癲癇是中樞神經系統的常見疾病，越來越得到人們的關注。部分患者可出現人格改變，且發生率高達 5%～18%，不僅影響著癲癇患者的生活、工作、學習，也給社會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因此，治療癲癇發作的同時，也要關注癲癇患者的人格特征。目前，關于人格改變在癲癇患者中產生的原因尚不清楚，癲癇后的人格特征是有其獨特的病理基礎還是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尚無定論。文章通過對癲癇患者的人格特點及其相關的影響因素進行探討，提高臨床對癲癇患者人格改變的重視，從而早期進行個性化的干預和康復。
引用本文： 王雪, 馬芮, 邵娜, 孟紅梅. 癲癇患者人格特征研究進展. 癲癇雜志, 2018, 4(5): 415-420. doi: 10.7507/2096-0247.20180069 復制
癲癇是中樞神經系統第二大常見疾病。據統計，全世界約有 5 000 萬癲癇患者[1]。隨著疾病的發生發展，部分癲癇患者可出現人格的改變。人格是指個體在社會與生活環境中一貫所表現出的行為模式，是一個人在社會化過程中形成和發展的思想、情感及行為的綜合模式，即個體獨具的、有別于他人的、統一而穩定的各種特質的總體。包括性格、氣質、才能、興趣、愛好以及智能的總和，主要反映在對生活的態度、意志行為的方式和情緒反應狀態等方面。據統計，癲癇患者人格改變的發生率為 5%～18%[2]。
目前，國內外相關文獻對癲癇性人格改變尚缺乏明確診斷標準，對其發病機制也是眾說紛紜。本文將對癲癇患者的人格特點及相關影響因素的研究現狀進行綜合闡述。
1 癲癇患者人格特點
早在 20 世紀初，研究者們便開始關注癲癇相關的精神障礙和心理障礙。其中癲癇患者出現的人格改變也被人們所認識。癲癇性人格改變主要表現為固執、自私、易激怒、自我中心、糾纏不休，其思維和情緒改變以粘滯和不穩定最為突出，或表現為感情膚淺、阿諛奉承、過分謙恭，有的可出現多種人格障礙及反社會行為[3]。陳思媛等[4]采用艾森克人格問卷對 97 例成年癲癇患者及 91 名正常對照組進行測試，結果發現癲癇患者有明顯的個性異常、情緒控制能力差、易攻擊和殘忍。還有研究報道發現[5]，癲癇患者有 53% 出現人格改變，主要表現為易怒、攻擊性和不靈活性。雖然癲癇性人格改變已經被人們所熟識，卻并沒有明確的定義。根據 2007 年國際抗癲癇聯盟（ILAE）[6]在“癲癇相關精神障礙的分類”這一提案中，將癲癇所致的人格改變大致分為 3 種表現類型：① 某些情緒的放大，如不茍言笑、道德感過強、行為做作、過分親切；② 言語及行為趨向于格外詳細、刻板、固執；③ 情緒不穩、沖動、易激惹、幼稚且具有暗示性（這種沖動的人格特點可能導致不恰當的社會行為，甚至行為失控）。并且明確指出這些人格改變只有在發展到一定程度，顯著影響社會適應性時才被稱作人格障礙。診斷須按照以下分類進行：無人格特征的強化或障礙；人格特征強化但無障礙；癲癇特征性的人格障礙。需除外完全符合 DSM-4 或 ICD-10 明確診斷標準的人格障礙。
2 癲癇患者人格改變的發病機制
癲癇患者出現的人格改變已經得到了許多國內外研究者的證實，但是人格改變的確切機制仍然是一個難題，結合現有研究結果，可能有如下發病機制。
2.1 神經生物學
情緒的產生、調控及加工是一個復雜的過程。Phillips 等[7]通過對情緒的動物模型、人類的病灶和神經功能成像的研究，發現情緒的產生及控制加工過程依賴于兩個神經網絡系統的功能整合：一個是腹側系統，它包括杏仁核、腦島、腹側紋狀體、前扣帶回和前額葉腹側區，主要負責情緒的識別和產生，以及情緒的自動調節；另一個是背側系統，它包括海馬、前扣帶回和前額葉背側區，主要負責情緒狀態的調控。Hariri 等[8]采用基因遺傳學、神經影像學對人類的情緒調控的研究發現，參與情緒加工的皮層下主要腦區還受到前額葉皮層的直接調控，其中前額葉與杏仁核的連接被認為是情緒調節最重要的神經回路。Taylor 等[9]在研究中發現網絡中具體節點的內部關系也對情緒調節產生重要影響，如果情緒調節神經回路的結構和功能出現障礙將容易導致情緒疾病的產生。
