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伍僑, 譚佳容, 廖小剛, 陳姝, 王嘉溢. 中國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發生率的Meta分析.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23, 23(4): 398-403. doi: 10.7507/1672-2531.202208051 復制
社會隔離又稱社會孤立，是指個人在社會上缺乏歸屬感，缺乏與社會及他人的接觸，人際交往處于某種斷裂或絕緣狀況，從而誘發生理和/或心理消極結果的狀態[1-2]。相關研究表明，社會隔離與多種不良健康結果有關：其不僅增加患者跌倒[3]、認知衰退[4]、冠心病[5]、抑郁[6]、中風[7]等的發生風險，還與患者的全因死亡率增加有關[8]。而老年人群由于社會結構及家庭、經濟關系等因素的改變[9]，更容易受到孤獨和社會隔離的影響[10]。有相關調查研究顯示，美國、英國、印度、德國處于社會隔離狀態的老年人群比例分別為23%、27.02%、19.7%、18.4%，在黎巴嫩及馬來西亞老年社會隔離的比例甚至可達46%及49.8%[11]，老年人的社會隔離問題已成為健康和社會政策的主要關注點之一[12]。
與西方社會老年人群相比，中國老年人群的社會網絡規模更小，其處于社會隔離的風險相對更高[13]。因此，有必要了解我國老年人群的社會隔離狀況。目前雖有一定數量的調查研究，但受樣本量、研究人群等因素限制，各研究間結果差異較大。因此，本研究系統評價我國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的流行病學狀況，以期為相關研究提供更加全面的前期研究基礎。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橫斷面研究。
1.1.2 研究對象
中國老年人群（年齡≥60歲）。
1.1.3 結局指標
社會隔離發生率。
1.1.4 排除標準
① 非中、英文文獻；② 重復發表的文獻；③ 無法獲取全文、原始數據不全或無法提取。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CNKI、WanFang Data、VIP、CBM、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和CENTRAL數據庫，搜集有關中國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發生情況的研究，檢索時限均為建庫至2022年5月。檢索采用主題詞與自由詞相結合的方式進行，并根據各數據庫特點進行調整。同時檢索納入研究的參考文獻，以補充獲取相關資料。以PubMed為例，其具體檢索策略見框1。
1.3 文獻篩選與資料提取
由2名研究者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有分歧，則通過討論或與第三方協商解決。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摘要和全文以確定是否納入。如有需要，通過郵件、電話聯系原始研究作者獲取未報告但對本研究非常重要的信息。資料提取內容包括：第一作者、發表年份、研究對象性別、年齡段、文化程度、評估量表、婚姻狀況、健康自評狀況、居住方式等。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由2名研究者獨立評價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并交叉核對結果。偏倚風險評價采用美國衛生保健質量和研究機構（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AHRQ）推薦的橫斷面研究偏倚風險評價標準[14]。
1.5 統計分析
使用Stata 15.1軟件進行統計分析，采用雙反正弦轉換法對率進行轉換并合并計算，并提供其95%可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納入研究結果間的異質性采用χ2檢驗進行分析（檢驗水準為α=0.1），同時結合I2定量判斷異質性大小。若各研究結果間無統計學異質性，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Meta分析；若各研究結果間存在統計學異質性，則進一步分析異質性來源，在排除明顯臨床異質性的影響后，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Meta分析。Meta分析的水準設為α=0.05。明顯的臨床異質性采用亞組分析或敏感性分析等方法進行處理，或只行描述性分析。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共獲得相關文獻1 390篇，經逐層篩選后，最終納入20個橫斷面研究[2,15-33]，包括研究對象86 111例。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1。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與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與偏倚風險評價結果見表1。
表1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與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2.3 Meta分析結果
2.3.1 總發生率
共納入20個研究[2,15-33]。隨機效應模型Meta分析結果顯示，中國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的總發生率為27.54%［95%CI（22.15%，57.74%）］（表2）。
表2
中國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發生率的Meta分析結果
