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王琰, 王曉芳, 陸華, 陳尹, 尹大龍. 我國醫學科研誠信研究的文獻計量分析.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22, 22(7): 829-835. doi: 10.7507/1672-2531.202202082 復制
科研誠信是科技人員在科技活動中弘揚以追求真理、實事求是、崇尚創新和開放協作為核心的科學精神,遵守相關法律法規,恪守科學道德準則,遵循科學共同體公認的行為規范[1]。醫學領域的科研誠信事關人民健康和科技自立自強。近年來我國醫學研究發展迅速,研究成果不斷涌現,但科研失信行為屢屢出現。2015年英國BioMed Central出版集團撤銷43篇已發表的生物醫學研究論文,其中41篇為中國作者;《腫瘤生物學》2017年集中撤銷2012—2016年間發表的107篇文章,全部為中國作者[2]。生物醫學領域已成為違背科研誠信要求和學術不端行為的“重災區”[3]。科技部和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等部門對此高度重視,近年來相繼出臺了系列政策文件,如2018年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科研誠信建設的若干意見》,2021年修訂并發布《醫學科研誠信和相關行為規范》。近日,中華醫學會也發布了《醫學學術評價規范建議》和《醫學科研活動行為規范建議》[4]。本研究通過繪制知識圖譜,揭示我國醫學科研誠信研究熱點和研究脈絡,旨在推進相關研究進程,為我國醫學科研誠信建設提供理論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對象
CNKI、WanFang Data和VIP數據庫中有關醫學科研誠信研究主題的文獻。
1.1.2 排除標準
① 重復發表文獻;② 期刊聲明/須知/通知/規定;③ 會議報道;④ 政策解讀等。
1.2 文獻檢索策略
科研誠信最初是以“科研道德”為名進行研究的,隨著研究方向的轉變開始用科研不端、科研失范、科研腐敗等名詞定義,最終各國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把以上科研不端行為統稱為科研誠信問題[5]。為提高查全率,本研究在文獻檢索時,將學術誠信、科研不端、學術不端、科研道德、學術道德、科研失范、學術失范、科研腐敗、學術腐敗、科研造假、學術造假、學術抄襲、學術剽竊作為科研誠信相關研究主題。計算機檢索CNKI、WanFang Data和VIP數據庫搜集關于科研誠信的研究,檢索時限均從建庫至2021年12月31日。此外,追溯納入文獻的參考文獻,以補充獲取相關文獻。檢索采取主題詞和自由詞相結合的方式。檢索詞包括:科研誠信、學術誠信、科研不端、學術不端、科研道德、學術道德、科研失范、學術失范、科研腐敗、學術腐敗、科研造假、學術造假、學術抄襲、學術剽竊和醫學等。以CNKI為例,其具體檢索策略見框1。

1.3 文獻篩選和資料提取
由2位評價員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遇分歧,則咨詢第三方協助判斷。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和摘要,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全文,以確定最終是否納入。資料提取內容主要包括:① 納入研究的基本信息:發表年限、研究機構、所有作者、來源期刊和論文關鍵詞等;② 研究對象的內容特征。
1.4 研究方法
采用CiteSpace 5.8.R3軟件進行文獻計量分析。從文獻年度發文量、期刊來源、研究機構、作者、關鍵詞和突現詞6個維度進行可視化分析,并對研究熱點和研究趨勢等進行分析。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出相關文獻1 963篇,經逐層篩選后,最終納入324篇文獻。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1。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2.2.1 發文量
有關醫學科研誠信研究的文獻最早發表于1982年,文獻數量隨時間變化總體呈上升趨勢,年度發文量見圖2。發展過程中出現3次高峰,2006年為第一次高峰,年度發文量9篇,2010年以后研究發表數量明顯增多,年均發文在15篇以上,并長期保持較高發文量狀態。在2014年出現第二次高峰,年度發文量29篇。2007—2014年發文量幾乎是1982—2006年發文量的4倍。截至檢索時限時,2021年發表有關研究性文獻已有29篇,與2014年發文量持平,達到第三次小高峰。

