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討使用基于股骨外側髁軟骨頂點（apex of deep cartilage，ADC）設計的個性化股骨定位器輔助前交叉韌帶（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ACL）重建術后患側膝關節運動學變化情況。方法 2021年1月—2022年1月共納入40例符合選擇標準的初次 ACL斷裂患者，隨機分為研究組（使用基于ADC設計的個性化股骨定位器輔助ACL重建）和對照組（不使用上述個性化股骨定位器輔助ACL重建），每組20例；另外收集 20 名膝關節正常志愿者作為健康組。3組患者/志愿者性別、年齡、身體質量指數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3、6、12個月，使用Opti_Knee膝關節三維運動測量分析系統對所有患者行步態分析，記錄膝關節 6 個自由度（屈伸角、內外翻角、內外旋角、前后位移、上下位移及內外位移）和運動周期（最大步長、最小步長及步頻），將患者數據與健康組數據進行比較。 結果 健康組志愿者屈伸角為（57.80±3.45）°、內外翻角為（10.54±1.05）°、內外旋角為（13.02±1.66）°、前后位移為（1.44±0.39）cm、上下位移為（0.86±0.20）cm、內外位移為（1.38±0.39）cm，最大步長為（51.24±1.29）cm、最小步長為（45.69±2.28）cm、步頻為（12.45±0.47）步/min。與健康組比較，研究組和對照組患者術后3個月屈伸角和內外旋角減小，術后6個月對照組屈伸角減小，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余各時間點各指標與健康組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研究組組內比較，除術后6、12個月屈伸角和內外旋角大于術后3個月，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外，其余各時間點間各指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研究組與對照組間除術后6個月屈伸角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外，其余各時間點兩組間各指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 與常規手術相比，使用基于ADC設計的個性化股骨定位器輔助ACL重建術可幫助患者獲得更滿意的術后早期運動學療效，三維運動學分析可以更客觀、動態地評估患者術后膝關節恢復情況。
目的探討基于股骨外側髁軟骨頂點（apex of deep cartilage，ADC）結合患者影像學數據設計個性化股骨定位器，輔助前交叉韌帶（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ACL）重建的臨床療效。方法 選取2021年1月—2022年1月符合選擇標準的40例初次ACL斷裂患者，隨機分為研究組（使用基于ADC設計的個性化股骨定位器輔助ACL重建）和對照組（術中透視輔以傳統股骨定位器輔助ACL重建），每組20例。兩組患者性別、年齡、身體質量指數、患膝側別、致傷原因及術前國際膝關節文獻委員會（IKDC）評分、Lyshlom評分及Tegner評分等基線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前及術后 3、6、12個月，采用IKDC評分、Lyshlom評分及Tegner評分評價患膝功能恢復情況。術前及術后行膝關節CT和三維重建檢查，測量ADC至前骨緣的水平距離（L）和ADC至骨道中心的水平距離（I），通過I/L計算骨道前后位置R；在二維橫斷面上測量骨道中心至下骨緣的距離（D）；比較兩組R值和D值。結果研究組手術時間明顯少于對照組 ［MD=?6.90（?8.78，?5.03），P<0.001］。兩組患者切口均Ⅰ期愈合，未發生關節腔內感染、神經損傷、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等并發癥。研究組術前模擬定位的R值和D值與術中實際定位的R值和D值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 ［MD=0.52（?2.85，3.88），P=0.758；MD=0.36（?0.39，1.11），P=0.351］；研究組術中實際定位的R值和D值與對照組比較差異亦無統計學意義 ［MD=1.01（?2.57，4.58），P=0.573；MD=0.24（?0.34，0.82），P=0.411］。兩組患者術后均獲隨訪，隨訪時間12～13個月，平均12.4個月。隨時間延長兩組患膝IKDC評分、Lysholm評分及Tegner評分均逐漸增加，手術前后各時間點間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各時間點兩組間各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基于ADC設計的個性化股骨定位器可準確輔助ACL重建術中的股骨隧道定位，相較于傳統手術方法縮短了手術時間，早期臨床療效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