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藥循證醫學研究取得了許多重要成就，推動了中醫藥現代化和國際化進程。而在新發突發傳染病來襲之際，能否在應急救治狀態下拿出指導臨床實踐的研究證據，是對循證中醫藥發展的重大考驗。在循證中醫藥發展的過程中，歷經了非典型性肺炎（SARS）、甲型HIN1流感、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等新發突發傳染病事件，中醫藥研究人員在應急救治工作中開展臨床研究的能力不斷提升。本文對既往中醫藥抗擊新發突發傳染病中的臨床研究情況進行概述，重點分析當下COVID-19救治所獲得的臨床研究成果，討論在新發突發傳染病蔓延態勢下，循證中醫藥的發展對中醫藥臨床研究能力的提升作用。
引用本文： 張心怡, 趙夢竹, 林宏遠, 尤良震, 關之玥, 許倩倩, 趙晨, 商洪才. 循證中醫藥發展助推新發突發傳染病臨床研究能力提升.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23, 23(5): 610-615. doi: 10.7507/1672-2531.202302130 復制
中醫藥在應對新發突發傳染病的歷史中積累了豐富的臨床診治經驗，當前可根據辨證論治的理論基礎，分析臨床患者的癥狀體征，迅速確定應對的方劑，已在臨床廣泛應用，但其長期療效有待更多臨床研究方法的驗證。依托于循證中醫藥近二十年間的持續發展，中醫藥救治非典型肺炎（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SARS）、甲型H1N1流感（以下簡稱“甲流”）等新發突發傳染病的臨床研究水平不斷提升。特別是在此次COVID-19救治工作中，中醫藥研究者在應急狀態下開展了一批具有重要意義的循證研究，不僅彰顯出中醫藥應對新發突發傳染病的能力，亦體現了循證中醫藥發展在整體研究實踐中的支撐水平，值得進一步分析總結。
1 循證中醫藥發展概況
中醫學是一套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特征的診療體系，其診療方法大多來自醫生的經驗積累，是對個案的歸納總結，以主觀、定性為主的形式呈現出良好的療效。中醫藥走向國際化、現代化，需要注重客觀、規范地表達臨床療效，增強其在更廣泛的診療決策中的適用性。循證醫學所提供的臨床證據為中醫藥補充了更具科學性的說理方法。
1982年，第一項中醫藥隨機對照試驗報告發布[1]，標志著中醫藥領域開始采用嚴謹的臨床流行病學方法驗證自身療效。在積累了一定量臨床研究后，1999年，學界開始討論引入循證醫學促進中醫藥的發展[2-3]，提出將循證醫學的理念與方法應用于中醫臨床評價方法研究，整合、管理療效證據信息。循證中醫藥改變了傳統的診療模式，開始在關注臨床經驗的基礎上，使用科學證據，結合患者意愿，共同指導臨床決策[4]。在循證中醫藥發展的20余年歷程中，中醫藥臨床研究有了長足進步。陸續有血必凈干預重癥肺炎[5]、電針干預壓力性尿失禁[6]、針刺干預無先兆發作性偏頭痛[7]等高質量隨機對照試驗發表于國際頂級醫學期刊，生產了可靠的臨床證據，產生了廣泛影響，鼓舞了中醫藥學者對臨床研究的熱情。
有學者提出，循證中醫藥學取得的代表性成果是循證醫學中國化的重要體現，需要不斷深化和推進[8]。在循證醫學對臨床療效的主體認識理念和論證方法基本保持穩定的背景下，中醫藥臨床研究能力的提高，更多地依靠于研究設計團隊和實施人員的素養提升、中醫藥特色臨床研究方法學的發展、研究支持手段的常規化以及報告標準等規范化工具的研發應用，使得臨床研究的方法邏輯能在設計中充分考慮、實踐中得到落實、報告中透明且可重復，因而推動更多高質量研究得以開展。近年來，關于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意見明確指出應加強中醫藥循證醫學研究[9]，印證了循證中醫藥的發展水平與價值貢獻。