雖然癲癇患者出現人格改變的確切機制尚不明確，但研究發現這種以回避、偏執、反社會和邊緣特征等為表現的人格特點更常見于顳葉癲癇、青少年肌陣攣性癲癇和額葉癲癇[10]。根據情緒的神經調控機制，推測在神經調節回路中，若出現某一部位的損害，都有可能導致情緒調節障礙，進而出現人格異常。
2.1.1 顳葉與人格改變
顳葉功能失調后，早期表現為癲癇發作，而隨著癲癇的反復發作，會導致腦組織缺氧、水腫，乃至營養缺乏，進而損害腦部功能，最終出現人格改變的精神障礙。Gibbs[11]首先報道了顳葉癲癇與精神病理學的特殊聯系，并提出顳葉起源精神運動性發作的患者中 33% 伴有人格改變。Kennedy 等[12]指出顳葉病變、癲癇發作、發作間期癇樣放電均有邊緣系統參與，從而影響情緒及行為的改變。Geschwind[13]在研究顳葉癲癇患者出現人格改變機制中，認為顳葉癲癇患者人格改變是對情緒控制腦區的解剖和生理學構造最好的詮釋：邊緣系統與情緒及行為有著密切的聯系，顳葉刺激性病灶通過長期向邊緣系統發放沖動，從而引起其功能的異常，導致人格改變。Meldolesi 等[14]研究發現，對于藥物抵抗的顳葉癲癇患者給予手術治療后，通過 2 年的隨訪，發現患者的抑郁、焦慮、憤怒及人格的變化特點較手術前比較好轉。綜上所述，越來越多的研究支持顳葉參與著癲癇性人格改變的發病機制。
2.1.2 額葉與人格改變
如前所述，額葉在情緒調節網絡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額葉的功能受損同樣會出現情緒反應的異常，影響著人格的變化。Bechara 等[15]在研究中發現，眶額區的功能可以影響行為選擇、情緒反應的建立以及對行為后果的分析判斷能力，該處功能受損可能導致情緒行為失控、沖動等人格改變。de Araujo 等[16]對青少年肌陣攣性癲癇的患者進行磁共振頻譜（MRS）測定發現，出現反社會、邊緣、戲劇性、自戀等人格特點的患者額葉體積減小，并發現額葉中的 N-乙酰天門冬氨酸/肌酐比值降低，提示青少年肌陣攣性癲癇出現的人格改變可能與額葉相關。
2.1.3 聯絡纖維與人格改變
在情緒調控回路中，調控點對情緒的調節起絕對性作用，但是各個調控點的連接網絡若出現異常，影響著調控點對情緒的調節，最終也會導致情緒的異常，進而影響著人格變化。有研究發現，通過對 65 例癲癇患者及 40 名正常對照組進行彌散張量成像（DTI）掃描分析發現，隨著病程的進展、弓狀纖維束的完整性損傷，可能導致癲癇患者出現如人格改變等精神障礙，這提示癲癇患者出現的人格改變可能有其獨特的病理變化[17]。Wolf 等[18]利用靜息狀態功能磁共振（fMRI）方法對邊緣性人格障礙的患者掃描分析發現，特定的聯絡纖維的異常很可能導致邊緣性人格障礙。
2.2 分子生物學
大腦中一種名為 5-羥色胺（5-HT）的化學物質在調節人的情緒方面有著重要作用[19]。Moore 等[20]發現人類的 5-HT 水平偏低則與反社會、沖動及惡意攻擊他人相關。杏仁核是情緒加工的核心腦區，也是 5-HT 密集部位，如果 5-HT 轉運體基因出現遺傳差異，將導致杏仁核活動出現異常，從而出現情緒、行為的改變。同時，5-HT 是神經系統的重要神經遞質，參與人類的感覺、運動等許多生理過程，有研究表明，5-HT 及其受體廣泛調節著癲癇的發作[21]。因此，推測癲癇患者出現人格改變的發病機制可能與腦內 5-HT 系統有著密切的聯系，但目前尚未有明確的報道及研究支持此觀點。
3 癲癇患者人格改變相關影響因素
目前認為癲癇患者出現的人格改變不僅局限在以上發病機制研究，還有其他因素的作用，各因素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相關影響因素。
3.1 致癇灶側別對人格改變的影響
對于癲癇患者的人格改變是否有側別影響，各研究者結論尚存爭議。有研究發現在癲癇患者中，致癇灶在右側或雙側更易出現精神障礙合并癥[22]。Kalinin 等 [23]在研究中發現情感障礙多見患者右側顳葉癲癇，焦慮障礙更多見于左側顳葉癲癇，煩躁與偏側沒有任何特別的關系。Locke 等[24]研究中采用明尼蘇達多項人格測驗方法，發現癲癇患者的人格改變與左右側并沒有明顯差異。
3.2 癲癇發作類型對人格的影響
