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年濤, 徐夢, 王越, 李潔韻, 李秀霞. 循證社會科學研究現狀的可視化分析.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23, 23(2): 203-210. doi: 10.7507/1672-2531.202203087 復制
1992年Gordon Guyatt等人在JAMA發表《Evidence-based medicine: a new approach to teaching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一文，標志著循證醫學的正式誕生[1]。其以獨特的視角、先進的理念、科學的方法和跨學科、跨地域合作的創新模式，迅速傳播到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衛生領域和醫學教育領域，而且帶動起了循證理念、思想和方法在社會科學領域的廣泛應用，形成了循證管理科學、循證教育科學、循證社會工作等多學科、多領域的新興循證社會科學體系[2]。循證社會科學的發展得益于循證理念和方法的科學性，即針對社會科學各領域要解決的問題，基于當前可得的最佳證據，充分考慮服務對象的價值意愿、具體客觀條件及環境因素，進行科學決策和實踐[3-5]。
目前，循證理念在社會科學各個領域不斷延伸，促進了循證方法在實際問題中的應用，本文通過系統檢索社會科學領域較具代表性的數據庫收錄的循證社會科學相關研究文獻，基于文獻計量學方法分析其發展趨勢和特點，探討循證社會科學重點研究領域之間的協同發展關系，展望循證社會科學發展趨勢，以期為循證理念和方法在更多領域的實踐和發展提供參考。
1 資料和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以中文或英文全文發表的循證社會科學相關研究，研究涉及教育、社會工作、管理、法律、經濟、圖書館、公共健康等領域，且利用了循證方法或原理，文獻發表類型為二次研究或原始研究，排除會議摘要、新聞報道、資訊、消息及信息不全影響分析的研究。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Web of Science、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和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數據庫，搜集循證社會科學的相關研究，檢索時限均從建庫至2022年9月。采用主題檢索的方式，中文檢索詞包括：循證社會科學、循證社科、循證科學、循證教育、循證法學、法循證、循證社會工作、循證經濟、循證圖書館、循證心理、循證環境、循證民族、循證治理、循證管理、循證決策、循證政策、循證公共衛生、知證社會科學、知證社科、知證科學、知證教育、知證法學、法知證、知證社會工作、知證經濟、知證圖書館、知證心理、知證環境、知證民族、知證治理、知證管理、知證決策、知證政策、知證公共衛生等；英文檢索詞包括：evidence based social science、evidence based science、evidence based pedagogy、evidence based law、method evidence based、evidence based social work、evidence based economic、evidence based library、evidence based psychology、evidence based environment、evidence based nation、evidence informed social science、evidence informed science、evidence informed pedagogy、evidence informed law、method evidence informed、evidence informed social work、evidence informed economic、evidence informed library、evidence informed psychology、evidence informed environment、evidence informed nation、evidence based management、evidence based governance、evidence informed management、evidence informed governance、evidence based public health、evidence informed public health、evidence based policy、evidence informed policy、evidence based decision、evidence informed decision等。
