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許葉華, 毛孝容, 王芳, 關晉英, 車洪. 醫護救援人員災害韌性影響因素的Meta分析.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23, 23(8): 916-922. doi: 10.7507/1672-2531.202302066 復制
醫護救援人員在災害救援工作中面臨較高的暴露風險,承受著超負荷的工作壓力,極易出現近期或遠期精神心理問題,如焦慮、抑郁、急性壓力、創傷后應激障礙、睡眠障礙等[1-2],可能導致其工作效率和生活質量降低,并影響患者的照護質量[3-4]。災害韌性是指救援人員以有效方式應對災難事件的個人能力和準備度,使他們在被派遣參與災害救援后處于適應狀態[5]。醫護救援人員的災害韌性水平有助于其在參與災害救援工作過程中保持心理健康、促進積極成長及增強工作投入[5-6]。近年來,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后,較多學者致力于研究醫護救援人員災害韌性的影響因素,但是由于災難事件類型、研究對象、采用的災害韌性測評工具、納入分析的變量等研究因素不同,研究結果差異較大。因此,本研究系統評價影響醫護救援人員災害韌性的因素,以期為救援人員的選拔和培訓提供參考和借鑒。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橫斷面研究。
1.1.2 研究對象
醫護救援人員。
1.1.3 結局指標
災害韌性的影響因素。
1.1.4 排除標準
① 非中、英文文獻;② 重復報道的文獻;③ 不能獲取全文、無法提取或分析數據的文獻。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PubMed、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CINAHL、APA PsycInfo、EMbase、Scopus、CNKI、WanFang Data、VIP和CBM數據庫,搜集關于醫護救援人員災害韌性影響因素的研究,檢索時限均為建庫至2022年11月1日。檢索采用主題詞與自由詞相結合的方式進行,并根據各數據庫特點進行調整。同時檢索納入研究的參考文獻,以補充獲取相關資料。英文檢索詞包括:disaster、pandemic、epidemic、SARS、MERS、COVID-19、ebola、terrorism、war、explosion、chemical incident、nuclear accident、transportation accident、air crash、rescue worker、relief worker、first responder、emergency responder、medical rescue、disaster resilience、hardiness、protective factor、risk factor、influencing factor、predictor等;中文檢索詞包括:災害、災難、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中東呼吸綜合征、新冠肺炎、埃博拉病毒、恐怖主義、戰爭、爆炸、化學事故、核事故、大型車禍、空難、醫療救援、醫學救援、醫護人員、韌性、彈性、恢復力、復原力、抗逆力、因素、相關、關聯、預測等。
1.3 文獻篩選及資料提取
由2名研究者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有分歧,則通過討論或與第三方協商解決。資料提取內容包括文獻基本信息、影響因素及統計分析結果。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由2名研究者獨立評價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并交叉核對結果。偏倚風險評價采用美國衛生保健質量和研究機構(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AHRQ)推薦的橫斷面研究評價標準[7]。
1.5 統計分析
