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王桾蔓, 文進. 應用德爾菲法構建地震災區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評價指標體系.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21, 21(7): 754-759. doi: 10.7507/1672-2531.202104154 復制
健康融入所有政策（health in all policies，HiAP）是國家衛生與健康工作方針的重要內容，成為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實現全民健康的重要手段之一[1]。世界衛生組織將 HiAP 定義為通過政府各部門之間相互協作，系統考慮健康決策，避免有害的健康影響，從而提升人口健康水平和公平性的一種公共政策方法[2]。盡管 HiAP 已經成為健康中國的國策，但 HiAP 在具體落實的過程中，仍缺乏明確的實施路徑和評價指標體系[3]。重大自然災害后的重建涉及政府多個部門，但由于傳統垂直管理理念的存在，并未使 HiAP 理念在災后重建中得以很好體現。以汶川大地震為例，災后國家及全國各省市投入了大量的人財物等資源援助災區重建，但在圍繞災區居民健康促進方面的舉措和力度差異巨大[4]。因此，構建一套地震災區 HiAP 評價指標體系，為地區政府在落實 HiAP 方面提供理論參考，具有緊迫性、重要性和必要性。基于此，本文以地震災區為例，開發地震災區 HiAP 評價指標體系，以期為今后綜合評價地震災區不同區/市/縣 HiAP 績效并指導各級政府開展 HiAP 工作提供理論依據[5-7]。
1 資料與方法
本研究采用循證評價理念，在綜合查閱國內外相關文獻基礎上，結合理論分析、跨學科專家咨詢及實地調研訪談，初步構建地震災區 HiAP 評價指標池。通過兩輪德爾菲專家咨詢法最終確定地震災區 HiAP 評價指標體系。最后采用層次分析法分析各級指標權重及進行一致性判斷。通過 SPSS 23.0 及 Yaahp 10.3 進行數據輸入和統計分析。
1.1 構建指標池
以“HiAP”、“地震災后重建”、“政策評估”、“健康促進”等為關鍵詞綜合查閱國內外文獻，在此基礎上，結合地震災區衛生部門工作人員深度訪談的結果，形成了本研究指標體系構建的邏輯框架（表 1）及初始指標池。然后采用改良的德爾菲專家咨詢法進行 HiAP 指標體系構建。本研究的訪談對象選取了來自都江堰市與汶川縣衛生相關部門（衛健局、健康促進辦公室、疾控中心、醫院等機構）的領導及相關工作人員，以便更好地了解 HiAP 在地震災區的真實情況。初始指標池包括一級指標 5 個（投入、行動、短期效果、中期效果和長期效果）、二級指標 15 個、三級指標 40 個。
表1
地震災區 HiAP 邏輯框架
1.2 德爾菲專家咨詢法
1.2.1 專家選擇
本次研究共選取來自國內外高校公共衛生、衛生經濟學、衛生政策、健康教育及醫院管理等領域專家，以及地震災區市、縣衛生相關部門專家和工作人員共 16 名。專家平均年齡（42.56±7.45）歲，平均工作年限（14.56±8.85）年，專家級別情況見表 2。
表2
咨詢專家基本情況
1.2.2 計算各指標的綜合得分
采用問卷星電子問卷的形式發放專家問卷，共進行了兩輪專家咨詢。專家對各項指標的重要性及可操作性分別進行 1～5 級評分，分值越高代表該指標重要程度、可操作性越高。綜合得分計算公式：綜合得分=重要性得分×重要性權重+可操作性得分×可操作性權重。
1.2.3 統計內容
專家積極度以問卷回收率表示。通過專家對指標的熟悉程度系數和判斷依據系數來計算專家權威系數。專家對指標的熟悉程度劃分很熟悉、較熟悉、一般熟悉、不太熟悉、不熟悉 5 個等級，分別賦值 1.00、0.75、0.50、0.25、0.00。專家對指標的判斷依據分為實踐經驗、理論分析、國內外同行的了解及直覺這 4 項，影響程度分為大、中、小 3 個等級。專家權威系數=（熟悉程度系數+判斷依據系數）/2，以專家權威系數≥0.70 為可接受信度。專家意見協調程度的指標采用肯德爾協調系數來表示，若肯德爾協調系數顯著性檢驗的 P<0.05，可認為專家的評價具有一致性。肯德爾協調系數值越接近 1 表示專家對指標的認同程度就越高。