1.3 文獻篩選與資料提取
由2位評價員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遇分歧，則咨詢第三方協助判斷，缺乏的資料盡量與作者聯系予以補充。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和摘要，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全文，以確定最終是否納入。資料提取內容主要包括：發文時間、國家及地區、機構、作者和關鍵詞。
1.4 統計分析
利用Excel 2019設計資料提取表對中英文文獻進行數據提取，并對發表時間進行趨勢分析，采用VOSviewer 1.6.17.0軟件繪制作者和關鍵詞的聚類分析圖譜[6]。在作者的聚類分析圖中，每個圓點代表一個作者，圓點的大小體現該作者的發文數量，圓點的顏色相同表示作者來自同一團體，作者與作者之間的距離代表兩者之間的關系，連線次數越多表明作者之間聯系越緊密；在關鍵詞的聚類分析圖中，每個圓點代表一個關鍵詞，圓點的大小體現該主題的研究數量，相同顏色的圓點聚合在一起形成一個研究領域，主題與主題之間的距離代表兩者之間的關系，越近則表明兩者之間關系越密切，連線次數越多表明主題之間的共引次數越多[7-8]。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出相關文獻8 229篇，經逐層篩選后，最終納入6 969篇文獻進行文獻計量學分析，其中中文文獻195篇。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1。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所檢索的數據庫及檢出文獻數具體如下：Web of Science（
2.2 文獻發表時間分布
1995—2021年循證社會科學文獻總發文量呈持續增長趨勢，前十年增幅較緩，從2009年開始，每年的文章發表增加量在50篇左右，至2020年達到峰值741篇。最早一篇文獻發表于1995年，是關于循證管理的研究。英文發文量增長幅度和總發文量基本一致。中文研究從2003年開始發表，每年發文量較少（低于20篇），文獻發表數量不穩定，起伏較大，至2014年達到峰值（19篇），總體呈現波動性增長趨勢（圖2）。
圖2
1995—2021年循證社會科學發文量變化趨勢*
*總發文量和英文發文量為主坐標軸（左），中文發文量為次坐標軸（右）。
2.3 國家、地區和機構分布
共有163個國家發表了英文循證社會科學研究文獻，美國發表文章最多，發文量為2 613篇，其次是英國（1 503篇）和澳大利亞（992篇）；國外機構發文量最多的是麥克馬斯特大學（187篇），排名第二的是多倫多大學（173篇），悉尼大學排名第三（155篇）。發表的中文文獻中，循證社會科學研究相關文獻涉及15個省級行政區域，四川省發文量最多（67篇）；發文機構中，發文量較多的機構均為全國重點綜合性大學，發表相關研究排名前三位的是四川大學（54篇）、北京大學（18篇）和蘭州大學（15篇）。詳見表1。
表1
循證社會科學研究發文量排列前八位的國家、地區和機構
2.4 作者及其合作情況
2.4.1 英文發文作者
循證社會科學相關研究的作者在全球整體分布較多且分散，共計24 464位作者參與了相關文獻的撰寫和發表，作者發文的頻次為1~63次，只參與1次相關研究的作者居多，達到22 368名，占比為91.43%。發文量前三位的作者分別是Brownson（61篇）、Dobbins（35篇）和Lavis（29篇）。利用VOSviewer對發文量≥5篇作者繪制聚類分析圖，結果顯示發文作者形成不同合作團體，143位作者形成12個合作團體，其中最大的是以Brownson為核心的19人組成的合作關系網，最小的團體有3位作者。團隊內部成員間合作相對緊密，但不同研究團隊之間聯系相對較少（圖3）。
圖3
英文發文作者合作網絡圖
2.4.2 中文發文作者
國內共計714位作者參與了循證社會科學相關文獻的撰寫與發表，作者出現頻次為1~26次，只參與1次相關研究的作者居多，達到621名，占比86.97%。發文量前三位的作者分別是李幼平、楊克虎和詹思延教授，其中李幼平教授開始研究的時間較早、發文量最多（25篇）。對發文量≥2篇的作者繪制聚類分析圖，結果顯示作者之間形成的合作關系網較少，76名作者形成了9個關系網，其中較大研究團隊包括四川大學華西醫院中國循證醫學中心、蘭州大學循證醫學中心和南京理工大學循證社會科學與健康研究中心等合作關系網。而其他研究團隊發文量較少，作者之間關系稀疏（圖4）。
圖4
中文發文作者合作網絡圖
2.5 研究主題及其聚類分析
2.5.1 英文文獻主題