2.2.2 來源期刊
納入研究的324篇文獻共來自146種期刊。載文量前10位的期刊主要為醫藥衛生、信息科技類期刊,載文量最多的期刊是《中華醫學科研管理雜志》,載文量達38篇,占比超過10%,其次為《編輯學報》,載文量為24篇,占比7.4%。
2.2.3 研究機構
發文頻次最多的研究機構是北京大學,發文數量為13篇,其次為重慶醫科大學,發文8篇。此外,在該研究中表現突出的還有南方醫科大學/北京中醫藥大學/中南大學(6篇)、山西醫科大學/第三軍醫大學/中山大學/南京醫科大學/北京醫院/中華醫學會雜志社(5篇)。對機構進行共現分析,生成節點數為248,連線數為93,密度為0.003的機構共現網絡知識圖譜(圖3)。圖譜顯示,以北京大學、中山大學等為中心形成若干個研究機構合作網絡。

2.2.4 發文作者
發文量排名前3的是侯延斌/于玲玲/劉清海(均為5篇)。對作者進行共現分析,生成節點數為398,連線數為342,密度為0.004 3的作者共現知識網絡圖譜(圖4)。圖譜直觀反映出侯延斌、于玲玲、劉清海姓名顯示最大,表明其發文頻次最高,其次為劉美滿/韓磊/段麗萍/張鵬俊/周霞(均為4篇)。圖譜顯示,以劉清海、于玲玲等人為中心形成多個研究者合作網絡。

2.2.5 關鍵詞
對關鍵詞進行統計,分別列出出現頻率較高的關鍵詞15個(表1),以及在關鍵詞聚類網絡圖譜中中心性(指單一關鍵詞在數據全部關鍵詞中所在中心的程度[6])大于0.1的關鍵詞11個(表2)。表1中排名前五的關鍵詞為“學術不端”(83次)、“科研誠信”(63次)、“研究生”(24次)、“學術道德”(23次)、“醫學論文”(23次)。由表2可見,中心性位列前五的關鍵詞分別為“學術不端”(0.73)、“科研誠信”(0.49)、“學術道德”(0.25)、“科學研究”(0.2)和“研究生”(0.15)。


關鍵詞時序圖譜見圖5。節點和文字代表了關鍵詞的突變,越大表示其頻次越高[7]。圖中從左到右依次為1982年—2021年間關鍵詞的更迭,其熱點演變為科研道德、科學道德、醫學科研—科研管理、科研成果—醫學期刊、教育、對策—研究生、學術道德、學術腐敗—學術不端—科研誠信—撤稿、出版倫理和防范。

2.2.6 突現詞
為進一步分析我國醫學領域科研誠信的研究趨勢,本研究利用CiteSpace的突現詞檢測功能(最小出現年份為1,γ為0.75),獲取6個突現詞(圖6)。從圖中可看出,“科研道德”最早作為突現詞出現,在1982年即受到關注,且持續時間最長、突變強度最大;“醫學科研”在1984—2004年間受到廣泛關注;2005—2008年間的突現詞為“學術腐敗”;“研究生”與“學術道德”突現時間幾乎重疊,說明研究生的學術道德問題在2010—2014年是醫學科研誠信的研究重點;2018—2021年的突現詞為“科研誠信”說明研究者開始統一對科研誠信的定義和認知。