雖然已有研究顯示全身強直陣攣性發作（包括部分繼發全身性發作）、癲癇持續狀態更易致包括海馬、顳葉的邊緣系統受累，可能導致人格的改變[25]。但毛玲艷等[26]將復雜部分性發作、全身強直陣攣發作、有癲癇持續狀態史的患者與其他癲癇患者人格評分進行比較，結果表明各組人格評分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
3.3 發病年齡、病程、發作頻率、發作持續時間對人格影響
以往癲癇本身對于人格改變的影響，研究較全面，但是結果卻是眾說紛紜。Moschetta 等[27]通過對一組青少年肌陣攣性癲癇患者進行人格測試發現，起病年齡早和頻繁肌陣攣發作與獵奇評分呈正相關，也就提示這些患者控制沖動能力差；同時也發現癲癇發作的頻率與傷害逃避評分呈正相關，提示癲癇患者有較低的自我保護意識。Swinkels 等[28]對癲癇患者人格特質及其相關臨床變量進行了回顧性研究，通過采用人格特質問卷對 203 例癲癇伴有人格障礙的患者和 332 名正常對照組進行人格特質測試，對比分析發現，C 類型的人格障礙如回避和強迫與患者應用抗癲癇藥物（AEDs）的數量、癲癇發作持續時間、發作頻率和發病年齡呈正相關；精神分裂、強迫性的人格障礙與發病年齡和病程呈正相關；沖動型、邊緣型和焦慮型的人格障礙與癲癇發作頻率呈正相關。Wilson 等[29]在研究中發現癲癇的慢性病程影響著患者人格特質的發展。國內的一項研究顯示，癲癇患者的人格改變與發病年齡和病程呈正相關[26]。
以上研究提示，癲癇性人格改變與癲癇的發病年齡、病程、發作頻率有關。這可能是由于發病早的患者神經系統尚未發育成熟，反復的癲癇發作對神經系統功能損傷更為明顯，這就使得青少年時期發病的癲癇患者更易合并人格及行為異常。
3.4 抗癲癇藥物對人格的影響
頻繁的癲癇發作對人格有影響，需要給予 AEDs 治療，然而，目前對 AEDs 的大量研究發現，部分 AEDs 可以引起人格改變。
3.4.1 傳統抗癲癇藥物
苯巴比妥（PB）是一種 GABA 受體的正性變構調節劑，可以增強 GABA 能神經傳遞。應用此類藥物可以增加精神異常的風險。患者服用 PB 已被證明與抑郁的患病率（40%）和自殺意念（47%）相關[30]。也有研究表明，在兒童和有學習障礙的人中，巴比妥類藥物的使用可以引起失眠、多動、沖動及攻擊行為[31]。
苯妥英鈉（PH）是一種具有很強結合能力的 AEDs，它可以使電壓門控鈉通道失活，以減少鈉離子內流，從而降低其興奮性。Mula 等[32]在 AEDs 物對情緒影響的研究中發現，PH 的應用很少產生負面情緒。同時，一些小的隨機研究表明，PH 可能對雙相情感障礙有一定治療作用，如重度抑郁障礙[33]、脈沖攻擊[34]。
乙琥胺（ESM）的作用主要是通過阻斷 T 型電壓門控性鈣離子通道。有研究發現，癲癇患者在服用 ESM 治療期間，出現精神障礙發作，主要表現為焦慮、抑郁、視覺和聽覺幻覺、間歇性意識障礙[35]。
卡馬西平（CBZ）是一個典型的鈉通道阻滯劑。有報道認為 CBZ 可引起焦慮、行為改變、沖動及兒童多動，但總體來言 CBZ 引起行為改變的概率較小[36, 37]。然而有研究發現，CBZ 的維持劑量在雙向情感障礙患者中有一定的治療作用[38]。
丙戊酸鈉（VPA）其主要作用機制尚未確定，但有證據表明，VPA 可引起腦 GABA 水平增加。VPA 引起人格改變的報道較少，Marson 等[39]在研究中發現，服用 VPA 的患者 12% 會出現行為改變或沖動行為；1% 出現焦慮或情緒激動。Lindenmayer 等[40]在一項回顧性分析中發現，VPA 對于沖動、侵略性、敵意等行為異常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3.4.2 新型抗癲癇藥物
氨己烯酸（VGB）是一種 γ-氨基丁酸（GABA）轉氨酶抑制劑，最終導致腦內 GABA 水平增高。Levinson DF 等[41]在對 717 例成年部分性癲癇患者進行雙盲，安慰劑對照輔助治療試驗，結果發現 VGB 與安慰劑組相比，抑郁癥和精神障礙的發病率較高。