選擇出現頻次≥20次的106個關鍵詞，繪制英文文獻關鍵詞聚類分析圖，分析各類關鍵詞之間的協同關系，結果顯示在循證社會科學不同領域形成6種聚類：聚類一：衛生政策制定、制定初級衛生保健措施和公共政策的實施等；聚類二：公共健康、循證實踐和循證決策等；聚類三：衛生技術評估、成本-效益、發展中國家和經濟學評價等；聚類四：循證醫學、系統評價和Meta分析方法的應用等；聚類五：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危險因素、管理和指南等；聚類六：氣候變化、大數據、氣候變化相關的健康政策及氣候變化檢測等。其中近幾年的研究熱點關鍵詞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心理健康、氣候變化和大數據等（圖5）。
圖5
英文文獻關鍵詞聚類圖
2.5.2 中文文獻主題
中文文獻關鍵詞聚類分析結果顯示，65個關鍵詞主要形成了5種聚類：聚類一：循證醫學理念在循證社科領域的應用，包括在循證決策、循證實踐和循證科學的應用；聚類二：循證決策、決策支持和衛生政策的實施等；聚類三：循證實踐、循證管理、研究證據、循證心理治療及證據評估等；聚類四：循證指南、知證決策和臨床研究與評估工具等領域系統評價方法的應用等；聚類五：系統評價再評價、Meta分析、GRADE分級、臨床決策、針灸和腦卒中等。近幾年出現的熱點詞有科技決策、循證護理、系統評價再評價和GRADE分級等（圖6）。
圖6
中文文獻關鍵詞聚類圖
3 討論
隨著循證醫學理念、思想和方法在醫學領域逐漸被認可和應用，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也受到循證醫學的啟迪，開始借鑒和應用循證理念和方法，并逐漸發展出循證社會科學這一交叉學科[9-10]。循證社會科學相關文獻最早可以追溯到1995年，是關于循證管理的研究。隨著Cochrane和Campbell兩個循證相關協作網先后成立，標志著國際上正式將循證理念和方法應用到社會科學領域，相關的學者開始不斷探索循證理念和方法在社會科學領域應用的可行性[11-12]。同時，每年發表的研究數量也呈現逐年增長趨勢，近十年間每年的文獻發表增長量在50篇左右。雖然相較英文研究，國內研究的發文量較少且不穩定，但總體呈上升趨勢，可能與循證理念傳入國內時間較短，從事循證社會科學相關研究人員較少有關[5]。
從發表國家方面看，美國的發文作者、機構和論文被引次數均處于領先位置，這可能和美國的社會經濟水平高、在該領域的啟蒙更早密切相關[13-14]。隨著循證理念的傳播和各高校循證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相繼成立，中國逐漸開展了循證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15]。發文量最多的機構是全國首個成立循證醫學研究中心的四川大學[16]，排名第二的是蘭州大學，北京大學排名第三，可以看出，發文較多的地區主要集中在一線城市，機構多為985、211高校。提示學科建設績效水平和師資隊伍建設，充足優質的教學資源及廣大師生的科研意識和科研能力有一定關系[17-18]。同時，沒有成立循證社會科研研究中心的高校發文量也比較低，說明成立相應的科研團隊對學科的發展同樣十分重要。根據作者聚類分析圖，英文文獻作者Brownson發文量最多，以他為代表的19人組成最大的合作關系網，團隊內部成員間合作相對緊密，但與其他研究團隊之間聯系相對較少，僅通過個別學者建立聯系。提示循證社會科學領域大多是以團體為單位進行學術研究，但各團體間學者交流與合作較少。對于國內發文作者，李幼平教授發文最多，形成的四川大學華西醫院中國循證醫學中心為合作作者最多的研究團體。此外，李幼平、楊克虎、拜爭剛三位作者各自形成的團體在循證社會科學研究中聯系緊密，是該領域科研的領軍人物。但其他團體或個人之間幾乎沒有聯系，大多是同單位合作，無法有效形成作者的合作關系網。目前結果顯示，中、英文作者分布相較類似，都是以一位作者為核心形成研究團體，團體內部聯系緊密，團體之間比較松散，并不利于循證社會科學領域的發展。
文獻中的關鍵詞是文章的核心觀點和主要內容的精煉表達，通過對關鍵詞分析可以探測該領域的研究主題和熱點[19-20]。在英文聚類分析圖中，關鍵詞“循證政策”形成的聚類中心性，發文量和突顯強度均最高，提示有很多作者利用循證理念和方法在證據的基礎上制定政策，比如此聚類中的衛生政策制定、公共政策的實施，制定初級衛生保健措施等，這為相關領域的政策制定提供大量實用證據，同時也豐富了社會科學的研究內容。此外，衛生技術評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循證管理及氣候監測等領域也在循證理念的影響下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系統評價和Meta分析是以上各領域廣泛應用的方法[21-23]。由此可見，科學的方法對領域的研究和發展十分重要，也體現出不同領域在發展過程中研究方法的協同作用[24]。同樣，中文研究循證社會科學的研究方向與英文相類似，集中在政策、管理和決策的實施領域，提示它們是循證社會科學的重點研究。