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魏星, 王洪鍵, 王星月, 包驥, 陳淑玲. 醫教協同背景下全科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帶教師資對職業置信行為的知信行調查.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23, 23(10): 1212-1217. doi: 10.7507/1672-2531.202303205 復制
基于勝任力的醫學教育（competency-based medical education，CBME）是第三代醫學教育改革的核心，其注重崗位勝任力的培養和基于結果推動教育過程[1]。勝任力是復雜且綜合的概念，需要可靠且有效的現代醫學形成性評價體系進行評估[2]。置信職業行為（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EPAs）將抽象的勝任力評價轉化為具體的臨床任務，帶教醫師按照置信等級進行評價[3]，是CBME實施和勝任力評價的理想框架[4]。
基于EPAs評價全科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和全科住院醫師（以下統稱全科住院醫師）的規范化培訓效果，有助于考察和促進提高全科醫師的臨床崗位勝任力[5]。目前，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開發并應用了對應的全科醫學EPAs清單[6-8]，而我國全科醫學EPAs清單尚處于起步階段[9]。了解我國全科住院醫師的規范化培訓評價考核體系和EPAs應用現狀，是推動EPAs應用在全科醫學繼續教育的重要基礎。
本研究對全科住院醫師的帶教醫師進行問卷調查，了解全科住院醫師現有規范化培訓評價考核體系的特點和不足，帶教醫師對于現有評價考核體系的意見和建議，帶教醫師對EPAs體系的認知和應用現狀，通過調研分析，探索建立全科住院醫師EPAs評價體系的可行方案。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中級以上職稱的全科住院醫師帶教醫師，來源包括：大學附屬醫院、大學非直屬教學醫院、三甲醫院以及社區醫院。本研究于2023年2月19日在EPAs相關課程培訓后通過問卷星發放問卷并回收數據，了解研究對象所在醫院的全科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現狀、對EPAs的認知和EPAs的應用現狀。本次問卷調查共回收問卷158份，其中有效問卷158份，問卷有效率為100%。受訪者對問卷內容知情同意，均自愿匿名接受問卷調查，調查過程符合醫學倫理要求。
1.2 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為自行設計的問卷，問卷的主要內容包括：帶教醫師基本信息、全科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和EPAs了解和應用現狀3個維度。其中基本信息維度包括：帶教醫師的性別、職稱、科室類別、所在醫療機構的類別和帶教年限等；全科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維度包括：是否接受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以下簡稱專碩學生）、平均帶教人數、規范化培訓住院醫師考核頻率和規范化培訓住院醫師考核存在的問題；EPAs了解和應用現狀維度包括：培訓前后對EPAs的了解水平，對EPAs體系的認知和態度等。
其中EPAs包含的3個核心概念分別為：職業行為、置信等級、置信決策。職業行為要求對規范化培訓住院醫師知識、態度及技能進行考核；置信等級是規范化培訓住院醫師有效和安全完成職業行為所需的監督者的協助水平或被監督者所給予的信任程度；置信決策即監督者相信規范化培訓住院醫師能夠完成特定任務的判斷，反映了帶教醫師對規范化培訓住院醫師承擔某種臨床責任的信任程度。
EPAs了解和應用現狀維度的條目按照李克特5點量表設計，設置5個選項（低、較低、一般、較高、高）分別賦值1、2、3、4、5分。問卷具有良好的信度（Cronbach’s α=0.702）和效度（KMO=0.619）。問卷具體條目如表1所示。
表1
全科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與EPAs知信行條目
1.3 統計分析