拉莫三嗪（LTG）是一種電壓門控鈉離子通道阻滯劑，關于 LTG 對人格障礙的影響，Reich 等[42]通過研究發現，LTG 對于邊緣性人格障礙的情感不穩定和沖動行為有明顯治療作用。Beran 等[43]通過觀察 19 例伴有智力障礙的癲癇患者在 LTG 治療期間的行為變化，發現 LTG 可能引起攻擊行為和暴力行為，這可能會限制這類患者使用。
加巴噴丁（GBP）是人工合成的擬 GABA 藥物，具有增強 GABA 介導的抑制和使鈉離子通道滅活的作用。關于 GBP 對于人格改變的影響報道較少，只有少數研究顯示，在伴有嚴重智力障礙的兒童患者中，GBP 可能會導致行為問題，如多動和侵略等[44, 45]，但目前還沒有得到其他研究者的證實。然而，Colm Cooney 等[46]指出 GBP 對于血管性或混合型癡呆出現的侵襲性行為有很好的治療效果。
托吡酯（TPM）是吡喃果糖氨基磺酸酯類藥物，通過阻滯鈉、鈣離子通道，增強 GABA 介導的抑制作用，阻斷谷氨酸介導的神經興奮作用而發揮藥理作用。TPM 對人格影響的研究較廣，有研究報道在癲癇患者使用 TPM 治療可能誘發精神癥狀[47]。Mula 等[48]通過研究發現，431 例癲癇患者給予 TPM 治療，其中 103 例出現精神不良事件，包括情感障礙、精神病性癥狀、攻擊行為及其他行為異常，如情緒激動、憤怒、敵意和焦慮等。但 Nickel 等[49]在研究中卻發現 TPM 對于有抑郁、攻擊行為的患者有改善作用。這似乎與前者研究相互矛盾，臨床上還需要大量研究來證實。
奧卡西平（OXC）主要通過其代謝產物單羥基衍生物發揮抗癲癇作用，通過阻斷電壓敏感鈉通道，從而穩定過度興奮的神經元細胞膜，減少突觸沖動的傳播。在癲癇患者中，OXC 通常被認為是構成不良精神影響的因素[50]。也有證據表明，OXC 可能有改善行為障礙的作用，特別是沖動及侵略行為[51]。
左乙拉西坦（LEV）是一種吡咯烷酮衍生物，其抗癲癇作用的確切機制尚不清楚。目前，國內外關于 LEV 對人格影響的相關報道較多。有研究顯示 LEV 在兒童癲癇治療時可引起強迫行為[52]。Mula [53]在對 517 例服用 LEV 的癲癇患者進行精神方面的不良事件調查中，發現 53 例出現精神不良事件，包括抑郁、精神病性癥狀、攻擊性行為、情緒不穩定，及其他行為問題，如憤怒、敵意行為、人格改變等。
關于 AEDs 對人格改變的影響，由于研究方法不同，樣本量的差異等，致使研究結果存在差異，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證實。
3.5 遺傳易感因素對人格的影響
有研究顯示，癲癇患者出現的精神障礙與生物和遺傳的易損性有關。但目前關于癲癇患者出現人格改變的遺傳影響因素研究較少，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論證。
3.6 社會心理因素對人格的影響
良好的社會支持對維持個體正常心理狀況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不佳的社會環境是個體出現各種精神癥狀的重要危險因素之一。研究發現癲癇患者更易出現高失業率、低收入、受教育水平低、婚戀情感障礙、不良生活習慣（肥胖、缺乏運動或吸煙）、精神和軀體疾病。癲癇患者本身對疾病的反復發作及藥物不良反應等一系列問題都會感到不同程度的擔憂，另一方面，還要忍受來自于家庭與社會的各種各樣壓力，包括社會對癲癇疾病的誤解和歧視等，這些都會影響到癲癇患者的就業、婚姻和家庭，進一步導致患者面臨的負性生活事件增多。久而久之，隨著周圍環境以及自身心理活動的改變，使癲癇患者出現了人格的變化。
4 預防及干預措施
癲癇治療的目標不能僅僅局限于控制發作，及時發現癲癇患者的人格變化，了解其相關影響因素，并早期進行個性化的干預和康復，需要從多方面入手：① 癲癇治療首先是控制發作，正確規范使用 AEDs，盡量選用副作用小，且對人格障礙影響小的藥物，如 OXC，尤其是針對兒童患者；② 糾正患者對疾病的不良認知，鼓勵其回歸社會，給予心理干預，改善患者不健康的心理狀態和糾正患者顯著偏移的人格特征，必要時進行心理健康評估，給予改善心境的藥物治療；③ 對主要親屬進行綜合性心理干預，可以宣泄家屬的不良情緒，保持積極心態，提高家屬對治療的信心，進而有利于加強對患者的監護措施，從經濟、生活、心理各方面向患者給予更多的支持。
