眼球,僅B期1只眼和C期2只眼行眼球摘除;E期和眼外期患眼均進行了眼球摘除,而Shields等[35]研究中D期患眼眼球摘除率為53.0%。Logistic逐步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單眼發病、IIRC分期晚是RB患兒眼球最終摘除的獨立危險因素,IAC是其保護因素。本研究結果顯示,IAC進行的輪數越多,保眼率越高;本組RB患兒眼球摘除率總體呈下降趨勢,尤其是D期和E期患眼的眼球摘除率,分別在2011~2012年和2009~2010年之后開始出現明顯下降趨勢。我院從2009年開始對RB患兒行IAC,至2011年接受此項治療的患兒逐漸增多,本研究結果與此相符。目前國際上越來越多的眼科中心將IAC替代IVC作為眼內期RB的一線治療方式[36-38],超過75%的單眼D期RB患兒接受IAC。Abramson等[39]報道D期RB患兒經IAC后保眼率可達85%,盡管該項研究隨訪時間較短,但仍可反映IAC后保眼率有所提高。Shields等[35]研究中IVC后D期保眼率為47%;Fabian等[40]研究中IVC后D期5年保眼率提高到至63%。由于多數研究數據仍然來自于回顧性、小規模研究,缺乏大規模臨床隨機對照研究,因此目前仍不能判斷IAC能否完全替代IVC,尤其是IAC的安全性和長期并發癥等[36]。但能肯定的是,IAC的確表現出良好的保眼率,尤其是對于散發型的D期RB[41]。
本組行眼球摘除的225只眼中,pTNM分期pT1、pT2(a/b)、pT3(a/b)、pT4(a/b)分別為7.4%、7.1%、16.8%、8.7%。行ki-67染色的72只眼染色中位數為70%,平均值為56%;Syn、CgA、S-100、CD-99、NSE、CK染色陽性率分別為94.7%、33.3%、45.7%、24.6%、2.9%、90.5%。Ki-67是一種存在于增生細胞核基質內的抗原,在細胞周期中,除G0及G1早期外,ki-67均有表達,尤以M期最高,因而可直接敏感地反應腫瘤細胞的增生活性[42]。Kouzegaran等[43]發現ki-67和RB的浸潤性相關,但并不影響患者的Kaplan–Meier生存曲線。Das等[44]等發現NSE染色和RB細胞間不同類型的菊形團樣分化有關,而Syn和CgA染色未表現出此種相關性。S-100與RB預后相關報道較少[45-46]。有文獻報道CD-99與RB細胞菊形團樣分化有關[47-48]。
本研究結果顯示,發病月齡、前房受累、IVC輪數、IAC輪數等是顯著影響RB病理存在HRF的變量,發病至眼球摘除時間、腫瘤體積大小、青光眼期、病理學腫瘤最大徑也有一定影響。Logistic逐步回歸分析發現,較大的發病月齡、青光眼期是RB病理存在HRF的獨立危險因素,而IAC是RB病理存在HRF的保護性因素。根據既往研究結果,發病年齡較大和患兒分期相關;而青光眼的發生被認為與視神經侵犯、中樞神經系統發生腫瘤轉移風險提高有關[49]。Kaliki等[50]研究發現,發病至干預時間>6個月以及患眼發生繼發性青光眼是RB病理存在HRF的臨床危險因素。本研究結果與既往關于IAC療效的研究結果一致[36, 51]。但我國目前IAC的開展仍十分困難,大量RB患兒由于經濟、醫療水平等限制而不能接受IAC,并且馬法蘭等藥物在國內的使用也受到一定限制,這些影響因素提示我國RB治療仍有較大的進步空間。
本研究為單中心回顧性分析,樣本量有限,其結果尚需要大樣本量的多中心、前瞻性、隨機對照研究加以驗證。
視網膜母細胞瘤(RB)是兒童最常見的眼內惡性腫瘤,約占所有兒童惡性腫瘤的2%~4%[1-4]。由于患兒多數為幼童,發現時常常已是疾病的晚期。因此早發現以及規范治療可極大改善患兒預后[5]。RB治療手段包括眼球摘除、全身靜脈化學藥物治療(化療,IVC)、眼動脈內介入化療(IAC)、眼周化療、玻璃體腔化療(IVitC)、放射治療、激光光凝治療、冷凍治療等[6-16]。目前治療原則提倡“個體化治療”,在保證患兒生存率的前提下,盡可能保留眼球、挽救視力。盡管國際上針對RB提倡進行綜合治療[17],但其治療模式仍未完全統一。國內不同地區RB眼球摘除率和患兒死亡率遠高于歐美發達國家[18]。