對于大多數在常規條件下開展的臨床研究而言，通常有充足的時間來調動研究資源，多方面論證優化方案，組織數據管理、質量控制方面的人員以及信息化力量，經統計分析得到研究結論。但在新發突發傳染病的蔓延態勢下，需要將常規狀態下的諸多臨床研究準備、實施工作壓縮在較短的時間窗口內，對研究的開展帶來一定的挑戰。中醫藥學界在循證醫學發展的推動下，逐步提升了開展臨床研究的意識理念、技術儲備與應用熟練度，在傳染病流行狀態下應急開展的臨床研究情況，更能真實反映循證中醫藥的發展水平，及其對新發突發傳染病臨床研究能力的提升作用。
2 循證中醫藥研究支持歷次新發突發傳染病臨床研究的概況
防治各類新發突發傳染病逐漸成為全球性的共識。據統計，2008—2020年間法定傳染病的年均發病率與年均死亡率可達500.149/10萬與1.348/10萬[10]。新發突發傳染病具有流行性廣、傳染性強、并發癥多、死亡率高等特點，臨床救治的同時急需推出有效、安全的治療方案或預防用藥，這就要求開展高質量的臨床研究尋找更為有效地預防、診治疾病的方法。
2.1 SARS期間中醫藥臨床研究概況
中醫藥在SARS的治療中顯示出良好療效。一項研究表明，71例SARS患者接受了中西醫結合治療，病死率僅為1.4%，治愈率為98.6%[11]。此外，在SARS流行期間，有中醫團隊于所在醫院開創了“零死亡、零轉院、零感染”的記錄[12]，顯示出了中醫藥的優勢獨特。
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等部門的組織下，對行之有效的中醫干預措施開展臨床研究。有12項關于中醫藥治療SARS的臨床研究被WHO納入到會議報告[13]中，整體結果顯示雖然尚無證據表明中西醫結合治療與單純西藥治療相比能降低死亡率，但研究發現中西醫結合治療可以更好地改善疲勞、呼吸短促及其他臨床癥狀，促進肺部炎癥吸收，降低氧飽和度下降的風險和穩定血液中氧飽和度的異常波動，減少糖皮質激素和抗病毒藥物的劑量，降低成本。基于以上研究成果，WHO給予中西醫結合治療SARS具有潛在益處的結論。
中醫藥領域在SARS期間組織了一系列的臨床研究，一定程度上驗證了中醫藥抗擊SARS的臨床療效。當時循證中醫藥學研究的發展處于起步階段，尚難為廣泛的臨床研究提供更多的設計方法及實踐經驗支持。
2.2 甲流期間中醫藥臨床研究概況
隨著循證醫學方法與理念的普及，中醫藥在成功抗擊甲流的同時，開展了多項臨床研究，并獲得了高質量證據。其一，對具有確切療效的中成藥進行了高質量隨機對照試驗研究，如一項研究[14]發現，采用麻杏石甘-銀翹散聯合奧司他韋能降低退熱中位時間的百分比，可作為治療甲流的替代療法，該項研究結果發表于美國《內科學年鑒》雜志，提升了中醫藥治療傳染病的國際影響力；另一項研究[15]結果顯示，連花清瘟膠囊對于縮短咳嗽、咽痛、乏力癥狀的消失時間，減少退熱時間，緩解疾病嚴重程度具有顯著作用。其二，分別對中醫藥方案（第三版）的辨證治療方案和喜炎平注射液治療甲流進行了兩項觀察性研究，證明中醫藥在緩解發熱、咽痛、咳嗽等主要癥狀和降低住院成本方面有顯著作用[16-17]。
此時的循證醫學發展已有了一定理論方法發展和實踐基礎積累，更加注重科學設計與質量控制，為中醫藥臨床研究提供了方法學支持，推動了高質量證據的產出。以中醫藥第一項大規模自主設計的循證研究“芪參益氣滴丸對心肌梗死二級預防的臨床試驗”為代表[18]，研究的頂層設計優化[19]、研究中心及研究者遴選[20-21]、受試者管理[22]、試驗藥品管理[23]、三級監查質量控制制度[24]等系統性的循證研究過程管理技術逐漸成熟，為許多研究的整體水平提高提供了條件。中國中醫科學院開發的中央隨機化系統[25]投入研究使用，同類的循證研究支持工具不斷涌現。2005―2007年，原衛生部支持籌建中國臨床試驗注冊中心[26]并通過世界衛生組織認證，有效提升了中醫藥臨床試驗研究的設計規范意識。2007年，中醫藥臨床隨機對照試驗報告規范形成征求意見稿[27]，開啟了中醫藥相關臨床研究報告規范的工作。《循證中醫藥臨床研究方法》[28]等中醫藥循證研究方法學指導專著出版，為中醫藥領域的研究者介紹了全面的循證醫學知識。