1.2.4 指標篩選標準
對于綜合得分<4 分，變異系數>0.25 的指標，應予剔除或修改，并結合專家的意見對指標體系進行調整、合并、刪除或補充[8]。
1.3 層次分析法確定權重
1.3.1 構建層次結構與兩兩比較矩陣
包括目標層（一級指標）、準則層（二級指標）和指標層（三級指標）。通過各指標綜合得分算數平均數的差值 
，結合表 3 中對應的 Saaty 相對重要性等級確定標度從而構建判斷矩陣。
表3
重要性矩陣九分位的比例標度含義表
1.3.2 計算各指標權重
具體計算步驟如下：① 判斷矩陣每一行元素的乘積 
，i=1，2，3，···n；② 計算 
的 n 次方根 
（n 為階數）；③ 對向量 
歸一化處理，
，W 即為指標權重；④ 計算判斷矩陣的最大特征根 
。本研究通過 Yaahp 10.3 軟件計算各級指標權重系數以及一致性比率（consistency ratio，CR）。CR 值越小代表判斷矩陣的一致性越好。當 CR≤0.1 時，判斷矩陣通過一致性檢驗，反之則需要對矩陣進行修正，直到通過一致性檢驗[9, 10]。
2 結果
2.1 專家積極系數與權威系數
第 1 輪和第 2 輪咨詢的問卷回收率均為 100%，專家積極度系數高。共有 10 名專家提出修改意見，表明專家積極度較高。兩輪咨詢的專家權威系數為 0.823，大于 0.7，表明專家的權威程度高，此次評價可信。
2.2 專家意見協調程度
兩輪專家意見協調程度如表 4 所示，結果表明專家對指標的綜合評分具有一致性（P<0.05），除第二輪咨詢一級指標可操作性得分的肯德爾系數略低于第一輪以外，其余的分析結果均為第二輪咨詢的一致性更高。
表4
專家協調系數的一致性檢驗
2.3 指標的增刪和修改
指標重要性和可操作性分數權重為 0.558 和 0.442。在 2 輪專家咨詢中，結合專家具體意見與指標得分，主要修改及刪減的內容如下（表 5）：① 刪除部分指標，如“災后縣城內患者就診率是否逐年上升”、“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參與率”、“災后修建文娛活動場地數量”；② 指標的修改，如“年度新生兒死亡人數”與“年度孕產婦死亡人數”改成了“新生兒死亡率”與“孕產婦死亡率”；在二級指標“觀念轉變”下，將指標中提到的“認知與態度”改為“認知與重視度得分”。
表5
指標的刪除與修改
除了指標的刪除和修改，還增加了部分三級指標。在“投入”-“人力”下面添加三級指標“每千人公共衛生人員數”，在“中期效果”-“健康水平”下面添加三級指標“人均期望壽命”，在“中期效果”-“健康保障”下增加三級指標“災后個人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是否逐年降低”，在“長期效果”-“疾病情況”下添加三級指標“甲、乙類傳染病發病率”“15 歲及以上人群高血壓患病率”，在“長期效果”-“滿意度”下增加三級指標“居民對健康政策的滿意度”和“居民對生活環境的滿意度”。最終形成了共包含 5 個一級指標、15 個二級指標、44 個三級指標的地震災區 HiAP 評價指標體系。
2.4 各指標權重結果
經計算，各層指標的 CR 值均小于 0.1，最終構建的地震災區 HiAP 評價指標體系及權重系數見表 6。
表6
地震災區 HiAP 評價指標體系
3 討論
德爾菲專家咨詢法是一種系統收集和綜合一組專家對特定問題的個人經驗和主觀判斷的方法[11]。這些特定問題通常是模糊的、復雜的，不能直接進行定量分析，有必要利用專家的集體知識和經驗來達成一致的結論。在本指標體系建立過程中結合了不同學科專家意見，對指標體系進行刪減、補充或修改并匿名反饋給專家，多輪重復直至各位專家意見趨于一致[12]。
與一般的評價過程相比，層次分析法是對定性問題進行定量分析的一種簡便、靈活而又實用的多準則決策方法，其關鍵在于專家對各層次因素進行兩兩比較[13, 14]。但當每層構成要素過多時，兩兩比較的次數呈幾何數增大，容易引起專家的反感和判斷混亂[15]。本研究通過各指標綜合得分均數差值構建 Saaty 標度，減少了專家判斷次數，大幅度降低了專家判斷難度，在經上述方法確定了判斷矩陣之后，對各級指標進行了一致性檢驗，CR 均小于 0.1，從而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結果的可靠性。