采用Stata 16.0軟件進行Meta分析。效應指標用相關系數(r)及95%可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表示。對于只報告了F值、t值的影響因素,利用在線工具Effect Size Calculator[8]轉換為r。若只報告標準化回歸系數β,使用公式[9]將其轉換為r。再使用公式將r換算成Fisher's Z值與標準誤進行Meta分析,最后重新轉換為r(95%CI),綜合評價影響因素與醫護救援人員災害韌性之間的相關性,P<0.05表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合并效應量r合并<0.10被認為相關性可以忽略不計,0.10~0.29為低度相關,0.30~0.49為中度相關,≥0.50為高度相關[10]。納入研究結果間的異質性采用χ2檢驗進行分析(檢驗水準為α=0.1),同時結合I2定量判斷異質性大小。若各研究結果間無統計學異質性,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Meta分析;若各研究結果間存在統計學異質性,則進一步分析異質性來源,在排除明顯臨床異質性的影響后,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Meta分析。Meta分析的檢驗水準為α=0.05。明顯的臨床異質性采用亞組分析或敏感性分析等方法進行處理,或只行描述性分析。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共獲得相關文獻10 386篇,包括:PubMed(n=2 749)、Cochrane Library(n=76)、Web of Science(n=1 437)、CINAHL(n=617)、APA Psyclnfo(n=627)、EMbase(n=1 868)、Scopus(n=2 296)、CNKI(n=164)、WanFang Data(n=296)、VIP(n=108)、CBM(n=146)和參考文獻追溯(n=2)。經逐層篩選后,最終納入36個橫斷面研究[11-46]。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與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與偏倚風險評價結果見表1。

2.3 Meta分析結果
2.3.1 個人相關因素
共提取16個個人因素,其中積極應對為醫護救援人員災害韌性的高度正相關因素;救援信心、準備充分度、知識掌握程度與醫護救援人員的災害韌性呈中度正相關;身體健康狀況、鍛煉情況與醫護救援人員的災害韌性呈低度正相關。抑郁情緒為醫護救援人員災害韌性的高度負相關因素;焦慮情緒、壓力與醫護救援人員的災害韌性呈中度負相關;心理疾病史與醫護救援人員的災害韌性呈低度負相關。年齡、性別與醫護救援人員災害韌性的關聯性也有統計學意義,但合并效應量較小。宗教信仰、風險感知、工作滿意度、消極應對與醫護救援人員災害韌性之間的關聯性無統計學意義(表2)。

2.3.2 環境/背景相關因素
共提取17個環境/背景因素,其中社會支持、救援物資、災害培訓、經濟狀況、救援經歷、工齡、職稱為醫護救援人員災害韌性的低度正相關因素;職業類別、婚姻、生育情況與醫護救援人員災害韌性的關聯性也有統計學意義,但合并效應量較小。民族、學歷、職務、用工性質、救援時間、救援方式、有無兄弟姐妹與醫護救援人員災害韌性之間的關聯性無統計學意義(表2)。
2.4 敏感性分析及發表偏倚檢驗
通過采用不同統計模型以及逐一剔除單個研究的方法進行敏感性分析,結果顯示合并效應量未發生明顯變化,提示Meta分析的結果較為穩健。通過繪制漏斗圖以及Egger’s線性回歸法進行發表偏倚檢驗,結果顯示存在發表偏倚的可能性較小。
3 討論
本研究將原始數據轉換為相關系數進行效應量合并,探討各影響因素與災害韌性之間的關聯性,不僅充分利用了原始研究中的數據,而且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由于測量工具不同導致的異質性。納入研究方法學質量均較高,通過敏感性分析,證實研究結果較為穩定可靠。
本研究結果顯示,醫護救援人員災害韌性發生發展的促進因素包括:
① 積極應對:積極應對與醫護救援人員災害韌性之間的關聯性呈高度正相關。Guo等[47]表明使用積極應對方式應對工作壓力的護士,其壓力水平更低,心理適應性較好,有利于緩解工作倦怠,提高個人韌性和工作滿意度。積極應對具有調節應激事件的作用,不同的應對方式與心理健康水平密切相關[48]。
② 準備充分度與救援信心:充分的準備有助于提高醫護救援人員完成救援任務的信心。救援信心是自我效能感的一種體現,是指“個體對自己面對環境中的挑戰能否采取適應性行為的知覺或信念”[49],是一種以自信的觀點處理救援工作中各種壓力的能力。具有較強救援信心的護士傾向于將困難與挑戰視為改進的機會,而不是需要避免的威脅,因此,增強救援信心有助于培養和提高護士的韌性水平[47]。