在中醫藥循證研究的知識普及和研究推進影響下，各類病種的臨床研究數量不斷增多，研究質量有所提升，研究者素養逐步提高。甲流期間的中醫藥臨床研究強調對試驗方案進行制定與完善，成立研究小組，召開研究者協調會議，以及制定和建立各種質量控制的標準操作程序，確保研究前有充分準備[24]。
2.3 COVID-19期間中醫藥臨床研究概況
COVID-19發生以來，中醫藥參與了防控救治的全過程，在臨床診療和科研成果方面都取得了一定進展。國內各地充分發揮中醫藥專家的經驗優勢，推進中醫藥的早介入、早干預、早治療，中醫藥診療的參與力度和廣度前所未有。在此期間，隨著多版新冠肺炎診療方案的不斷修訂，關于中醫藥的內容不斷增多，及時更新應用了“三藥三方”等新藥研發成果，臨床診療的覆蓋面更加廣泛，方案更加靈活[29]。并且根據疫情防控的要求形成了有效的臨床救治模式，如“中藥通治方+社區+互聯網”[30]的社區防控模式和方艙醫院“初步群體治療-升級主癥治療-個體化綜合療法-分層康復調護-全程情感支持”的中醫治療[31]。
與此同時，中醫藥領域積極開展臨床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截至2020年4月，關于中醫藥防治COVID-19的臨床試驗注冊占干預性研究注冊的46.92%（122項/260項）[32]。2022年3月，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組織將已有的多項成果進行匯總，向WHO報告了中醫藥防治COVID-19的有效性和安全性[33]。形成的國際專家共識認為，在有效性方面，輕型和普通型病例的治療效果顯著，表現為重癥轉化率降低、病毒清除時間縮短、臨床癥狀緩解時間與住院時間縮短，早期干預可以促進疾病痊愈，恢復期干預可以改善臨床預后等；在安全性方面，有數據表明，在常規治療的基礎上，中醫藥干預措施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總之，中醫藥防治COVID-19受到國內外的廣泛關注，與之相關的臨床研究總量也呈現上升趨勢[34]。
3 循證中醫藥提升COVID-19臨床研究能力的作用分析
3.1 中醫藥臨床研究的明確定位與拓展
提出明確的臨床問題是臨床研究的重要開端，這關系到選擇適宜的研究設計類型和方法學要素，以及形成明確的研究結論以支持臨床應用。循證研究意識的提升，讓傳染病救治工作中發現的臨床研究意向，能以PICO的模式明確其臨床定位，全面覆蓋疾病進程的不同階段，使臨床救治與臨床研究協同進行，形成了中醫藥防治傳染病臨床科研體系[35]。
中醫藥防治COVID-19的臨床研究目標人群覆蓋了“預防、治療、康復”的全過程。大部分臨床研究納入了COVID-19確診患者，涵蓋疑似、輕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病例及兼有伴隨癥狀者。有研究納入了密切接觸者[36]和病毒核酸已轉陰的確診患者[37-40]。
中醫藥防治COVID-19的臨床研究干預措施可分為藥物干預（含中藥湯劑、中成藥、中藥注射液等）、非藥物干預（含推拿、氣功、針灸、耳穴等）、中醫綜合方案三大類[41-42]。大多數研究以藥物干預為主，非藥物療法和中醫綜合方案次之。