采用SPSS 25.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以頻數和構成比（%）表示；計數資料單因素分析采用秩和檢驗，分類資料單因素分析采用卡方檢驗。檢驗水準為α=0.05。
2 結果
2.1 研究對象的基本特征
在158位帶教醫師中，高級職稱（副主任醫師、主任醫師）的醫師人數較多（54.43%）。大多數帶教醫師在內科性質科室工作（72.78%），所在單位性質是三甲醫院（56.96%）。帶教醫師的帶教年限主要分布在5年及以下和6～10年這兩個區間，分別占總數的45.57%和32.91%。經卡方檢驗，EPAs了解和應用程度與帶教醫師性別、職稱、科室類別、所在醫療機構的類別和帶教年限均無相關，各分層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體帶教醫師基本特征如表2所示。
表2
全科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與EPAs知信行條目
2.2 全科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現狀
大部分的帶教醫師所在單位接受專碩學生（72.15%），帶教醫師平常帶教全科住院醫師平均有2.79人，多數的帶教醫師認為規范化培訓住院醫師的考核較多或很多（63.80%）。
在全科住院醫師考核存在的問題方面，52.53%帶教醫師表示考核形式局限于考試答題，忽視學員的臨床實踐；51.27%的帶教教師表示考核過程不夠標準化，不同帶教老師的評價不具可比性；48.10%帶教醫師認為考核評價局限于單次得分，忽視學員的發展趨勢；47.47%帶教老師認為考核內容局限于書本知識，忽視學員的醫德教育；此外63名帶教醫師（39.87%）認為規范化培訓住院醫師考核意義流于形式，缺乏實際的教育意義。
2.3 EPAs體系的認知和態度
2.3.1 EPAs培訓對帶教醫師認知的影響
配對樣本t檢驗顯示帶教醫師培訓后對EPAs的了解程度顯著高于培訓前（P<0.001），對EPAs比較了解或非常了解的比例從15.19%上升到71.51%。培訓可以有效增加帶教醫師對EPAs的了解程度，具體見表3。
表3
帶教醫師對EPAs的了解程度［頻數（構成比）］
2.3.2 帶教醫師對EPAs體系的態度
EPAs包含3個核心概念：職業行為、置信等級、置信決策。EPAs中的職業行為要求對規范化培訓住院醫師知識、態度及技能進行考核，92.41%的帶教醫師認為EPAs的職業行為非常合理或較合理；置信等級是規范化培訓住院醫師有效和安全完成職業行為所需的監督者的協助水平或被監督者所給予的信任程度。72.78%的帶教醫師認為EPAs的置信等級非常合理或較合理；置信決策，即監督者相信規范化培訓住院醫師能夠完成特定任務的判斷，反映了帶教醫師對規范化培訓住院醫師承擔某種臨床責任的信任程度。63.92%的帶教醫師認為EPAs的置信等級非常合理或較合理。具體見表4。
表4
帶教醫師對EPAs的了解程度［頻數（構成比）］
2.3.3 帶教醫師對應用EPAs的態度
135位（85.44%）帶教醫師認為利用EPAs的理論框架來改進現有的規范化培訓住院醫師培訓評價體系可行性較好，給出的理由是EPAs分層遞進，有具體的實施細則，易于發現住院醫師的短板和問題，對住院醫師的要求和鼓勵比較清楚，能夠讓師資清晰結合受訓住院醫師的發展趨勢予以指導，實現全方面多維度促進培訓教學質量的提高。23位（14.56%）帶教醫師認為利用EPAs的理論框架來改進現有的規范化培訓住院醫師培訓考核可行性一般或較不可行，其給出的理由是評價考核體系較復雜，工作量偏大，臨床師資在保障醫療運行的前提下，會增加工作負擔。
3 討論
3.1 全科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評價考核體系存在改進空間
完善的全科醫學教育體系是培養高質量全科醫師的基礎[10]。在實行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制度以來，我國全科醫學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培養和全科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考核機制已經得到了長足的進步[11]。但是我國的第三代醫學教育改革還沒有完成[12]，尤其是其中的勝任力量化和評價評估更是處于起步階段。現階段全科住院醫師的考核較多，半數左右的帶教師資在問卷中反饋：考試形式忽視住院醫師的臨床實踐、忽視住院醫師的發展趨勢、考核內容過于偏重理論知識，忽視住院醫師的醫德教育，暴露出住院醫師評價考核體系中的問題，歸納為以下幾點：① 考核體系不合理、不全面，忽視臨床實踐導致理論與實踐脫節。