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中國抗癲癇協會共患病專業委員會. 癲癇伴抑郁診斷治療的中國專家共識（2022修訂版）. 癲癇雜志, 2022, 8(6): 488-493. doi: 10.7507/2096-0247.202209015 復制
抑郁是癲癇患者最常見的精神共患病，然而目前我國對癲癇伴抑郁患者的診斷治療現狀不容樂觀。我國一項三甲醫院橫斷面研究顯示，407例癲癇患者抑郁患病率為24.1%，而既往抑郁患病率診斷僅6.2%，遠低于實際水平[1]。大量漏診的原因可能因癲癇合并抑郁的臨床表現不典型，癲癇患者已經習慣于情緒低落狀態，甚至不承認自己情緒低落，導致了診斷的延遲，也可能因神經科醫師忽視癲癇共患抑郁，不能準確識別和處理。2021年國際抗癲癇聯盟（International League Against Epilepsy，ILAE）心理工作組發布的一項全球67個國家的問卷調查顯示，445名神經科和癲癇專科醫生中，半數醫生認為共病管理資源匱乏，缺乏精神科專家支持，缺乏專業共病篩查、管理共識和規范化流程；僅43%的醫生在癲癇患者首診和隨訪中篩查抑郁，20%醫生會主動篩查自殺[2]。鑒于目前我國對癲癇伴抑郁患者存在診斷率低、缺乏規范治療的現象，中國抗癲癇協會共患病專業委員會更新既往共識，旨在提高我國癲癇伴抑郁的診療水平。
1 癲癇伴抑郁流行病學及疾病負擔
近期一項納入27項研究的Meta分析結果顯示，不同的研究類型、地區和不同年齡分布均顯示癲癇與抑郁共病風險增加[3]。另一項Meta分析從5個數據庫中篩選35項研究，共納入5 434例成人癲癇患者，結果顯示癲癇伴抑郁患者高達21.9%且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4]。癲癇患者的抑郁癥患病率是正常人群的3倍。癲癇患者伴抑郁平均發病率為30%[5-6]明顯高于普通人群[7-8]。此外，癲癇發作頻率與抑郁發生呈正相關，癲癇控制良好的患者共患抑郁概率較普通人群高2～5倍，癲癇控制不良或復發患者中抑郁共患概率可增加10倍以上[9-10]。癲癇伴抑郁風險增加相關重要因素還包括顳葉起源的癲癇、女性患者、低文化程度，抗癲癇發作藥物（Anti seizure medications，ASMs）依從性差，無業狀態、病恥感和共患焦慮[11]。
癲癇伴抑郁對患者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不僅影響癲癇預后，導致患者癲癇控制不佳、術后發作改善差，而且加重ASMs不良反應、降低用藥依從性、加重病恥感、影響患者婚姻和就業。癲癇伴抑郁也是癲癇患者自殺的危險因素，癲癇患者自殺率為普通人群3倍，而癲癇伴抑郁患者自殺率為普通人群29倍[12]。癲癇伴抑郁嚴重降低患者生活質量，加重社會經濟負擔，顯著增加病死率。
專家共識意見一：癲癇伴抑郁常見而易被忽視，顯著影響癲癇患者預后及生活質量，應重視對癲癇患者情緒障礙的篩查，早期識別診斷，采取合理治療。
2 癲癇伴抑郁臨床表現
本共識所采用的“抑郁”術語是指抑郁狀態或抑郁障礙。抑郁狀態核心癥狀表現為情緒低落，喪失興趣或愉悅感，伴有行為、軀體癥狀或自主神經功能異常的一組綜合征，持續時間可稍長。抑郁障礙臨床表現為顯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達到抑郁癥診斷標準的精神障礙性疾病，顯著影響患者的社會功能。抑郁狀態雖未達到抑郁癥具體診斷標準，但因其超出患者承受能力或自我調節能力，為病理狀態，也需要早期識別及干預。