5 結語
癲癇患者出現的人格改變已逐漸被人們認識，人格是對情感、需求以及沖動的表達。是一個人得以生存的基本條件，癲癇患者的治療不僅是對疾病本身治療，而是在控制癲癇發作的基礎上，改善患者的心理狀態，從而提高其生活質量。因此，需要進一步研究癲癇患者人格改變的發病機制及神經保護措施，為塑造良好人格尋找新的治療方向。
癲癇是中樞神經系統第二大常見疾病。據統計，全世界約有 5 000 萬癲癇患者[1]。隨著疾病的發生發展，部分癲癇患者可出現人格的改變。人格是指個體在社會與生活環境中一貫所表現出的行為模式，是一個人在社會化過程中形成和發展的思想、情感及行為的綜合模式，即個體獨具的、有別于他人的、統一而穩定的各種特質的總體。包括性格、氣質、才能、興趣、愛好以及智能的總和，主要反映在對生活的態度、意志行為的方式和情緒反應狀態等方面。據統計，癲癇患者人格改變的發生率為 5%～18%[2]。
目前，國內外相關文獻對癲癇性人格改變尚缺乏明確診斷標準，對其發病機制也是眾說紛紜。本文將對癲癇患者的人格特點及相關影響因素的研究現狀進行綜合闡述。
1 癲癇患者人格特點
早在 20 世紀初，研究者們便開始關注癲癇相關的精神障礙和心理障礙。其中癲癇患者出現的人格改變也被人們所認識。癲癇性人格改變主要表現為固執、自私、易激怒、自我中心、糾纏不休，其思維和情緒改變以粘滯和不穩定最為突出，或表現為感情膚淺、阿諛奉承、過分謙恭，有的可出現多種人格障礙及反社會行為[3]。陳思媛等[4]采用艾森克人格問卷對 97 例成年癲癇患者及 91 名正常對照組進行測試，結果發現癲癇患者有明顯的個性異常、情緒控制能力差、易攻擊和殘忍。還有研究報道發現[5]，癲癇患者有 53% 出現人格改變，主要表現為易怒、攻擊性和不靈活性。雖然癲癇性人格改變已經被人們所熟識，卻并沒有明確的定義。根據 2007 年國際抗癲癇聯盟（ILAE）[6]在“癲癇相關精神障礙的分類”這一提案中，將癲癇所致的人格改變大致分為 3 種表現類型：① 某些情緒的放大，如不茍言笑、道德感過強、行為做作、過分親切；② 言語及行為趨向于格外詳細、刻板、固執；③ 情緒不穩、沖動、易激惹、幼稚且具有暗示性（這種沖動的人格特點可能導致不恰當的社會行為，甚至行為失控）。并且明確指出這些人格改變只有在發展到一定程度，顯著影響社會適應性時才被稱作人格障礙。診斷須按照以下分類進行：無人格特征的強化或障礙；人格特征強化但無障礙；癲癇特征性的人格障礙。需除外完全符合 DSM-4 或 ICD-10 明確診斷標準的人格障礙。
2 癲癇患者人格改變的發病機制
癲癇患者出現的人格改變已經得到了許多國內外研究者的證實，但是人格改變的確切機制仍然是一個難題，結合現有研究結果，可能有如下發病機制。
2.1 神經生物學
情緒的產生、調控及加工是一個復雜的過程。Phillips 等[7]通過對情緒的動物模型、人類的病灶和神經功能成像的研究，發現情緒的產生及控制加工過程依賴于兩個神經網絡系統的功能整合：一個是腹側系統，它包括杏仁核、腦島、腹側紋狀體、前扣帶回和前額葉腹側區，主要負責情緒的識別和產生，以及情緒的自動調節；另一個是背側系統，它包括海馬、前扣帶回和前額葉背側區，主要負責情緒狀態的調控。Hariri 等[8]采用基因遺傳學、神經影像學對人類的情緒調控的研究發現，參與情緒加工的皮層下主要腦區還受到前額葉皮層的直接調控，其中前額葉與杏仁核的連接被認為是情緒調節最重要的神經回路。Taylor 等[9]在研究中發現網絡中具體節點的內部關系也對情緒調節產生重要影響，如果情緒調節神經回路的結構和功能出現障礙將容易導致情緒疾病的產生。
雖然癲癇患者出現人格改變的確切機制尚不明確，但研究發現這種以回避、偏執、反社會和邊緣特征等為表現的人格特點更常見于顳葉癲癇、青少年肌陣攣性癲癇和額葉癲癇[10]。根據情緒的神經調控機制，推測在神經調節回路中，若出現某一部位的損害，都有可能導致情緒調節障礙，進而出現人格異常。
2.1.1 顳葉與人格改變
