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討動脈導管未閉(PDA)合并重度肺動脈高壓(PH)患者外科手術治療與介入封堵治療的適應證和治療效果。 方法 回顧分析1998年5月至2008年5月我科收治的30例PDA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14例，女16例；年齡14～41歲，平均年齡25.8歲。18例行外科手術治療，12例行介入封堵治療。 結果 經外科手術和介入封堵治療患者術后即刻的肺動脈收縮壓(608±120 mm Hg vs. 100.2±14.2 mm Hg; 60.3±11.6 mm Hg vs. 108.4±17.6 mm Hg)和平均肺動脈壓(401±98 mm Hg vs. 76.1±11.3 mm Hg; 40.2±10.5 mm Hg vs. 79.5±13.6 mm Hg)均較術前明顯降低（Plt;0.05）。術后4例手術患者中有2例出現聲音嘶啞，2例殘余分流；介入封堵治療患者術后未出現明顯并發癥。隨訪29例，隨訪時間3個月~2年；1例失訪。隨訪期間患者無明顯胸悶、氣促等，超聲心動圖檢查大動脈水平未探及殘余分流，1例術前伴有心房顫動的患者在封堵術后2個月時猝死，死亡原因不明。28例患者術后90 d復查超聲心動圖提示：肺動脈收縮壓均較術前明顯降低（Plt;0.05），兩種治療方法的療效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gt;0.05）。 結論 介入封堵治療PDA合并重度PH的患者與外科手術治療相比較具有創傷小、風險小、并發癥少和恢復快等優點，尤其是介入封堵治療可行試驗性封堵，對鑒別動力性和阻力性PH具有不可替代的優越性。但一些特殊類型的PDA患者仍需外科手術治療。
目的 探討不宜單獨行腔內隔絕治療、累及弓部的主動脈夾層雜交手術治療方法及其療效。 方法 回顧性分析2008年11月至2011年8月成都軍區總醫院15例累及弓部的主動脈夾層患者行雜交手術治療的臨床資料，其中男10例，女5例；年齡51～72 （58.2±7.2）歲。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4例，B型主動脈夾層11例，病變均累及主動脈弓。采用胸骨正中切口或加頸部切口行升主動脈至頭臂動脈旁路移植、單純頸部切口行頭臂動脈間旁路移植，然后行股動脈切口逆行主動脈腔內覆膜支架植入。術后即刻行數字減影血管造影（DSA），術后3個月、術后1年和2年分別隨訪CT造影資料，觀察支架和人工血管通暢情況。 結果 所有患者均成功完成手術，并植入覆膜支架。術中血管造影證實支架植入定位準確，支架無明顯內漏和移位。主動脈夾層真腔血流恢復正常，旁路血管血流通暢，圍術期無死亡和嚴重并發癥發生。隨訪15例，隨訪時間3～20 （12.0±4.1）個月，所有患者均生存，恢復正常生活。術后3個月及術后1年、2年復查主動脈增強CT示：支架無移位和內漏，支架內及人工血管旁路血流通暢，未見腦部和肢體缺血征象。 結論 累及弓部的主動脈夾層可根據受累部位和程度采用不同的雜交手術方法，安全、有效，能明顯減輕患者的創傷和痛苦，該方法擴大了介入覆膜支架腔內治療的適應證，但遠期療效有待進一步觀察。
目的分析并評估膈肌折疊術治療嬰幼兒先天性心臟病矯治術后膈肌麻痹的臨床效果。 方法回顧性分析2009年12月至2012年12月13例先天性心臟病嬰幼兒行矯治手術后發生膈肌麻痹的臨床資料，其中男5例、女8例；年齡35 d至11個月［（6.6±3.2）個月］；體重3.5～9.6（6.2±1.8）kg。膈肌折疊術在心臟直視手術后（19.08±4.29）d施行。所有患者均無法順利脫離呼吸機，或脫機后因嚴重呼吸困難反復行氣管內插管，13例患兒均行單側或雙側膈肌折疊術。 結果發生呼吸機相關性肺炎2例，發生率15.4%，其中1例痰培養為復合鮑曼不動桿菌陽性、血細菌培養陰性；另1例為法洛四聯癥合并肺動脈閉鎖患兒，雙側膈肌麻痹，行雙側膈肌折疊術后第11 d痰培養和血培養均為銅綠假單胞菌陽性，并因多臟器功能衰竭死亡。所有患兒膈肌折疊術后胸部X線片提示膈肌下降至正常位置。膈肌折疊術后患兒脫離呼吸機時間為（5.38±3.09）d。膈肌折疊術后患兒動脈血氧分壓（PaO2）較術前明顯增高［（90.22±8.47）mm Hg vs.（80.69±6.72）mm Hg；P<0.05］，動脈血二氧化碳分壓（PaCO2）較術前明顯降低［（39.87±6.31）mm Hg vs.（56.38±7.19）mm Hg；P<0.05］。隨訪12例，隨訪時間24個月，1例患兒行雙側膈肌折疊術，出院后6個月內反復2次出現肺部感染，其余患兒呼吸功能正常。所有隨訪患兒心功能Ⅰ～Ⅱ級（NYHA）。 結論先天性心臟病嬰幼兒行心臟直視手術后發生膈肌麻痹時，難以順利脫離呼吸機，行膈肌折疊術是較安全、簡便、有效的治療手段，能提高患者的生存率，降低院內感染幾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