癲癇患者的抑郁癥狀中，比較突出的是睡眠障礙，食欲下降、精力下降，興趣減少、社會接觸減少、酒精濫用、工作和學習缺乏動力、自殺行為，而軀體癥狀相對少見[13]。抑郁的發生也常與癲癇類型相關，全面性發作較局灶性發作患者發生抑郁少，而局灶性癲癇中又以顳葉癲癇伴抑郁最為常見[14]。抑郁好發于顳葉癲癇患者可能與顳葉控制情緒精神行為的功能有關。
癲癇伴發的抑郁常為持續性，也可波動或陣發性加重。根據抑郁發生時間與癲癇發作的前后關系，癲癇伴抑郁可分為圍發作期抑郁（發作前、發作后、發作時）和發作間期抑郁。圍發作期抑郁與癲癇發作事件相關，25%的癲癇發作先兆表現為精神癥狀，15%與情緒變化有關。抑郁癥狀可能是單純部分性癲癇發作癥狀之一，患者抑郁發作隨后可出現意識改變，常進展為復雜部分性發作。發作前抑郁表現為情緒癥狀在癲癇發作數小時至3天前出現，發作前24 h癥狀明顯加重并持續至發作后數天至一周。發作后抑郁出現在癲癇發作后72 h之內，常與發作后焦慮，發作后植物神經功能癥狀伴隨出現。發作間期抑郁獨立于癲癇發作，見于2/3患者，對生活質量影響最大[15]。
3 癲癇伴抑郁的共病機制
雖然癲癇與抑郁為共患病，相互之間無因果關系，但是二者之間存在雙向作用，相互影響，互為危險因素，癲癇患者抑郁患病率較無癲癇者風險增高2倍，抑郁患者較無抑郁者患癲癇風險增高2.5倍[16]。癲癇與抑郁可能共享某些發病機制：遺傳學機制研究通過基因關聯分析和通路富集策略發現癲癇和抑郁癥共病的潛在多效基因CD3G和SLCO3A1基因在兩種疾病共享功能通路[17]。癲癇伴抑郁患者雙側海馬體積較無抑郁者明顯縮小且與抑郁嚴重程度正相關[18-19]；下丘腦-垂體-腎上腺（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HPA）軸功能亢進、炎性因子如白細胞介素1β，白細胞介素-2，白細胞介素-6和腫瘤壞死因子激活，單胺活性下降，糖皮質激素受體表達異常降低也參與癲癇與抑郁的共同發病機制[20-22]。
部分ASMs也會影響情緒行為。苯二氮卓類藥物增強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s，GABA）神經傳導功能，但也會誘發患者情緒激動、煩躁、好動甚至攻擊行為。多項研究顯示，情緒障礙患者血液中谷氨酸含量增加，一些ASMs增加谷氨酸轉運會對情緒和行為產生負性影響。也有證據表明抑郁癥患者血鈉異常升高，抑郁改善后血鈉濃度恢復正常，因而鈉離子通道阻滯劑可表現抗抑郁作用[23]。
4 癲癇伴抑郁的篩查
癲癇伴抑郁的早期診斷對于患者癲癇控制和生活治療的提高至關重要。ILAE建議所有新診斷癲癇患者都應進行抑郁篩查且每年篩查一次[24]。ILAE精神病委員會推薦使用NDDI-E量表進行篩查，NDDI-E英文原版共有6個題目，其優勢在于所包涵的題目精簡扼要，與ASMs引起的情緒方面的副作用沒有重疊，因而可排除ASMs引起的情緒改變[25]。C-NDDI-E為中文翻譯版，其靈敏度和特異度已經在中國癲癇人群中得到驗證，建議將分值>12分定為篩選癲癇伴抑郁的分界值[26]。NDDI-E量表見表1。
表1
NDDI-E英文/中文版本對應題目
對抑郁癥狀明確，持續時間>2周，伴有嚴重失眠、精神痛苦顯著、嚴重影響軀體疾病治療或康復、共病藥物濫用、伴有雙相情感障礙、有自殺傾向的患者，可請精神科醫師會診或轉診[27]。
兒童青少年癲癇患者抑郁可采用抑郁量表進行篩查，常用量表為HADS。
專家共識意見二：癲癇患者如主訴中包含抑郁相關癥狀、家族史、既往史，應進行抑郁障礙篩查，如有條件所有患者都應每年進行一次抑郁篩查。建議使用C-NDDI-E量表進行篩查。并評估患者抑郁癥狀嚴重程度、功能障礙程度、自殺風險和生活質量。