2.3.2 亞組分析
按性別、年齡段、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健康自評狀況、居住方式、調查地點及調查工具、發表年份進行亞組分析，結果見表2。
2.4 敏感性分析與發表偏倚檢驗
采用逐一剔除單個研究的方法進行敏感性分析，結果顯示合并估計值無明顯變化，提示本研究結果比較穩定。采用Begg’s法及Egger’s法評價納入研究的發表偏倚，結果顯示無明顯發表偏倚（Begg’s檢驗：Z=1.14，P=0.25；Egger’s檢驗：t=1.70，P=0.11）。
3 討論
社會隔離是老年人群常見的健康問題之一[34]，給老年人群的身心健康均造成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35]。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的發生率總體呈上升趨勢[36]，老年人群的社會隔離已成為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37]。但據相關研究顯示，由于在初級衛生保健中未對社會隔離發生情況進行常規評估，社會隔離的漏診率高，治療率低[38]。且目前社會隔離尚缺乏有針對性的有效的干預措施，進一步加重了其對老年人群的危害。在此基礎上，本研究對我國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發生率進行系統評價，以確定社會隔離在我國老年人群中的流行情況，從而為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的防治決策提供依據。
本研究結果顯示我國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的總發生率為27.54%，低于SU等[39]的Meta分析結果（31.2%），其原因可能是其納入研究對象均為COVID-19流行期間的老年人群，該時期由于公共衛生控制措施、疫情影響等導致老年人群更易發生社會隔離。
本研究結果顯示，老年男性社會隔離的發生率高于老年女性，與Henning-Smith等[40]的研究結果一致。其原因與不同性別社交網絡及社會聯系度的差異有關。據相關研究顯示，女性擁有更強大的社交網絡及更緊密的社會聯系度[41]，而男性通常社交網絡較小且在整個生命過程中與孩子和親屬的聯系不穩定，當經歷生活重大事件（如離婚、喪偶等），其將面臨更高的社會隔離風險[42]。
有研究顯示，年齡越高社會隔離的風險越高[2]。本研究結果提示≥80歲組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發生率明顯高于其他年齡組，與以往研究結果一致[6,43]。其原因可能是：① 隨著年齡的增長，由于疾病或殘疾的影響，與朋友及社會的互動、交流會更加有限[44]，從而增加了高齡者社會隔離的發生風險；② 高齡者可能經歷更多生命歷程的改變，如退休和喪親，導致其喪失原有社會角色[45]，增加其社會隔離的發生風險。
本研究結果提示。文化程度與社會隔離的發生率呈負相關：小學及以下學歷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發生率明顯高于其余兩組（初中組及高中以上學歷組），其原因可能與不同學歷間認知儲備的差異有關。Evans等[46]研究顯示，認知儲備與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的發生有關，較高的認知儲備通常意味著更低的社會隔離發生風險。而教育水平被廣泛作為認知儲備的指標，通常受教育年限少，意味著參與的認知活動較少，認知儲備評分相對較低[47]。本研究結果提示單身（包括從未結婚、離異、喪偶）者社會隔離的發生率高于已婚且配偶健在者，與Perissnotto等[48]的研究結果一致。喪偶的老年人群可能因失去家人而經歷強烈的孤獨，離婚或分居者則可能因社會關系的減少而經歷與社會關系缺乏相關的孤獨[49]，從而增加其社會隔離的發生風險。而婚姻可為經歷生活劇變（如退休、家庭關系沖突等）及身體衰退的老年人群提供穩定的身心方面支持，從而達到降低老年人群的社會退縮及社會隔離發生風險的作用[50]。
健康狀況是社會隔離的重要預測因素[51]，本研究結果提示，與健康自評狀況較差的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發生率相反，健康自評好的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發生率低。其原因可能由于自評健康狀況較差的老年人群通常社會參與度相對較低有關[52]。
本研究結果提示，獨居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的發生率高于與配偶同住及與子女同住組的發生率，與Smith等[35]的研究結果一致。其原因可能是：獨居對老年人群的健康構成潛在風險，對其社會方面產生負面影響[53]，增加其社會隔離的發生風險[54]。
本研究結果還提示，居住在養老機構的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的發生率高于居住于社區者。其原因可能是：① 不同調查地點的老年人群在生活質量、社會聯系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相關研究顯示，與居住在養老機構中的老年人群相比，居住在家中的老年人群的生活質量、日常活動及社會聯系更高[55]，因而其社會隔離的發生率更低；② 不同調查地點的老年人群健康狀況存在差異。居住在養老機構中的老年人群具有高齡、高殘疾率、健康照護需求高等特點，軀體健康狀況更差[56-57]，且居住在養老機構后，老年人群離開自己熟悉的家人和環境，更容易產生孤獨等不良情緒，進一步增加了其發生社會隔離的風險。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受限于單個率Meta分析的特點，研究間異質性較大；② 盡管根據性別、年齡段等因素進行了亞組分析，仍未能發現異質性來源；③ 部分亞組所納入的研究數較少，因此結果的可靠性可能受到一定的影響。
