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魏超, 陳陽美. 糖尿病相關癲癇發作的臨床分析. 癲癇雜志, 2017, 3(2): 115-120. doi: 10.7507/2096-0247.20170016 復制
癲癇發作在糖尿病 (Diabetes mellitus，DM) 患者中可以觀察到，而且DM與癲癇有重要關聯，癲癇發作是DM的神經系統并發癥之一。癲癇發作可出現于低血糖、非酮癥高滲狀態、酮癥酸中毒 (Diabetic keto-acidosis，DKA) 和嚴重電解質紊亂等狀況下，但高血糖非酮癥非高滲狀態，即單純糖尿病高血糖癥 (Diabetes hyperglycemic，DH) 亦可引起癲癇發作，稱為非酮癥高血糖 (Non-ketotic hyperglycemia，NKH) 性癲癇發作[1]。有研究提出NKH引起癲癇發作的血糖水平標準：血糖>290 mg /d L (約16.1mmol/L)，滲透壓288 mOsm /kg[1]。另外，低血糖、DKA、高血糖高滲狀態 (Hyperglycemic hyperosmolar status，HHS) 也可引起癲癇發作。在長期高血糖癥的基礎上，癲癇發作反復出現，進一步發展可能導致嚴重腦損害，甚至最終診斷為DM癲癇。這些患者出現癲癇發作時往往并未診斷DM，若不能及時明確兩者之間的關聯，可能會導致DM相關癲癇發作的治療延遲。
許多研究發現，約25%的DM患者伴有不同類型的癲癇發作[2]。DH伴癲癇發作在臨床并不少見，DH相關癲癇發作多為部分性運動發作，15%以癲癇持續狀態 (Status epilepticus，SE) 起病[2]。DH可以引起癲癇發作，但是，大多數研究依舊專注于血糖的水平或僅限于病例報道[1]，沒有針對癲癇發作嚴重性方面的研究。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對2013年10月-2015年3月期間在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神經內科、內分泌科、老年科住院的成人2型DM患者 (18歲及以上) 中，收集DM相關癲癇發作 (并且診斷為DM癲癇) 的患者。
1.1.1 納入標準
①成年患者 (18歲及以上)；②急性起病，并且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癲癇發作；③具有DM史5年以上；④癲癇發作時，立即測血糖，且出現血糖水平異常。
1.1.2 排除標準
兒童期或青少年期曾有癲癇發作史，或入院前已經明確診斷癲癇無誤且服用抗癲癇藥物 (AEDs)、或由腦卒中、電解質紊亂、嚴重的顱腦外傷及顱內手術、腦原發性或其他臟器轉移腫瘤、缺血缺氧型腦病及腦水腫、中樞神經系統感染、尿毒癥腦病、肝性腦病、藥物引起的癲癇發作。住院期間有癇性發作表現，沒有確診癲癇的和糖尿病史5年以下的也予以排除。
1.2 診斷標準及臨床評價
對所有入選患者的病史、癲癇發作分型、藥物的應用進行評估。癲癇發作的嚴重性需要評估全面性發作及SE[4]。依據1981年國際抗癲癇聯盟 (ILAE) 推出的癲癇發作分類評估癲癇發作癥狀學及腦電圖 (EEG)，對癲癇進行分型[5]。另外對DM低血糖癥、DKA或者HHS相關癲癇發作的臨床特征進行分析。
高血糖定義為空腹血糖高于126 mg/dL (>7.0mmol/L) 或隨機血糖高于200 mg/dL (11.1 mmol/L)[6]。DM患者低血糖癥的評定標準為低于3.9 mmol/L。
1.3 研究方法
對所有入選患者的癲癇發作分型、發作嚴重性、血糖水平、糖化血紅蛋白 (Hemoglobin A1c，HbA1c)，血鈣離子、鈉離子、氯離子、鉀離子、血漿滲透壓，血圖、血尿素氮、血肌酐、ALT、AST、酮體、甲狀腺激素、腫瘤標志物、心電圖 (ECG)、EEG、核磁共振 (MRI) 等數據進行分析。并且，我們評估了患者的用藥情況，避免藥物引起或誘發癲癇發作。
若血糖升高或降低，則立即采取干預措施，若癲癇發作還未控制，加用AEDs (卡馬西平、丙戊酸鈉)；降糖方案采用短效胰島素靜脈滴注降糖。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7.0分析數據處理。變量不符合正態分布，用均數反映樣本特征。針對定性變量采用非參數的Mann-Whitney U檢驗、針對有序名義變量 (性別、癲癇發作類型、EEG等) 用Fisher精確概率檢驗。P值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共收集病例44例。依據DM相關代謝條件 (即高血糖、DKA或者HHS、低血糖) 將患者分為三組 (表 1)。三組患者病例數如下：共確診DH相關癲癇發作 (并且確診為DM癲癇)28例，DKA或者HHS相關癲癇發作7例，DM低血糖癥相關癲癇發作9例。
表1
各組比較
Table1.