同時，循證社會科學和循證醫學領域的交叉性也十分顯著，例如醫學指南在政策的應用，指南涉及的流行病在社會層面的管理，尤其是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爆發之后，該領域成為近幾年的熱門研究領域。在使用方法上，中文研究除了使用系統評價和Meta分析的方法，不少研究還使用GRADE證據分級，開始注重對研究結局指標質量的評估及指南制訂中的使用[25-26]。在近幾年的熱點研究中，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影響，英文研究更多關注疫情下的社會管理，并應用大數據作為證據支撐。除此之外，心理健康作為社會普遍關注的話題，一直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點。但中文研究目前更多的是方法學研究，應用的領域比較局限，研究集中在政策和指南制訂上。雖然循證社會科學和實踐結合緊密，并形成許多新的分支學科，但可能這些領域的研究人員較少，還未廣泛地將循證理念應用起來，這對未來各領域研究者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作者、關鍵詞閾值選取上存在主觀性；② 研究合并了多個數據庫中的文獻信息，對部分作者重名或機構名稱不統一的情況進行了逐一檢查，但因獲取信息有限，可能仍有少量重復；③ 僅選用Web of Science、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和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3個數據庫的文獻，數據搜集可能不全面，導致分析存在偏倚；④ 受所選檢索詞的影響，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漏檢，但并不影響對宏觀情況的揭示。
4 結論
綜上所述，本研究采取文獻計量學和文獻計量分析軟件VOSviewer對數據提取分析并進行可視化分析，從不同角度體現了循證社會科學相關研究的現狀和熱點。通過比較中英文的發文趨勢、國家和機構、作者及研究熱點，發現循證社會科學分支領域研究方法和內容上存在密切聯系。此外，循證社會科學研究和循證醫學研究具有多層次，多領域的交叉，兩者的協同發展關系尤為顯著。目前，國內循證社會科學尚處于萌芽階段，在領域建設，方法學和高質量證據上才剛剛起步，大多領域在研究內容和人員上比較稀缺。所以，明確循證社會科學定義，完善循證社會科學方法體系，豐富循證社會科學研究內容，拓展研究主題，產出高質量證據，不僅可以填補各領域的證據空白，還極大推動了循證社會科學的完善和可持續發展。
1992年Gordon Guyatt等人在JAMA發表《Evidence-based medicine: a new approach to teaching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一文，標志著循證醫學的正式誕生[1]。其以獨特的視角、先進的理念、科學的方法和跨學科、跨地域合作的創新模式，迅速傳播到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衛生領域和醫學教育領域，而且帶動起了循證理念、思想和方法在社會科學領域的廣泛應用，形成了循證管理科學、循證教育科學、循證社會工作等多學科、多領域的新興循證社會科學體系[2]。循證社會科學的發展得益于循證理念和方法的科學性，即針對社會科學各領域要解決的問題，基于當前可得的最佳證據，充分考慮服務對象的價值意愿、具體客觀條件及環境因素，進行科學決策和實踐[3-5]。
目前，循證理念在社會科學各個領域不斷延伸，促進了循證方法在實際問題中的應用，本文通過系統檢索社會科學領域較具代表性的數據庫收錄的循證社會科學相關研究文獻，基于文獻計量學方法分析其發展趨勢和特點，探討循證社會科學重點研究領域之間的協同發展關系，展望循證社會科學發展趨勢，以期為循證理念和方法在更多領域的實踐和發展提供參考。
1 資料和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以中文或英文全文發表的循證社會科學相關研究，研究涉及教育、社會工作、管理、法律、經濟、圖書館、公共健康等領域，且利用了循證方法或原理，文獻發表類型為二次研究或原始研究，排除會議摘要、新聞報道、資訊、消息及信息不全影響分析的研究。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Web of Science、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和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數據庫，搜集循證社會科學的相關研究，檢索時限均從建庫至2022年9月。