國內關于RB患兒綜合治療的資料不多,為此我們總結分析了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眼科中心既往20年進行綜合治療RB患兒的治療結果,希望發現提高患兒保眼率和生存率的關鍵因素。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回顧性臨床研究。本研究經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倫理委員審核(批準號:2014PHB022-01)。患兒監護人均獲知情并簽署書面同意書。
1999年3月至2018年12月于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眼科檢查確診且行綜合治療的RB患兒313例445只眼納入本研究。納入標準:確診RB并行綜合治療。排除標準:(1)病例資料不全者,包括性別、首發癥狀、首發癥狀出現時患兒年齡/月齡(發病月齡)、發現癥狀至治療或眼球摘除的時間(干預時間)、是否早產、家族史等;(2)國際眼內RB分期標準(IIRC)雙眼均不能進行分期者。
313例445只眼中,男性175例(55.9%),女性138(44.1%)例;單眼181例,雙眼132例。足月兒295例(94.2%),早產兒18例(5.8%)。發病月齡6.80~32.15個月,中位數17.30個月。干預時間0.50~3.00個月,中位數1.00個月。首發癥狀表現為白瞳癥218例(70.0%),斜視35例(11.2%),眼紅16例(5.1%),視力下降25例(8.0%),檢查發現11例(3.5%),其他8例(2.6%)。有無家族史者分別為21(6.7%)、292(93.3%)例。IIRC分期,A、B、C、D、E期以及眼外期分別為6(1.9%)、13(4.2%)、6(1.9%)、52(16.6%)、227(72.5%)、9(2.9%)例。313例患者中,明確最終是否生存的患兒為245例。其中,確定生存者為223例(91.0%),死亡者22例(9.0%)。445只眼中,明確最終是否摘除眼球330只眼。其中,未行眼球摘除105只眼(31.8%)只眼,眼球摘除225只眼(63.2%)。
記錄患兒基線即初訪時首發癥狀、發病月齡、干預時間、IIRC分期(雙眼發病者,按IIRC分期更嚴重眼記錄)、影像學(眼部B型超聲、CT、MRI)腫瘤最大徑;初診時腫瘤體積是否超過2/3玻璃體腔、視網膜下液范圍(象限數)、是否侵犯視盤和黃斑、腫瘤種植范圍(視網膜下種植、玻璃體腔種植)、是否有虹膜新生血管、是否為青光眼期、前房是否有腫瘤種植(前房受累)。
未摘除眼球者,記錄其治療方案(IVC輪數、IAC輪數、IVitC次數、冷凍治療次數、激光光凝治療次數、放射敷貼治療次數)。眼球摘除者,記錄其手術前治療方案(IVC輪數、IAC輪數、IVitC次數、冷凍治療次數、激光治療次數、放射敷貼治療次數),手術后治療方案(IVC輪數、放射治療次數)以及患眼發病至眼球摘除時間。
眼球摘除者記錄其病理檢查結果,明確pTNM(pathological tumor node metastasis)分期,是否存在高危病理特征(HRF),以及出現何種HRF;計算影像學腫瘤最大徑與病理學腫瘤最大徑的差值。如行免疫組織化染色,則記錄其ki-67、突觸素(Syn)、嗜鉻素A(CgA)、鈣結合蛋白(如S-100)、CD-99、非特異性酯酶(NSE)、細胞角蛋白(CK)染色結果。HRF定義為RB病理中出現以下一種或多種特征[19-21]:眼前節腫瘤種植、虹膜腫瘤浸潤、睫狀體腫瘤浸潤、大范圍(>3 mm)脈絡膜侵犯、篩板后視神經侵犯、視神經斷端侵犯、同時合并小范圍(<3 mm)脈絡膜侵犯以及篩板前/篩板視神經侵犯、顯微鏡下可見的鞏膜侵犯或鞏膜外腫瘤浸潤。445只眼中,初診時有明確IIRC分期、眼部檢查結果以及眼球摘除前有明確治療方案及次數、手術后有明確pTNM分期者184只眼。
觀察2005年之前、2005~2008年、2009~2012年、2013~2016年、2017年及之后患兒生存率;2005年之前、2005~2006年、2007~2008年、2009~2010年、2011~2012年、2013~2014年、2015年及之后眼球摘除率。