3 討論
3.1 醫學科研誠信研究發文量
我們檢索到我國第一篇有關醫學科研誠信文獻出現在1982年,不同于郭淑芬等學者指出的我國科研誠信相關研究文獻最早出現在1998年[8],這可能與2個研究的文獻檢索來源不同有關。隨著我國生物醫學的發展,醫學科研誠信逐漸得到醫學科研院所及醫療機構等的廣泛關注,發文量開始增加,分別于2006年、2014年和2021年達到3次高峰。年度發文量的變化與我國科技部在2006年成立科研誠信建設辦公室,國家衛生計生委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于2014年組織制定《醫學科研誠信和相關行為規范》[9](以下簡稱《規范》)及國家衛生健康委、科技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于2021年對《規范》進行修訂等政策導向保持同頻共振。由此可見,我國醫學科研誠信研究緊跟國家政策導向。
3.2 醫學科研誠信研究來源情況
根據布拉德福定律及埃格的布拉德福系數計算法[10],本研究中146種期刊按照載文量劃分成的3個區域(核心區、相關區、離散區)期刊數量之比滿足布拉德福定律,得出布拉德福系數為4,提示發文量排在前4位即《中華醫學科研管理雜志》、《編輯學報》、《中國醫學倫理學》、《中國科技期刊研究》為該領域的核心期刊,占總來源期刊數的2.7%,載文量占31.17%。這提示醫學科研誠信研究主要聚焦于醫學科研管理、期刊編輯、倫理學和科技期刊管理方面。
研究機構的發文量體現其在相關學科的研究狀況和實力,同時也反映該機構的學術影響力[11]。從研究機構看,發文機構較多集中在醫學院校或設有醫學部、醫學院二級單位的高等院校,提示高校更加重視醫學科研誠信研究,其中,北京大學是發表數量最多的研究機構。圖3中雖然部分高校及其附屬醫院已形成同機構內部的密切合作,但仍缺少真正跨單位和跨地區的交流。
從研究作者看,形成了以劉清海、任忠欽等為核心的作者合作網絡,提示我國醫學科研誠信研究初步形成了以多個學者為代表的研究團體。但追溯發文量較高的作者單位可發現,發文量較高的研究機構并非高產作者所在機構,如南方醫科大學、北京中醫藥大學,即部分研究機構的相關學者人均發文量較低,提示盡管研究醫學科研誠信的學者人數較多,但大多數學者對該領域的研究持續性、深入性不夠。我國醫學科研誠信核心期刊已突現,但核心研究機構群和作者群尚未形成。
3.3 醫學科研誠信研究熱點
對高頻關鍵詞進行統計和分析的詞頻分析法可用于確定某一學科領域的研究熱點和重要主題[12]。高中心性和高頻次的關鍵詞代表著某段時期內研究者共同關注的問題,即研究熱點[13]。結合高頻關鍵詞和高中心性關鍵詞可知,我國醫學科研誠信研究熱點主要聚焦以下3個部分:
3.3.1 醫學科研誠信問題的識別
有研究指出,醫學領域科研誠信問題在科研項目、科技論文和其他成果產出的過程中有多種表現形式,如項目申報內容不實、同行評議造假、一稿多投、違規使用經費、及違反科研倫理和出版倫理等[14],這與張英麗等[15]對國內學術不端研究時的觀點一致,提示這些科研誠信問題是醫學與其他學科領域的共性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發現醫學倫理早在2011年即成為研究熱點,提示醫學倫理是研究醫學科研誠信時不可忽視的內容,違背醫學倫理是醫學科研誠信問題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
3.3.2 醫學科研誠信問題的預防
對科研誠信問題的預防是醫學科研誠信研究領域的重點,有研究從管理部門、期刊編輯和作者自身等行為主體視角提出指導性防范措施,如管理部門需改良職稱晉升唯論文的評價指標、搭建科研誠信教育平臺[16],醫學期刊可利用學術不端檢測系統避免科研不端[17],期刊編輯可采用作者承諾書和單位審核的制度遏制學術不端行為[18]。也有研究指出通過查新對報獎材料進行審查杜絕報獎造假[19]。需要注意的是,對醫學論文進行學術不端檢測,是預防措施中受到廣泛認可的策略,但有實證研究對其應用效果和弊端進行了分析,認為運用學術不端檢測系統判定復制比時,由于系統難以識別改寫、重組論文的抄襲與剽竊行為[20],因此不能將系統提供的數據作為是否存在抄襲的唯一指標[21]。本研究發現目前有關科研誠信預防的相關研究文獻均側重于提出防范策略,而對防范策略的可行性研究探討不足。
3.3.3 醫學科研誠信教育