顳葉功能失調后，早期表現為癲癇發作，而隨著癲癇的反復發作，會導致腦組織缺氧、水腫，乃至營養缺乏，進而損害腦部功能，最終出現人格改變的精神障礙。Gibbs[11]首先報道了顳葉癲癇與精神病理學的特殊聯系，并提出顳葉起源精神運動性發作的患者中 33% 伴有人格改變。Kennedy 等[12]指出顳葉病變、癲癇發作、發作間期癇樣放電均有邊緣系統參與，從而影響情緒及行為的改變。Geschwind[13]在研究顳葉癲癇患者出現人格改變機制中，認為顳葉癲癇患者人格改變是對情緒控制腦區的解剖和生理學構造最好的詮釋：邊緣系統與情緒及行為有著密切的聯系，顳葉刺激性病灶通過長期向邊緣系統發放沖動，從而引起其功能的異常，導致人格改變。Meldolesi 等[14]研究發現，對于藥物抵抗的顳葉癲癇患者給予手術治療后，通過 2 年的隨訪，發現患者的抑郁、焦慮、憤怒及人格的變化特點較手術前比較好轉。綜上所述，越來越多的研究支持顳葉參與著癲癇性人格改變的發病機制。
2.1.2 額葉與人格改變
如前所述，額葉在情緒調節網絡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額葉的功能受損同樣會出現情緒反應的異常，影響著人格的變化。Bechara 等[15]在研究中發現，眶額區的功能可以影響行為選擇、情緒反應的建立以及對行為后果的分析判斷能力，該處功能受損可能導致情緒行為失控、沖動等人格改變。de Araujo 等[16]對青少年肌陣攣性癲癇的患者進行磁共振頻譜（MRS）測定發現，出現反社會、邊緣、戲劇性、自戀等人格特點的患者額葉體積減小，并發現額葉中的 N-乙酰天門冬氨酸/肌酐比值降低，提示青少年肌陣攣性癲癇出現的人格改變可能與額葉相關。
2.1.3 聯絡纖維與人格改變
在情緒調控回路中，調控點對情緒的調節起絕對性作用，但是各個調控點的連接網絡若出現異常，影響著調控點對情緒的調節，最終也會導致情緒的異常，進而影響著人格變化。有研究發現，通過對 65 例癲癇患者及 40 名正常對照組進行彌散張量成像（DTI）掃描分析發現，隨著病程的進展、弓狀纖維束的完整性損傷，可能導致癲癇患者出現如人格改變等精神障礙，這提示癲癇患者出現的人格改變可能有其獨特的病理變化[17]。Wolf 等[18]利用靜息狀態功能磁共振（fMRI）方法對邊緣性人格障礙的患者掃描分析發現，特定的聯絡纖維的異常很可能導致邊緣性人格障礙。
2.2 分子生物學
大腦中一種名為 5-羥色胺（5-HT）的化學物質在調節人的情緒方面有著重要作用[19]。Moore 等[20]發現人類的 5-HT 水平偏低則與反社會、沖動及惡意攻擊他人相關。杏仁核是情緒加工的核心腦區，也是 5-HT 密集部位，如果 5-HT 轉運體基因出現遺傳差異，將導致杏仁核活動出現異常，從而出現情緒、行為的改變。同時，5-HT 是神經系統的重要神經遞質，參與人類的感覺、運動等許多生理過程，有研究表明，5-HT 及其受體廣泛調節著癲癇的發作[21]。因此，推測癲癇患者出現人格改變的發病機制可能與腦內 5-HT 系統有著密切的聯系，但目前尚未有明確的報道及研究支持此觀點。
3 癲癇患者人格改變相關影響因素
目前認為癲癇患者出現的人格改變不僅局限在以上發病機制研究，還有其他因素的作用，各因素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相關影響因素。
3.1 致癇灶側別對人格改變的影響
對于癲癇患者的人格改變是否有側別影響，各研究者結論尚存爭議。有研究發現在癲癇患者中，致癇灶在右側或雙側更易出現精神障礙合并癥[22]。Kalinin 等 [23]在研究中發現情感障礙多見患者右側顳葉癲癇，焦慮障礙更多見于左側顳葉癲癇，煩躁與偏側沒有任何特別的關系。Locke 等[24]研究中采用明尼蘇達多項人格測驗方法，發現癲癇患者的人格改變與左右側并沒有明顯差異。
3.2 癲癇發作類型對人格的影響
雖然已有研究顯示全身強直陣攣性發作（包括部分繼發全身性發作）、癲癇持續狀態更易致包括海馬、顳葉的邊緣系統受累，可能導致人格的改變[25]。但毛玲艷等[26]將復雜部分性發作、全身強直陣攣發作、有癲癇持續狀態史的患者與其他癲癇患者人格評分進行比較，結果表明各組人格評分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
3.3 發病年齡、病程、發作頻率、發作持續時間對人格影響
