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總結經皮椎體成形術（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PVP）與經皮椎體后凸成形術（percutaneous kyphoplasty，PKP）術后鄰近椎體繼發骨折的研究進展。 方法查閱近年來國內外PVP與PKP的相關文獻，進行分析總結。 結果PVP與PKP術后鄰近椎體繼發骨折的原因主要有：骨質疏松癥的自然進程、初始骨折性質、骨水泥、手術方式、骨密度等。 結論PVP與PKP術后鄰近椎體繼發骨折對于臨床醫生是一個挑戰，各種因素均需要充分考慮，且尚需大量基礎及臨床流行病學研究予以證實。
目的探討體外轉染人IGF-1（human IGF-1，hIGF-1）基因腺病毒載體（Ad-hIGF-1）對TNF-α誘導的兔椎間盤髓核細胞凋亡的影響。 方法取8只健康成年家兔（雌雄不限，體重2.0～2.5 kg）椎間盤髓核，以Ⅱ型膠原酶消化法分離培養髓核細胞。取第2代對數生長期髓核細胞，根據培養條件不同分為3組。空白組：以含10%PBS的DMEM/F12培養基培養；TNF-α組：在空白組培養基中加入100 ng/mL TNF-α；Ad-hIGF-1組：在TNF-α組培養基中加入感染復數為50的Ad-hIGF-1。熒光顯微鏡下觀察Ad-hIGF-1組病毒轉染情況。各組培養48 h后，行RT-PCR及Western blot檢測hIGF-1 mRNA和蛋白表達，TUNEL法及流式細胞儀檢測細胞凋亡情況。 結果熒光顯微鏡下觀察示，Ad-hIGF-1組細胞發出綠色熒光，提示轉染成功。RT-PCR及Western blot檢測示，Ad-hIGF-1組可見hIGF-1 mRNA及蛋白表達條帶，而空白組和TNF-α組均未見。TUNEL法檢測示，TNF-α組、Ad-hIGF-1組及空白組細胞凋亡率分別為34.24% ± 4.60%、6.59% ± 1.03%、0.40% ± 0.15%；流式細胞儀檢測示，TNF-α組、Ad-hIGF-1組、空白組早期凋亡率分別為22.16% ± 2.69%、5.03% ± 0.96%、0.49% ± 0.05%，晚期凋亡率分別為13.96% ± 4.86%、10.68% ± 3.42%、0.29% ± 0.06%；以上檢測指標TNF-α組均顯著高于空白組、Ad-hIGF-1組（P lt; 0.05），Ad-hIGF-1組高于空白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lt; 0.05）。 結論hIGF-1基因對TNF-α體外誘導的兔髓核細胞凋亡有抑制作用。
目的比較經皮椎體成形術（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PVP）和經皮椎體后凸成形術（percutaneous kyphoplasty，PKP）治療絕經后女性T12、L1椎體骨質疏松性壓縮性骨折術后對鄰近腰椎體骨密度的影響。 方法2008年1月－2011年6月收治符合選擇標準的T12、L1骨質疏松性壓縮性骨折患者59例，根據采用手術方法不同隨機分為PVP組（29例）和PKP組（30例）。兩組患者年齡、絕經時間、病程、致傷原因、骨折椎體、骨折分度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gt; 0.05）。于術前、術后1周和末次隨訪時測量手術區域后凸Cobb角；于圍手術期及末次隨訪時測量患者手術區域下位腰椎（L5除外）骨密度值、股骨頸骨密度值及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了解抗骨質疏松情況；并應用FRAX在線工具評價兩組患者未來10年主要骨質疏松性骨折和髖部骨折的概率。結果兩組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12～48個月，平均25.5個月。兩組末次隨訪時T12、L1后凸Cobb角與術前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lt; 0.05）；術后1周及末次隨訪時PKP組Cobb角顯著小于PVP組（P lt; 0.05）。兩組組間及組內圍手術期、末次隨訪時BMI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gt; 0.05）。兩組末次隨訪時下腰椎骨密度及其T值均較圍手術期顯著改善（P lt; 0.05）；兩組間圍手術期下腰椎骨密度及其T值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gt; 0.05），末次隨訪時兩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lt; 0.05）。兩組間及組內圍手術期、末次隨訪時股骨頸骨密度及其T值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gt; 0.05）。骨折風險評估：兩組間及組內圍手術期、末次隨訪時主要骨質疏松性骨折和髖部骨折的概率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gt; 0.05）。 結論經PVP和PKP治療1年以上未繼發骨折的T12、L1節段骨質疏松性壓縮性骨折患者，術后鄰近腰椎骨密度的增加提高了其椎體強度，遠期鄰近腰椎骨折發生率較低，且PKP相對于PVP，更有助于提高鄰近腰椎骨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