考核限于書本知識，帶教醫師未對臨床實踐（如教學查房、臨床操作）等重要內容進行考核，考核與住院醫師實際環境脫節；忽視醫德教育，醫師的德行與人性化關懷未納入考核體系，不滿足德才兼備的醫學教育理念。② 考核評價體系投入和產出不對等，由于考核體系不夠健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取得的實際效果仍需進行較大的改善[13]。建議以EPAs為核心的住院醫師的考核體系，可以全方位考核住院醫師的勝任力，使得每次考核都具有實際意義，提高醫學教育資源的利用率。
3.2 帶教醫師對EPAs缺乏了解
本次研究的研究對象為中級職稱醫師（主治醫師）和高級職稱醫師（副主任醫師、主任醫師），是全科住院醫師主要的帶教醫師[14]，是全科醫學教育的主干力量。在本研究中，在EPAs培訓前帶教醫師對EPAs缺乏了解，僅15.19%帶教醫師對EPAs比較了解或非常了解。這表明EPAs在全科醫學教育處于起步階段，需要廣泛科普將EPAs的思想和框架引入臨床實踐。如果對EPAs缺乏了解，就無法將EPAs的先進性和系統性加以運用。缺乏對EPAs的深入了解是目前建立和運用EPAs的基礎問題。通過EPAs相關培訓，比較了解和非常了解的帶教醫師比例從15.19%提升至71.51%，說明帶教醫師通過相關培訓可以在較短時間掌握EPAs的內涵。
3.3 EPAs可用于改進全科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
通過EPAs相關培訓，85.44%帶教醫師認為利用EPAs的理論框架來改進現有的全科住院醫師培訓考核可行。EPAs具有分層遞進、實施細則具體、考核多方面多維度等優點，對于住院醫師的短板和特長都能較為客觀的展現[15]。同時，認為可行性一般的帶教醫師贊同EPAs的理念，但認為國外或國內現行的EPAs考核體系較為復雜、工作量大[16]，建議設計更為精簡、輕量化的全科住院醫師EPAs考核體系。
3.4 對策建議
首先，應針對現行全科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的不足之處設計EPAs。目前，EPAs在中國全科醫學教育中處于設計階段。為了應對現行全科住院醫師考核中存在的問題，如只注重書面答題、缺乏標準化細則、只看重單次成績等痛點，應設計相應的EPAs，既涵蓋理論與實踐，又標準化考核過程，并實現動態追蹤醫師水平的評價。EPAs考核體系應當為全科住院醫師設計客觀標準的考核結果及時運用，以全方位、動態性提高住院醫師的勝任力。這將使得考核過程成為醫學教育的一部分，而不是僅僅關注結果。通過實現EPAs對現行全科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的考核機制進行補充，可以提高CBME效率[17]。
其次，應加強EPAs的宣傳和培訓。由于臨床任務繁重以及EPAs處于起步階段，中高級職稱的帶教醫師對EPAs缺乏了解[18]。在缺乏認知的情況下，帶教醫師難以了解EPAs的內涵和框架，更難以推行EPAs。而本研究證明，通過短時間的培訓和科普，帶教醫師可以快速識別EPAs在全科醫學教育的應用前景、優勢和特長，并能夠針對實際情況直指EPAs必須克服的難點。可見EPAs是可以在短期內提高了解水平、快速投入運用的優秀體系，特別是達到最高級置信水平的住院醫師將有效成為帶教醫師的助手。在輔助師資同時能減輕師資壓力、提高帶教效能和助力保障醫療安全。因此應當對師資進行廣泛科普EPAs框架，為師資提供培訓和意見交流的機會，提出符合實際應用場景的全科住院醫師EPAs。
最后，應在多維度多方面的前提下設計較為精簡的全科住院醫師EPAs。既往全科醫學EPAs為國外設計和使用，所涉及的條目較為龐雜，醫療場景未必適用于我國的全科住院醫師[19]。對于住院醫師的置信等級分級和帶教醫師置信決策需要考慮的因素，分別有約三分之一的醫師認為分級和考慮的因素冗余、復雜，應予以精簡。因此，在參考國內外EPAs的同時，不能盲目照搬條目而要按照臨床實際情況進行增減[20]，使得EPAs對住院醫師和帶教老師都是更為精簡、客觀的考核方式。
本研究的局限性：本研究僅問卷調查158名中高級職稱的帶教醫師，未涉及作為被考核者的全科住院醫師，因此結論的推廣具有局限性；由于樣本量的限制，帶教醫師對全科住院醫師EPAs的意見和建議具有代表性但不夠全面。未來的研究者可增加帶教醫師的數量并將全科住院醫師納入研究，設計更為細化的問卷或量表進一步探究EPAs在設計和推廣階段需要考慮的因素。