已有學者在COVID-19流行初期發布了臨床研究需關注的核心指標集，為相關的研究設計提供了論證指標的有益參考[43]。中醫藥防治COVID-19臨床研究的有效指標覆蓋面廣，在治療期呈現出廣泛有效的印象。對處于預防期的人群，目標是降低其核酸轉陰率；處于治療期的患者，探索恢復實驗室指標正常值、改善臨床首發癥狀與中醫證候表現、提高治療有效率、縮短核酸轉陰時間、阻止病情向重癥階段發展、降低死亡率、提高生存質量的中醫治療方案；針對康復期人群，注重提高抗病能力、改善疾病遺留癥狀，促進全面康復。安全性指標方面，有研究報告顯示不良反應發生率[44]、并發癥發生率[45-47]在干預組與對照組具有統計學差異，且對照組的不良反應發生率、并發癥發生率高于干預組，表示中醫藥與西藥聯用治療COVID-19，可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不良反應和并發癥的發生。
3.2 中醫藥臨床研究的設計規范與透明
有調查顯示，在有關中醫藥防治COVID-19的臨床研究中，隨機對照試驗的數量接近半數[48]，但由于隨機對照試驗的開展占用的資源較多，實施難度相對大，需要對臨床療效有一定的把握方可展開實施。不乏有研究是在臨床實踐獲得一定療效規律的基礎上，先開展回顧性的數據分析研究夯實了療效基礎，再開展較大規模的隨機對照試驗確證療效[49-51]，遵循了療效研究的客觀規律，研究的一系列結果也形成了有益于臨床應用的證據體。
設計階段的信心來自于規范的保障。循證中醫學防治COVID-19研究依托各地區醫療機構成立的倫理委員會、藥物臨床試驗機構，遵照《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范》[52]、《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53]等文件的規范，在頂層優化、倫理審查、知情同意等各環節完成了準備工作。
臨床研究在開展前在中國臨床試驗注冊中心和中醫藥循證醫學研究注冊平臺上進行注冊，使其研究設計要素公開透明化，有研究[54]發現COVID-19流行初期關于中醫藥臨床試驗的注冊已近半數。臨床研究方案、研究結果的報告也呈現出透明化和規范性，不僅有利于從研究的設計實施細節判讀其價值，也有助于其他研究者借鑒其實施經驗并重復。循證中醫藥已建立了相關臨床研究報告規范體系[55]，如中藥復方臨床隨機對照試驗報告規范[56]、針刺臨床研究報告規范（STRICTA 2010）[57]、中醫病案報告標準（CARC）[58]等，為疫情期間不同類型的臨床研究實施報告提供了信息規范基礎。
3.3 中醫藥臨床研究的實施程序與保障
循證中醫藥所實踐的相關技術方法貫穿于臨床研究各階段之中。從新發突發傳染病疫情的特殊性，以及疫情應急救治下科研的時效性出發，利用信息技術進行數據收集和傳輸、研究物資管理以及研究過程的質量控制，為中藥防治COVID-19的臨床研究提供了支持工具。
研究實施過程中配合疫情發展實際情況，形成協作網絡和適應性操作流程[34]。早期在隔離社區使用中藥制定個體化診療方案后，依托信息平臺的管理，社區人員通過掃描二維碼填寫日記卡等方式，進行報名、篩選入組，隨后發放藥品，填寫日記卡進行用藥反饋，將數據進行回收統計分析，實現信息互通[59]。
此外，采取“因地制宜”[60-61]的方法，確保研究實施的規范流程。部分臨床研究已嘗試采用電子知情同意書以避免人員聚集，倫理也可在線上進行快速審查。臨床醫生會采取郵寄、遠程指導等方式進行藥品發放，拍照記錄干預過程、舌象、面象等數據信息并傳輸給研究者。研究者對收集的數據信息進行分類、填寫電子病例報告表，并采用遠程隨訪的方式記錄療效與不良事件。充分依托信息化平臺，實現信息技術支持的研究物資管理、信息采集和信息傳遞過程。
4 小結