以往癲癇本身對于人格改變的影響，研究較全面，但是結果卻是眾說紛紜。Moschetta 等[27]通過對一組青少年肌陣攣性癲癇患者進行人格測試發現，起病年齡早和頻繁肌陣攣發作與獵奇評分呈正相關，也就提示這些患者控制沖動能力差；同時也發現癲癇發作的頻率與傷害逃避評分呈正相關，提示癲癇患者有較低的自我保護意識。Swinkels 等[28]對癲癇患者人格特質及其相關臨床變量進行了回顧性研究，通過采用人格特質問卷對 203 例癲癇伴有人格障礙的患者和 332 名正常對照組進行人格特質測試，對比分析發現，C 類型的人格障礙如回避和強迫與患者應用抗癲癇藥物（AEDs）的數量、癲癇發作持續時間、發作頻率和發病年齡呈正相關；精神分裂、強迫性的人格障礙與發病年齡和病程呈正相關；沖動型、邊緣型和焦慮型的人格障礙與癲癇發作頻率呈正相關。Wilson 等[29]在研究中發現癲癇的慢性病程影響著患者人格特質的發展。國內的一項研究顯示，癲癇患者的人格改變與發病年齡和病程呈正相關[26]。
以上研究提示，癲癇性人格改變與癲癇的發病年齡、病程、發作頻率有關。這可能是由于發病早的患者神經系統尚未發育成熟，反復的癲癇發作對神經系統功能損傷更為明顯，這就使得青少年時期發病的癲癇患者更易合并人格及行為異常。
3.4 抗癲癇藥物對人格的影響
頻繁的癲癇發作對人格有影響，需要給予 AEDs 治療，然而，目前對 AEDs 的大量研究發現，部分 AEDs 可以引起人格改變。
3.4.1 傳統抗癲癇藥物
苯巴比妥（PB）是一種 GABA 受體的正性變構調節劑，可以增強 GABA 能神經傳遞。應用此類藥物可以增加精神異常的風險。患者服用 PB 已被證明與抑郁的患病率（40%）和自殺意念（47%）相關[30]。也有研究表明，在兒童和有學習障礙的人中，巴比妥類藥物的使用可以引起失眠、多動、沖動及攻擊行為[31]。
苯妥英鈉（PH）是一種具有很強結合能力的 AEDs，它可以使電壓門控鈉通道失活，以減少鈉離子內流，從而降低其興奮性。Mula 等[32]在 AEDs 物對情緒影響的研究中發現，PH 的應用很少產生負面情緒。同時，一些小的隨機研究表明，PH 可能對雙相情感障礙有一定治療作用，如重度抑郁障礙[33]、脈沖攻擊[34]。
乙琥胺（ESM）的作用主要是通過阻斷 T 型電壓門控性鈣離子通道。有研究發現，癲癇患者在服用 ESM 治療期間，出現精神障礙發作，主要表現為焦慮、抑郁、視覺和聽覺幻覺、間歇性意識障礙[35]。
卡馬西平（CBZ）是一個典型的鈉通道阻滯劑。有報道認為 CBZ 可引起焦慮、行為改變、沖動及兒童多動，但總體來言 CBZ 引起行為改變的概率較小[36, 37]。然而有研究發現，CBZ 的維持劑量在雙向情感障礙患者中有一定的治療作用[38]。
丙戊酸鈉（VPA）其主要作用機制尚未確定，但有證據表明，VPA 可引起腦 GABA 水平增加。VPA 引起人格改變的報道較少，Marson 等[39]在研究中發現，服用 VPA 的患者 12% 會出現行為改變或沖動行為；1% 出現焦慮或情緒激動。Lindenmayer 等[40]在一項回顧性分析中發現，VPA 對于沖動、侵略性、敵意等行為異常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3.4.2 新型抗癲癇藥物
氨己烯酸（VGB）是一種 γ-氨基丁酸（GABA）轉氨酶抑制劑，最終導致腦內 GABA 水平增高。Levinson DF 等[41]在對 717 例成年部分性癲癇患者進行雙盲，安慰劑對照輔助治療試驗，結果發現 VGB 與安慰劑組相比，抑郁癥和精神障礙的發病率較高。
拉莫三嗪（LTG）是一種電壓門控鈉離子通道阻滯劑，關于 LTG 對人格障礙的影響，Reich 等[42]通過研究發現，LTG 對于邊緣性人格障礙的情感不穩定和沖動行為有明顯治療作用。Beran 等[43]通過觀察 19 例伴有智力障礙的癲癇患者在 LTG 治療期間的行為變化，發現 LTG 可能引起攻擊行為和暴力行為，這可能會限制這類患者使用。
加巴噴丁（GBP）是人工合成的擬 GABA 藥物，具有增強 GABA 介導的抑制和使鈉離子通道滅活的作用。關于 GBP 對于人格改變的影響報道較少，只有少數研究顯示，在伴有嚴重智力障礙的兒童患者中，GBP 可能會導致行為問題，如多動和侵略等[44, 45]，但目前還沒有得到其他研究者的證實。然而，Colm Cooney 等[46]指出 GBP 對于血管性或混合型癡呆出現的侵襲性行為有很好的治療效果。