綜上所述，高校、培訓基地都應當重視EPAs在基于勝任力的全科醫學教育的價值，針對現有考核機制進行豐富和補充，同時強化帶教醫師對EPAs的理解和認知，在帶教醫師的專業性建議下制定EPAs。利用EPAs助力第三代醫學教育改革，提升全科住院醫師的繼續教育成果，提升醫學資源在全科醫學教育的利用效率。
基于勝任力的醫學教育（competency-based medical education，CBME）是第三代醫學教育改革的核心，其注重崗位勝任力的培養和基于結果推動教育過程[1]。勝任力是復雜且綜合的概念，需要可靠且有效的現代醫學形成性評價體系進行評估[2]。置信職業行為（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EPAs）將抽象的勝任力評價轉化為具體的臨床任務，帶教醫師按照置信等級進行評價[3]，是CBME實施和勝任力評價的理想框架[4]。
基于EPAs評價全科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和全科住院醫師（以下統稱全科住院醫師）的規范化培訓效果，有助于考察和促進提高全科醫師的臨床崗位勝任力[5]。目前，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開發并應用了對應的全科醫學EPAs清單[6-8]，而我國全科醫學EPAs清單尚處于起步階段[9]。了解我國全科住院醫師的規范化培訓評價考核體系和EPAs應用現狀，是推動EPAs應用在全科醫學繼續教育的重要基礎。
本研究對全科住院醫師的帶教醫師進行問卷調查，了解全科住院醫師現有規范化培訓評價考核體系的特點和不足，帶教醫師對于現有評價考核體系的意見和建議，帶教醫師對EPAs體系的認知和應用現狀，通過調研分析，探索建立全科住院醫師EPAs評價體系的可行方案。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中級以上職稱的全科住院醫師帶教醫師，來源包括：大學附屬醫院、大學非直屬教學醫院、三甲醫院以及社區醫院。本研究于2023年2月19日在EPAs相關課程培訓后通過問卷星發放問卷并回收數據，了解研究對象所在醫院的全科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現狀、對EPAs的認知和EPAs的應用現狀。本次問卷調查共回收問卷158份，其中有效問卷158份，問卷有效率為100%。受訪者對問卷內容知情同意，均自愿匿名接受問卷調查，調查過程符合醫學倫理要求。
1.2 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為自行設計的問卷，問卷的主要內容包括：帶教醫師基本信息、全科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和EPAs了解和應用現狀3個維度。其中基本信息維度包括：帶教醫師的性別、職稱、科室類別、所在醫療機構的類別和帶教年限等；全科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維度包括：是否接受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以下簡稱專碩學生）、平均帶教人數、規范化培訓住院醫師考核頻率和規范化培訓住院醫師考核存在的問題；EPAs了解和應用現狀維度包括：培訓前后對EPAs的了解水平，對EPAs體系的認知和態度等。
其中EPAs包含的3個核心概念分別為：職業行為、置信等級、置信決策。職業行為要求對規范化培訓住院醫師知識、態度及技能進行考核；置信等級是規范化培訓住院醫師有效和安全完成職業行為所需的監督者的協助水平或被監督者所給予的信任程度；置信決策即監督者相信規范化培訓住院醫師能夠完成特定任務的判斷，反映了帶教醫師對規范化培訓住院醫師承擔某種臨床責任的信任程度。
EPAs了解和應用現狀維度的條目按照李克特5點量表設計，設置5個選項（低、較低、一般、較高、高）分別賦值1、2、3、4、5分。問卷具有良好的信度（Cronbach’s α=0.702）和效度（KMO=0.619）。問卷具體條目如表1所示。
表1
全科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與EPAs知信行條目
1.3 統計分析
采用SPSS 25.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以頻數和構成比（%）表示；計數資料單因素分析采用秩和檢驗，分類資料單因素分析采用卡方檢驗。檢驗水準為α=0.05。
2 結果
2.1 研究對象的基本特征
