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陳艷艷, 林衛紅. 吉林省一家綜合醫院新診斷成人癲癇患者現狀調查. 癲癇雜志, 2017, 3(5): 385-388. doi: 10.7507/2096-0247.20170059 復制
癲癇是神經系統的常見病、慢性病，給患者及家屬造成了軀體、心理及經濟上的多重負擔。癲癇的流行病學調查研究是國內外研究的重點之一，全球約有七千萬癲癇患者[1]，每年新發癲癇患者約為3.4‰~7.6‰[2]。本文調查吉林大學第一醫院癲癇專病門診新診斷成人癲癇患者的現狀，了解其自然狀況、病因、臨床特點及治療依從性等，對該地區癲癇的防治工作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收集2016年10月-2017年2月就診于吉林大學第一醫院癲癇專病門診患者，符合以下標準納入該調查研究：① 來自吉林省內首次診斷癲癇的成人患者(就診時年齡≥16歲)，既往未經抗癲癇藥物(AEDs)治療者；② 診斷過程中完成至少1 h以上視頻腦電圖(VEEG)檢查、頭部核磁共振(MRI)檢查(3.0T包括橫斷面、冠狀位、矢狀位及海馬冠狀位檢查)、MoCA認知量表、血常規及血生化化驗；③ 經有經驗的副教授以上資歷的癲癇專科醫生診斷為癲癇，癲癇定義參照國際抗癲癇聯盟(ILAE)2014年臨床實用性定義[3]，癲癇發作分類參照ILAE 2017年新分類操作指南分為局灶性起源、全面性起源及未知起源三種發作類型[4]；④ 患者同意本次調查并簽署知情同意書，能夠配合隨訪；同時該研究經吉林大學第一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
1.2 研究方法
針對患者的性別、文化程度、首發年齡、病程、病因、家族史、高熱驚厥史、腦電圖(EEG)陽性率、海馬硬化陽性率、認知量表評定和治療依從性等進行統計分析。由統一培訓合格的錄入員對調查患者的研究指標進行登記與編碼，并將原始數據錄入Epi-data數據庫。
1.3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錄入計算機用SPSS進行統計分析。對所有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別計算所有相關數據、均數、中位數、百分數等。對兩組獨立樣本資料進行χ2檢驗， P值＜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樣本概況
81例新診斷成人癲癇患者男:女=1.4 :1；起病年齡1~77歲，平均年齡35.4歲，中位數29.5歲。接受9年以下教育定為文化程度低，占比43.2%。本組患者癲癇發作無全面性起源，8例起源不明，73例(90.1%)均為局灶性起源。首次用藥時病程平均45.8個月，中位數18個月。8例(9.9%)有三代內近親癲癇家族史；12例(14.8%)有高熱驚厥史；56例(69.1%)病因不明；74例(91.3%)VEEG檢查陽性；12例(14.8%)患者頭部MRI提示海馬硬化；48例(59.3%)有輕度認知功能下降；30例(37%)患者治療依從性差。見表 1。
表1
新診斷成人癲癇患者的現狀(例)
Table1.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newly diagnosed adult patients with epilepsy(n)
2.2 病因
81例患者中有明確病因25例，分別為顱內感染1例(1.2%)、免疫因素1例(1.2%)、外傷及手術7例(8.6%)、腦血管病8例(9.9%)、遺傳因素8例(9.9%)；病因不明56例(69.1%)，見圖 1。
圖1
81例新診斷成人癲癇患者病因結構圖
Figure1.
Structure graphing of the pathogenesis of the 81 newly diagnosed adult patients with epilepsy
2.3 治療依從性
81例新診斷成人癲癇患者均在治療前進行癲癇疾病及藥物治療知識的宣教，患者及家屬至少1人加入微信管理群，每月至少1次電話跟蹤隨訪，時間6個月。有30例患者(37%)依從性差，其中5例(16.7%)自行更換中藥治療；3例(10%)自行停藥；7例(23.3%)拒絕用藥；15例(50%)拒絕隨訪，治療情況不詳。表 2為治療依從性的調查研究，其中性別、經濟收入與治療依從性顯著相關, 文化程度、居住環境、婚育情況與治療的依從性無相關；癇性發作時有無強直陣攣表現也與治療依從性無關。女性、經濟收入有保障和較穩定或較高的患者治療依從性更差，有統計學意義(P＜0.05)。
表2
新診斷成人癲癇患者治療依從性調查比較(例)
Table2.