采用主題檢索的方式，中文檢索詞包括：循證社會科學、循證社科、循證科學、循證教育、循證法學、法循證、循證社會工作、循證經濟、循證圖書館、循證心理、循證環境、循證民族、循證治理、循證管理、循證決策、循證政策、循證公共衛生、知證社會科學、知證社科、知證科學、知證教育、知證法學、法知證、知證社會工作、知證經濟、知證圖書館、知證心理、知證環境、知證民族、知證治理、知證管理、知證決策、知證政策、知證公共衛生等；英文檢索詞包括：evidence based social science、evidence based science、evidence based pedagogy、evidence based law、method evidence based、evidence based social work、evidence based economic、evidence based library、evidence based psychology、evidence based environment、evidence based nation、evidence informed social science、evidence informed science、evidence informed pedagogy、evidence informed law、method evidence informed、evidence informed social work、evidence informed economic、evidence informed library、evidence informed psychology、evidence informed environment、evidence informed nation、evidence based management、evidence based governance、evidence informed management、evidence informed governance、evidence based public health、evidence informed public health、evidence based policy、evidence informed policy、evidence based decision、evidence informed decision等。
1.3 文獻篩選與資料提取
由2位評價員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遇分歧，則咨詢第三方協助判斷，缺乏的資料盡量與作者聯系予以補充。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和摘要，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全文，以確定最終是否納入。資料提取內容主要包括：發文時間、國家及地區、機構、作者和關鍵詞。
1.4 統計分析
利用Excel 2019設計資料提取表對中英文文獻進行數據提取，并對發表時間進行趨勢分析，采用VOSviewer 1.6.17.0軟件繪制作者和關鍵詞的聚類分析圖譜[6]。在作者的聚類分析圖中，每個圓點代表一個作者，圓點的大小體現該作者的發文數量，圓點的顏色相同表示作者來自同一團體，作者與作者之間的距離代表兩者之間的關系，連線次數越多表明作者之間聯系越緊密；在關鍵詞的聚類分析圖中，每個圓點代表一個關鍵詞，圓點的大小體現該主題的研究數量，相同顏色的圓點聚合在一起形成一個研究領域，主題與主題之間的距離代表兩者之間的關系，越近則表明兩者之間關系越密切，連線次數越多表明主題之間的共引次數越多[7-8]。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出相關文獻8 229篇，經逐層篩選后，最終納入6 969篇文獻進行文獻計量學分析，其中中文文獻195篇。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1。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所檢索的數據庫及檢出文獻數具體如下：Web of Science（
2.2 文獻發表時間分布
1995—2021年循證社會科學文獻總發文量呈持續增長趨勢，前十年增幅較緩，從2009年開始，每年的文章發表增加量在50篇左右，至2020年達到峰值741篇。最早一篇文獻發表于1995年，是關于循證管理的研究。英文發文量增長幅度和總發文量基本一致。中文研究從2003年開始發表，每年發文量較少（低于20篇），文獻發表數量不穩定，起伏較大，至2014年達到峰值（19篇），總體呈現波動性增長趨勢（圖2）。
圖2
1995—2021年循證社會科學發文量變化趨勢*
*總發文量和英文發文量為主坐標軸（左），中文發文量為次坐標軸（右）。
2.3 國家、地區和機構分布
