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對骨盆-脊柱矢狀位平衡的影像學評價現狀及爭議展開綜述，為其在臨床的合理應用提供參考。 方法 廣泛查閱國內外關于骨盆-脊柱矢狀位參數及其臨床應用的相關文獻，從目前常用的各項參數的臨床應用、各自的優點和局限性、如何合理運用這些參數等方面進行總結。 結果 矢狀位參數各有其優缺點，而且受種族、年齡影響。脊柱矢狀軸僅能反映整體情況，T1 骨盆角綜合了軀干傾斜和骨盆代償信息，但在術中不易控制，而西方人群的矯形目標可能不適合于中國人群。 結論 在評估矢狀位平衡時需合理運用各參數的優勢，衡量整體平衡時也需考慮局部情況，而且對于不同人群需要采用不同的評價標準。
目的對椎旁肌評價方法及其與腰椎疾病發生發展的關系進行綜述，為進一步開展椎旁肌相關研究提供參考。方法廣泛查閱國內外關于椎旁肌評價方法及椎旁肌在腰椎疾病中作用的相關文獻，對常用的椎旁肌評價方法優點和局限性、椎旁肌與腰椎疾病的關系等方面進行總結。結果臨床常用 CT、MRI 評估椎旁肌退變，檢測指標包括椎旁肌橫截面積及脂肪浸潤程度。影像學測量方法可重復性好，但是 CT 存在輻射暴露缺點，MRI 花費較高。此外，椎旁肌功能也逐漸得到學者關注，主要評價方法有表面肌電信號分析以及腰背肌力量測試。表面肌電信號分析能夠定量反映神經肌肉功能，但是測量結果影響因素較多；腰背肌力量測試簡單，但缺乏標準化動作。研究表明椎旁肌退變與多種腰椎疾病相關，但不同研究結果之間存在差異。結論椎旁肌評價方法多樣，但缺乏統一標準，椎旁肌退變對腰椎疾病的影響有待進一步研究。
目的 對退變性成人脊柱側凸（adult degenerative scoliosis，ADS）長節段固定術（long-segment fixation，LSF）中近端固定椎（upper instrumented vertebra，UIV）選擇的相關研究進行綜述，以指導臨床治療。方法 查閱近年國內外相關文獻，就ADS患者 LSF術中矢狀面及冠狀面UIV的選擇策略、UIV選擇與近端交界性后凸（proximal junctional kyphosis，PJK）及近端交界性失敗（proximal junctional failure，PJF）之間的關系、微創脊柱外科手術對UIV選擇策略的影響等方面進行總結。結果 LSF治療ADS可恢復脊柱生物力學平衡，重建脊柱生理曲度。對側彎嚴重、伴有椎體旋轉、矢狀面嚴重失平衡的ADS患者應選擇LSF。一般情況較差者，可融合至胸腰椎，以減少手術時間和術中出血，有利于早期活動，減少并發癥發生；一般情況較好者，必要時可考慮融合至上胸椎，以期獲得滿意遠期療效。但在矯形條件允許情況下，應盡量選擇下胸椎區（T9、10），以減少PJK、PJF等術后并發癥。近年，有學者提出了一種新的參考標志——冠狀位第1反轉椎來指導UIV選擇，但還需要大樣本量、多中心隨機對照研究進一步驗證其可靠性。研究表明，不同人種、不同生活習慣會導致脊柱-骨盆矢狀位參數不同，進而影響UIV的選擇。微創手術治療ADS獲得了滿意療效，但UIV選擇策略還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結論 LSF術中UIV選擇策略目前尚未統一，UIV在矢狀面上選擇上胸椎、下胸椎還是胸腰椎，應綜合考慮患者脊柱生物力學平衡、全身情況等，同時需要結合冠狀面上水平椎、中立椎、上端椎關系，以制定科學、合理的個體化方案。
目的比較不同年齡段中老年患者接受后路腰椎椎體間融合術（posterior lumbar intervertebral fusion，PLIF）的并發癥及臨床評分改善情況，為醫務人員評估不同年齡段中老年患者接受 PLIF 的并發癥風險和臨床獲益提供參考。方法回顧分析 2013 年 6 月—2016 年 6 月符合選擇標準的 1 136 例行 PLIF 治療的 55 歲以上患者臨床資料。根據患者接受手術時的年齡分為 55～64 歲組、65～74 歲組和≥75 歲組。比較 3 組患者一般特征、合并癥情況及手術資料，統計并比較不同年齡組并發癥發生例數及發病率，并按照最小臨床顯著標準（minimal clinical important difference，MCID），對患者的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AS）評分和 Oswestry 功能障礙指數（ODI）的改善情況進行比較。采用單因素 logistic 回歸比較不同年齡段并發癥發病及 VAS 和 ODI 評分改善達到 MCID 的情況，并對并發癥的危險因素進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3 組患者手術融合節段數和合并骨質疏松情況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性別、體質量指數、手術時間、術前美國麻醉醫師協會（ASA）分級和合并癥數量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所有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 6～62 個月，平均 27.4 個月。