專家共識意見三：兒童青少年癲癇患者可在家長協助下采用HADS量表篩查抑郁障礙。
5 癲癇伴抑郁的診斷
抑郁障礙應由精神科醫師診斷，診斷標準符合ICD-10精神與行為障礙分類或DSM-V精神障礙診斷標準。未達具體診斷標準者可以由神經科醫師診斷抑郁狀態。
6 癲癇伴抑郁的治療要點
6.1 考慮抗癲癇發作藥物對情緒的影響
諸多ASMs對患者情緒均有良性或不良影響，對于癲癇伴抑郁的患者，應充分考慮ASMs對情緒的影響。此類患者應避免使用對情緒有不良影響的ASMs，停止使用有穩定情緒作用的ASMs應該謹慎，藥物減量速度需緩慢，若換藥中出現抑郁癥狀則應繼續使用原有ASMs或加入有穩定情緒作用的ASMs。
在常用的ASMs中，丙戊酸鈉具有穩定情緒作用，也用于治療抑郁和雙相情感障礙[28]；拉莫三嗪在隨機雙盲研究中作為添加治療亦可改善癲癇患者抑郁癥狀，卡馬西平、奧卡西平不增加自殺風險，也不加重抑郁情緒[29-30]。某些ASMs可加重或引發抑郁，研究顯示，巴比妥類、環己烯酸、唑尼沙胺、托吡酯、左乙拉西坦對情緒有不良影響[31]。第三代ASMs拉考沙胺對抑郁有正性作用。
專家共識意見四：癲癇伴抑郁患者在考慮其發作類型的前提下，推薦使用對情緒有正性影響作用的ASMs。丙戊酸鈉、拉莫三嗪、拉考沙胺具有情緒穩定作用，卡馬西平、奧卡西平不增加自殺自殘率，不誘導或加重抑郁癥狀。
6.2 抗抑郁藥物治療和非藥物治療
癲癇共病抑郁患者應進行密切臨床監測和心理支持，并有必要采取長期干預。2022年ILAE精神病委員會工作小組發布成人癲癇伴抑郁的醫學治療臨床實踐推薦，建議在輕度抑郁發作將心理干預作為一線治療；在使用藥物的情況下，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SRIs）是首選藥物（B級推薦）；中度至重度抑郁發作患者中，SSRIs仍然是首選藥物（B級推薦）；對于一線治療部分或無反應的患者，改用文拉法辛似乎是合理的（C級推薦）。抗抑郁藥物治療應在第一次抑郁發作緩解后至少持續6個月，但對于有既往抑郁發作史的患者，應延長至9個月，對于嚴重抑郁或殘留癥狀的患者，應繼續更長時間，直至癥狀消退[32]。SSRIs藥物不易誘發癲癇發作、不良反應較少、鎮靜作用小，在安全性方面顯著優于三環類抗抑郁藥物（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TCA）。SSRIs類藥物使用建議單藥治療，小劑量起始，緩慢加量直至患者抑郁癥狀改善。SSRIs中舍曲林和西酞普蘭與ASMs的藥代動力學相互作用較少，可作為首選。尤其要注意帕羅西汀的酶誘導作用，該藥可加速ASMs的代謝，降低抗癲癇作用。某些ASMs（如卡馬西平）也可能因其酶誘導作用會加速抗抑郁藥物代謝，降低血藥濃度約25%。
多項研究表明認知行為療法可有效改善患者抑郁癥狀。近期國內一項隨機對照試驗研究顯示，接受認知行為治療的癲癇共患抑郁患者在抑郁、癲癇發作擔憂、認知、藥物療效和生活質量方面均有明顯改善，且女性和癲癇聯合用藥患者在認知行為治療中獲益最多[33]。在網絡時代，電子化認知干預（Emyna）也有助于減輕抑郁癥狀，改善癲癇患者心理健康、社會職業功能和生活質量。對于重癥、難治性抑郁，電休克療法是一種重要治療方法。
運動可以提高五羥色胺水平、改善癲癇患者心境。因癲癇患者運動量少于健康群體，運動改善抑郁癥狀尚缺乏臨床研究，僅經動物模型證實。癲癇共病抑郁診療流程見圖1。
圖1
癲癇共病抑郁診療流程圖
專家共識意見五：癲癇患者如診斷抑郁應及時干預，充分考慮ASMs對情緒的影響，可聯合使用非藥物治療與藥物治療。抗抑郁藥物中首選推薦使用SSRIs，與ASMs同用時需注意藥物相互作用并監測不良反應。