在SRAS、甲流、COVID-19等新發突發傳染病防控中，中醫藥開展臨床研究的經驗得以積累，并在循證中醫藥方法、技術、規范發展的支持下，應對新發突發傳染病的臨床研究能力取得長足進步：研究的設計與開展不斷優化；臨床研究的意識不斷增強；形成多種關鍵技術支持；證據生產類型由單一趨于全面豐富，數量全面提升；關注視野拓寬至在早期預防、積極治療、促進康復等多方面，獲得了關于有效性與安全性的證據。在新突發傳染病的流行態勢下，循證中醫藥的技術方法支持了應急狀態下的臨床研究能力，亦將能在更廣泛、更從容的臨床科研領域形成證據信息，為臨床決策發揮積極作用。
中醫藥在應對新發突發傳染病的歷史中積累了豐富的臨床診治經驗，當前可根據辨證論治的理論基礎，分析臨床患者的癥狀體征，迅速確定應對的方劑，已在臨床廣泛應用，但其長期療效有待更多臨床研究方法的驗證。依托于循證中醫藥近二十年間的持續發展，中醫藥救治非典型肺炎（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SARS）、甲型H1N1流感（以下簡稱“甲流”）等新發突發傳染病的臨床研究水平不斷提升。特別是在此次COVID-19救治工作中，中醫藥研究者在應急狀態下開展了一批具有重要意義的循證研究，不僅彰顯出中醫藥應對新發突發傳染病的能力，亦體現了循證中醫藥發展在整體研究實踐中的支撐水平，值得進一步分析總結。
1 循證中醫藥發展概況
中醫學是一套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特征的診療體系，其診療方法大多來自醫生的經驗積累，是對個案的歸納總結，以主觀、定性為主的形式呈現出良好的療效。中醫藥走向國際化、現代化，需要注重客觀、規范地表達臨床療效，增強其在更廣泛的診療決策中的適用性。循證醫學所提供的臨床證據為中醫藥補充了更具科學性的說理方法。
1982年，第一項中醫藥隨機對照試驗報告發布[1]，標志著中醫藥領域開始采用嚴謹的臨床流行病學方法驗證自身療效。在積累了一定量臨床研究后，1999年，學界開始討論引入循證醫學促進中醫藥的發展[2-3]，提出將循證醫學的理念與方法應用于中醫臨床評價方法研究，整合、管理療效證據信息。循證中醫藥改變了傳統的診療模式，開始在關注臨床經驗的基礎上，使用科學證據，結合患者意愿，共同指導臨床決策[4]。在循證中醫藥發展的20余年歷程中，中醫藥臨床研究有了長足進步。陸續有血必凈干預重癥肺炎[5]、電針干預壓力性尿失禁[6]、針刺干預無先兆發作性偏頭痛[7]等高質量隨機對照試驗發表于國際頂級醫學期刊，生產了可靠的臨床證據，產生了廣泛影響，鼓舞了中醫藥學者對臨床研究的熱情。
有學者提出，循證中醫藥學取得的代表性成果是循證醫學中國化的重要體現，需要不斷深化和推進[8]。在循證醫學對臨床療效的主體認識理念和論證方法基本保持穩定的背景下，中醫藥臨床研究能力的提高，更多地依靠于研究設計團隊和實施人員的素養提升、中醫藥特色臨床研究方法學的發展、研究支持手段的常規化以及報告標準等規范化工具的研發應用，使得臨床研究的方法邏輯能在設計中充分考慮、實踐中得到落實、報告中透明且可重復，因而推動更多高質量研究得以開展。近年來，關于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意見明確指出應加強中醫藥循證醫學研究[9]，印證了循證中醫藥的發展水平與價值貢獻。
對于大多數在常規條件下開展的臨床研究而言，通常有充足的時間來調動研究資源，多方面論證優化方案，組織數據管理、質量控制方面的人員以及信息化力量，經統計分析得到研究結論。但在新發突發傳染病的蔓延態勢下，需要將常規狀態下的諸多臨床研究準備、實施工作壓縮在較短的時間窗口內，對研究的開展帶來一定的挑戰。中醫藥學界在循證醫學發展的推動下，逐步提升了開展臨床研究的意識理念、技術儲備與應用熟練度，在傳染病流行狀態下應急開展的臨床研究情況，更能真實反映循證中醫藥的發展水平，及其對新發突發傳染病臨床研究能力的提升作用。