綜上所述，當前證據顯示，我國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發生率較高。受納入研究數量和質量的限制，上述結論尚待更多高質量研究予以驗證。
社會隔離又稱社會孤立，是指個人在社會上缺乏歸屬感，缺乏與社會及他人的接觸，人際交往處于某種斷裂或絕緣狀況，從而誘發生理和/或心理消極結果的狀態[1-2]。相關研究表明，社會隔離與多種不良健康結果有關：其不僅增加患者跌倒[3]、認知衰退[4]、冠心病[5]、抑郁[6]、中風[7]等的發生風險，還與患者的全因死亡率增加有關[8]。而老年人群由于社會結構及家庭、經濟關系等因素的改變[9]，更容易受到孤獨和社會隔離的影響[10]。有相關調查研究顯示，美國、英國、印度、德國處于社會隔離狀態的老年人群比例分別為23%、27.02%、19.7%、18.4%，在黎巴嫩及馬來西亞老年社會隔離的比例甚至可達46%及49.8%[11]，老年人的社會隔離問題已成為健康和社會政策的主要關注點之一[12]。
與西方社會老年人群相比，中國老年人群的社會網絡規模更小，其處于社會隔離的風險相對更高[13]。因此，有必要了解我國老年人群的社會隔離狀況。目前雖有一定數量的調查研究，但受樣本量、研究人群等因素限制，各研究間結果差異較大。因此，本研究系統評價我國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的流行病學狀況，以期為相關研究提供更加全面的前期研究基礎。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橫斷面研究。
1.1.2 研究對象
中國老年人群（年齡≥60歲）。
1.1.3 結局指標
社會隔離發生率。
1.1.4 排除標準
① 非中、英文文獻；② 重復發表的文獻；③ 無法獲取全文、原始數據不全或無法提取。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CNKI、WanFang Data、VIP、CBM、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和CENTRAL數據庫，搜集有關中國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發生情況的研究，檢索時限均為建庫至2022年5月。檢索采用主題詞與自由詞相結合的方式進行，并根據各數據庫特點進行調整。同時檢索納入研究的參考文獻，以補充獲取相關資料。以PubMed為例，其具體檢索策略見框1。
1.3 文獻篩選與資料提取
由2名研究者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有分歧，則通過討論或與第三方協商解決。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摘要和全文以確定是否納入。如有需要，通過郵件、電話聯系原始研究作者獲取未報告但對本研究非常重要的信息。資料提取內容包括：第一作者、發表年份、研究對象性別、年齡段、文化程度、評估量表、婚姻狀況、健康自評狀況、居住方式等。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由2名研究者獨立評價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并交叉核對結果。偏倚風險評價采用美國衛生保健質量和研究機構（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AHRQ）推薦的橫斷面研究偏倚風險評價標準[14]。
1.5 統計分析
使用Stata 15.1軟件進行統計分析，采用雙反正弦轉換法對率進行轉換并合并計算，并提供其95%可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納入研究結果間的異質性采用χ2檢驗進行分析（檢驗水準為α=0.1），同時結合I2定量判斷異質性大小。若各研究結果間無統計學異質性，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Meta分析；若各研究結果間存在統計學異質性，則進一步分析異質性來源，在排除明顯臨床異質性的影響后，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Meta分析。Meta分析的水準設為α=0.05。明顯的臨床異質性采用亞組分析或敏感性分析等方法進行處理，或只行描述性分析。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共獲得相關文獻1 390篇，經逐層篩選后，最終納入20個橫斷面研究[2,15-33]，包括研究對象86 111例。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1。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與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與偏倚風險評價結果見表1。
表1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與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2.3 Meta分析結果
2.3.1 總發生率
共納入20個研究[2,15-33]。隨機效應模型Meta分析結果顯示，中國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的總發生率為27.54%［95%CI（22.15%，57.74%）］（表2）。
表2
中國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發生率的Meta分析結果
2.3.2 亞組分析
按性別、年齡段、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健康自評狀況、居住方式、調查地點及調查工具、發表年份進行亞組分析，結果見表2。