1978 年的《阿拉木圖宣言》首次提出了跨部門合作解決健康問題，這是 HiAP 的思想首次出現在國際會議中[16]。之后世界衛生組織制定的 HiAP 國家行動計劃，主要由 5 大部分組成：① 制定計劃和行動；② 確定負責機構和流程；③ 加強評估與各部門參與度；④ 確保監督、評價與報告制度；⑤ 能力建設[17]。在 HiAP 理論思想的不斷發展與演化的過程中，各國政府陸續制定并應用了相應的 HiAP 實施工具。“Health Matrix”是瑞典政府使用最頻繁的 HiAP 實施工具，有助于使用者在制定政策時考慮到可能對人群造成的長、短期影響，其中包括了 8 個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① 民主/施加影響的機會/公平性；② 財產安全；③ 就業/追求/教育；④ 社交網絡；⑤ 健康及社會福利可及性；⑥ 對未來充滿期待/人生目標；⑦ 生活環境；⑧ 生活習慣。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成立 HiAP 專責小組，該小組牽頭推動了加州“健康社區計劃”。該計劃考慮到了各個方面可能對健康造成的影響（如交通、教育、食物、住房、就業、公共設施等），并由相關部門負責推進實施[18]。除此之外，芬蘭、以色列、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等國政府陸續發布了各自的 HiAP 實施報告或評價指南[19-24]。
我國 HiAP 理論起步較晚，2016 年 8 月，HiAP 在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被列入我國新時期衛生與健康工作方針。同年 11 月，在第九屆全國健康促進大會上指出了 HiAP 可作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要方法，原國家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聯合九部委發布《關于加強健康促進與教育的指導意見》，意見要求推進 HiAP。HiAP 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居民的生命質量與健康情況會被各種政策所影響。2017 年，學者華曉剛[25]立足甘肅省，建立了一套完整的 HiAP 實施監測評價體系，為國內各級政府制定相應的監測評價制度奠定了基礎。與一般地區相比，地震災害對于災區造成的打擊是全方位且影響深遠的，當地政府對于居民健康情況有著更大的責任，在 HiAP 工作上也存在著特有難點。目前已有的關于 HiAP 評價研究成果并不完全適用于經受過重創的地震災區。因此，構建一套完善的 HiAP 評價指標體系，對評價當地災后健康重建政策及效果是十分必要的[26]。
本研究通過國內外文獻分析，結合跨學科專家咨詢，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制定了地震災區 HiAP 評級邏輯框架，該框架從五個維度（投入、行動、短期效果、中期效果、長期效果）將復雜的 HiAP 評價程序化，重點關注了 HiAP 的實施可能帶來的影響，將政策執行與效果緊密聯系起來。最后，邀請 16 位業內專家通過德爾菲專家咨詢法確立了地震災區 HiAP 評價指標體系，包括一級指標 5 個、二級指標 15 個、三級指標 44 個，層次分明具有一定的邏輯性，覆蓋了一個政策實施從投入、行動到短、中、長期效果的全過程。該評價體系充分考慮地震災害的特點，關注成本、滿意度、社會保障、環境因素等，以人本至上原則，充分考慮災區居民健康情況和生活質量，填補了國內災害健康政策評價的空白，為災害地區 HiAP 的行動提供參考依據。