利益沖突聲明 所有作者無利益沖突。
抑郁是癲癇患者最常見的精神共患病，然而目前我國對癲癇伴抑郁患者的診斷治療現狀不容樂觀。我國一項三甲醫院橫斷面研究顯示，407例癲癇患者抑郁患病率為24.1%，而既往抑郁患病率診斷僅6.2%，遠低于實際水平[1]。大量漏診的原因可能因癲癇合并抑郁的臨床表現不典型，癲癇患者已經習慣于情緒低落狀態，甚至不承認自己情緒低落，導致了診斷的延遲，也可能因神經科醫師忽視癲癇共患抑郁，不能準確識別和處理。2021年國際抗癲癇聯盟（International League Against Epilepsy，ILAE）心理工作組發布的一項全球67個國家的問卷調查顯示，445名神經科和癲癇專科醫生中，半數醫生認為共病管理資源匱乏，缺乏精神科專家支持，缺乏專業共病篩查、管理共識和規范化流程；僅43%的醫生在癲癇患者首診和隨訪中篩查抑郁，20%醫生會主動篩查自殺[2]。鑒于目前我國對癲癇伴抑郁患者存在診斷率低、缺乏規范治療的現象，中國抗癲癇協會共患病專業委員會更新既往共識，旨在提高我國癲癇伴抑郁的診療水平。
1 癲癇伴抑郁流行病學及疾病負擔
近期一項納入27項研究的Meta分析結果顯示，不同的研究類型、地區和不同年齡分布均顯示癲癇與抑郁共病風險增加[3]。另一項Meta分析從5個數據庫中篩選35項研究，共納入5 434例成人癲癇患者，結果顯示癲癇伴抑郁患者高達21.9%且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4]。癲癇患者的抑郁癥患病率是正常人群的3倍。癲癇患者伴抑郁平均發病率為30%[5-6]明顯高于普通人群[7-8]。此外，癲癇發作頻率與抑郁發生呈正相關，癲癇控制良好的患者共患抑郁概率較普通人群高2～5倍，癲癇控制不良或復發患者中抑郁共患概率可增加10倍以上[9-10]。癲癇伴抑郁風險增加相關重要因素還包括顳葉起源的癲癇、女性患者、低文化程度，抗癲癇發作藥物（Anti seizure medications，ASMs）依從性差，無業狀態、病恥感和共患焦慮[11]。
癲癇伴抑郁對患者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不僅影響癲癇預后，導致患者癲癇控制不佳、術后發作改善差，而且加重ASMs不良反應、降低用藥依從性、加重病恥感、影響患者婚姻和就業。癲癇伴抑郁也是癲癇患者自殺的危險因素，癲癇患者自殺率為普通人群3倍，而癲癇伴抑郁患者自殺率為普通人群29倍[12]。癲癇伴抑郁嚴重降低患者生活質量，加重社會經濟負擔，顯著增加病死率。
專家共識意見一：癲癇伴抑郁常見而易被忽視，顯著影響癲癇患者預后及生活質量，應重視對癲癇患者情緒障礙的篩查，早期識別診斷，采取合理治療。
2 癲癇伴抑郁臨床表現
本共識所采用的“抑郁”術語是指抑郁狀態或抑郁障礙。抑郁狀態核心癥狀表現為情緒低落，喪失興趣或愉悅感，伴有行為、軀體癥狀或自主神經功能異常的一組綜合征，持續時間可稍長。抑郁障礙臨床表現為顯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達到抑郁癥診斷標準的精神障礙性疾病，顯著影響患者的社會功能。抑郁狀態雖未達到抑郁癥具體診斷標準，但因其超出患者承受能力或自我調節能力，為病理狀態，也需要早期識別及干預。
癲癇患者的抑郁癥狀中，比較突出的是睡眠障礙，食欲下降、精力下降，興趣減少、社會接觸減少、酒精濫用、工作和學習缺乏動力、自殺行為，而軀體癥狀相對少見[13]。抑郁的發生也常與癲癇類型相關，全面性發作較局灶性發作患者發生抑郁少，而局灶性癲癇中又以顳葉癲癇伴抑郁最為常見[14]。抑郁好發于顳葉癲癇患者可能與顳葉控制情緒精神行為的功能有關。