③ 災害培訓與知識掌握程度:災前缺乏培訓是災后產生心理問題的危險因素,在救援行動之前,救援人員的相關培訓經歷對其心理健康能夠起到一定的保護作用[50]。通過災害培訓,醫護救援人員可獲得大量災害管理相關的知識和技能,加深對災害事件的認知,提高救援技能。因此,相關機構應建立完善的災害培訓體系及內容,開展形式多樣、內容豐富、針對性強、注重實效的培訓演練,提高醫護救援人員的災害知識及技能[51-52]。
④ 救援物資:當醫護救援人員不能獲得足夠的個人防護裝備時,其災害韌性水平降低。個人防護裝備會改變個人的感知,當救援人員沒有得到充分保護時,壓力和焦慮會增加[53]。救援物資、個人防護設備的短缺影響了醫護救援人員的韌性及其應對疫情的能力[54]。因此,必須為救援人員提供足夠數量的救援物資和個人防護用品,保障救援人員及受災者的安全。
⑤ 社會支持:擁有一個強大的社會支持網絡能夠增強災害韌性。社會聯系可能通過刺激催產素釋放、提高自信、抑制對壓力的生理反應以及促進主動解決問題等多種途徑增強韌性。韌性的發展還可能受到文化信仰/習俗和可用社區資源的影響[55]。研究表明,醫療保健、人際關系和社區生活的高滿意度與救援人員較高的韌性水平和較低的創傷和倦怠水平相關[56]。因此,建議管理者通過提供全面的健康醫療福利、改善工作條件、改善人際關系,建立救援人員和居住社區更牢固的聯系等措施,為醫護救援人員提供充分的社會支持[56-57]。
⑥ 鍛煉與身體健康狀況:醫護救援人員的身體健康狀況越好,其災害韌性水平越高,與Chang等[56]研究結果一致。鍛煉可以提高個人的活力、健康和能力,通過調節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增強神經肽Y的表達和促進神經發生來保護個體免受情緒和壓力的影響[55,58]。經常鍛煉的護士能夠更好地處理壓力,對工作更有熱情,工作更有效率,減少職業倦怠,韌性水平更高[47]。研究顯示,身體健康狀況差的救援護士患創傷后應激障礙的風險較高,提示身體健康狀況差會影響救援護士的心理恢復能力,降低其災害韌性水平[59]。
⑦ 經濟狀況:經濟狀況與醫護救援人員的災害韌性水平呈低度正相關。Conversano等[60]指出,社會經濟地位低是醫護人員創傷前脆弱性因素之一,增加了患身心疾病的風險。提示管理者需重點關注家庭經濟收入較低的救援人員的身心健康狀況,在救援期間及救援任務完成后可為其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服務,并做好對其家人的關心慰問工作,在甄選救援人員時也可將其作為一個參考因素。
⑧ 救援經歷:研究結果顯示,救援經歷是醫護救援人員韌性發展的重要因素,與Brooks等[57]研究結論一致。救援經歷是醫護救援人員獲取災害知識和技能的重要途經,醫護救援人員在救援過程中能夠積累救援經驗,提升救護能力,并且能夠在救援過程中審視自身不足加以強化,在應對新的災害事件時,能夠平穩地接受和處置[51]。此外,救援經歷還能使救援人員的自尊和應對能力提高,使命感增強[57,61]。
⑨ 職稱與工齡:本研究結果顯示,中級及以上職稱以及工齡10年以上的醫護救援人員的災害韌性水平較高,這與Ang等[62]對新加坡護士的研究結果類似。分析原因可能為職稱越高、工齡越長的救援人員經歷了更多的應急事件,具備了較強的生理、心理素質,經驗更豐富,積累了更多的知識和技能,能夠更好地應對工作中的挑戰,適應工作環境變化的能力也越強,面對災害事件能夠更大程度做好心理準備,計劃和控制能力更強。
本研究結果還顯示,自我報告有心理疾病史的醫護救援人員災害韌性水平更低,壓力、焦慮、抑郁等負性情緒是醫護救援人員災害韌性發生發展的阻礙因素。低抑郁和焦慮水平的醫護救援人員,更傾向于建立積極的認知評價體系,從而減少應對逆境時的不良情緒,增強克服困難的信心和行動力,因而災害韌性水平較高。有研究顯示,當救援人員遭遇焦慮和抑郁等負性情緒時,其韌性水平較低,發生精神或軀體疾病的風險增加[60,63]。同時,感覺到高水平的工作壓力會降低護士的韌性水平,增加應對壓力的個人培訓,提高壓力管理能力有助于培養護士的韌性[64]。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納入研究所使用的災害韌性測量工具不是基于醫護救援人員研發的,其特異性和敏感性受限,可能導致不同研究間異質性而影響研究結果的同質性;② 納入研究大多來自中國,由于地域、人種的差異,可能會限制研究結果的外推性;③ 部分影響因素納入研究的數量有限,可能影響結果的準確性;④ 納入研究均為橫斷面研究,僅能探討變量間的關聯性,無法推斷其因果關系;⑤ 未納入灰色文獻,可能導致偏倚。