由于 HiAP 理念引入我國時間較短，地方政府未曾公開部分指標的數據，獲取難度仍然較大，且不同地區記錄的數據格式不一，在比較不同地震災區 HiAP 績效時仍存在難度。因此本研究尚未進一步開展地震災區 HiAP 評價的實證研究及確定評價標準，未來需要繼續相關研究，通過模糊綜合評價法來綜合評價并比較地震災區 HiAP 開展情況，從而進一步對該指標體系做出相應的調整與完善。
健康融入所有政策（health in all policies，HiAP）是國家衛生與健康工作方針的重要內容，成為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實現全民健康的重要手段之一[1]。世界衛生組織將 HiAP 定義為通過政府各部門之間相互協作，系統考慮健康決策，避免有害的健康影響，從而提升人口健康水平和公平性的一種公共政策方法[2]。盡管 HiAP 已經成為健康中國的國策，但 HiAP 在具體落實的過程中，仍缺乏明確的實施路徑和評價指標體系[3]。重大自然災害后的重建涉及政府多個部門，但由于傳統垂直管理理念的存在，并未使 HiAP 理念在災后重建中得以很好體現。以汶川大地震為例，災后國家及全國各省市投入了大量的人財物等資源援助災區重建，但在圍繞災區居民健康促進方面的舉措和力度差異巨大[4]。因此，構建一套地震災區 HiAP 評價指標體系，為地區政府在落實 HiAP 方面提供理論參考，具有緊迫性、重要性和必要性。基于此，本文以地震災區為例，開發地震災區 HiAP 評價指標體系，以期為今后綜合評價地震災區不同區/市/縣 HiAP 績效并指導各級政府開展 HiAP 工作提供理論依據[5-7]。
1 資料與方法
本研究采用循證評價理念，在綜合查閱國內外相關文獻基礎上，結合理論分析、跨學科專家咨詢及實地調研訪談，初步構建地震災區 HiAP 評價指標池。通過兩輪德爾菲專家咨詢法最終確定地震災區 HiAP 評價指標體系。最后采用層次分析法分析各級指標權重及進行一致性判斷。通過 SPSS 23.0 及 Yaahp 10.3 進行數據輸入和統計分析。
1.1 構建指標池
以“HiAP”、“地震災后重建”、“政策評估”、“健康促進”等為關鍵詞綜合查閱國內外文獻，在此基礎上，結合地震災區衛生部門工作人員深度訪談的結果，形成了本研究指標體系構建的邏輯框架（表 1）及初始指標池。然后采用改良的德爾菲專家咨詢法進行 HiAP 指標體系構建。本研究的訪談對象選取了來自都江堰市與汶川縣衛生相關部門（衛健局、健康促進辦公室、疾控中心、醫院等機構）的領導及相關工作人員，以便更好地了解 HiAP 在地震災區的真實情況。初始指標池包括一級指標 5 個（投入、行動、短期效果、中期效果和長期效果）、二級指標 15 個、三級指標 40 個。
表1
地震災區 HiAP 邏輯框架
1.2 德爾菲專家咨詢法
1.2.1 專家選擇
本次研究共選取來自國內外高校公共衛生、衛生經濟學、衛生政策、健康教育及醫院管理等領域專家，以及地震災區市、縣衛生相關部門專家和工作人員共 16 名。專家平均年齡（42.56±7.45）歲，平均工作年限（14.56±8.85）年，專家級別情況見表 2。
表2
咨詢專家基本情況
1.2.2 計算各指標的綜合得分
采用問卷星電子問卷的形式發放專家問卷，共進行了兩輪專家咨詢。專家對各項指標的重要性及可操作性分別進行 1～5 級評分，分值越高代表該指標重要程度、可操作性越高。綜合得分計算公式：綜合得分=重要性得分×重要性權重+可操作性得分×可操作性權重。
1.2.3 統計內容
專家積極度以問卷回收率表示。通過專家對指標的熟悉程度系數和判斷依據系數來計算專家權威系數。專家對指標的熟悉程度劃分很熟悉、較熟悉、一般熟悉、不太熟悉、不熟悉 5 個等級，分別賦值 1.00、0.75、0.50、0.25、0.00。專家對指標的判斷依據分為實踐經驗、理論分析、國內外同行的了解及直覺這 4 項，影響程度分為大、中、小 3 個等級。專家權威系數=（熟悉程度系數+判斷依據系數）/2，以專家權威系數≥0.70 為可接受信度。專家意見協調程度的指標采用肯德爾協調系數來表示，若肯德爾協調系數顯著性檢驗的 P<0.05，可認為專家的評價具有一致性。肯德爾協調系數值越接近 1 表示專家對指標的認同程度就越高。
1.2.4 指標篩選標準
對于綜合得分<4 分，變異系數>0.25 的指標，應予剔除或修改，并結合專家的意見對指標體系進行調整、合并、刪除或補充[8]。