有關醫學科研誠信教育的熱點關鍵詞為“研究生”、“學術誠信”、“道德失范”、“教育”和“科研素養”等,相關研究通常運用問卷調查法,調查個別高校學生和醫務人員的科研誠信認知情況,并針對認知情況提出科研誠信教育措施,如將科研誠信評價體系納入醫學研究生中期考核[22-23],加強科研不端行為認知培訓[24]。僅有北京大學醫學部的相關學者從國家層面、學校和個體層面提出優化制度環境、完善分類考核機制、開展誠信教育活動等實踐途徑以建立具備醫學特色的科研誠信教育體系[25]。總之,目前對醫學科研誠信教育的研究較多,但大多只基于某個學校、醫療機構進行現狀分析,對教育現況的調查不夠全面,且缺少對醫學科研誠信教育體系宏觀分析。
3.4 醫學科研誠信研究趨勢分析
結合關鍵詞突現圖和時序圖可看出我國醫學科研誠信的研究脈絡。總體來看,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82—1999年,研究主要集中探討科研道德的意義。科研道德最先成為研究主要內容,這與陳雨等[5]對科研誠信內涵進行研究時發現的結果一致。同時期,研究還關注科學道德、醫學科研和科研管理對學術道德的影響[26]。第二階段為2000—2014年,研究主要聚焦于醫學科研誠信認知、醫學論文科研不端檢測及防范、醫學生科研誠信教育等。第三階段為2015年至今,研究更加關注撤稿現象及低復制比對科研誠信的影響。我國醫學科研誠信研究從宏觀科研道德層面逐步推進,研究深度和廣度不斷提升。
綜上所述,醫學科研誠信在我國受到持續關注,緊密響應國家政策,發文量總體呈增長趨勢,主要發表在醫學科研管理、期刊編輯、科技期刊管理及倫理學類期刊。醫學科研誠信問題的識別,科研誠信問題的預防和教育是研究熱點,撤稿、低復制比是近年來研究的前沿領域。目前研究力量分散、防范策略停留在理論層面、科研誠信教育不夠系統、對科研失信的處置措施探討不足,研究深度有待提升。國家相關部委和機構應加強頂層設計,整合研究力量,進一步研究醫學科研誠信防范策略的實效性,推動建立終身制的醫學科研誠信教育體系并完善相關制度,以促進醫學科研誠信建設。
科研誠信是科技人員在科技活動中弘揚以追求真理、實事求是、崇尚創新和開放協作為核心的科學精神,遵守相關法律法規,恪守科學道德準則,遵循科學共同體公認的行為規范[1]。醫學領域的科研誠信事關人民健康和科技自立自強。近年來我國醫學研究發展迅速,研究成果不斷涌現,但科研失信行為屢屢出現。2015年英國BioMed Central出版集團撤銷43篇已發表的生物醫學研究論文,其中41篇為中國作者;《腫瘤生物學》2017年集中撤銷2012—2016年間發表的107篇文章,全部為中國作者[2]。生物醫學領域已成為違背科研誠信要求和學術不端行為的“重災區”[3]。科技部和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等部門對此高度重視,近年來相繼出臺了系列政策文件,如2018年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科研誠信建設的若干意見》,2021年修訂并發布《醫學科研誠信和相關行為規范》。近日,中華醫學會也發布了《醫學學術評價規范建議》和《醫學科研活動行為規范建議》[4]。本研究通過繪制知識圖譜,揭示我國醫學科研誠信研究熱點和研究脈絡,旨在推進相關研究進程,為我國醫學科研誠信建設提供理論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對象
CNKI、WanFang Data和VIP數據庫中有關醫學科研誠信研究主題的文獻。
1.1.2 排除標準
① 重復發表文獻;② 期刊聲明/須知/通知/規定;③ 會議報道;④ 政策解讀等。
1.2 文獻檢索策略
科研誠信最初是以“科研道德”為名進行研究的,隨著研究方向的轉變開始用科研不端、科研失范、科研腐敗等名詞定義,最終各國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把以上科研不端行為統稱為科研誠信問題[5]。為提高查全率,本研究在文獻檢索時,將學術誠信、科研不端、學術不端、科研道德、學術道德、科研失范、學術失范、科研腐敗、學術腐敗、科研造假、學術造假、學術抄襲、學術剽竊作為科研誠信相關研究主題。計算機檢索CNKI、WanFang Data和VIP數據庫搜集關于科研誠信的研究,檢索時限均從建庫至2021年12月31日。此外,追溯納入文獻的參考文獻,以補充獲取相關文獻。檢索采取主題詞和自由詞相結合的方式。檢索詞包括:科研誠信、學術誠信、科研不端、學術不端、科研道德、學術道德、科研失范、學術失范、科研腐敗、學術腐敗、科研造假、學術造假、學術抄襲、學術剽竊和醫學等。以CNKI為例,其具體檢索策略見框1。