2 循證中醫藥研究支持歷次新發突發傳染病臨床研究的概況
防治各類新發突發傳染病逐漸成為全球性的共識。據統計，2008—2020年間法定傳染病的年均發病率與年均死亡率可達500.149/10萬與1.348/10萬[10]。新發突發傳染病具有流行性廣、傳染性強、并發癥多、死亡率高等特點，臨床救治的同時急需推出有效、安全的治療方案或預防用藥，這就要求開展高質量的臨床研究尋找更為有效地預防、診治疾病的方法。
2.1 SARS期間中醫藥臨床研究概況
中醫藥在SARS的治療中顯示出良好療效。一項研究表明，71例SARS患者接受了中西醫結合治療，病死率僅為1.4%，治愈率為98.6%[11]。此外，在SARS流行期間，有中醫團隊于所在醫院開創了“零死亡、零轉院、零感染”的記錄[12]，顯示出了中醫藥的優勢獨特。
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等部門的組織下，對行之有效的中醫干預措施開展臨床研究。有12項關于中醫藥治療SARS的臨床研究被WHO納入到會議報告[13]中，整體結果顯示雖然尚無證據表明中西醫結合治療與單純西藥治療相比能降低死亡率，但研究發現中西醫結合治療可以更好地改善疲勞、呼吸短促及其他臨床癥狀，促進肺部炎癥吸收，降低氧飽和度下降的風險和穩定血液中氧飽和度的異常波動，減少糖皮質激素和抗病毒藥物的劑量，降低成本。基于以上研究成果，WHO給予中西醫結合治療SARS具有潛在益處的結論。
中醫藥領域在SARS期間組織了一系列的臨床研究，一定程度上驗證了中醫藥抗擊SARS的臨床療效。當時循證中醫藥學研究的發展處于起步階段，尚難為廣泛的臨床研究提供更多的設計方法及實踐經驗支持。
2.2 甲流期間中醫藥臨床研究概況
隨著循證醫學方法與理念的普及，中醫藥在成功抗擊甲流的同時，開展了多項臨床研究，并獲得了高質量證據。其一，對具有確切療效的中成藥進行了高質量隨機對照試驗研究，如一項研究[14]發現，采用麻杏石甘-銀翹散聯合奧司他韋能降低退熱中位時間的百分比，可作為治療甲流的替代療法，該項研究結果發表于美國《內科學年鑒》雜志，提升了中醫藥治療傳染病的國際影響力；另一項研究[15]結果顯示，連花清瘟膠囊對于縮短咳嗽、咽痛、乏力癥狀的消失時間，減少退熱時間，緩解疾病嚴重程度具有顯著作用。其二，分別對中醫藥方案（第三版）的辨證治療方案和喜炎平注射液治療甲流進行了兩項觀察性研究，證明中醫藥在緩解發熱、咽痛、咳嗽等主要癥狀和降低住院成本方面有顯著作用[16-17]。
此時的循證醫學發展已有了一定理論方法發展和實踐基礎積累，更加注重科學設計與質量控制，為中醫藥臨床研究提供了方法學支持，推動了高質量證據的產出。以中醫藥第一項大規模自主設計的循證研究“芪參益氣滴丸對心肌梗死二級預防的臨床試驗”為代表[18]，研究的頂層設計優化[19]、研究中心及研究者遴選[20-21]、受試者管理[22]、試驗藥品管理[23]、三級監查質量控制制度[24]等系統性的循證研究過程管理技術逐漸成熟，為許多研究的整體水平提高提供了條件。中國中醫科學院開發的中央隨機化系統[25]投入研究使用，同類的循證研究支持工具不斷涌現。2005―2007年，原衛生部支持籌建中國臨床試驗注冊中心[26]并通過世界衛生組織認證，有效提升了中醫藥臨床試驗研究的設計規范意識。2007年，中醫藥臨床隨機對照試驗報告規范形成征求意見稿[27]，開啟了中醫藥相關臨床研究報告規范的工作。《循證中醫藥臨床研究方法》[28]等中醫藥循證研究方法學指導專著出版，為中醫藥領域的研究者介紹了全面的循證醫學知識。
在中醫藥循證研究的知識普及和研究推進影響下，各類病種的臨床研究數量不斷增多，研究質量有所提升，研究者素養逐步提高。甲流期間的中醫藥臨床研究強調對試驗方案進行制定與完善，成立研究小組，召開研究者協調會議，以及制定和建立各種質量控制的標準操作程序，確保研究前有充分準備[24]。