Comparison among the three group
2.1 單純高血糖癥相關癲癇發作
DH相關癲癇發作共28例，平均發病年齡51.3歲；男17例，女11例。本組患者平均血糖為18.54 mmol/L；簡單部分性發作，不伴繼發全面性發作是最常見的臨床類型 (12/28，42.8%)，8例 (8/28，28.6%) 復雜部分發作，8例表現出 (8/28，28.6%) 沒有明確局灶起源的全面性強直陣攣發作 (Generalized tonic-clonic seizure，GTCS)。
15例患者首診HbA1c>9%，其中7例表現為全面性發作，4例簡單部分發作，4例復雜部分發作。全面性發作在HbA1c>9%和≤9%兩組之間進行比較。>9%的患者出現全面性發作 (46.7% vs. 7.7%，P < 0.05) 風險高。然而，簡單部分性發作 (26.7% vs 61.5% vs. P>0.05) 和復雜部分性發作 (26.7% vs. 30.8%，P>0.05) 在兩組之間無統計學意義 (表 2、圖 1)。
圖1
癲癇發作嚴重性在不同血糖水平控制之間的比較（HbA1c≤9% vs HbA1c>9%）
Figure1.
Seizure severity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glycemic control (HbA1c≤9% vs HbA1c >9%)
表2
不同血糖水平控制之間的比較
Table2.
The compris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glycemic control.
13例 (13/28，46.4%) 腦MRI表現為腦萎縮、腔隙性梗死灶，6例 (6/28，21.4%) EEG異常 (4例有癲癇波)。血漿糖、鈣離子、鈉離子、氯離子、鉀離子、滲透壓均在正常范圍內。血圖、血尿素氮、血肌酐、ALT、AST、甲狀腺激素、腫瘤標志物、ECG均無明顯異常。
典型病例：女70歲。因“發作性呼之不應4 d，再發伴四肢抽搐半天”入院。4 d前無明顯誘因出現發作性頭部右偏，呼之不應，持續時間約幾秒鐘后恢復如常，未予重視，否認四肢抽搐、大小便失禁、口吐白沫、跌倒，事后可回憶發病過程。約14 h前家屬再次發現頭部右偏，雙眼右翻，呼之不應，持續時間約2 min，且頻繁發作，緩解后回家途中走錯樓層。隨后反復發作，且出現四肢抽搐，仍呼之不應，伴有口吐白沫，否認舌咬傷、大小便失禁及跌倒。既往DM 6年余，口服格列齊特降糖，最近3個月，血糖控制欠佳，檢測指血糖，最近45 d余，1 d內2次以上>19 mmol/L。否認卒中史和高血壓病史。內科查體無特殊，神經系統查體無異常。入院后隨機血糖16.0 mmol/L，空腹血糖10.13 mmol/L，空腹胰島素15.26 mmol/L，尿酮陰性。HbA1c 7.4%，血鈉離子、血漿滲透壓水平正常，血圖、肝功、甲功、腎功及電解質未見明顯異常；乙肝、丙肝、艾滋梅毒均陰性。腹部彩色超聲檢查正常。頭部CT正常；腦MRI+DWI示雙側半球散在缺血灶，DWI未受限。EEG：輕度異常。入院后給予靜脈補液、短效胰島素降糖聯合丙戊酸鈉抗癲癇治療未再發作。
2.2 酮癥酸中毒及高血糖高滲狀態相關癲癇發作
DKA及HHS相關癲癇發作共7例，平均年齡45.7歲；男6例，女1例。本組患者平均血糖為27.63 mmol/L; GTCS 2例 (2/7，28.6%)，SE 2例 (2/7，28.6%)，局部性運動發作2例 (2/7，28.6%)，Jackson發作1例 (1/7，14.2%)。血圖、血尿素氮、血肌酐、ALT、AST、鈣離子、鈉離子、氯離子、鉀離子、甲狀腺激素、腫瘤標志物及ECG均無明顯異常。1例 (1/7，14.2%) EEG異常 (無癲癇波)，3例 (3/7，42.9%) 腦MRI異常 (散在缺血灶)。