Comparison of treatment compliance of the newly diagnosed adult patients with epilepsy(n)
3 討論
癲癇是一種以具有持久性的致癇傾向為特征的腦部疾病，癲癇發作是腦神經元異常過度、同步化的放電活動[5]。目前認為癲癇的病因主要分為結構性、遺傳性、感染性、代謝性、免疫性、不明原因性六大類，同一患者可能存在多種病因，且病因診斷貫穿始終[4]。本研究顯示新診斷成人癲癇患者不明原因類占69.1%，但并不代表這些患者均為特發性癲癇。在病因診斷方面，我們還有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如自身免疫性神經抗體檢測、基于基因測序的精準診斷等。
我們的調查研究顯示新診斷成人癲癇患者局灶性起源占90.1%，起源不明占9.9%；無全面性起源的患者。我國大部分研究結果以全面性發作為主，中國五省農村調查結果顯示全身強直陣攣發作占71.8%[6]。兩者之間有較大差距，分析原因：① 2017年新的發作類型分類更傾向于癲癇的起源，而不是單純的癲癇發作時表現；② EEG技術的提高和普及明確了更多臨床不能確定的癲癇類型；③ 既往統計的數據多基于患者以強直陣攣為主要發作形式的臨床表現，而沒有界定是全面性起源還是局灶性起源，這就有相當一部分患者為局灶性發作繼發全面強直陣攣發作納入了全面性發作的統計。
延遲治療現象突出，首次治療時患者的病程最長達34年，中位數18個月，平均值45.8個月。符合我國癲癇治療缺口大(50.29%~93.4%)的國情[7]。一方面是人們對于醫學知識的匱乏，另一方面是國內醫生水平參差不齊，尤其是基層醫生，缺乏專業的醫療團隊。很多患者首次發作時首診于社區醫生或者鄉村醫生，沒有給出規范的診治建議。癲癇診療規范亟待進一步的推廣及普及，癲癇分級中心的建立勢在必行。
治療依從性差是癲癇患者反復發作、治愈率低的主要原因[8], 甚至發展為難治性癲癇。這次調查研究投入了醫護及研究人員大量的精力去管理患者，無不重視患者、宣教不到位等情況，以期望提高患者的治療依從性，雖然較國內研究相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9]，但結局并不理想，仍有高達37%的患者依從性差，考慮主要原因：① 發作次數不多的患者及家屬存在僥幸心理，或不愿相信自己患病，拒絕用藥；② 過于關注藥物的副作用，總認為服藥后對身體傷害更大，更擔心藥物影響認知；③ 因為是發作性疾病，患者大多數情況均在正常狀態，對于疾病本身不重視，不發作不治療，預防治療觀念差；④ 有些患者過分崇拜中藥，并推崇中藥無副作用的謬論，再者部分機構為了私利夸大宣傳了治療的療效，誤導患者。有趣的是，文化程度低、經濟收入低的農村患者治療依從性更好；相反，文化程度高、經濟收入高的城市居民更容易出現治療依從性差，分析可能原因：① 網絡的發展讓有知識的部分人員或患者相信百科或微信，而不完全相信經驗豐富的專科坐診醫師；② 經濟水平的提高使得部分患者就診于大城市，而忽視了大城市中存在更多的“廣告醫院”陷阱。而女性患者治療依從性差的主要原因為育齡期女性承擔著妊娠和哺乳的責任，更關注藥物的不良反應及對胎兒的影響，從而拒絕藥物治療。我們的研究發現新診斷成人癲癇患者的治療依從性不僅與性別、經濟收入有關，可能與該研究樣本量小有關，下一步應繼續開展多中心和大樣本的調查研究。
通過本次調查研究獲得的吉林省部分新診斷成人癲癇患者的資料，為該地區癲癇患者的診斷、治療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價值，具有社會意義和臨床意義，同時也暴露了目前癲癇診治存在的問題和缺陷。癲癇的防治工作仍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方能夠做到早期診斷、早期正規治療，以期提高患者的治愈率，從而減輕家庭及社會負擔。