綜上所述,現有證據顯示,醫護救援人員的災害韌性受多種個人因素及環境/背景因素的影響。受納入研究數量和質量的限制,上述結論尚待更多高質量研究予以驗證。
聲明 本研究不存在任何利益沖突。
醫護救援人員在災害救援工作中面臨較高的暴露風險,承受著超負荷的工作壓力,極易出現近期或遠期精神心理問題,如焦慮、抑郁、急性壓力、創傷后應激障礙、睡眠障礙等[1-2],可能導致其工作效率和生活質量降低,并影響患者的照護質量[3-4]。災害韌性是指救援人員以有效方式應對災難事件的個人能力和準備度,使他們在被派遣參與災害救援后處于適應狀態[5]。醫護救援人員的災害韌性水平有助于其在參與災害救援工作過程中保持心理健康、促進積極成長及增強工作投入[5-6]。近年來,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后,較多學者致力于研究醫護救援人員災害韌性的影響因素,但是由于災難事件類型、研究對象、采用的災害韌性測評工具、納入分析的變量等研究因素不同,研究結果差異較大。因此,本研究系統評價影響醫護救援人員災害韌性的因素,以期為救援人員的選拔和培訓提供參考和借鑒。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橫斷面研究。
1.1.2 研究對象
醫護救援人員。
1.1.3 結局指標
災害韌性的影響因素。
1.1.4 排除標準
① 非中、英文文獻;② 重復報道的文獻;③ 不能獲取全文、無法提取或分析數據的文獻。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PubMed、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CINAHL、APA PsycInfo、EMbase、Scopus、CNKI、WanFang Data、VIP和CBM數據庫,搜集關于醫護救援人員災害韌性影響因素的研究,檢索時限均為建庫至2022年11月1日。檢索采用主題詞與自由詞相結合的方式進行,并根據各數據庫特點進行調整。同時檢索納入研究的參考文獻,以補充獲取相關資料。英文檢索詞包括:disaster、pandemic、epidemic、SARS、MERS、COVID-19、ebola、terrorism、war、explosion、chemical incident、nuclear accident、transportation accident、air crash、rescue worker、relief worker、first responder、emergency responder、medical rescue、disaster resilience、hardiness、protective factor、risk factor、influencing factor、predictor等;中文檢索詞包括:災害、災難、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中東呼吸綜合征、新冠肺炎、埃博拉病毒、恐怖主義、戰爭、爆炸、化學事故、核事故、大型車禍、空難、醫療救援、醫學救援、醫護人員、韌性、彈性、恢復力、復原力、抗逆力、因素、相關、關聯、預測等。
1.3 文獻篩選及資料提取
由2名研究者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有分歧,則通過討論或與第三方協商解決。資料提取內容包括文獻基本信息、影響因素及統計分析結果。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由2名研究者獨立評價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并交叉核對結果。偏倚風險評價采用美國衛生保健質量和研究機構(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AHRQ)推薦的橫斷面研究評價標準[7]。
1.5 統計分析