1.3 文獻篩選和資料提取
由2位評價員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遇分歧,則咨詢第三方協助判斷。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和摘要,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全文,以確定最終是否納入。資料提取內容主要包括:① 納入研究的基本信息:發表年限、研究機構、所有作者、來源期刊和論文關鍵詞等;② 研究對象的內容特征。
1.4 研究方法
采用CiteSpace 5.8.R3軟件進行文獻計量分析。從文獻年度發文量、期刊來源、研究機構、作者、關鍵詞和突現詞6個維度進行可視化分析,并對研究熱點和研究趨勢等進行分析。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出相關文獻1 963篇,經逐層篩選后,最終納入324篇文獻。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1。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2.2.1 發文量
有關醫學科研誠信研究的文獻最早發表于1982年,文獻數量隨時間變化總體呈上升趨勢,年度發文量見圖2。發展過程中出現3次高峰,2006年為第一次高峰,年度發文量9篇,2010年以后研究發表數量明顯增多,年均發文在15篇以上,并長期保持較高發文量狀態。在2014年出現第二次高峰,年度發文量29篇。2007—2014年發文量幾乎是1982—2006年發文量的4倍。截至檢索時限時,2021年發表有關研究性文獻已有29篇,與2014年發文量持平,達到第三次小高峰。