托吡酯（TPM）是吡喃果糖氨基磺酸酯類藥物，通過阻滯鈉、鈣離子通道，增強 GABA 介導的抑制作用，阻斷谷氨酸介導的神經興奮作用而發揮藥理作用。TPM 對人格影響的研究較廣，有研究報道在癲癇患者使用 TPM 治療可能誘發精神癥狀[47]。Mula 等[48]通過研究發現，431 例癲癇患者給予 TPM 治療，其中 103 例出現精神不良事件，包括情感障礙、精神病性癥狀、攻擊行為及其他行為異常，如情緒激動、憤怒、敵意和焦慮等。但 Nickel 等[49]在研究中卻發現 TPM 對于有抑郁、攻擊行為的患者有改善作用。這似乎與前者研究相互矛盾，臨床上還需要大量研究來證實。
奧卡西平（OXC）主要通過其代謝產物單羥基衍生物發揮抗癲癇作用，通過阻斷電壓敏感鈉通道，從而穩定過度興奮的神經元細胞膜，減少突觸沖動的傳播。在癲癇患者中，OXC 通常被認為是構成不良精神影響的因素[50]。也有證據表明，OXC 可能有改善行為障礙的作用，特別是沖動及侵略行為[51]。
左乙拉西坦（LEV）是一種吡咯烷酮衍生物，其抗癲癇作用的確切機制尚不清楚。目前，國內外關于 LEV 對人格影響的相關報道較多。有研究顯示 LEV 在兒童癲癇治療時可引起強迫行為[52]。Mula [53]在對 517 例服用 LEV 的癲癇患者進行精神方面的不良事件調查中，發現 53 例出現精神不良事件，包括抑郁、精神病性癥狀、攻擊性行為、情緒不穩定，及其他行為問題，如憤怒、敵意行為、人格改變等。
關于 AEDs 對人格改變的影響，由于研究方法不同，樣本量的差異等，致使研究結果存在差異，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證實。
3.5 遺傳易感因素對人格的影響
有研究顯示，癲癇患者出現的精神障礙與生物和遺傳的易損性有關。但目前關于癲癇患者出現人格改變的遺傳影響因素研究較少，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論證。
3.6 社會心理因素對人格的影響
良好的社會支持對維持個體正常心理狀況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不佳的社會環境是個體出現各種精神癥狀的重要危險因素之一。研究發現癲癇患者更易出現高失業率、低收入、受教育水平低、婚戀情感障礙、不良生活習慣（肥胖、缺乏運動或吸煙）、精神和軀體疾病。癲癇患者本身對疾病的反復發作及藥物不良反應等一系列問題都會感到不同程度的擔憂，另一方面，還要忍受來自于家庭與社會的各種各樣壓力，包括社會對癲癇疾病的誤解和歧視等，這些都會影響到癲癇患者的就業、婚姻和家庭，進一步導致患者面臨的負性生活事件增多。久而久之，隨著周圍環境以及自身心理活動的改變，使癲癇患者出現了人格的變化。
4 預防及干預措施
癲癇治療的目標不能僅僅局限于控制發作，及時發現癲癇患者的人格變化，了解其相關影響因素，并早期進行個性化的干預和康復，需要從多方面入手：① 癲癇治療首先是控制發作，正確規范使用 AEDs，盡量選用副作用小，且對人格障礙影響小的藥物，如 OXC，尤其是針對兒童患者；② 糾正患者對疾病的不良認知，鼓勵其回歸社會，給予心理干預，改善患者不健康的心理狀態和糾正患者顯著偏移的人格特征，必要時進行心理健康評估，給予改善心境的藥物治療；③ 對主要親屬進行綜合性心理干預，可以宣泄家屬的不良情緒，保持積極心態，提高家屬對治療的信心，進而有利于加強對患者的監護措施，從經濟、生活、心理各方面向患者給予更多的支持。
5 結語
癲癇患者出現的人格改變已逐漸被人們認識，人格是對情感、需求以及沖動的表達。是一個人得以生存的基本條件，癲癇患者的治療不僅是對疾病本身治療，而是在控制癲癇發作的基礎上，改善患者的心理狀態，從而提高其生活質量。因此，需要進一步研究癲癇患者人格改變的發病機制及神經保護措施，為塑造良好人格尋找新的治療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