采用SPSS 24.0軟件行統計學分析。分類變量以眼數(%)描述,假設檢驗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精確檢驗。連續變量應用Shapiro-Wilk檢驗、P-P圖、Q-Q圖進行正態性檢驗,符合正常分布的連續變量以均數±標準差(±s)描述,組間比較行獨立樣本t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的連續變量以中位數(四分位間距)描述,組間比較行Mann-Whitney U非參數檢驗。分類變量的影響因素分析采用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資料不全項按遺漏處理,剔除可解釋的部分異常數據。
2 結果
2005年之前、2005~2008年、2009~2012年、2013~2016年、2017年之后,最終明確生存的223例中,分別生存19、40、68、70、26例;最終明確死亡的22例中,分別死亡4、5、8、4、1例。生存率分別為82.6%、88.9%、89.5%、94.6%、96.3%,整體生存率逐年上升(圖1)。

2005年之前、2005~2006年、2007~2008年、2009~2010年、2011~2012年、2013~2014年、2014年之后,摘除眼球的225只眼中,眼球摘除分別為22、20、25、37、39、40、42只眼;D期52只眼中,眼球摘除分別為5、4、2、6、8、2、3只眼;E期227只眼中,眼球摘除分別為9、11、21、29、26、37、35只眼。整體眼球摘除率從2005年之前的68.8%降低至2014年之后的58.3%;D期患眼眼球摘除率總體呈下降趨勢,分別從2005年之前的83.3%降低至2014年之后的37.5%;E期患眼,2005年之前、2005~2006年、2009~2010年眼球摘除率均為100.0%,2011年之后逐漸下降,2014年之后下降為85.4%(圖2)。

Logistic多因素回歸分析結果顯示,雙眼患兒眼球摘除率更低;IIRC分期越嚴重眼球摘除率越高;IAC治療是眼球摘除的保護因素,IAC進行的輪數越多,保眼率越高(表1)。

184只眼中,pTNM分期為pT1、pT2(a/b)、pT3(a/b)、pT4(a/b)分別為124(67.4%)、13(7.1%),31(16.8%)、16(8.7%)只眼,出現HRF者51只眼(27.7%)。
184只眼中,行ki-67、Syn、CgA、S-100、CD-99、NSE、CK染色分別為72、114、138、92、57、68、21只眼。結果顯示,ki-67 30%~80%,平均值為56%,中位數為70%;Syn陰性、陽性分別為6(5.3%)、108(94.7%)只眼;CgA陰性、陽性分別為92(66.7%)、46(33.3%)只眼;S-100陰性、陽性分別為50(54.3%)、42(45.7%)只眼;CD-99陰性、陽性分別為43(75.4%)、14(24.6%)只眼;NSE陰性、陽性分別為66(97.1%)、2(2.9%)只眼;CK陰性、陽性分別為2(9.5%)、19(90.5%)只眼。
單因素回歸分析發現影響RB病理存在HRF共8個變量。Logistic逐步回歸分析結果表明,發病月齡越大、青光眼期,更偏向于存在HRF;IAC是HRF的保護因素,IAC進行的輪數越多,HRF存在可能性越低(表2)。

3 討論
本研究回顧分析近20年就診于我院的RB患兒313例的人口學及基線特征,其結果與既往研究相似[22-24]。313例中,IIRC分期為A、B、C、D、E期和眼外期患眼分別為1.9%、4.2%、1.9%、16.6%、72.5%和2.9%。
本組患兒中,單眼181例,雙眼132例;有家族史21例。RB相關家族史與單雙眼發病關系較為密切[25]。印度文獻報道,17.8%的RB患兒有家族史,其中84.6%為雙眼發病[26];英國學者發現在有RB相關家族史的患兒中,75.6%為雙眼發病[27]。本研究中僅有6.7%的患兒有RB相關家族史,印證了“二次打擊”學說[28]。