2.3 糖尿病低血糖癥相關癲癇發作
低血糖癥相關癲癇發作共9例，平均發病年齡45.3歲；男7例，女2例。本組患者平均血糖為2.91 mmol/L；GTCS 5例 (5/9，55.6%)，復雜部分發作3例 (3/9，33.3%)，全身強直發作1例 (1/9，11.1%)。血圖、血尿素氮、血肌酐、ALT、AST、鈣離子、鈉離子、氯離子、鉀離子、甲狀腺激素、腫瘤標志物及ECG均無明顯異常。2(2/9，22.2%) 例EEG異常 (無癲癇波)，4例 (4/9，44.4%) 腦MRI異常 (散在缺血灶)。
2.4 高血糖、低血糖、酮癥酸中毒/高血糖高滲狀態對照
除了血糖、HbAc1以外，年齡、性別，血鈉離子、滲透壓水平及EEG、腦MRI異常均無統計學差異，全面性發作亦無差異。
3 討論
1965年NKH引起癲癇發作首次報道，認為NKH可引起局灶性癲癇發作，并且強調了局灶性癲癇發作可能是DM的癥狀之一。癲癇發作是DM重要的神經系統并發癥之一，各年齡段均可發病，好發于中老年人，然而DM相關癲癇發作有其自身臨床特點。
我們收集的病例在DH相關癲癇發作有以下臨床特點：①常見于中年人，平均年齡為51.3歲，且各年齡段均可發病；②部分性發作是最常見的類型，其中簡單部分性發作較多；③發作時血漿葡萄糖水平高，平均18.54 mmol/L，但是個體出現癲癇發作時血糖水平不一致；④患者EEG見局灶性癲癇波，腦MRI無對應局灶病變；⑤降糖選用短效胰島素靜脈注射，部分患者需要加用AEDs。在AEDs選用上，卡馬西平、丙戊酸鈉可選用；因苯妥英鈉使血糖升高，地西泮、苯巴比妥可加重意識障礙，不建議使用。
HbA1c>9%時，我們認為長期血糖控制極差[7]，且容易出現DM相關并發癥。因此，HbA1c>9%作為血糖控制欠佳的指標。HbA1c是測定慢性高血糖癥的金標準，HbA1c水平增高提示血糖控制欠佳周期較長 (>1個月)。癲癇發作與長期高血糖相關，特別是與長期高血糖管控欠佳相關。本研究發現HbA1c (長期的血糖管控不佳) 是DH患者癲癇發作的重要危險因素，而且與癲癇發作嚴重性直接相關。因此對于DM相關癲癇的患者，長期血糖管理尤其重要。
DKA或HHS相關癲癇發作臨床類型較常見為GTCS、SE、局部性運動發作，另外也可出現Jackson發作，以上發作類型均有文獻報道，隨著血糖降至或接近正常水平未發作，未加用AEDs[8]。
DM低血糖癥患者臨床類型最常見為全面性發作，本組納入的DM低血糖癥相關癲癇發作的患者，因病例數少產生偏倚，與既往研究不一致[9]，另外也有SE及復雜部分發作；低血糖性癲癇發作隨著血糖水平的升至4.0 mmol/L以上，癲癇發作也會停止，往往不需要加用AEDs。
DM相關癲癇發作的機制至今未闡明，通過查閱文獻及結合本組患者臨床資料，DM的各種代謝問題 (即低血糖、高血糖、酮癥、高滲狀態) 及自身抗體是疾病進展的重要因素[9]：①高血糖致血-腦脊液屏障滲透性增高引起血-腦脊液屏障滲漏，可發生在癲癇起病及慢性期的癲癇進展中，表明血-腦脊液屏障破壞與NKH相關癲癇發作相關[10]；②低血糖通過神經遞質影響三羧酸循環，損失高能基質，可能導致神經遞質失衡，興奮性氨基酸大量釋放導致興奮性毒性[11]；③細胞內酸中毒提升γ氨基丁酸 (γ-aminobutyric acid，GABA) 水平通過增加谷氨酸脫羧酶 (Glutamic acid decarboxylase，GAD) 的活性，從而導致相應的癲癇發作閾值增高[12]；④ GAD是合成抑制性神經遞質GABA的限速酶，最初在僵人綜合癥患者血清和腦脊液中被發現，常常與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 (主要與1型DM) 關系密切[13]。抗谷氨酸脫羧酶抗體 (Anti-glutamic acid decarboxylase antibodies，AGAD-Ab) 是DM的重要標志物，與顳葉癲癇和難治性癲癇有重要關聯。胰島β細胞和分泌GABA的神經元均可以產生AGAD-Ab，這為DM和癲癇的關聯奠定了細胞學基礎。AGAD-Ab抑制GAD的活動，會引起免疫介導的GABA能障礙；AGAD-Ab通過與熱休克蛋白70發生相互作用以及其他的方式等引起運動皮層GABA水平下降，使興奮性與抑制性神經遞質失衡，引起神經元異常放電導致癲癇發作[14]。