2.2.2 來源期刊
納入研究的324篇文獻共來自146種期刊。載文量前10位的期刊主要為醫藥衛生、信息科技類期刊,載文量最多的期刊是《中華醫學科研管理雜志》,載文量達38篇,占比超過10%,其次為《編輯學報》,載文量為24篇,占比7.4%。
2.2.3 研究機構
發文頻次最多的研究機構是北京大學,發文數量為13篇,其次為重慶醫科大學,發文8篇。此外,在該研究中表現突出的還有南方醫科大學/北京中醫藥大學/中南大學(6篇)、山西醫科大學/第三軍醫大學/中山大學/南京醫科大學/北京醫院/中華醫學會雜志社(5篇)。對機構進行共現分析,生成節點數為248,連線數為93,密度為0.003的機構共現網絡知識圖譜(圖3)。圖譜顯示,以北京大學、中山大學等為中心形成若干個研究機構合作網絡。

2.2.4 發文作者
發文量排名前3的是侯延斌/于玲玲/劉清海(均為5篇)。對作者進行共現分析,生成節點數為398,連線數為342,密度為0.004 3的作者共現知識網絡圖譜(圖4)。圖譜直觀反映出侯延斌、于玲玲、劉清海姓名顯示最大,表明其發文頻次最高,其次為劉美滿/韓磊/段麗萍/張鵬俊/周霞(均為4篇)。圖譜顯示,以劉清海、于玲玲等人為中心形成多個研究者合作網絡。

2.2.5 關鍵詞
對關鍵詞進行統計,分別列出出現頻率較高的關鍵詞15個(表1),以及在關鍵詞聚類網絡圖譜中中心性(指單一關鍵詞在數據全部關鍵詞中所在中心的程度[6])大于0.1的關鍵詞11個(表2)。表1中排名前五的關鍵詞為“學術不端”(83次)、“科研誠信”(63次)、“研究生”(24次)、“學術道德”(23次)、“醫學論文”(23次)。由表2可見,中心性位列前五的關鍵詞分別為“學術不端”(0.73)、“科研誠信”(0.49)、“學術道德”(0.25)、“科學研究”(0.2)和“研究生”(0.15)。