1.3 層次分析法確定權重
1.3.1 構建層次結構與兩兩比較矩陣
包括目標層（一級指標）、準則層（二級指標）和指標層（三級指標）。通過各指標綜合得分算數平均數的差值 ，結合表 3 中對應的 Saaty 相對重要性等級確定標度從而構建判斷矩陣。
表3
重要性矩陣九分位的比例標度含義表
1.3.2 計算各指標權重
具體計算步驟如下：① 判斷矩陣每一行元素的乘積 ，i=1，2，3，···n；② 計算 的 n 次方根 （n 為階數）；③ 對向量 歸一化處理，，W 即為指標權重；④ 計算判斷矩陣的最大特征根 。本研究通過 Yaahp 10.3 軟件計算各級指標權重系數以及一致性比率（consistency ratio，CR）。CR 值越小代表判斷矩陣的一致性越好。當 CR≤0.1 時，判斷矩陣通過一致性檢驗，反之則需要對矩陣進行修正，直到通過一致性檢驗[9, 10]。
2 結果
2.1 專家積極系數與權威系數
第 1 輪和第 2 輪咨詢的問卷回收率均為 100%，專家積極度系數高。共有 10 名專家提出修改意見，表明專家積極度較高。兩輪咨詢的專家權威系數為 0.823，大于 0.7，表明專家的權威程度高，此次評價可信。
2.2 專家意見協調程度
兩輪專家意見協調程度如表 4 所示，結果表明專家對指標的綜合評分具有一致性（P<0.05），除第二輪咨詢一級指標可操作性得分的肯德爾系數略低于第一輪以外，其余的分析結果均為第二輪咨詢的一致性更高。
表4
專家協調系數的一致性檢驗
2.3 指標的增刪和修改
指標重要性和可操作性分數權重為 0.558 和 0.442。在 2 輪專家咨詢中，結合專家具體意見與指標得分，主要修改及刪減的內容如下（表 5）：① 刪除部分指標，如“災后縣城內患者就診率是否逐年上升”、“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參與率”、“災后修建文娛活動場地數量”；② 指標的修改，如“年度新生兒死亡人數”與“年度孕產婦死亡人數”改成了“新生兒死亡率”與“孕產婦死亡率”；在二級指標“觀念轉變”下，將指標中提到的“認知與態度”改為“認知與重視度得分”。
表5
指標的刪除與修改
除了指標的刪除和修改，還增加了部分三級指標。在“投入”-“人力”下面添加三級指標“每千人公共衛生人員數”，在“中期效果”-“健康水平”下面添加三級指標“人均期望壽命”，在“中期效果”-“健康保障”下增加三級指標“災后個人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是否逐年降低”，在“長期效果”-“疾病情況”下添加三級指標“甲、乙類傳染病發病率”“15 歲及以上人群高血壓患病率”，在“長期效果”-“滿意度”下增加三級指標“居民對健康政策的滿意度”和“居民對生活環境的滿意度”。最終形成了共包含 5 個一級指標、15 個二級指標、44 個三級指標的地震災區 HiAP 評價指標體系。
2.4 各指標權重結果
經計算，各層指標的 CR 值均小于 0.1，最終構建的地震災區 HiAP 評價指標體系及權重系數見表 6。
表6
地震災區 HiAP 評價指標體系
3 討論
德爾菲專家咨詢法是一種系統收集和綜合一組專家對特定問題的個人經驗和主觀判斷的方法[11]。這些特定問題通常是模糊的、復雜的，不能直接進行定量分析，有必要利用專家的集體知識和經驗來達成一致的結論。在本指標體系建立過程中結合了不同學科專家意見，對指標體系進行刪減、補充或修改并匿名反饋給專家，多輪重復直至各位專家意見趨于一致[12]。
與一般的評價過程相比，層次分析法是對定性問題進行定量分析的一種簡便、靈活而又實用的多準則決策方法，其關鍵在于專家對各層次因素進行兩兩比較[13, 14]。但當每層構成要素過多時，兩兩比較的次數呈幾何數增大，容易引起專家的反感和判斷混亂[15]。本研究通過各指標綜合得分均數差值構建 Saaty 標度，減少了專家判斷次數，大幅度降低了專家判斷難度，在經上述方法確定了判斷矩陣之后，對各級指標進行了一致性檢驗，CR 均小于 0.1，從而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結果的可靠性。