2.3 COVID-19期間中醫藥臨床研究概況
COVID-19發生以來，中醫藥參與了防控救治的全過程，在臨床診療和科研成果方面都取得了一定進展。國內各地充分發揮中醫藥專家的經驗優勢，推進中醫藥的早介入、早干預、早治療，中醫藥診療的參與力度和廣度前所未有。在此期間，隨著多版新冠肺炎診療方案的不斷修訂，關于中醫藥的內容不斷增多，及時更新應用了“三藥三方”等新藥研發成果，臨床診療的覆蓋面更加廣泛，方案更加靈活[29]。并且根據疫情防控的要求形成了有效的臨床救治模式，如“中藥通治方+社區+互聯網”[30]的社區防控模式和方艙醫院“初步群體治療-升級主癥治療-個體化綜合療法-分層康復調護-全程情感支持”的中醫治療[31]。
與此同時，中醫藥領域積極開展臨床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截至2020年4月，關于中醫藥防治COVID-19的臨床試驗注冊占干預性研究注冊的46.92%（122項/260項）[32]。2022年3月，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組織將已有的多項成果進行匯總，向WHO報告了中醫藥防治COVID-19的有效性和安全性[33]。形成的國際專家共識認為，在有效性方面，輕型和普通型病例的治療效果顯著，表現為重癥轉化率降低、病毒清除時間縮短、臨床癥狀緩解時間與住院時間縮短，早期干預可以促進疾病痊愈，恢復期干預可以改善臨床預后等；在安全性方面，有數據表明，在常規治療的基礎上，中醫藥干預措施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總之，中醫藥防治COVID-19受到國內外的廣泛關注，與之相關的臨床研究總量也呈現上升趨勢[34]。
3 循證中醫藥提升COVID-19臨床研究能力的作用分析
3.1 中醫藥臨床研究的明確定位與拓展
提出明確的臨床問題是臨床研究的重要開端，這關系到選擇適宜的研究設計類型和方法學要素，以及形成明確的研究結論以支持臨床應用。循證研究意識的提升，讓傳染病救治工作中發現的臨床研究意向，能以PICO的模式明確其臨床定位，全面覆蓋疾病進程的不同階段，使臨床救治與臨床研究協同進行，形成了中醫藥防治傳染病臨床科研體系[35]。
中醫藥防治COVID-19的臨床研究目標人群覆蓋了“預防、治療、康復”的全過程。大部分臨床研究納入了COVID-19確診患者，涵蓋疑似、輕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病例及兼有伴隨癥狀者。有研究納入了密切接觸者[36]和病毒核酸已轉陰的確診患者[37-40]。
中醫藥防治COVID-19的臨床研究干預措施可分為藥物干預（含中藥湯劑、中成藥、中藥注射液等）、非藥物干預（含推拿、氣功、針灸、耳穴等）、中醫綜合方案三大類[41-42]。大多數研究以藥物干預為主，非藥物療法和中醫綜合方案次之。
已有學者在COVID-19流行初期發布了臨床研究需關注的核心指標集，為相關的研究設計提供了論證指標的有益參考[43]。中醫藥防治COVID-19臨床研究的有效指標覆蓋面廣，在治療期呈現出廣泛有效的印象。對處于預防期的人群，目標是降低其核酸轉陰率；處于治療期的患者，探索恢復實驗室指標正常值、改善臨床首發癥狀與中醫證候表現、提高治療有效率、縮短核酸轉陰時間、阻止病情向重癥階段發展、降低死亡率、提高生存質量的中醫治療方案；針對康復期人群，注重提高抗病能力、改善疾病遺留癥狀，促進全面康復。安全性指標方面，有研究報告顯示不良反應發生率[44]、并發癥發生率[45-47]在干預組與對照組具有統計學差異，且對照組的不良反應發生率、并發癥發生率高于干預組，表示中醫藥與西藥聯用治療COVID-19，可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不良反應和并發癥的發生。