DM相關癲癇發作包括DH、低血糖及DKA或者HHS狀態相關癲癇發作，在任何年齡階段均可發病，主要見于中老年人。DH患者癲癇發作最常見為部分性運動發作，而低血糖、DKA最常見者為全面性發作。HbA1C水平升高是DH癥相關癲癇發作的危險因素，而且與全面性發作有直接關聯。因此可以認為長期的血糖 (>1個月) 控制不佳是DH患者癲癇發作的重要危險因素。
本研究納入病例數少，且為單中心醫療機構收集病例，尚不能完全表現出總體特征。關于癲癇發作嚴重性方面的研究，三組之間無差異；本研究只觀察到全面性發作 (HHS及低血糖相關癲癇發作觀察到癲癇持續)，沒有觀察到SE；另外，也未涉及癲癇復發方面的研究，有待進一步研究。
癲癇發作在糖尿病 (Diabetes mellitus，DM) 患者中可以觀察到，而且DM與癲癇有重要關聯，癲癇發作是DM的神經系統并發癥之一。癲癇發作可出現于低血糖、非酮癥高滲狀態、酮癥酸中毒 (Diabetic keto-acidosis，DKA) 和嚴重電解質紊亂等狀況下，但高血糖非酮癥非高滲狀態，即單純糖尿病高血糖癥 (Diabetes hyperglycemic，DH) 亦可引起癲癇發作，稱為非酮癥高血糖 (Non-ketotic hyperglycemia，NKH) 性癲癇發作[1]。有研究提出NKH引起癲癇發作的血糖水平標準：血糖>290 mg /d L (約16.1mmol/L)，滲透壓288 mOsm /kg[1]。另外，低血糖、DKA、高血糖高滲狀態 (Hyperglycemic hyperosmolar status，HHS) 也可引起癲癇發作。在長期高血糖癥的基礎上，癲癇發作反復出現，進一步發展可能導致嚴重腦損害，甚至最終診斷為DM癲癇。這些患者出現癲癇發作時往往并未診斷DM，若不能及時明確兩者之間的關聯，可能會導致DM相關癲癇發作的治療延遲。
許多研究發現，約25%的DM患者伴有不同類型的癲癇發作[2]。DH伴癲癇發作在臨床并不少見，DH相關癲癇發作多為部分性運動發作，15%以癲癇持續狀態 (Status epilepticus，SE) 起病[2]。DH可以引起癲癇發作，但是，大多數研究依舊專注于血糖的水平或僅限于病例報道[1]，沒有針對癲癇發作嚴重性方面的研究。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對2013年10月-2015年3月期間在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神經內科、內分泌科、老年科住院的成人2型DM患者 (18歲及以上) 中，收集DM相關癲癇發作 (并且診斷為DM癲癇) 的患者。
1.1.1 納入標準
①成年患者 (18歲及以上)；②急性起病，并且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癲癇發作；③具有DM史5年以上；④癲癇發作時，立即測血糖，且出現血糖水平異常。
1.1.2 排除標準
兒童期或青少年期曾有癲癇發作史，或入院前已經明確診斷癲癇無誤且服用抗癲癇藥物 (AEDs)、或由腦卒中、電解質紊亂、嚴重的顱腦外傷及顱內手術、腦原發性或其他臟器轉移腫瘤、缺血缺氧型腦病及腦水腫、中樞神經系統感染、尿毒癥腦病、肝性腦病、藥物引起的癲癇發作。住院期間有癇性發作表現，沒有確診癲癇的和糖尿病史5年以下的也予以排除。