不同地區死亡率差異較大[29-34]。亞洲、非洲死亡率為40%~70%,北美、歐洲死亡率則僅為3%~5%。本組最終明確是否死亡的245例中,死亡22例(9.0%);RB患兒生存率由2005年之前的82.6%,提高至2017年之后的96.3%,總體生存率已經接近發達國家水平。
本研究中最終行眼球摘除225只眼(63.2%)。此結果與不同IIRC分期有關,單眼發病者一般發病年齡較晚,患眼通常以白瞳癥或眼紅等癥狀起病,干預時間較長,因此IIRC分期較晚,眼球摘除率較高。IIRC分期為A、B、C期的患眼幾乎最終全都保留了眼球,僅B期1只眼和C期2只眼行眼球摘除;E期和眼外期患眼均進行了眼球摘除,而Shields等[35]研究中D期患眼眼球摘除率為53.0%。Logistic逐步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單眼發病、IIRC分期晚是RB患兒眼球最終摘除的獨立危險因素,IAC是其保護因素。本研究結果顯示,IAC進行的輪數越多,保眼率越高;本組RB患兒眼球摘除率總體呈下降趨勢,尤其是D期和E期患眼的眼球摘除率,分別在2011~2012年和2009~2010年之后開始出現明顯下降趨勢。我院從2009年開始對RB患兒行IAC,至2011年接受此項治療的患兒逐漸增多,本研究結果與此相符。目前國際上越來越多的眼科中心將IAC替代IVC作為眼內期RB的一線治療方式[36-38],超過75%的單眼D期RB患兒接受IAC。Abramson等[39]報道D期RB患兒經IAC后保眼率可達85%,盡管該項研究隨訪時間較短,但仍可反映IAC后保眼率有所提高。Shields等[35]研究中IVC后D期保眼率為47%;Fabian等[40]研究中IVC后D期5年保眼率提高到至63%。由于多數研究數據仍然來自于回顧性、小規模研究,缺乏大規模臨床隨機對照研究,因此目前仍不能判斷IAC能否完全替代IVC,尤其是IAC的安全性和長期并發癥等[36]。但能肯定的是,IAC的確表現出良好的保眼率,尤其是對于散發型的D期RB[41]。
本組行眼球摘除的225只眼中,pTNM分期pT1、pT2(a/b)、pT3(a/b)、pT4(a/b)分別為7.4%、7.1%、16.8%、8.7%。行ki-67染色的72只眼染色中位數為70%,平均值為56%;Syn、CgA、S-100、CD-99、NSE、CK染色陽性率分別為94.7%、33.3%、45.7%、24.6%、2.9%、90.5%。Ki-67是一種存在于增生細胞核基質內的抗原,在細胞周期中,除G0及G1早期外,ki-67均有表達,尤以M期最高,因而可直接敏感地反應腫瘤細胞的增生活性[42]。Kouzegaran等[43]發現ki-67和RB的浸潤性相關,但并不影響患者的Kaplan–Meier生存曲線。Das等[44]等發現NSE染色和RB細胞間不同類型的菊形團樣分化有關,而Syn和CgA染色未表現出此種相關性。S-100與RB預后相關報道較少[45-46]。有文獻報道CD-99與RB細胞菊形團樣分化有關[47-48]。
本研究結果顯示,發病月齡、前房受累、IVC輪數、IAC輪數等是顯著影響RB病理存在HRF的變量,發病至眼球摘除時間、腫瘤體積大小、青光眼期、病理學腫瘤最大徑也有一定影響。Logistic逐步回歸分析發現,較大的發病月齡、青光眼期是RB病理存在HRF的獨立危險因素,而IAC是RB病理存在HRF的保護性因素。根據既往研究結果,發病年齡較大和患兒分期相關;而青光眼的發生被認為與視神經侵犯、中樞神經系統發生腫瘤轉移風險提高有關[49]。Kaliki等[50]研究發現,發病至干預時間>6個月以及患眼發生繼發性青光眼是RB病理存在HRF的臨床危險因素。本研究結果與既往關于IAC療效的研究結果一致[36, 51]。但我國目前IAC的開展仍十分困難,大量RB患兒由于經濟、醫療水平等限制而不能接受IAC,并且馬法蘭等藥物在國內的使用也受到一定限制,這些影響因素提示我國RB治療仍有較大的進步空間。
本研究為單中心回顧性分析,樣本量有限,其結果尚需要大樣本量的多中心、前瞻性、隨機對照研究加以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