2.4 敏感性分析與發表偏倚檢驗
采用逐一剔除單個研究的方法進行敏感性分析，結果顯示合并估計值無明顯變化，提示本研究結果比較穩定。采用Begg’s法及Egger’s法評價納入研究的發表偏倚，結果顯示無明顯發表偏倚（Begg’s檢驗：Z=1.14，P=0.25；Egger’s檢驗：t=1.70，P=0.11）。
3 討論
社會隔離是老年人群常見的健康問題之一[34]，給老年人群的身心健康均造成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35]。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的發生率總體呈上升趨勢[36]，老年人群的社會隔離已成為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37]。但據相關研究顯示，由于在初級衛生保健中未對社會隔離發生情況進行常規評估，社會隔離的漏診率高，治療率低[38]。且目前社會隔離尚缺乏有針對性的有效的干預措施，進一步加重了其對老年人群的危害。在此基礎上，本研究對我國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發生率進行系統評價，以確定社會隔離在我國老年人群中的流行情況，從而為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的防治決策提供依據。
本研究結果顯示我國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的總發生率為27.54%，低于SU等[39]的Meta分析結果（31.2%），其原因可能是其納入研究對象均為COVID-19流行期間的老年人群，該時期由于公共衛生控制措施、疫情影響等導致老年人群更易發生社會隔離。
本研究結果顯示，老年男性社會隔離的發生率高于老年女性，與Henning-Smith等[40]的研究結果一致。其原因與不同性別社交網絡及社會聯系度的差異有關。據相關研究顯示，女性擁有更強大的社交網絡及更緊密的社會聯系度[41]，而男性通常社交網絡較小且在整個生命過程中與孩子和親屬的聯系不穩定，當經歷生活重大事件（如離婚、喪偶等），其將面臨更高的社會隔離風險[42]。
有研究顯示，年齡越高社會隔離的風險越高[2]。本研究結果提示≥80歲組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發生率明顯高于其他年齡組，與以往研究結果一致[6,43]。其原因可能是：① 隨著年齡的增長，由于疾病或殘疾的影響，與朋友及社會的互動、交流會更加有限[44]，從而增加了高齡者社會隔離的發生風險；② 高齡者可能經歷更多生命歷程的改變，如退休和喪親，導致其喪失原有社會角色[45]，增加其社會隔離的發生風險。
本研究結果提示。文化程度與社會隔離的發生率呈負相關：小學及以下學歷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發生率明顯高于其余兩組（初中組及高中以上學歷組），其原因可能與不同學歷間認知儲備的差異有關。Evans等[46]研究顯示，認知儲備與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的發生有關，較高的認知儲備通常意味著更低的社會隔離發生風險。而教育水平被廣泛作為認知儲備的指標，通常受教育年限少，意味著參與的認知活動較少，認知儲備評分相對較低[47]。本研究結果提示單身（包括從未結婚、離異、喪偶）者社會隔離的發生率高于已婚且配偶健在者，與Perissnotto等[48]的研究結果一致。喪偶的老年人群可能因失去家人而經歷強烈的孤獨，離婚或分居者則可能因社會關系的減少而經歷與社會關系缺乏相關的孤獨[49]，從而增加其社會隔離的發生風險。而婚姻可為經歷生活劇變（如退休、家庭關系沖突等）及身體衰退的老年人群提供穩定的身心方面支持，從而達到降低老年人群的社會退縮及社會隔離發生風險的作用[50]。
健康狀況是社會隔離的重要預測因素[51]，本研究結果提示，與健康自評狀況較差的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發生率相反，健康自評好的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發生率低。其原因可能由于自評健康狀況較差的老年人群通常社會參與度相對較低有關[52]。
本研究結果提示，獨居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的發生率高于與配偶同住及與子女同住組的發生率，與Smith等[35]的研究結果一致。其原因可能是：獨居對老年人群的健康構成潛在風險，對其社會方面產生負面影響[53]，增加其社會隔離的發生風險[54]。
本研究結果還提示，居住在養老機構的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的發生率高于居住于社區者。其原因可能是：① 不同調查地點的老年人群在生活質量、社會聯系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相關研究顯示，與居住在養老機構中的老年人群相比，居住在家中的老年人群的生活質量、日常活動及社會聯系更高[55]，因而其社會隔離的發生率更低；② 不同調查地點的老年人群健康狀況存在差異。居住在養老機構中的老年人群具有高齡、高殘疾率、健康照護需求高等特點，軀體健康狀況更差[56-57]，且居住在養老機構后，老年人群離開自己熟悉的家人和環境，更容易產生孤獨等不良情緒，進一步增加了其發生社會隔離的風險。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受限于單個率Meta分析的特點，研究間異質性較大；② 盡管根據性別、年齡段等因素進行了亞組分析，仍未能發現異質性來源；③ 部分亞組所納入的研究數較少，因此結果的可靠性可能受到一定的影響。
綜上所述，當前證據顯示，我國老年人群社會隔離發生率較高。受納入研究數量和質量的限制，上述結論尚待更多高質量研究予以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