采用Stata 16.0軟件進行Meta分析。效應指標用相關系數(r)及95%可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表示。對于只報告了F值、t值的影響因素,利用在線工具Effect Size Calculator[8]轉換為r。若只報告標準化回歸系數β,使用公式[9]將其轉換為r。再使用公式將r換算成Fisher's Z值與標準誤進行Meta分析,最后重新轉換為r(95%CI),綜合評價影響因素與醫護救援人員災害韌性之間的相關性,P<0.05表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合并效應量r合并<0.10被認為相關性可以忽略不計,0.10~0.29為低度相關,0.30~0.49為中度相關,≥0.50為高度相關[10]。納入研究結果間的異質性采用χ2檢驗進行分析(檢驗水準為α=0.1),同時結合I2定量判斷異質性大小。若各研究結果間無統計學異質性,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Meta分析;若各研究結果間存在統計學異質性,則進一步分析異質性來源,在排除明顯臨床異質性的影響后,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Meta分析。Meta分析的檢驗水準為α=0.05。明顯的臨床異質性采用亞組分析或敏感性分析等方法進行處理,或只行描述性分析。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共獲得相關文獻10 386篇,包括:PubMed(n=2 749)、Cochrane Library(n=76)、Web of Science(n=1 437)、CINAHL(n=617)、APA Psyclnfo(n=627)、EMbase(n=1 868)、Scopus(n=2 296)、CNKI(n=164)、WanFang Data(n=296)、VIP(n=108)、CBM(n=146)和參考文獻追溯(n=2)。經逐層篩選后,最終納入36個橫斷面研究[11-46]。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與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與偏倚風險評價結果見表1。

2.3 Meta分析結果
2.3.1 個人相關因素
共提取16個個人因素,其中積極應對為醫護救援人員災害韌性的高度正相關因素;救援信心、準備充分度、知識掌握程度與醫護救援人員的災害韌性呈中度正相關;身體健康狀況、鍛煉情況與醫護救援人員的災害韌性呈低度正相關。抑郁情緒為醫護救援人員災害韌性的高度負相關因素;焦慮情緒、壓力與醫護救援人員的災害韌性呈中度負相關;心理疾病史與醫護救援人員的災害韌性呈低度負相關。年齡、性別與醫護救援人員災害韌性的關聯性也有統計學意義,但合并效應量較小。宗教信仰、風險感知、工作滿意度、消極應對與醫護救援人員災害韌性之間的關聯性無統計學意義(表2)。

2.3.2 環境/背景相關因素
共提取17個環境/背景因素,其中社會支持、救援物資、災害培訓、經濟狀況、救援經歷、工齡、職稱為醫護救援人員災害韌性的低度正相關因素;職業類別、婚姻、生育情況與醫護救援人員災害韌性的關聯性也有統計學意義,但合并效應量較小。民族、學歷、職務、用工性質、救援時間、救援方式、有無兄弟姐妹與醫護救援人員災害韌性之間的關聯性無統計學意義(表2)。
2.4 敏感性分析及發表偏倚檢驗
通過采用不同統計模型以及逐一剔除單個研究的方法進行敏感性分析,結果顯示合并效應量未發生明顯變化,提示Meta分析的結果較為穩健。通過繪制漏斗圖以及Egger’s線性回歸法進行發表偏倚檢驗,結果顯示存在發表偏倚的可能性較小。
3 討論
本研究將原始數據轉換為相關系數進行效應量合并,探討各影響因素與災害韌性之間的關聯性,不僅充分利用了原始研究中的數據,而且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由于測量工具不同導致的異質性。納入研究方法學質量均較高,通過敏感性分析,證實研究結果較為穩定可靠。
本研究結果顯示,醫護救援人員災害韌性發生發展的促進因素包括:
① 積極應對:積極應對與醫護救援人員災害韌性之間的關聯性呈高度正相關。Guo等[47]表明使用積極應對方式應對工作壓力的護士,其壓力水平更低,心理適應性較好,有利于緩解工作倦怠,提高個人韌性和工作滿意度。積極應對具有調節應激事件的作用,不同的應對方式與心理健康水平密切相關[48]。
② 準備充分度與救援信心:充分的準備有助于提高醫護救援人員完成救援任務的信心。救援信心是自我效能感的一種體現,是指“個體對自己面對環境中的挑戰能否采取適應性行為的知覺或信念”[49],是一種以自信的觀點處理救援工作中各種壓力的能力。具有較強救援信心的護士傾向于將困難與挑戰視為改進的機會,而不是需要避免的威脅,因此,增強救援信心有助于培養和提高護士的韌性水平[47]。
③ 災害培訓與知識掌握程度:災前缺乏培訓是災后產生心理問題的危險因素,在救援行動之前,救援人員的相關培訓經歷對其心理健康能夠起到一定的保護作用[50]。通過災害培訓,醫護救援人員可獲得大量災害管理相關的知識和技能,加深對災害事件的認知,提高救援技能。因此,相關機構應建立完善的災害培訓體系及內容,開展形式多樣、內容豐富、針對性強、注重實效的培訓演練,提高醫護救援人員的災害知識及技能[51-52]。