癲癇伴發的抑郁常為持續性，也可波動或陣發性加重。根據抑郁發生時間與癲癇發作的前后關系，癲癇伴抑郁可分為圍發作期抑郁（發作前、發作后、發作時）和發作間期抑郁。圍發作期抑郁與癲癇發作事件相關，25%的癲癇發作先兆表現為精神癥狀，15%與情緒變化有關。抑郁癥狀可能是單純部分性癲癇發作癥狀之一，患者抑郁發作隨后可出現意識改變，常進展為復雜部分性發作。發作前抑郁表現為情緒癥狀在癲癇發作數小時至3天前出現，發作前24 h癥狀明顯加重并持續至發作后數天至一周。發作后抑郁出現在癲癇發作后72 h之內，常與發作后焦慮，發作后植物神經功能癥狀伴隨出現。發作間期抑郁獨立于癲癇發作，見于2/3患者，對生活質量影響最大[15]。
3 癲癇伴抑郁的共病機制
雖然癲癇與抑郁為共患病，相互之間無因果關系，但是二者之間存在雙向作用，相互影響，互為危險因素，癲癇患者抑郁患病率較無癲癇者風險增高2倍，抑郁患者較無抑郁者患癲癇風險增高2.5倍[16]。癲癇與抑郁可能共享某些發病機制：遺傳學機制研究通過基因關聯分析和通路富集策略發現癲癇和抑郁癥共病的潛在多效基因CD3G和SLCO3A1基因在兩種疾病共享功能通路[17]。癲癇伴抑郁患者雙側海馬體積較無抑郁者明顯縮小且與抑郁嚴重程度正相關[18-19]；下丘腦-垂體-腎上腺（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HPA）軸功能亢進、炎性因子如白細胞介素1β，白細胞介素-2，白細胞介素-6和腫瘤壞死因子激活，單胺活性下降，糖皮質激素受體表達異常降低也參與癲癇與抑郁的共同發病機制[20-22]。
部分ASMs也會影響情緒行為。苯二氮卓類藥物增強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s，GABA）神經傳導功能，但也會誘發患者情緒激動、煩躁、好動甚至攻擊行為。多項研究顯示，情緒障礙患者血液中谷氨酸含量增加，一些ASMs增加谷氨酸轉運會對情緒和行為產生負性影響。也有證據表明抑郁癥患者血鈉異常升高，抑郁改善后血鈉濃度恢復正常，因而鈉離子通道阻滯劑可表現抗抑郁作用[23]。
4 癲癇伴抑郁的篩查
癲癇伴抑郁的早期診斷對于患者癲癇控制和生活治療的提高至關重要。ILAE建議所有新診斷癲癇患者都應進行抑郁篩查且每年篩查一次[24]。ILAE精神病委員會推薦使用NDDI-E量表進行篩查，NDDI-E英文原版共有6個題目，其優勢在于所包涵的題目精簡扼要，與ASMs引起的情緒方面的副作用沒有重疊，因而可排除ASMs引起的情緒改變[25]。C-NDDI-E為中文翻譯版，其靈敏度和特異度已經在中國癲癇人群中得到驗證，建議將分值>12分定為篩選癲癇伴抑郁的分界值[26]。NDDI-E量表見表1。
表1
NDDI-E英文/中文版本對應題目
對抑郁癥狀明確，持續時間>2周，伴有嚴重失眠、精神痛苦顯著、嚴重影響軀體疾病治療或康復、共病藥物濫用、伴有雙相情感障礙、有自殺傾向的患者，可請精神科醫師會診或轉診[27]。
兒童青少年癲癇患者抑郁可采用抑郁量表進行篩查，常用量表為HADS。
專家共識意見二：癲癇患者如主訴中包含抑郁相關癥狀、家族史、既往史，應進行抑郁障礙篩查，如有條件所有患者都應每年進行一次抑郁篩查。建議使用C-NDDI-E量表進行篩查。并評估患者抑郁癥狀嚴重程度、功能障礙程度、自殺風險和生活質量。
專家共識意見三：兒童青少年癲癇患者可在家長協助下采用HADS量表篩查抑郁障礙。
5 癲癇伴抑郁的診斷