術后并發癥結果中，3 組術中并發癥、系統性并發癥、微小并發癥總發生率以及術后 ODI 評分改善達到 MCID 比例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遠期隨訪終點并發癥總發生率及術后 VAS 評分改善達到 MCID 比例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單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顯示，調整混雜因素后，55～64 歲組和 65～74 歲組間術中并發癥發生情況和術后 ODI 評分改善達到 MCID 情況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75 歲組系統性并發癥、微小并發癥、遠期隨訪終點并發癥發生情況以及術后 ODI 評分改善達到 MCID 情況與其他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顯示，年齡增長是系統性并發癥、微小并發癥和遠期隨訪終點并發癥的危險因素。除年齡外，手術時間長是術中并發癥的危險因素，融合節段數增加是系統性并發癥的危險因素，合并癥數量是微小并發癥的危險因素，合并骨質疏松是遠期隨訪終點并發癥的危險因素。結論與年齡<75歲的中老年患者相比，年齡≥75 歲的腰椎退行性疾病患者 PLIF 手術并發癥風險較高，但術后 VAS 和 ODI 評分改善相似。在嚴格把握手術適應證前提下行 PLIF，對提高此類患者的生活質量具有積極意義。
目的探討腰椎擬融合節段的相鄰節段術前存在的椎管狹窄因素對術后早期臨床療效的影響。方法采用前瞻性對比研究，將 2015 年 7 月—2017 年 12 月收治的符合選擇標準的 183 例 L4～S1 腰椎管狹窄癥患者，根據術前椎間盤退變情況及椎管狹窄情況判斷的相鄰節段退變（adjacent segment degeneration，ASD）狀態不同分成兩組，A 組 98 例（術前相鄰節段無退變），B 組 85 例（術前相鄰節段已退變）。兩組患者性別、美國麻醉醫師協會（ASA）分級、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合并滑脫狀態及術前腰、腿痛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AS）、日本骨科協會（JOA）評分、Oswestry 功能障礙指數（ODI）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A 組患者年齡顯著小于 B 組（t=?3.560，P=0.000）。記錄并比較兩組患者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住院時間、圍術期并發癥；末次隨訪時采用腰、腿痛 VAS 評分、JOA 評分、ODI 評分評價療效。比較兩組間末次隨訪時 ASD 發生情況，采用 logistic 回歸分析影響患者術后出現 ASD 的獨立危險因素。結果兩組患者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及住院時間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A、B 組圍術期并發癥發生率分別為 13.3% 和 20.0%，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506，P=0.220）。兩組患者均獲隨訪，A、B 組隨訪時間分別為（24.9±8.8）個月和（24.8±7.8）個月，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0.050，P=0.960）。至末次隨訪時，兩組患者均未出現相鄰節段病變。兩組患者末次隨訪時椎間盤 Pfirrmann 分級與術前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前及末次隨訪時兩組間 Pfirrmann 分級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01）。至末次隨訪時 A、B 組分別有 21 例（21.4%）和 53 例（62.4%）出現 ASD，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31.652，P=0.000）；術后相鄰節段椎管狹窄程度加重是術后發生 ASD 的主要原因。兩組患者末次隨訪時各臨床評分均較術前顯著改善（P<0.05），末次隨訪時 A 組 JOA 評分顯著高于 B 組（P<0.05）。B 組患者中術后出現 ASD 患者末次隨訪時的腰痛 VAS 評分、ODI 評分顯著高于非 ASD 患者（P<0.05）。logistic 回歸分析顯示，術前相鄰節段存在退變因素與 BMI 是影響患者術后出現 ASD 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結論術前相鄰節段存在退變因素，會顯著影響患者術后早期臨床療效及增加術后出現 ASD 的風險，相鄰節段椎管狹窄程度加重是術后早期 ASD 主要的病理類型。應根據術前相鄰節段椎管的整體退變情況評估術前相鄰節段的退變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