共有163個國家發表了英文循證社會科學研究文獻，美國發表文章最多，發文量為2 613篇，其次是英國（1 503篇）和澳大利亞（992篇）；國外機構發文量最多的是麥克馬斯特大學（187篇），排名第二的是多倫多大學（173篇），悉尼大學排名第三（155篇）。發表的中文文獻中，循證社會科學研究相關文獻涉及15個省級行政區域，四川省發文量最多（67篇）；發文機構中，發文量較多的機構均為全國重點綜合性大學，發表相關研究排名前三位的是四川大學（54篇）、北京大學（18篇）和蘭州大學（15篇）。詳見表1。
表1
循證社會科學研究發文量排列前八位的國家、地區和機構
2.4 作者及其合作情況
2.4.1 英文發文作者
循證社會科學相關研究的作者在全球整體分布較多且分散，共計24 464位作者參與了相關文獻的撰寫和發表，作者發文的頻次為1~63次，只參與1次相關研究的作者居多，達到22 368名，占比為91.43%。發文量前三位的作者分別是Brownson（61篇）、Dobbins（35篇）和Lavis（29篇）。利用VOSviewer對發文量≥5篇作者繪制聚類分析圖，結果顯示發文作者形成不同合作團體，143位作者形成12個合作團體，其中最大的是以Brownson為核心的19人組成的合作關系網，最小的團體有3位作者。團隊內部成員間合作相對緊密，但不同研究團隊之間聯系相對較少（圖3）。
圖3
英文發文作者合作網絡圖
2.4.2 中文發文作者
國內共計714位作者參與了循證社會科學相關文獻的撰寫與發表，作者出現頻次為1~26次，只參與1次相關研究的作者居多，達到621名，占比86.97%。發文量前三位的作者分別是李幼平、楊克虎和詹思延教授，其中李幼平教授開始研究的時間較早、發文量最多（25篇）。對發文量≥2篇的作者繪制聚類分析圖，結果顯示作者之間形成的合作關系網較少，76名作者形成了9個關系網，其中較大研究團隊包括四川大學華西醫院中國循證醫學中心、蘭州大學循證醫學中心和南京理工大學循證社會科學與健康研究中心等合作關系網。而其他研究團隊發文量較少，作者之間關系稀疏（圖4）。
圖4
中文發文作者合作網絡圖
2.5 研究主題及其聚類分析
2.5.1 英文文獻主題
選擇出現頻次≥20次的106個關鍵詞，繪制英文文獻關鍵詞聚類分析圖，分析各類關鍵詞之間的協同關系，結果顯示在循證社會科學不同領域形成6種聚類：聚類一：衛生政策制定、制定初級衛生保健措施和公共政策的實施等；聚類二：公共健康、循證實踐和循證決策等；聚類三：衛生技術評估、成本-效益、發展中國家和經濟學評價等；聚類四：循證醫學、系統評價和Meta分析方法的應用等；聚類五：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危險因素、管理和指南等；聚類六：氣候變化、大數據、氣候變化相關的健康政策及氣候變化檢測等。其中近幾年的研究熱點關鍵詞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心理健康、氣候變化和大數據等（圖5）。
圖5
英文文獻關鍵詞聚類圖
2.5.2 中文文獻主題
中文文獻關鍵詞聚類分析結果顯示，65個關鍵詞主要形成了5種聚類：聚類一：循證醫學理念在循證社科領域的應用，包括在循證決策、循證實踐和循證科學的應用；聚類二：循證決策、決策支持和衛生政策的實施等；聚類三：循證實踐、循證管理、研究證據、循證心理治療及證據評估等；聚類四：循證指南、知證決策和臨床研究與評估工具等領域系統評價方法的應用等；聚類五：系統評價再評價、Meta分析、GRADE分級、臨床決策、針灸和腦卒中等。近幾年出現的熱點詞有科技決策、循證護理、系統評價再評價和GRADE分級等（圖6）。
圖6
中文文獻關鍵詞聚類圖
3 討論
隨著循證醫學理念、思想和方法在醫學領域逐漸被認可和應用，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也受到循證醫學的啟迪，開始借鑒和應用循證理念和方法，并逐漸發展出循證社會科學這一交叉學科[9-10]。循證社會科學相關文獻最早可以追溯到1995年，是關于循證管理的研究。隨著Cochrane和Campbell兩個循證相關協作網先后成立，標志著國際上正式將循證理念和方法應用到社會科學領域，相關的學者開始不斷探索循證理念和方法在社會科學領域應用的可行性[11-12]。同時，每年發表的研究數量也呈現逐年增長趨勢，近十年間每年的文獻發表增長量在50篇左右。雖然相較英文研究，國內研究的發文量較少且不穩定，但總體呈上升趨勢，可能與循證理念傳入國內時間較短，從事循證社會科學相關研究人員較少有關[5]。