1978 年的《阿拉木圖宣言》首次提出了跨部門合作解決健康問題，這是 HiAP 的思想首次出現在國際會議中[16]。之后世界衛生組織制定的 HiAP 國家行動計劃，主要由 5 大部分組成：① 制定計劃和行動；② 確定負責機構和流程；③ 加強評估與各部門參與度；④ 確保監督、評價與報告制度；⑤ 能力建設[17]。在 HiAP 理論思想的不斷發展與演化的過程中，各國政府陸續制定并應用了相應的 HiAP 實施工具。“Health Matrix”是瑞典政府使用最頻繁的 HiAP 實施工具，有助于使用者在制定政策時考慮到可能對人群造成的長、短期影響，其中包括了 8 個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① 民主/施加影響的機會/公平性；② 財產安全；③ 就業/追求/教育；④ 社交網絡；⑤ 健康及社會福利可及性；⑥ 對未來充滿期待/人生目標；⑦ 生活環境；⑧ 生活習慣。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成立 HiAP 專責小組，該小組牽頭推動了加州“健康社區計劃”。該計劃考慮到了各個方面可能對健康造成的影響（如交通、教育、食物、住房、就業、公共設施等），并由相關部門負責推進實施[18]。除此之外，芬蘭、以色列、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等國政府陸續發布了各自的 HiAP 實施報告或評價指南[19-24]。
我國 HiAP 理論起步較晚，2016 年 8 月，HiAP 在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被列入我國新時期衛生與健康工作方針。同年 11 月，在第九屆全國健康促進大會上指出了 HiAP 可作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要方法，原國家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聯合九部委發布《關于加強健康促進與教育的指導意見》，意見要求推進 HiAP。HiAP 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居民的生命質量與健康情況會被各種政策所影響。2017 年，學者華曉剛[25]立足甘肅省，建立了一套完整的 HiAP 實施監測評價體系，為國內各級政府制定相應的監測評價制度奠定了基礎。與一般地區相比，地震災害對于災區造成的打擊是全方位且影響深遠的，當地政府對于居民健康情況有著更大的責任，在 HiAP 工作上也存在著特有難點。目前已有的關于 HiAP 評價研究成果并不完全適用于經受過重創的地震災區。因此，構建一套完善的 HiAP 評價指標體系，對評價當地災后健康重建政策及效果是十分必要的[26]。
本研究通過國內外文獻分析，結合跨學科專家咨詢，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制定了地震災區 HiAP 評級邏輯框架，該框架從五個維度（投入、行動、短期效果、中期效果、長期效果）將復雜的 HiAP 評價程序化，重點關注了 HiAP 的實施可能帶來的影響，將政策執行與效果緊密聯系起來。最后，邀請 16 位業內專家通過德爾菲專家咨詢法確立了地震災區 HiAP 評價指標體系，包括一級指標 5 個、二級指標 15 個、三級指標 44 個，層次分明具有一定的邏輯性，覆蓋了一個政策實施從投入、行動到短、中、長期效果的全過程。該評價體系充分考慮地震災害的特點，關注成本、滿意度、社會保障、環境因素等，以人本至上原則，充分考慮災區居民健康情況和生活質量，填補了國內災害健康政策評價的空白，為災害地區 HiAP 的行動提供參考依據。
由于 HiAP 理念引入我國時間較短，地方政府未曾公開部分指標的數據，獲取難度仍然較大，且不同地區記錄的數據格式不一，在比較不同地震災區 HiAP 績效時仍存在難度。因此本研究尚未進一步開展地震災區 HiAP 評價的實證研究及確定評價標準，未來需要繼續相關研究，通過模糊綜合評價法來綜合評價并比較地震災區 HiAP 開展情況，從而進一步對該指標體系做出相應的調整與完善。