癲癇是神經系統的常見病、慢性病，給患者及家屬造成了軀體、心理及經濟上的多重負擔。癲癇的流行病學調查研究是國內外研究的重點之一，全球約有七千萬癲癇患者[1]，每年新發癲癇患者約為3.4‰~7.6‰[2]。本文調查吉林大學第一醫院癲癇專病門診新診斷成人癲癇患者的現狀，了解其自然狀況、病因、臨床特點及治療依從性等，對該地區癲癇的防治工作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收集2016年10月-2017年2月就診于吉林大學第一醫院癲癇專病門診患者，符合以下標準納入該調查研究：① 來自吉林省內首次診斷癲癇的成人患者(就診時年齡≥16歲)，既往未經抗癲癇藥物(AEDs)治療者；② 診斷過程中完成至少1 h以上視頻腦電圖(VEEG)檢查、頭部核磁共振(MRI)檢查(3.0T包括橫斷面、冠狀位、矢狀位及海馬冠狀位檢查)、MoCA認知量表、血常規及血生化化驗；③ 經有經驗的副教授以上資歷的癲癇專科醫生診斷為癲癇，癲癇定義參照國際抗癲癇聯盟(ILAE)2014年臨床實用性定義[3]，癲癇發作分類參照ILAE 2017年新分類操作指南分為局灶性起源、全面性起源及未知起源三種發作類型[4]；④ 患者同意本次調查并簽署知情同意書，能夠配合隨訪；同時該研究經吉林大學第一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
1.2 研究方法
針對患者的性別、文化程度、首發年齡、病程、病因、家族史、高熱驚厥史、腦電圖(EEG)陽性率、海馬硬化陽性率、認知量表評定和治療依從性等進行統計分析。由統一培訓合格的錄入員對調查患者的研究指標進行登記與編碼，并將原始數據錄入Epi-data數據庫。
1.3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錄入計算機用SPSS進行統計分析。對所有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別計算所有相關數據、均數、中位數、百分數等。對兩組獨立樣本資料進行χ2檢驗， P值＜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樣本概況
81例新診斷成人癲癇患者男:女=1.4 :1；起病年齡1~77歲，平均年齡35.4歲，中位數29.5歲。接受9年以下教育定為文化程度低，占比43.2%。本組患者癲癇發作無全面性起源，8例起源不明，73例(90.1%)均為局灶性起源。首次用藥時病程平均45.8個月，中位數18個月。8例(9.9%)有三代內近親癲癇家族史；12例(14.8%)有高熱驚厥史；56例(69.1%)病因不明；74例(91.3%)VEEG檢查陽性；12例(14.8%)患者頭部MRI提示海馬硬化；48例(59.3%)有輕度認知功能下降；30例(37%)患者治療依從性差。見表 1。
表1
新診斷成人癲癇患者的現狀(例)
Table1.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newly diagnosed adult patients with epilepsy(n)
2.2 病因
81例患者中有明確病因25例，分別為顱內感染1例(1.2%)、免疫因素1例(1.2%)、外傷及手術7例(8.6%)、腦血管病8例(9.9%)、遺傳因素8例(9.9%)；病因不明56例(69.1%)，見圖 1。
圖1
81例新診斷成人癲癇患者病因結構圖
Figure1.
Structure graphing of the pathogenesis of the 81 newly diagnosed adult patients with epilepsy
2.3 治療依從性
81例新診斷成人癲癇患者均在治療前進行癲癇疾病及藥物治療知識的宣教，患者及家屬至少1人加入微信管理群，每月至少1次電話跟蹤隨訪，時間6個月。有30例患者(37%)依從性差，其中5例(16.7%)自行更換中藥治療；3例(10%)自行停藥；7例(23.3%)拒絕用藥；15例(50%)拒絕隨訪，治療情況不詳。表 2為治療依從性的調查研究，其中性別、經濟收入與治療依從性顯著相關, 文化程度、居住環境、婚育情況與治療的依從性無相關；癇性發作時有無強直陣攣表現也與治療依從性無關。女性、經濟收入有保障和較穩定或較高的患者治療依從性更差，有統計學意義(P＜0.05)。
表2
新診斷成人癲癇患者治療依從性調查比較(例)
Table2.