在158位帶教醫師中，高級職稱（副主任醫師、主任醫師）的醫師人數較多（54.43%）。大多數帶教醫師在內科性質科室工作（72.78%），所在單位性質是三甲醫院（56.96%）。帶教醫師的帶教年限主要分布在5年及以下和6～10年這兩個區間，分別占總數的45.57%和32.91%。經卡方檢驗，EPAs了解和應用程度與帶教醫師性別、職稱、科室類別、所在醫療機構的類別和帶教年限均無相關，各分層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體帶教醫師基本特征如表2所示。
表2
全科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與EPAs知信行條目
2.2 全科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現狀
大部分的帶教醫師所在單位接受專碩學生（72.15%），帶教醫師平常帶教全科住院醫師平均有2.79人，多數的帶教醫師認為規范化培訓住院醫師的考核較多或很多（63.80%）。
在全科住院醫師考核存在的問題方面，52.53%帶教醫師表示考核形式局限于考試答題，忽視學員的臨床實踐；51.27%的帶教教師表示考核過程不夠標準化，不同帶教老師的評價不具可比性；48.10%帶教醫師認為考核評價局限于單次得分，忽視學員的發展趨勢；47.47%帶教老師認為考核內容局限于書本知識，忽視學員的醫德教育；此外63名帶教醫師（39.87%）認為規范化培訓住院醫師考核意義流于形式，缺乏實際的教育意義。
2.3 EPAs體系的認知和態度
2.3.1 EPAs培訓對帶教醫師認知的影響
配對樣本t檢驗顯示帶教醫師培訓后對EPAs的了解程度顯著高于培訓前（P<0.001），對EPAs比較了解或非常了解的比例從15.19%上升到71.51%。培訓可以有效增加帶教醫師對EPAs的了解程度，具體見表3。
表3
帶教醫師對EPAs的了解程度［頻數（構成比）］
2.3.2 帶教醫師對EPAs體系的態度
EPAs包含3個核心概念：職業行為、置信等級、置信決策。EPAs中的職業行為要求對規范化培訓住院醫師知識、態度及技能進行考核，92.41%的帶教醫師認為EPAs的職業行為非常合理或較合理；置信等級是規范化培訓住院醫師有效和安全完成職業行為所需的監督者的協助水平或被監督者所給予的信任程度。72.78%的帶教醫師認為EPAs的置信等級非常合理或較合理；置信決策，即監督者相信規范化培訓住院醫師能夠完成特定任務的判斷，反映了帶教醫師對規范化培訓住院醫師承擔某種臨床責任的信任程度。63.92%的帶教醫師認為EPAs的置信等級非常合理或較合理。具體見表4。
表4
帶教醫師對EPAs的了解程度［頻數（構成比）］
2.3.3 帶教醫師對應用EPAs的態度
135位（85.44%）帶教醫師認為利用EPAs的理論框架來改進現有的規范化培訓住院醫師培訓評價體系可行性較好，給出的理由是EPAs分層遞進，有具體的實施細則，易于發現住院醫師的短板和問題，對住院醫師的要求和鼓勵比較清楚，能夠讓師資清晰結合受訓住院醫師的發展趨勢予以指導，實現全方面多維度促進培訓教學質量的提高。23位（14.56%）帶教醫師認為利用EPAs的理論框架來改進現有的規范化培訓住院醫師培訓考核可行性一般或較不可行，其給出的理由是評價考核體系較復雜，工作量偏大，臨床師資在保障醫療運行的前提下，會增加工作負擔。
3 討論
3.1 全科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評價考核體系存在改進空間
完善的全科醫學教育體系是培養高質量全科醫師的基礎[10]。在實行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制度以來，我國全科醫學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培養和全科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考核機制已經得到了長足的進步[11]。但是我國的第三代醫學教育改革還沒有完成[12]，尤其是其中的勝任力量化和評價評估更是處于起步階段。現階段全科住院醫師的考核較多，半數左右的帶教師資在問卷中反饋：考試形式忽視住院醫師的臨床實踐、忽視住院醫師的發展趨勢、考核內容過于偏重理論知識，忽視住院醫師的醫德教育，暴露出住院醫師評價考核體系中的問題，歸納為以下幾點：① 考核體系不合理、不全面，忽視臨床實踐導致理論與實踐脫節。考核限于書本知識，帶教醫師未對臨床實踐（如教學查房、臨床操作）等重要內容進行考核，考核與住院醫師實際環境脫節；忽視醫德教育，醫師的德行與人性化關懷未納入考核體系，不滿足德才兼備的醫學教育理念。② 考核評價體系投入和產出不對等，由于考核體系不夠健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取得的實際效果仍需進行較大的改善[13]。建議以EPAs為核心的住院醫師的考核體系，可以全方位考核住院醫師的勝任力，使得每次考核都具有實際意義，提高醫學教育資源的利用率。