抑郁障礙應由精神科醫師診斷，診斷標準符合ICD-10精神與行為障礙分類或DSM-V精神障礙診斷標準。未達具體診斷標準者可以由神經科醫師診斷抑郁狀態。
6 癲癇伴抑郁的治療要點
6.1 考慮抗癲癇發作藥物對情緒的影響
諸多ASMs對患者情緒均有良性或不良影響，對于癲癇伴抑郁的患者，應充分考慮ASMs對情緒的影響。此類患者應避免使用對情緒有不良影響的ASMs，停止使用有穩定情緒作用的ASMs應該謹慎，藥物減量速度需緩慢，若換藥中出現抑郁癥狀則應繼續使用原有ASMs或加入有穩定情緒作用的ASMs。
在常用的ASMs中，丙戊酸鈉具有穩定情緒作用，也用于治療抑郁和雙相情感障礙[28]；拉莫三嗪在隨機雙盲研究中作為添加治療亦可改善癲癇患者抑郁癥狀，卡馬西平、奧卡西平不增加自殺風險，也不加重抑郁情緒[29-30]。某些ASMs可加重或引發抑郁，研究顯示，巴比妥類、環己烯酸、唑尼沙胺、托吡酯、左乙拉西坦對情緒有不良影響[31]。第三代ASMs拉考沙胺對抑郁有正性作用。
專家共識意見四：癲癇伴抑郁患者在考慮其發作類型的前提下，推薦使用對情緒有正性影響作用的ASMs。丙戊酸鈉、拉莫三嗪、拉考沙胺具有情緒穩定作用，卡馬西平、奧卡西平不增加自殺自殘率，不誘導或加重抑郁癥狀。
6.2 抗抑郁藥物治療和非藥物治療
癲癇共病抑郁患者應進行密切臨床監測和心理支持，并有必要采取長期干預。2022年ILAE精神病委員會工作小組發布成人癲癇伴抑郁的醫學治療臨床實踐推薦，建議在輕度抑郁發作將心理干預作為一線治療；在使用藥物的情況下，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SRIs）是首選藥物（B級推薦）；中度至重度抑郁發作患者中，SSRIs仍然是首選藥物（B級推薦）；對于一線治療部分或無反應的患者，改用文拉法辛似乎是合理的（C級推薦）。抗抑郁藥物治療應在第一次抑郁發作緩解后至少持續6個月，但對于有既往抑郁發作史的患者，應延長至9個月，對于嚴重抑郁或殘留癥狀的患者，應繼續更長時間，直至癥狀消退[32]。SSRIs藥物不易誘發癲癇發作、不良反應較少、鎮靜作用小，在安全性方面顯著優于三環類抗抑郁藥物（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TCA）。SSRIs類藥物使用建議單藥治療，小劑量起始，緩慢加量直至患者抑郁癥狀改善。SSRIs中舍曲林和西酞普蘭與ASMs的藥代動力學相互作用較少，可作為首選。尤其要注意帕羅西汀的酶誘導作用，該藥可加速ASMs的代謝，降低抗癲癇作用。某些ASMs（如卡馬西平）也可能因其酶誘導作用會加速抗抑郁藥物代謝，降低血藥濃度約25%。
多項研究表明認知行為療法可有效改善患者抑郁癥狀。近期國內一項隨機對照試驗研究顯示，接受認知行為治療的癲癇共患抑郁患者在抑郁、癲癇發作擔憂、認知、藥物療效和生活質量方面均有明顯改善，且女性和癲癇聯合用藥患者在認知行為治療中獲益最多[33]。在網絡時代，電子化認知干預（Emyna）也有助于減輕抑郁癥狀，改善癲癇患者心理健康、社會職業功能和生活質量。對于重癥、難治性抑郁，電休克療法是一種重要治療方法。
運動可以提高五羥色胺水平、改善癲癇患者心境。因癲癇患者運動量少于健康群體，運動改善抑郁癥狀尚缺乏臨床研究，僅經動物模型證實。癲癇共病抑郁診療流程見圖1。
圖1
癲癇共病抑郁診療流程圖
專家共識意見五：癲癇患者如診斷抑郁應及時干預，充分考慮ASMs對情緒的影響，可聯合使用非藥物治療與藥物治療。抗抑郁藥物中首選推薦使用SSRIs，與ASMs同用時需注意藥物相互作用并監測不良反應。
利益沖突聲明 所有作者無利益沖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