1.2 診斷標準及臨床評價
對所有入選患者的病史、癲癇發作分型、藥物的應用進行評估。癲癇發作的嚴重性需要評估全面性發作及SE[4]。依據1981年國際抗癲癇聯盟 (ILAE) 推出的癲癇發作分類評估癲癇發作癥狀學及腦電圖 (EEG)，對癲癇進行分型[5]。另外對DM低血糖癥、DKA或者HHS相關癲癇發作的臨床特征進行分析。
高血糖定義為空腹血糖高于126 mg/dL (>7.0mmol/L) 或隨機血糖高于200 mg/dL (11.1 mmol/L)[6]。DM患者低血糖癥的評定標準為低于3.9 mmol/L。
1.3 研究方法
對所有入選患者的癲癇發作分型、發作嚴重性、血糖水平、糖化血紅蛋白 (Hemoglobin A1c，HbA1c)，血鈣離子、鈉離子、氯離子、鉀離子、血漿滲透壓，血圖、血尿素氮、血肌酐、ALT、AST、酮體、甲狀腺激素、腫瘤標志物、心電圖 (ECG)、EEG、核磁共振 (MRI) 等數據進行分析。并且，我們評估了患者的用藥情況，避免藥物引起或誘發癲癇發作。
若血糖升高或降低，則立即采取干預措施，若癲癇發作還未控制，加用AEDs (卡馬西平、丙戊酸鈉)；降糖方案采用短效胰島素靜脈滴注降糖。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7.0分析數據處理。變量不符合正態分布，用均數反映樣本特征。針對定性變量采用非參數的Mann-Whitney U檢驗、針對有序名義變量 (性別、癲癇發作類型、EEG等) 用Fisher精確概率檢驗。P值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共收集病例44例。依據DM相關代謝條件 (即高血糖、DKA或者HHS、低血糖) 將患者分為三組 (表 1)。三組患者病例數如下：共確診DH相關癲癇發作 (并且確診為DM癲癇)28例，DKA或者HHS相關癲癇發作7例，DM低血糖癥相關癲癇發作9例。
表1
各組比較
Table1.
Comparison among the three group
2.1 單純高血糖癥相關癲癇發作
DH相關癲癇發作共28例，平均發病年齡51.3歲；男17例，女11例。本組患者平均血糖為18.54 mmol/L；簡單部分性發作，不伴繼發全面性發作是最常見的臨床類型 (12/28，42.8%)，8例 (8/28，28.6%) 復雜部分發作，8例表現出 (8/28，28.6%) 沒有明確局灶起源的全面性強直陣攣發作 (Generalized tonic-clonic seizure，GTCS)。
15例患者首診HbA1c>9%，其中7例表現為全面性發作，4例簡單部分發作，4例復雜部分發作。全面性發作在HbA1c>9%和≤9%兩組之間進行比較。>9%的患者出現全面性發作 (46.7% vs. 7.7%，P < 0.05) 風險高。然而，簡單部分性發作 (26.7% vs 61.5% vs. P>0.05) 和復雜部分性發作 (26.7% vs. 30.8%，P>0.05) 在兩組之間無統計學意義 (表 2、圖 1)。
圖1
癲癇發作嚴重性在不同血糖水平控制之間的比較（HbA1c≤9% vs HbA1c>9%）
Figure1.
Seizure severity i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glycemic control (HbA1c≤9% vs HbA1c >9%)
表2
不同血糖水平控制之間的比較
Table2.
The compris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glycemic control.