關鍵詞時序圖譜見圖5。節點和文字代表了關鍵詞的突變,越大表示其頻次越高[7]。圖中從左到右依次為1982年—2021年間關鍵詞的更迭,其熱點演變為科研道德、科學道德、醫學科研—科研管理、科研成果—醫學期刊、教育、對策—研究生、學術道德、學術腐敗—學術不端—科研誠信—撤稿、出版倫理和防范。

2.2.6 突現詞
為進一步分析我國醫學領域科研誠信的研究趨勢,本研究利用CiteSpace的突現詞檢測功能(最小出現年份為1,γ為0.75),獲取6個突現詞(圖6)。從圖中可看出,“科研道德”最早作為突現詞出現,在1982年即受到關注,且持續時間最長、突變強度最大;“醫學科研”在1984—2004年間受到廣泛關注;2005—2008年間的突現詞為“學術腐敗”;“研究生”與“學術道德”突現時間幾乎重疊,說明研究生的學術道德問題在2010—2014年是醫學科研誠信的研究重點;2018—2021年的突現詞為“科研誠信”說明研究者開始統一對科研誠信的定義和認知。

3 討論
3.1 醫學科研誠信研究發文量
我們檢索到我國第一篇有關醫學科研誠信文獻出現在1982年,不同于郭淑芬等學者指出的我國科研誠信相關研究文獻最早出現在1998年[8],這可能與2個研究的文獻檢索來源不同有關。隨著我國生物醫學的發展,醫學科研誠信逐漸得到醫學科研院所及醫療機構等的廣泛關注,發文量開始增加,分別于2006年、2014年和2021年達到3次高峰。年度發文量的變化與我國科技部在2006年成立科研誠信建設辦公室,國家衛生計生委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于2014年組織制定《醫學科研誠信和相關行為規范》[9](以下簡稱《規范》)及國家衛生健康委、科技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于2021年對《規范》進行修訂等政策導向保持同頻共振。由此可見,我國醫學科研誠信研究緊跟國家政策導向。
3.2 醫學科研誠信研究來源情況
根據布拉德福定律及埃格的布拉德福系數計算法[10],本研究中146種期刊按照載文量劃分成的3個區域(核心區、相關區、離散區)期刊數量之比滿足布拉德福定律,得出布拉德福系數為4,提示發文量排在前4位即《中華醫學科研管理雜志》、《編輯學報》、《中國醫學倫理學》、《中國科技期刊研究》為該領域的核心期刊,占總來源期刊數的2.7%,載文量占31.17%。這提示醫學科研誠信研究主要聚焦于醫學科研管理、期刊編輯、倫理學和科技期刊管理方面。
研究機構的發文量體現其在相關學科的研究狀況和實力,同時也反映該機構的學術影響力[11]。從研究機構看,發文機構較多集中在醫學院校或設有醫學部、醫學院二級單位的高等院校,提示高校更加重視醫學科研誠信研究,其中,北京大學是發表數量最多的研究機構。圖3中雖然部分高校及其附屬醫院已形成同機構內部的密切合作,但仍缺少真正跨單位和跨地區的交流。
從研究作者看,形成了以劉清海、任忠欽等為核心的作者合作網絡,提示我國醫學科研誠信研究初步形成了以多個學者為代表的研究團體。但追溯發文量較高的作者單位可發現,發文量較高的研究機構并非高產作者所在機構,如南方醫科大學、北京中醫藥大學,即部分研究機構的相關學者人均發文量較低,提示盡管研究醫學科研誠信的學者人數較多,但大多數學者對該領域的研究持續性、深入性不夠。我國醫學科研誠信核心期刊已突現,但核心研究機構群和作者群尚未形成。
3.3 醫學科研誠信研究熱點
對高頻關鍵詞進行統計和分析的詞頻分析法可用于確定某一學科領域的研究熱點和重要主題[12]。高中心性和高頻次的關鍵詞代表著某段時期內研究者共同關注的問題,即研究熱點[13]。結合高頻關鍵詞和高中心性關鍵詞可知,我國醫學科研誠信研究熱點主要聚焦以下3個部分:
3.3.1 醫學科研誠信問題的識別
有研究指出,醫學領域科研誠信問題在科研項目、科技論文和其他成果產出的過程中有多種表現形式,如項目申報內容不實、同行評議造假、一稿多投、違規使用經費、及違反科研倫理和出版倫理等[14],這與張英麗等[15]對國內學術不端研究時的觀點一致,提示這些科研誠信問題是醫學與其他學科領域的共性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發現醫學倫理早在2011年即成為研究熱點,提示醫學倫理是研究醫學科研誠信時不可忽視的內容,違背醫學倫理是醫學科研誠信問題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
3.3.2 醫學科研誠信問題的預防
對科研誠信問題的預防是醫學科研誠信研究領域的重點,有研究從管理部門、期刊編輯和作者自身等行為主體視角提出指導性防范措施,如管理部門需改良職稱晉升唯論文的評價指標、搭建科研誠信教育平臺[16],醫學期刊可利用學術不端檢測系統避免科研不端[17],期刊編輯可采用作者承諾書和單位審核的制度遏制學術不端行為[18]。也有研究指出通過查新對報獎材料進行審查杜絕報獎造假[19]。需要注意的是,對醫學論文進行學術不端檢測,是預防措施中受到廣泛認可的策略,但有實證研究對其應用效果和弊端進行了分析,認為運用學術不端檢測系統判定復制比時,由于系統難以識別改寫、重組論文的抄襲與剽竊行為[20],因此不能將系統提供的數據作為是否存在抄襲的唯一指標[21]。本研究發現目前有關科研誠信預防的相關研究文獻均側重于提出防范策略,而對防范策略的可行性研究探討不足。
3.3.3 醫學科研誠信教育
有關醫學科研誠信教育的熱點關鍵詞為“研究生”、“學術誠信”、“道德失范”、“教育”和“科研素養”等,相關研究通常運用問卷調查法,調查個別高校學生和醫務人員的科研誠信認知情況,并針對認知情況提出科研誠信教育措施,如將科研誠信評價體系納入醫學研究生中期考核[22-23],加強科研不端行為認知培訓[24]。僅有北京大學醫學部的相關學者從國家層面、學校和個體層面提出優化制度環境、完善分類考核機制、開展誠信教育活動等實踐途徑以建立具備醫學特色的科研誠信教育體系[25]。總之,目前對醫學科研誠信教育的研究較多,但大多只基于某個學校、醫療機構進行現狀分析,對教育現況的調查不夠全面,且缺少對醫學科研誠信教育體系宏觀分析。
3.4 醫學科研誠信研究趨勢分析
結合關鍵詞突現圖和時序圖可看出我國醫學科研誠信的研究脈絡。總體來看,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82—1999年,研究主要集中探討科研道德的意義。科研道德最先成為研究主要內容,這與陳雨等[5]對科研誠信內涵進行研究時發現的結果一致。同時期,研究還關注科學道德、醫學科研和科研管理對學術道德的影響[26]。第二階段為2000—2014年,研究主要聚焦于醫學科研誠信認知、醫學論文科研不端檢測及防范、醫學生科研誠信教育等。第三階段為2015年至今,研究更加關注撤稿現象及低復制比對科研誠信的影響。我國醫學科研誠信研究從宏觀科研道德層面逐步推進,研究深度和廣度不斷提升。
綜上所述,醫學科研誠信在我國受到持續關注,緊密響應國家政策,發文量總體呈增長趨勢,主要發表在醫學科研管理、期刊編輯、科技期刊管理及倫理學類期刊。醫學科研誠信問題的識別,科研誠信問題的預防和教育是研究熱點,撤稿、低復制比是近年來研究的前沿領域。目前研究力量分散、防范策略停留在理論層面、科研誠信教育不夠系統、對科研失信的處置措施探討不足,研究深度有待提升。國家相關部委和機構應加強頂層設計,整合研究力量,進一步研究醫學科研誠信防范策略的實效性,推動建立終身制的醫學科研誠信教育體系并完善相關制度,以促進醫學科研誠信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