④ 救援物資:當醫護救援人員不能獲得足夠的個人防護裝備時,其災害韌性水平降低。個人防護裝備會改變個人的感知,當救援人員沒有得到充分保護時,壓力和焦慮會增加[53]。救援物資、個人防護設備的短缺影響了醫護救援人員的韌性及其應對疫情的能力[54]。因此,必須為救援人員提供足夠數量的救援物資和個人防護用品,保障救援人員及受災者的安全。
⑤ 社會支持:擁有一個強大的社會支持網絡能夠增強災害韌性。社會聯系可能通過刺激催產素釋放、提高自信、抑制對壓力的生理反應以及促進主動解決問題等多種途徑增強韌性。韌性的發展還可能受到文化信仰/習俗和可用社區資源的影響[55]。研究表明,醫療保健、人際關系和社區生活的高滿意度與救援人員較高的韌性水平和較低的創傷和倦怠水平相關[56]。因此,建議管理者通過提供全面的健康醫療福利、改善工作條件、改善人際關系,建立救援人員和居住社區更牢固的聯系等措施,為醫護救援人員提供充分的社會支持[56-57]。
⑥ 鍛煉與身體健康狀況:醫護救援人員的身體健康狀況越好,其災害韌性水平越高,與Chang等[56]研究結果一致。鍛煉可以提高個人的活力、健康和能力,通過調節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增強神經肽Y的表達和促進神經發生來保護個體免受情緒和壓力的影響[55,58]。經常鍛煉的護士能夠更好地處理壓力,對工作更有熱情,工作更有效率,減少職業倦怠,韌性水平更高[47]。研究顯示,身體健康狀況差的救援護士患創傷后應激障礙的風險較高,提示身體健康狀況差會影響救援護士的心理恢復能力,降低其災害韌性水平[59]。
⑦ 經濟狀況:經濟狀況與醫護救援人員的災害韌性水平呈低度正相關。Conversano等[60]指出,社會經濟地位低是醫護人員創傷前脆弱性因素之一,增加了患身心疾病的風險。提示管理者需重點關注家庭經濟收入較低的救援人員的身心健康狀況,在救援期間及救援任務完成后可為其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服務,并做好對其家人的關心慰問工作,在甄選救援人員時也可將其作為一個參考因素。
⑧ 救援經歷:研究結果顯示,救援經歷是醫護救援人員韌性發展的重要因素,與Brooks等[57]研究結論一致。救援經歷是醫護救援人員獲取災害知識和技能的重要途經,醫護救援人員在救援過程中能夠積累救援經驗,提升救護能力,并且能夠在救援過程中審視自身不足加以強化,在應對新的災害事件時,能夠平穩地接受和處置[51]。此外,救援經歷還能使救援人員的自尊和應對能力提高,使命感增強[57,61]。
⑨ 職稱與工齡:本研究結果顯示,中級及以上職稱以及工齡10年以上的醫護救援人員的災害韌性水平較高,這與Ang等[62]對新加坡護士的研究結果類似。分析原因可能為職稱越高、工齡越長的救援人員經歷了更多的應急事件,具備了較強的生理、心理素質,經驗更豐富,積累了更多的知識和技能,能夠更好地應對工作中的挑戰,適應工作環境變化的能力也越強,面對災害事件能夠更大程度做好心理準備,計劃和控制能力更強。
本研究結果還顯示,自我報告有心理疾病史的醫護救援人員災害韌性水平更低,壓力、焦慮、抑郁等負性情緒是醫護救援人員災害韌性發生發展的阻礙因素。低抑郁和焦慮水平的醫護救援人員,更傾向于建立積極的認知評價體系,從而減少應對逆境時的不良情緒,增強克服困難的信心和行動力,因而災害韌性水平較高。有研究顯示,當救援人員遭遇焦慮和抑郁等負性情緒時,其韌性水平較低,發生精神或軀體疾病的風險增加[60,63]。同時,感覺到高水平的工作壓力會降低護士的韌性水平,增加應對壓力的個人培訓,提高壓力管理能力有助于培養護士的韌性[64]。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納入研究所使用的災害韌性測量工具不是基于醫護救援人員研發的,其特異性和敏感性受限,可能導致不同研究間異質性而影響研究結果的同質性;② 納入研究大多來自中國,由于地域、人種的差異,可能會限制研究結果的外推性;③ 部分影響因素納入研究的數量有限,可能影響結果的準確性;④ 納入研究均為橫斷面研究,僅能探討變量間的關聯性,無法推斷其因果關系;⑤ 未納入灰色文獻,可能導致偏倚。
綜上所述,現有證據顯示,醫護救援人員的災害韌性受多種個人因素及環境/背景因素的影響。受納入研究數量和質量的限制,上述結論尚待更多高質量研究予以驗證。
聲明 本研究不存在任何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