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討柳氮磺吡啶（SF）預防大鼠實驗性腸粘連的效果及其機制。 方法 將 40 只大鼠隨機分為假手術組（Sham 組）、空白對照組（BC 組）、透明質酸鈉（HA ）組、低劑量 SF 組（LSF 組）和高劑量 SF 組（LSF 組），每組 8 只大鼠。除 Sham 組外，BC 組、HA 組、LSF 組和 HSF 組大鼠均使用盲腸搔刮方法造立腸粘連模型。建模后 BC 組大鼠不予特殊處理，HA 組大鼠的搔刮面涂抹 2 mL HA，LSF 組和 HSF 組術后每日分別給予 50 mg/kg和 100 mg/kg SF 灌胃，持續 7 d（其余 4 組大鼠予以生理鹽水灌胃）。于術后第 7 天，采用 Nair’s 評分系統評價 5 組大鼠的腹部粘連情況；取粘連組織行 HE 染色觀察粘連組織的病理學改變，并進行炎癥程度評分及纖維形成評分；取粘連組織行免疫組織化學染色以檢測 α-平滑肌肌動蛋白（α-SMA）的表達，并對不同表達程度賦予相應分值；采用酶聯免疫吸附實驗檢測大鼠血清中的白介素-1β（IL-1β）和轉化生長因子-β1（TGF-β1）濃度。 結果 ① 腸粘連情況：Sham 組大鼠僅有 3 只大鼠發生切口粘連；BC 組有 4 只大鼠發生切口粘連，8 只大鼠發生腹壁與盲腸壁粘連，2 只大鼠發生腸管與內臟的粘連；HA 組有 2 只大鼠發生切口粘連，5 只大鼠發生腹壁與盲腸壁粘連；LSF 組有 2 只大鼠發生切口粘連，6 只大鼠發生腹壁與盲腸壁粘連，1 只大鼠發生腸管與內臟粘連；HSF 組有 2 只大鼠發生切口粘連，4 只大鼠發生腹壁與盲腸壁粘連。與 Sham 組比較，其余 4 組大鼠的腸粘連評分均較高（P<0.05）；與 BC 組比較，HA 組、LSF 組和 HSF 組大鼠的腸粘連評分均較低（P<0.05），但 HA 組、LSF 組和 HSF 組大鼠的腸粘連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② 炎癥程度評分和纖維形成評分：在炎癥程度評分方面，與 Sham 組比較，其余 4 組大鼠的炎癥程度評分均較高（P<0.05）；與 BC 組比較，LSF 組和 HSF 組大鼠的炎癥程度評分均較低（P<0.05）；與 HA 組比較，LSF 組和 HSF 組大鼠的炎癥程度評分均較低（P<0.05）；與 LSF 組比較，HSF 組大鼠的炎癥程度評分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在纖維形成評分方面：與 Sham 組比較，其余 4 組大鼠的纖維形成評分均較高（P<0.05）；與 BC 組比較，HA 組、LSF 組和 HSF 組大鼠的纖維形成評分均較低（P<0.05），但 HA 組、LSF 組和 HSF 組大鼠的纖維形成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③ 粘連組織中α-SMA 的表達評分：與 Sham 組比較，其余 4 組大鼠的 α-SMA 表達評分均較高（P<0.05）；與 BC 組比較，HA 組、LSF 組和 HSF 組大鼠的 α-SMA 表達評分均較低（P<0.05），但 HA 組、LSF 組和 HSF 組大鼠的 α-SMA 表達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④ 血清中的 IL-1β 和 TGF-β1 濃度：在血清 IL-1β 濃度方面，與 Sham 組比較，其余 4 組大鼠血清中的 IL-1β 濃度均較高（P<0.05）；與 BC 組比較，HA 組、LSF 組和 HSF 組大鼠血清中的 IL-1β 濃度均較低（P<0.05）；與 HA 組比較，HSF 組大鼠血清中的 IL-1β 濃度較低（P<0.05）；與 LSF 組比較，HSF 組大鼠血清中的 IL-1β 濃度較低（P<0.05）。在血清 TGF-β1 濃度方面，與 Sham 組比較，其余 4 組大鼠血清中的 TGF-β1 濃度均較高（P<0.05）；與 BC 組比較，HA 組、LSF 組和 HSF 組大鼠血清中的 TGF-β1 濃度均較低（P<0.05）；與 HA 組比較，LSF 組和 HSF 組大鼠血清中的 TGF-β1 濃度均較低（P<0.05）；與 LSF 組比較，HSF 組大鼠血清中的 TGF-β1 濃度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結論 SF 可通過減輕術后粘連組織中的炎癥反應與纖維形成，有效減少大鼠動物模型中腸粘連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