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討糖尿病診療延誤所導致的醫療經濟學負擔。方法利用日本醫療數據中心及 Milliman 分別持有的職工/非職工醫保和體檢數據庫，將糖尿病人群及時接受診療的情況與現狀進行衛生經濟學分析。結果日本整體的糖尿病診療延誤人群約為 91.6 萬，其平均診療延誤時間為 39.6 個月。延誤時間的增加與確診后每月醫療費的增加呈明顯相關性。延誤人群如能全員及時就診，可節約日本全國每年醫療費約 382.4 億元人民幣（總體醫療費的 1.5%）。結論本研究提示糖尿病診療延誤及診療推進措施所具有的潛在巨大醫療經濟效果，可為將來我國類似的醫療健康政策的經濟性評價及真實世界數據的運用提供參考。
循證研究是傳統醫學現代化的重要途徑，中國和日本在中醫藥及漢方醫學方面經過多年循證研究，取得了巨大的發展與進步，但亦存在不足和短板。該文從中日傳統醫學臨床證據生產及評價體系、臨床研究報告規范化、中日傳統醫學標準化、臨床證據整體性評價、臨床證據轉化及臨床研究方法學探索幾個方面，對中日傳統醫學循證研究現狀進行對比，分析各自的優勢和不足，以期尋求彼此互補的領域，旨在為今后中日雙方的中醫藥循證合作研究提供思考和啟示。
目的分析股骨頭壞死（osteonecrosis of the femoral head，ONFH）不同日本厚生省骨壞死研究會（JIC）分型的股骨頭塌陷與手術情況，總結各分型ONFH的預后規律，并對C1型探索基于CT壞死區重建的ONFH側位分型的臨床意義并驗證其臨床作用。 方法以2004年5月—2016年12月收治的119例（155髖）ONFH患者為研究對象，JIC分型：A型34髖，B型33髖，C1型57髖，C2型31髖。各JIC分型患者的年齡、性別、側別、ONFH類型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分析不同JIC分型的1、2、5年股骨頭塌陷及手術情況，以及不同JIC分型、激素性/非激素性ONFH、無癥狀與有癥狀（疼痛時間>6個月或≤6個月）髖關節間及聯合保留角（combined preserved angle，CPA）≥118.725° 和CPA<118.725° 髖關節間的生存率（以股骨頭塌陷為終點）。選取組內手術及塌陷發生差異較大、具備研究價值的JIC C1分型，根據其壞死區在股骨頭表面的位置，在CT重建側位將其分成5個亞型，并提取壞死區輪廓線，匹配至標準股骨頭模型上，對5個亞型的壞死情況進行熱力圖圖像呈現。分析不同側位亞型1、2、5年的股骨頭塌陷和手術情況，并比較該型患者中CPA≥118.725° 和CPA<118.725° 髖關節間的生存率（以股骨頭塌陷為終點），以及不同側位亞型的生存率（分別以股骨頭塌陷和手術為終點）。 結果 JIC C2型患髖1、2、5年股骨頭塌陷率與手術率均明顯高于其他分型（P<0.05）；而C1型患髖塌陷率與手術率均高于A、B型（P<0.05）。不同JIC分型患髖的生存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A、B、C1、C2型逐漸降低；無癥狀髖關節生存率明顯高于有癥狀髖關節，CPA≥118.725° 的髖關節生存率明顯高于CPA<118.725° 的髖關節，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對C1型髖關節壞死區域CT重建側位進行進一步分型，1型12髖、2型20髖、3型9髖、4型9髖、5型7髖。隨訪5年時各亞型之間股骨頭塌陷率及手術率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4、5型塌陷率及手術率均為0；3型塌陷率及手術率均最高；2型塌陷率高，但手術率低于3型；1型塌陷率高，但手術率均為0。JIC C1型中，CPA≥118.725° 的髖關節生存率明顯高于CPA<118.725° 的髖關節（P<0.05）。以股骨頭塌陷為終點的隨訪中，4、5型患髖生存率均為100%，1、2、3型生存率均為0，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以手術為終點的隨訪中，1、4、5型生存率均為100%，3型為0，2型為60%，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結論JIC A、B型可選擇非手術治療，C2型可手術保髖。通過CT側位分型對C1型進行5個亞型分類，3型塌陷風險最高，4、5型塌陷和手術風險低，1型塌陷率高但手術風險低；2型塌陷率高，但手術率接近JIC C1型平均值，仍需開展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