13例 (13/28，46.4%) 腦MRI表現為腦萎縮、腔隙性梗死灶，6例 (6/28，21.4%) EEG異常 (4例有癲癇波)。血漿糖、鈣離子、鈉離子、氯離子、鉀離子、滲透壓均在正常范圍內。血圖、血尿素氮、血肌酐、ALT、AST、甲狀腺激素、腫瘤標志物、ECG均無明顯異常。
典型病例：女70歲。因“發作性呼之不應4 d，再發伴四肢抽搐半天”入院。4 d前無明顯誘因出現發作性頭部右偏，呼之不應，持續時間約幾秒鐘后恢復如常，未予重視，否認四肢抽搐、大小便失禁、口吐白沫、跌倒，事后可回憶發病過程。約14 h前家屬再次發現頭部右偏，雙眼右翻，呼之不應，持續時間約2 min，且頻繁發作，緩解后回家途中走錯樓層。隨后反復發作，且出現四肢抽搐，仍呼之不應，伴有口吐白沫，否認舌咬傷、大小便失禁及跌倒。既往DM 6年余，口服格列齊特降糖，最近3個月，血糖控制欠佳，檢測指血糖，最近45 d余，1 d內2次以上>19 mmol/L。否認卒中史和高血壓病史。內科查體無特殊，神經系統查體無異常。入院后隨機血糖16.0 mmol/L，空腹血糖10.13 mmol/L，空腹胰島素15.26 mmol/L，尿酮陰性。HbA1c 7.4%，血鈉離子、血漿滲透壓水平正常，血圖、肝功、甲功、腎功及電解質未見明顯異常；乙肝、丙肝、艾滋梅毒均陰性。腹部彩色超聲檢查正常。頭部CT正常；腦MRI+DWI示雙側半球散在缺血灶，DWI未受限。EEG：輕度異常。入院后給予靜脈補液、短效胰島素降糖聯合丙戊酸鈉抗癲癇治療未再發作。
2.2 酮癥酸中毒及高血糖高滲狀態相關癲癇發作
DKA及HHS相關癲癇發作共7例，平均年齡45.7歲；男6例，女1例。本組患者平均血糖為27.63 mmol/L; GTCS 2例 (2/7，28.6%)，SE 2例 (2/7，28.6%)，局部性運動發作2例 (2/7，28.6%)，Jackson發作1例 (1/7，14.2%)。血圖、血尿素氮、血肌酐、ALT、AST、鈣離子、鈉離子、氯離子、鉀離子、甲狀腺激素、腫瘤標志物及ECG均無明顯異常。1例 (1/7，14.2%) EEG異常 (無癲癇波)，3例 (3/7，42.9%) 腦MRI異常 (散在缺血灶)。
2.3 糖尿病低血糖癥相關癲癇發作
低血糖癥相關癲癇發作共9例，平均發病年齡45.3歲；男7例，女2例。本組患者平均血糖為2.91 mmol/L；GTCS 5例 (5/9，55.6%)，復雜部分發作3例 (3/9，33.3%)，全身強直發作1例 (1/9，11.1%)。血圖、血尿素氮、血肌酐、ALT、AST、鈣離子、鈉離子、氯離子、鉀離子、甲狀腺激素、腫瘤標志物及ECG均無明顯異常。2(2/9，22.2%) 例EEG異常 (無癲癇波)，4例 (4/9，44.4%) 腦MRI異常 (散在缺血灶)。
2.4 高血糖、低血糖、酮癥酸中毒/高血糖高滲狀態對照
除了血糖、HbAc1以外，年齡、性別，血鈉離子、滲透壓水平及EEG、腦MRI異常均無統計學差異，全面性發作亦無差異。
3 討論
1965年NKH引起癲癇發作首次報道，認為NKH可引起局灶性癲癇發作，并且強調了局灶性癲癇發作可能是DM的癥狀之一。癲癇發作是DM重要的神經系統并發癥之一，各年齡段均可發病，好發于中老年人，然而DM相關癲癇發作有其自身臨床特點。
我們收集的病例在DH相關癲癇發作有以下臨床特點：①常見于中年人，平均年齡為51.3歲，且各年齡段均可發病；②部分性發作是最常見的類型，其中簡單部分性發作較多；③發作時血漿葡萄糖水平高，平均18.54 mmol/L，但是個體出現癲癇發作時血糖水平不一致；④患者EEG見局灶性癲癇波，腦MRI無對應局灶病變；⑤降糖選用短效胰島素靜脈注射，部分患者需要加用AEDs。在AEDs選用上，卡馬西平、丙戊酸鈉可選用；因苯妥英鈉使血糖升高，地西泮、苯巴比妥可加重意識障礙，不建議使用。