3.2 帶教醫師對EPAs缺乏了解
本次研究的研究對象為中級職稱醫師（主治醫師）和高級職稱醫師（副主任醫師、主任醫師），是全科住院醫師主要的帶教醫師[14]，是全科醫學教育的主干力量。在本研究中，在EPAs培訓前帶教醫師對EPAs缺乏了解，僅15.19%帶教醫師對EPAs比較了解或非常了解。這表明EPAs在全科醫學教育處于起步階段，需要廣泛科普將EPAs的思想和框架引入臨床實踐。如果對EPAs缺乏了解，就無法將EPAs的先進性和系統性加以運用。缺乏對EPAs的深入了解是目前建立和運用EPAs的基礎問題。通過EPAs相關培訓，比較了解和非常了解的帶教醫師比例從15.19%提升至71.51%，說明帶教醫師通過相關培訓可以在較短時間掌握EPAs的內涵。
3.3 EPAs可用于改進全科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
通過EPAs相關培訓，85.44%帶教醫師認為利用EPAs的理論框架來改進現有的全科住院醫師培訓考核可行。EPAs具有分層遞進、實施細則具體、考核多方面多維度等優點，對于住院醫師的短板和特長都能較為客觀的展現[15]。同時，認為可行性一般的帶教醫師贊同EPAs的理念，但認為國外或國內現行的EPAs考核體系較為復雜、工作量大[16]，建議設計更為精簡、輕量化的全科住院醫師EPAs考核體系。
3.4 對策建議
首先，應針對現行全科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的不足之處設計EPAs。目前，EPAs在中國全科醫學教育中處于設計階段。為了應對現行全科住院醫師考核中存在的問題，如只注重書面答題、缺乏標準化細則、只看重單次成績等痛點，應設計相應的EPAs，既涵蓋理論與實踐，又標準化考核過程，并實現動態追蹤醫師水平的評價。EPAs考核體系應當為全科住院醫師設計客觀標準的考核結果及時運用，以全方位、動態性提高住院醫師的勝任力。這將使得考核過程成為醫學教育的一部分，而不是僅僅關注結果。通過實現EPAs對現行全科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的考核機制進行補充，可以提高CBME效率[17]。
其次，應加強EPAs的宣傳和培訓。由于臨床任務繁重以及EPAs處于起步階段，中高級職稱的帶教醫師對EPAs缺乏了解[18]。在缺乏認知的情況下，帶教醫師難以了解EPAs的內涵和框架，更難以推行EPAs。而本研究證明，通過短時間的培訓和科普，帶教醫師可以快速識別EPAs在全科醫學教育的應用前景、優勢和特長，并能夠針對實際情況直指EPAs必須克服的難點。可見EPAs是可以在短期內提高了解水平、快速投入運用的優秀體系，特別是達到最高級置信水平的住院醫師將有效成為帶教醫師的助手。在輔助師資同時能減輕師資壓力、提高帶教效能和助力保障醫療安全。因此應當對師資進行廣泛科普EPAs框架，為師資提供培訓和意見交流的機會，提出符合實際應用場景的全科住院醫師EPAs。
最后，應在多維度多方面的前提下設計較為精簡的全科住院醫師EPAs。既往全科醫學EPAs為國外設計和使用，所涉及的條目較為龐雜，醫療場景未必適用于我國的全科住院醫師[19]。對于住院醫師的置信等級分級和帶教醫師置信決策需要考慮的因素，分別有約三分之一的醫師認為分級和考慮的因素冗余、復雜，應予以精簡。因此，在參考國內外EPAs的同時，不能盲目照搬條目而要按照臨床實際情況進行增減[20]，使得EPAs對住院醫師和帶教老師都是更為精簡、客觀的考核方式。
本研究的局限性：本研究僅問卷調查158名中高級職稱的帶教醫師，未涉及作為被考核者的全科住院醫師，因此結論的推廣具有局限性；由于樣本量的限制，帶教醫師對全科住院醫師EPAs的意見和建議具有代表性但不夠全面。未來的研究者可增加帶教醫師的數量并將全科住院醫師納入研究，設計更為細化的問卷或量表進一步探究EPAs在設計和推廣階段需要考慮的因素。
綜上所述，高校、培訓基地都應當重視EPAs在基于勝任力的全科醫學教育的價值，針對現有考核機制進行豐富和補充，同時強化帶教醫師對EPAs的理解和認知，在帶教醫師的專業性建議下制定EPAs。利用EPAs助力第三代醫學教育改革，提升全科住院醫師的繼續教育成果，提升醫學資源在全科醫學教育的利用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