Comparison of treatment compliance of the newly diagnosed adult patients with epilepsy(n)
3 討論
癲癇是一種以具有持久性的致癇傾向為特征的腦部疾病，癲癇發作是腦神經元異常過度、同步化的放電活動[5]。目前認為癲癇的病因主要分為結構性、遺傳性、感染性、代謝性、免疫性、不明原因性六大類，同一患者可能存在多種病因，且病因診斷貫穿始終[4]。本研究顯示新診斷成人癲癇患者不明原因類占69.1%，但并不代表這些患者均為特發性癲癇。在病因診斷方面，我們還有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如自身免疫性神經抗體檢測、基于基因測序的精準診斷等。
我們的調查研究顯示新診斷成人癲癇患者局灶性起源占90.1%，起源不明占9.9%；無全面性起源的患者。我國大部分研究結果以全面性發作為主，中國五省農村調查結果顯示全身強直陣攣發作占71.8%[6]。兩者之間有較大差距，分析原因：① 2017年新的發作類型分類更傾向于癲癇的起源，而不是單純的癲癇發作時表現；② EEG技術的提高和普及明確了更多臨床不能確定的癲癇類型；③ 既往統計的數據多基于患者以強直陣攣為主要發作形式的臨床表現，而沒有界定是全面性起源還是局灶性起源，這就有相當一部分患者為局灶性發作繼發全面強直陣攣發作納入了全面性發作的統計。
延遲治療現象突出，首次治療時患者的病程最長達34年，中位數18個月，平均值45.8個月。符合我國癲癇治療缺口大(50.29%~93.4%)的國情[7]。一方面是人們對于醫學知識的匱乏，另一方面是國內醫生水平參差不齊，尤其是基層醫生，缺乏專業的醫療團隊。很多患者首次發作時首診于社區醫生或者鄉村醫生，沒有給出規范的診治建議。癲癇診療規范亟待進一步的推廣及普及，癲癇分級中心的建立勢在必行。
治療依從性差是癲癇患者反復發作、治愈率低的主要原因[8], 甚至發展為難治性癲癇。這次調查研究投入了醫護及研究人員大量的精力去管理患者，無不重視患者、宣教不到位等情況，以期望提高患者的治療依從性，雖然較國內研究相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9]，但結局并不理想，仍有高達37%的患者依從性差，考慮主要原因：① 發作次數不多的患者及家屬存在僥幸心理，或不愿相信自己患病，拒絕用藥；② 過于關注藥物的副作用，總認為服藥后對身體傷害更大，更擔心藥物影響認知；③ 因為是發作性疾病，患者大多數情況均在正常狀態，對于疾病本身不重視，不發作不治療，預防治療觀念差；④ 有些患者過分崇拜中藥，并推崇中藥無副作用的謬論，再者部分機構為了私利夸大宣傳了治療的療效，誤導患者。有趣的是，文化程度低、經濟收入低的農村患者治療依從性更好；相反，文化程度高、經濟收入高的城市居民更容易出現治療依從性差，分析可能原因：① 網絡的發展讓有知識的部分人員或患者相信百科或微信，而不完全相信經驗豐富的專科坐診醫師；② 經濟水平的提高使得部分患者就診于大城市，而忽視了大城市中存在更多的“廣告醫院”陷阱。而女性患者治療依從性差的主要原因為育齡期女性承擔著妊娠和哺乳的責任，更關注藥物的不良反應及對胎兒的影響，從而拒絕藥物治療。我們的研究發現新診斷成人癲癇患者的治療依從性不僅與性別、經濟收入有關，可能與該研究樣本量小有關，下一步應繼續開展多中心和大樣本的調查研究。
通過本次調查研究獲得的吉林省部分新診斷成人癲癇患者的資料，為該地區癲癇患者的診斷、治療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價值，具有社會意義和臨床意義，同時也暴露了目前癲癇診治存在的問題和缺陷。癲癇的防治工作仍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方能夠做到早期診斷、早期正規治療，以期提高患者的治愈率，從而減輕家庭及社會負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