HbA1c>9%時，我們認為長期血糖控制極差[7]，且容易出現DM相關并發癥。因此，HbA1c>9%作為血糖控制欠佳的指標。HbA1c是測定慢性高血糖癥的金標準，HbA1c水平增高提示血糖控制欠佳周期較長 (>1個月)。癲癇發作與長期高血糖相關，特別是與長期高血糖管控欠佳相關。本研究發現HbA1c (長期的血糖管控不佳) 是DH患者癲癇發作的重要危險因素，而且與癲癇發作嚴重性直接相關。因此對于DM相關癲癇的患者，長期血糖管理尤其重要。
DKA或HHS相關癲癇發作臨床類型較常見為GTCS、SE、局部性運動發作，另外也可出現Jackson發作，以上發作類型均有文獻報道，隨著血糖降至或接近正常水平未發作，未加用AEDs[8]。
DM低血糖癥患者臨床類型最常見為全面性發作，本組納入的DM低血糖癥相關癲癇發作的患者，因病例數少產生偏倚，與既往研究不一致[9]，另外也有SE及復雜部分發作；低血糖性癲癇發作隨著血糖水平的升至4.0 mmol/L以上，癲癇發作也會停止，往往不需要加用AEDs。
DM相關癲癇發作的機制至今未闡明，通過查閱文獻及結合本組患者臨床資料，DM的各種代謝問題 (即低血糖、高血糖、酮癥、高滲狀態) 及自身抗體是疾病進展的重要因素[9]：①高血糖致血-腦脊液屏障滲透性增高引起血-腦脊液屏障滲漏，可發生在癲癇起病及慢性期的癲癇進展中，表明血-腦脊液屏障破壞與NKH相關癲癇發作相關[10]；②低血糖通過神經遞質影響三羧酸循環，損失高能基質，可能導致神經遞質失衡，興奮性氨基酸大量釋放導致興奮性毒性[11]；③細胞內酸中毒提升γ氨基丁酸 (γ-aminobutyric acid，GABA) 水平通過增加谷氨酸脫羧酶 (Glutamic acid decarboxylase，GAD) 的活性，從而導致相應的癲癇發作閾值增高[12]；④ GAD是合成抑制性神經遞質GABA的限速酶，最初在僵人綜合癥患者血清和腦脊液中被發現，常常與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 (主要與1型DM) 關系密切[13]。抗谷氨酸脫羧酶抗體 (Anti-glutamic acid decarboxylase antibodies，AGAD-Ab) 是DM的重要標志物，與顳葉癲癇和難治性癲癇有重要關聯。胰島β細胞和分泌GABA的神經元均可以產生AGAD-Ab，這為DM和癲癇的關聯奠定了細胞學基礎。AGAD-Ab抑制GAD的活動，會引起免疫介導的GABA能障礙；AGAD-Ab通過與熱休克蛋白70發生相互作用以及其他的方式等引起運動皮層GABA水平下降，使興奮性與抑制性神經遞質失衡，引起神經元異常放電導致癲癇發作[14]。
DM相關癲癇發作包括DH、低血糖及DKA或者HHS狀態相關癲癇發作，在任何年齡階段均可發病，主要見于中老年人。DH患者癲癇發作最常見為部分性運動發作，而低血糖、DKA最常見者為全面性發作。HbA1C水平升高是DH癥相關癲癇發作的危險因素，而且與全面性發作有直接關聯。因此可以認為長期的血糖 (>1個月) 控制不佳是DH患者癲癇發作的重要危險因素。
本研究納入病例數少，且為單中心醫療機構收集病例，尚不能完全表現出總體特征。關于癲癇發作嚴重性方面的研究，三組之間無差異；本研究只觀察到全面性發作 (HHS及低血糖相關癲癇發作觀察到癲癇持續)，沒有觀察到SE；另外，也未涉及癲癇復發方面的研究，有待進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