3.2 中醫藥臨床研究的設計規范與透明
有調查顯示，在有關中醫藥防治COVID-19的臨床研究中，隨機對照試驗的數量接近半數[48]，但由于隨機對照試驗的開展占用的資源較多，實施難度相對大，需要對臨床療效有一定的把握方可展開實施。不乏有研究是在臨床實踐獲得一定療效規律的基礎上，先開展回顧性的數據分析研究夯實了療效基礎，再開展較大規模的隨機對照試驗確證療效[49-51]，遵循了療效研究的客觀規律，研究的一系列結果也形成了有益于臨床應用的證據體。
設計階段的信心來自于規范的保障。循證中醫學防治COVID-19研究依托各地區醫療機構成立的倫理委員會、藥物臨床試驗機構，遵照《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范》[52]、《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53]等文件的規范，在頂層優化、倫理審查、知情同意等各環節完成了準備工作。
臨床研究在開展前在中國臨床試驗注冊中心和中醫藥循證醫學研究注冊平臺上進行注冊，使其研究設計要素公開透明化，有研究[54]發現COVID-19流行初期關于中醫藥臨床試驗的注冊已近半數。臨床研究方案、研究結果的報告也呈現出透明化和規范性，不僅有利于從研究的設計實施細節判讀其價值，也有助于其他研究者借鑒其實施經驗并重復。循證中醫藥已建立了相關臨床研究報告規范體系[55]，如中藥復方臨床隨機對照試驗報告規范[56]、針刺臨床研究報告規范（STRICTA 2010）[57]、中醫病案報告標準（CARC）[58]等，為疫情期間不同類型的臨床研究實施報告提供了信息規范基礎。
3.3 中醫藥臨床研究的實施程序與保障
循證中醫藥所實踐的相關技術方法貫穿于臨床研究各階段之中。從新發突發傳染病疫情的特殊性，以及疫情應急救治下科研的時效性出發，利用信息技術進行數據收集和傳輸、研究物資管理以及研究過程的質量控制，為中藥防治COVID-19的臨床研究提供了支持工具。
研究實施過程中配合疫情發展實際情況，形成協作網絡和適應性操作流程[34]。早期在隔離社區使用中藥制定個體化診療方案后，依托信息平臺的管理，社區人員通過掃描二維碼填寫日記卡等方式，進行報名、篩選入組，隨后發放藥品，填寫日記卡進行用藥反饋，將數據進行回收統計分析，實現信息互通[59]。
此外，采取“因地制宜”[60-61]的方法，確保研究實施的規范流程。部分臨床研究已嘗試采用電子知情同意書以避免人員聚集，倫理也可在線上進行快速審查。臨床醫生會采取郵寄、遠程指導等方式進行藥品發放，拍照記錄干預過程、舌象、面象等數據信息并傳輸給研究者。研究者對收集的數據信息進行分類、填寫電子病例報告表，并采用遠程隨訪的方式記錄療效與不良事件。充分依托信息化平臺，實現信息技術支持的研究物資管理、信息采集和信息傳遞過程。
4 小結
在SRAS、甲流、COVID-19等新發突發傳染病防控中，中醫藥開展臨床研究的經驗得以積累，并在循證中醫藥方法、技術、規范發展的支持下，應對新發突發傳染病的臨床研究能力取得長足進步：研究的設計與開展不斷優化；臨床研究的意識不斷增強；形成多種關鍵技術支持；證據生產類型由單一趨于全面豐富，數量全面提升；關注視野拓寬至在早期預防、積極治療、促進康復等多方面，獲得了關于有效性與安全性的證據。在新突發傳染病的流行態勢下，循證中醫藥的技術方法支持了應急狀態下的臨床研究能力，亦將能在更廣泛、更從容的臨床科研領域形成證據信息，為臨床決策發揮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