從發表國家方面看，美國的發文作者、機構和論文被引次數均處于領先位置，這可能和美國的社會經濟水平高、在該領域的啟蒙更早密切相關[13-14]。隨著循證理念的傳播和各高校循證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相繼成立，中國逐漸開展了循證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15]。發文量最多的機構是全國首個成立循證醫學研究中心的四川大學[16]，排名第二的是蘭州大學，北京大學排名第三，可以看出，發文較多的地區主要集中在一線城市，機構多為985、211高校。提示學科建設績效水平和師資隊伍建設，充足優質的教學資源及廣大師生的科研意識和科研能力有一定關系[17-18]。同時，沒有成立循證社會科研研究中心的高校發文量也比較低，說明成立相應的科研團隊對學科的發展同樣十分重要。根據作者聚類分析圖，英文文獻作者Brownson發文量最多，以他為代表的19人組成最大的合作關系網，團隊內部成員間合作相對緊密，但與其他研究團隊之間聯系相對較少，僅通過個別學者建立聯系。提示循證社會科學領域大多是以團體為單位進行學術研究，但各團體間學者交流與合作較少。對于國內發文作者，李幼平教授發文最多，形成的四川大學華西醫院中國循證醫學中心為合作作者最多的研究團體。此外，李幼平、楊克虎、拜爭剛三位作者各自形成的團體在循證社會科學研究中聯系緊密，是該領域科研的領軍人物。但其他團體或個人之間幾乎沒有聯系，大多是同單位合作，無法有效形成作者的合作關系網。目前結果顯示，中、英文作者分布相較類似，都是以一位作者為核心形成研究團體，團體內部聯系緊密，團體之間比較松散，并不利于循證社會科學領域的發展。
文獻中的關鍵詞是文章的核心觀點和主要內容的精煉表達，通過對關鍵詞分析可以探測該領域的研究主題和熱點[19-20]。在英文聚類分析圖中，關鍵詞“循證政策”形成的聚類中心性，發文量和突顯強度均最高，提示有很多作者利用循證理念和方法在證據的基礎上制定政策，比如此聚類中的衛生政策制定、公共政策的實施，制定初級衛生保健措施等，這為相關領域的政策制定提供大量實用證據，同時也豐富了社會科學的研究內容。此外，衛生技術評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循證管理及氣候監測等領域也在循證理念的影響下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系統評價和Meta分析是以上各領域廣泛應用的方法[21-23]。由此可見，科學的方法對領域的研究和發展十分重要，也體現出不同領域在發展過程中研究方法的協同作用[24]。同樣，中文研究循證社會科學的研究方向與英文相類似，集中在政策、管理和決策的實施領域，提示它們是循證社會科學的重點研究。同時，循證社會科學和循證醫學領域的交叉性也十分顯著，例如醫學指南在政策的應用，指南涉及的流行病在社會層面的管理，尤其是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爆發之后，該領域成為近幾年的熱門研究領域。在使用方法上，中文研究除了使用系統評價和Meta分析的方法，不少研究還使用GRADE證據分級，開始注重對研究結局指標質量的評估及指南制訂中的使用[25-26]。在近幾年的熱點研究中，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影響，英文研究更多關注疫情下的社會管理，并應用大數據作為證據支撐。除此之外，心理健康作為社會普遍關注的話題，一直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點。但中文研究目前更多的是方法學研究，應用的領域比較局限，研究集中在政策和指南制訂上。雖然循證社會科學和實踐結合緊密，并形成許多新的分支學科，但可能這些領域的研究人員較少，還未廣泛地將循證理念應用起來，這對未來各領域研究者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作者、關鍵詞閾值選取上存在主觀性；② 研究合并了多個數據庫中的文獻信息，對部分作者重名或機構名稱不統一的情況進行了逐一檢查，但因獲取信息有限，可能仍有少量重復；③ 僅選用Web of Science、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和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3個數據庫的文獻，數據搜集可能不全面，導致分析存在偏倚；④ 受所選檢索詞的影響，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漏檢，但并不影響對宏觀情況的揭示。
4 結論
綜上所述，本研究采取文獻計量學和文獻計量分析軟件VOSviewer對數據提取分析并進行可視化分析，從不同角度體現了循證社會科學相關研究的現狀和熱點。通過比較中英文的發文趨勢、國家和機構、作者及研究熱點，發現循證社會科學分支領域研究方法和內容上存在密切聯系。此外，循證社會科學研究和循證醫學研究具有多層次，多領域的交叉，兩者的協同發展關系尤為顯著。目前，國內循證社會科學尚處于萌芽階段，在領域建設，方法學和高質量證據上才剛剛起步，大多領域在研究內容和人員上比較稀缺。所以，明確循證社會科學定義，完善循證社會科學方法體系，豐富循證社會科學研究內容，拓展研究主題，產出高質量證據，不僅可以填補各領域的證據空白，還極大推動了循證社會科學的完善和可持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